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封使团在那霸的贸易活动

与从那霸到福州的朝贡使团一样，册封使团也从事贸易活动。这种贸易的总量比前者少很多，因为这种贸易只是中国赴琉球官方使团偶尔为之的活动，从1663年的第一个使团到1866年的最后一个使团，在琉球归服中国的200年间只有八次。因此，这不是中国海外贸易的正常组成部分，甚至也不是琉球经济的正常组成部分。不过，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但这种贸易能使我们观察有关各方的行为和中国朝廷的态度。

与册封使团有关的贸易活动最早似乎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14世纪末）琉球归服中国为始。[47]明初繁盛的琉球贸易到16世纪末已经衰落，最终则被置于萨摩藩的限制之下。

在16世纪和17世纪，我们看到这种贸易越来越难做。到了清朝初年，琉球显然已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支持此种贸易，琉球人的购买力很低，因为有证据表明中国册封使团成员无法出售他们携带的货物，甚至不得不强迫琉球政府收购。我们已经注意到，琉球政府为办理使团事务特设的七个部门之一是评价方，它是专门负责评估和确定进口物品和使团返回福州时所带物品的价格的。贸易活动围绕这个部门进行是不令人奇怪的，中国人与琉球官员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虽然琉球在福州的贸易有官方条例加以规范，但在那霸的贸易却是非正式的，所以在中国的档案和文献中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中国使节的日记虽然广闻博记，但一般不记录双方为物价争吵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其原因不仅在于日记有时需呈送御览，作者在写日记时特别注意，而且在于官场心理不允许作者特别关心贸易事务。

1719年的册封使团由于货物的价格问题与琉球人发生严重争吵而名声大噪。这个使团与众不同，因为受耶稣会士影响而对地图绘制产生浓厚兴趣的康熙皇帝在使团中委派了两名中国绘图人员，准备绘制琉球地图。[48]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随员使这个使团达到了600多人的规模，他们带来了大量商品。由于无法处理如此大量的商品，使团错过了通常离开琉球的最佳时机——农历十月，那时的海风最利于返航。以往的使团只停留5个月，而这个使团却停留了8个半月。维持规模如此之大的一个使团是非常困难的，而以大有赚头的价格强卖商品的做法在中国使团成员和琉球官员之间造成了恶感。中国人带来的商品的价值达2000贯银子，而琉球只筹措到500贯银子。中国人不想带着大批商品返回福州。他们声称，琉球虽自称比较贫穷，但毕竟是个王国，应该有财政实力轻而易举地买下价值6000贯的商品。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琉球只筹措到500贯银子。最后，国王的老师、琉球最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蔡温奉命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谈判气氛非常紧张。据蔡温讲，有一天四五百中国人在那霸街上把他围住，强迫他接受他们的条件，摄政和三司官都躲到一座寺庙里。最后，蔡温作出妥协，多支付100贯银子购货，这笔银子是通过向那霸和首里的贵族家庭征集银发夹、锡器和铜器筹措的（此事记载于蔡温自传，这是琉球王国时代唯一的一部自传）。[49]此类争吵的其他详细情况无从得知，虽然某些琉球人的家谱中曾简单地提到过。

有一本家谱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该家族的一名成员曾是负责维修1719年册封船的政府官员。当他于农历十月完成这项工作后，他前去向中国人报告。这显然是好心好意地通知他们，他们出发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但是，中国人拒绝听他汇报，理由是他们还没有把货物卖掉。有一天，副使徐葆光悄悄地对当时负责接待册封使团的大学士程顺则说，中国商人正在计划烧毁册封船，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琉球待到元旦以后，到那时他们就可以指望来自宝岛的商人购买他们的货物了。琉球政府非常震惊派人日夜看守册封船只，以防止悲剧的发生。[50]

这项记载是一位当代冲绳学者在一篇论文中透露的，他还告诉我们那个使团的正使海宝贪得无厌，臭名昭著，给琉球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而副使徐葆光则富有同情心。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也没有其他材料来证实。[51]满族人海宝是翰林院检讨，徐葆光是1712年的探花，是翰林院编修、著名学者和诗人。我们知道，徐葆光在归国之后，与程顺则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据说他还捐赠了一笔钱（是用国王赏赐的礼物捐赠的），用于修缮琉球的孔庙。徐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山传信录》。在这部共有六卷的书中，他只用几行笔墨记述贸易活动，而贸易活动无疑是他所在的使团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他确实提到了出售商品之困难，并建议以后禁止贸易活动以消除琉球的负担。[52]

对于1719年的使团，琉球政府保存着一份详细的清册，其中有货物名录以及带货人的姓名和头衔。[53]这份清册是由一位中国使团成员编制的，可能是送给评价方作参考的。清册中罗列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不仅有普通的布料和药品，而且有香料、美玉、瓷器、钟表、古董，以及宋朝、元朝和明朝画家和书法家的名作。清册罗列了109人的名单，他们的身份——门子、锣手、吹鼓手、持伞人——表明他们是福州的商人，是响应福建政府的招聘而来的，表面上是为使团服务，实际上是在做生意。有个轿夫除其他货物外，还带了45000支安息香和80副眼镜。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普通的轿夫！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因萨摩藩要求琉球采取欺骗性措施欺骗中国人，从而给琉球造成了麻烦。当琉球人前往福州从事贸易活动时，他们得到严格的命令，不得提及琉球与萨摩藩的关系。[54]他们只能说他们船上的钱和货物来自宝岛（实际上来自萨摩藩），宝岛的贸易船每年都到琉球。也许是受到这个消息的误导，中国商人坚持要等待宝岛的商人前来购买他们的货物。每年都在福州与琉球人做生意的中国人肯定知道交易量，这可能使他们相信琉球具有更大的经济实力，只是有意不买他们的货物。他们携带大量奢侈品到那霸，也表明他们高估了琉球的购买力，而且没有意识到琉球已经不再有海外市场了。四年前（1715年），按照德川幕府的命令，被准许前往长崎做生意的中国船只已从80艘减少到30艘。德川幕府针对中国贸易活动的此项命令和其他禁令是否对1719年前往琉球的中国使团的扩大产生了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在长崎做生意的福州商人也许希望他们的货物能够通过琉球进入日本。

琉球政府从那霸的中国商人手中购买的商品，最终会进入萨摩藩，在日本市场上出售。[55]这些交易活动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琉球在转售这些货物时能否获利，不知道萨摩藩是如何看待册封贸易和双方之间的争吵的。

1756年的使团在中琉官方关系史上留下了另外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两艘册封船在离开福州后，因遭遇台风而失事。使节乘坐的那艘船在那霸以西的久米岛附近触礁搁浅，但船上人员都被琉球人救起。另外一艘船被风吹回浙江海岸。[56]这艘船上的中国使团成员从陆路返回福州，备好另外一条船，于冬季抵达那霸。为弥补这些货物的损失，中国使团成员肯定大幅度增加了他们的私人投资，所以他们急于在那霸的贸易中把钱赚回来。我们缺乏琉球方面的记载，但从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往来公文中可知，为补偿中国使团在海上的损失，国王把50000盎司白银当作“礼物”赠送给了他们（此事的详情和动机我们难以知晓）。

使团返回中国后，福建巡抚对他们接受琉球补偿的做法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还向朝廷奏报了此事。乾隆皇帝认为，中国为册封之事把如此沉重的负担强加于一个小国是不妥当的。他谕命他们把钱还给琉球，并授权动用福建的公帑补偿使团成员的损失。[57]约一个月后，两位册封使回到北京，觐见皇帝，向皇帝奏报了船只失事的情况，并说琉球国王自愿拿出银子补偿使团的损失。在使节的影响下，皇帝再降谕旨，对闽浙总督说，如果总督尚未执行前面的谕令，即毋庸执行，让使团成员接受琉球的补偿。总督奏报说，由于现任琉球使节已前往北京，所以银子尚未归还给他们；他通过调查得知，士兵和使团其他一些成员曾因强卖货物、吵架、斗殴和胁迫上级而在琉球制造混乱。

这份奏折让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他再降谕旨，命令把钱还给琉球，并把中国罪犯逮捕法办。2名军官、8名士兵和杂役被斩首，4人被判“绞监候”，其他人被判杖刑和流放。[58]正使全魁和副使周煌也因未能有效控制使团成员而受到惩处。吏部建议免去他们的职务，但皇帝考虑到他们出使海外并遭遇船难，未予严惩。正使得到宽宥，副使被褫夺头衔，但保留原职。[59]两位使节向皇帝奏报的动机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已无法搞清楚了。从对使团成员的严厉惩罚来看，朝廷除了想树立典型以在此类公共事务中约束私人投机买卖外，也决定维护中国的尊严。

1800年的使团按时完成各项正式任务，并做出巨大努力限制私人贸易，防止使团成员与琉球政府发生纠纷。离开福州之前，两位钦使仔细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严格限制私人携带物品的数量和种类。正使甚至因自己的一位仆人携带商品而解雇了他。此外，册封典礼是在举国哀悼乾隆皇帝逝世期间举行的，所以本应举办的七次正式宴会被取消，为琉球政府节省了大笔开支。简言之，这次出使似乎相当成功。为表示感谢，国王赠送两位钦使10000盎司银子，但他们拒绝接受。[60]

至于1838年的使团，我们看到了道光皇帝的一道谕旨，其中明确提到册封使团的贸易活动造成的问题，申明了中国朝廷的政策。[61]据一位御史奏报，以前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团时，正使的私仆和福建所派士兵及杂役经常私带商品（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与商人合作的），以高价强卖给琉球人。这种行为有违朝廷怀柔藩邦之本意，有损中国的尊严，应严格禁止。使节理当为其私仆的行为负责，但皇帝觉得使节很难约束士兵和其他不隶属于他们的成员。因此，福建巡抚应在册封船开往琉球之前上船检查。如果发现使节的私仆携带商品，由使节予以惩处。如果发现福建所派士兵和杂役携带商品，由福建巡抚予以最严厉的惩罚。

这就是朝廷对于与册封有关的贸易活动的态度。这道圣旨和以前乾隆皇帝采取的措施表明，这类贸易从来不是官方的事业。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朝廷在派遣册封使团时怀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动机。

福建地方政府的态度不是太清晰。它只正式批准船主装载“压舱货”从事私下交易，用以补偿征用他们的船只作册封船的租费。正如我们看到的，大量使团成员有规律地从事私人贸易，其中许多人与地方政府有关。使节们对这些福建帮的控制基本无效。至于地方官员与这类贸易的确切关系，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推测：在广州和福州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存在的复杂情况，在这里也存在。

一个更不明晰但并非没有意义的问题，是使节对此类贸易的态度。琉球册封使团为翰林院的文士（清班）创造了不多见的直接介入贸易活动的机会。[62]使团积极从事贸易活动，难免使人们怀疑使节也参与其中。东恩纳宽惇指出，执行危险任务的使节们希望他们的冒险能得到很大的回报。[63]这一断言是容易引起质疑的。由于文献资料不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使节本人对非法牟利活动的态度和他对私仆的控制力而言，他的个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使节们的表现肯定是多种多样的。留下出使日记的一些使节确实表示他们厌烦使团的这个消极面，因为它不仅制造了麻烦，而且妨碍他们早日返航。[64]也有这样一些事例：使节扮演客观公正的仲裁人的角色，促使中国商人和琉球官员就商品价格的争议达成妥协方案。[65]

然而，我们知道使节们的私仆确实参与了贸易活动。如果一个仆人的主子在翰林院任职，他一般是没有机会接受贿赂的，他可能把随主子出使琉球看作一个难得的机会。[66]使节很有可能默许仆人的活动，也有可能控制不了他们；他们可以狐假虎威，威吓琉球人，或与福建士兵和商人合作。使节可能因为仆人的不良行为而落下骂名。有一个关于1579年担任副使的明朝官员谢杰的广为人知的传说。他的一个亲戚把大批网巾带到琉球，卖不掉，因为网巾对琉球人毫无用处。据说，谢杰下令册封典礼日所有人必须戴网巾，否则就以大不敬的罪名治罪。网巾因此销售一空。这个传说流传极广，以至于“琉球人戴网巾”在琉球变成了显要人物强人所难的同义语。[67]谢杰后来官拜户部尚书，我们从他的传记中了解到，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以诚实和慷慨闻名于世。[68]尽管如此，这个故事还是代代相传。1800年使团的副使从一位琉球官员口中听到这个传说，记录在日记中。

简言之，虽然中国的文官以鄙视经商著称，但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琉球册封使都能够完全脱离与使团密切相关的商业活动。他们的著述和后来的作为无疑都表明，他们堪称“贤士”，都是正直之人，绝不唯利是图。[69]有人认为他们出使琉球是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这种看法恐怕失之草率。萨摩藩和琉球史专家、日本学者武藤长平指出，虽然某些使节在琉球人中留下了不良传说，但他们当中有不道德行为的人其实是很罕见的。中国使节一般都很注重他们的尊严，都在竭力培养亲善关系。[70]

说到中国士兵和杂役在琉球的种种不法活动，实际上此类罪行在中国国内也经常可见。皇帝不断发布圣旨，禁止钦差大臣及其下属惊扰地方，严令他们按价付款，这都表明此类丑行是经常发生的。[71]有几个这样的事例：当明朝皇帝派使团到各省为皇子分封领地时，他们沿途要索，惊扰地方，甚至故意延迟册封时间，向皇子索取贿赂。[72]某些琉球册封使团中出现的弊端，除存在有意识地勒索藩属国的倾向外，也许更多地反映了国内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