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鲸的阴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同女孩睡觉，我觉得既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又好像相反根本不值一提。就是说，有作为自我疗养行为的交合，有用来消磨时间的交合。
有的交合始终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有的交合一贯是为了消磨时间。既有起初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最后算是消磨时间的，又有相反的情况。怎么说呢，我们的性生活同鲸鱼的性生活有着根本差异。
我们不是鲸鱼——就我的性生活而言，这乃是极重要的命题。
小时候，从家里骑自行车大约三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个水族馆。水族馆内总是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的沉默的一统天下，只有时而“哗啦”溅起的水花声从哪里传来。暗幽幽的廊角仿佛有人鱼在屏息敛气。
一群金枪鱼在巨大的水池里往来游动，鲟鱼沿狭窄的水路逆流而上，水虎鱼朝肉块龇出尖牙利齿，电鳗一闪一闪亮起小里小气的电珠。
水族馆里有无数的鱼。它们名字不同鳞片不同鳃鳍不同。我实在不明白地球上何以存在如此种类繁多的鱼。
当然，水族馆里没有鲸。鲸过于庞大，即使把水族馆毁掉弄成一个大大的水槽也没办法养它。但水族馆里放有鲸的阴茎，也就是所谓代表物。这么着，整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我都没看过原原本本的鲸而一个劲儿看鲸的阴茎。在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甬路上散步散腻了，我便坐在寂无声息的、天花板极高的展厅的沙发上，对着鲸的阴茎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
它看起来有时像一株干枯的小椰树，有时像一穗巨大的玉米棒。如果那里不竖着“鲸鱼生殖器·雄”的标牌，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那便是鲸的阴茎。那与其说是南极的产物，莫如说更有中亚沙漠出土文物的意味。它不同于我的阴茎，也有异于此前我见过的任何阴茎，并且那上面漾出一种哀戚，一种被割阴茎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
第一次同女孩性交后想起的，也是这巨大的鲸鱼阴茎。想到它是沿着怎样的命运之路经过怎样的过程来到这水族馆空空荡荡的展厅的，不由一阵心痛。我觉得这里边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但我才十七岁，显然还太年轻，不可能对一切感到绝望。于是，那以后我便这样认定：
我们不是鲸！
我在床上一边用指尖捏弄新女友的头发，一边不断考虑着鲸。
我所记起的水族馆总是时值秋末。水槽的玻璃冰一样冷，我身裹厚厚的毛衣。从展厅大玻璃窗望见的海呈深铅色，无数白浪使人想起女孩身上连衣裙的白色花边。
“想什么呢？”她问。
“往事。”我说。
她二十一岁，拥有苗条姣好的身段和完美得足以使人入魔的一对耳朵。她在一家小出版社当临时校对员，又是耳模特，还是仅由有教养的圈内人士组成的小俱乐部所属的应召女郎。至于三个之中哪个是她的本职，我不清楚，她也不清楚。
但若从哪个是其本来面目这点来看，耳模特是她最为自然的面目。我这样认为，她也这么想。只是耳广告模特大派用场的领域极其有限，所以无论作为模特的地位还是酬金都低得不能再低。一般广告代理商、摄影师、制作人和杂志记者都仅仅把她作为“耳持有者”来对待，耳以外的她的肉体和精神被完全抛弃完全置之不理。
“其实不是那样的，”她说，“耳朵就是我，我就是耳朵。”
作为校对员的她和作为应召女郎的她绝对——哪怕一瞬之间——不向人出示耳朵。
“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我。”她解释道。
她所在的应召女郎俱乐部的事务所（名义上大致为演员俱乐部）位于赤坂，大家称为埃克斯夫人的经营者是个满头银发的英国妇女。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年，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基本汉字也差不多都认得。
埃克斯夫人在距应召女郎俱乐部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开了一间专间，作为招收女性的英语会话教室，在那里她把看起来有天分的女孩挑到应召女郎俱乐部去。反过来，应召女郎也有几个人在英语会话教室学习，她们当然得以免除几成学费。
埃克斯夫人把应召女郎称为“Dear”(1)。她口中的“Dear”有一种春日午后般的绵柔韵味。
“要穿像样的花边内裤去才行哟，Dear，连裤袜是不行的。”或者说：“你往红茶里放冰淇淋了吧，Dear！”——便是这么一种气氛。顾客来历也把握得一清二楚，几乎全是四五十岁的富有商人。三分之二是外国人，其余是日本人。埃克斯夫人讨厌政治家、老人、变态分子和穷人。
我的新女友在这一打无不如花似玉的应召女郎中相貌最逊，衣着也很一般。实际上掩起耳朵的她给人的印象也极为普通，不清楚埃克斯夫人为什么竟看中她。或许看出她的平常中有特殊的光点，也可能仅仅觉得有一两个平常女孩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怎样，埃克斯可谓独具慧眼，她也有了几个坚定的顾客。她衣着平常，化妆平常，内衣平常，带着平常的香皂味儿前往希尔顿或大仓宾馆或王子饭店，一星期跟一两个男人睡，得到足够一个月吃喝的收入。
此外，一半夜晚她无偿地同我睡觉，另一半怎么过的我就不知道了。
她作为出版社临时校对员的生活是再平常不过的。每星期只到神田一栋小楼三楼上的一家出版社上三天班。早上九点到傍晚五点，或看校样，或泡茶，或下楼梯（没有电梯）买橡皮。虽然她是唯一的单身女性，但没有什么人调戏她。她像变色蜥蜴一样根据场所和情况或潜伏不动或出声发光。
我见到她（或见到她的耳朵），是在与妻刚刚分手的八月初。我承揽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广告词拟稿工作。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她的耳朵。
广告代理店的经理把策划书和几张大幅黑白照片放在桌子上，让我一周内为这照片拟就三组广告主题词。三张照片均是硕大的耳朵。
耳朵？
“怎么是耳朵呢？”我问。
“那谁知道！反正就是耳朵，一星期你只考虑耳朵就行了。”
这么着，一星期我只看耳朵过日子。我用透明胶带把三张照片粘在桌前墙上，边看照片边吸烟喝咖啡吃三明治剪手指甲。
一星期工作好歹交差了，但那以后照片仍贴在墙上没动。也是因为揭下来麻烦，加之看耳朵照片已成了我的日常习惯。不过我未将照片揭下塞进抽屉尽头的真正缘由，是因为那耳朵在所有方面都征服了我。耳形简直如梦如幻，称之为百分之百亦无不可。人体被放大的一部分（当然包括生殖器）竟有如此摧枯拉朽的魅力，这种体验对我还是第一次，使我想起某种宿命性的巨大漩涡。
有的曲线以超越任何想象的奔放将画面一气切开，有的曲线以不无神秘的细腻勾勒出片片精微的阴翳，有的曲线则如古代壁画描绘出无数传说。而耳垂的圆滑胜过所有的曲线，其厚墩墩的肌肤凌驾着所有的生命。
几天后，我给摄此照片的摄影师打电话，问了耳朵持有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那又怎样？”摄影师问。
“有兴趣。耳朵实在漂亮无比。”
“那倒是，耳朵的确是的。”摄影师支支吾吾地说，“不过人倒不见得怎么样。要是想和年轻女孩约会，把最近拍摄泳装的模特介绍给你好了。”
“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
两点、六点、十点给她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看来她也以她的方式活得很忙。
好歹逮住她已是翌晨十点了。我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想就前几天广告上的事稍微谈谈，提议一起吃晚饭如何。
“听说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
“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说。
她似乎有点惶惑，但没再问什么。我们讲定明天傍晚在青山大街一家咖啡馆碰头。
我给以前去过的餐馆中最为高级的法国风味店打电话预订了桌子，然后拿出一件新衬衫，花时间挑选领带，穿上只上过两次身的外衣。
如摄影师好意地告诉的那样，她确实是个不甚起眼的女孩。衣着长相都稀松平常，俨然二流女子大学合唱队队员。当然，对我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失望的是她把耳朵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梳成流线型的头发里。
“耳朵藏起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说。
“嗯。”她也若无其事地应道。
由于比约定时间到得早，我们成了晚餐时间的第一批客人。灯光洒泻下来，男侍者划着长柄火柴四处点燃红蜡烛，领班以鲱鱼样的眼神仔细检查餐巾、餐具和盘子的摆法。铺成人字形的橡木地板擦得一尘不染，男侍者的鞋底在上面“嗑嗑”地发出惬意的声响，那皮鞋看样子比我脚上的贵得多。花瓶里的花是新鲜的，白墙上挂着一眼即可看出是原作的现代绘画。
我扫视了葡萄酒单，尽可能选淡些的白葡萄酒，开胃菜要了冷盘、鸭肉糜、凉过的烤鲷鱼和黄鱼肝酱。她认真研究菜谱之后，点的是海龟汤、蔬菜水果色拉和牛舌鱼酱。我独自点了海胆汤、荷兰芹味烤乳牛和西红柿色拉。估计我半个月的伙食费将化为乌有。
“店很高级嘛，”她说，“常来？”
“只是偶尔兼谈工作时来。总的说来，一个人的时候很少来饭店，大多边喝酒边吃酒吧里现成的东西。还是那样好，免得胡思乱想。”
“在酒吧一般吃什么？”
“样式倒不少，但大多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煎鸡蛋卷和三明治，”她说，“在酒吧天天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不是天天，每三天自己做一次。”
“那么，三天里有两天在酒吧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喽？”
“是啊。”我说。
“为什么老是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因为好的酒吧有可口的煎鸡蛋卷和三明治供应。”
“唔，”她说，“怪人！”
“怪什么？”我说。
我不知到底应怎样提起话头，一时默默吸烟看着桌面。
“不是要谈工作么？”她开始套话。
“昨天也说了，工作已彻底结束，不存在问题，所以没什么谈的。”
她从手袋的小隔袋里掏出细细的薄荷烟，拿店内的火柴点燃，用仿佛催促下文的眼神看着我。
我正要开口，领班踏着充满自信的皮鞋声来到我们餐桌跟前。他像是在出示独生子照片似的面带动人的微笑把葡萄酒标签转向我。我点下头，他便拔下软木塞——软木塞发出令人舒坦的低音——往杯中各斟了一口。一股浓缩了的伙食费味儿。
领班刚一退下，两名男侍者旋即赶来，往桌上排出三个大盘和两个小碟。男侍者离去后，又只剩我们两人。
“无论如何想看看你的耳朵。”我直言相告。
她不声不响地将鸭肉糜和黄鱼肝酱取到碟里，喝了口葡萄酒。
“麻烦吧？”
她轻微地一笑：“美味法国菜并不麻烦。”
“谈耳朵麻烦？”
“倒也不是。要看谈的角度。”
“从你喜欢的角度谈。”
她边把叉子送往口中边摇头：“实话实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角度。”
我们沉默了一会，接着喝葡萄酒，吃菜。
“我转弯。”我说，“于是我前面有谁正在转下一个弯。是谁看不见身影，只见白色裙摆一闪。而这裙摆的白色却烙在了眼底永不离去。这样的感觉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
“从你耳朵得到的，便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们又继续默默进食。我往她杯里斟葡萄酒，往自己杯里斟葡萄酒。
“你是说并非这样的情景浮现在脑海，而是有这样的感觉，是吧？”她问。
“正是。”
“以前曾这样感觉过？”
我想了一会，摇头说：“没有。”
“那就是说，是我耳朵的关系？”
“并没有把握敢这么明确断言，甚至什么把握也无从谈起。耳朵的形状会使人产生特定的情感——这事听都没听说过的。”
“每次看见法拉·福赛特·梅杰斯的鼻子都打喷嚏的人倒是有的。喷嚏嘛，精神因素比较大。原因和结果一旦结合就很难分开。”
“法拉·福赛特·梅杰斯的鼻子我不大清楚……”说着，我喝了口葡萄酒。忘记往下想说什么了。
“和那个多少有点不同？”她问。
“呃，多少有点不同。”我说，“获得的情感十分十分模糊，却又十分实在。”我两手拉开一米，又拉近到五厘米。“表达不好。”
“基于模糊动机的凝缩现象。”
“完全如此，”我说，“你脑袋比我聪明七倍。”
“受过函授教育。”
“函授教育？”
“嗯，心理学函授教育。”
我们把剩下的鸭肉糜分了。我又忘记自己想说什么了。
“你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我的耳朵同你那种情感的相互关联吧？”
“不错。”我说，“就是说，是你的耳朵直接作用于我，还是别的什么以你的耳朵为媒介作用于我，我还没把握住。”
她两手放在桌上，轻轻耸了下肩。“你所感觉到的——你的情感——在种类上属于美好的，还是讨厌的？”
“两者都不是，又两者都是。不明白。”
她双手拢住葡萄酒杯，看一会我的脸。“看来，你还是多少学一点情感表达方式为好。”
“描述能力也没有。”我说。
她微微一笑：“不过没关系，你说的我大体明白。”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她久久沉默不语，似乎在考虑别的什么。桌上摆着五个空盘子，俨然已然消亡的行星群。
“我说，”沉默好半天她开口道，“我想我们最好成为朋友。当然喽，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
“当然可以。”
“而且要成为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她说。
我点点头。
这么着，我们成了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尽管初次见面不到三十分钟。
“作为亲密的朋友，我想问你两个问题。”我说。
“问好了。”
“一个是你为什么不露耳朵，另一个是这以前除我之外你的耳朵是否还对其他人发挥过特殊能量。”
她什么也没说，定定地注视着置于桌面的两只手。
“不一而足。”她沉静地说。
“不一而足？”
“嗯。不过简单说来，应该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不露耳朵时的我自己。”
“就是说露耳时的你与不露耳时的你是不同的啰？”
“是的。”
两名男侍者撤去我们的碟盘，端来汤。
“谈一下露耳时的你好么？”
“很早以前的事了，说不大好。说实在的，自十二岁以来还一次也没露出过耳朵。”
“但当模特时是要露的吧？”
“那是。”她说，“可那不是真正的耳朵。”
“不是真正的耳朵？”
“那是封闭了的耳朵。”
我喝了两口汤，抬起头看她的脸。
“关于封闭了的耳朵，能详细告诉我一点吗？”
“封闭了的耳朵就是死掉的耳朵。我自己杀死了耳朵。就是说在意识上切断了通路……明白？”
我不大明白。
“那就问嘛！”她说。
“所谓杀死耳朵，指的是耳朵听不见东西？”
“不不，耳朵照样听得见。然而耳朵死掉了。你也能做到。”
她把汤匙放在桌上，一下挺直了腰，双肩上提五至六厘米，下颏使劲往前一探，如此姿势保持了十秒，而后突然放下双肩。
“这样耳朵就死掉了。你也试试！”
我慢慢重复和她同样的动作，但没办法得出死掉这一印象，不过葡萄酒劲儿上来快一点罢了。
“我的耳朵好像死不利索啊！”我失望地说道。
她摇摇头：“不怕的。如果没必要让耳朵死掉，死不掉也一点都不碍事。”
“再问一点可好？”
“好的。”
“把你说的综合起来，我想情况是这样的：十二岁以前你是露耳朵的，后来有一天你把耳朵藏了起来，从那时到现在你一次也没露过耳朵。迫不得已要露的时候就把耳朵同意识之间的通路封闭起来。是这样的吧？”
她莞尔一笑：“是这样的。”
“十二岁时你耳朵发生什么了？”
“莫急，”说着，她隔桌伸出右手，轻轻碰了下我的左手指。“求求你。”
我将剩下的葡萄酒倒进两个杯子，把自己的杯子缓缓喝干。
“首先是想了解你。”她说。
“了解我什么？”
“全部。如何长大的，年龄多大，什么工作，等等。”
“不值一提，根本不值一提。听着听着你肯定困得不行。”
“我嘛，喜欢不值一提的。”
“我的可是任何人都喜欢不来的不值一提。”
“可以的，讲十分钟。”
“出生日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夕。这圣诞节前夕，可不是怎么理想的生日。因为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赶在一起，大家都想便宜点应付过去。星座是山羊座，血型A，这种组合适合银行职员和区政府工作人员。同猎户座天秤座宝瓶座合不来。不认为这人生没滋没味的？”
“好像挺有滋味。”
“在不值一提的城市长大，从不值一提的中小学毕业。小时沉默寡言，长大百无聊赖。和一个不值一提的女孩相识，有了不值一提的初恋。十八岁那年上大学来到东京。大学出来后和朋友两人开了一间小小的翻译事务所，好歹混口饭吃。大约三年前染指PR(2)刊物和广告方面的工作，这方面也算进展顺利。同一个在公司工作的女孩相识，四年前结了婚，两个月前离了。原因一言难尽。养一只老公猫。每天吸烟四十支，死活戒不掉。有三套西装六条领带，还有过时唱片五百张。埃勒里·奎因小说里的犯人姓名全部记得，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也一本不缺，但只读了一半。夏天喝啤酒，冬天威士忌。”
“并且三天有两天在酒吧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是的。”我说。
“活得有滋有味嘛。”
“始终百无聊赖，以后也一个样。并非对此不满，总之无奈罢了。”
我觑了眼手表：过了九分二十秒。
“但现在你所讲的并不是你的全部吧？”
我望了一会我放在桌面上的手，“当然不是全部。再无聊的人生也不至于十分钟就能说尽。”
“我谈谈感想可以么？”
“请。”
“大凡遇到第一次见面的人，我都让对方讲十分钟，并且以同对方所讲的完全相反的观点来分析对方。这样的做法你认为不对？”
“不不，”我摇了下头，“我想你大概是对的。”
一个男侍者过来把盘子摆在桌上，另一个把菜放上去，沙司员浇上调味汁。浇法大致像棒球赛：由游击手到二垒手，由二垒手到一垒手。
“把这个做法套在你身上，我想是这样的，”她边说边把刀子一下子插进牛舌鱼酱。“就是说，恐怕并非你的人生无聊，而是你在追求无聊的人生。不对？”
“或许如你所说，或许并非我的人生无聊，而是我在追求无聊的人生。但结果是同一个——不管怎样我已把它弄到了手。人们都想从无聊中逃脱出来，我却想深入到无聊里边去，就像在交通高峰期开倒车。所以，我并未因自己的人生变得无聊而发什么牢骚，无非老婆跑掉那个程度罢了。”
“同太太就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刚才也说了，一言难尽。但正如尼采讲的那样：在无聊面前即使神也会卷旗而去。如此而已。”
我们慢慢吃菜。吃到一半她重新浇了调味汁，我多吃了块面包。在主食吃完前，我们各自考虑别的事。碟盘撤下，吃罢乌饭树浆果雪糕，意大利特浓咖啡上来，这时我点燃一支烟。烟雾在空气中略一彷徨，即被无声换气装置吸了进去。已经来了有几桌客人。天花板扩音器流淌出莫扎特的协奏曲。
“想再听你讲一下耳朵。”我说。
“你想问的，是不是我的耳朵有没有特殊能量？”
我点点头。
“这点希望你自己确认，”她说，“即使我就此对你说什么，也只能诉诸极为有限的形式，而且我不认为对你有帮助。”
我再次点点头。
“为你露出耳朵也可以的，”她喝罢咖啡说道，“只是，我也不知道那样是否真的对你有好处，说不定你将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的无聊或许并没有你认为的那般顽固。”
“没办法。”我说。
她隔桌伸过手，放在我的手上面。“另外还有一点：一段时间里——往后几个月——不要从我身边离开，可以？”
“可以。”
她从手袋里取出黑色发带，衔在嘴上，双手把头发像抱起来似的拢到脑后，一转打个弯，迅速束起。
“如何？”
我屏住呼吸，愣愣地看着她。口干得沙沙作响，身体任何部位都出不来声音。白石灰墙壁刹那间仿佛迎面涌来。店内说话声餐具相碰声变成一抹微云样的东西，又重新复原。涛声传来，有一种撩人情思的黄昏韵味。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我在几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感受到的极小一部分。
“不得了！”我勉强挤出声音，“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就是嘛！”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