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粹的现世观点

这两个极端观点的第一个就是：对于灵魂来说，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包含在历史之中。

在这个观点看来，个人完全就是他为其成员的那个社会的一个部分。个体存在是为了社会，而非社会存在是为了个体。所以，人类生活中有意义和重要之事不是灵魂的精神发展，而是作为个体的共同体的社会发展。在笔者看来，这个论点是不真实的，如果视其为真，付诸行动，就会带来道德暴行。

个人只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对于那些社会性昆虫——蜜蜂、蚂蚁和白蚁——整体而言可能为真，但对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类而言却是不真实的。20世纪早期以涂尔干为领军代表的一派人类学家，画了一幅原始人的图景，将他们描绘成几乎与我们所言的理性自我不同的另外一种精神和心灵的存在。这一派从对现存的原始社会的那些描述中找来证据，将原始人表现为不是由个体智力的理性运作来行事，而是由人群的集体冲动来行事。然而，“非文明”之人与“文明”之人的尖锐区别已经被涂尔干时代之后富有启发的心理学发现做了彻底修正并加以缓解了。心理学研究向我们表明，所谓野蛮人并非完全过着由集体无意识冲动支配的生活。尽管首先是人类学家的观察对原始人的心智进行了揭示，但却是心理学研究使一点变得清晰：同我们相对成熟的心智一样，在原始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上也有意识，它如同一只危险地在无底无边的海洋上漂浮着的小划艇。不管人的心智建构被证明是什么，我们已经多多少少肯定了一点：那些处在努力从原始人的生活层面向文明之山梁攀爬之中的人们，在人类本性方面基本上如同我们一样；那些处在前原始阶段的人们如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和中非的矮小黑人俾格米人，他们在晚近这数千年的时间里，也处在同时期文明进程的社会辐射的支配之中。所有现存的人类，不管处于现存的哪种社会类型内，他们的心智构成看来实质上是同一的。认为我们所知的“人”属的“智人”人种的那些最早代表必有差别，这是没有依据的。做出这个判断不是源于人类学家与那些留存的民族的个人交往，而是源于考古学家和生理学家对所发现的原始人人工器物和骨骼的解读。如同处在最不原始状态之中一样，处在最原始状态中的智人——在我们已知的任何方面，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其个体都已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的个性，这使得他的心智高于集体无意识之流的水面，这就意味着个体灵魂有一种与社会生活区分开来的真实生活。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出结论：个性是具有巨大道德价值的珍珠，我们看到，当这珍珠被踩进泥潭时，道德暴行就会发生。

这些道德暴行最为明显地体现于一些极端例子：古希腊社会中的斯巴达生活方式，现代伊斯兰教世界中奥斯曼苏丹国的奴隶家庭，我们自己时代一些西方或部分西化国家中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极权政体。然而，当我们从这些极端例子中领悟这些道德暴行的本质是什么时，将斯巴达色调放在通常的古典希腊城邦的爱国主义中进行考量，将极权色调放在我们通常的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中进行考量，会更有教益。就宗教而言，将个人视为仅仅是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是对灵魂与上帝之间的个人联系的否认，是人类社群——利维坦——崇拜对上帝崇拜的置换，这种令人厌恶的荒芜占据了它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曾宣布他的任务就是“在每个德国人的心中建造一座伟大的德国圣坛”。崇拜一种朝生暮死、绝非完善、运作之中常常极为邪恶的人造制度，这一定是错的。有必要回忆一下早期基督教对这种利维坦的特别崇高膜拜——也许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崇高——形式毫不妥协的拒绝。如果有任何人类共同体值得崇拜，那它得是一种世界国家如罗马帝国，它为一个长期遭受战争与革命折磨的世界带来了统一与和平的赐福。然而，早期基督教却挑战罗马帝国政府这种看似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而不是以一种利维坦崇拜来与之妥协，这种利维坦崇拜当时正以一种和蔼可亲的形式被令人信服地推荐给人们。

即使是用最为崇高最为温和的形式，对利维坦的膜拜也是一种道德暴行；然而，社会是人的目的，个人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这种错误信念中又有着一种真理的因素，这个隐藏的真理就是人是社会生物。只有走出自身，进入与其他精神存在的联系之中，人才能实现自身本质的潜力。基督教会说，灵魂最重要的联系就是他与上帝的合一，但他也需要与他的同伴生物建立联系，他们也是上帝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