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非洲是怎么变成黑人的非洲的？
不管你事前读过多少关于非洲的书，你到了那里后的第一印象仍会感到震撼。纳米比亚是1990年3月才独立的国家，在首都温得和克的街上，眼中尽是黑皮肤的赫雷罗人（Herero）、黑皮肤的奥万博人（Ovambo）、白人，还有与黑人和白人都不同的纳马族（Nama）。他们不再只是教科书中的照片，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就在我的眼前。在温得和克城外，仅存的一批布须曼人正在努力讨生活，过去他们遍布于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但是到了纳米比亚后，最让我震惊的是一条街的路牌，那是温得和克城中的一条干道，竟然叫作“戈林街”！
居然会有一个国家由纳粹死硬派把持着，让他们为所欲为，甚至以一条街来纪念纳粹德国当年恶名昭彰的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不，事实上，那条街纪念的是他的父亲海因里希·戈林（Heinrich Goering）。海因里希·戈林是德意志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功臣，他建立了以温得和克为中心的西南非洲殖民地——纳米比亚的“前身”。但是，海因里希·戈林也是个问题人物，因为他的遗产包括德国在1904年针对赫雷罗人发动的种族灭绝攻击，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发动的战事，就属那次最恶毒。虽然在今天，邻国南非的情势受到世人更多的关注，但纳米比亚也在努力摆脱殖民时代的历史，建立各种族都能和平相处的社会。非洲的现状无法和过去分割开来，纳米比亚就是个具体的例子。
大部分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都认为，非洲土著就是黑人，非洲的白人是近代才侵入的，非洲种族史就是欧洲殖民和奴隶贸易的历史。他们只注意那些事实，理由很简单：过去几百年中，有大量的非洲黑人被运到美国当奴隶，所以大多数美国人熟悉的非洲土著只有黑人。但是，就在几千年前，与非洲黑人非常不一样的族群可能占据过今天的“黑色”非洲，而且所谓的“非洲黑人”，也是个混杂的族群。在白人殖民者到达非洲之前，非洲的居民就不只有黑人了，地球上的六个主要种族，有五个在非洲生活，其中有三个是原本就生活在非洲的。世界上的语言，有四分之一只在非洲被使用。其他大洲都没有这么高的语言多样性。
非洲的族群源流复杂，因为非洲的地理条件复杂，又有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纵贯南北半球温带区的大洲，广袤的大陆上有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最大的雨林、赤道带上最高的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历史之悠久，其他大洲根本比不上：人类的远祖约700万年前在非洲发源；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最早出现的地点可能也是在非洲。非洲大陆上的众多族群长期互动，因此非洲有精彩的史前史，包括最近5 000年中规模最大的两次人口流动——班图人扩张，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族群到马达加斯加岛殖民。那些发生在过去的互动仍深刻影响着今天，因为今天非洲的风貌，就是由“谁在谁之前到了哪里”这样的细节塑造的。
五大人类族群生活在非洲，他们在非洲的分布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分布得最广的是黑人，而不是美国人几乎忘了的其他四个族群？我们了解罗马帝国的扩张经过，是因为有文字史料可考证，而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我们又能如何回答关于非洲史前史的种种问题呢？非洲史前史是个巨大的谜题，只有一部分的谜底得以揭晓。不过我们发现，非洲的史前史，和上一章谈过的美洲史前史，有着尚未被注意到的惊人相似之处。
到了公元1000年，非洲已是五个主要人类族群的家园：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以及亚洲人。图19.1是这些族群在非洲的分布图，从照片上也能看出，在皮肤颜色、发型与颜色、面孔特征上，他们都不相似。黑人过去只生活在非洲，俾格米人与科伊桑人到今天仍然只生活在非洲，白人与亚洲人在非洲以外地区生活的人口比较多。所有主要的人类族群，只有澳大利亚土著（以及他们的亲戚）没到过非洲。
读到这里，许多读者可能会抗议：怎么能用“种族”这样武断的概念来划分人呢？对的，我承认每个所谓的主要族群，都是异质性很高的群体。将祖鲁人、索马里人、伊博人都归为“黑人”，确实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将非洲的埃及人、柏柏尔人算作“白人”，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而且瑞典人也是白人，欧洲的白人与非洲的白人差别就更大了。此外，所有族群的界限都不清楚，无法截然区别，找不到“自然的”界限，学者只能采用人工标准分类——因为不同的族群只要接触，就会发生混血，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本章的讨论仍然以前面列举的五个族群为基础，我使用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亚洲人这些名称，是为了方便讨论非洲历史，就不再每次都提及前述的注意事项了。
在非洲的五个族群中，美国人与欧洲人比较熟悉的是黑人与白人，所以笔者就不必描述他们的体质特征了。在公元1400年的时候，黑人已经是在非洲分布得最广的族群了，拥有撒哈拉南部以及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见图19.1）。美国的黑人主要源自非洲的西海岸地区，同样的族群当年也占据了东非地区，北达苏丹，南至南非东南沿海。白人（包括埃及人、利比亚人、摩洛哥人等）占据北非沿海地区与撒哈拉北部。那些北非人的长相当然与金发蓝眼的瑞典人不同，但是我想大部分人仍然会把他们当作“白人”，因为比起南方的“黑人”，他们的肤色浅、头发直。非洲大部分黑人与白人以务农或放牧维生，或两者兼营。
另两个族群就不一样了，我说的是俾格米人与科伊桑人，他们有的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既没有农作物也没有牲口。俾格米人与黑人很像，肤色深、头发卷。他们与黑人不同的地方是身材矮小，皮肤比较红而不那么黑，面部和身体上毛发较多，前额、眼睛、牙齿较突出。大部分俾格米人以狩猎—采集维生，他们的聚落散布在非洲中部的雨林中，与邻近的黑人农民交易生活物资或出卖劳力。
图19.1 公元1400年的非洲族群分布图
注：使用这些族群名称的注意事项详见正文。
科伊桑人大概是美国人最不熟悉的非洲人了，许多美国人大概根本没听说过他们。以前科伊桑人分布在南非大部分地区，其中有身材矮小的狩猎—采集族群，像是桑人（他们过去的名称是布须曼人），也有身材较高的牧民，像是科伊人（他们过去的名称是霍屯督）。桑人与科伊人看来与非洲黑人很不同，他们的皮肤比较黄、头发卷曲得紧，妇女的臀部囤积着大量脂肪［专业术语叫“臀脂过多”（steatopygia）］。科伊人的人口经历了大幅度的缩减：欧洲殖民者枪杀他们、驱赶他们、将传染病传染给他们；幸存下来的大部分人与欧洲人混血，产生了在南非被称为“有色人”（Colored）的人群。桑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枪杀、被驱赶、被感染，不过还是有一小群人在纳米比亚不适合农耕的沙漠地区生存下来，保留了自己的特性。电影《上帝也疯狂》描述的就是桑人的生活。
白人在非洲分布在北非，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体质相似的族群生活在附近的近东、欧洲地区。有史以来，欧洲、近东、北非之间的人口流动就很频繁。因此我不会花太多篇幅讨论白人，因为他们的来源并无神秘之处。相比之下，更为神秘的是黑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他们的分布透露了古代发生过的族群变动。举例来说，现在俾格米人共有20万人口，只是他们散布在1.2亿黑人中，像是黑人大海中的岛屿。俾格米人的分布图，让人怀疑他们本来是广泛分布于非洲赤道森林的土著，后来黑人农民入侵，将他们赶到了与外界隔绝的一个个小片区域中。南非的科伊桑人有独特的体质和语言，可是这样独特的族群的人口却少得可怜，这是令人惊讶的。会不会他们本来占据的地域不仅限于南非，只不过地盘遭北方族群侵入，人口也被消灭了？
非洲的族群史上，最反常的现象发生在马达加斯加岛。这个大岛距非洲东海岸不过250英里，与亚洲、澳大利亚之间隔着印度洋。可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族群有两种成分，其中之一是非洲黑人（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另一种是从面孔上就能辨认出的东南亚热带地区的人。具体地说，马达加斯加人（非洲黑人、亚洲人与混血人种）说的语言是南岛语，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人说的马安亚语（Ma’anyan）非常相似，而加里曼丹人可在4 000英里开外的地方！马达加斯加岛周围方圆几千英里，根本没有任何类似加里曼丹人的族群存在。
公元1500年，欧洲人到达马达加斯加岛，那时，南岛语族和他们带来的南岛语、调适过的南岛文化，已经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生根了。我认为这是世界人类地理学上最令人惊讶的事实。这就相当于哥伦布登陆古巴后，发现岛上的居民是金发蓝眼的北欧人，说的语言接近瑞典语，而近在咫尺的美洲大陆由完全不同的人种占据、说完全不同的语言。加里曼丹的史前居民，应该是航行到马达加斯加岛的吧？可是他们既没有地图又没有罗盘，怎么办到的呢？
马达加斯加岛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族群说的语言，还有他们的体质特征，是研究他们起源的重要线索。在岛上，只要凭他们的长相，你就可以知道有人源自东南亚热带地区，但你无法知道那些人具体来自哪些地方，你可能永远猜不到他们来自加里曼丹岛。那么，非洲的语言地图可以透露哪些难以从人种面孔上看出来的线索呢？
非洲有1 500种语言，复杂得令人窒息，但是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已经理出了头绪。格林伯格把非洲的语言分成五个语系（图19.2表明了它们的分布）。认为语言学沉闷、过于专业的读者，也许难以想象图19.2能透露多么有用的线索，来增进我们对非洲的了解。
比较图19.1与图19.2，我们可以发现，大体而言，语言分布与解剖学意义上的族群分布是互相对应的。特定的族群说特定语系的语言。具体来讲，说亚非语系（Afroasiatic）语言的族群大都是本章所谓的白人与黑人；说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 Saharan）、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语言的族群，是黑人；科伊桑人说科伊桑语；说南岛语系语言的是印度尼西亚人。这表明语言往往与说这种语言的族群一起演化。
许多人习惯从欧洲看天下，相信所谓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越的文明，图19.2所显示的对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残酷的打击。西方人所受的教育，一向强调西方文明发源于近东，然后由希腊人、罗马人发展到灿烂的高峰，且创造了人类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创造那三大宗教的族群所说的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都是闪米特语：阿拉米语（基督与使徒说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西方人一想到闪米特族群，就想到近东。
图19.2 非洲的语系分布
但是，根据格林伯格的研究，闪米特语其实只是亚非语系中的一支，亚非语系至少有六大支，除了闪米特语，其他支系（共有222种现存语言）全都分布在非洲。甚至闪米特语也主要分布在非洲，它现有的19种语言中有12种分布在埃塞俄比亚。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的是：亚非语系起源于非洲，其中只有一支散布到近东。《旧约》《新约》《古兰经》等是西方文明的道德支柱，可是那些经典的作者，说的语言却可能起源于非洲。
图19.2显示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是：俾格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刚才我说过，特定的族群说特定语系的语言。可是在非洲的五大族群中，俾格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说的语言就是邻近黑人农民说的语言。但是，比较俾格米人和邻近黑人农民说的话，俾格米人的话里似乎包含了一些独特的词，发音也很特别。
俾格米人有独特的体质，他们的居住地（非洲赤道附近的雨林）也有独特的生态，因此俾格米人应该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语言。不过俾格米人的语言已经消失了。从图19.1我们知道，他们目前是散布在黑人海洋中的孤岛。他们的分布和语言情况显示：俾格米人原来占据的土地后来被黑人农民侵入，最后俾格米人不但丧失了土地，也丧失了语言，只剩下一些单词和语音残留下来。我们在第17章讨论过同样的现象：马来西亚的尼格利陀人的分支塞芒人和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都采纳了包围他们的农民说的语言——分别是南亚语和南岛语。
图19.2中，尼罗-撒哈拉语系的分布也是破碎的，换言之，有些说这种语言的族群，被亚非语系或尼日尔-刚果语系人群取代了。科伊桑语系的分布，则透露了更不寻常的族群吞并史。科伊桑语极为独特，以咂舌音（click）当辅音。［!Kung Bushman（昆族布须曼人）这个词里，感叹号可不是用来表示感叹的，而是语言学家用来代表咂舌音的符号。］现在说科伊桑语的族群都生活在南非，但有两个例外。那两个例外是两种频繁使用咂舌音的独特科伊桑语，就是哈扎语（Hadza）和桑达维语（Sandawe），说这两种语言的族群生活在坦桑尼亚——距最近的南非科伊桑语族有1 000英里。
此外，南非的科萨语（Xhosa）和其他一些尼日尔-刚果语系的语言，也有很多咂舌音。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肯尼亚有两个说亚非语系语言的黑人族群，也会使用咂舌音和一些科伊桑语的词语，比起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和桑达维人，他们距离南非的科伊桑语族大本营更远。种种事实显示：科伊桑语族原本在非洲的分布远超他们目前在南非的范围；他们过去在北方的势力范围，和俾格米人的一样，都被黑人蚕食鲸吞了。那是语言学证据的独特贡献，光从体质人类学的数据，我们完全猜不到这种可能。
语言学透露的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我还没有讨论。请仔细再看一眼图19.2，尼日尔-刚果语系分布在整个西非与非洲近赤道地带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大片区域中，哪里才是他们的发源地呢？不过，格林伯格发现非洲近赤道地带使用的尼日尔-刚果语系语言，事实上属于同一语支，即班图语支。尼日尔-刚果语系包含1 032种语言，其中近一半属于班图语支；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口，有一半说班图语（近2亿人）。但是班图语支中的500种语言彼此太过相似，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它们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
整体说来，所有班图语在尼日尔-刚果语系中属于同一个语支。除了班图语，尼日尔-刚果语系中另外还有176个支系，大部分挤在西非——那只占整个尼日尔-刚果语系分布地区的一小部分。具体来说，最独特的班图语和最接近班图语的非班图尼日尔-刚果语，都挤在喀麦隆和邻近的尼日利亚东部，那实在是很小的一片地区。
很明显，尼日尔-刚果语系起源于西非；班图语支从它分布地的东边兴起，就是喀麦隆和邻近的尼日利亚东部；然后班图语支从祖先的家园向外扩张至大部分非洲近赤道地带。班图语支一定很早以前就开始扩张了，否则不会发展出500种语言，但是也不会太早，因为那500种语言还非常相似。由于说尼日尔-刚果语的族群全是黑人，所以光从体质人类学的数据，不可能推测出尼日尔-刚果语的起源和族群发展史。
让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进一步说明这一类型的语言学推论，那就是英语的起源。今天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以北美洲最多，其他人则分布于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每一个英语国家都有自己的英语方言。要是我们对英语的分布与历史所知不过如此，可能会猜测英语起源于北美洲，然后由殖民者带到英国与澳大利亚。
但是所有的英语方言集合起来，不过是日耳曼语族中的一个支系。其他的支系，包括德语、斯堪的纳维亚语、荷兰语，全都挤在欧洲西北一隅。例如弗里斯兰语（Frisian）是与英语最接近的日耳曼语，流通于荷兰和德国西部的小片沿海区域。因此语言学家可以正确地推测：英语起源于欧洲西北部，然后散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由史料可知，5—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英格兰，英语是他们带过去的。
基本上完全相同的推理方法让我们知道，今天占据非洲大片土地的2亿班图人，是从喀麦隆和邻近的尼日利亚发源的。我们已经讨论过，闪米特语起源于北非，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亚洲人来自加里曼丹岛，这两个结论和班图语的起源一样，是从语言学的证据得来的。
从科伊桑语的分布、俾格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这两个事实，我们推论科伊桑语族和俾格米人原先分布比较广，可是后来被黑人吞没了（这里“吞没”一词是“中性的”，笔者不拟讨论那个过程的具体机制——征服、驱逐、杀戮或疾病）。现在从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吞没科伊桑语族和俾格米人的是说班图语的黑人。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证据，已经让我们推论出史前时代发生过的族群吞没事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解开非洲族群史上的秘密。我现在要铺陈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另外两个问题：班图人凭什么能吞没科伊桑语族和俾格米人？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班图人凭什么能吞没科伊桑语族和俾格米人？为了回答此问题，我们得从目前非洲人的生活中，研究一下他们的农作物与牲口，看看能发现什么。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食物生产能带来稠密的人口、恶毒的病菌、技术的发展、复杂的政治组织，以及其他使社会拥有强大力量的特征。能采借或发展食物生产业的族群，因此能吞没未能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族群。而能与不能，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
欧洲人在公元14世纪初年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那时非洲人种植的作物有五组（见图19.3），每一组都影响了非洲的历史。第一组只在北非生长，向南延伸至埃塞俄比亚高地。北非属地中海气候，特征是降雨集中在冬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也是地中海气候，难怪许多居民的地下室冬天经常会淹水，而夏季永远炎热干燥，我家的地下室也不例外）。农业发源地肥沃新月地带也是同样冬天降雨的地中海气候。
因此，北非的原生作物全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植物，在冬雨中发芽生长。从考古学证据中我们得知，那些作物全是1万年前首先在肥沃新月地带驯化的。它们从肥沃新月地带传播到气候相同的北非，奠定了古埃及文明的基础。那些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燕麦、豌豆和葡萄。这些作物听起来熟悉吗？那是因为它们传播到了气候相同的地区，先是邻近的欧洲，然后到美洲、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温带农业的粮食作物。
在非洲从北非南下，越过撒哈拉沙漠进入萨赫勒地区，等于再度进入有降雨的地带，可是那里夏季下雨而冬季不下。原先适应地中海气候的肥沃新月地带作物，即使能越过撒哈拉沙漠传播到这里，也很难在夏季下雨的萨赫勒地区生长。事实上有两组非洲作物，在撒哈拉之南非洲有野生始祖，又适应那里的夏季降雨和不怎么随季节变化的日照。其中一组以高粱与珍珠粟最值得注意，它们的祖先种在萨赫勒地区分布广泛，从东到西都有，因此可能是在那里驯化的。高粱与珍珠粟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主食谷类。高粱的价值可以从今天在世界上的分布来看：各大洲炎热、干燥的地区都有它的踪迹，美国也不例外。
另一组作物，祖先种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也许它们就是在那里的高地驯化的。它们大部分仍然主要在埃塞俄比亚栽种，外地人不熟悉，其他大洲的人更没听说过，例如埃塞俄比亚具有致幻作用的恰特草（catha edulis）、类似香蕉的象腿蕉（ensete）、油质高的小葵子（noog）、龙爪稷（finger millet，可以酿啤酒）、种子很小的谷物画眉草（tef，可以做面包）。每位爱喝咖啡的读者都应该感谢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农民，是他们驯化了咖啡植株。本来咖啡只是埃塞俄比亚的土产，后来在阿拉伯半岛流行起来，然后风靡世界。今天咖啡甚至在距离埃塞俄比亚遥远的国度例如巴西、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重要经济作物。
图19.3 非洲的传统作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注：每个地区有两种代表性作物。
还有一组非洲作物，它们的野生始祖是在西非的潮湿气候中生长的。其中一些仍然只是当地的土产，例如非洲米，另有一些已经散布到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例如非洲山药。不过有两种传入了其他大洲，那就是油棕榈和可乐果。可乐果含有咖啡因，西非人很早就知道咀嚼可乐果可以享受飘飘然的感觉；现在大部分人和可乐果的关系，都是通过美国的可口可乐建立的——可口可乐的原始配方中，就含有可乐果的萃取物。
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组非洲作物，也适应潮湿的气候，但它们是在图19.3中最令人惊讶的部分。香蕉、亚洲山药、芋头在15世纪已广泛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稻作农业也在东非海岸地区生根了。但是所有那些作物的源头都在东南亚热带地区。我们已经知道马达加斯加岛上已有祖籍印度尼西亚的人在此生活，非洲与亚洲在史前就有联系，因此对于亚洲作物在非洲现身，我们并不会感到意外。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当年南岛语族从加里曼丹岛远道而来，在非洲东岸登陆，将农作物传给了当地农民，再搭载了当地渔民一齐东航，最后选择定居马达加斯加岛？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是：所有的非洲原生作物，原本都生长在赤道以北地区——萨赫勒地区、埃塞俄比亚、西非。没有任何作物发源于赤道以南。兴起于赤道以北的尼日尔-刚果语族群，吞没了发源于赤道带的俾格米人和近赤道地带的南方科伊桑人，非洲作物的分布，已经透露了非洲族群消长历史的玄机。俾格米人与科伊桑人没能发展出农业，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务农的天赋，而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缺乏适合人工栽培的植物物种。班图人、白人虽然祖上已有几千年务农的经验，在赤道以南的非洲也没发现过什么适于耕作的植物。
至于非洲的家养动物，我用不了多少篇幅就能讲完，因为实在没有几种。只有一种动物我们有把握是在非洲驯化的，就是与火鸡类似的珠鸡，因为它的祖先只生活在非洲。牛、驴、猪、狗、家猫的野生始祖都生活在北非，但也生活在东南亚，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在哪里驯化的。不过目前已知最早的家驴与家猫出现在埃及。最近的证据显示：家牛可能是在北非、东南亚、印度各自驯化的，它们都与现代非洲牛的品种有关。其他的家畜、家禽必然是在其他地方驯化，再引进非洲的，因为它们的祖先只在欧亚大陆栖息。非洲的山羊、绵羊是在西南亚驯化的，鸡是在东南亚驯化的，马是在俄罗斯南部驯化的，骆驼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驯化的。
在这张非洲的家养动物清单上，最令人意外的是上面没有的物种。非洲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是出了名的，种类与数量都多得不得了，可是一种也没上榜，像是斑马与羚羊、犀牛与河马、长颈鹿与野牛等。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些野生动物没有得到驯化，对非洲历史的影响深远，正如缺乏原生作物对赤道以南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
快速了解非洲的主要食物之后，我们发现，其中一些是从非洲以内或以外的原生地远道而来的。在非洲生活的族群，和其他大洲的族群一样，有幸有不幸，幸运的是在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找到适合人工养殖的动植物物种。有鉴于英国殖民者依仗小麦与牛群，在澳大利亚吞没了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土著，我们有理由怀疑：非洲比较幸运的族群，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优势吞没了邻近族群。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考古记录，看看谁在什么时候吞没了谁。
考古学能告诉我们非洲的农业与牧业是在何时何地发源的吗？只熟悉西方文明的读者，往往假定非洲的食物生产发源于埃及的尼罗河河谷——法老王与金字塔的所在地。毕竟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是非洲最复杂的社会，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中心。然而，根据考古学家找到的证据，非洲最早的食物生产地点，可能是在撒哈拉。
当然，今天的撒哈拉太过干旱，很多地方寸草不生。但是在公元前9000年到前4000年之间，撒哈拉是个很潮湿的地方，有许多湖泊，到处都是野生动物。那时生活在撒哈拉的族群开始畜养牛群、制造陶器，后来又养山羊和绵羊。他们也许已经开始驯化高粱与小米。撒哈拉的放牧生计，比已知埃及最早的食物生产业（公元前5200年）还要早。不过埃及的食物生产业基本上源自肥沃新月地带的农牧业，包括适应冬雨的农作物与西南亚的牲口。食物生产业也在西非与埃塞俄比亚兴起，到了公元前2500年，牧牛人已经从埃塞俄比亚扩张进入肯尼亚北部。
上述结论是根据考古证据得来的，另外还有独立的方法能推断出农牧业出现的时代：我们可以比较现代语言中涉及农牧业的词汇。学者研究南尼日利亚诸语言（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农作物词汇，发现它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所有南尼日利亚语言中都有相同或相似名称的农作物，比如西非山药、油棕榈、可乐果之类的农作物，也就是根据植物学研究或其他证据而证明是非洲土产的农作物。那些植物是西非最古老的农作物，因此所有的现代南尼日利亚语都继承了同一套词汇。
第二类是只有在南尼日利亚语的某一支系中，才有相同或相似名称的农作物。结果发现那些农作物都是源自印度尼西亚的植物，例如香蕉与亚洲山药。很明显，那些农作物传入南尼日利亚的时候，那里的语言已经分化成许多支系，每一支系都得自行发明那些农作物的名称，因此只有属于同一支系的现代语言，才会有相同的名称。最后一类农作物，它们的名字在各语群中并无一致性，反而与贸易路线有关。这一类农作物是在新大陆发源的，例如玉米与花生。它们都是在跨大西洋航运开始（公元1492年）之后才输入非洲，沿着贸易路线扩散，而且往往以葡萄牙语或其他外国语言的名称流通。
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植物学或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光从语言学上的证据就可以推论：西非土产农作物是最早的人工栽培作物，然后印度尼西亚发源的作物输入此地，最后欧洲人又输入了一些作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埃雷特（Christopher Ehret）运用这个语言学方法，观察每一非洲语系中农牧物种的词汇，研究那些农牧物种在各地出现的顺序。还有一种方法叫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根据词语变迁的速度，比较语言学家甚至可以推断出农作物在当地驯化或自外地引进的年代。
综合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和间接的语言学证据，我们可以推论：几千年前在撒哈拉驯化高粱与小米的人，说的语言是现代尼罗-撒哈拉语的“祖语”。在西非，适应湿润气候的农作物，是由说尼日尔-刚果语的族群驯化的，现代尼日尔-刚果语就是由他们的语言衍生出来的。埃塞俄比亚的土产农作物也许是古亚非语族驯化的，他们无疑是把肥沃新月地带的农作物引入北非的人。
因此，从现代非洲语言中的植物名称，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前三种非洲语言的一些情况，它们是古尼罗-撒哈拉语、古尼日尔-刚果语和古亚非语。此外，从其他语言证据中，我们也知道了古科伊桑语的存在，但那种语言里没有农作物的名称（因为古代科伊桑人并没有驯化任何作物）。非洲现有1 500种语言，这么大的一片大陆，几千年前应该不只有那四种古代语言。但是，其他的语言肯定都消失了，说那些语言的族群，要么幸存下来却放弃了原来的语言，比如俾格米人，要么就是自己走向了消亡。
现代非洲的四大语系（暂不谈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历经数千年沧桑仍继续流通，不是因为它们是比较优越的沟通工具，而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说古尼罗-撒哈拉语、古尼日尔-刚果语、古亚非语的古代族群，正巧在适当的时机生活在适当的地点，发展出了农业与牧业。农业与牧业使他们占了人口数量的优势，于是他们取代了其他族群，或促使了其他语言的消失。现在之所以还有一些说科伊桑语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孤立地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适合发展班图人农业的土地上。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科伊桑语族群逃脱了班图浪潮的故事，现在我们先讨论非洲另一个壮观的史前人口迁移事件——南岛语族拓殖到马达加斯加岛。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什么？考古学家在马达加斯加岛的发掘，证明南岛语族最晚在公元800年已经到达了，也可能早至公元300年。在马达加斯加岛，南岛语族踏进（并几乎灭绝）了一个奇怪的动物世界，那些动物像是从其他星球来的，因为马达加斯加岛拥有孤绝的环境，那里的动物走出了自己的演化之路。那里有巨大的隆鸟、体型像大猩猩的原始灵长类狐猴、倭河马。在马达加斯加岛最早的南岛语族营地，考古学家发现了铁器、牲口，还有农作物，可见，那些拓殖者不是被风吹离了航道的独木舟渔民，而是有备而来的探险家。史前时代怎么会有4 000英里航程的探险呢？
古代航海书《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倒有一条线索。这本书大约完成于公元100年，作者是个住在埃及的商人，姓名不详。这位商人描述了当时已经非常发达的一条贸易路线，将印度、埃及与东非海岸地区联系起来。公元800年之后伊斯兰势力开始扩张。印度洋的贸易活动非常兴盛，考古学家在东非海岸地区的居住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中东（有时还有中国的）产品，例如陶器、玻璃器、瓷器。商人会等待适当的风向，在印度洋上穿行于印度和东非之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是第一位绕过南非到达（东非）肯尼亚海岸的欧洲人，那是在1498年。在肯尼亚海岸，达伽马遇到了斯瓦希里商人的营地，他找到了一位水手带他直航印度。
但是从印度往东，也有一条同样兴盛的贸易路线，将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连接到一起。也许马达加斯加岛的南岛语族，是先沿着这条东段路线从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再沿着西段路线从印度到达东非，而后和一些非洲人一起到马达加斯加岛去拓殖。南岛语族与东非人的联合，今天继续在马达加斯加岛维持着，岛上的人基本都说南岛语，但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些来自肯尼亚海岸班图语的外来词。但是，在肯尼亚的语言中却没有发现来自南岛语的外来词，南岛语族在东非的土地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他们留下的，可能只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乐器（木琴与筝），以及南岛语族的农作物（那些农作物在非洲农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样看来，南岛语族或许有可能直接渡过印度洋（真是不可思议），先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然后才加入了印度-东非贸易路线，而不是沿着印度和东非这条比较容易的路线拓殖到马达加斯加岛。看来，非洲最令人惊讶的人类地理学事实，还环绕着些许谜团。
关于非洲史前史晚期的另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班图人扩张，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从体质人类学与语言学的证据，我们已经知道撒哈拉以南非洲并不一直是黑人的家园。根据同样的证据，我们推测俾格米人过去曾占据非洲中部的热带雨林，而科伊桑人曾经分布在近赤道的非洲比较干旱的地区。考古学能够验证这些推测吗？
对于俾格米人原来的分布，答案是“还不能”。考古学家还没有在非洲中部雨林发掘出古代人类遗骸。至于科伊桑人，答案是“能”。考古学家已经在现代科伊桑人分布地以北的赞比亚发现了人类遗骸，这些遗骸具有科伊桑人的身体特征，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器，欧洲人初次在南非遇见科伊桑人的时候，科伊桑人使用的就是类似的石器。
那么，班图人是怎样吞没北部科伊桑人的？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显示，古代班图农民从西非内陆草原向南扩张，进入气候湿润的海岸森林地带，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了（见图19.4）。从大部分班图语言都有的词汇来看，班图人在扩张之初，就已经养牛和栽种适应湿润气候的山药了，但是他们还没有金属工具，仍然花许多时间渔猎、采集。他们接近森林后，牛群被采采蝇传播的锥虫杀光了。他们进入刚果盆地的赤道森林区后，伐林垦地耕作，人口渐增，于是狩猎—采集的俾格米人逐渐被他们吞没，在强大的压力下俾格米人向密林深处退却。
图19.4 班图语使用者的扩张（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00年）
公元前1000年之后不久，班图人从赤道森林的东缘冒出来，向东非大裂谷和大湖（Rift Valley and Great Lakes）的开阔地带进发。那里是个“族群熔炉”，亚非语系和尼罗-撒哈拉语系的农民（种植高粱与小米）和牧民，在比较干燥的地区已经生活很久了，还有狩猎—采集的科伊桑人。好在班图人从西非祖籍地带来的农作物适应比较湿润的气候，所以他们人弃我取，占据了不适合当地农民耕作的土地。到了公元前几个世纪，班图人到达了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从邻近的尼罗-撒哈拉语族和亚非语族那里，学会了栽种小米与高粱（也采借了它们的尼罗-撒哈拉语名称），也得到了牛群，恢复了牧牛。他们还得到了铁器，那时非洲萨赫勒地区已经开始炼铁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就有了铁加工技术，来源仍不清楚。由于炼铁业在萨赫勒地区出现的时间，十分接近近东迦太基铁加工技术输入北非海岸地带的时间，因此历史学者推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炼铁技术源自北非。不过，最迟到公元前2000年，炼铜技术在撒哈拉西部与萨赫勒地区就已发展出来。那可能是非洲独立发展炼铁技术的先驱。而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炼铁技术，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大不相同，更增强了独立发展假说的说服力。事实上，非洲铁匠很早就发现了维持熔炉高温的诀窍，不需要特殊设计的熔炉，就能炼出钢来，这比19世纪欧洲和美国使用的贝塞麦转炉早了2 000多年。
班图人采借了铁器，加上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就成了一个农战族群，在当时的非洲近赤道地带蚕食鲸吞，毫无敌手。在东非，他们必须与铁器时代的尼罗-撒哈拉语系和亚非语系农民竞争。但是赤道以南2 000英里的土地上，只散布着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他们的人口密度很低，既无铁器，也无农业。不过几个世纪的光景，班图农民就推进到了今日南非东海岸的纳塔尔省。
班图人的扩张迅速且具有戏剧性，是非洲史前史晚期的大事件，但是在叙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简化事实，让人以为科伊桑人望风披靡，班图人摧枯拉朽。其实真相更为复杂。南非的科伊桑人当时已经畜养牛羊几个世纪了。班图人侵入此地的先锋人数应该不多，他们选择气候湿润的森林地带，种植祖传的山药。起初他们只挑选适合栽种山药的湿润地带，所以安家立户的地点散布在干燥地带之间，因此科伊桑人的牧民与猎人在干燥地带还有生存的空间。双方建立了贸易与联姻关系，也是自然不过的；现在非洲近赤道地带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俾格米人与班图农民，仍然维持这样的关系。但是，班图人口逐渐增长，他们又采借了牧牛生计和适合干燥地带栽种的谷物，于是他们在南非的拓殖就不再只选择湿润地带，而是也开始侵入之前跳过的干燥地带。最终结果还是一样：班图农民占据了先前科伊桑人的大片土地；到头来，科伊桑人在这片大地上的奋斗历史，只剩下零星保留在非科伊桑语言中的咂舌音，地下出土的人类遗骸、石器，以及一些面孔带着科伊桑人特征的南非班图部族了。
原先生活在南非土地上的科伊桑人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只能确定：在原先科伊桑人生活了近1万年的土地上，现在住的是班图人。我们只能依托近代的实例，推测当年发生的事。在近代史上，使用钢铁的族群和仍然使用石器的族群接触，例如欧洲人与澳大利亚土著或美国加利福尼亚土著，结局就是，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族群不是很快地被消灭，就是退居与世隔绝的地区。消灭的手段不一而足：或者驱赶；或者男人被杀害、奴役，女人被强占；或者遭农人带来的传染病杀死。在非洲，疟疾就是一个例子。农人的田地滋养了大量疟蚊，侵入南非的班图农民已有祖传的免疫力，而狩猎—采集的科伊桑人大概还未发展出那种免疫力。
不过，现在的非洲族群分布图（图19.1）提醒了我们：班图农民并未占据科伊桑人的所有土地。科伊桑人仍然生活在南非，只是他们生活在不适合发展班图农业的土地上。非洲班图人居住在最南边的族群是科萨族，他们的南进止步于南非南部海岸的鱼河，西距开普敦500英里。倒不是因为好望角一带太干旱了不适合发展农业，事实上好望角一带现在是南非的谷仓。问题出在：好望角一带属于地中海气候区，冬季才有雨，而班图农作物需要夏季雨水的滋润才能生长。公元1652年，荷兰人带着源自中东的冬雨谷物到达开普敦一带，那时科萨族仍未越过鱼河。
上面说的植物地理学细节对今日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果之一是：南非白人在开普地区迅速吞没了科伊桑人之后，就“正确地”宣布，他们先于班图人占领了这一地带，因此拥有优先占用权。当然，这不是什么必须严肃对待的主张，因为科伊桑人早就占领了这一带，但白人并没有尊重他们的优先权。更为沉重的历史后果是，公元1652年时，荷兰人只需要对抗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民，而不是人口稠密、拥有铁器的班图农民。1702年荷兰人终于东进，在鱼河遭遇了科萨族，于是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惨烈斗争。那时欧洲人在开普地区已有安全的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可是他们的军队历经9场战争，花了175年，才击败了科萨族——平均每年行进不到1英里。要是当年几艘荷兰船上的人一上岸就遭到这么顽强的抵抗，他们有机会在南非立足吗？
因此，今日非洲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源自地理的偶然。开普地区科伊桑人的家园不巧没有多少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班图人5 000年前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农作物正巧是夏雨型作物；欧洲人从中东采借的农作物正巧是冬雨型作物，它们有1万年的历史。新近才独立的纳米比亚的首都，有一条“戈林街”，那个路牌提醒我们，非洲的现状带着过去深深的烙印。
上述原因就是为什么班图农民吞没了科伊桑人，而不是科伊桑人吞没了班图人。但是，非洲史前史的谜团，还有一个有待澄清：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的，为什么是欧洲人？是欧洲人殖民非洲，而不是非洲人殖民欧洲，这看上去实在没什么道理。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非洲是人类演化的唯一摇篮，现代智人也可能在非洲发源。那么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再加上复杂的气候、地形，还有地球上最多元的族群，1万年前若有外星人造访过地球，他应该会预测欧洲将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的附庸。
欧洲和非洲对决的结果，近因追究起来十分清楚。就像美洲土著面对的欧洲人一般，登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欧洲人可不是空手闯天涯，他们手上有枪和其他技术，有用途广泛、流传四方的文字，还有支持探险、征服大业的政治组织。欧洲人的优势几乎在冲突初起的那一刻就显露得十分清楚：达伽马（1498年）初访东非海岸后不过4年，就带着配备大炮的舰队，迫使东非最重要的港口基尔瓦（Kilwa）投降——这个港口控制着津巴布韦的金矿。但是，为什么欧洲人能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之前，发展出那三种优势呢？
本书前面各章已经讨论过了，从历史来看，那三种优势都源自食物生产的发展。但是与欧亚大陆比较起来，食物生产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并不顺利，因为缺乏所必需的生物资源，可供驯化的土产物种太少，供土产农牧业发展的土地面积太小，非洲的南北向大陆轴线更不利于驯化物种的散播。让我们逐项细说。
第一，先谈家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牲畜大多来自欧亚大陆，有少数可能来自北非。欧亚大陆上的各大文明利用那些牲畜已经几千年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才得到它们。这个事实乍看之下很令人惊讶，因为我们总认为非洲是野生动物的国度。但是我们在第9章讨论过，有驯化潜力的野生动物，必须性情温和、服从人类、饲养成本低、不易罹病、生长迅速、繁殖容易。世界上符合这些条件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寥寥可数。欧亚大陆上的牛、山羊、绵羊、马、猪，正在其中。非洲也有它们的亲属种，例如非洲水牛、斑马、野猪、犀牛、河马，不过从未被驯化过，直到今天仍然是野兽。
的确，非洲大型野兽也有被驯服的时候。当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攻击罗马（但未成功），就用了驯服的非洲大象。古埃及人可能驯服过长颈鹿和其他野兽。但是那些被驯服的野兽从未得到驯化——驯化指的是在人工环境中选择性地繁殖，控制它们的生殖与遗传，以有利于人类。要是非洲的犀牛与河马能够驯化，供人骑乘，那就不仅可以供养军队，还能组成所向披靡的骑兵，冲散欧洲的马骑。试想一群班图骑兵骑着犀牛，那种惊人阵势，推翻罗马帝国都是可能的。历史真不知会被怎样改写呢！
第二个因素是植物资源，在这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亚大陆也有差异，不过倒不像动物资源那样悬殊。萨赫勒地区、埃塞俄比亚和西非都有土产作物，但是比欧亚大陆上的种类少得多。由于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种类有限，非洲最早的农业，可能也落后肥沃新月地带好几千年。
因此，就动植物驯化而言，欧亚大陆得天独厚，种类繁多，故能抢占先机。第三个因素是面积，非洲的面积不过是欧亚大陆的一半。而且，公元前1000年农民与牧民分布的范围（撒哈拉以南位于赤道以北的区域），只占非洲面积的三分之一。今日非洲的人口有7亿，欧亚大陆的人口超过40亿。若其他条件都一样，面积越大、人口越多的大洲，其中相互竞争的社会就越多，发明也越多，于是发展速度就越快。
最后一个因素，涉及非洲大陆轴线的方向。非洲与美洲一样，主轴走南北向，而欧亚大陆则是东西向（见图10.1）。沿着南北轴线移动，会穿过许多不同区域，气候、生境、雨量、日照长度、农作物和牲口的疾病都不同。因此在非洲某一地点驯化或引进的生物种，很不容易散播到非洲其他地点。相对而言，在欧亚大陆上处于同一纬度或相近纬度的社会，即使相距几千英里，农作物与牲口也容易交流，因为气候与每日日照长度都相近。
农作物与牲口沿非洲南北轴线的交流或是缓慢，或是停滞，这产生了重要的后果。举例来说，非洲埃及人的主食是地中海型作物，但是那些作物需要在冬季下雨、日照长度随季节变化的气候下才能发芽，所以它们无法越过苏丹传到南方，因为南方夏季下雨，日照长度并不随季节变化。埃及的小麦、大麦从未到达南非好望角一带，而那里也是地中海气候。欧洲殖民者1652年在好望角登陆，才带去了中东的地中海型农作物；科伊桑人从未发展过农业。同样，萨赫勒地区的作物是夏雨型，也适应了不随季节变化的日照长度，班图人把它们带进了南方，可是好望角一带不适合那样的作物，班图农业的扩张因此停滞。香蕉与其他亚洲热带作物很能适应非洲气候，现在是非洲热带地区农业中产值最高的主要产品。可是亚洲与非洲并无陆路交通，那些作物直到公元第一千年才抵达非洲，因为那时才有大型越洋船只在印度洋上沟通两大洲。
非洲的南北向大陆轴线也严重阻滞了牲口的传播。非洲近赤道地带的采采蝇携带锥虫，传染人畜，土著已经发展出遗传免疫力，可是欧亚大陆或北非传入的牲口对此全都无力抵抗。班图人在萨赫勒地区获得的牛群随着班图人扩张，南进赤道带的森林区，但遭遇采采蝇后无一幸免。马匹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传入埃及，很快就改变了北非的战争模式，但马匹直到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才越过撒哈拉，成为西非王国骑兵的坐骑，而且始终未能穿越过采采蝇出没的地带到达南方。虽然牛、绵羊、山羊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就已出现在塞伦盖蒂平原北缘，但是它们花了2 000年才穿过塞伦盖蒂，到达非洲南部。
同样缓慢地沿着非洲南北轴线传播的，还有人类的技术。公元前8000年，陶器已经在苏丹和撒哈拉出现，但直到公元元年才传入好望角一带。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经发展出文字，埃及文字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Nubia）王国麦罗威（Mreoë）；字母文字也传入过埃塞俄比亚（也许自阿拉伯半岛传入），但是非洲其他地区都没能独立发展出文字，那些地方的文字是后来阿拉伯人与欧洲人带过去的。
简言之，欧洲人能够殖民非洲，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主张的所谓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族群差异毫无关系。欧洲人殖民非洲源自地理与生物地理意义上的偶然，具体地说，就是两大洲面积不同、大陆轴线方向不同、野生动植物资源不同。换言之，非洲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同，终极因是两大洲的族群继承的不动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