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琉球人对双方关系的看法
虽然个人的态度不易从历史文献中予以确定，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同时臣服于萨摩藩和中国的情况下，琉球不得不采取一项规避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朝贡关系和历史著述中自然充斥着一种欺瞒的精神。琉球编年史《中山世谱》在记述中琉关系的同时，又在单独的附录中记载了琉球与萨摩藩的关系；历任中国册封使会看到前面的部分。我们从给中国人看的版本中发现，1861年国王尚泰有感于太平军造成的破坏和英法联军对北京的入侵，谕命臣民在全国范围内为中国祈祷，祝愿中国“剿灭叛匪，驱逐蛮夷，安享太平”。[81]编年史的附录中则声称，当1863年英国军队在鹿儿岛登陆时，国王也谕命全国臣民为萨摩藩祈福。[82]琉球人在北京写的诗中，经常赞美皇帝的圣德，说皇帝怀柔远人，泽被苍生；而琉球人在日本写的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对萨摩藩的大名和将军表示感谢。[83]在这些记载中，很少或完全看不到琉球人的好恶，私人著述尚未之见。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虽然册封典礼给琉球政府造成了财政负担，但这些支出被定期派往中国的朝贡使团获得的利润所弥补。琉球每两年朝贡一次，每次派出200人的使团，分乘两艘船。第二年另派100人乘一艘船去中国迎接贡使。与其他藩属国一样，琉球也获得了免税载货到福州的特权，而且使团在中国的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每次册封后，会有四名琉球留学生前往北京的国子监留学，另有一大批人到福州接受教育，或学习技能。他们所需费用也由中国政府支付。如果把琉球每年获得的利益与接待偶尔来访的中国官方使团所需费用作比较的话，无论怎么比较，结果肯定是琉球获利更大。
除经济方面的考虑外，琉球政府还赋予册封很高的精神价值，尽管册封不能给国王的政治权威立即带来促进作用。在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的影响渗透于琉球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儒学成为其国家意识形态。这在琉球的学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初级阶段的课本是《三字经》、朱熹的《小学》和四书。中级阶段仍学《小学》和四书，同时增加五经、书法和算术。在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课目为四书五经、唐诗、写作，还要用中文书写公文。[84]这样的教育背景，加上琉球与中国长期保持的朝贡关系，自然使琉球人用与中国人大体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在儒家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对他们来说，册封尽管是表面文章，但似乎是他们政治结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1609年后，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琉球不得不在各个方面接受萨摩藩的意志。但是，由于琉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没有中断，儒学仍是其国家意识形态，前述变化似乎没有改变琉球人的观念：中国是东亚世界的中心，是文化价值观的源泉。
对册封典礼的敬畏和对清朝使节的尊重在琉球的所有官方文献中随处可见。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家谱中也有此类敬语。有一部家谱的“荣誉”项目下，记载着家族一位成员拜访中国使节和某位成员收到使节所赠礼物等事情。[85]这部家谱属于久米村的一个家族，该村是中国移民后裔的聚居地，这里的人崇敬中国使节当然是不足为怪的。更有趣的记录见之于居住在久米岛的一个家族的家谱中。1756年使团的一艘册封船在附近海域失事，使节们登上久米岛，造访了一位地方官员的府邸，把诏令和其他御赐之物暂存府中。使节们在府中用晚餐后，正使把自己写的一幅字和另外一些礼物送给那位官员以示感谢。这对那位官员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他求得首里的准许，把这幅书法刻在木板上，挂在家里当传家宝。这位官员在家谱中大肆渲染此事——他把自己的肖像收入家谱，肖像旁还有用中文写的一长段文字。他在文中述说了他是如何严格遵守祖宗遗教、努力培养孝道和其他美德的，是如何有幸遇见使节并收到礼物的。他在文中强调这几点，以便让子孙后代能够认识到祖宗遗教和培养美德的重要性。[86]
1682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也反映了琉球人的态度。那年，当琉球的请封表章呈送朝廷时，可能是由于海军正在做远征台湾的准备，所以礼部建议国王派代表在福州接受册封，这样中国就不用派使团去那霸了。这样的安排并非史无前例，因为清廷只向朝鲜、琉球和安南派遣专使举行册封典礼；至于其他藩属国，皇帝的诏令都是由中国省级官员转交该国贡使带给新国王的。[87]这些不同的安排不影响其他的朝贡活动，如在宫廷进献贡品和在口岸从事免税交易等，所以这种做法不会使琉球在物质上遭受任何损失；她可以通过本国的贡使接受册封，也有权向福州派遣贡船。然而，1682年琉球不愿意接受这一安排，请求朝廷像往常一样派出册封使团。康熙皇帝不顾礼部的反对，特准琉球之请，依例派出册封使团。[88]如果不是琉球一再坚持，册封使团可能就停止派遣了。
概括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册封典礼对琉球绝非没有好处。我们可以根据琉球与萨摩藩的关系进一步探讨琉球的态度。虽然琉球对萨摩藩控制其国的反应在官方文献中不易看到，但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萨摩藩的严密监视下，琉球怀有强烈的恐惧感。近代冲绳历史学家伊波普猷称，萨摩藩实行的是奴隶制度。[89]这种态度也体现于琉球官员间流传的一个谚语中：“交游中国，臣事日本。”[90]最后一位琉球王尚泰讲的一件事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蔡温曾忠告国王尚敬（1713—1751年），如果琉球冒犯了中国，解释清楚就可以了，但如果得罪了萨摩藩，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琉球也会遇到麻烦。这个忠告成为琉球统治者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座右铭。[91]
虽然对萨摩藩既恐惧又恭顺，但琉球政府在中琉交往的问题上，也能对萨摩藩的权威进行微弱的抵制。萨摩藩虽在幕后操纵一切，但它必须得依靠琉球人在前台演戏。作为舞台上的主角，琉球人可以就自己扮演的角色提出一些建议。1838年，萨摩藩常驻琉球的一个代表去世，琉球须把他的尸体送到鹿儿岛埋葬。但琉球政府拒绝办理，提出的理由颇有些勉强：如果运棺材的船在海上失事，飘到中国沿海，中国当局就有可能发现琉球处在萨摩藩的控制之下。萨摩藩接受了琉球提出的理由，让那个人的尸体在琉球下葬。[92]
1866年中国册封使团抵达之前琉球政府与萨摩藩派驻琉球的官员之间的往来公文，也反映了琉球的态度。[93]琉球政府要求萨摩藩人在中国使团停留琉球期间躲藏起来，不要四处闲逛。琉球政府教他们，如果中国人看见他们并问一些问题，他们应该如何回答。琉球政府还指出，中国使节一般都记日记，记述出使见闻，回国后呈送皇帝御览。如果他们产生任何怀疑，那么琉球与萨摩藩和幕府之间的关系（这是琉球竭尽全力要隐瞒的）就可能被中国朝廷知悉，朝贡关系可能因此而中断——这是最为严重的事情。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们感到琉球政府在努力利用册封的机会，抵制萨摩藩的权威，采用的是“以夷治夷”的策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竭力寻求“权力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琉球向中国使节掩饰其臣服于萨摩藩这一事实的欺瞒措施是否有效？中国人对此事有何看法？我认为答案是这样的：通过欺瞒措施，琉球成功地守住了她在行政上臣服于萨摩藩的秘密，但她不可能隐瞒日本在琉球具有影响力这一事实，日本的影响非常广泛，根本无法掩饰。中国使节都不是头脑简单之人。日本在琉球的影响不可能逃过他们的眼睛。《明史》“琉球传”中记载了萨摩藩对琉球的入侵。明朝末年（萨摩藩入侵之前）的册封使所写日记中也提到琉球有日本人。由于中国使节在接受委任后都要阅读中国关于琉球的记载，所以他们肯定大体了解琉球与萨摩藩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琉球期间的亲身观察能够证实此种关系的存在。有位使节指出：“相传琉球去日本不远，时通有无，而国人甚讳之，若绝不知有是国者。”[94]另有一位使节指出，他在琉球看到的许多中国典籍都是在日本出版的。书中的文字是汉字，但每行字的旁边有日文阅读标记，还有日本天皇的年号，如宝历、永祥、元和等。琉球人说他们是从福州得到这些书的，但使节认定福州没有这些书。[95]
虽然这些例子表明中国使节看穿了首里的欺瞒措施，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知道琉球臣服于萨摩藩这一事实。某些使节确实在日记中记述了萨摩藩入侵的详情，但是只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事件作了记录，而没有提及萨摩藩在继续控制琉球。他们意识到琉球人在隐瞒一些事情，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花费力气刨根问底，与此事的重要性很不相称。他们没有要求琉球人进行解释，也从未向中国朝廷报告首里的欺瞒行为。他们满足于琉球政府表现出的忠诚，为他们在首里和那霸看到的所有中国化现象感到高兴。清代所有出使日记中的证据都表明，中国使节（还有中国朝廷）对琉日关系一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直到1875年，当日本命令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琉球向中国请求援助时，中国朝廷才意识到，琉球实际上自1609年以来一直是萨摩藩的一个附庸。在随后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朝廷对琉球形势的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96]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对藩属国的基本原则是消极的，是“放任不管的”[97]，而且整个朝贡体制的目标是防御性的，旨在维持现状以确保中国的安全。中国朝廷一般不关注藩属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虽然琉球是最忠诚的藩属国，中国对琉球也很好，但是中国朝廷对琉球从来没有太大兴趣。只有在明朝末年，因中日关系非常紧张，朝廷才重视过琉球的战略地位，担心日本借道琉球入侵中国。即使在那个时候，中国也只是采取预防措施，寻找一个又一个借口推迟琉球的朝贡时间。[98]当德川幕府的闭关政策消除了日本的威胁后，北京就不再关心琉日关系了。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使节的漠不关心反映了中国官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为官态度。[99]使节在琉球受到政府和人民极大的尊重，他们的册封典礼都顺利完成，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而且他们知道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即使他们发现琉球臣服于萨摩藩，他们也不愿意大事张扬，因为把此事当作大事提出来，既对他们本人没有益处，也会给朝廷增添麻烦。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即使中国朝廷知道了琉球对中国和日本双重臣服之事，它也不会看得太重，只要中国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琉球继续向北京进贡。在传统的东亚世界，双重臣服不是一个像在近代时期那样严重的问题。在汉代，乌孙通过迎娶大汉公主和匈奴首领的女儿而同时向汉朝和匈奴俯首称臣。19世纪70年代中日为琉球发生争议时，最大的问题是日本禁止琉球向中国进贡。如果琉球继续保持朝贡关系，北京可能不反对她同时向日本称臣。但是，琉球的双重臣服也许仅仅在东亚世界与世隔绝和日本继续闭关锁国时才能维系下去。到19世纪末叶，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了。
【注释】
[1]鸣谢：本文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963年）中的一章，经增补和修改而成。在此我要感谢费正清、费瑞尔、刘广京、牟复礼、邓嗣禹和杨联陞教授的意见和修订。我还要感谢坂卷俊三教授慷慨地为我提供方便，让我利用夏威夷大学收藏的卷帙浩繁的琉球文献。
[2]陈大端，普林斯顿大学东方研究副教授，最近在哈佛大学担任汉语访问讲师。他在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48年），在台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3年），博士论文的主题是19世纪的中琉关系。
[3]都穆：《使西日记》（这是作者1513年奉大明朝廷派遣前往宁夏册封王妃过程中写的日记，嘉靖年间刻本，1959年北京影印版），邵宝“序”，第1页；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外交阶段，1858—188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第149—150页。
[4]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0年，第142页。
[5]参阅坂卷俊三《琉球与东南亚》，《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3期（1964年5月），第383—389页。
[6]参阅真境名安兴《冲绳千年史》（福冈，1952年）一书第108—111页和“附录”第1—3页的表。
[7]小叶田淳：《萨摩藩入侵后的琉球与明朝关系》，《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研究年报》第7期（1943年），第191—192页。
[8]《历代宝案》是琉球外交文件汇编集，共3辑加1个别卷，总计249册。此处内容引自《历代宝案》（台湾大学手稿本）第2辑，卷101，第2—3页。对于《历代宝案》的探讨，参阅坂卷俊三《〈历代宝案〉评介》，《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83卷第1期（1963年），第107—113页。
[9]《中山世谱》，收入琉球史料丛书（共5册，东京，1941年），第4册，第48—49、77页《明史》（百衲本），卷323，第3b、6页。
[10]《历代宝案》第2辑，卷101，第10—16页。
[11]李鼎元：《使琉球记》（1800年出使，1802年写序），卷1，第1页。
[12]明朝的政策是选拔学有所成和行事谨慎的人担任使节（“行人”）。太祖皇帝规定“行人”必须由进士担任。到了后来，太监屡率使团出行使朝廷蒙羞，御史们一再请求皇帝派遣那些进士出身的人担任使节。参阅徐学聚编纂《国朝典汇》（1601年写序），第3册，第1089—1090、1093—1095页，收入中国史学丛书第7辑，台北，1965年。
[13]关于清代出使琉球的使节的姓名和职衔，参阅真境名安兴《冲绳千年史》第110—111页的表。
[14]李鼎元：《使琉球记》卷4，第17页。
[1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97，第5b—6页。
[16]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21年写序，1840年日文版），卷3，第53页。
[17]李鼎元：《使琉球记》卷1，第3页。
[18]这个和尚名叫寄尘（又名八九山人），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画家，受李鼎元之邀随1800年使团出使琉球。参阅李鼎元《使琉球记》卷2，第22页；《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上海，1944年，第373页。据称，随团出使的还有一位文人画家，名叫沈复，是《浮生六记》的作者。六“记”中只有四“记”流传下来。散佚的两“记”之一名为“中山记历”，是沈复琉球之行的记录。1935年，《浮生六记》的全本得以出版，其中的“中山记历”称，沈是1800年使团正使赵文楷的从客。然而，此篇是伪造的，大部分抄自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沈确实担任过琉球册封使团的从客，但是在1807年而非1800年。参阅房兆楹写的沈复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华盛顿，1943年，第641—642页；刘樊：《浮生六记佚稿辨伪》，《国闻周报》第14卷第6期（1937年2月），第43—49页。
[19]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1，第8b—9页。
[20]真境名安兴《冲绳千年史》第101页列举了不同使团的规模：459人（1756年使团）、504人（1800年使团）、519人（1808年使团）和417人（1838年使团）。
[21]《历代宝案》第2辑，卷106，第10页。
[22]陈侃：《使琉球录》第1册，上海，丛书集成版，1937年，第50页。
[23]汪楫：《使琉球杂录》（记1683年使团出使经历，1684年写序），卷1，第2b页。
[24]陈侃：《使琉球录》第1册，第71页。
[25]杜联喆写的王文治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第840页。
[26]王文治：《海天游草·序》（内收出使琉球期间写的65首诗），见《梦楼诗集》，1795年，卷2，第1页。
[27]姚鼐1777年给王文治诗集写的序，见《梦楼诗集》。
[28]赵出使琉球期间写的诗结集为《槎上存稿》，于1818年出版。他的学生汤金钊为这部诗集写的跋语中有一些关于赵的生平事迹。这部诗集存世极少，汤氏跋语的日语译文见真境名安兴《冲绳千年史》，第531—532页。
[29]陈侃：《使琉球录》第1册，第50页；夏子阳：《使琉球录》（记1606年使团出使经历，台湾大学手稿本），第17—22、30—35页。
[30]琉球政府编纂：《评价方接待册封船日记》（台湾大学手稿本），卷4，第195—196页。
[31]周煌：《琉球国志略》（1757年写序），上海，丛书集成版，1936年，第3册，第150页。另外参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2，第8—9页；李鼎元：《使琉球记》卷3，第9—10页。在国王所派代表每5天来问安时，使节往往会叫厨师备齐盛宴，款待琉球官员。
[32]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2，第3、6b页；周煌：《琉球国志略》第1册，第99—100页；李鼎元：《使琉球记》卷3，第8页。
[33]真境名安兴《冲绳千年史》第103—104页列举了六个使团的花销：3247贯（1683年使团）、3565贯（1719年使团）、2370贯（1756年使团）、3225贯（1800年使团）和3220贯（1838年使团）。
[34]《中山世谱附卷》，收入琉球史料丛书第5册，第44、85、104—105页。
[35]《球阳》（郑秉哲等编写于1745—1876年间，共22卷，外加附录，重印为7册，那霸，1944—1946年），第2册，第136页；第4册，第130页；第5册，第8、48、63—64页。
[36]引译自东恩纳宽惇《冲绳对外关系史》，东京，1951年，第33页。
[37]伊波普猷、真境名安兴：《琉球五伟人》，那霸，1916年，第64—65页。不过，也有这样的可能性：琉球政府发布此项命令仅仅是为了维护其名誉，因为我们看到有证据显示，琉球政府不希望让中国人看到琉球人衣着褴褛。参阅比嘉春潮、崎浜秀明《冲绳民事和刑事案件审判记录》，东京，1965年，第63页。
[38]《鹿儿岛县史》第2册，东京，1940年，第709页。
[39]东恩纳宽惇：《冲绳对外关系史》，第33页。
[40]对于不同的典礼和宴会的详细描述，参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2，第1—4页；周煌：《琉球国志略》第3册，第139—146页；李鼎元：《使琉球记》卷3，第7、13—14页；卷4，第11—14页。
[41]这个牌坊最初名为首里坊，以首都命名。1579年，当国王尚永得到册封时，皇帝的圣旨中说，琉球世代朝贡中国，可称为“守礼之邦”。为纪念受到的褒扬，尚永命人把“守礼之邦”四字刻成匾额挂于牌坊上方，取代了“首里”匾额。由此开始，琉球政府一直是这样做的：当中国册封使团到来时，悬挂“守礼之邦”匾，册封使团离开后悬挂“首里”匾。1663年，政府决定把“守礼之邦”匾一直挂在牌坊上，该牌坊遂正式被命名为守礼坊。参见《球阳》第2册，第10—11页。该牌坊于1945年被毁，后来重建，现立于琉球大学门口。
[42]《明史》“舆服志”，卷67，第23页；陈侃：《使琉球录》第1册，第79页。
[43]《鹿儿岛县史》第2册，第708页。
[44]汪楫：《使琉球杂录》卷3，第2页。
[45]李鼎元：《使琉球记》卷4，第22页。
[46]费正清：《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和外交：通商口岸的开放，1842—1854》，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3年，第29页。另外参阅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第138—139页注5关于叩首礼仪的解说。
[47]相关史实见谢杰《日东交市记》，这是关于1579年使团的报告。谢的著作已散佚，但其关于贸易的内容被徐葆光引用，见《中山传信录》卷1，第9页。
[48]参阅方豪《康熙五十八年清廷派员测绘琉球地图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期（1950年6月），第157—197页。
[49]蔡温：《自叙传》，收入《蔡温随笔记》，琉球史料研究会影印版，那霸，1958年，第10b—12b页。对于蔡温及其著述的研究，参阅坂卷俊三《琉球：冲绳研究参考文献指南》，火奴鲁鲁，1963年，第48—53页。
[50]参见桑江克英《徐葆光》一文引用的《毛氏家谱》中的资料。《徐葆光》被用作《中山传信录》日文版（桑江克英译注，6册，那霸，1940年）的序言。
[51]关于册封使节在琉球的经历，在他们的中文传记中几不可见，因为这些传记只是简要提及他们出使琉球之事。
[52]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1，第9b页。对于《中山传信录》的内容和版本，以及其他中国使节出使日记的研究，参阅坂卷俊三《琉球：冲绳研究参考文献指南》，第76—81页。
[53]《历代宝案》别卷，第2册。
[54]参阅罗伯特·K.酒井《萨摩藩与琉球间的贸易和德川幕府的隔离政策》，《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3期（1964年5月），第391—403页。
[55]《中山世谱附卷》，收入琉球史料丛书第5册，第83页。
[56]关于船只失事和国王赔偿的情况，参阅周煌《琉球国志略》第1册，第92页；《历代宝案》第2辑，卷39，第12—17页；蔡温：《自叙传》，收入《蔡温随笔记》，第13b页。
[57]《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35，第19页；卷537，第20、27页。
[58]《评价方接待册封船日记》卷4，第38—39页。
[59]《清史》第4册，台北，1961年，第4255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83，第9页；卷90，第28页。
[60]李鼎元：《使琉球记》卷2，第23—24页；卷6，第14—15页。
[61]《历代宝案》第2辑，卷166，第72页。
[62]孙任以都编译：《清代行政词汇：六部名词注解》，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1年，第289条，第49页。
[63]东恩纳宽惇：《冲绳对外关系史》，第17—18页。
[64]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2，第9页；李鼎元：《使琉球记》卷2，第14页。
[65]《评价方接待册封船日记》卷4，第196页；卷5，第39页。
[66]可参考瞿同祖描述的某位县令之私仆的贪腐形式，见瞿同祖《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2年，第88—90页。
[67]李鼎元：《使琉球记》卷2，第16页。
[68]《明史》卷227，第16b—17b页。
[69]参阅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4年，第10页。
[70]武藤长平：《西南文运史论》，东京，1926年，第318页。
[7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7，第1—11页。
[72]《国朝典汇》第3册，第1093、1095—1096页。
[73]张学礼：《使琉球记》（记1663年使团出使经历，1664年写序），丛书集成版，上海，1937年，第12页；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4，第18页。
[74]真境名安兴：《冲绳千年史》，第383页。
[75]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所收资料的最后年份为1809年），卷5，第23页。
[76]参阅坂卷俊三《琉球：冲绳研究参考文献指南》，第78页注24、第80页注28、第81页注31。
[77]关于19世纪琉球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参阅柯乔治《冲绳岛民史》，拉特兰，佛蒙特，1959年，第237—350页。
[78]福建和广东当局就英国和法国战舰和传教士造访琉球事向皇帝呈递的奏折及皇帝的圣旨和批语，参阅《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平，1930年，卷73，第31—35页；卷74，第3—5、9、16b—20页；卷77，第6—14、25—31页；卷79，第29—31、42—43页；卷80，第37—40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第33b—36b页；卷4，第3b—6b、17—18页；卷6，第6b—8、19b—20页；卷7，第31b—32页；卷11，第10页；卷15，第2b—4b页；卷26，第14b—16、22b页；卷80，第27b—28页。
[7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7，第26页。
[8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0，第18b—20页。琉球向中国报告了佩里的来访，但未提与美国签订条约之事。国王只是说琉球“暂时同意”佩里提出的一些要求。琉球报告的英文译件，见施维许《中国对美国夷人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纽黑文，1953年，第296—297页。
[81]《中山世谱》，收入琉球史料丛书第4册，第269页。对于《中山世谱》的探讨及对于琉球史学受琉球双重臣服的影响的研究，参阅东恩纳宽惇《〈中山世鉴〉、〈中山世谱〉和〈球阳〉》，收入琉球史料丛书第5册，第1—60页（第5组页码）。
[82]《中山世谱附卷》，收入琉球史料丛书第5册，第116页。
[83]关于在中国创作的诗词，参阅《琉球诗录》（在中国国子监学习的四位琉球留学生的诗集，1844年写序，在中国出版）；关于在日本创作的诗词，参阅《东游草》（出游日本的三位琉球官员的诗集，1843年写序，在日本出版）。这两部诗集都是琉球人写的汉文诗。另外参阅程顺则《雪堂燕游草》，京都，1714年。
[84]真境名安兴：《冲绳千年史》，第388—393页。
[85]《红氏家谱》（1690年写序），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琉球历史档案缩微胶卷计划，缩微胶卷第262号（1962年）。
[86]《喜久村絮总图》，夏威夷大学，缩微胶卷第231号。
[87]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第142页。
[88]《历代宝案》第1辑，卷6，第10—17页。
[89]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记述1872—1879年间在琉球的见闻，伊波普猷1914年写序），东京，1952年。
[90]东恩纳宽惇：《冲绳对外关系史》，第1页。
[91]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90页。
[92]东恩纳宽惇：《琉球史》，东京，1959年，第90页。
[93]《支那册封使来琉球杂记》，夏威夷大学，缩微胶卷第403—404号。
[94]汪楫：《使琉球杂录》卷2，第5页。
[95]周煌：《琉球国志略》第2册，第60页。
[96]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册，天津，1932—1933年，第121—123、141页。
[97]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外交阶段，1858—1880》，第8—9页。
[98]小叶田淳：《萨摩藩入侵后的琉球与明朝关系》，《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研究年报》第7期（1943年），第168—190页。
[99]杨庆堃：《中国官僚行为的一些特点》，收入倪德卫和芮沃寿编《行动中的儒学》，斯坦福，1959年，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