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与日本的朝贡关系

萨摩藩“在番”监督琉球群岛事态之时，“琉球掛”（琉球驻鹿儿岛的官员）在负责起草下达给琉球王国的行政命令。这些命令被传给“在番亲方”（常驻长者）和“琉球闻役”，他们掌管着驻于鹿儿岛琉球馆的使团“在番亲方”是代表国王的资深琉球官员，“琉球闻役”是监督琉球馆一切活动的萨摩藩官员。这些官员共同通过船只把行政命令转给冲绳的三司官三司官把副本送给“在番”和萨摩藩驻琉球的其他相关官员。除了行政职责外，驻鹿儿岛的琉球代表无疑也是萨摩藩的人质。除常驻使团外，冲绳每年还派遣一支约由2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向大名转达琉球国王的敬意（参勤）。据萨摩藩记录所记载，该代表团是由一位中级官员率领的。[28]

与在那霸的萨摩藩人一样，驻鹿儿岛的琉球代表也不得与当地人建立非官方的社会关系。除正式社交场合或其他公干时间，他们不能到当地人家里做客，萨摩藩也警告当地人不得向他们发出邀请。除公函以外，萨摩藩人不得与琉球人通信。未经授权进入琉球馆或在该馆外徘徊，都是不允许的。[29]因合法目的而造访琉球馆的人必须事先书面陈述事由。任何会谈都须在琉球馆内进行。为使岛民与萨摩藩官员保持距离，萨摩藩发布了如下命令：“在官员正式拜访琉球人时，所有谈话必须通过翻译进行。回答（琉球人的）问题也必须由这个人翻译。”[30]有人推测，让翻译在场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语言问题。有时候，由大名直接派遣的信使或代表会被当作“上使”引见到正式会谈中。[31]

尽管一再颁布此类条令，但官方文件中仍经常提到违犯条令的实例。来自南方诸岛的这些人不仅仅是当地人好奇的目标。这些人都是有教养的贵族，熟谙儒家学说，与他们接触也许是鹿儿岛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期待之事。官方制定隔离琉球馆的代表团的政策，主要是担心由此导致的非法贸易和非法财务往来会损害萨摩藩的贸易垄断。

除在琉球馆常驻代表团和每年从冲绳往鹿儿岛派遣“参勤”使团外，国王还时常派遣特使到鹿儿岛：恭贺大名即位；恭贺大名从将军处获得晋升和荣誉；在国王即位或获得萨摩藩特别奖赏时向大名表示感谢。虽然在17世纪下半叶世子拜访大名成为惯例，但已经登基的国王不用去鹿儿岛。

琉球进贺使团或谢恩使团偶尔也被派到江户。据《鹿儿岛县史》记载，1634—1850年共派出此类使团21个，其中有10个进贺使团，11个谢恩使团，每个使团的正使都是王室成员（头衔是“王子”）。1634年的副使也是一位王室成员。1644年、1649年和1653年使团副使的姓名和头衔没有记录下来，但此后的副使往往是“亲方”（长者）。1832年，担任正使的王子抵达鹿儿岛不久即去世。由于琉球到鹿儿岛海路艰难，另外一位熟悉使团职责的王室成员的爵位由“亲云上”晋升为“王子”，在萨摩藩官员的提议下被擢升为正使。[32]

据币原坦记述，琉球派往中国的进贺使团和谢恩使团都是由级别较低的官员率领（“亲方”或“亲云上”）[33]，从来没有王室成员（王子或按司）出任正使。如果一位王子或按司被选派率团前往北京，其爵位即暂时降为“亲方”或“亲云上”。

琉球与江户的关系受到萨摩藩的谨慎控制。琉球王国致将军的信函得由萨摩藩官员校改和批准。这在1713年的一份备忘录[34]中看得很清楚，该备忘录记载了萨摩藩给琉球三司官的训令（可能是经由鹿儿岛的琉球馆转达的）：

（鹿儿岛）元老院（家老、老中）来函称，必须派遣一位使节于阴历十月十五日吊唁德川家宣领主（将军，1709—1712年）逝世。你们撰写此唁函时应注意，1701年德川纲吉领主逝世时（可能是某个抄写人的错误，德川纲吉将军逝世于1709年），元老（老中）和国王所写唁函不符合规范。此外，今年春季上间按司带来琉球使节为两年前获得赏礼而呈送之谢表，该谢表在鹿儿岛得到校改和批准后送往江户。上间得到了信函副本。下年呈送的唁函应以该函为样本精心准备。虽然公文应在深思熟虑后下笔，但由于事情可能与以往有所不同，所以不妨多写几页。公文的格式已经改变，且这一改变业经批准，故唁函应该按照改变后的格式准备。唁函应分送以下几处：

呈送一个副本给井伊家门大老

呈送一个副本给土屋相模老中

呈送一个副本给秋元但马老中

大久保鉴老中

井上河内老中

阿部丰后老中

上述训令已经收到，内容将被全部转送琉球。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正德三年十一月八日记

琉球赴江户使节被安排参观一些特殊场景，以增加其对伟大的萨摩藩大名——日本唯一领有一个海外王国的领主——的敬畏和尊重。在派遣使团的前一年，萨摩藩官员告诉琉球馆应该按计划行事。例如，琉球政府的考巴茨（音译，原文为Kobatsu）按司于（1789年？）5月向松岛亲方报告说[35]，已经接到琉球馆的提示：朝贡使团应于下年5月抵达江户。然而，他抱怨说，琉球朝贡船从中国返回的日期被拖延了，所以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他说，另外一个困难是，按照规定，使团成员必须一同到达江户。12月，琉球官员联名致函鹿儿岛琉球馆的米原亲方[36]，王子不可能按照萨摩藩政府的要求于1月出发，因为他们需要花费整月时间收集和购买分送众人的礼物。此外，因气候恶劣，从中国返回的船只不可能于2月份到达。他们请求准许使团拖延至3月份从冲绳出发，因为使团于3月出发仍能按计划抵达江户。关于此函的一个批件表明萨摩藩同意使团延期出发，但仍催促尽快成行。

这个琉球使团由一位王子担任正使，一位亲方担任副使，使团成员包括约20名低级别官员和80名护卫、随从和挑夫。[37]他们在鹿儿岛受到萨摩藩武士和高级官员的迎接，包括轮替大名（留守居）、首相（家老）、副监督（侧目付）和监督（目付）。代表团正式拜会大名，受到大名的宴请和款待。[38]作为萨摩藩大名的贵宾，他们被大名的官船送往大阪。在淀川江口，他们换乘专门溯江而上的特殊船只前行，然后骑马到伏见拜访德川家族成员。他们从伏见沿东海道前往江户，由大批得意洋洋的萨摩藩军队护送。南方岛民的琉球服装让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既觉得奇怪又感到兴奋——当使团在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号声、笛声和鼓声中行进时，他们目瞪口呆地观看着。王子坐在轿子里面，由手举五颜六色大伞的随从防尘遮阳。副使有时骑马，有时乘坐另一顶轿子。这些权贵被手举旗子和牌子的随从、乐师、携带长剑和长矛的卫兵、扛着引人注目的珍宝箱的仆从们簇拥着前行。这个壮观场面引起的兴奋和好奇，有每次出使后留下的许多画卷和详细记述为证。[39]

抵达江户后，使团的活动受到精心的安排，例如，从松平家的府邸到将军的城堡，或从松平家在千叶的府邸到纪伊领主或尾张领主的府邸。[40]萨摩藩大名总是先于琉球正使觐见将军。通常情况下，将军在召见琉球使团的前一天接见大名，为接见琉球使节做最后的安排。琉球国王准备的贵重礼物不仅呈送将军，而且呈送德川家族三个重要家庭的成员，以及朝廷“老中”（长者）。正使也自带礼物呈送上述诸人、“若年寄”（地位仅次于老中）和江户宫廷的其他重要成员。将军设宴招待使团后，会赏赐许多礼物让这些尊贵的来访者带回去。他们从江户前往东叡山和日光山参拜德川将军神社。[41]萨摩藩提供2000瓢大米作为使团赴江户途中的开支。[42]

萨摩藩为往返江户的琉球人设计了有趣的路线，以使他们观看到每年市场开张的庆典（阴历二月初三日）、6月中旬京都的祗园祭、农民的民间舞、商人的民间舞、戏剧表演、射箭和马术表演等。然而，使团的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1787年的一份文件称[43]：“在这些场合，要严密监视四处闲逛的任何一个琉球人。条例禁止他们在这些地方与民众混在一起，对此不可有丝毫放松。如果他们想看其他地方，他们应向鹿儿岛的官员提出申请，让官员考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