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似乎并未丢失俄罗斯的拜占庭遗产，让我们较为深入地看一看。回溯中世纪早期，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的历史，我们这个姊妹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什么？我想，有两点最为突出：确信拜占庭总是对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以及极权主义国家制度。

确信总是对的，这个萌芽首先是在希腊人那里生长出来，当时他们远远没有感觉到超过西方的优势，反而是处在一种极为羞辱的不利之中。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活弄得一团糟之后，希腊人终于得到了罗马人强加给他们的和平。对于希腊人来说，罗马帝国是生活的一种必然，与此同时又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所以，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一种可怕的心理困境。把罗马帝国说成是一种希腊事业，他们借此走出了这个困境。在罗马皇帝安东尼的时代，希腊文人把罗马帝国表现为柏拉图哲学国王之理想国的现实实现，从而拥有这样的罗马帝国观念；而有行动力的希腊人则得到了担任罗马帝国公职的许可。基督纪元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他的新罗马建立在拜占庭，这是一座希腊古城之地。君士坦丁堡的这些讲拉丁语的创建者原想让它如同罗马本身一样拉丁化，但仅仅到了200年后的查士丁尼时代，尽管查士丁尼是拉丁语言的热心支持者——如同君士坦丁一样，拉丁语是他的母语，拜占庭就又希腊化了。5世纪时，罗马帝国在包括意大利本土的西部崩溃，但它在那些希腊和半希腊化的东方行省中生存了下来。6世纪和7世纪之交，在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拉丁的旧罗马已是一个被帝国遗弃和忽略的边远村落，希腊的新罗马现在是帝国的中心和权力宝座。

直到这一天，如果你问一个希腊农民他是谁，他会暂时忘掉学校所教的“希腊人”说法，而告诉你他是“罗姆约人”，即一个都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理想中永恒的罗马帝国的讲希腊语的东正教臣民。使用“希腊人”这个名称来指“现代希腊人”，这是一种复古，是基督纪元6世纪之后的一种特殊用法，“罗马人”（现在指正教教会的讲希腊语的信徒）与“希腊人”（指异教徒）的对立，取代了“希腊人”（指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古典对立。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但天性本身“是倔强地要回来的”。尽管有着这种变化，但对于希腊人而言，有一件事的超级重要性保持不变：希腊人总是对的。只要异教的希腊文化是优越的标志，希腊的荣耀就可以体现于“希腊人”。然而，当局面转变，希腊文化出局并在外围的黑暗中成了野蛮的同伴时，希腊人就改变了自己的调子，声明他是基督教罗马帝国的臣民。希腊文化可以丧失社会地位，只要希腊人不丧失社会地位。

所以，敏捷地维持自己作为王国真正继承人的头衔——不管是哪个王国，希腊正教基督徒就将拉丁基督教世界“放在危险中”。9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全基督教牧首福蒂乌斯指出，西方的基督徒已变成了分裂分子。他们篡改了教义，塞进了一种没有得到授权的“和子说”。拜占庭总是对的，但此刻它更有一个特别原因，要让西方基督教界为错。福蒂乌斯在拜占庭基督教界与西方基督教界之间这场政治争辩的第一个回合中——他本人就是这场争辩的一个领头战士，针对拉丁人做了这样一个颇具损害性的神学解释。

如同今天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争辩，这场争辩也是要争夺两个竞争对手之间那片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空白领地的追随者。9世纪时的蛮族——它们在“民族大迁徙”时占据了从君士坦丁堡一直到维也纳的东南欧，开始感觉到它们邻居的基督教文明的吸引力。这两个基督教世界，它们到哪一个中去寻找光明呢？去拜占庭的希腊正教世界，还是法兰克人的拉丁天主教世界？审慎告诉它们要考虑这两个基督教力量哪个在地理上更接近，隔得越远，政治上就越不危险。所以，“面对”法兰克人的摩拉维亚（Moravian）蛮族就转向了君士坦丁堡，而“面对”拜占庭人的保加利亚蛮族就转向了罗马。如同今天的希腊和土耳其，由于位于俄罗斯而非美国的门口，于是就转向了华盛顿而非莫斯科。一旦这些建议提出而且没有被拒绝，西方与拜占庭之间争夺东南欧这个战利品的竞争就开始了。利益纷争是如此之大，竞争几乎注定要以决裂来结束。由福蒂乌斯引发开来的这场危机，却出人意料地因匈牙利人的闯入而延迟。这批新来的蛮族跨多瑙河而据直至9世纪结束，东正教世界与天主教世界于是恰好又被分隔。然而，由于匈牙利人在10世纪结束时皈依了西方基督教，两个竞争的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争吵就再次爆发，而且很快恶化成为1054年的最后分裂。

从那以后，拜占庭的骄傲就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打击。来自西边的法兰克基督徒和来自东边的土耳其穆斯林，现在同时进攻拜占庭世界。围绕着莫斯科的俄罗斯内陆，是东正教世界唯一没有最终失去自己政治独立的部分。拜占庭文明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故乡完全被淹没了。它们崩溃的最后阶段是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也是最后那次陷落的前夕，此时留给希腊人的唯一行动自由就是在两个可憎的外来束缚中选择。面对这种痛苦的选择，中世纪的希腊正教徒激烈地拒绝从他们中分裂出去的西方基督徒同伴，而是睁眼选择了不那么邪恶的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外来束缚。他们“宁可在君士坦丁堡看穆罕默德的头巾，也不要看教皇的三重冕或红衣主教的帽子”。

导致了这种重大选择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记载。如同今天，中世纪时罗马的两个竞争继承者彼此反感。伦巴第主教利乌特普兰德执行撒克逊皇帝奥托一世和奥托二世的外交使命，于968年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宫廷。读读他就此写给他们的报告，如果你被报告中的语气和火气所吸引，一时忘记了日子，你或许会以为它的作者是一位1917年后某年去了莫斯科的美国访客。读读拜占庭公主“帝国的安娜·康妮娜”就自己父亲阿历克塞（Alexius）皇帝统治时期撰写的历史——其父遭遇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你可能会以为这位女作者是一位有教养的20世纪的法国女性，她在描绘一波美国中西部游客在巴黎的粗鲁，至少你在发现她对弩的描写之前会这样想，因为弩这种致命的新武器的制作技术竟是由西方人（尽管他们总是错的）令人费解地发明的。如果它是由拜占庭人发明的，那么他们的命运就总是对的了！安娜·康妮娜这部历史的下面这一段，仿佛是1947年一位俄罗斯人抱怨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

为什么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会遭遇不幸？为什么另一方面拜占庭的莫斯科却生存下来？这两个历史之谜的关键，就是拜占庭的极权主义国家制度。

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帝国给予那些曾被战争蹂躏的世界几个世纪的和平，如此强有力地赢得了它们臣民的感情和想象，以至于他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它们如何生活，而最终无法相信这些想象中不可缺少的制度有一天会真的停止存在。当罗马帝国死亡后，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子孙后代都不承认它的终止，而且由于他们拒绝面对事实，所以他们就会抓住第一个机会让事实与自己的幻想相一致，想象罗马帝国又回来了。在基督纪元的8世纪，有过一些坚决的努力，想在东方和西方复活罗马帝国。在西方，查理曼大帝的努力是一次幸运的失败；但两代人之前君士坦丁堡的利奥三世的努力却是一次致命的成功。

在拜占庭文明的故乡成功地建立一个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其至关重要的后果就是东正教教会又变成了国家的臣属。

在古罗马世界，宗教一直是世俗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基督教的涌现没有得到罗马帝国的许可，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它付出了被禁止受迫害的代价。当罗马帝国政府对教会让步后，它似乎期待基督教会将滑落为一种依赖和从属的地位，此前一种官方的异教信仰与罗马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在罗马帝国的希腊心脏，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将近三个世纪后，罗马帝国一直还在继续经营，这种期待多少也算实现了——当圣约翰·克里索斯托与杜多西娜皇后发生争执时，教皇维吉利招致了查士丁尼皇帝不快时，出现的就是这种教会对国家的服从。不过，对于教会而言，幸运的是，由于帝国的崩溃，它终于脱离了这个官方笼子而获得自由。即使是在君士坦丁堡，全基督教牧首塞尔吉乌斯在7世纪的极度危机中也是平等地与赫拉克利乌斯皇帝打交道。在西方，罗马帝国200年前就已经崩溃，再也没有成功恢复，教会不仅恢复了它的自由，而且保住了这个自由。在我们西方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教会一直独立于国家，有时甚至发挥了超过国家的优势。新教国家中的自由教会、中世纪时在一个尚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中的天主教会，它们都属于我们西方传统的主线；而新教国家中的现代国教教会总体而言，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种异常之物。而且，在一个教会重新成为世俗权力之臣属的西方国家，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这种非西方关系也会被西方基督教世界总体上强调教会独立的普遍氛围所淡化。另一方面，在拜占庭世界中，8世纪时罗马帝国的成功重建就剥夺了东正教会也曾短暂重获的这种自由。教会并非束手就擒重新进入笼子，一场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但最终是以教会事实上变成了中世纪东罗马国家的一个部门而结束，这个国家将教会降低到这个位置，所以也就使自己成为“极权国家”——如果我们后来的“极权国家”一词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国民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实行控制的话。

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成功复活了召唤出来的中世纪拜占庭“极权国家”，对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它是一个梦魇，遮蔽、压碎和矮化了那个将它召唤出来的社会。被拜占庭国家掐灭萌芽的拜占庭文明的丰富潜力，以一些独创性的闪光显现于东罗马帝国有效权力范围之外的地方，或者是出现于帝国死亡之后的那些世纪中，比如10世纪时的西西里僧侣圣尼罗斯的精神天才，他在卡拉布利亚借助于来自西西里岛的希腊基督徒难民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大希腊”；以及16世纪的克里特岛画家狄奥托科普洛的艺术天才，西方将他作为“格列柯”而景仰崇拜。拜占庭社会的“特殊制度”不仅使这些杰出的创造能力枯萎，而且，还使得拜占庭世界不去挑起一场拜占庭文化的希腊传道者与他们主要的非希腊改宗者之间的生死战争的话，就无法扩展，这就将中世纪拜占庭文明本身带向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过早衰败。

当一个蛮族的国君拥抱了东正教时，君士坦丁堡的全基督教牧首对东罗马皇帝的隶属就创造了一种不能解决的困境。如果皈依者成为了全基督教牧首的教会臣民，那就是暗示他得承认东罗马皇帝的政治主权，这将是皈依者无法容忍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他以建立一个自己的驯良牧首来维护他的政治独立性，那就是暗示他宣布要做与东罗马皇帝一样的人，而这是皇帝无法容忍的后果。这个困境没有让俄罗斯的皈依国君弗拉基米尔及其后继者们担忧，俄罗斯与君士坦丁堡的遥远距离使得东罗马皇帝在理论上的政治君主权威鞭长莫及。不过，这确实让保加利亚的国君们担忧，他们的疆域就在东罗马帝国的欧洲门口。保加利亚开始时与罗马有过一些接触，但最终选择了拜占庭。然而，在同一个拜占庭世界中，没有空间来既容纳一个希腊正教的东罗马帝国又容纳一个斯拉夫正教的保加利亚。结果就是一场希腊—保加利亚的百年战争，它以1019年东罗马帝国对保加利亚的毁灭而结束，但它也在胜利者身上造成了如此致命的创伤，胜利者最后被11世纪结束之前的法兰克人和土耳其人的进攻所打垮。当时的拜占庭世界中，唯有俄罗斯靠着它的遥远位置而免于在这场灾难中被吞没。所以，这个最后皈依拜占庭基督教的国家留存下来，成为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允诺的继承者。如同拜占庭人相信的那样，这个天命并不是我们西方人的长子继承权，而是他们的。

然而，俄罗斯的生存整体而言并不轻松。尽管它在中世纪早期的幸存靠的是一种幸运的地理上的偶然，但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从那以后它就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了。如同大约200年前拜占庭文明的希腊故乡曾被土耳其人和十字军进攻一样，13世纪的它也在两条战线上遭受鞑靼人和立陶宛人的进攻。尽管它最终是一劳永逸地在东边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但它仍然不得不与技术上一直领先的西方世界进行艰巨的比赛。

在这个漫长而又严酷的保卫自己独立的斗争中，俄罗斯人在中世纪拜占庭世界灭亡之原因的政治制度中寻找救助。他们感觉自己生存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政治权力的无情集中，为自己做出了一个拜占庭极权国家的俄罗斯版本。

莫斯科大公国就是这种政治试验的场所，莫斯科的服务和回报就是，在它的统治之下把一群弱小的封邑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强大力量。这座俄罗斯政治大厦曾有两次外在装修，第一次是彼得大帝，第二次是列宁，但这个建构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今天的苏联如同14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都是中世纪东罗马帝国鲜明特征的复制品。

在这样一个拜占庭极权国家中，教会可以是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教，只要它愿意去充当世俗政府的工具就行。托洛茨基想让苏联成为推进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事业的工具，斯大林想让共产主义成为推进苏联利益的工具，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金口圣约翰与优多克修皇后之间[56]，圣西奥多与皇帝君士坦丁六世之间[57]，都曾发生过同样的争执。在现代就如同在中世纪，拜占庭世界中的胜利落到了世俗权力的冠军手中。这与西方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是教会的力量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58]、教皇英诺森四世与腓特烈二世[59]的角力中取胜。

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世界来说，到现在为止，拜占庭的极权主义国家制度没有给它带来致命的后果，而当年在拜占庭文明的故乡，它引发了中世纪希腊与保加利亚之间的一场生死之战。不过，我们尚不知道俄罗斯的拜占庭遗产中的这种政治传家宝会给俄罗斯的命运带来什么影响，或是在西方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是继续远离它并去建造一个反西方的对立世界，它如今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重大选择。我们可以猜测，俄罗斯的最终决定会深受正统感和天命感的影响，这些也是它从其拜占庭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如同在十字架之下一样，在锤子和镰刀之下，俄罗斯仍然是“神圣俄罗斯”，莫斯科仍然是“第三罗马”，“它还是倔强地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