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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次布道而不是一篇文章，那么必用的主题就是贺拉斯[53]的一句名言：“就算你用草叉将天性扔走，它还是倔强地要回来的。”

俄罗斯现在的政权宣称已经与俄罗斯的过去彻底切断了关系——也许不是在所有细小的外部之物上，但无论如何在绝大多数重要事情上是如此。西方曾经对布尔什维克此言信以为真，以为他们说到做到。我们对此相信而且颤抖战栗。然而，反思告诉我们，拒绝一个人的遗产并不那样容易。当我们试图拒绝过去时，就如同贺拉斯所知道的那样，过去又以一种狡猾的几乎没有伪装的方式重返我们身上。一些熟悉的例子或许可以把这一点讲清楚。

1763年，英国对加拿大的征服看似完全改变了北美的政治地图，它结束了因法国人对圣劳伦斯河流域和英国人对大西洋海岸的竞争性殖民而造成的这个大陆的分隔。然而，这种彻底改变的外观却被证明是错觉。1763年被统一起来的两块领地于1783年再度分离。的确，在这个再次分离的大陆上，现在圣劳伦斯河流域是英国人的了，而此前英国人占据的是大西洋海岸。不过，北美英国疆域的这种调换，与这个大陆统一二十年之后又分成两个政治上分离的部分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

同样，1660年的王权复辟通过重组英国新教教会，完全改变了英国的宗教生活，这个新教教会在16世纪结束之前已分裂为圣公会派和长老派。然而，外观在这里仍然是错觉。16世纪的脱离圣公会主义，到了18世纪又以不信奉国教的新的卫理公会教派的出现而再次重申。

在法国也是同样。罗马天主教曾认为自己以镇压异端而一劳永逸地重建宗教一致是成功了，但这种希望一再破灭。阿比尔教派被镇压了下去，但又作为胡格诺派冒了出来；胡格诺派被镇压了，他们又作为詹森派出现，詹森派是罗马天主教徒中最接近加尔文派的；当詹森派被镇压后，他们又作为自然神论者冒出来。今天，法国人分裂为教士派和反教权派，这仍然是13世纪时天主教徒与嗣子派（或者说是阿比尔派真正信仰的教义）之间分裂的复制，尽管在过去这七个世纪中，有过一再的尝试，要强行让法国民众进入宗教一致。

贺拉斯的主题有这些明显的历史例证，这让我们可以试着去考察今日俄罗斯与过去俄罗斯的关系。

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具有作为一种新秩序的外观，因为如同之前彼得大帝也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引入俄罗斯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如果西方化的这些安排是自发的，那么似乎可以将它们作为真正的新起点来呈现。然而，俄罗斯对自己的这种西方化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呢？

关于这一点，笔者的个人看法如下：在过去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内，俄罗斯人并不是我们西方文明的成员，而是拜占庭文明的成员。拜占庭是一个姊妹社会，如同我们的社会一样出自同一个希腊—罗马起源，但却是一个独特的与我们自己文明不同的文明。这个拜占庭家族的俄罗斯成员总是对被我们西方世界压倒性的威胁持强烈的抵抗，而这种抵抗一直保持到今天。为了使自己免于被西方征服和同化，他们一直在驱使自己掌握我们西方的技术。在俄罗斯历史上，这门绝技至少曾经两次被获取。第一次是由彼得大帝获取，然后第二次就是布尔什维克了。这种努力之所以要重复进行，是因为西方技术一直在发展。彼得大帝要掌握的是17世纪西方的造船和训练军士的技术，布尔什维克则要得到我们西方的工业革命，就如同西方以发现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而再次走在俄罗斯前面，他们也要尽快迎头赶上一样。

所有这些就把俄罗斯人置于一种困境。为了避免迫于武力彻底西方化，他们就不得不自己部分地西方化，这样一来，也就不得不采取主动以确保西方化的适时和这个讨厌过程是在允许范围之内。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一个人能不能既设法部分采纳一种外来文明，同时又不至于一步步被吸引至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采纳？

回看一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史的一些主要章节，我们就会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西方，我们有一个观念，即认为俄罗斯人是一个侵略者。的确，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俄罗斯，它总是这副面貌。我们将它视为18世纪瓜分波兰时最大份额的吞噬者、19世纪波兰和芬兰的压迫者、今日战后世界中的主要侵略者。在俄罗斯人眼中，情况恰恰是相反。俄罗斯人将他们自己视为西方侵略的持续受害者，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来看，俄罗斯这个观点的合理性可能要超过我们的料想。如果能够找到一位真正超然中立的调查者，他可能会报告说，俄罗斯18世纪对瑞典和波兰的胜利是反击，他们在这些反击中获得的领土与其说是属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俄罗斯此前和此后领土丧失给西方的问题。

“瓦兰吉人”[54]通过夺取可通航的内陆水道的控制权，从而建立了自己对内地的原始斯拉夫人口的统治，创造了一个俄罗斯国家的最早雏形。这些人看来是斯堪的纳维亚蛮族，受到了查理曼大帝统治下西方基督教世界朝北进展的惊扰而流动起来，既朝东走也向西行。他们留在祖国的那些后代皈依了西方基督教，而且他们又越过了俄罗斯的西向视界，成为了后来的瑞典人。他们由粗野人转变为宗教异端，但不用作为侵略者再被人对付了。然后，在14世纪，俄罗斯原来疆域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几乎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部——从俄罗斯东正教版图中剪除，它被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所征服而并入西方基督教世界（14世纪波兰人对俄罗斯原来在加利西亚土地的夺取，直到1939—1945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才被俄罗斯夺回来）。

17世纪，波兰入侵者深入到当时尚未征服的俄罗斯部分，远至莫斯科，由于俄罗斯一方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才被赶了出来；瑞典人通过吞并直至波兰疆域北部边界的波罗的海的整个东海岸，将俄罗斯赶出了波罗的海。1812年，拿破仑重复了波兰人17世纪的开拓；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过后，来自西方的打击又急又猛地频频落到俄罗斯头上。德国人在1915年至1918年入侵了它，越过了乌克兰，抵达了外高加索。在德国人崩溃之后，轮到了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1918年至1920年从四个不同的地方侵入俄罗斯。然后是1941年，德国人又回来进攻了，并比以往更可怕更无情。的确，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军队也进入西方的土地打仗，但他们的进入总是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盟友来对抗西方家庭争吵中的另一个西方国家。在两个基督教世界几个世纪的战争编年史中，事实看来俄罗斯通常是侵略的受害者，而西方人通常是侵略者。

俄罗斯人因倔强地追随一种相异的文明而招致西方对它的敌意，直至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时，东正教的拜占庭文明就是俄罗斯身上的那个“兽性徽章”。俄罗斯人是在10世纪末接受东正教的，而且这是他们自己的有意选择，这一点很重要。他们本来也可以追随自己的东南邻居——草原上的哈扎尔人，在8世纪时皈依了犹太教；或者是追随自己的东边邻居——伏尔加河下游的白色保加利亚人，在10世纪时皈依了伊斯兰教。尽管有着这些先例，但俄罗斯人还是做出了自己的独特选择，采纳了拜占庭世界的东正教。在土耳其人于1453年夺得君士坦丁堡使得东罗马帝国的最后残余灭绝之后，此时已经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抵挡穆斯林和拉丁人之聚焦点的莫斯科公国，就自觉地从希腊人那里将拜占庭遗产拿了过来。

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君士坦丁堡迎娶了东罗马帝国最后那位头戴皇冠者[55]的侄女佐依·巴列奥略。1547年，伊凡四世（“可怕的伊凡”）加封自己为沙皇或东罗马皇帝。尽管这个职位是空的，但他就任此职却极为大胆。俄罗斯王公过去一直是基辅或莫斯科大主教的教会臣属，而大主教又是君士坦丁堡的全基督教牧首的下属，而牧首作为一位高级神职者又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皇帝的政治臣民。现在，牧首的称呼、头衔和特权要从俄罗斯的伊凡大公这里来接受了。最后的决定性步骤是在1589年采取的。此时君士坦丁堡的全基督教牧首已是土耳其人的仆人，其统治受到了诱导或强迫，在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他将他原来的下属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一个独立牧首的地位。希腊的全基督教牧首一直持续到此时，被承认为正教教会首领中的居首位者，而正教教会尽管在教义上和礼拜仪式上统一，但在管辖上却是各自独立。俄罗斯正教教会从它的独立得到了承认起，就成为了所有正教教会中事实上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当时在人数上是最强大的，也是唯一得到了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支持的教会。

从1453年往后，俄罗斯就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不受穆斯林统治的基督教正教国家，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夺取遭到了俄罗斯做出的剧烈的复仇——一个世纪之后，“可怕的伊凡”从鞑靼人那里夺取了喀山。这是俄罗斯接管拜占庭遗产的又一步，而俄罗斯并不仅仅是因非个人的历史力量的盲目作用而得到这个角色的。俄罗斯人非常清楚他们要干什么：16世纪，普斯科夫的一位僧侣西奥菲勒斯给统治期为伊凡三世与伊凡四世之间的莫斯科大公巴兹尔三世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一种引人注意的清晰和信心将这种心态展示出来：

旧罗马教会因其异端而倒下，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那些大门被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斧头砍开，然而莫斯科的教会，这新罗马的教会却比整个宇宙的太阳更明亮……两个罗马都倒下了，唯有第三个坚实屹立，因此不会再有第四个了。

所以，以这种对拜占庭遗产的有意和自觉的接受，俄罗斯也就接受了拜占庭对待西方的传统态度，这不仅是在1917年革命之前，在此之后也是如此。

拜占庭对待西方的态度其实很简单，西方人对此应该并不难理解。的确，我们其实应该能够与之产生共鸣，因为它也是出自我们自己正巧也拥有的那种奢侈得不大可能的信念。我们“法兰克人”（拜占庭人和穆斯林这样称呼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以色列、希腊和罗马的选定继承人，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允诺的继承人，有了他，所以就有了未来。尽管近来的地质学和天文学发现使我们宇宙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如此辽阔地扩展，但我们的这种信念也没有动摇。从原始星云到原生动物，从原生动物到原始人类，我们一直追踪着一个神力指定的宗谱，它最高的目的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拜占庭人也是这样，只是他们授予自己那个不大可能的长子继承权——以我们的西方体系来看，这是属于我们的。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允诺的继承人，具有独特前途的民族，不是法兰克人，而是拜占庭人，这就是这个神话的拜占庭版本。当然，这个信念有着非常实际的必然结果，当拜占庭和西方争执时，拜占庭总是对的，西方总是错的。

显然，这种正统之感和天命之感——它已被俄罗斯人从拜占庭希腊人那里拿了过去——如同此前那里的东正教天命一样，正是现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特征。无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信条，但它是一种将西方文明“放在危险之中”的西方信条。所以，对于其父辈是19世纪的“亲斯拉夫人者”，其祖父辈是忠诚的东正教徒的20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不需要对自己继承下来的对待西方的态度做任何重新定位而成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可能的。对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俄罗斯的“亲斯拉夫人者”和俄罗斯的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都是“神圣的俄罗斯”，而高尔吉亚和维多利亚女王的西方世界、斯迈尔斯的“自立”和坦慕尼协会统统都是异端、腐败和衰微的。这种信条允许俄罗斯民众去保存这种传统的俄罗斯对西方的定罪而无需做出任何改动，与此同时又可让俄罗斯政府用作手段来对俄罗斯进行工业化——这是为了让俄罗斯免于被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征服。这种信条就属于那种神灵所赠的天意合用的礼物，它们会自然地落到上帝选民的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