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先生”
“事情就是这样。”同伴说。
“完全莫名其妙，”我口叼仍未点火的香烟说，“首先，名片上那个人到底是谁就不清楚，其次，那个人何以对羊的照片耿耿于怀也不清楚。最后不清楚的是，那个人为什么能够停下我们发行的刊物。”
“名片上的人是右翼大人物。由于几乎不通名报姓不出头露面，一般人不大知晓，但在这个行业无人不知。不知道的恐怕只有你这样的。”
“不谙世事。”我自我辩护道。
“说是右翼，却又不是右翼，或者说甚至右翼都不是。”
“愈发莫名其妙！”
“说真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既不出著作集，也不当众讲演，采访和摄影也概不接受，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而知。五年前一个月刊记者刚要报道他参与的一起非法贷款事件，马上就给搞掉了。”
“相当详细嘛！”
“和那个记者间接认识。”
我拿打火机点燃烟，“那个记者现在干什么？”
“调到营业部，从早到晚整理传票。传播媒介那种地方意外狭小，无非为了杀一儆百，就像非洲土著人部落的大门口挂着骨骸。”
“有道理。”
“但关于他战前简历，一定程度上还是清楚的。一九一三年生于北海道，小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职业换来换去，结果换成了右翼。估计进过一次监狱，从监狱出来转去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创建了谍报方面的机构。机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从这时开始他一跃成了谜一样的人物。传说他从事贩毒，恐怕实有其事。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之后，在苏军出兵前两周乘驱逐舰返回本土，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
“怎么说呢，时机真是绝妙！”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善于捕捉时机，熟知进攻火候和撤退火候。眼力也非同一般。他也作为甲级战犯给占领军逮了起来，不料审查不了了之，没有起诉。理由说是有病，但这里边不清不楚。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麦克阿瑟眼睛盯在中国大陆。”
同伴又一次从笔盘里抽出圆珠笔，夹在指尖团团转动。
“从巢鸭出来后，他把藏在什么地方的财宝分成两份，一份整个收买了保守党的一个派系，另一份收买了广告业。那可还是人们认为广告业不过是散发几张传单的时代哟！”
“应该说有先见之明吧。不过所藏资产上面没什么风声？”
“行了吧，你！人家可是全部收买了保守党一个派系的！”
“那倒是。”我说。
“总之他用那笔钱控制了政党和广告，这个构架现在也原封不动。他所以不登台亮相，是因为没有登台的必要。只要控制了广告业和执政党，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控制广告业是怎么回事你可明白？”
“不明白。”
“控制了广告业，就差不多等于控制了出版和广播电视。没有广告就不存在出版和广播电视，同没有水的水族馆是一回事。你眼睛看到的信息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用金钱买下并经过挑选的。”
“我还不明白，”我说，“那个人物掌握了信息业，至此我明白了。可是他为什么对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都能行使权力呢？那不是没通过大型代理店的直接合同么？”
同伴清清嗓子，喝了口已彻底温吞的剩麦茶。“股票！那家伙的资金来源是股票——操纵、包买、垄断股票，没有别的。他的情报机关为此收集情报，由他分析取舍，而分流给传播媒介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余都被先生留为己用。当然也干类似威胁恐吓的勾当——尽管不直接下手。威胁不起作用时，情报就捅给政治家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就是说任何公司都有一两个痛处喽？”
“哪个公司都不希望股东大会上出现炸弹式发言，所以他所提出的人家基本还是听的。也就是说，先生稳坐在政治家、信息业、股票这三位一体之上。因此我想你不难明白，对他来说，捏死一本PR杂志和把我们搞成失业者，比剥熟鸡蛋壳还来得容易。”
“唔，”我说，“问题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要对一张北海道风景照耿耿于怀呢？”
“问得妙！”其实同伴并未露出如何感动的神情，“我也正要这么问你。”
我们一时默然。
“对了，你怎么知道事情是关于羊的？”同伴问，“怎么回事？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檐下一个无名小卒摇纺车来着。”
“不能说得明确点？”
“第六感觉。”
“得得！”同伴喟叹一声，“反正最新情况有两个——打电话从刚才提到的那个月刊记者口里探听来的——一个是先生患了中风什么的，永远卧床不起，不过还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个是关于那个来客的，他是先生的第一秘书，负责安排日常运作，即所谓第二号人物。日侨第二代，来自斯坦福，已在先生手下干了十二年。人固然莫名其妙，但脑袋好使得不得了。知道的就这么多。”
“谢谢！”
“谢什么。”同伴看也不看我地说。
他只消酒不喝过头，任凭怎么看都比我地道得多、亲切纯真得多、想法有条理得多，但迟早他要酩酊大醉，想到这点我很难过。大多数比我地道的人都将先于我报销。
同伴走出房间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威士忌，一个人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