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的尝试

即使在很久以前，有人也曾对人口过剩表示过担忧。公元前3世纪，中国圣贤韩非子曾为此困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1][2]在公元200年前后，拉丁作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北非人，早期基督教护教士）写道：“如今，地球比起先前的时代更为文雅和成熟……哪里有住所，哪里便有人群……大量的人口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是世界的负累，几乎没有充足的资源供我们使用……自然已不足以供养我们。”[3]若干个世纪以来，这样的呼声反复出现，而且在18世纪末，洪亮吉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各自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对于人口过剩的概念给出了言之成理的理论支持。[4]

这些古人的焦虑也有了现代的版本，它们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促成了抑制人口增长的持续努力。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当统治者关注其领地内的人口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在于为了军事力量的好处，最大限度地增加臣民的数量。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优生学的学说，基本论点是其他（和“劣等”）民族应该少生育。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却又异口同声地出现了对人口过剩后果的警告：迫在眉睫的大饥荒，剧烈的社会动荡，有时还有环境退化——他们的观点在各个权力走廊中引起了兴趣。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些呼吁来自欧洲和美国，这些敦促主要针对世界其他地区，是要对这些地区的人口进行限制，尤其是要对亚洲人口进行限制。无疑，相关的动机是复杂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些亚洲国家，当殖民统治让位于人民掌权时，同样的目标也是合乎情理的。

以印度为例，印度在1947年独立建国，到1952年时，该国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甚至在经济的五年计划中加入了限制出生率的目标，并且试图迫使已经有三个孩子的人绝育。最后这项举措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它引发了暴力事件，并且促成了197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的倒台。印度生育率下降（见表5）的出现并没有其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快。[5]

表5 印度和中国的毛出生率（每年每1000人中的出生人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http://esa.un.org/unpp/p2kodata.asp)。

在中国，较为严厉的措施带来了较大的成果。经历了革命和解放战争的洗礼，诞生于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了一条曲折的计划生育之路。数千年来，中国的君主们都对高生育率青睐有加，随后，像孙中山和蒋介石那样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都同样主张提高人口出生率。在革命时代，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无须实行计划生育，因为人民公社将会解放迄今为止被资本主义束缚的生产力，生产出丰富的食物。不久以后，中国领导人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并且推断中国将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口。有人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将危及经济，并且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发生的饥荒令他们的看法有了更重的分量。但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场猛烈的政治运动，令中国陷入了管理与经济的混乱之中，阻碍了很多有效政策的实行。1970年，中国开始通过分发免费的计划生育用品鼓励计划生育。20世纪70年代，接受控制论（尤其是火箭制导系统）训练的工程师，在罗马俱乐部悲观的生态预测的影响之下，确定了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科学合理性。他们的观念逐渐流行起来，先是设计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鼓励小家庭，随后在1979年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不遵守政策的夫妇被施以严厉的处罚（失去工作、失去住房、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城里的夫妻大体上遵守了这项政策；农村居民有时并未遵从并最终得到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这项政策给予少数民族以例外。长期以来，在中国，当一对夫妻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大家庭和族长都可对此施加影响。这一传统使得国家管理生育的观念较之印度人而言，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依靠这些方法，加上近代史上随处可见的社会工程中最强有力的尝试，中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2.6%左右降低至2015年的0.4%。人口政策的成功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6]

中国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广告牌，成都，1985年。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于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实行了这项政策，中国的政策是世界历史上为了限制人口增长所作的最大规模的努力。这项政策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是若非实行了这项政策，这个世界将会多出数亿的人类居民。（Light Rocket/盖蒂图片社）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其他东亚和东南亚社会，尤其是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采取的限制人口的政策虽不太严厉，但也经历了人口增长率的显著下降。这可能有助于这些社会在人均基础上变得更为富裕，否则是不可能这么富裕的，这是一件对其环境史有某种影响的事。它们顺应了潮流：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管政府有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生育率的降低几乎出现在所有地方。生育率的降低在东亚出现得最快，其中，降低最为迅速的就是中国，国家的政策无疑对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球大多数国家多少都采取了一定的人口政策。在欧洲，它通常包括不奏效的提高生育率的措施。在世界其余大多数地区，它包括一些通过降低生育率去排除人口炸弹的措施，有时是徒劳无功的，有时又是强有力的。若非实行了这些政策，世界将很可能多出数亿人口，其中可能大多为中国人。

[1]这段引文原出《韩非子·五蠹》，故而译文采用了原文。作者在引用的时候可能突出了一些内涵，同时也隐去了另外一些内涵。在此把现代汉语的译文一并附上，供读者自行辨析：“如今无人认为五个儿子是很大的一个数字，而这五个儿子每人依次又会有五个儿子，因此，在祖父去世之前，他便拥有二十五个孙子。由是，人口数量增加了，商品变得不足了，人们不得不在拮据的生活中苦苦挣扎。”——译者注

[2]Han Feizi, Han Feizi: Basic Writings, trans.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98.

[3]德尔图良的引言出自Cohen, How Many People,6。

[4]Leo Silberman, “Hung Liang-chi: A Chinese Malthus,” Population Studies 13(1960): 257-265.

[5]那时，印度的人口出生率的目标定在25‰，但实际却达到了36‰，该目标直到2000年左右才得以实现，较预期迟了约20年。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7),415-416,511-514.

[6]Yves Blayo, Des politiques démographiques en Chine (Lille: Atelier National de Reproductions des Thèses,2006); Thomas Scharping, Birth Control in China,1949-2000(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 Tyrene White, China’s Longest Campaign: Birth Plan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1949-200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Susan Greenhalgh,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Greenhalgh, Cultivating Global Citizens: Population in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情况，也可见Matthew Connelly,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