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电影院结束移动，入住海豚宾馆
坐飞机的时间里，女友一直在窗口旁眺望下面的风景，我在她身旁一直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寥廓的长空万里无云，地面始终印有飞机的身影。准确说来，因为我们坐在飞机上，所以在山野上移动的机影中应该包括我们的影子。而这样，我们也被烙在了地上。
“我喜欢那个人。”她边喝纸杯里的橙汁边说。
“哪个人？”
“司机呀。”
“喔，”我说，“我也喜欢。”
“还有，沙丁鱼是个满不错的名字。”
“是啊，名字的确不错。较之我来养，说不定在那里猫更幸福。”
“不是猫，是沙丁鱼。”
“对，沙丁鱼。”
“为什么一直没给猫取名字呢？”
“为什么呢？”我用带羊徽的打火机点燃烟，“一定是不喜欢名字那东西吧。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不挺好的么，我觉得。”
她“唔”了一声，“我倒喜欢我们这个词儿，很有点冰河时代的韵味是吧？”
“冰河时代？”
“例如我们应往南行，我们应捕捉猛犸什么的。”
“可也是。”我说。
到千岁机场领完行李来到外面，空气比预想的冷。我把缠在脖子上的粗棉布衫套在T恤外面，她在衬衣外加了件毛背心。秋天比东京早一个月在这里落座。
“我们恐怕应在冰河时代相遇，”她在开往札幌的公共汽车上说，“你捕捉猛犸，我抚育孩子。”
“真像是很妙。”我说。
不一会她睡了。我从车窗望着路两旁绵绵不断的密林。
一到札幌，我们马上进饮食店喝咖啡。
“首先决定基本方针，”我说，“要分工负责。我负责照片上的风景，你负责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似乎很合理。”
“如果顺利的话。”我说，“总之希望你调查北海道主要羊牧场的分布情况和羊的种类。去图书馆或政府即可弄清楚，我想。”
“图书馆我喜欢。”她说。
“那好。”
“现在就动身？”
我看一眼表：三点半。“不，晚了，明天不迟。今天放松一会儿，把住处定下，吃饭洗澡睡觉。”
“想看电影。”
“电影？”
“特意坐飞机节约了时间嘛！”
“那倒是。”我说。于是我们走进第一家进入视野的电影院。
我们看的是两部轮放。一部讲凶杀，一部讲恶魔。观众席人数寥寥无几。许久没进如此空荡的电影院了。为消磨时间，我数了下观众人数。连我们八个。银幕上的人物倒多得多。
不过电影方面也一塌糊涂。在MGM(1)的狮子吼完和片名在银幕上现出的那一瞬间，我便恨不得扭头离座而去。居然存在这等电影。
不料她却以专注的眼神饿虎扑食一般盯住银幕不放，找不出时间搭话。于是我也只好看起了电影。
第一部讲鬼怪，讲一个统治某座城市的恶魔。恶魔住在教堂一间小得可怜的地下室里，让一名腺病体质的医生当下手。我不大理解恶魔何以产生君临城市的念头，因为那座四周是玉米地的城市委实寒伧得不成样子。
但恶魔对这城市甚是执着，并且为一个——唯独一个——少女不服从自己的支配而气恼。恶魔发起火来，浑身颤抖得俨然稠得发颤的绿色果冻。发怒方式颇令人忍俊不禁。
我们前座一个中年男人打鼾打个不停，鼾声如雾笛一般凄凄然。右侧角落有两人极尽相互爱抚之能事。后头不知谁惊天动地地放一个响屁，响得足以让呼噜声一时止息，惹得两个女高中生嗤嗤直笑。
我条件反射地想起沙丁鱼。想起沙丁鱼，这才好歹想起自己已离开东京置身札幌。反过来说，在听到有谁放屁之前我未能实际感觉到自己已远离东京。
不可思议。
如此想来想去，我睡了过去。梦中出来一个绿色的恶魔。梦中的恶魔一点儿也不惹人笑，只在黑暗中默默逼视我。
第一部电影放完亮灯时，我也睁眼醒来。观众们像事先商量过似的轮流打起哈欠。我在小卖部买了两支冰淇淋跟她吃着。冰淇淋硬邦邦的，活像去年夏天卖剩下的。
“一直在睡觉？”
“嗯。”我说，“有趣？”
“妙趣横生！城市最后爆炸了。”
“嗬。”
电影院静得不得了。或者不如说我四周静得不得了。感觉上很怪。
“嗳，”她说，“你不觉得身体好像现在还在移动？”
经她一说果然是那样。
她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儿移动，怪担心的。”
“噢。”
“就好像要移去别的什么地方，移去别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场内变暗开始放电影预告时，我拨开她的头发，在她耳朵上吻一下：“不要紧，不必担心。”
“如你所说，”她低声道，“还是该乘坐有名字的交通工具才是。”
在第二部电影由始至终的一个半钟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如此静静地移动。她脸颊一直贴在我肩头。肩头给她的呼吸弄得潮潮的暖暖的。
走出电影院，我搂着她的肩漫步在暮色笼罩的街头。我觉得我们比以前亲密了。来往行人的嘈杂声很是叫人快意。天空眨闪着淡淡的星。
“我们真的是在正确的地方？”她问。
我仰首望天。北极星处于正确的位置。不过看上去也有点像假北极星，太大，太亮。
“是不是呢？”我说。
“总像有什么误差似的。”
“初来乍到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身体还没适应过来。”
“很快就会适应？”
“大概两三天吧。”我回答。
走累了，我们便跨进第一眼看到的餐馆，各饮两杯生啤，吃马铃薯和大马哈鱼。虽说是盲目闯进来的，但味道相当可以。啤酒十分可口，白调味汁清淡而又有余味。
“对了，”我边喝啤酒边说，“住处该定了。”
“关于住处我已经有了设想。”她说。
“什么设想？”
“反正你按顺序念一下宾馆名称。”
我叫态度冷淡的男侍者拿来按行业排列的电话号码簿，翻到“旅馆·宾馆”那页逐个朗读起来。一口气念到四十个左右时，她叫我停住：
“可以了。”
“可以？”
“你最后念的宾馆。”
“DOLPHIN HOTEL。”我念道。
“什么意思？”
“海豚宾馆。”
“就住那里。”
“名都没听说过。”
“除它以外没有可住的宾馆，我觉得。”
我道谢把电话簿还给男侍者，往海豚宾馆打电话。一个口齿不灵的男人接起电话，说双人房或单人房有空的。出于慎重，我问除双人房单人房还有什么房，回答除双人房和单人房原本没其他房。我脑袋有点混乱，但还是先订了双人房，问了房费。房费竟比我预想的便宜百分之四十。
从我们刚才进去的电影院往西走过三条马路，再往南走下一条，便是海豚宾馆。宾馆很小，无个性可言。如此无个性的宾馆我想未必能找出第二家。其无个性之中甚至荡漾着一种形而上的氛围。既无霓虹灯又无招牌，连像样的门面也没有，只在餐厅工作人员出入口模样的冷冰冰的玻璃门旁嵌着一块刻有“DOLPHIN HOTEL”字样的铜牌。连一幅海豚画也见不到。
建筑物虽是五层，却如一个竖放的巨型火柴盒一样呆板。近前一看，并不怎么古旧，却又十足旧得令人侧目，想必建造时即已旧了。
这就是海豚宾馆。
不料她对这海豚宾馆却好像一见钟情。
“看样子不是蛮好的么？”她说。
“看样子蛮好的？”我反问。
“小巧玲珑，没有多余物。”
“多余物，”我说，“你说的多余物指的可是不带污痕的床单、不漏水的洗漱台、容易调控的空调机、柔软的卫生纸、新的香皂、没晒旧的窗帘之类？”
“你看事物的阴暗面看得太多了！”她笑道，“总之我们可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打开门，里面是大得出乎意料的大厅。厅中央有一套待客沙发和一台大屏幕彩电。开着不关的电视上播映的是知识问答节目。空无人影。
门两侧摆着大大的赏叶盆栽植物，叶子一半已变色。我关上门，站在两盆植物之间打量了一会大厅。细看之下，厅并没那么宽敞。所以显得宽敞，是因为家具极端之少。待客沙发、挂钟和大镜子，此外别无他物。
我近墙看了看挂钟和镜子。两个都是哪里赠送的。钟误差七分之多，照在镜子里的我的脖子也多少偏离我的躯干。
待客沙发也和宾馆本身一样旧。橙色布面已橙得相当奇妙——就好像晒足太阳又给雨淋了一个星期，之后放进地下室故意使其生出霉斑。在极为原始的彩色影片时代曾见过如此色调。
近前一看，待客用的长沙发上，一个开始秃头的中年男人以烘鱼干的姿势躺着。起初以为他死了，原来是在睡觉，鼻子不时抽动一下。鼻梁上有眼镜压痕，眼镜却不知去了何处。看来，似乎并非看电视看着看着睡过去的。不得其解。
我站在服务台前往里窥视。一个人也没有。女友摇铃。“叮铃”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大厅。
等了三十秒，仍无任何反应。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也未醒来。
她再次摇铃。
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呻吟一声，仿佛是在责备自己，随后睁开眼睛茫然看着我俩。
女友催促似的摇响第三遍铃。
男人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穿过大厅，从我身旁擦也似的进入服务台。原来是负责服务台的。
“对不起，”他说，“实在对不起。等着等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抱歉，把你吵醒了。”我说。
“哪里哪里。”说着，他朝我递来住宿登记卡和圆珠笔。他左手小指和中指第二节往上竟没有了。
我在卡片上一度写了真名实姓，又转念揉成一团塞进衣袋，换一张卡片写下胡编的名字和胡编的住址。不起眼的名字不起眼的住址，但作为一闪之念的产物两个都说得过去。职业填作不动产业。
服务台负责人拿过电话机旁的假象牙框眼镜戴上，甚是用心地看我填的住宿登记卡。
“东京都杉并区……二十九岁，不动产业……”
我从衣袋掏出纸巾，擦去手指上沾的圆珠笔油。
“这次来是为商务上的事？”
“嗯，啊。”我回答。
“住几晚？”
“一个月。”
“一个月？”他以注视一张雪白画纸时的眼神注视我的脸。“一个月一直住在这里？”
“不欢迎？”
“不是不欢迎，只是每三天要劳客人结算一次。”
我把旅行包放在地上，从衣袋掏出信封，点出二十张嘎嘎新的万元钞票置于台面。
“不够再添。”我说。
服务台负责人用左手三根手指拿钞，以右手指点了两遍，然后在收据上填好金额递给我。“对房间有什么要求请不要客气。”
“可能的话，最好安排在远离电梯的拐角处的房间。”
负责人背对着我盯视钥匙板，踌躇好一会儿，这才摘下带有四〇六编号的钥匙。钥匙几乎全部挂在钥匙板上。看来，这海豚宾馆很难说深谙经营之道。
海豚宾馆不存在男服务员，我们必须自己拿行李上电梯。如女友所说，此宾馆概无多余之物。电梯犹如患肺病的巨犬咔嗒咔嗒摇晃不已。
“久住还是这样小而整洁的宾馆合适。”她说。
小而整洁的宾馆——的确概括得不坏，足可作为广告词用在“安安”旅行专页上：若是久住，不管怎么说，这种无拘无束的小而整洁的宾馆乃是最佳选择。
然而，走进这小而整洁的宾馆房间，我首先要做的，是用拖鞋把在窗台上爬的蟑螂打死，再捏起落在床脚的两根阴毛扔到纸篓里去。在北海道还是第一次看见蟑螂。这时间里女友调节热水温度准备洗澡。水龙头的声音简直震耳欲聋。
“住高级些的宾馆去好了！”我打开卫生间的门对她吼道，“反正钱有的是。”
“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找羊要从这里开始。总之非这里不可。”
我歪在床上吸烟，打开电视，各频道转一遍后关掉。唯独电视图像还像那么回事。热水声停止，她的衣服从门里甩出，传来淋浴声。
打开窗帘，发现路对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同这海豚宾馆一样的千篇一律的不伦不类的楼宇。哪栋楼都像挂了一层灰，脏兮兮的，一闻便有一股小便味儿。尽管时近九点，亮灯的窗口却寥寥无几，有人在里边像是很忙地动来动去，做什么工作我不晓得，反正看上去像不怎么开心。当然，在他们眼里，我恐怕也不甚开心。
我拉合窗帘，转身回床，躺在浆得像柏油路面一样硬的床单上，想同我分手的妻，想和她一起生活的男子。提起那个男子，我对他相当熟悉。原本是我的朋友，不可能不熟悉。他二十七岁，是个不很有名气的爵士吉他手。就不甚有名气的吉他手来说，他算是较为地道的。性格也过得去，只是其貌不扬。有的年份彷徨于肯尼·巴雷尔和B·B·金之间，有的年份徘徊在拉里·科里埃与吉姆·霍尔之间。
至于她何以继我之后选择此人，我不大明白。不错，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种所谓倾向。他优于我的地方仅仅是会弹吉他，我优于他的地方只是会洗盘子。大部分吉他手都不洗盘子，一旦弄伤手指，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接下去，想我同她的做爱，计算四年婚姻生活中为消磨时间进行的做爱次数。但最终得出的数字是不确切的，而不确切的数字很难认为有多大意义，或许应在日记本上记下才是，至少应在手册上做个记号。这样，我便可以准确把握四年期间我所进行的做爱次数了。我需要的是能够用数字反映的现实性。
同我分手的妻则拥有做爱的精确记录。她并未写日记。她从第一次来月经就开始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准确无误地记录月经，作为参考资料，性交记录也包括在内。笔记本共八册，同她珍惜的信和照片一并藏在上锁的抽屉里，任何人都不给看。我无从晓得她的做爱记录写到什么程度，而在同她分手后的现在，更是永远无法晓得了。
“我要是死了，”她经常这样说，“把那笔记本烧掉。多多浇上汽油，彻底烧成灰埋到土里。一个字都绝对不许你看！”
“可我一直和你睡觉的嘛，全身上下几乎没我不知道的部位。现在还害羞什么呢？”
“细胞每个月更新一次。即使就现在来说，”她把纤纤十指的背面伸到我眼前，“你自以为知道的也差不多都不过是记忆中的我罢了。”
她——除去离婚前一个月——便是头脑如此地道的女子。她毫厘不爽地把握着其人生中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她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门一旦关闭便再也无法打开，却又不可能一切都永远大敞四开。
我现在对她所了解的，仅仅是关于她的记忆。而那记忆又如坏死的细胞迅速远离了，连同她做爱的准确次数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