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中国——东亚之光
笔者住在加利福尼亚。围绕移民、平权法案、多语制、种族多样性等制定引人争议的政策，加利福尼亚都是先驱；而现在，加利福尼亚也一马当先，反对当年那些政策。我儿子在洛杉矶的公立学校就读，只要走近教室向里头瞥一眼，议会里大人的抽象辩论立刻就变得有血有肉，那些孩子的脸是最好的说明。在洛杉矶公立学校系统中就读的学生，在家里说的语言加起来超过80种，在家说英语的白人小孩反成了“少数”。我儿子的所有玩伴，都是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不在美国出生。我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祖父母中有3个不在美国出生。但是，移民只不过是在恢复美洲这块土地上的族群多样性，美洲在好几千年的时间里都是族群混杂的。在欧洲人登陆之前，美洲有几百个土著部落、几百种语言，统一的政府在这里出现，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
在这些方面，美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六大国，有五个都是“民族大熔炉”，它们都在近代才完成政治上的统一，涵纳的国民包括许多说不同语言的族裔。俄罗斯就是个例子，那里最早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斯拉夫小国，公元1582年开始扩张以前，疆界从未超越乌拉尔山；从那时起到19世纪的这段时间里，俄罗斯吸纳了众多非斯拉夫族群，这些族群许多仍保持原有的语言与文化身份。美国的历史，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成为美国人的历史。俄罗斯的历史也一样，就是现在住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变成俄罗斯人的历史。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都是最近才创造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印度而言，“重新创造”也许是更恰当的说法），这几个国家境内，分别有大约850种、670种、210种语言。
许多国家都是在近代成为民族大熔炉的，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个例外。今天广土众民的中国，无论是政治、文化、语言，都具有整体性，尽管专家也许有别的看法，但至少一般人的感觉是那样的。政治上，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后，中国始终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自文字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之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维持单一的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却用着好几十种互有差别的字母系统。中国的12亿人口中，有超过8亿人说普通话，这大概是世界上作为母语最多的语言。另外有约3亿人说7种方言，这些方言彼此间的关系及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有点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因此，中国不仅不是个“民族大熔炉”，连“中国是怎么变成中国人的中国的？”这样的问题听来都觉得荒谬。中国早就是中国人的了，有史以来就是如此。
中国一直维持统一国家的面貌，使我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忘了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其实我们不该期望中国能维持那么长久的统一风貌，理由之一是遗传学方面的证据。虽然体质人类学向来把中国人粗略归入蒙古人种，但类目中蕴含的歧异成分，大于瑞典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人群在遗传上、体质上都颇不相同：华北人与尼泊尔人更接近，华南人与越南人、菲律宾人比较接近。华南人与华北人的体质特征有明显的不同，我的中国朋友通常只要一眼就可以认出：华北人个子较高、体型较大、皮肤较白、鼻子较高、眼睛较小（那是由于内眦赘皮的关系）。
华北、华南还有环境与气候的差异。华北较干燥、寒冷；华南潮湿、炎热。这两个不同环境中的遗传差异，显示南北族群各有各的遗传历史，没有太大的交流。那么，中国人语言与文化的一致与一贯是怎么维持的？
中国的语言现象也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世上其他地区，只要不是最近才开始有人开发居住的，都呈现众声喧哗的语言现象。例如上一章讨论的新几内亚，就有上千种语言，其中包括几十个语族，彼此的差异比中国八大主要语言的差异大多了，而它的面积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人类到此定居也不过才4万年。大约8 000—6 000年前，说印欧语言的族群定居西欧，今天那里有约40种语言流通，包括英语、芬兰语、俄语等差异很大的语言，它们有的是早期语言分化的产物，有的是后来由外来族群带进来的。然而，化石证据显示，中国所在的地区早在50万年前就有人类定居。在那么悠久的历史中，中国地区必然也有过众声喧哗的日子，那些成千上万的语言都去哪儿了？
由这些难解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想，中国和其他广土众民的国家一样，也曾经是个“复杂”地区，只不过很早就“统一”了。而“中国化”的过程，第一步是在一大片地区上的古代民族熔炉中搞大一统，然后再进入东南亚热带地区，并对韩国、日本，甚至对印度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国的历史，是东亚史的枢纽。本章就是中国成为中国的故事。
我们可以从一张中国语言地图（图16.1）开始。对我们这种认为中国具有整体性的人来说，这张地图教人大开眼界。原来在中国地区，除了普通话和7种汉语方言（以下本书将以“汉语”指称）各有1 100万至8亿个使用者之外，还有1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许多只有几千个使用者。整体来说，各语言的地理分布有很大的差异。
地理分布范围最大的汉语（汉藏语系中的一个主要语族），从华北到华南的分布是连续的。从中国东北到南方的北部湾，汉语通行无阻，放眼都是讲汉语的人。其他三个语族的分布则比较零散，仿佛汉语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
其中分布最零散的是苗瑶语族，有约600万使用者，使用着不同语支的语言，包括用颜色命名的红苗、白苗、黑苗、青苗等苗族群体，以及瑶族。从中国南方到泰国，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苗瑶语族的使用者分散在几十个小“飞地”里，周围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当年由越南逃出的难民中，有超过10万名说苗语的人移民美国，现在美国称该群体为“苗裔”（Hmong）。
另一个分布比较零散的语言群属于南亚语系。南亚语系中说越南语、高棉语的人最多，分布也最广。东起越南、西至印度北部、南达马来半岛的地理范围内，住着6 000万使用南亚语系语言的人。中国地区还有第四个语族是壮侗语族（该语族也包括泰语、老挝语）。这个语族有5 000万使用者，分布在从中国南方到中南半岛，西至缅甸（见图16.1）。
不消说，零散分布在亚洲各处的说苗瑶语的族群，不是搭直升机降落至目前他们生活的飞地的。我们可以推测，当初他们生活的土地几乎是连成一大片，只是后来说其他语言的族群侵入了他们的地盘，或是让说苗瑶语的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才造成了今天语言飞地的局面。事实上，对于过去2 500年语言分布地图的变迁过程，我们有相当完整的记录。现代使用泰语、老挝语、缅甸语的族群的祖先，都是在历史时期从华南及邻近地区南迁到目前的居所的，他们逐步“淹没”了先前住在那里的移民的后代。当初，说汉语的族群卖力征服他们视为原始落后的其他族群，中国周朝的历史（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就有许多汉语族群征服、吸纳中国地区大部分非汉语族群的记录。
我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推理方法来重建几千年前的东亚语言地图。第一，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千年内已知的语言扩张事件，倒推更早的情况。第二，某一语言和有亲缘关系的语族若连续分布在一大片土地上，则表示其完成扩张还不太久，没有太多时间分化成许多种语言。最后，我们可以反过来推理，在现代，那些语言高度多样化，但所有语言都属于同一语族的地区，可能位于该语族早期的传播中心附近。
图16.1 中国的四大语族
图16.2 东亚和东南亚的现代政治面貌
注：请参照图16.1的语族分布图。
运用这三种推理方法回拨语言时钟，我们的结论是：华北原本由说汉语的族群和其他汉藏语族占据；华南分布着使用苗瑶语族、南亚语系、壮侗语族的群体；华北的汉藏语族南向扩张，驱赶或同化了说其他语言的群体。而另一场更为激烈的语言剧变，则横扫从华南到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区域，包括今天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所在的地区和马来半岛。不管当年在那儿的土著说什么语言，那些语言全都消失了，因为那些地方的现代语言似乎都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从外部输入的，主要来自华南，还有少数来自印度尼西亚。鉴于苗瑶语族的语言存续至今，我们可以猜测，当年华南还有除苗瑶语族、南亚语系、壮侗语族语言之外的语族，只是没能存续下去。下一章讨论南岛语系（菲律宾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这个语系），我们会提到：南岛语系可能是原先在中国大陆有分布而后来消失的语系之一，我们还能知道这些语言，是因为使用它们的群体散布到南太平洋诸岛上，存续至今。
东亚发生的这些语言更替，让我们想起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西班牙语）进入美洲的过程。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有上千种土著语言。历史显示，英语取代了美国的印第安土著语言，并不是因为印第安人觉得英语悦耳。语言替代的过程，涉及战争、谋杀、传染病，移民直接或间接地杀死土著，迫使残存的土著不得不采用新出现的优势语言——英语。这种语言更替现象的近因，是欧洲移民的技术和政治组织比美洲人强，而追根究底，关键在于食物生产在欧洲出现得比较早。英语在澳大利亚取代了澳大利亚土著的语言，班图语在非洲近赤道地带取代了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原本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过程。
那么，东亚的语言大变动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群体从华北扩张到华南，使用南亚语系和华南原有的其他语族语言的群体向南扩张到东南亚热带地区，凭借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爬梳考古资料，着眼于技术、政治和农业方面的证据，看看是不是某些东亚族群着了先鞭，主宰了历史。
考古证据显示，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东亚的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的主角都是狩猎—采集者，他们使用的石器未经打磨，也没有陶器。历史的新页似乎在中国展开。考古遗址中出现谷物遗迹、畜养动物的骨骼、陶器、打磨过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 500年，距离肥沃新月地带新石器和食物生产的发端不过1 000年。但是，中国更早的考古记录并不完整，我们无法判断中国和肥沃新月地带的食物生产是同时出现还是略有先后。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启动食物生产的地区之一。
事实上，中国地区可能有两个甚至更多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过华北华南的生态差异，华北干冷，华南湿热。在同一纬度，东部沿海低地和西部内陆高地，也各有生态特色。因此，各地有不同的原生植物，换言之，各地居民发展农业的资源不同。这里最早的农作物是在华北发现的，那是两种抗旱力强的粟米，而华南的稻米则说明，华北与华南可能各有一个驯化植物的中心。
除了最早的农作物，遗址还出土了家养猪、狗、鸡的遗骸。其他人工养殖的动植物，在后来的遗址中也逐渐出现。动物中以水牛最重要（可以犁田），还有蚕、鸭、鹅。后来的中国作物中，大家熟悉的有大豆、麻、橘、茶、杏、桃、梨。此外，由于欧亚大陆的主轴线是东西向的，农牧品种在中国古代即已向西传播，西亚品种也可以东传，在东亚成为重要的生活资源。西亚传入的动植物，对古代中国经济特别重要的有小麦、大麦、牛、马，重要性略低一些的有绵羊、山羊。
中国和其他地区一样，从食物生产生计中逐渐发展出其他的“文明”要素（那些要素我们已经在第11～14章讨论过了）。中国精美绝伦的青铜工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萌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工艺，约在公元前500年。在那之后的1 50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技术发明输出国（见第13章），输出包括纸、罗盘、独轮车、火药。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兴起，墓葬形制的朴素与堂皇与殉葬物的简陋与丰厚，也是社会阶层分化的证据。还有其他证据显示，在当时阶层分化的社会，统治者能够动员民力，修筑高大的城墙（防御工事）、宏伟的宫殿，以及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超过1 000英里）。现存的文字证据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但文字很可能在更早之前就有了。因此，关于城市、国家在中国兴起的知识，除了考古证据外，还有中国最早朝代的文字史料作为依据。根据文字史料，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建立。
至于食物生产最凶恶的副产品——传染病，我们无法确定旧大陆的主要传染病是在什么地方发源的。不过，欧洲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史料清楚记载，黑死病（腺鼠疫）和天花是从东方传来的，因此病菌有可能源自东亚。流感（源自猪流感病毒）更有可能是从中国发源的，因为中国很早就驯养了猪，而且自古猪肉就是重要的餐食肉。
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复杂，各地出现了许多地域性文化，各不相属。这在考古证据上表现得很清楚，尤其是陶器和其他工艺品，不同地方的各有特色。大约到了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各个地域文化开始向外扩张，相互接触、交流、竞争、融合。各地采撷自当地生态资源发展出的粮食品种，也通过传播丰富了中国地区的食物生产业。同时，这一相互作用圈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各地酋邦相互竞争，也为中央集权制的大型国家的形成铺路（第14章）。
中国的南北差异对作物的传播有所阻碍，但并没有像在美洲和非洲那样成为屏障，一来中国的南北距离较短，二来中国南北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不像非洲与墨西哥北部有大漠阻绝，中美洲地峡构成南北美洲的交通瓶颈。中国横贯东西的河流，像华北的黄河、华南的长江，还让沿海地区与内陆的作物、技术的流通方便了许多。同时，中国的东西横轴绵长、东西坡度缓和，最终在两条大河之间构筑运河的计划得以实现，方便了南北向的交流。中国地区很早就完成了文化和政治的统一，所有这些地理因素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与欧洲对照起来，这一点就更明白了。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相当，可是地势起伏，又无河流贯通，文化、政治上的割裂至今无法弥合。
中国地区的文化交流，由南传到北的例子有稻作、炼铁，但由北往南的传播是主要趋势，文字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的文明中心不同，那里发明了好多种早期书写系统，例如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赫梯文字、米诺斯文字、闪米特字母等，而中国只发展出一种有充分证据的文字，在华北完成发展后，流传各地，所向披靡，所有其他的书写系统（假如有的话）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今天的汉语文字，就是从那一套古文字演进而来。原是华北社会重要文化特征，后来输入华南的，还有青铜工艺、汉藏语系语言、国家体制。中国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都兴起于华北。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流传下来的文献显示，当时的华夏民族已经有文化优越感，认为非华夏民族是“蛮夷”，甚至华北的中国人也瞧不起华南族群，认为他们也是“蛮夷”。例如：“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礼记·王制》）
渊源于华北周朝的国家体制，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传播到华南。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奠定了政治中国的规模。中国的文化统一也在同一期间内加速进行。以文字为基础的“文明”中国魅力无限，“夷狄”不是被同化，就是积极效仿。当然，这个文化统一过程也有残暴的面向，例如秦始皇下焚书令，“非秦记皆烧之”，给我们了解中国早期的历史与文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华北的汉藏语系语言散播全中国，苗瑶等语族的语言只有零散的分布，那些严厉措施想必发挥了作用。
在东亚，中国在食物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体制等方面都着了先鞭，因此中国的创新对邻近地区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例如，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以前，东南亚热带地区的人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使用以砾石、石片制作的工具。考古学家称这种文化为和平（Hoabinhian）文化，当初是以越南和平遗址命名的。后来，来自中国南方的农作物、新石器技术、村庄生活方式、陶器传入东南亚热带地区，也许随之而来的还有华南的语族。在历史时期，向缅甸、老挝、泰国的南向扩张，完成了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华化”。现在那些国家的国民，是当年那些华南人亲属的后裔。
中国散发出的影响力，有如轧路机，所到之处皆受影响，先前安居在那里的族群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只有三个孑遗的狩猎—采集族群还能让我们遥想当年：马来半岛上的尼格利陀塞芒人（Semang Negritos）、安达曼岛人、斯里兰卡的尼格利陀维达人（Veddoid Negritos）。这些族群让我们想到，也许东南亚热带地区原先的居民是黑皮肤、卷发的族群，与现代新几内亚的居民比较像，而不像浅肤色、直发的中国南方人和现代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居民。东南亚存续至今的这些尼格利陀族群，可能是当年拓殖新几内亚的族群的后代。塞芒人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与附近的农耕族群交易，但是他们已经改说邻居使用的南岛语系语言了——类似的例子还有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及非洲的俾格米人，他们也是狩猎—采集者，但接受了农耕贸易伙伴的语言。只有在遥远的安达曼群岛上，岛民说的语言才与华南的语族毫无渊源，当初可能有几百种东南亚土著语言，绝大多数已经消亡，安达曼岛人所用的语言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一种。
朝鲜和日本也深受中国的影响，不过两地与中国都有地理区隔，因此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以及体质、遗传上的特质，而不像东南亚热带地区。朝鲜和日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从中国习得了稻作农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习得了青铜工艺，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国的文字传播至朝鲜和日本。源自西亚的小麦、大麦，也是从中国输入的。
不过，请读者不要因为以上叙述而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东亚文化发展的唯一源头是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热带地区的人没有发明能力。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陶器，就有一部分是古代日本人制作的，他们是狩猎—采集者，但早在食物生产手段输入之前就已定居在村庄里，靠日本丰富的海产资源生活。日本、朝鲜、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居民可能独立驯化过一些作物，其中有些作物可能还是他们最早驯化的。
但是，中国的角色还是举足轻重。举例来说，中国文化的声望在日本、朝鲜一直很高，虽然源自中国的书写系统在表达日文语言上有种种不便，但日本并不打算放弃汉字，朝鲜也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才用谚文系统替代了较为复杂的汉字。20世纪汉字仍在通行，生动体现了近1万年前中国动植物驯化的深远影响。东亚第一批农民取得的成就，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使从泰国（第17章会谈到）到复活节岛的族群成了他们的远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