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爆炸

1945年以来的人口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人口史。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的人口数量增长令当代的观察者叹为观止。大多数关注人口问题的人都会谴责人口增长——有时候但也不总是基于环境的立场。或许，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给出了人口焦虑的经典表述，他的一本出版于1968年的名为《人口爆炸》的书使“人口爆炸”（population bomb）一词得以传播开来。尽管埃利希的许多预测都是错误的，但他有关人类当时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爆炸之中的论断，却是正确无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约6000万人英年早逝。在战争期间，全世界的人口远远超过20亿，每年降生的婴儿约有6000万~7000万。在中国、日本、苏联、波兰、德国、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国家，战时死亡率和抑制生育率确实在人口学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是从全球来看，一波出生率的涨潮却淹没了所有这些死亡人数。

在人口学上，这场战争仍然具有一些延迟的影响。它的结束触发了世界部分地区的婴儿潮。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战争期间学会或改善了医疗和公共卫生的相关技术与操作规程，促使生存率出现了激增，尤其是婴幼儿的生存率激增。战争的急迫性使得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干预合法化，并且教会了行政人员和卫生专业人员，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如何以适度的成本为民众提供疫苗、抗生素和卫生设施。因此，1945年以来的人口学开启了它20万年历史中最为与众不同的时代。从1945年到2015年，在这个相当于人一生的时间段里，全球人口从23亿左右增长到72亿，约为原来的三倍。这是一段奇异的插曲，人口保持每年超过1%的增长率，当然，当今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视之为正常。但这根本不正常。

人口若要达到最初的10亿是最难的。我们的种群得为此付出数千年的努力，其间包括一两场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战争在内，才积累到多达10亿的人口。10亿人口的节点出现在1800年或者1820年左右。到1930年为止，人口数量增至原来的两倍，达到20亿。只须再用30年的时间，到1960年时，就增至第3个10亿。从那时起，人口增长便渐趋高潮。第4个10亿出现在1975年，1987年又增加了另一个10亿，随后在1999年又增加了一个10亿。截至2011年或2012年，全世界人口已达70亿，并且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每12至15年就增加10亿人口。从1945年到2015年，发生在相当于人的一生的这段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约占我们种群历史上人口增长的2/3那么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审视如此惊人的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考量每年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值，即人口的年增加值或者用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之后所得到的净值。从1920年到1945年，全球年平均增加人口为2000万多一点儿。到1950年为止，年增加值就已达到5000万。在此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年增加值已飙升至7500万左右。在短暂地稳定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数据升至很可能是历史最高点，每年8900万左右——相当于每12个月新增了一个德国或是越南（以该国2010年的人口计）的人口。表3总结了1950-2015年的此项记录。

审视这种人口急剧增长的更进一步的方法是关注人口增长率。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人口增长率是极低的。据一项细致的估算，在1650年以前的17个世纪里面，人口增长率约合每年0.5‰。在19世纪，人口增长率达到每年5‰左右，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增长率约为6‰。[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人口出现了一次激增（在表4中有概括说明）。全球人口增长在197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每年约2%的增幅。接着，增长率再次下降，在1990年之后下降得非常快，由此，到2015年为止，增长率降至每年1.15%。谁也说不准未来的情况是怎样，但是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2050年，人口增长率将减缓至0.34%，这将比1800年的人口增长率还要低。无论如何，在1950-1990年的时代，全球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超过1.75%，出现了生殖与生存数量的爆炸，这在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如果我们确实以某种方法在数个世纪中继续保持这种增长，地球将很快被隐藏在一个巨大的人肉球当中，这个肉球以接近光速的径向速度（radical velocity）向外扩张——这是一种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前景。[2]

表3 全球每年增加的人口数，1950-2015年（以百万计）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表4 1950-2015年全球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因此，我们正处在人口史上最为反常的一幕中的下降阶段。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本质上是环境——城市化。城市居民比起他们在乡村的亲属而言，几乎总是倾向于少生孩子。当这个世界的城市化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进行之时，我们的生育率却在减退。

尽管如此，我们最近在生物学上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截至2015年，我们人类的数量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种大型哺乳动物都要多得多。确实，我们的总生物量（约1亿吨）超过了除去牛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哺乳类动物竞争对手的总生物量，牛这种生物约有13亿头，重约1.56亿吨。如今，人类（从1800年到2000年间，体型平均增加了一半）[3]或许占陆栖动物的总生物量的5%，相当于家畜的总生物量的一半。尽管如此，蚂蚁却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我们。

我们人口史上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因何发生的呢？在最基本的层面，它的发生是由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所致。全球人口死亡率从1800年的每年30‰~35‰，降至了1945年的每年20‰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进而骤降至每年10‰；现在的死亡率约每年8.1‰。出生率虽也有所降低，但它是以较为稳健的形式下降的。全世界的毛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4]从1950年的37‰滑落至2015年的20‰，这固然也属于显著下降，但却不如死亡率下降得那般急剧。

在不那么根本的层面，延年益寿的技术暂时超过了计划生育的技术。在18世纪的世界部分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中国和西欧，更好的耕作技术、政府对于粮食短缺的响应能力的提高，加上抗病能力的逐渐增强，都有助于降低死亡率。在19世纪，不仅这些进程依然在持续，还增加了城市环卫的变革，彼时主要是洁净饮用水的供给。到了20世纪初，预防接种和抗生素也加入这一进程。国家（和殖民当局）创设了公共卫生机构，在力所能及的地方致力于改进预防接种和环境卫生的管理体制。医学研究者也识别出了一些疾病的传播媒介——例如虱子、蜱和蚊子之类——有些时候，他们也开始寻找将传播媒介与人隔离开来的方法。成功的蚊虫控制显著地缩小了像是黄热病和疟疾之类的疾病的肆虐范围。此外，20世纪20和30年代的食品科学家弄清了特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抑制由于营养不良所致的疾病时的作用，而且农学家也掌握了帮助农场主实现每英亩土地的农作物增产一至两倍的具体方法。[5]

1945年以后，所有这些发展结合起来，在世界部分地区实现了死亡率的迅速降低——从此以后，人类预期寿命急速上升，这主要由于数以亿计的儿童得以存活，若是在先前的时代，他们原本可能难逃早夭的命运。20世纪的下半叶，即便是穷人，他们的生命也比一个世纪以前的祖先大大延长了（平均而言，大约延长了20年）。富人和穷人在预期寿命上的差距缩短到几乎为零。[6]

死亡率的回落是人类这个物种的显著成就，也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变化之一。20世纪末出现了两个例外，恰好可以证明这条法则。第一，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它们的一些较小的邻国，预期寿命（在苏联时代，从1946年到1965年间得到迅速延长）在1975年后有所下降，至少对男性而言是如此。这种对此前趋势的背离，通常由酗酒引起。第二，1990年以后，在艾滋病肆虐最为严重的非洲部分地区，也类似地发生了预期寿命的倒退。对于寿命延长和人口加速增长的总体模式而言，这两个例外只具有细微的影响。这一模式引发了相当多的忧虑，部分出自环境方面的理由。

[1]Joel Cohen, 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 (New York: Norton,1995),78-79.

[2]根据Carlo Cipoll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1978)一书中第89页的内容改写。

[3]Robert Fogel,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1700-21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1.

[4]毛出生率通常指一年当中每1000人的出生数量，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译者注

[5]疟疾控制的成功与失败，在James L.A.Webb Jr., Humanity’s Burden: A Global History of Malar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中有详细的叙述。有关农业的故事，见Giovanni Federico, Feeding the Worl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Agriculture,18002000(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6]根据Fogel, Escape from Hunger (40)，在英国，生于1875年的“精英”群体的寿命比总人口的寿命长了约17年；到2000年时，这一差距为4年。联合国预期寿命数据，见http://esa.un.org/unpp/p2kodata.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