第9章 这些如此相像的人怎么比往昔更加割裂为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互相漠视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面观察一下这幅画，瞧瞧这些相互间如此相像的法国人，如何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彼此孤立，就算是在法国，此类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

当欧洲建立封建制度之时，人们后来所称的贵族，或许那时并没有马上形成种姓。究其根源，贵族是由国家中的全部首领组成的，所以刚开始只是掌权阶级而已。我不想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我只需指出，早在中世纪，贵族已变为种姓，或者说，出身是其独特的标志。

贵族保留了掌权阶级的原本特征，他们这个公民团体拥有统治权，但是谁将成为团体的首脑，只有一个决定因素，那就是出身。一切非贵族出身者无不被排除在这个特殊而又封闭的阶级之外，他们在国家中占据的职位或高或低，但永远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确立起封建制度的区域，贵族最后都成为了种姓，只有在英国又重新变成了掌权阶级。

有一个事实令英国在全部现代国家中显得特殊，并且唯有它方可让人们理解英国法律、英国精神以及英国历史的独特性，不过这个事实并未让哲学家和政治家投入更大的注意力，而英国人自己出于习惯也对该事实置若罔闻，对此我始终感到震惊。人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明，含糊其辞；我个人认为，人们对它从未有一个完全清晰的观点。1739年，孟德斯鸠在英国游历，他切中要害地指出：“我处身在一个与欧洲其他地方完全迥异的国家。”遗憾的是，孟德斯鸠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令英国迥异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并非是它的国会，它的自由，它的公开性，它的陪审团，而是更为特殊、更为有效的某种事物。英国是切实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换汤不换药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一起着手相同的事情，选择相同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联姻。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在那里已经可以婚配给新人，也未觉得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

倘若你想了解种姓及其在民众中产生的各种思想、习惯、障碍是否已在那里最终被铲除，那就请你对婚姻状况予以调查。只有在这里，你才可以找到你没有察觉到的具有决定性的特征。在法国，甚至到了现在，民主尽管已经有了60年之久的历史，你也时常寻觅不到该特征。旧的世家和新的家族在各个方面似乎已熔为一炉，不过仍然百般躲避通婚。

与其他贵族相比，英国贵族从来都显得更加谨慎，更加灵活，更加不闭塞，这些特征往往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贵族这个词在此处袭用它在他国维持的古老的严格意义的话，那么，长时间以来，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在英国已经消失了。

这场独特的革命因时期久远，消失得杳无踪迹：然而依旧保留着活生生的证据：这就是惯用语。数百年来，gentilhomme（贵族）一词的含义在英国已完全变了味道，而roturier（平民）一词现已退出历史舞台了。1664年，莫里哀写了《伪君子》 [1] ，剧中有一诗句要逐字译成英文已经不现实了（那句话意思是说，别看他那副模样，他仍然是一个杰出的贵族）。

倘若你想把语言科学再次应用于历史科学，那么请你穿越时空，跟踪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历史，该词是从法语gentilhomme（贵族）一词演变而来。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随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彼此接近、互相结合而扩大。每隔100年，这词所指的人的社会等级就更低一些。它最终与英国人一并到了美国，而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全部公民。它的历史也就是民主的历史。

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一词一向仅限于它的原始意义的狭窄范围，法国大革命后，该词已基本上被人抛之于脑后，但词义从来没有改变，依然是指该种姓的一分子。这个词之所以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原因在于种姓本身依然被保存着，依然跟往常一样与全部其他社会等级相隔离。

然而我想更进一步，我敢断言，同该词产生之际相比，种姓与其他等级的分离更疯狂，而且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截然异于英国的方向的运动。

假如说资产者与贵族更加相像，那么同时他们更加互相分离：这两方面不能混在一起，一方不仅没能为另一方减轻，反倒时常令之变得进一步沉重。

在中世纪，只要封建制度仍然保留着统治权，经管领主土地的所有人（封建时代的语言严格地称之为附庸）——其中大部分并非贵族——时常与领主一起对领地进行管辖，这甚至成为领地转让的前提。他们除了必须跟随领主征战之外，还要依循特许权，每年都得有一段日子在领主法庭中度过，协助领主从事审判事务，协助领主管理居民。领主法庭是封建政府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出现在欧洲一切古老法律里，而且迄今在德国很多地方仍能见到非常显著的痕迹。法国革命前 [2] 年，知识渊博的封建法学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曾打算写一部巨著，研究封建法与领主的土地赋税簿籍革新。弗雷曼维尔告诉我们，他在“诸多领地的名目下，观察到附庸每15天就得去领主法庭，他们汇集之后，就跟领主或他的普通法官一并对居民中发生的刑事案和纠纷进行审理”。他还指出：“他在一个领地上，有时能发现80、150甚至200个该类附庸。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平民。”我在此援引原文不是将之当成一种证据，因为证据数不胜数，而是当成一个例子，意在说明在最开始和在长时期里，农村的阶级怎样与贵族靠近，怎样与贵族一并以处理相同的事务。领主法庭对农村小所有者所做之事，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时候的全国三级会议也对城市资产者做了。

对14世纪三级会议保存下来的资料，尤其是同时期省三级会议的资料，如果我们进行研究的话，将不得不惊讶于第三等级在这些会议里所处的位置，以及其所产生的威力。

作为个人，毋庸置疑，14世纪的资产者远远比不上18世纪的资产者；不过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却享有更有保障的、更高的位置。资产阶级参政的权利是不 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里所发挥的作用从来都是重要的，往往是至关全局的。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认真对待资产阶级。

不过，尤其让人惊讶的是，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如此轻松地——而后来就不行了——一起对事务进行管理，并一起进行反抗。不仅在14世纪三级会议里是这种情况：那时由于天灾人祸，三级会议带有非正规的革命属性，而且在同时期的、按正规的惯例办事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是这样。在同样情况的奥弗涅省，最重要的措施是由三个等级一道制定出来的，并由三个等级中均等选出的特派员监督实行。同一时期，在香槟省也有一样的景象。14世纪初，在很多城市里，贵族与资产者为了保卫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反对王权的侵害，而结成统一战线，这一著名的运动为众人所熟知。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历史里产生过很多此类插曲，就宛如从英国历史中抽离出来一般。在之后的岁月里，这般情景再也难觅其踪。

事实上，随着领地统治的土崩瓦解，三级会议日渐少量召开甚至是停止召开，普遍自由权利最终消亡，地方自由随之隐没，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无瓜葛。对于互相靠近、和衷共济的需要，他们再也感受不到：他们一天天各行其是，也愈发疏离。这场革命到18世纪完成了：这两种人只是在私生活里不时邂逅；这两个阶级除了有竞争关系，还已经变成仇敌。

法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取得了很多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特权，或加大了他已经拥有的特权。可以说，躯体靠死亡的身体发财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日渐式微，不过贵族却越来越多地拥有充当主人第一仆人的专有特权，相比于路易十六时期，路易十四时期的平民更容易跻身官僚阶层。当这种情况在法国还非常罕见的时候，在普鲁士已是习以为常了。这些特权一旦获得，就世代相传，不再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是掌权的阶级，变为种姓的可能性就越大。

让我们瞧瞧所有这类特权里最令人讨厌的特权——免税特权吧。显而易见，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向持续增长，且随着国家开支的快速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 [3] 统治时期所征的军役税只有120万里佛，所以，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并没有多大；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非常大了。当军役税是平民交纳的唯一税的时候，贵族免税还不是很显著：不过，当该类捐税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递增之际，其他四种捐税也变成了军役税，中世纪史无前例的种种负担，比如用于全部工程或公共事业的种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所有这些负担都扩充到军役税和它的附加税里，并且征税也不是平等的，这时贵族的免税量就显得颇为巨大了。当然，不平等虽然十分显著，它的外表却比实际要大；因为贵族本人免税，却不得不帮着佃户交税，但在这方面，人们目睹到的不平等比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来害处更大。

路易十四末期，有两项普遍税是迫于财政需要而确定了下来，它们是人头税与二十分之一税。不过，就跟免税本身是某种可尊崇的特权一样，就算触犯它也得敬奉有加，人们谨慎人微，凡共同交税之处，征收时也有所差别。对一些人而言，捐税严厉而对名誉有所损伤； 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宽大并且是引以为荣的。

虽然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有不平等存在着，但很少有哪个国家的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的显著，那样的让人时常有所感受。在德国大多数地区，大多数捐税是间接税。说到直接税本身，承担较小的共同捐税负担同属贵族特权。此外，贵族还得缴纳一些特殊的税，目的是为了保留住无偿服兵役的地位，事实上已经不再要求贵族没有酬劳地服役了。

不过，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进行区别的措施里，危害最大的是捐税的不平等，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将孤立制造，并且可以说，让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没法救治。究其原因，不妨看一下后果：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相同的捐税之际，每过一年，捐税摊派征收均重新在他们中间划出一道清晰而明白的线——阶级的界限。每过一年，特权者就会有一种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利害上的忧患，即不让自己再与民众混为一体，并作出新的尝试与之分隔开来。

每一项公共事务基本上都产生于捐税，或导致捐税，所以，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以后，他们就基本上再无什么原因在一起商议事情，再没有任何原因让他们感受一致的需要与感情；用不着花费力气去把他们隔开：人们已经运用某种策略，将他们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与愿望取消掉了。

关于法国的旧政体，伯克曾经绘制了一幅画像对其进行美化，他对我们的贵族制度持欣赏态度，特别重视资产者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官职跻身贵族这一点：他认为这与英国开放的贵族制如出一辙。诚然，路易十一曾经成倍地扩张封爵者的数量，以贬抑贵族，而他的后继者为获得钱财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晋爵。伯克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为晋升贵族提供的官职数量已经有4000个之多。但在欧洲其他地方却还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不过伯克试图证明法国与英国相似，这只能是大谬不然了。

假如说英国中产阶级不仅未对贵族进行斗争，反倒非常密切地跟贵族团结在一起，这绝非因为英国贵族具备开放性，而是由于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英国贵族的形体朦胧，界限不明；不是因为人们可以介入贵族阶级，而是因为人们从不知道应何时介入贵族阶级，所以一切与贵族接近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成员，都可以与贵族政府相结合，并从贵族的权势里获得一些荣光与益处。

然而，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阻碍虽然十分容易越过，却向来是固定显著的，它带有令人目眩的标志，容易识别，并被非贵族所厌恶。一旦将这道障碍跨越，这些非贵族就以享受特权跟他们之前的阶层隔离开来，这些特权对原阶层的人而言是可鄙且无法容忍的。

贵族授封制度一点也未有所减少，反倒无尽头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愤恨。新贵族招致了先前与之拥有平等地位者的妒忌，进而让这种愤恨的程度变得更上一层楼了。所以第三等级在他们的陈情书里对敕封贵族的恼怒程度向来高于对世袭贵族的恼怒程度，并且不仅不要求扩张，反倒要求缩窄平民通往贵族的门路。

在法国历史上，贵族的爵位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以像在1789年那样轻而易举地获得，资产者和贵族也从未像1789年那样相互割裂。不仅贵族难以容忍在他们的选举团里有带资产阶级色彩的事物，资产者也同样将一切具有贵族面貌的人驱逐。在一些省份，新封贵族被世袭贵族排挤，因为在后者看来他们的高贵程度是不够的；他们也被资产阶级排挤，因为资产 阶级认为他们贵族气太浓烈。听说著名的拉瓦锡 [4] 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抛开贵族阶级来对这个资产阶级进行考察，我们就会见到一模一样的景象，资产者与人民彼此隔离，基本上跟贵族与资产者彼此隔离没什么区别。

在旧制度下，中产阶级差不多全都在城市里居住。贵族特权与军役税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两个原因。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领主平日里对农民亲密温和，不过对自己的邻人——资产者——却非常跋扈而有失礼节。随着他的政治权力日渐萎缩，而且正是因为这个缘由，这种跋扈无礼与日俱增；因为，一方面，由于不再统治，他再没有必要对那些可以帮助他统治的人进行搪塞，另一方面，正像人们时常注意到的那样，领主乐意以没有节制地滥用他那些表面权利来对自己实际权力的沦丧加以自我慰藉。甚至连资产者不居住在领地这一点，非但没有减轻，反倒增添了贵族领主的苦楚。不是因为地主制对此没有丝毫益处，而是因为由代理人行使的种种特权只能让其更加难以容忍下去。

不过，我不清楚军役税和全部纳入军役税的捐税能否更加说明问题。

我认为，我原本能够借由区区数语阐明缘何军役税和其附加税对农村的负担大大重过对城市的负担。不过，这对读者而言也许没有用。所以我只需指出，在城市里聚集着的资产者有各种办法将军役税的压力予以削减，并时常彻底免交军役税，而倘若他们留在领地上，谁也难以独自找到这些办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躲避了征收军役税的义务，与缴纳军役税的义务相比，这个义务更让他们畏惧，这其中自有它的逻辑，因为在旧制度下，甚至我认为在任意一种制度下，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坏过教区军役税征税员的境况的了。对于这一问题，我后文还有机会阐明。然而在乡村，除了贵族，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一负担：平民中有钱的人宁愿将财产出租，到附近的城市去隐居，也不想遭到这样的冤屈。杜尔阁对我们宣称：“军役税的征收让农村里一切平民所有者基本上均成为了城市资产者。”杜尔阁的观点与我曾有机会翻阅到的有关秘密文件相一致。顺便指出一点，这就是让法国比起欧洲大部分其他国家来，林立着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缘由之一。

富庶的平民在城墙里居住下来，没过多长时间就失去了对田园的兴趣和田园精神，他们对依旧留住在农村的同类人的劳作和事务变得彻底不熟悉了。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从此以后只有一个意图——梦想在他所移居的城市里变成政府官员。

如果认为今天差不多全部法国人，尤其是隶属于中产阶级的法国人对职位的热衷产生于大革命，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它产生于数百年前，并且从那个时代以来，人们用心给予它以数以千计的新的养料，所以它不断发展。

旧制度下的职位与我们的职位并不总是相似，不过我认为，那时的职位更多，较小职位的数量简直不可计数。仅在1693—1709年，所设的职位就已经有4万个之多，而且连最卑微的资产者也基本上均能够获取。我曾经统计过，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外省城市，1750年担任法官职务的居然有109人，担任执达吏的有126人，所有这些人都来自城市。资产者对于担任这些职位所持有的热情简直是空前的。一旦他们之间有谁自认为拥有一笔小存款，他就立刻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将其用来做生意。这种可怜的野心甚至比行会师傅和军役税更能危害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职位一旦出现空缺，求职者就开动大脑，苦思竭虑，立马便将新的 职位发明出来。有位朗贝尔维尔先生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证在某一行业里设立监察员完全与公共利益相契合，而且在论文结尾主动表明自己愿意担任这一职务。我们当中有谁还没听说过这位朗贝尔维尔的呢？一个人稍通文墨，生活富足，如果捞取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甘心。一位同时代的人宣称：“每个人依循自己的情况，都想从国王那里弄个官位坐坐。”

在这方面，我在此所说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之间存在的最大不同在于，当时的政府对职位采取买卖交易的方式，而现在的政府则对职位进行授予，意欲获取职位，不用掏腰包，而是将自己交付出去，这种策略更加高明。

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居住地点有所差别，更主要由于生活方式有所差别，加上最常见的利害关系。人们理所当然地对贵族在捐税问题上的特权有所抱怨；不过对资产者的特权又该如何提起呢？有数千种官职能够让资产者免去所有或部分公共负担：这个人免去自卫队的负担，那个人免去劳役的负担，另一个人免去军役税的负担。当时有篇文章指出，除了贵族与教士之外，任意一个教区里都有几位居民凭借着职位或委任而拥有某种免税权。有时，也会减少留给资产者的相当数量的职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免缴军役税者人数太多，居然让国家收入锐减。我坚信，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数量相同，而且往往比贵族还多。

这些可悲的特权让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满是妒忌，而令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飞扬跋扈。在整个18世纪，没有什么比城市资产者对郊区农民的仇视和郊区对城市的嫉妒更为一目了然的了。杜尔阁指出：“每座城市都只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为此它们不惜将本区的农村和村庄毁灭掉。”杜尔阁在他处对总督代理讲话时还宣称：“你们时常不得不去对那种时时带有掳掠性和侵犯性的倾向加以阻止，城市对于本区的农村和村庄的所做之事便带有这种特征。”

在资产者看来，甚至连与其一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变得形同陌路起来，几近于成为仇敌。他们确定的本地开支多数都转嫁到了底层阶级，并由底层阶级独自承担。我曾多次证实这同一位杜尔阁在其著作的另一处所说过的话：城市资产者已经寻觅到一种设定人市税的方法，以免背负这一沉重负担。

然而，在这个资产阶级的全部行为里，最显著的是，他们唯恐将他们与人民混为一体，并迫不及待地以全部手段摆脱掉人民的监控。城市资产者在一封致总监的呈文中指出：“倘若国王允许市长职位再一次实行选举制度，那么最好是强迫选举人只从重要的贵族阶级里，甚至仅从初级法院里遴选。”

我们已经观察到国王的政策是如何接连从城市人民手里夺走他们的政治权利的。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国王的全部立法都体现着这一思想。城市资产者时常出席这项立法，有时还会有建议提出。

一位总督在1764年市政改革期间，曾对一座小城市的市政官员进行问询：对于手工业者和其他小民选举行政官员的权利，是否必须保留？官员们回复道：“人民从来没有对此权利加以滥用，为他们保留挑选官员的权利对他们定然是一种慰藉，然而，为了维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定，最好还是将此权利交给贵族阶级会议。”总督代理指出，他已经在官邸聚集了“六名优秀的城市公民”进行秘密会议，他们一致认同将选举委托给组成显贵会议的不同团体里的若干代表，而不是如同市政官员们所提议的那样，委托给贵族阶级会议。总督代理比这些资产者更拥护人民自由权，他在转达资产者的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不过，对手工业 者而言，他们缴纳捐税却对怎样运用这笔钱没有控制权，这种事情当真无法容忍，而那些征收捐税者由于享有捐税特权，却跟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最少。”

不过，且让我们将这幅图画描绘完毕。让我们先把人民搁置一边，单对资产阶级本身进行考察，就像我们曾将资产者搁置在一边，单对贵族阶级进行考察一样。我们观察到，这远离其他国民的一小部分国民被分成了无数的片块。法国人民看起来就如同那些所谓的基质一样，随着现代化学更仔细地对它们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新的可分离粒子。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要贵族阶级里，我找到的不同团体居然有36个之多。这些不同团体虽然是袖珍型的，依旧在不断向细微分化；它们每日均在洗涤内部可能存在的异质部分，以便精简为单一元素。有些团体经过这样一番酣畅洗涤，成员已缩减至三四人。他们的个性反而更激烈，更易争辩不休。

所有这些团体都由于一些小特权而互相隔离，最缺乏诚信，却依旧是光荣的标志。在它们中间，时常发生谁居主位的无穷尽的角逐。他们的吵嚷声让总督和法官目眩神迷。“人们终于决定圣水必须最先奉献给初级法院，然后方可奉献给城市团体。高等法院迟疑不决，不过国王已将此案提交给御前会议，并已经亲自决定。是时候了！这个案子曾让全城鼎沸。”倘若有人在显贵大会中让这个团体压倒另一团体，那么后者就不现身于会议——他们宁愿抛弃公共事务，也不想看着他们的尊严有所贬损。箭城假发师团体议定，“他们将用这种方式表示，让面包师居首位顺理成章地令他们感到痛楚”。

在一座城市里的部分显贵坚决拒绝履行职务时，总督指出：“由于会议容纳了几位手工业者，而首要的资产者与他们共事都有羞耻感。”另一省的总督指出：“倘若将助理法官的职位授予一位公证人，就会令其他显贵产生烦恶感，公证人在这里乃是出身卑微的人，他们并非出身于显赫之家，但无一例外地都担任过书记。”我上面谈到的六位优秀公民随意就决定了必须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但当问题涉及哪些人将变成显要贵族，在他们之间确立怎样的前后顺序时，他们就遭逢了意想不到的窘况。在这一事情上，他们只是恭顺地表示不解，他们说，他们忧虑“会给他们的几位同胞造成太多的痛楚”。

在这些小集团因自尊心而不断进行的彼此间的冲突中，法国人原本就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烈，更敏感，而公民正当的自豪感却被抛到脑后了。16世纪，我刚才提及的行会大多数就已存在，但其成员在将他们各自联合会的事务处理妥当之外，持续地与所有其他居民相聚集，以一并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在18世纪，他们基本上完全自我封闭；因为涉及市政生活的活动已渐稀疏，并且都由受委托人代理。所以，每一个小团体都仅仅贪图私利，只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在我们祖先那里，并不存在个人主义这个词，它是我们出于自己运用而造出来的。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从属于任何团体而敢各自为政的个人，事实上是没有的。不过，法国社会是由大量小团体构成的，而每个团体只顾及自身。这即是一种集体个人主义，若我能够如此说的话。它为我们所熟知的切实的个人主义提供了精神上的准备。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所有这些互相隔离的人却变得这样相像，只要将其位置调换一下，就没有办法再将他们辨认出来。同时，若有人试图探究其思想，这个人就会发现，将这么相同的人隔离开来的那些微小的障碍物，在他们本人眼中也是既不符合公共利益又不符合常理的，并且在理论上他们已是向往统一的。他们之所以坚决维持自身的特殊地位，只是由于其他人都在凭借自身地位搞特殊化，而只要所有人都概不享受特殊，概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也是愿意融人到一个整体中的。

---

[1] 《伪君子》又译为《达尔杜弗》、《骗子》。达尔杜弗是一个典型的宗教骗子，其主要特征是表里不一和伪善。达尔杜弗的形象集中体现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伪善本质。达尔杜弗的伪善、凶狠、贪婪无耻的表现，生动地展示了宗教的欺骗性和宗教伪善的危害性。——译者注

[2] 弗雷曼维尔（1680—1773），曾经做过大法官、领地权专员，著有大量涉及封建法权的著作，比如《土地赋税簿籍和领地法革新的普遍实践》。——译者注

[3] 查理七世（又称忠于职守的查理，1403—1461），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1422—1461年在位）。他是在百年战争王室衰微时期由贞德在兰斯拥立为王的，最后打赢百年战争，为法国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查理七世是疯子查理六世之子。1420年签订的《特鲁瓦条约》剥夺了他的王位继承权，转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当其父王查理六世死后，英王亨利六世（亨利五世之子）被英国人宣布为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在阿马尼亚克派的支持下，实际控制着卢瓦尔河以南地区，法国北部完全沦于英国统治之下。他继位后终于赶走英国人，基本统一法国。——译者注

[4] 拉瓦锡（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1759年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进入新政府任职，写了《论法兰西王国领土财富》。因其包税官的身份而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4年5月8日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