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科举制度

在明代汉人结束了异族统治之后，又恢复了唐、宋时期的衣冠制度。这就大大提高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三个级别进行：首先在县里举行童子试，考中者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府试，考中者为"秀才"，算是已经取得功名，可以免交赋税、免服徭役、不受体罚。秀才们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例行考试斥去一些不合格者。再上一级考试为各府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考生们在科场号棚里挥毫作文，考中者为举人，中举率大约为1％一2％。中举者可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师举行的会试，考中者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后即获进士或同进士出身，这时就可以担任官职了。

朝廷也允许某些人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进入仕途。如高官的子孙可以享受父祖的余荫而世袭功名甚至官职。另一个途径就是用钱捐买功名。在这一点＿仁明清两朝和前代做法一样，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增加朝廷的收人。通常捐官者只能得一虚衔，并不担任实职，这样他虽身列缙绅，却未步人仕途。因此，尽管一些有钱人（主要是大商人和大地主）可以通过捐官进入士大夫阶层，"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仍然受到最高的尊敬。捐官因此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使得一些并非文人的热衷功名者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另外也为政府（尤其是国格匾乏之时）提供了财政收人。19世纪时，获得举人以下功名者有上/3都是用钱捐买来的。

一般来说，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大部分的官员人选，亦成功地网罗了国内的精英来为国家服务。各县、各省的中榜人数都有限制，这样可以保证各地的均衡。考生的试卷有时请抄手另行誊写并隐去姓名，这样在阅卷时就可以防止循私舞弊的现象发生。在省一级的乡试中由朝廷派人监考。科举是由礼部而非户部负责的，后者负责为进士授职委任等事。；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遴选程序的普遍性与公正性。

科举考试有个缺点，即只限在经过宋儒（如朱熹）评注的四书五经之内出题。出于对经典的热情，明朝在1487年规定了以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个字，骄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明朝为考生设立了"官学"，各县、府也都奉旨设立一了该类学习机构。其主要功能并非是教学或寄宿之用，而是招收学生并定期举行考试。真正的求学生涯始于家塾，在官宦人家尤其如此这样学生不仅叮以直接向父辈请教，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动力与榜样二明清两代的启蒙读物是《三字经》，该书产生于13世纪，通过合辙押韵的三字句，将一些最纂本的知识与教诲浓缩在365句话中。其中开篇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概括了孟子厂'为后人接受的"性善"说（这种观点对于信奉原罪说的四方传教士而言，曾是一道严重的理解障碍），因此，童蒙在识字之初也就被灌输以儒家的思想。

学术

明代的最高学术机关为翰林院，其中各位翰林都是进士出身的百里挑一的大学者，并常常担任应制草浩的重大任务。明代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即主要在这一儒学堡垒中得到体现。此外，全国还有三百来处私人书院，均仿宋制建造，是学术研究和论辩以及编撰图书的中心，通常由高官巨贾襄助举办，有些甚至还得到朝廷的提倡和扶植。书院中有不少享受免费待遇的学者和儒生，并且形成了一些图书馆。翰林院有时亦刊行学术著作并保藏印刷著作的雕版。

皇帝对文学艺术的奖掖和提倡，是他巩固自身作为国家和儒家文化领袖之地位的重要手段。这种风气始于1407年，这年《永乐大典》成书二《永乐大典》共有11095册，囊括了前代关于历史、政治、伦理、地理等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该书由2000余名学者编辑而成，由于卷帙繁浩因而无法刻印。今天保留下来的不到400册均系手工抄写而成在此之后的200年中，在朝廷、官员和学上及家族的襄助鼓励「，刊行了大量了书籍，J铆手，包括玄篇巨制的类书、卷帐繁浩的专一著文章及各式各样的纯文学创作，这一盛况足以与同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学相配。如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费时26年编撰而成的《本草纲目》，其中收录了近2000种动植物和矿物药材，列举出8000多个药方。这本医典成书于1578年，但已经谈到接种疫苗以防治天花及今天仍在应用的一些医药用品，如水银（汞）、碘酒、大风子油及麻黄等物。

另外一种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开工开物》亦于1637年成书。该书作者为宋应堪，书中介绍了种稻、制丝、煮盐、制陶、开矿一、用煤、造纸、铸造兵器及其他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井且辅以大量的图解。学术的繁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明朝建国以来，两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社会物质经济的繁荣：农业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贸易与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亦随之而繁荣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书籍的刊行问世，更为普及的教育和更为精致也更为民主的都市文化，从这种文化中又涌现出更多的学者和官僚。不过，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亦日趋严重；为了维持统一的社会意识并确定学者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儒家学者们想出相应的对策。

明代哲学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阳明(1472一1529年），其思想甚至在日本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仕途得意，提倡一套"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而与程朱学说相对抗。他创立的"心学"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学说，认为"心明便是天理","心"与"理"为同一实体。这种思想与禅学颇有相类之处，可以说"心学"是王阳明在禅学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叛，因为他将重点放在了冥想与直觉认识之上。这样，朱熹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就得加以修改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的论点，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而"致良知"就需要静思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二但儒家所云的"修身"并不是像佛家一样要去除一切人欲，而仅仅是去除人欲中的"私欲"，而后发挥人本身具有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将之发挥为"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点。这种观点一直被后世的中国和日本奉为圭桌，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缙绅阶级

有明一代共产生了2.5万名进士，获得进士以下功名的人则大约有50万名之众。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绅士"，大约与英文中的"gentry"一词同义，但后者内涵更为宽泛。"gentry"（绅士）一词既可指一名绅士，也可指整个绅士阶层，并且有时带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内涵，因而词义比较模糊。严格说来，中国的绅士多指获得功名的个体。不过，由于在中国家族优先于个人，的确也存在着所谓的缙绅门庭（如该家族中有些人获取了功名）。而个人则在获得功名后方可列身缙绅。不过，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里，土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经济支柱，地主兼绅士的家族比比皆是。获得功名者与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又重叠在一起的。

儒家政府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因为在地方上缙绅义务履行了许多公众职能。他们通常居住在城镇中的深宅大院里，但与地方政府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大的势力。作为地方上的要人，他们须负责许多在今天是由官员来办的事务，如筹款、监工等等。另外他们还负有维护道德、修缮当地孔庙和演习儒家礼仪的责任或兴建学堂、书院、编撰地方志，荒年时他们还得开仓贩灾，政局混乱时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训练兵丁。在这些事务上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认可，但并不能担任实职或收取报酬。这与其他类型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古罗马的骑士阶级，现代美国的商人阶级，他们都是作为非官方的集团而发挥着地方领袖的作用：

与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为此目的，儒家的教条在孔庙仪式上一再宣讲，天子本人也一再发布道德训令。明太祖御制的六条训诫在1397年颁布到了每一个村庄，其中讲到百姓应该孝敬父兄祖先、教导子孙、安居乐业云云。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尽管缙绅不等于世袭的门阀，但他们确实形成了一种精英集团，因为获得功名者及其家属不到总人1%的2%，但他们却拥有下级官员都不具备的最高社会权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