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藩对琉球群岛的区别对待

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之前（这些措施也许是18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制定的），来自南方诸岛的文人贵族可能在江户找到了一种适意的社交和研讨学问的环境。例如，将军的顾问、儒学家新井石白在与外国的这些来访者交谈过程中获益匪浅。[44]新井石白不仅撰写了一本关于琉球的小书，1715年的一份官方备忘录还表明，他曾利用琉球的渠道寻求获得中国翰林某种程度的认可。新井石白曾把一首诗和一些礼金送给中国的翰林，但由于没有得到回复，琉球官员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办。[45]儒家学说受到冲绳学者的大力推崇，日本当局对此不加反对。

总体来看，萨摩藩似乎没有试图对冲绳的文化和社会事务发挥太大影响。当然，基督教是受到严厉禁止的，但萨摩藩没有采取中国人的做法——朝贡国必须被纳入其文化圈内。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琉球岛民的异质性受到强调。因此，前往江户的使节身穿琉球服装，讲琉球方言，通过翻译与日本人交谈。出于非常特殊的原因，琉球人也许能得到批准，变成萨摩藩臣民。1787年，萨摩藩政府通知琉球馆，有个叫新垣的琉球人已被批准为“御小人”（低阶层的萨摩藩人），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被允许穿日本服装。此外，他的姓名从琉球户籍转为萨摩藩户籍。[46]

除此类特例以外，我们也许可以推测，琉球人想要有意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采用日本的生活方式是很困难的。萨摩藩的社会和文化政策不鼓励这么做。甚至琉球人的姓名也于1625年被下令更改，如果他们的姓名恰好与日本人的姓名相似的话。这些读音相似的姓名须用不常用的、非日语的汉字合成词书写。正如冲绳学者比嘉春潮解释的，萨摩藩的政策是强迫冲绳人避免使用具有“大和特色”的姓名，而是采用那些具有“外国特色”的姓名。[47]随着家谱的修撰，这些改变成为永久性的特点——1670年冲绳士绅被要求提交家谱；1689年，首里建立了家谱局，琉球人开始正式修撰家谱。[48]

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社会和文化政策与其对北方诸岛——1609年以后从王国分离出来直接置于萨摩藩控制之下——的政策截然不同。大岛、喜界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和与论岛民众虽然与那霸和首里有紧密的关系，但现在却被迫承担萨摩藩臣民的所有责任和义务。萨摩藩处心积虑地采取措施把他们的文化同化于萨摩藩人的生活方式中。

由是观之，萨摩藩在琉球王国的目的在于维护王室成员和贵族的尊严，新建立的家谱局注重阶级划分，重视社会地位。与此相反，1706年萨摩藩对北方诸岛的政策要求没收和焚毁家谱。[49]这是有意识地削弱传统势力的举措。此前，这些北方岛屿的高级官员总是前往冲绳接受任命，领取代表他们品级的彩色头饰。现在萨摩藩不让他们再去南方的都城，也不让他们再戴头饰，这使这些重视地位的官员们感到非常气愤。针对这些禁令（我没有发现颁发日期），这些地方官员上书请求大岛“代官”（萨摩藩代表）撤销此项政策：“我们遗憾地发现，我们已被降低到与农民同等的地位，因为我们失去了祖宗传下来的家谱。”他们抱怨说，他们不可能切实执行这些命令，因为“我们这些高级官员有时会受到轻视，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区别不受重视……请你同情我们。我们谦恭地请求你把我们这些（高级）官员与农民区别开来，请让我们保持尊严”。[50]

从上面的请愿书可以看出，虽然萨摩藩希望保持琉球王国的政治和行政结构，但北方诸岛的传统权力结构受到有意识的削弱，使萨摩藩得以直接行使权力。这项政策扩展到祝女（のろ）——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女祭司——身上。柯乔治把祝女描述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阶层，上至王宫、下至偏远农村和外岛的贫困村庄，都有她们的身影……”[51]到1667年，冲绳祝女的影响力突然被国王削弱，当时他把女主祭的地位降至王后和首相之下，并裁撤占卜房。这项措施可能是宫廷儒士授意的，而不是来自萨摩藩的任何压力。另一方面，在北方诸岛，儒学的影响比较弱。这些岛屿与首里分离后，祝女的影响力空前提高。为应付对萨摩藩当局的这一威胁，1624年萨摩藩发布一道命令，禁止祝女接受琉球国王的委任。在享保时期（1716—1735年），祝女定期前往首里的朝拜活动受到严厉禁止。[52]虽然这些朝拜之旅仍借助小船秘密进行，但萨摩藩的高压政策确实成功地打击了这项宗教制度，并挫伤了女祭司的士气，她们的常规俸禄被停发了。然而，祝女的式微却使尚未制度化的“工夕”（灵媒）得到发展，在群岛民众中成为重要人物。工夕是自称能与死者通灵的男子或女子。人们向他们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与中国的占卜者颇为相似。他们对人们的影响力给执行萨摩藩的命令造成了许多麻烦。萨摩藩政府施加压力要消灭工夕，但成效不大。[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