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亚力的族人
有一年夏天，我和太太玛丽一起到澳大利亚度假。我们想去看看那些保存良好的土著岩画，那是一处沙漠的遗址，位于梅宁迪（Menindee）附近。动身以前，我就知道澳大利亚的沙漠又干又热，尤其是在夏天，不过我已经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漠里、新几内亚的草原上工作过很长时间，那些地方也是又干又热，所以我自认为可以应付，没把澳大利亚沙漠放在眼里。我们两人随身带了大量的水，就在中午出发了。
我们从护林站出发，沿着上山的路走，万里无云，四野开阔，毫无荫蔽。干热的空气让我想起芬兰浴。到达有岩画的崖壁时，我们的水已经喝完了，也提不起欣赏艺术的兴致，于是继续上山，缓和而规律地呼吸。这时我注意到一只鸟，肯定是画眉，但是比已知的任何一种画眉都大得多。我恍然大悟，原来我热昏头了，产生了幻觉——这还是生平头一遭。于是我们决定立刻折返。
我们不再说话，只顾着走路，专心聆听自己的呼吸声，数着路标前进，反复计算路程，估计着回到护林站的时间。我的嘴巴和舌头干得不得了，玛丽的脸红通通的。最后我们终于踏进了有空调的护林站，立刻瘫坐在饮水器旁的椅子上，咕噜咕噜地喝光了饮水器里的半桶水，还不够，又要了一瓶。我精疲力竭地坐在那里，泄了气，脑海里翻来覆去的，就是在岩壁作画的土著：他们终其一生在沙漠里生活，没有空调，还得找食物、找水。
梅宁迪让澳大利亚白人想起的，是一个更为悲惨的沙漠故事。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两个白人——爱尔兰警察罗伯特·伯克和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威尔斯——从梅宁迪北进，想要纵穿澳大利亚。这是欧洲人第一个纵穿澳大利亚的探险计划。他们带了六头骆驼出发，背负的粮食足够维持三个月，但是最后仍没逃出沙漠的手掌心。在梅宁迪北部的沙漠里，他们粮食已尽，幸好三次遇上住在沙漠中的土著，土著以鱼、蕨类植物做的饼，还有烤肥鼠待客，他们才继续活命。但是，后来伯克愚蠢地开枪打了一名土著，所有土著立刻四散逃走了。虽然他们的火力强大，却没猎到什么吃的，最后被饥饿击倒了。一个月后，他俩死在干热的沙漠里。
我太太和我在梅宁迪的经验，加上伯克、威尔斯的故事，让我对澳大利亚土著在当地繁衍生息的困难有切身感受。在各大洲中，澳大利亚独具一格。不错，欧亚大陆、非洲、南北美洲各有不同，可是一与澳大利亚相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不足道了。澳大利亚最干燥，最小，最平坦，土地最贫瘠，气候最无常，生物最贫乏，也是欧洲人占领的最后一片大陆。欧洲人到这里之前，在这块大地上繁衍生息的是最特殊的一种人类社会，人口也最稀薄。
因此，任何解释洲际社会差异的理论，都必须接受澳大利亚的检验。这里有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也有最独特的人文社会。自然的因，种出人文的果？果真如此，自然因如何种出人文果？为了了解各大洲人类历史的差异，本书第二、第三部分已经总结出一些教训。现在我们环游世界检验那些教训，以澳大利亚做第一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选择。
世人一想起澳大利亚土著社会，第一个浮上心头的印象，就是他们落后、原始。各大洲中，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是唯一的蛮荒世界，万古如长夜，文明从未现身。其他地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进入现代了，只有澳大利亚土著仍陷在石器时代的沼泽中，没有农业，没有畜牧业，没有金属，没有弓箭，没有结实的屋宇，没有定居的村落，没有文字，没有酋邦，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澳大利亚土著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以游群为基本社会单元，过着流动或半流动的生活，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简陋小屋，仍使用石器。在过去1.3万年的历史里，文化积累比任何其他洲都少。当年有个法国探险家说：“澳大利亚土著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族群，是最接近野兽的人类。”他的看法代表了欧洲人向来对澳大利亚土著的看法，至今未变。
不过，在4万年前的世界里，澳大利亚土著可是占了许多先机。已知的磨制石器，以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为最早；有柄的石器（例如石斧绑在木柄上）、船只，也是在澳大利亚发现的最早。已知最早的岩画有些也出现在澳大利亚。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可能是先在澳大利亚定居，后来再拓殖欧洲西部的。有那么多领先之处，到头来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澳大利亚，而不是澳大利亚人征服了欧洲呢？
这个问题里还套着另一个问题，在更新世的冰期里，陆地上的冰盖冻住了大量的水，海平面因此下降，目前分隔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当年就干涸了，成为动物可以通行的低地。大约在1.2万年到8 000年之间，大地回暖，冰山消融，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低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从此分隔（见图15.1）。
这两个陆块原本连成一体，但其上发展出来的人类社会却截然不同。新几内亚的土著，和我刚才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描述，几乎每一方面都相反。大多数新几内亚土著（比如亚力的族人）是农人或养猪人家。他们在村子里定居，以部落为政治单元，而不是游群；所有人都使用弓箭，许多人用陶器；住房比较坚实，船只比较适于航海，使用的容器数量、种类都比较多。由于新几内亚人能生产食物，而不是靠狩猎—采集，所以人口密度比较高：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人口却是澳大利亚的好几倍。
为什么当年“分家”后，分到较大地块的澳大利亚人毫无寸进，而家当较小的新几内亚人却能发展超越？两地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宽不过90英里，为什么新几内亚人的先进发明没有传入澳大利亚？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的距离比那90英里还窄，因为托雷斯海峡中有几个岛屿，上面住了和新几内亚人没什么差别的农民，同样会用弓箭，许多文化特质也一样。托雷斯海峡中最大的岛屿，距澳大利亚不过10英里。海峡中的岛民和双方都有贸易往来。既然双方只隔着10英里宽的平静水面，又有独木舟常相往来，为什么还能维持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
图15.1 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
注：实线是现在的海岸线，虚线是海平面比现在低的更新世海岸线，亦即亚洲及澳大利亚大陆架的海岸线。当时的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相连，而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及台湾岛则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
与澳大利亚土著比较起来，新几内亚土著的文化业绩显得比较先进。但是大多数其他的现代族群，认为新几内亚土著也“落后得很”。欧洲人19世纪末开始殖民新几内亚。在那以前，岛上居民没有文字，仍依赖石器，根本没有国家，只有酋邦的雏形罢了。既然新几内亚土著超越了澳大利亚土著，为什么他们不能从此进一步发展、日新月益？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大陆块上的族群，都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社会了。因此亚力的族人和他们的澳大利亚表亲，带给我们的是谜中之谜，真教人伤脑筋。
现在的澳大利亚白人，对于澳大利亚土著的“落后”，有个简单的答案：澳大利亚土著是天生输家。澳大利亚土著的面部结构和肤色迥异于欧洲人，因此19世纪末有些欧洲学者相信他们是猿与人之间的“缺环”。还有别的解释吗？到澳大利亚殖民的白种英国人，在几十年之内就创造了一个使用文字、生产食物、工业化的民主社会，而在那里繁衍生息了4万年的土著，仍过着没有文字的狩猎—采集生活。这不是事实吗？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澳大利亚的矿藏如铁、铝、铜、锌、锡、铅，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不会利用，而是一直生活在石器时代中？
这仿佛一个完美的对照试验，目的在找出人类社会演化的秘密：大洲是同一个，只有人不一样。那么，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和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之间的差异，必然是组成社会的人决定的。这个充满种族偏见的结论，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然而，笔者会让读者明白，这个论证是错的。
为了检验这个论证的逻辑，我们第一步要讨论的是这些族群的起源。4万年前，已经有人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定居，那时它们仍是一块大陆，并未分离。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知道当时的人是从东南亚来的，他们经过印度尼西亚，逐岛推进，登陆“大澳大利亚”。现代的遗传学研究可以证实这个推论：现代澳大利亚人、新几内亚人和亚洲人有亲缘关系，现在菲律宾、马来半岛以及安达曼群岛都还有一些族群，他们和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土著有相似的体质特征。
这些人登陆大澳大利亚之后，很快分布到各地，包括大陆边缘那些不适合人居之处。化石与石器证明他们4万年前在澳大利亚西南角留下了足迹；3.5万年前，有人到了澳大利亚东南角以及塔斯马尼亚——这里是距离他们可能登陆的地点（澳大利亚西岸或新几内亚）最远的地区；3万年前，有人来到寒冷的新几内亚高地。前述地区，从澳大利亚西岸（可能的最早登陆地点）都可以徒步到达。但是，3.5万年前要想定居在新几内亚东北的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则有几十英里海路要走。从这些年代看来，当年第一批登上大澳大利亚陆块的人，花了1万年（距今4万年前到3万年前）才全面占领了那里；他们实际上花的时间可能短得多，因为那些年代彼此的差异，都在放射性碳定年法的实验误差范围内。
人类在更新世登上大澳大利亚陆块的时候，亚洲大陆的范围比现在更大，往东包括了今天的加里曼丹岛、爪哇岛、巴厘岛，所以当年亚洲与大澳大利亚的距离，比今天东南亚南缘到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近了将近1 000英里。不过，从加里曼丹岛或巴厘岛到更新世的大澳大利亚，当年仍需要渡过8个宽约50英里的海峡。4万年前渡过那些海峡的工具可能是竹筏——算不上什么先进的技术，但还是过得去的航海工具，中国南部沿海至今还在使用。当年航海或穿越海峡必然是十分困难的壮举，因为4万年前人类登陆了大澳大利亚之后，再也没有证据显示还有人类继续进入那块大陆繁衍生息。根据考古证据，直到数千年前，才有新移民进入那个地区，例如在新几内亚出现了源自亚洲的家猪，在澳大利亚有亚洲输入的狗。
因此，虽然最早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建立人类社会的是亚洲来的人，但这两地的社会是在与亚洲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的。隔绝的结果反映在那里的语言上。经过了几万年的隔绝之后，无论是现在澳大利亚土著使用的语言，还是现代新几内亚的主要语族（所谓的巴布亚诸语言），与现代亚洲的任何语言都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隔离也反映在基因与体质上。族群遗传学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土著与新几内亚高地人，和现代亚洲人比较接近，与其他各大洲的人比较疏远，但是即使接近，也算不上亲密。体质人类学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土著与东南亚大部分人群迥异，从照片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澳大利亚的移民和他们留在亚洲家园的表亲，不通音问达几万年，各自发展出分歧性状，再自然不过了。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初来到大澳大利亚的那些东南亚人的老家，后来被从中国扩张出来的其他亚洲人占据，当地的人群构成已经变了。
澳大利亚土著与新几内亚高地人在基因、体质和语言上也分化了。例如澳大利亚土著的血型中，缺了ABO血型中的B型和MNS血型中的S型，而新几内亚和其他地区的族群一样，两种血型都有。大多数新几内亚高地人的头发是紧密的小卷发，澳大利亚土著则是直发或波浪卷。澳大利亚土著与新几内亚高地人的语言也没有什么关联，只有一些共有的词汇，是由托雷斯海峡中的岛民在交易过程中向双方传播的。
澳大利亚土著与新几内亚高地人的种种差异，反映出他们长期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里，彼此隔绝。1万年前，阿拉弗拉海水面上升，隔离了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两地的基因交流只剩下唯一的渠道，就是托雷斯海峡中的小岛。两地居民为了适应当地环境，而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路径。尽管新几内亚南部海岸的红树林、草原，与澳大利亚北岸的生态非常相似，但两地其他的生境几乎都不同。
举些例子来说吧。新几内亚贴近赤道，澳大利亚则有大片土地位于温带，最南处接近南纬40度。新几内亚多山，高达16 500英尺的峰顶有冰帽覆盖，境内地形极为崎岖；澳大利亚比较低平，94%的地区海拔在2 000英尺以下。新几内亚极为潮湿，澳大利亚干燥。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带的年降雨量都超过100英寸，高地的大片地区更是超过200英寸；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则不超过20英寸。新几内亚属于赤道气候，没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年年如此；澳大利亚的气候随季节变化，而且年年不同，是各大洲中气候最变幻莫测的。因此，新几内亚有许多常流河，澳大利亚基本只有东部有河流终年不断奔流，境内最大的河流系统（墨累—达令河）在旱季时也会干涸达数月之久。新几内亚雨林密布，澳大利亚则多是沙漠，以及开阔、干燥的林地。
新几内亚全境覆盖着新生的肥沃土壤，原因有几个：新几内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火山活动在地表注入丰富的矿物质；冰川反复前进、退缩，侵蚀高地；高山激流在低地堆积大量的淤泥。而澳大利亚在各洲中，是一块最古老、最荒凉、最贫瘠的土地，因为澳大利亚没有什么火山活动，也没有高山、冰河。尽管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它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的数量与澳大利亚的相当，因为新几内亚位置接近赤道，雨量丰沛，地势高，土壤肥。种种环境上的差异影响了两地的文化发展，使两地的文化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澳大利亚大陆上最早、最集约化的粮食生产活动，以及最稠密的人口，出现在新几内亚的高地河谷中，海拔在4 000～9 000英尺之间。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9 000年前的排水沟渠，到了6 000年前已出现发达的排水系统，还发展出了梯田（在旱季中保持土壤湿度的设计）。当年的沟渠系统，与今天高地上用来排水的沟渠相似，可以将湿地改良成耕地。孢粉分析的结果显示，距今至少5 000年前，高地河谷中发生过大规模的伐木活动，可能是为了开垦农地。
今天，新几内亚高地的农作物，有新近从美洲引进的甘薯，加上芋头、香蕉、山药、甘蔗、可供食用的草本茎，还有好几种叶菜。因为芋头、香蕉、山药是东南亚当地有的物种，而东南亚自古是驯化植物的中心，所以过去大家认为新几内亚高地的农作物，除了美洲的甘薯外，都是从亚洲引进的。不过我们已经有可靠的证据显示，甘蔗的野生种以及当地的叶菜类、茎菜类，都是新几内亚种，当地的几种香蕉也是驯化自新几内亚的野生种，而非来自亚洲，芋头和某些山药也是如此。要是新几内亚的高地农业果真由亚洲传入，我们应该能在当地农作物中发现货真价实的亚洲品种，但是未曾发现过。因此学者的结论是：新几内亚的高地农业，是从当地野生植物的资源发展出来的。
因此，新几内亚在历史上和肥沃新月地带、中国等地并立，都是独立发展出植物驯化手段的中心。虽然那里的考古遗址中并没有发现6 000年以前的食物遗留、遗迹，但那不应令人惊讶。现在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农作物品种，都不容易留下考古学上可见的遗存，而如果那里最早的农作物也属于这一类，当然就无法在遗址中现身了；而且，当年的沟渠系统，和今天芋头田的排水系统非常相似。
从欧洲人最早的记录来判断，新几内亚高地食物生产中可以确定的“外来元素”，应该是鸡、猪、甘薯。鸡与猪是在东南亚驯化的，大约3 600年前由南岛语族带到新几内亚和大洋洲（猪到达新几内亚的时间可能稍早一点）。南岛语族源自中国南方，我们会在第17章讨论。甘薯原产于南美，可能是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再从那儿传进新几内亚的，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甘薯传进新几内亚后，就取代了原来的芋头成为主食，因为甘薯的生长期短、产量高，比较不挑剔土壤环境。
农业在新几内亚高地发展起来，必然带来人口的扩张。因为新几内亚原有的大型哺乳动物（有袋类）灭绝了之后，高地上的资源只够人口稀少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甘薯在现代史上扮演过同样的角色，在新几内亚带动了新的人口增长。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第一次飞越新几内亚上空时，他们看到了与荷兰非常相似的景象，惊讶不已。宽阔的河谷中，森林全都被砍伐了，村落四布，河谷平原上阡陌纵横，排水道交错。新几内亚高地上还在使用石器的农民，其人口密度着实惊人。
新几内亚的低海拔地带地势陡峭，云雾缭绕，疟疾肆虐，又有苦旱之虞，因此农业只在海拔4 000英尺以上的高地发展。新几内亚高地像是一座矗立在空中的孤岛，四周环绕着云海，稠密的农业人口在岛上生生不息。低地上的人，多住在海岸、河边的村子，以捕食海产为生。那些距离水边较远的旱地居民以烧垦法务农，种些香蕉、山药，再以狩猎—采集为辅。低海拔的湿地，居民仍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以野生西谷椰子富含淀粉的茎髓当主食。他们采集西谷椰子，以收获的热量来计算，产值比起耕种多了3倍。新几内亚湿地提供了一个明白的例子：在狩猎—采集产值比较高的环境中，农业没有竞争力，居民会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
在低地里以西谷椰子为食的狩猎—采集族群，仍生活在不定居的游群中。他们提供了一个样板，让我们得以想象新几内亚最早居民当初的社会组织。我们在第13～14章已经讨论过，发展出复杂的技术，以及复杂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是农民和渔民。新几内亚的农民和渔民定居在村落中，组成部落社会，部落中往往有做决策的首领。有的村落里还有专供举行仪式的大屋子，装饰得极为用心。这些村落还制造出精致的艺术品，他们的木雕人像与面具已成世界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的对象。
大澳大利亚大陆上，无论是先进的技术、社会与政治组织，还是艺术，都出现在新几内亚。不过，从美国或欧洲城市居民的观点来看，新几内亚仍然显得原始，而非先进。为什么新几内亚土著还在使用石器？为什么那里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没有文字，也没有形成酋邦或国家？事实上，新几内亚土著受到了好几重生物和地理因素的束缚。
第一，新几内亚高地上发展出来食物生产农业，却没有生产出多少蛋白质（见第8章）。当地的主食都是蛋白质含量低的根茎类作物，而驯化的动物只有猪与鸡，无法提供足够的蛋白质。此外，猪与鸡不能提供什么畜力，既不能拉车也不能牵犁，高地上的农民只好亲力亲为，躬耕糊口。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口，致命的传染病菌也演化不出来，日后对付入侵的欧洲人时，就少了有效的生物武器。
新几内亚人口规模扩大的第二个限制，就是高地上耕地面积有限。那里只有几个宽阔的河谷足以支持稠密的人口。第三个限制，是新几内亚适于集约农耕的土地仅限于中海拔地带，就是海拔4 000～9 000英尺的地带。海拔9 000英尺以上根本无法务农，而海拔1 000～4 000英尺的山腰农地有限。低地上只有零星的烧垦农田。因此，在新几内亚从来没有发展出“垂直分工”的经济体系。在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都发展出了那样的经济体系——各个海拔高度上的社群，发展出独特的产业，然后互相交换，共荣共存。那样的交换体系能增加人口密度，因为所有人都能获得比较均衡的饮食，同时也能促进地区经济、政治的整合。
因此，传统新几内亚的人口从未超过100万。欧洲殖民政府引进西方医学、禁止部落战争之后，人口才开始增长。在世界九大农业发源地中（见第5章），新几内亚的人口最少。凭这区区100万人，其文化的创造力当然无法和中国、肥沃新月地带、安第斯山区、中美洲等地的数千万人比肩。新几内亚人在技术、书写系统、政治体系上，都没有可观的成绩，实在是非战之罪。
新几内亚的人口不只稀少，还被崎岖的地形给切割成许多小群体：低地上布满湿地，高地上交错着陡峭的山壁和狭窄的河谷，高地和低地都有浓密的雨林盘踞。我在新几内亚做生物学调查的时候，请当地土著当田野助理，每天要是能行进3英里，就谢天谢地了。这还是走在前人踩出来的路径上呢！在过去，新几内亚高地上的人，一生中的足迹大概不出方圆10英里。
新几内亚的地形特色，加上岛上游群、村落之间不断的战争，足以解释传统新几内亚世界中语言、文化、政治的“破碎”风貌。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密度最高的地区：全世界6 000种语言中的1 000种挤在这比美国得克萨斯州大不了多少的岛上。而且那1 000种语言中，可以区分出几十个语系，以及一些单独的语言，这些语言彼此间的歧异程度，几乎跟英语与汉语的差异一样大。几乎一半以上的新几内亚语言只有不到500个使用者。即使是最大的语族语言群（每种的使用者不超过10万人），也在政治上分裂成上百个村落，彼此斗争激烈——和说不同语言的人斗争，就更不用说了。在那个破碎世界中，每个社群都小得可怜，产生不了政治领袖与手工艺专家，发展冶金术与书写系统都更免谈了。
新几内亚被人口稀少且彼此分裂的现实妨碍了其发展，另一个限制新几内亚发展的因素是地理的隔绝，外界的技术、观念因而难以输入。新几内亚隔海与三个邻居相望，直到最近几千年之前，无论技术还是农业，它们都比新几内亚（尤其是高地）还落后。例如当时的澳大利亚土著仍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供新几内亚人采借的。新几内亚的第二组邻居是东北海面上的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它们的面积比新几内亚小多了。新几内亚的最后一组邻居，就是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屿了。可是那里也是个文化落后的地区，长久以来都由狩猎—采集族群占据。人类4万年前定居新几内亚之后，大概从来没有从印度尼西亚输入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文化产品。直到公元前1600年，南岛语族开始扩张，情况才有所改观。
这些发源于亚洲的农民将家畜、家禽、农业和技术带到了印度尼西亚，他们的农业和技术至少与新几内亚的一样复杂。南岛语族的航海技术则更有效地联系起了亚洲和新几内亚。南岛语族占据了新几内亚西面、北面、东面的各岛屿，甚至登陆了新几内亚的北部和东南海岸。南岛语族带到新几内亚的，有陶器、家鸡，甚至还可能有狗、猪（根据早期的考古学调查报告，新几内亚高地上发现过公元前4000年的猪骨，可是尚待进一步证实）。至少在最近1 000年中，新几内亚与爪哇、中国等技术比较先进的社会有贸易往来。新几内亚输出极乐鸟的羽毛和香料，换取东南亚生产的货物，其中还包括一些奢侈品，例如越南东山的铜鼓、中国的瓷器。
要是有足够的时间，南岛语族的扩张一定能对新几内亚产生更大的影响。新几内亚的西部迟早会并入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苏丹国，金属器具也可能会从印度尼西亚东部传入新几内亚。但是历史有自己的轨迹，半点不由人。公元1511年，葡萄牙人到达摩鹿加群岛，截断了由印度尼西亚开出的新几内亚发展列车。不久之后，欧洲人登陆新几内亚，他们发现的是：使用石器的土著，分裂成无数游群或独立村落，彼此无情、凶猛地斗争。
大澳大利亚上，新几内亚这一部分发展出了农业，又养殖了动物，可是面积较大的澳大利亚部分，却什么都没有发展出来。在冰期中，澳大利亚那片土地上有更多的大型有袋哺乳动物，包括双门齿兽（类似牛、犀牛的有袋类）、巨型袋鼠、巨型袋熊。但是，人类定居澳大利亚之后，发生了动物灭绝潮，大型有袋类动物绝大部分都消失了（或者被消灭了），因此澳大利亚当地就没有可供驯养的哺乳动物了。和新几内亚一样。澳大利亚土著驯养的唯一动物是狗，不过它们是外来的，公元前1500年从亚洲而来，大概是随着南岛语族漂洋过海散布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狗登陆澳大利亚后就成了澳大利亚野狗（dingo）的祖先。澳大利亚土著驯养了狗之后，狗就成了伴侣、守护犬，甚至“肉毯”，当地人用“五条狗的夜晚”表示“极为寒冷的夜晚”。不过，澳大利亚土著并不把狗当作食物（波利尼西亚人会食狗），也不以狗作为打猎的帮手（新几内亚土著有猎犬）。
澳大利亚土著也没有发展出农业。澳大利亚这块陆地，不仅是各大洲中最干旱的，也是最贫瘠的。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极为独特的特征，那就是这块大陆上的气候，基本上不受季节周期调控，而是受南半球的厄尔尼诺现象支配。厄尔尼诺现象不以年度为循环周期，也无规则的周期，不定时地出现长期干旱，又不定时地大雨滂沱、洪流横行，在澳大利亚是常态。即使在今天，引进源自欧亚大陆的农作物品种，再以卡车、铁路运销农产品，生产粮食在澳大利亚仍然是个高风险行业。年头好的时候，牧群生养众多，但是气候一旦转坏，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死于干渴。澳大利亚土著当年若是发展农牧，一定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年头好的时候累积的人口，到了干旱年份土地只能供养少数人时，不免要面临缩减。
澳大利亚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也少得可怜，不适合发展食物生产。即使现代欧洲的植物遗传学家也帮不上什么忙，澳大利亚野生植物中栽培出的作物，只有澳大利亚坚果。我们那张野生谷物清单上（见第8章）列出了56种拥有最大种子的草本植物，其中澳大利亚的野生种只有两种，而且那两种植物的种子，以重量而言（13毫克），几乎是排在最末（清单上最重的达40毫克）。笔者并不是说澳大利亚根本没有可供驯化的植物，也不是说澳大利亚土著绝对无法独立发展出农业。新几内亚南部有的栽培作物，如芋头、山药、竹芋，在澳大利亚北部也有野生种，而且也是澳大利亚土著采集的对象。下面我们会讨论到，澳大利亚土著在澳大利亚气候最宜人的地区，的确已经走上农业的道路，假以时日，可能会发展出成熟的农业。但是，在澳大利亚发展生产食物的生计，必然要面对我们讨论过的限制因素：缺乏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非常少，气候不佳，土地贫瘠。
不定居，采用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减少对住所和财产的投入，是澳大利亚土著发展出来的适应策略。一旦一地的生态情况恶化，他们就迁居到情况尚可忍受的地区。他们没有什么主食，因为只依赖少数几种食物资源是不明智的，所以他们发展出了分散风险的经济体系——增加野生食物的多样性，因为不会所有的食物资源都同时“歉收”。他们维持小规模的人口，避免丰年和荒年的人口波动，丰年固然逍遥，荒年也不至于困窘。
澳大利亚土著发展出的食物生产方式是“火耕”。那是澳大利亚土著改造、经营土地的方法，他们用不必“耕种”土地的方式，来提升土地上可食用植物与动物的产量。他们的做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地上放一把火，这样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一些动物驱赶出来，他们可以把动物杀来吃掉；火清除了地面的丛林，开辟了方便人类活动的空间；那样的开阔空间也是袋鼠的理想生境，而袋鼠是澳大利亚土著的美味；火促进了当地某些植物的生长，例如某些草本植物是袋鼠的食物，某些蕨类植物的地下根是土著的食物。
我们往往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是沙漠族群，但是大部分族群并不住在沙漠里。他们的人口分布随着降雨量而变化，因为降雨量支配了陆地上动植物资源的生长；海、河、湖边水产食物的丰寡也决定了他们人口规模的大小。他们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在澳大利亚最潮湿的地带，那里土地的产量也最高：东南部的墨累-达令河流域、东海岸、北海岸以及西南角。今天的欧洲移民也集中在那些地区。欧洲拓垦者来到澳大利亚后，屠杀了当地土著，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再将剩下的人驱赶到沙漠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澳大利亚土著是沙漠族群的印象。只有原来就生活在艰困地区的土著，才能逃过人散族灭、社群崩溃的命运。
在过去5 000年中，澳大利亚那些土地高产的地带，有些地区的传统食物采集手段有密集施行的迹象，人口也有逐渐增长的趋势。在东部，调理食物的技术有进一步的发展。那里出产丰富的西谷椰子，其种子虽然富含淀粉，可是有剧毒，所以土著发展出过滤与发酵的技术，以除去毒性。东南部先前没有开发过的高地，夏季也成为土著经常出没的地方，到那儿采集食物的土著，不仅以西谷椰子种子、山药果腹，还会食用随季节迁移生境的布冈夜蛾（bogong moth，它们会群聚在一起休眠，数量惊人），它们烤着吃的味道像栗子。另一种密集的食物采集活动，是在墨累-达令河流域出现的淡水鳗鱼业。墨累-达令河流域的沼泽，水位随季节雨量而升降。土著会修筑长达1.5英里的复杂水道系统，将各个沼泽连起来，让鳗鱼能在各沼泽之间游动。土著也修筑了同样复杂的鱼梁、陷阱（位于水道尽头），以及装在水堰石墙的开口上的渔网，捕捉鳗鱼。沼泽中还有针对不同水位设置的陷阱。建筑那样的“渔场”必然要动员大量人力，可是完工后所能供养的人口也不少。19世纪的欧洲人，还见过鳗鱼场附近有十几座石屋组成的村落。考古学家发现有的村落很大，由146座石屋组成，估计至少在采集季节里有几百人在此居住。
澳大利亚东部、北部还有另一个发展，就是采集野生小米，那种小米和中国北方地区很早就成为人们主食的稷为同一属。澳大利亚土著用石刀收割带有种子的草茎，然后打谷取得种子（小米），装在皮袋或木盘里，最后磨碎了食用。整个程序必须借助好几种不同的工具才能完成，例如石刀、磨石，它们和肥沃新月地带的居民为采集其他野生禾属植物的种子而独立发明的工具相似。澳大利亚土著所有的采集食物方法中，收割小米也许是最有可能发展成农业的。
过去这5 000年中，随着密集的食物采集活动而发展出了新的工具类型。小型石刀和箭头石器使石器制作更为省料，过去的大件石器逐渐淘汰。有磨制锋刃的石斧一开始只在澳大利亚局部地区有，后来逐渐流行开来。过去1 000年中，还出现了贝壳制作的鱼钩。
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具有复杂政治结构的社会？主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土著一直维持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在第12～14章已经讨论过，只有在人口众多、经济专门化、从事食物生产的社会中，才会发展出那样的社会。此外，澳大利亚干旱、贫瘠、气候无常，那里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无法增长，始终只有几十万人。与古代中国或中美洲的上千万之众比较起来，澳大利亚这块大陆上注定不会出现许多发明家，而愿意实验创新的社会，数目也不够。这块大陆上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成紧密互动的社会，那里的社群像是散布在沙漠海洋中的几个岛屿上，彼此间的距离限制了往来。即使在比较潮湿、肥沃的东部，从东北昆士兰省的热带雨林，到东南维多利亚省的温带雨林，也有1 900英里之遥，这个地理和生态距离，堪比洛杉矶与阿拉斯加之间的距离，因此，这里的社会之间也很难交换资源。
澳大利亚局部地区或整块大陆上的一些技术倒退的事例，可能和区域间的隔绝、人口中心的人口数量有限都有关系。例如，回旋镖是澳大利亚典型的武器，但是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半岛上，居民已经放弃使用它。欧洲人登陆后，发现西南部的土著不吃贝类。在5 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小型尖头石器，其用途始终不明：虽然最简单的解释是，那是矛头和鱼钩，不过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用在弓箭上的箭头和倒钩看起来也非常像。如果当初那些尖头石器真的是用在弓箭上的话，那么新几内亚土著使用弓箭、澳大利亚土著没有弓箭的谜团，就更复杂了：也许过去澳大利亚土著也使用弓箭，但是后来不知怎么就不用了。以上的例子让我们想起，日本人曾放弃了枪支，大多数波利尼西亚岛屿上也没有弓箭、陶器，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社会也丧失了祖传的技术（见第13章）。
澳大利亚地区丧失本有的技术的一个极端例子，发生在距澳大利亚东南海岸130英里的塔斯马尼亚岛上。在更新世海平面低的时期，澳大利亚与塔斯马尼亚岛之间的巴斯海峡是可以通行的干地，那时居住在岛上的人，无疑与分布在大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人同出一源。1万年前海平面上升，巴斯海峡形成之后，两地的人就不再互通音讯，因为大家都没有穿越海峡的航海工具与技艺。塔斯马尼亚岛上的4 000名狩猎—采集者从此与世隔绝。那种隔绝的生活，我们只有通过科幻小说才能想象。
公元1642年，塔斯马尼亚人终于与外界恢复接触——他们与欧洲人碰面了。那时的塔斯马尼亚人，大概是现代世界中物质文化最原始的族群。他们与澳大利亚土著一样，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没有金属工具。但是，他们也没有澳大利亚大陆上流行的许多技术与工具，例如带倒钩的矛、骨器、回旋镖、磨制石器、有柄石器、鱼钩、渔网、叉矛、陷阱，他们还没有捕鱼、食鱼的习惯，以及缝衣技术、生火技术。那些技术中，也许有一些是两地隔绝之后才传到澳大利亚大陆或被大陆上的土著发明的，显然，塔斯马尼亚因为人口过少，而无法独立发展出这些技术。但是，许多在两地还能往来时塔斯马尼亚人就已掌握的技术，后来却在文化孤立中丢失了。例如，根据考古证据，捕鱼技术，以及骨锥、骨针等骨器，在塔斯马尼亚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消失的。还有三个小岛［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康加鲁岛（Kangaroo Island）、金岛（King Island）］，也是在1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和澳大利亚或塔斯马尼亚隔开，当初岛上有200～400人，最后全都灭绝了。
塔斯马尼亚和其他三个岛的岛民命运，等于以极端的形式演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通则。几百人的小社群在隔绝的情况下，不可能生生不息；4 000人的社群倒可以存续1万年以上，可是由于明显的文化缺失和注定失败的发明环境，最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单一且落后的物质文化。澳大利亚大陆上有30万人，比起塔斯马尼亚好多了，可是在世界各大洲之中，仍然是人口最少、与外界接触最少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大陆上观察到的技术退化、失传的事例，以及塔斯马尼亚岛民的例子，让人不由得怀疑：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业绩有限，部分原因可能是人口数量较少，各社群又互相隔离，以至于传统的维持与发展两者俱疲。塔斯马尼亚是个极端的例子，同样的因素对澳大利亚土著的影响当然小得多。循着这个思路推导下去，地球上最大的陆块（欧亚大陆）与较小的陆块（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在技术成就上之所以有差别，同样的因素或许也发挥了作用。
为什么先进的技术没有从印度尼西亚或新几内亚传到澳大利亚呢？它们都离澳大利亚不远，不是吗？我们须知印度尼西亚位于澳大利亚的西北方，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生态环境也大不相同。而且直到几千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在文化和技术方面都没有太多发展。并无证据表明4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之后，有过从印度尼西亚输入的新技术或其他文化产物，这种情况持续到公元前1500年，澳大利亚野狗开始在澳大利亚出现时。
澳大利亚野狗是在南岛语族从中国南方扩张到印度尼西亚的高潮期间到达澳大利亚的。南岛语族成功地占据了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包括帝汶与塔宁巴尔这两个距离澳大利亚最近的岛。它们与现代澳大利亚的距离分别是275英里和205英里。南岛语族漂洋过海已不下几千英里，绝不会把那几百英里的海路放在眼里，即使我们没有澳大利亚野狗当证据，也不该怀疑他们曾经多次接近澳大利亚大陆。在有历史记录的时期，澳大利亚西北部每一年都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Sulawesi，旧称西里伯斯岛（Celebes）］的风帆独木舟造访，直到1907年澳大利亚政府才禁止这类接触。根据考古证据，这类接触在公元1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甚至还可能更早。那些人到此地的目的是采海参，然后从望加锡（Macassar）输往中国（海参对中国人而言，既是壮阳药，也是珍贵汤料）。
不用说，望加锡人的造访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留下了遗产。他们在岸上扎营的地点种下了罗望子树（tamarind tree），也和澳大利亚土著女子留下了后代。他们带来布匹、金属工具、陶器以及玻璃，与澳大利亚土著交易，不过澳大利亚土著从来没有学会制作上述物品的方法。澳大利亚土著从望加锡人那里学会的，是几个外来词、一些仪式、制作独木舟并利用风帆航海的技术，还有抽烟斗。
但是，所有那些遗产都没有改变澳大利亚土著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望加锡人的造访，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事。首先，望加锡人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定居，显然是因为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气候太过干燥，望加锡人的农业无法发展。要是他们遇见的是澳大利亚东北部的雨林与草原，望加锡人是有可能定居下来的。可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到过澳大利亚东北部。登陆澳大利亚的望加锡人每次都是一小群，停留的时间也短，根本没有深入内陆，只有居住在一小段海岸上的澳大利亚土著和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那些少数的澳大利亚土著对望加锡人的文化与技术，也只能了解一小部分，无缘得见望加锡社会的全貌——包括稻田、猪、村落、作坊。因为澳大利亚土著仍以狩猎—采集为生计，所以他们从望加锡人那里只采借了一些与他们生活形态相配的物品与习俗。风帆独木舟、烟斗，可以接受；炼铁炉、猪，就免了。
更让人惊讶的，可能是澳大利亚土著也拒绝了新几内亚的影响。说澳大利亚土语，没有猪、没有陶器、没有弓箭的澳大利亚土著，和说新几内亚语，有猪、有陶器、有弓箭的新几内亚土著，只隔着一衣带水的托雷斯海峡。更离奇的是，这托雷斯海峡并不是开阔的水面，而是点缀着一些岛屿，其中最大的岛［穆拉啦戈岛（Muralug Island），即威尔士王子岛］距离澳大利亚海岸不过10英里。海峡中岛屿上的居民沟通了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与双方都有贸易往来。许多澳大利亚土著女人嫁给岛民，她们在岛上是见过耕田与弓箭的。那么，为什么那些新几内亚文化特征没有传入澳大利亚？
我们之所以会对托雷斯海峡竟是文化障碍感到惊讶，是因为我们自己错误的想象：我们误以为海峡中距澳大利亚海岸10英里的岛上，负载着新几内亚社会的完整缩影，既有集约化农业，又有养猪业。事实并非如此。澳大利亚约克角地区的土著从来没有见过新几内亚岛上的土著。我们须知海峡中有一系列的岛屿连接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贸易接触是逐岛进行的——从最接近新几内亚的岛，再到海峡中段的马布亚格岛（Mabuiag Island），再到巴杜岛（Badu Island），再到威尔士王子岛，再到约克角。
因此，新几内亚社会的形象在这一岛链上逐渐模糊，越接近澳大利亚就越模糊。在那些岛上，猪不是没有，就是很少。在新几内亚岛南边托雷斯海峡沿岸的低地上，居民根本就不搞高地那种密集农业。他们以烧垦法耕作，大量依赖海产资源，狩猎、采集仍是重要生计。而且就连烧垦耕作的重要性，也在沿岛链的传播中湮灭了。那座最靠近澳大利亚的岛——威尔士王子岛，十分干旱，不适合农作，居民不多，主要靠海产、野山药、红树林中的果子为食。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的交流，很像小孩子玩的传话游戏：几个孩子坐成一个圆圈，从第一个孩子开始，小声把话传下去，最后一个孩子说出来的话往往和一开始传的话毫无关联。同样，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间的文化交流，沿托雷斯海峡诸岛逐步传递，最后双方收到的是严重失真的信息。此外，我们也不应将威尔士王子岛岛民和约克角澳大利亚土著的关系，想象成未曾中断的爱的飨宴，以为澳大利亚土著对岛民师父充满孺慕之情，渴望学习一切事物。而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做生意，就是为猎人头与抢女人打仗。
尽管新几内亚文化在澳大利亚土著眼中因为距离和战争而失真了，但新几内亚的一些文化元素的确在澳大利亚产生了影响。通婚使新几内亚的一些体质特征融入澳大利亚约克角半岛人的基因，例如卷发。那里的四种语言有一些在澳大利亚很不寻常的音素，也许是受新几内亚土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新几内亚土著用贝壳制造的鱼钩，那种鱼钩传入了澳大利亚大陆；还有边架艇独木舟，在约克角半岛很流行。来自新几内亚的鼓、仪式面具、葬仪杖与烟斗，约克角的土著都采借了。但是，他们没有采借农业，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威尔士王子岛上所见的并不是新几内亚农业真正的样子。他们也没有养猪，因为那条岛链上就没有几头猪。就算他们引进猪，大概也养不活，因为他们没有农业。他们也没有采借弓箭，而是继续使用传统的矛与抛矛器。
澳大利亚面积很大，新几内亚的面积也不小。但是，这两个陆块的接触，只能通过托雷斯海峡中的岛链，而新几内亚文化经过那条岛链的传播，已经面目模糊，接触到仅剩的一点新几内亚文化的澳大利亚土著，又只有约克角的几个小社群。那几小群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而做的决定，左右了澳大利亚广大地区的族群接触到新几内亚文化的机会。例如，他们决定继续使用老祖宗的长矛，就阻绝了其他人接触新几内亚弓箭的机会。结果，除了贝壳制鱼钩外，新几内亚文化的其他特征根本没有机会深入澳大利亚。要是生活在凉爽的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几十万农民，与生活在凉爽的澳大利亚东南高地上的居民有密切的接触，新几内亚的高地农业就有可能传入澳大利亚了。可惜，新几内亚高地与澳大利亚高地相距2 000英里，中间又是生态完全不同的地带，就算想要逐步推进农业，都不可能。新几内亚高地对澳大利亚土著而言遥不可及，他们想观察并学习农业几乎没有可能。
简言之，澳大利亚土著同使用石器的新几内亚农民和使用铁器的印度尼西亚农民做生意，自己却长期维持不定居的狩猎—采集生活，使用的也是石器。乍看之下，似乎是澳大利亚土著顽固不化，但进一步考察之后，澳大利亚土著的故事只不过反映出：地理在文化与技术传播过程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最后我们要考察的，是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这两地的石器时代社会与欧洲铁器时代社会的接触。公元1526年，一位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新几内亚，荷兰在公元1828年宣布拥有新几内亚西半部的主权，英国与德国在公元1884年瓜分了东半部。最早的一批欧洲人只在海岸地带定居，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深入内陆；而到了1960年，欧洲人已在那里建立了政府，统治全岛。
是欧洲人到新几内亚殖民，而不是新几内亚人到欧洲殖民，这样的历史结局并不意外。毕竟建造越洋船只，利用罗盘航行四海的，是欧洲人。他们有书写系统、印刷术，可以印刷地图、描述报告，以及管理文件，方便他们治理新几内亚。他们发展出了政治制度，可以组织船只、军队和管理机构。他们有枪炮，可以对付用弓箭、棍棒反抗的新几内亚土著。不过，欧洲殖民者的人数一直不多，今天新几内亚的人口仍以土著为主。而澳大利亚、美洲、南非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些地方，欧洲移民占人口中的多数，他们生生不息，在大片地区取代了当地的土著。为什么新几内亚没有发生那样的事？
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疟疾与其他热带传染病，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是必须在稠密人口中才能横行的急性传染病（见第11章）。19世纪80年代之前，那些疾病阻滞了欧洲人拓垦、定居新几内亚低地的行动。当年最具雄心的拓垦低地计划，是法国雷伊侯爵在1880年左右拟订的。他开垦的是新几内亚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结果1 000个殖民者3年内就死了930人。即使今天有现代医学做后盾，我的许多白人朋友在新几内亚还是因为疟疾、肝炎和其他疾病而被迫离开。我本人因为在新几内亚工作而中的“健康大奖”，包括一年的疟疾病史和一年的痢疾病史。
好，欧洲人被新几内亚低地的病菌撂倒了，那为什么新几内亚土著没被欧亚病菌撂倒呢？有些新几内亚土著的确受到感染，但是整体而言，欧亚病菌没有在新几内亚土著中造成大规模传染，也没有杀死多少人，和那些病菌在美洲、澳大利亚展现的威力难以比拟。部分原因是新几内亚土著幸运得很，欧洲人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在岛上建立永久据点，那时已有许多重要的公共卫生发现，使得欧洲人带来的一些传染病受到了控制，例如天花。此外，随着南岛语族的扩张，在3 500年的时间里，不断有印度尼西亚来的移民与商人登上新几内亚。由于源自亚洲大陆的传染病已在印度尼西亚生根，新几内亚土著长期接触印度尼西亚人，暴露在那些传染病的威胁之下，逐渐产生了抵抗力。因此比起澳大利亚土著，新几内亚土著面对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时，抵抗力大得多了。
超过一定的海拔高度，疟蚊就无法生存，所以只有在新几内亚高地，欧洲人才不会遭遇严重的健康威胁。但是新几内亚高地已经由人口密集的土著占据，欧洲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能深入。那时澳大利亚与荷兰的殖民政府都已放弃了传统政策，不再以大规模杀戮、驱赶土著的方式强夺土地，建立白人定居点了。
欧洲拓垦者最后必须克服的障碍，是欧洲的农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不适应新几内亚的土地与气候。虽然从美洲引进的作物，如南瓜、玉米、甘薯，都在那儿小规模种植，茶与咖啡也在高地上栽种成功，但欧洲的粮食作物如小麦、大麦、豌豆，却从来没能立足。从欧洲引进的牛、羊，数量也不多，因为它们和欧洲人一样，也饱受热带疾病的侵扰。因此，新几内亚的食物生产行当，仍以传统作物和传统方法为主，毕竟那都是在当地发展了几千年的经验结晶。
由于疾病、地形、生计等种种问题，欧洲人决定离开新几内亚岛东半部，现在，那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那里的政府与人民都是由新几内亚人组成的，不过他们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使用英文书写系统，政府制度参考英国的民主制，以海外制造的武器保卫国家。新几内亚西半部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1963年，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手中接收了新几内亚西半部的主权，此地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省，由印度尼西亚人享有、治理。乡间的居民仍以新几内亚土著为主，城市中则住满了印度尼西亚人。那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鼓励移民的政策带来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一样，都长期暴露在疟疾及其他热带疾病的威胁下，因此不像欧洲人那么脆弱。印度尼西亚人在新几内亚的生计也没有太大困难，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农业也包括香蕉、甘薯和其他新几内亚人当作主食的作物。伊里安查亚省经历的变化，早在3 500年前就开始了，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所做的，不过是运用国家体制所能动用的资源，继续推动南岛语族的扩张。印度尼西亚人是现代的南岛语族。
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的结局是：欧洲人殖民澳大利亚，决定了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和新几内亚土著的大不相同。今天的澳大利亚，是由2 000万“非土著”的澳大利亚人享有与控制。大部分澳大利亚人是欧洲裔，自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放弃“白澳政策”后，亚洲裔移民逐渐增加。澳大利亚土著人口衰减了80%（从欧洲人初临时的30万人，到1921年的最低点6万人）。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处于澳大利亚社会的最底层，是最弱势的族群，有许多人或靠教会的接济维生，或住在政府的保留区中，或为白人照顾牲口。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和新几内亚土著差那么多呢？
基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有部分地区适合欧洲人居住，他们的食物生产方式也适用，再加上欧洲移民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消灭了挡路的澳大利亚土著。我在前面强调过澳大利亚的气候与土壤带给移民的困扰，不过那里最高产的区域却适合欧洲的农业。澳大利亚温带的农业，以欧亚大陆的温带主要作物占大宗：小麦（澳大利亚的主要作物）、大麦、燕麦、苹果、葡萄，加上来自非洲的高粱、棉花，以及来自南美的甘薯。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省）的热带地区不是肥沃新月地带作物的理想气候区，欧洲农民引进了源自新几内亚的甘蔗，东南亚热带地区的香蕉、柑橘，以及源自南美洲热带地区的花生。至于牲口，源自欧亚大陆的绵羊将不适于耕作的旱地变成了生产食物的场所；源自欧亚大陆的牛，则在较湿润的土地上，增进土地生产力，并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
在澳大利亚，必须引进在世界其他气候相近地区驯化的作物、家畜，才能发展出生产食物的行当。要不是有越洋运输工具，那些作物、牲畜也到不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不同，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足以阻滞欧洲人深入的严重传染病。只有澳大利亚北部才有疟疾和其他热带传染病，让19世纪的欧洲人难以靠近，不过现代医药已经使欧洲人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
当然，澳大利亚土著是欧洲人拓垦的障碍，因为澳大利亚最肥美的农田、牧场，也是澳大利亚狩猎—采集族群最钟爱的家园，那里的土著人口最稠密。欧洲移民减少土著人口的办法有两个。第一个办法就是射杀。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欧洲移民比较肆无忌惮，20世纪30年代进入新几内亚高地的欧洲人，就比较不敢（也不愿意）明目张胆地开枪。澳大利亚最后一场大屠杀发生在1928年，爱丽斯泉共有31名土著死于非命。第二个办法就是借助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澳大利亚土著此前从未暴露在那些病菌的威胁之下，因此毫无抵抗力。欧洲人到达悉尼（1788年）后，一年之内就到处可见死于传染病的土著的尸体。主要的杀手包括天花、流感、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核、梅毒。
于是，几乎所有在适于欧洲人开垦的土地上的土著社会，都被消灭了。只有那些生活在对欧洲人无用土地上的土著社会，才相对完整地存续了下去。欧洲人只花了1个世纪，就将土著花了4万年创造出来的传统摧毁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了。到澳大利亚殖民的白种英国人，在几十年内创造了一个使用文字、生产粮食、工业化的民主社会，而在那里繁衍生息了4万年的土著，仍过着没有文字的狩猎—采集生活。要是我们不假定澳大利亚土著是劣等族群的话，怎么能够解释那个事实呢？英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在澳大利亚的业绩，不正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对照实验，迫使我们得出简单的种族主义的结论？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白种英国人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使用文字、生产食物、工业化的民主政体。他们只不过是引进了在别处发展出来的要素：牲口、农作物（不包括澳大利亚坚果）、冶金知识、蒸汽机、枪炮、字母、政治制度，还有病菌。所有这些都是过去1万年里在欧亚环境中发展完成的成品。1788年登陆悉尼的欧洲人继承了那些要素，不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天赋，而是因为地理巧合，正巧出生在可以接触到那些要素的地理环境中。要不是他们继承了欧亚大陆上发展出的技术，就不可能学会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生存的手段。伯克与威尔斯聪明到能读书写字，却无法在沙漠中生存，而澳大利亚土著已在那里生活了几万年。
在澳大利亚创造了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土著。没错，他们创造的社会没有文字，没有生产食物的技能，也没有工业民主体制。可是，他们的社会是从澳大利亚环境的特色中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