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陌生的国度
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人们的行为与我们全然不同。
——L. P.哈特利
如果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它就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国度。人是健忘的，常常不记得生活曾经何等危险，每时每刻、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残忍的野蛮。文化记忆抚平了往日的块垒，原来的血腥已经褪色，留下的只有轻描淡写的纪念。佩戴十字架的妇女很少会想到这曾经是古代常用的刑具。一个人说到替罪羊时，也不会想到一种旧俗：为处罚王子的胡作非为，要鞭打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祖先生活方式的丑恶印记，但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如旅行可以开阔视野，对我们的文化遗产进行一次思想之旅，也许能够提醒我们，往昔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21世纪的开端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和达尔富尔危机为标志。如果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和平时期，你很可能认为此人不是梦呓就是别有用心。我从与人们的谈话和调查中得知，大部分人拒绝相信这一判断。[1]在这一章，我将用日期和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首先，为了软化你的立场，我想提醒你，大家熟知的历史里充满了罪恶的史实。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科学家经常要对他们的结论进行合理性检验，对真实世界做抽样，以确保他们的方法没有缺陷，不至于得出荒谬的结论。本章的各个小节就是对我后面使用的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检验。
下面，让我们走马观花，游历一个叫作“往昔”（公元前800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陌生国度。我们不是要再次回望那些已经被赫然载入史册的战争和暴行，相反，我们要在那些貌似熟识的地标背后进行搜索，寻找那些被掩盖着的罪恶。当然，“往昔”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跨越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和习俗。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在于令人震惊：这个旧世界暴力横行，人们逆来顺受，甚至经常认可暴力；而且暴力的方式之残忍，足以震撼21世纪西方人敏感的心灵。
史前人类
1991年，两名徒步旅行者在蒂罗尔州阿尔卑斯山脉发现了一具从融化的冰川中探出的尸体。救援人员以为这是一起滑雪事故的遇难者，他们用风钻将尸体从冰川中挖掘出来，这损坏了尸体的大腿和背包。而当某位考古学家发现一把新石器时代的铜斧时，人们才意识到这具尸体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2]
现在，这具尸体被称作“冰人奥茨”，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多部著述、纪录片和文章的主题。自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两千岁老人》（“我有4.2万个儿孙，但没有一个来看望我”）以来，还没有哪一位千岁老者能告诉我们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奥茨生活在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关键历史时期，那时，替代石器的金属工具刚刚出现。除了铜斧和背包，他还带着一筒羽箭、木柄匕首，还有一块裹着树皮的琥珀——一套精心制作的打火装置。他戴着有皮帽带的熊皮帽子、用兽皮缝制的绑腿，防水的雪鞋的材料是皮革和麻线，里面还衬着草。他患有关节炎的关节上有文身，这很可能是针灸留下的痕迹。他随身携带着有药用价值的蘑菇。
在冰人被发现10年后，放射专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奥茨的肩膀上嵌着一个箭头。他并不是像原来科学家推测的那样，失足落崖后被冻死，而是被谋杀的。新石器犯罪现场调查组对奥茨进行了尸检，勾勒出当时的犯罪场景。奥茨的手上、头部和胸部都有尚未愈合的创伤。DNA（脱氧核糖核酸）分析在奥茨的羽箭头上发现了另外两人的血迹，从他的匕首上发现了第三个人的血迹，而在他的斗篷上还有第四个人的血迹。据场景复原，奥茨参与了一次抢劫，与比邻的部落发生了冲突。他用箭射杀一人，然后取回了箭，射杀了另外一人，再次取回了箭。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同伴，在受袭后进行抵抗，最后自己中箭倒地。
到20世纪末，奥茨不再是唯一一个成为科学明星的千年老人。1996年，在华盛顿州的肯纳威克，一场水上飞机竞赛的观众注意到哥伦比亚河岸边有暴露的骨头。考古学家很快找到了一具生活在9400年前的男性骨架。[3]“肯纳威克人”很快成为法律和科学争议的目标，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几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互相抢夺对这具骸骨的监护权，并力争要按照传统掩埋骸骨。但是，联邦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要求，指出没有一种人类文化能够连续存在9000年。当科学研究重新开始，人类学家对自己的新发现颇为激动——在人体解剖学上，肯纳威克人和今天的美洲原住民非常不同。一项报告称此人有欧洲人的特征，另一项报告称他和“阿伊努人”，即日本的原住民相吻合。两种可能性都意味着美洲曾经有几次独立的移民迁入，这与DNA证据相矛盾。DNA证据表明，美洲原住民是西伯利亚移民的后裔。
肯纳威克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科研对象，有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在肯纳威克人的骨盆上留有一枚石弹。尽管他的盆骨已经部分愈合，这表明他并非死于此伤，但法医证据明确无误地指出，肯纳威克人被击中过。
我们只有两具史前人类的遗骨，而他们生命的结束方式，都是非常可怕的。大英博物馆的很多参观者都被“林多人”吸引了。那是一具保存完好、有2000年历史的古尸，于1984年在英国的泥炭沼泽地被发现。[4]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来探望过他，但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他的头盖骨被钝器击裂，他的脖子被扭断了，不仅如此，他的喉咙也被割了。林多人可能是一个德鲁伊教的人，被以三种方式牺牲，以献祭给三位神。北欧泥炭沼泽地保留下来的男女尸体都带有被勒死、被棍棒打死、被刀扎或者遭受酷刑的痕迹。
在为此书做研究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检索到两个保存完好的人类尸体的新故事。一个是在英格兰北部的泥沼中挖出的一个2000年前的头骨。当考古学家清理头骨的时候，感觉到里面有东西在动，于是从底部的敞口处向里看，看到里面有一种黄色的东西，它竟然是被保存下来的大脑。和以往一样，尸身保留完好的程度并非值得我们关注的唯一要点。这具头骨是被故意从尸体上切割下来的，这告诉考古学家，这是一位活人献祭的受害者。[5]另一个故事是德国的一处有4600年历史的坟墓，里面埋葬着一位男子、一位女子和两个男孩的尸体。DNA分析显示，他们是一个核心家庭的成员，这应当是科学界已知的最古老的核心家庭。这四位死者是同时下葬的。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他们是在一场袭击中被同时杀害的。[6]
难道说，古人不进行谋杀，就不能给后人留下一具有趣的尸骨了吗？根据丧葬学理，有些案例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经过处理的尸体才能够长久地保存。也许，在人类的第一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些作为献祭品牺牲者的尸体才会被扔进泥沼，因此得以为后代保存下来。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理由认为，古人保存这些人的尸体，只是因为他们是被谋杀的。下面，我们要从法医的鉴定结果来看看古代尸体的死亡原因，以及它是怎样落到我们的手里的。目前，史前的遗骨给我们留下的明确印象是，在“往昔”这个地方，人的身体极有可能受到伤害。
荷马的希腊
我们对史前人类暴力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偶然受到防腐处理或者石化而保留下来的尸体，所以它必定是很不完整的。但是，一旦文字开始传播，古人就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如何处理日常事务的更完整的记录。
《荷马史诗》被视为第一部西方文学名著，在许多文学阅读指南中占据首位。尽管荷马的故事以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但他写作的时间要晚得多，应该是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650年。人们认为他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东地中海的部落和酋邦内的生活现实。[7]
今天，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以整个社会为攻击目标，而不仅仅是限于攻击对方武装力量的全面战争，是现代的发明。人们一般将全面战争归咎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普救论的意识形态和远距离杀伤技术。但如果荷马的描述是准确的（它们与考古学、民族志和历史相吻合），那么古希腊的战争在全面性上绝不亚于现代战争。阿伽门农向国王墨涅拉俄斯解释他的作战计划时这样说：
怎么，心软了，我的兄弟？为何如此关照我们的敌人？或许，你也曾得过特洛伊人的厚爱，在你的家里？不，不能让一个人躲过暴烈的死亡，逃出我们的手心——哪怕是娘胎里的胎儿，也绝不放过！让特洛伊人死个精光，无人哀悼，不留痕迹！[8]
文艺理论家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在他的著作《强暴特洛伊》（The Rape of Troy）中讨论了古希腊战争的作战方式：
士兵划着吃水浅的快船登岸，海边的居民未及抵抗就遭到扫荡。男人通常被杀死，牲畜和其他可携带的财物被劫掠一空，妇女被带走，成为胜利者的性奴或家奴。荷马时代的男子经常要面对突发的暴力死亡，女子则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时刻为她们的男人和孩子的生命担忧。海面上的每一片帆影都可能预示着被强暴、被奴役的厄运。[9]
我们还经常读到，20世纪的战争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因为战争使用的武器是机关枪、大炮、轰炸机和其他远程武器，士兵无须进行面对面的肉搏，就可以毫无怜悯地杀死大量从未谋面的敌人。根据这一推理，手持武器远远没有现在高科技战争手段这样的杀伤力。但是，荷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战士可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戈特沙尔给出了形象的范例：
冰冷的青铜轻而易举地刺入肉体，带着黏稠液体的血肉四处横飞：颤抖的矛尖上挂着一块人脑，年轻人绝望地用手捂住内脏，眼球被挑出眼眶，或从头骨上被割下来，在尘土中茫然地闪着微光。尖利的兵器在年轻的躯体上砍进杀出：在额头的正中，在太阳穴，在两眼之间，在脖颈处，从嘴巴或脸颊的一侧穿透到另一侧，刺穿肋骨、胯部、臀部、手、肚脐、后背、腹部、乳头、胸部、鼻子、耳朵和下巴……长矛、长枪、箭、剑、匕首和石块，贪婪地吞噬着肉体和鲜血。喷洒的鲜血，在空气中散成血雾。骨片横飞，骨髓从鲜红的创口涌出……
激战之后，上千名阵亡者，加上伤者的残肢断臂血淌成溪，和土为泥，灌沃了平原上粗壮的野草。男人驾驭着沉重的战车和钉着马刺的战马，在泥泞中跋涉，士兵脚上的系带鞋裹满泥巴。盔甲和武器散落在四周。尸横遍野，慢慢在腐化、分解，成为野狗、蠕虫、苍蝇和鸟雀的盛宴。[10]
在21世纪的战争中，当然还能见到强暴妇女，但长久以来，这一直被视为一种野蛮的战争罪行，大多数军队试图阻止这样的暴行，而其余军队则予以否认和隐瞒。但是，对《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来说，女性的身体是正当的战利品：妇女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垄断和处置的。墨涅拉俄斯在妻子海伦被诱拐后，发动了特洛伊战争。阿伽门农拒绝将一名性奴交还给她的父亲，遂将希腊拖入灾难。他忽然心动，占有了一位本来属于阿喀琉斯的姑娘，后来他送给阿喀琉斯28个女子作为赔偿。而阿喀琉斯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我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挨过了一天天喋血苦战，为了抢夺敌方壮勇们的妻女，而和他们拼死相争。”[11]奥德赛在离家20年后回到妻子身边，他杀死了那些追求妻子的男人，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已经战死；当他发现这些男人与家中的侍妾们通奸时，他下令儿子将她们一并处死。
即便按照今天战争纪录片的标准，这些屠杀和强奸的故事也是令人震惊的。荷马和他笔下的人物肯定在哀叹战争的无益，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只能接受，就像天气，人人都在谈论，但无人能做任何改变。正如奥德赛所说：“我们人类，按着宙斯的意志，必要历经残酷的战争，从年轻直至死亡，谁也不能幸免。”人们在制造武器和运用战术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智慧，但说到战争的原因，他们立刻变得束手无策。人们不是将战争的苦难作为一个需要人类自己解决的问题，而是编造出暴躁的天神，将人类自己的悲剧归咎于神的嫉妒和愚蠢。
希伯来《圣经》
和荷马的作品一样，希伯来《圣经》讲述的场景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但写作的时间是在500年后。[12]与荷马的作品不同的是，《圣经》在今天受到数十亿人的尊崇，被他们奉为道德价值的源泉。《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出版物，已被翻译成3000种语言，世界各地酒店的床头柜上都有它的身影。戴着祈祷头巾的正统犹太人亲吻《圣经》，美国法庭上的证人将手放在《圣经》上发誓，甚至总统在宣誓就职时也要手触《圣经》。尽管地位崇高，《圣经》却是一出漫长的暴力庆典。
起初，神创造天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让他成了有灵魂的人亚当。耶和华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亚当叫自己的妻子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亚当知道夏娃是自己的妻子，她怀孕，生了该隐。她再次怀孕，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攻击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一个人口为4人的世界上，这一行径造成25%的凶杀率，比当今西方国家的凶杀率高出大约1000倍。
男人和女人一开始繁衍生息，上帝就认定他们有罪，而种族灭绝是人类应得的惩罚。（在比尔·考斯比的喜剧小品中，挪亚的一个邻居问他为何要建造方舟，挪亚回答说：“你能踩水多长时间？”）当洪水退去时，神给挪亚上了一堂道德课，即“仇杀律”:“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圣经》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亚伯拉罕，他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精神祖先。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儿罗得，住在所多玛。因为那里的居民犯下了肛交和其他罪行，神要用神圣的凝固汽油弹毁灭那里的每一个男女和孩子。罗得的妻子犯下回头眺望焚城烈焰的罪行，因此被夺去性命。
神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道德观，命令他将儿子以撒带到山顶，捆绑起来，再割断喉咙，作为给神的燔祭。以撒能够生还，是因为天使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1000多年来，读者始终在困惑，神为什么进行这样可怕的试探。一种解释是，神之所以阻止他，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而是因为他没有通过。但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当时的标准：服从神的权威，而不是敬畏人的生命，才是至高的美德。
以撒的儿子雅各有个女儿叫底拿。底拿被绑架后受到奸污——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求爱的风俗，强奸者的家庭接着会向受害女子的父母出价买下她，为强奸者娶作妻子。底拿的兄弟们表示，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交易——强奸者未行割礼。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强奸者家乡的所有男子都割掉包皮，底拿就是他们的人了。当那里的男子挂着血淋淋的阴茎而行动不便的时候，底拿的兄弟们攻入城市，大肆掠夺和破坏，屠杀了男人，抢走了妇女和儿童。当雅各担心四邻的部落会进行报复性的袭击时，他的儿子们解释说，冒这个险是值得的：“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13]此后不久，他们重申了他们对家庭价值的承诺，这一次是将弟弟约瑟卖为奴隶。
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找到了去埃及的路。渐渐地，他们生养众多，这让法老心生不快，于是法老开始奴役他们，并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新生男婴。摩西侥幸逃过了大规模的杀婴行为，长大成人后挑战法老，要求释放他的子民。无所不能的神本可以软化法老的心肠，但相反，神让法老变得更冷酷，这让神有理由用痛苦的疥疮和其他苦难折磨埃及人，接着又让他们的长子全部丧命。（“逾越节”这个词暗指神派来的行刑天使越过以色列人家的房门，屠杀埃及人的长子，饶过以色列人的孩子。）在这场屠杀之后，神又降下另一场屠杀，让追杀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在跨越红海时全军淹没。
以色列人会聚西奈山，聆听《十诫》。它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准则，禁止雕刻偶像和觊觎牲畜，但允许奴役、强奸、虐待、肢解和对邻近部落的种族灭绝。摩西从神那里带回了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定亵渎神明、同性恋、通奸、顶撞父母和在安息日工作都为死罪。以色列人在等待摩西返回的那一段时间里心烦意乱。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膜拜金牛雕像，而你可以猜想一下，为此他们应受什么惩罚——死亡。摩西和他的兄弟亚伦遵从神的旨意，杀死了3000名以色列同胞。
在《利未记》中，神用7个章节指示以色列人如何源源不断地屠宰神要求的牲祭。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为第一次献祭准备了神堂，但是两个儿子疏忽了，用错了香料。神便将他们烧死了。
当以色列人往“应许之地”去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米甸人。以色列人遵从神的命令，残杀男子，焚烧城市，劫掠牲畜，俘虏妇女和儿童。当他们返回向摩西报告时，摩西大怒，因为他们饶过了妇女的性命，而这些妇人中竟然有人引导以色列人敬拜敌人的神。于是，他向士兵下令，杀死所有人，只留下未婚的性奴作为对士兵的奖励，他们可以任意奸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们的活命。”[14]
在《申命记》第20和21节，对于那些不肯臣服的城池，神授予以色列人一项笼而统之的政策：用利剑杀光所有的男子，掠尽牲畜、妇女和儿童。当然，面对一张新近到手的美丽面孔，男子可能会有些麻烦：因为这个男子刚刚残杀了她的父母兄弟，她也许没有心情谈情说爱。神预见到了这个小小的不便，并提出下述解决方法：俘获人应该剃光她的头发，削短她的指甲，将她囚禁在他的房间里一个月，任她哀哭，使她的眼泪流干。然后，他就可以进屋，强奸她。
对于上了名单的其他敌人（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种族灭绝必须是彻底的：“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15]
当约书亚入侵迦南并洗劫耶利哥城时，他将这一指示付诸行动。在城墙塌陷之后，他的兵士“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16]更多的家园沦为焦土。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以及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17]
接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进入士师或部落酋长时代。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参孙，因在自己的婚宴上屠杀了30个男子而为世所熟知，杀人的原因只是他需要他们的衣裳偿还赌债。为报杀妻杀父之仇，他又杀死了1000名非利士人，并放火焚烧尸体。而在他挣脱束缚后，他又用驴腮骨击杀了1000人。当他最后被俘，双眼被灼伤时，神再次赋予他力量，进行了一次“9·11”恐怖袭击事件式的自杀式袭击——他推倒一座大型建筑，压死了3000名在里面做礼拜的男女。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这让他有机会报仇雪恨。几个世纪前，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曾经骚扰过他们，神下令“消灭所有的亚玛力人”。所以，当士师撒母耳膏立扫罗为王时，他提醒扫罗谨记神谕：“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18]扫罗执行了命令，但他饶恕了亚玛力王亚甲的性命。撒母耳得知后震怒，并“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
扫罗最终被他的女婿大卫推翻，大卫吞并了南部的犹太部落，征服了耶路撒冷，立它为一个王国的首都。这个王国将持续4个世纪之久。后人用传说、诗歌和雕塑颂扬大卫。3000年来，他的六角星一直是他的人民的象征。基督徒也尊崇大卫为耶稣的先驱。
但是，在希伯来《圣经》中，大卫并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一个弹奏竖琴吟诵《诗篇》的英俊挺拔的诗人。杀死歌利亚让他名声大振，随后他招募游击队，用刀剑顶着自己的同胞勒索钱财，并为非利士人充当雇佣兵作战。他的这些成就让扫罗心生嫉恨：在扫罗的宫殿内，女人们吟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要设计刺杀大卫。[19]大卫在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前侥幸逃脱。
大卫称王后，继续杀戮上万，保持着那个千辛万苦赢得的声誉。他的将军约押“毁坏亚扪人的地”，大卫“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20]最后，大卫干了一件被神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他下令进行一次人口统计调查。为了惩罚大卫的这一过错，神杀死了7万名以色列人。
在王室内部，性和暴力是无法分开的。一天，大卫在王宫的屋顶上散步，偷窥到一名叫拔示巴的裸体女子。他为所见心感愉悦，于是将她的丈夫派往战场送死，将拔示巴充为后宫。后来，大卫的一个孩子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又丧命于另外一个孩子的复仇之手。复仇者押沙龙召集军队，并与大卫的10个嫔妃通奸，企图篡夺大卫的王位。（按照惯例，我们不知道这些嫔妃对此有何感想。）押沙龙被大卫的士兵追赶时，树枝挂住了他的头发，大卫的将军将三柄长枪刺入他的心脏。家庭纷争并未到此结束。拔示巴玩弄手段，让大卫膏封他们的儿子所罗门为继承人。大卫的合法继承人、长子亚多尼雅刚提出抗议，所罗门就把他杀了。
所罗门王的杀戮要少于他的前任们，让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建造的第一圣殿，以及他编写的《箴言书》、《传道书》和《雅歌》（他在后宫有700个王妃和300个嫔妃，显然他不可能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让他久负盛名的还是他最出色的品质——“所罗门的智慧”。两个住在一个房间里的妓女先后在几天内产子，其中一个婴儿夭折，两个母亲都声称那个活着的男孩儿是自己的。聪慧的所罗门王的判决是，抽出利剑，将孩子劈为两半，每个妇女各得一半血淋淋的尸体。一个女子立即撤回了自己的要求，而所罗门王就将男婴判给了她。“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21]
美好传说的间离效果能让我们忘记故事发生的那个残酷的世界。不妨想象一下，在今天的法庭上，一位裁决母子归属案的法官拿出一把电锯，威胁说要在争执各方的眼皮底下将婴儿劈作两半。所罗门确信，那个更仁慈的妇人（尽管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是生母）会自己站出来，而另外那个卑鄙的妇人会看着孩子在她面前被屠杀——他是对的！然而，他也必须准备万一他错了，他要么劈死孩子，要么失去信誉。对两个妇人来说，她们肯定是相信这位智慧之王有能力实施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
在现代人眼中，《圣经》所描绘的世界，其野蛮程度令人惊心动魄。家庭直系亲属之间相互奴役、奸污和谋杀。军人毫无区别地屠杀平民，包括儿童。妇女被买卖，像性玩具一样被争来抢去。仅仅因为轻微的不服从，甚至不为任何原因，耶和华虐待和屠杀的人就有成千上万。这些暴行既不是孤立的个案，也不是鲜为人知的，所有那些在主日学校被孩子们用蜡笔涂色的、《旧约》中主要人物的故事里都能见到这些暴行。它们好像一条不断展开的情节线，绵延千年，从亚当、夏娃开始至挪亚，到三圣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到摩西、约书亚、士师们、扫罗、大卫、所罗门和后来的各位。据《圣经》学者雷蒙德·施瓦格尔（Raymund Schwager）说：“希伯来《圣经》中有600多个段落是专门谈论族群之间、国王之间或个人之间的攻击、毁灭和相互残杀的……除了约有1000个句子提到耶和华现身亲手执行暴力惩罚，有更多的经文描写耶和华将犯罪者送到行刑人的刀口下，还有100多处提到耶和华亲口下令杀人。”[22]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一位自封的暴力学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有人类历史上主要战争、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的估计死亡人数，他认为《圣经》中有特别记载的大规模杀戮约为120万人。（他排除了《历代志下》第13节中描述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之战的50万人的伤亡，因为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死亡人数是不可信的。）如果加上挪亚洪水的受害者，受害人数约为2000万人上下。[23]
当然，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事件大部分是从未发生过的。不仅没有证据显示耶和华水漫大地、火焚城市，就连三圣父、出埃及记和征伐建立犹太王国，也几乎可以肯定都是虚构的。在埃及的文字记载里，历史学家找不到任何有关百万奴隶离去的只言片语（而这样的事件不可能逃过埃及人的眼睛）。在耶利哥城及其附近城市的废墟上，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毁于战祸的痕迹。公元前1000年前后，如果真有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红海的大卫王国，当时竟然完全没有人留意到它。[24]
现代《圣经》学者已经确认，《圣经》就是一部维基百科。它融合了500多年间许多作者的著述，它们风格各异、方言混杂，同一人物有不同名字，对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它的编辑过程很随意，留下了大量自相矛盾、重复和前后不一致的内容。
希伯来《圣经》最古老的部分可能起源于公元前10世纪。它们涉及当地部落的神话和消亡，以及从邻近的近东其他文明中汲取的法律准则。对于迦南东南部山区处于铁器时代的游牧和农耕部族，这些经文很可能就是他们据以裁决边界纠纷的法典。这些部落开始蚕食山谷和城市，间或也会发生劫掠，甚至摧毁一两个城市。最终迦南人接受了他们的神话，他们拥有共同的家谱，光荣的历史，防止他们叛逃到外国的一系列禁忌，并有一位防范自相残杀的隐形执法者。经文的初稿完成于公元前7世纪晚期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那时巴比伦人征服了犹大王国，原居民被迫流亡，经文对这一时期给出了连续的历史叙述。经文定稿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犹大国居民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园。
虽然《旧约》中的历史事件是虚构的（或者像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一样，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它仍然为我们观察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中期近东文明的生活和价值观提供了一扇窗户。不论以色列人是否卷入过种族清洗，他们显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任何人都不曾想过，不被强暴，不被当作一件性具，可能是一位妇女的正当权益。在《圣经》作者的眼中，奴隶制，还有剜眼、石刑、分尸等酷刑都无可非议。与对习俗和权威不假思索的服从相比，人的生命毫无价值。
如果你认为，我回顾希伯来《圣经》的文字内容，是试图非难今天的数十亿信众，那你根本就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毋庸置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绝对正派的人，他们不会赞成种族灭绝、强奸、奴隶制，以及用乱石砸死犯轻罪的人。他们纯粹是将《圣经》作为神迹而敬畏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间，《圣经》一直在不断地被修改，被寓言化，或被谨慎地忽略，暴力内容较少的经文（犹太教的《犹太法典》和基督徒的《新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人们对暴力的感受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的信徒对《圣经》是有取舍的。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圣经》是道德典范，而实际的道德观念却来自现代原则。
古罗马帝国和早期基督徒
基督徒淡化了《旧约》中愤怒的上帝，更多地尊奉一个新观念的神，即《新约》中上帝的儿子耶稣，一位“和平之君”。爱你的敌人，当人打你左脸时送上右脸，当然比剿杀一切生灵更具优势。可以肯定的是，为确保追随者的忠诚，耶稣也还是不能完全不使用暴力的意象。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37节，他说：
你们不要想，我是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是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不清楚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为此惩处了什么人。
当然，关于耶稣曾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其实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25]这些所谓耶稣的言辞，是在他死后几十年写的。基督教《圣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充满了自相矛盾、未经证实的史实和明显的虚构。但正如希伯来《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中期的社会价值，基督教《圣经》给我们讲述了公元1世纪、2世纪的社会状态。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故事绝非特例。很多异教神话都讲到神派来一位救世主，在冬至那天出生，母亲是处女，出生时有十二位相应十二星宫的门徒环绕身旁。救世主在春分日像替罪羊一样，陷身地狱，在欢乐中复活，象征性地被门徒分食，最终得到救赎和永生。[26]
耶稣故事的背景是古罗马帝国，它刚刚成为犹太人的又一个征服者。尽管基督教的第一个世纪处于“古罗马和平”时期，但所谓的太平安宁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当时正是古罗马帝国野蛮扩张的年代，包括征服不列颠，烧毁耶路撒冷的第二神殿，并将以色列人驱逐出犹太家园。
这一时期古罗马帝国的杰出标志是斗兽场。今天，它吸引了上百万名游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印着斗兽场图案的比萨饼包装盒。在这个运动场里，能够和美国“超级杯”规模相媲美的观众云集一堂，观赏血腥残忍的巨作。女子赤裸着被捆缚在柱子上，被强奸，或被野兽撕成碎片。成群的战俘模拟战争场面，相互残杀。奴隶被用来上演神话中肢解和处死的故事。例如，将扮演普罗米修斯的男奴用锁链拴在岩石上，由受过训练的鹰叼出他的肝脏；角斗士互搏直至死亡。我们今天拇指向上和拇指向下的手势，就来自当年的斗兽场，观众以此向取胜的角斗士发信号，告诉他是否应该给对手致命一击。为了给古罗马市民提供吃喝玩乐，大约50万人以这种极度残忍的方式丧命。在古罗马人的恢宏巨制面前，我们今天的暴力娱乐项目只能自惭形秽。[27]
古罗马最著名的死刑方式当属钉十字架（crucifixion），这个词的词源是“极度的痛苦或折磨”（excruciating）。任何人，只要曾经抬头仰望教堂的前方，一定会在某一瞬间有过这样的念头，被钉在十字架上必定有无法形容的痛苦。那些神经强大的人可以通过阅读耶稣基督的尸检报告来丰富他们的想象。这份报告的依据是考古学和史学资料，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28]
古罗马人行刑以鞭笞赤身裸体的囚犯为开始。短鞭子用几股皮绳编结而成，鞭绳上系着尖利的石块，古罗马士兵用鞭子抽打囚犯的后背、臀部和双腿。据《美国医学会杂志》文章作者的描述，“创口一直撕裂到下层骨骼肌，皮肉被成条地拉出来，鲜血淋漓地颤动着”。囚犯的双臂被捆在一具100磅（约45公斤）重的十字架上，他必须将它扛到行刑地，然后矗立在地上。他那皮开肉绽的后背会被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腕会被钉在木头上。（与大家熟悉的画面不同，手掌上的皮肉是经不住一个男子的体重的。）当囚犯被悬挂起来后，再将他的双脚钉住，脚下通常没有撑板。因为囚犯的体重完全悬在双臂上，胸腔受压，无法呼吸，他只得收紧双臂，或者双腿撑在被钉进脚背的钉子上。窒息和失血直至最后死亡，整个过程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也可能要三四天。行刑者可以将囚犯的身体撑在一个座板上，以此延长酷刑的时间，也可以用木棒打断囚犯的双腿，加速其死亡。
虽然我总想说，没有哪一个人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我还是发现，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发明和滥施这些酷刑的古人。即使我抓到了希特勒，可以任意惩罚他，我也绝对不会想到对他施加这样的酷刑。我无法不因同情而退缩，不愿意成为那种能够享受残忍的人，我也看不出在没有相应收益的情况下，给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再增加一点儿痛苦有什么意义。（即便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未来出现暴君，我还是认为，更有效的做法是最大化独裁者必受制裁的预期，而不是最大化处罚的残忍程度。）但是，在这个被我们称为“往昔”的异国他乡，钉十字架只是一种普通刑法。它是波斯人的发明，被亚历山大大帝带回欧洲，在地中海各国广为流行。耶稣被判犯有“轻微煽动蛊惑罪”，与两名普通的盗窃犯一起被执行十字架死刑。最令人悲愤的是，在当时，这个故事的煽情之处在于，当局竟然将耶稣与小毛贼同等对待。对于因一个如此轻微的过失，犯人就要遭受钉十字架的惩罚，人们反而习以为常。
当然，耶稣上十字架，从来都被认为是大事件。十字架成为象征，引领了一场横扫古代世界的运动，基督教最终被古罗马帝国接受。2000年之后，十字架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易被辨识的标志。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如此深刻的可怕死亡，它必定成为一种极有力的模因（meme）。但是，让我们暂且退后一步，从我们所熟识的基督教之外，思索一下是什么样的心态，才会试图赋予“基督受难”以某种意义。一场伟大的道德运动选用的标志，其图像来源竟然是一件恐怖的酷刑兼死刑器具，以今天人们的情感来看，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请设想一下，集中营纪念馆用淋浴喷头做标志，或者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围绕着一柄大砍刀的图形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进一步说，第一代基督徒从基督上十字架受难中看到了什么教训？在今天，这种野蛮行为可能会激起民变，或者推翻暴政，或者要求不再对任何人使用此种酷刑。但显然，早期基督徒得到的教训并非如此。相反，耶稣受难是福音，是最美妙的历史插曲中最必要的一节。耶稣受难得以发生，是神给世人的绝大恩惠。神以无边的法力、怜悯和智慧，除了让一个无辜的男子（还是神的儿子）四肢被钉穿，在痛苦中慢慢窒息而死，神想不到还有其他的办法，能让人类从他们的罪与罚中得到解脱（尤其是人类的原罪之一：他们居然是那对冒犯天规的夫妇的后裔）。只要承认这一残忍的谋杀是神仁慈的礼物，人便能得到永生。而如果人们看不出其中的逻辑，他们的肉体将永堕炼狱。
从这种思路来看，酷刑杀人并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它也有光明的一面。它是救赎之路，是神意的组成部分。和耶稣一样，早期基督教圣徒也是被花样翻新的酷刑折磨至死，并因此在上帝身边得到了自己的位置。1000多年间，基督教殉教史以低俗的笔调描述了这些刑讯折磨。[29]
下面是几位众所周知的圣徒的名字，虽然人们对他们的死因所知甚少。圣彼得，耶稣的门徒之一，也是第一位教皇，他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圣安德烈，苏格兰的守护神，他在“X”形的十字架上结束生命，此即英国国旗上两根对角线的起源。圣劳伦斯被架在火上活生生地烧烤。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不了解这些酷刑的细节，尽管他们知道加拿大的一条大河、一片海湾，还有蒙特利尔市两条主要大道中的一条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位为人所怀念的圣徒是圣凯瑟琳，她被施以轮刑。在轮刑中，行刑者将受害者捆缚在大车轮上，用大锤击打他或她的四肢，再将被砸烂但仍有生息的肢体编结在轮辐上，轮子被置于木桩的顶端，供鸦雀啄食；受害者迁延时日，最终因失血和休克而死亡。（圣凯瑟琳之轮，轮外沿嵌有尖刺，是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校徽上的装饰。）圣巴巴拉（美丽的加州城市圣巴巴拉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被拴住脚踝倒挂起来，士兵用铁爪撕裂她的身体，割掉她的乳房，并用烧红的铁块烧灼她的伤口，再用带有尖刺的木棒击打她的头部。圣乔治是英格兰、巴勒斯坦、格鲁吉亚共和国、十字军和童子军的守护神，因为神一再使他复活，他得以数次死于酷刑。他被两腿分开放在尖利的刀刃上，双腿绑上重物，放在火上炙烤，刺穿双脚，被有刺的车轮碾压，将60枚钉子钉入他的头颅。蜡烛将他的后背烤到流出油脂，最后他被锯成两半。
殉教史上窥阴癖式的描述不是为了唤起对酷刑的反抗，而是为了激发对英勇先烈们的崇敬。在耶稣的故事中，酷刑成了一件绝好的事情。圣徒们欣然接受自己遭受的折磨，因为此生受难将换得来世的祝福。基督教诗人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这样描写一位圣徒：“母亲就在现场，凝视着为她心爱的人的死所做的一切准备。她的眼中没有一丝悲伤，相反，每当橄榄木燃起的火上的铁锅吱吱作响，她的孩子被烤焦时，她都欣喜无比。”[30]圣劳伦斯应该被喜剧演员尊为保护神，他躺在烤架上对施刑者说：“这边已经熟了，转个身，来尝一口吧。”施刑者都是普通人，有点儿像是演员。他们被我们唾弃，仅仅是因为他们折磨了我们的英雄，而不是因为他们使用了酷刑。
早期的基督徒颂扬酷刑，认为这是对罪孽的公正处罚。公元590年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颁行的“七宗罪”，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犯有这些罪的人在地狱要接受何种惩罚：
骄傲：轮刑
妒忌：浸冰水
饕餮：强迫吞食老鼠、蛤蟆和蛇
好色：在火和硫黄中焖熏
愤怒：活体肢解
贪婪：下油锅
懒惰：扔进蛇坑[31]
当然，这些判决都是无期徒刑。
因其将残忍神圣化，早期基督教成为基督教欧洲1000多年制度化酷刑的始作俑者。“火刑柱、烧脚刑、轮刑、撕筋裂肌的绞床、被劈开卸作四块、被开膛破肚、被剥皮、被重物压死、拇指夹、铁环绞喉、文火慢烤、铁处女（一个空心的人行木雕，内部布满尖利的铁钉；后来，一个重金属摇滚乐队也取名 ‘铁处女 ’）”，如果你了解以上这些表述，也就知道中世纪和近代的异端分子所经受过的残酷迫害的一小部分。
在西班牙宗教审判时期，教会官员得出结论，数千名前犹太教徒的皈依不真诚。为了迫使皈依者承认他们秘密叛教，裁判官将他们的双臂捆在背后，再将他们吊在手腕上，反复地猛烈提起再抛下，受刑人肌腱撕裂，双臂脱臼。[32]还有许多人被活活烧死。遭受这一刑罚的还有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因为他质疑三位一体；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为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及其他异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因为他将《圣经》译成英文。伽利略——可能是宗教审判最著名的受害者，他逃过了这一厄运。他只是被带到了刑具面前（具体说，就是绞床面前），然后赏给他一个忏悔的机会，要求他公开宣布放弃日心说，即否认“太阳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不动的，地球不是中心，而且是移动的”。今天动漫中出现“绞床”一词时，意思是指训练四肢的弹性（“伸展运动”）或者一些双关语（“你想给我上发条——和我较劲吗？”“无痛苦——不付出，无收获”），但在当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与伽利略同时代的苏格兰旅行家和作家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描述了宗教审判中使用绞床的情景：
当摇杆向前扳动，我的双膝受到两块木板拉开的张力撕扯，大腿肌腱被抻断，膝盖骨破裂。我双眼惊恐地睁大，口吐白沫，上齿磕打下齿，急如鼓槌密击。双唇颤抖不已，喉咙发出呻吟，鲜血从两臂，从被撕裂的肌腱，从手掌和膝盖处喷流而出。惨痛的折磨刚刚停止，我被放到地上，旋即传来连声叫喊：“忏悔！忏悔吧！”[33]
虽然很多新教徒都是这类酷刑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得势，他们也狂热地将酷刑加诸他人，甚至包括妇女；15世纪至18世纪，在驱巫的名义下，有10万多名妇女被施以火刑。[34]暴力历史上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几百年后，这些令人恐怖的事件都变成了令人轻松的谈资。在当下的流行文化中，女巫已不再是被刑讯折磨和极刑的受害者，而是动漫影视中的俏皮角色或冒失鬼，比如女巫希尔达、金缕梅、葛琳达、萨曼莎，还有《圣女魔咒》里的哈利维姐妹。
在基督教国家，制度化的酷刑不只是一种盲目的习俗，还有其道德理性。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不认耶稣是救世主的人将落入炼狱，对不信基督的人施以酷刑，令其醒悟真理，岂不是对他最大的恩惠：几个时辰的痛苦总好过永世的折磨。在一个人教唆带坏他人之前令其沉默，或者杀鸡儆猴，正是一种尽责的公益举措。圣奥古斯丁用两个类比说明了这一点：慈父不会让其子捡拾毒蛇，园丁要剪除腐枝以保住树木。[35]耶稣自己也确认过对这种手段的选择：“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36]
我要再次强调，我这里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指责基督徒赞成酷刑和迫害。今天，大部分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宽容和人道的。即使那些在电视转播布道坛上激情咆哮的人，也不会号召活烧异教徒或者吊死犹太人。那么，既然他们的信仰意味着实施酷刑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他们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答案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的宗教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是脱离的。当他们在教堂持守信仰的时候，他们宣扬的是两千年来未曾改变的信念；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所遵从的则是非暴力和宽容这样的现代规范。对这种仁慈的言行不一，我们大家都应该心存感激。
中世纪骑士
如果“圣洁”（saintly）这个词值得人们多看一眼，那么“有骑士风度”（chivalrous）这个词也一样。亚瑟王时代骑士和贵妇的传说，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浪漫的篇章。兰斯洛特和吉尼维尔是浪漫爱情的原型。加拉哈爵士是风流骑士的化身。卡米洛特（Camelot）是亚瑟王宫廷的所在地，这个地名曾被用作百老汇音乐剧的名字。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人们得知他喜爱剧中的音乐，“卡米洛特”又成为对肯尼迪政府的带有怀念意味的代称。据说，肯尼迪最欣赏的歌词是“永勿忘却，那曾经的佳境，瞬间辉煌，光荣的卡米洛特”。
事实上，骑士的生活方式早已被忘得精光，而这对保持某种幻象还真不是坏事。中世纪骑士传说的背景是6世纪，创作年代是11世纪到13世纪，其真实的生活绝不会是百老汇喜欢的题材。中世纪史学家理查德·卡尤珀（Richard Kaeuper）统计了这些浪漫小说中最著名的13世纪的《兰斯洛特》中极端暴力行为的数量，发现平均每4页就有一起。
让我们仅仅观察可以被量化的部分，至少有8个人头被劈开（有的被劈到眼睛，有的被劈到牙齿，有的被劈到面颊）, 8个摔下战马的人被胜利者战马的铁蹄故意地践踏（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剧痛中昏死过去）, 5次斩首，2次整个肩膀被砍断，3次砍手，3次手臂被斩断，长度不一，一名骑士被扔进烈火，两名骑士被放到投石机上投出，当场死亡。一名妇女痛苦地被骑士用铁条禁锢住；另一名妇女受神惩罚，被经年累月地放在滚水缸里；还有一名妇女几乎被长矛刺中。妇女经常被劫持，我们就听说有40名妇女被奸污……
除了这些容易列举的行为，还有3场私人战争（其中一次是100人死亡，另一次是500人中毒身亡）……在一场比武中，为了活跃气氛，兰斯洛特用长矛杀死了与他交手的第一个人，接着拔出剑，“左右挥舞，战马和骑士纷纷倒地，利剑划过脚、手、头、手臂、肩膀和大腿。他见到一个，砍倒一个，未曾绝命的伤者在他的身后苟延残喘，所经之地，血流成河”。[37]
骑士是怎样得到翩翩绅士的美誉的？据《兰斯洛特》讲，“除非对方先动手，或者是无法避免的非常情况，兰斯洛特从来不会杀死任何求饶的骑士”。[38]
再看看他们最自鸣得意的所谓骑士风度——对妇女彬彬有礼。一位骑士为了讨好某位公主，竟然发誓要以她的名义去强奸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而他的竞争者则承诺，在比武大会上打败对手，取下头颅献给公主。骑士保护妇女，但仅限于防止她们被对手拐骗。在《兰斯洛特》中，“罗格雷斯王国的习俗是，如果一位贵妇或一位小姐独自出行，她不用担心任何人。但如果她由一位骑士陪伴出行，她则可能成为其他骑士的战利品。胜者可以随意带走妇女，绝不会感到愧疚，也不会受到谴责”。[39]这大概不是今天大部分人所说的骑士精神。
早期现代欧洲
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看到，骑士型的军阀逐渐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控制，中世纪的欧洲终于平静了一些。但是，国王和王后本身也并非高贵的典范。英联邦国家的学生用下面的记忆方法来学习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亨利八世，六任妻子，
一死一活，两人离婚，两人砍头！
1536年，亨利将他的妻子安妮·博林斩首，因为安妮所生的儿子未能存活，而亨利看上了她的一个宫女，便捏造了安妮·博林通奸和叛国的罪名。又有了两任妻子之后，亨利怀疑凯瑟琳·霍华德通奸，将她也送上了断头台。（今天的游客在伦敦塔还能看到斩首台。）亨利显然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他将凯瑟琳的一个前男友开膛破肚，剁成几块。具体做法是：脖子套上绳索吊起，未等断气就放下来，开膛取出内脏，阉割，斩首，最后分尸四块。
亨利的王位先后传给了儿子爱德华、女儿玛丽和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血腥玛丽”这个绰号，不是说玛丽曾将番茄汁混进伏特加，而是指她将300名宗教异端送上了火刑架。在如何解决家庭纠纷上，姐妹两人恪守祖先的传统：玛丽将伊丽莎白关进监狱，并在表妹简·格雷被处决时亲自监刑；伊丽莎白则处死了她们的另外一个表妹（苏格兰女王玛丽），将123名神父开膛碎尸，并让其他政敌受到断骨铐的折磨——这一刑具也是伦敦塔另一个吸引旅游者眼球的地方。今天的英国王室为了小到言行粗鄙大到婚外情等缺点备受指责，但他们既没有砍下任何一个亲戚的脑袋，也没有将任何一个敌人开膛剖腹，难道人民不应该为此夸赞他们几句吗？
尽管伊丽莎白一世签署了所有这些酷刑，她仍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君主之一。她统治的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文艺（特别是戏剧）得到蓬勃发展。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充满了暴力，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虽说今天的观众已经对大众娱乐习以为常，但莎翁虚构世界里充斥的暴行之野蛮，还是让人感到震惊。亨利五世——莎翁笔下的英雄之一——在百年战争中，向法国的一个村庄发出最后通牒：
只要一眨眼，
那无法无天的士兵不管满手血污，
不管耳边的一阵阵尖叫，一把拖住你女儿的秀发往外跑。
你们的父亲多么可敬，
却给一把揪住了银白的胡须
——高贵的额头，也得对准墙脚撞下去！
你们那些赤裸裸的婴儿，
在枪尖上吐着唾沫。[40]
在《李尔王》中，康沃尔公爵挖出了格洛斯特伯爵的眼珠（他喊着：“出来，可恶的浆块儿！”）。公爵的妻子里甘下令把眼眶流淌着鲜血的伯爵赶走，她说：“把他推出去，让他一路摸索到多佛！”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获得了从贷款担保人胸口割下一磅肉的权利。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两名男子杀死一个人，强奸了他的新娘，割下女子的舌头，砍掉了她的双手。女孩子的父亲杀死了两个强奸犯，将他们做成烤馅饼，给他们的母亲吃，再将她杀死；最后，他又杀死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曾经被人玷污。他自己又被别人杀死，而接着，杀他者又被杀死。
给孩子创作的娱乐节目也一样可怕。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1815年出版了一部民间故事大全，后来被改编为儿童读物。众所周知的《格林童话集》，和《圣经》、莎翁戏剧并列为畅销书，是西方经典中最受推崇的作品。虽然在删减过的迪士尼动画片中，暴力痕迹不再显著，格林童话本身却充满谋杀、杀婴、吃人、肢残和性虐待。拿三个和继母有关的故事来说吧：
.在一个荒年，汉塞尔和格蕾特尔的父亲和继母将他们丢弃在森林里，任凭他们被饿死。孩子们见到一座由食物搭成的小屋，里面住着女巫。女巫囚禁了汉塞尔，准备把他养肥后吃掉。幸而格蕾特尔将女巫推进炽热的烤炉，于是“邪恶的女巫被恐怖的烈火烧死了”。[41]
.按照母亲的指点，灰姑娘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为了将脚塞进水晶鞋，不是削脚指头就是削脚后跟。鸽子留意到鲜血，在灰姑娘和王子结婚后，鸽子啄去两个姐姐的眼睛，“为了她们犯下的罪孽和恶行，惩罚她们终身失明”。
.白雪公主激起继母——王后的嫉妒心，王后命令猎人将她带进森林杀死，并要猎人带回公主的肺和肝作为证据。当王后发现白雪公主还活着时，她三次设计要取公主的性命，两次下毒，一次让她窒息。王子救活公主后，王后又闯进他们的婚礼，但是“炭火上放着一双铁拖鞋……她只得穿上炽热的铁拖鞋，一直跳到倒地死去”。[42]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今天的儿童娱乐节目制作人对暴力越来越反感，甚至认为木偶剧《芝麻街》早年的情节也过于危险。说到木偶戏，《潘趣和朱迪》曾经是欧洲风行一时的儿童剧娱乐形式之一。进入20世纪后，英国海滨小镇里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戏台上，滑稽戏的保留节目还是这两个打斗玩偶。研究文学的学者哈罗德·谢克特（Harold Schechter）总结说，这出戏的典型场景是：
开始总是潘趣要去摸摸邻居的狗，狗呢，总是一口咬住木偶那怪异的特大号鼻子。潘趣掰开狗嘴，叫来狗的主人斯凯拉莫休，一番稍嫌粗鲁的戏谑之后，开始猛敲他的脑袋，直到那家伙的脑袋脱离肩膀。然后，潘趣呼唤他的妻子朱迪，要求她给他一个亲吻。朱迪的反应是在他的脸上抽一巴掌。潘趣于是找到另一个方式释放他的热情，他要来自己的婴儿，放在怀里轻轻地摇晃。不巧，婴儿选择在这个时候又拉又尿。潘趣可真是个热爱家庭的男子汉啊，他将婴儿的头在舞台上一通乱砸，接着，把孩子的尸体扔给观众。朱迪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她发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当然，她非常生气。她从潘趣的手上抢走棍子，开始戳他。但潘趣夺回棍子，狠狠地揍朱迪，直到将她打死。接着，他开始哼一支胜利的小曲儿：
请问谁人能像我，恶妻缠身，
最终要想得自由，
拿起绳子，拿起刀，
或是拿起文明棍？[43]
甚至主要创作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鹅妈妈童谣》，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少儿不宜。公鸡罗宾被残忍地杀害。单身母亲住在破房子里，有许多私生子，她虐待他们，鞭打他们，让他们挨饿。让两个无人看管的孩子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杰克的头部受伤，这很可能导致大脑损伤，而吉尔的情况未明。一个流浪汉承认他把一个老人推下了楼梯。乔治·普尔基对未成年的女孩子进行性骚扰，使她们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矮胖子汉普蒂·邓普蒂从墙上摔下来后，伤情危重，无法复原。一个粗心大意的母亲把婴儿独自留在树梢上，结果当然是场灾难。一只乌鸦冲下来袭击正在晾衣服的女仆，凶狠地啄伤她的鼻子。还有三个弱视的小老鼠被肢解。此外，不是蜡烛烧着了你的床，就是刽子手砍下了你的头！《童年疾病文档》（Archives of Diseases of Childhood）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统计了不同类型的儿童娱乐节目中的暴力发生率。电视节目中每小时有4.8个暴力场面，而在童谣中，每小时有52.2个暴力场面。[44]
欧洲和早期美国的荣誉观
如果你手边有一张面值10美元的钞票，看看钞票上的人，想一想此人的生死经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之一。作为《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的合著者，他协助阐明了民主的哲学基础。作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他设计了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财政制度。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率领三个营队在独立战争中作战，并参与发起制宪会议，担任国家军队的总司令，还创办了纽约银行，任纽约州议员，并创办了《纽约邮报》。[45]
但是，在1804年，这位才华横溢的男子却干了一件在今天的人看来无以复加的蠢事。汉密尔顿和当时的副总统阿龙·伯尔长期不合，互有恶语。由于汉密尔顿拒绝否认他对伯尔的某项批评，伯尔提出决斗挑战。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让汉密尔顿避免与死亡约会，常识只是其中之一。[46]决斗的风俗已经远去。在汉密尔顿居住的纽约州，决斗已属非法，汉密尔顿还有一个儿子死于决斗。在一封解释为何接受伯尔挑战的通信中，汉密尔顿列举了五项反对决斗的意见。但是，他还是同意参加决斗，因为“身为男人的荣誉”让他别无选择。就在写下此信的次日清晨，他划船渡过哈得孙河，在新泽西州帕里萨德与伯尔对决。伯尔不是最后一个朝人开枪的副总统，但与迪克·切尼相比，他的枪法更准，汉密尔顿在决斗的第二天离世。
汉密尔顿不是唯一一位卷入决斗的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有过一次决斗，詹姆斯·门罗想过要在约翰·亚当斯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向他提出决斗挑战。在美元上露脸的其他人也都不同凡响。20美元钞票上永垂不朽的安德鲁·杰克逊的身体里留有多次决斗的子弹，他自称走起路来身体“叮当作响，像是一个装铅弹的袋子”。甚至5美元钞票上的“伟大的解放者”林肯也接受了决斗的挑战，尽管他设定了条件以确保决斗无法执行。
正式的决斗当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本来是一种对贵族及其眷戚内部暗杀、仇杀和街头斗殴的抑制手段。一旦某人感到他的荣誉受到非难，就可以向对手提出决斗挑战，这将暴力限制在单一死亡的范围内，而且失败方的家族或亲随不必感到难堪。但是，正如散文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所说：“绅士……将荣誉看得如此之重，这使得任何冒犯都成为对名誉的挑战。两个英国人可以因为各自的狗咬架而决斗。两个意大利人翻脸，仅仅是为了争辩塔索和阿里奥斯托两位大诗人孰优一筹，直到其中一方在决斗中重伤，在奄奄一息之际才承认，他从未读过他拼死力推的诗人的作品。拜伦的伯祖父威廉——第五代拜伦男爵，为谁家地盘上有更多猎物这一问题争吵不休，最后在决斗中杀死了对手。”[47]
尽管教会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宣布禁止决斗，但决斗在18世纪和19世纪一直存在。塞缪尔·约翰逊为这一习俗辩护说：“既然一个男人能够向侵入他的家园的男子开枪，他也应该能够向冒犯他名誉的男子开枪。”伏尔泰、拿破仑、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托尔斯泰、普希金和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都曾为决斗增光添彩，最后两位甚至在决斗中送命。一场决斗的缘起、高潮和结局，是小说家追求的好题材，沃尔特·司各特、大仲马、莫泊桑、康拉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和托马斯·曼都重笔渲染过决斗的戏剧效果。
决斗的盛衰展示了一种令人困惑但却常见的现象：一种暴力可以在一个文明中存在几个世纪，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一位绅士同意决斗，他们不是为了争夺金钱、土地甚至妇女，而是为了荣誉。而荣誉这种古怪的商品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他人都相信它存在。人性中的一些成分能够吹大荣誉的泡沫，比如追求名望和受制于成规旧俗；另外的一些成分则能扑灭这些泡沫，比如雅谑感。[48]正式决斗的习俗于19世纪中叶在英语国家逐渐消失，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在欧洲其他国家消失。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一习俗被埋葬，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法律禁令和道德谴责，而是因为它成了人们的笑料。当“庄重的绅士赶赴荣誉的决斗场，却只能引起年青一代的讥笑时，不论它曾经是何等神圣的传统，没有任何一种习俗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49]今天，如果有谁再说起“向前十步，转身，开火”，人们想起的是兔八哥和疯狂山姆，而不是“男人的荣誉”。
20世纪
“被忘却的暴力”之旅开始进入当代历史，四周的地标开始有些眼熟了。但是，即使是来自20世纪的文化记忆，其中许多文物藏品也仿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
比如，尚武文化的衰落。[50]在那些稍有历史的欧美城市，都点缀着一些炫耀武力的公共设施。行人可以看见各种雕塑——骑在马背上的指挥官、肌肉发达体形健美的裸体希腊武士、马拉战车为顶饰的凯旋门，还有长矛和剑形的铸铁栅栏。以大获全胜的战役命名的地铁站：巴黎有奥斯特利茨，伦敦有滑铁卢。在一个世纪以前拍摄的照片中，总有男子穿着花里胡哨的军礼服，不是在国家庆典上游行，就是在豪华晚宴上与贵族寒暄。美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州的州徽都是富有攻击性的图像，比如投射器、锋利的武器、鹰隼或者猛禽。就连以和平主义著称的马萨诸塞州也是如此，其州徽的上方是一节断臂挥舞着长剑，中间是一个美国原住民手持弓箭，下方是本州的座右铭：“我们用刀剑寻求和平，但和平只存于自由之下。”无独有偶，邻州新罕布什尔州装饰本州车牌的箴言是“不自由，毋宁死”。
但西方现在已经不再用军事胜利来命名公共场所了。我们的战争纪念碑，不是彰显马背上骄傲的将领，而是哭泣的母亲、筋疲力尽的士兵或详尽的阵亡者名单。军人身着简单的军服，与民众相比没有什么特权，在公共生活中极为低调。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巨狮和纳尔逊纪念柱的对面，新立的雕像与军功战绩毫不相干，基座上是一位赤裸身体的、怀有身孕的艺术家，而她生下来就没有双臂和双腿。比利时伊普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是诗歌《在佛兰德原野上》（In Flanders Fields）灵感的来源，也是英联邦国家在11月11日佩戴罂粟花的缘由；那里刚刚建起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那次战争中因逃跑而被枪决的上千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当时被看作可鄙的怕死鬼。美国最新的两个州的座右铭分别是阿拉斯加的“北方通向未来”和夏威夷的“正义永存”。（虽然威斯康星州在为原来的昵称“美国的奶牛场”征集更新的时候，应征中有一条是“不吃奶酪，毋宁死”。）
德国的和平主义尤其坚定和突出，这个民族曾经如此尚武，以至于条顿和普鲁士这两个词就是“铁血军国主义”的同义词。直到1964年，讽刺作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还表露了他对联邦德国加入多边核联盟的恐惧。在一首讽刺摇篮曲中，歌手安慰孩子说：
日耳曼曾经好战又野蛮，
如今危险已去恐惧不再；
1918年给他一个大教训，
从此他一直都是好乖乖。
1989年，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协商统一，对德国复仇主义的恐惧也再次苏醒，但德国今天的文化仍然是全心全意地反省它在“二战”中的角色，竭力反对任何有军力扩张之嫌的举动。即使在电子游戏中，暴力也成了禁忌。帕克兄弟公司曾试图在德国发行德语版的《大战役》（Risk）。在这个棋盘游戏中，玩家在地图上竞争占领世界。德国政府要求审查游戏的内容。（最后，游戏被改编为玩家竞争“解放”而不是征服对家的领土。）[51]德国的和平主义绝不仅仅是象征性的。2003年，50万名德国人参加了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游行。众所周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将德国称为“老欧洲”。鉴于欧洲大陆漫长的战争历史，除了曾有学生抱怨莎翁戏剧无非老生常谈，拉姆斯菲尔德的此番言论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历史健忘症了。
西方对武力象征的感觉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很多人都有切身经历。当终极武器新式核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露面的时候，虽然它让25万人命丧核弹的记忆犹新，上亿人的身家性命正受到威胁，但是人们并没有排斥它。人们不仅没有排斥它，甚至觉得它是迷人的！核试验熔化了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比基尼，而性感泳衣却以比基尼命名，因为设计者认为，比基尼泳衣与核爆炸一样具有震撼效果。居民后院的防空洞、学校里抱头藏到课桌下面的防空演习，以及各种可笑的“民防”设施，事实上都让人们觉得核袭击没有那么可怕。直到今天，在美国许多公寓和学校的地下室入口处，还能见到三个三角形组成的防空掩体标志。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商标上都有蘑菇云的图形，包括“原子火团硬糖球”、“原子商场”（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一家夫妻杂货店），还有“原子咖啡厅”。在核战的危险真正开始减弱的1982年，纪录片《原子咖啡厅》（The Atomic Café），就借用了这家咖啡馆的名字，片中记录了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核武器令人费解的淡漠。
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在日常生活中展示武力。几十年前，一个男人对挑衅者报以老拳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事情；[52]在今天则成了鲁莽粗野，成了冲动控制障碍症的病状，成了去接受愤怒管理治疗的挂号证。
1950年的一个事件可以说明这一变化。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是位很有抱负的歌手，《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乐评不留情面地批评了玛格丽特的表演。总统看到后，用白宫的信笺给批评家写信说：“我希望有一天能与你见面。到那时，你将需要一个新鼻子，需要很多鲜牛排来盖住你的青眼圈，没准儿你还需要一根新拐杖。”虽然大家都对杜鲁门的冲动怀有同情，但在今天，如果一个当权的人公开威胁要用暴力伤害一位批评家，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甚至是阴险的。但在当时，杜鲁门却因父亲般的骑士精神而广受赞赏。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97磅懦夫”和“沙迷眼窝囊废”，那你大概熟知“查尔斯·阿特拉斯健身计划”的标志性广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这个广告在杂志和漫画书中经常出现。广告中的故事情节是，在海滩上，一个瘦弱的男子当着女朋友的面受到欺辱。他躲回家中砸桌子，踢椅子，拿出10美分的邮票下赌注，收到了一份健身计划的说明书。最后他返回海滩，向欺负过他的人报仇雪恨，这赢得了年轻女子的笑脸（图1-1）。
图1-1 20世纪40年代健身广告中常见的暴力
当时，阿特拉斯健身计划这个产品是超越性的，因为健身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风行。但说到他的市场营销，那还是旧时代的过气产物。今天的健身房和运动用品广告绝不会借用斗殴张扬男子气概，代言的形象一般是孤傲的，甚至还要带些同性恋的气质。在特写镜头下，坚实的胸肌和肌块累累的小腹，能让男女都心生羡慕。他们要展示的是美，而不是威力。
相比对男性之间暴力的厌恶，人们更加蔑视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婴儿潮那一代人大多对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作《蜜月期》（The Honeymooners）有种怀旧心理。在剧中，杰基·格黎森扮演一个粗壮的公交车司机拉尔夫，老是筹划着要发横财，而明智的妻子艾丽斯则对他百般嘲弄。一个不断抖出的搞笑场景是，拉尔夫愤怒地向妻子挥拳咆哮：“总有一天，艾丽斯，总有一天……你要尝尝我的老拳！”（有时候，他也说：“乓，瞄准，直接奔月！”）艾丽斯对此总是一笑置之，不是因为她蔑视家庭暴力，而是她知道，拉尔夫其实还不够男子汉，不会这样做。针对妇女的暴力在今天已变得非常敏感，主流电视台根本不可能播放《蜜月期》这样的喜剧节目。1952年《生活周刊》中的这则广告（图1-2），也是不可能出街的。
图1-2 1952年一则咖啡广告中的家庭暴力
这则广告以戏谑和挑逗的手法表现家庭暴力，在今天完全不能接受。但在当初，这样的手法并不鲜见。在20世纪50年代梵豪森牌衬衫的广告中，一个妻子被打了屁股。在1953年必能宝邮资机的广告中，一个怒气冲天的老板对着他固执的女秘书大喊大叫，其标题是：“杀死一个女人总是违法的吗？”[53]
此外还有一出创下长期上演纪录的音乐剧《异想天开》（The Fanta-sticks），里面有一首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小调“取决于你掏出多少钞票”[歌词来自1905年翻译的爱德蒙·罗斯坦德（Edmond Rostand）的话剧《罗马风格》（Les Romanesques）]。该剧说的是两个父亲密谋一次绑架，然后，一个父亲的儿子救出另一个父亲的女儿：
你能看见公开的强暴，
你能看见彬彬有礼的强暴，
你能看见印第安人的强暴：
那场面真是迷人。
你还能看见马背上的强暴，
他们都说这既新鲜又快乐。
你能看见各种强暴，五花八门，
一切取决于你掏出多少钞票。
虽然这里的强暴（rape）实际上指的是劫持，而不是性侵犯，但从1960年该剧开播到2002年停播，人们对强暴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歌词作者汤姆·琼斯（与威尔士歌唱家没有亲属关系）向我解释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字眼儿让我越来越紧张。尽管过程很缓慢，但是渐渐地，对于报纸上的那些标题，对于凶残轮奸的描述，还有对于“约会强奸”的报道，我开始有了新的理解。我开始想：“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可笑啊。”的确，我们不是在说“真正的强奸”，但是在那些笑声里，无疑包含了对我们喜剧化这个字眼儿所感到的震惊。
20世纪70年代初，琼斯请求重新填词，制作人拒绝了他，但允许他在那首小曲前加引言，说明那个字眼儿的含义，同时允许他减少那个字眼儿的重复次数。2002年，这出喜剧结束演出。2006年该剧重新登台时，琼斯填写了全新的歌词，他还采取了法律行动，从确保在世界任何地方上演的《异想天开》都必须使用新版剧本。[54]
直到最近，对儿童行使暴力都还是合乎情理的。父母不仅揍孩子，通常还会使用梳子、板子这样的武器，或者扒光衣服露出臀部，以提高痛感和羞耻感。整个20世纪50年代，儿童作品中总是可以看到母亲警告调皮的男孩子说：“等你老爸回家再说。”于是，家长中更强壮的那个会解开皮带，抡到孩子身上。其他常见的惩罚手段是不让孩子吃晚饭就去睡觉，还有用肥皂刷洗孩子的口腔。那些被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成人照管的孩子处境更加糟糕。许多人还记得在学校受过的惩罚。按照今天的标准，那些处罚手法都属于“酷刑”，足以将老师送进监狱。[55]
今天的人们认为世界到处充满危险。只要看新闻，就无法不注意到那些越来越可怕的恐怖袭击、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效果。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几十年前的新闻中也充斥着危险。幸运的是，这些恐惧现在均已烟消云散。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给出数据，说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比我们生活的今天更为残忍和险恶的时代。为了保持本章文风的一致性，我继续用比较形象的方式陈述我的观点。
我于1976年大学毕业，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已经完全不记得毕业典礼上那个将我送进成人世界的演讲了。这给了我一张许可证，让我可以再创造一个毕业演讲。请你想象一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世界形势分析专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预言：
校长先生、老师、父母、亲友、1976级的同学们：
这是一个面临巨大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的时代。今天，你们学业已成，整装待发。我谨呼唤你们，回馈社会，让未来更光明，让世界更美好。
如此等等，无须赘言。下面，我想说几句更有趣的话。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预言，看看35年后你们重聚时，世界将是何种模样。彼时，斗转星移，时间已进入新千年，世界变化之剧烈，绝非你所能想象。我指的不是技术进步，尽管它的影响让你难以把握。我指的是和平和人类安全。你会发现，这一进步更是让人难以设想。
诚然，2011年的世界仍将危机四伏。今后35年间，就像今天一样，会有战争；也像今天一样，会有种族灭绝，有些甚至会发生在人们完全无法预见的地方。核武器仍将是世界的威胁。某些地区的冲突仍会继续。但是，在这些常量之上会叠加一些高深莫测的变量。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自童年蜷缩在防空洞里起，你们的记忆中就刻上了对核武器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这个纠缠经年的噩梦，即将烟消云散。在10年之内，苏联将宣布与西方和平共处，冷战将不发一枪而偃旗息鼓。中国不再是一个军事威胁，它甚至将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在今后35年内，无人使用核武器。事实上，大国之间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西欧将继续保持和平，而在5年之内，战祸连绵的东亚亦将进入和平。
喜讯不止于此。民主德国将开放边境，欢乐的学生将把柏林墙砸成粉末。铁幕将消失，中欧和东欧诸国将摆脱苏联的控制。苏联不仅将放弃共产主义，甚至将自动解体。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将成为独立国家。而大部分国家的变革完全不需要流血。
法西斯主义将在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消失，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以及韩国和大部分中南美洲的国家将转向自由民主。元帅、上校、军政府、“香蕉共和国”和每年一度的军事政变，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绝迹。
中东也有令人诧异的发展。你们刚刚经历了25年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第五次战争。这些战争使5万人丧生，最近还威胁将超级大国卷入核冲突。但在3年之内，埃及总统将和以色列总理在以色列议会大厦拥抱，签署永久期限的和平条约。约旦也将和以色列维持长期和平。而叙利亚将不定期地和以色列进行和谈，两国不再交战。
南非即将结束种族隔离政权，白人少数族裔将把权力交给黑人多数族裔。整个过程中不会发生内战，不会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针对前统治者的暴力行动。
这些进展，大部分是人们长期卓绝奋斗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一些是突发事件，似乎从天而降。你们中间也许会有人去尝试解答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在此，我谨向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岁月里获得成功和满足。
对这样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大话，听众会做何感想？与会者已经发出阵阵冷笑，暗自揣测演讲者是否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那里灌下了太多的迷幻药。然而，这个乐天派的几乎每一个预言在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没有哪个观光者会靠“某城一日游”就了解一个国家，我也不指望对几千年历史的一番走马观花，就能让你相信往昔的暴力甚于今天。现在，旅游归来，你仍然满心疑问：难道我们今天没有使用酷刑？难道20世纪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难道不是新的战争方式取代了旧的？我们不是正生活在“恐怖时代”吗？他们在1910年时不是也说过不会再有战争了吗？那些工厂式养殖场里不断被宰杀的鸡算是怎么回事？难道核恐怖分子不会在明天发动一场大战？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借助历史研究和量化数据来做出回答。但我希望，本章内容作为合理性检验，为我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它们提醒我们，尽管今天仍有各种危险，但昨天的危险更为严重。本书的读者（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的人民）都不再需要担心被绑架卖为性奴；不再担心宗教性种族清洗、致命的角斗和比赛；不再需要担心会为了非主流的信仰而被钉十字架，受石刑、轮刑、炙刑或者吊颈；不再担心因未能生儿子而被斩首，因曾经与王室成员约会而被开膛破肚；不再需要担心要用手枪决斗来捍卫自己的荣誉，或在海滩上挥拳斗殴来博取女友的欢心；也不再需要为世界大战中核武器毁灭人类文明的前景而忧心忡忡。
[1] 调查数据：贝内特·哈兹尔顿（Bennett Haselton）和我向265名互联网用户展示了5对历史时期，并问他们认为哪个时期的暴力死亡率更高：史前狩猎-采集群体和第一个国家，当代狩猎-采集群体和现代西方社会，14世纪英格兰的凶杀和20世纪英国的凶杀，20世纪50年代的战争和21世纪初的战争，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凶杀和21世纪初美国的凶杀。在每一个对比组，受访者都认为后者更暴力，是前者的1.1倍到4.6倍。而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在每一个对比组中，前者的暴力程度更高，是后者的1.6倍到30多倍。
[2] B. Cullen,“Testimony from the Iceman,”Smithsonian, Feb. 2003; C. Holden,“I-ceman..s final hours,”Science, 316，Jun. 1, 2007, p. 1261.
[3] McManamon, 2004; C. Holden,“Ran-dom samples,”Science, 279, Feb. 20,1998, p. 1137.
[4] Joy, 2009.
[5] “2000-year-old brain found in Britain,”Boston Globe, Dec. 13, 2008.
[6] C. Holden,“A family affair,”Science, 322, Nov. 21, 2008, p. 1169.
[7] Gottschall, 2008.
[8] Homer, 2003, p. 101.
[9] Gottschall, 2008, p. 1.
[10] . Gottschall, 2008, pp. 143-144.
[11] Iliad 9.325-327，引自Gottschall, p. 58。
[12] Kugel, 2007.
[13] Genesis 34:25-31.
[14] “Kill every male”: Numbers 31.
[15] Deuteronomy 20:16-17.
[16] Joshua 6.
[17] Joshua 10:40-41.
[18] 1 Samuel 15:3.
[19] 1 Samuel 18:7.
[20] 1 Chronicles 20:1-3.
[21] 1 Kings 3:23-28.
[22] Schwager, 2000, pp. 47, 60.
[23] 《圣经》学者认为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00年。1978年，麦克伊韦迪和琼斯估计，公元前3000年时世界人口约为1400万，公元前2000年时约为2700万。
[24] Kugel, 2007.
[25] Ehrman, 2005.
[26] B. G. Walker,“The other Easters,”Free-thought Today, Apr. 2008, pp. 6-7; S-mith, 1952.
[27] Kyle, 1998.
[28] Edwards, Gabel & Hosmer, 1986.
[29] Gallonio, 1903/2004; Kay, 2000.
[30] 引自Gallonio, 1903/2004, p. 133。
[31] Lehner & Lehner, 1971.
[32] Grayling, 2007; Rummel, 1994.
[33] 引自Bronowski, 1973, p. 216。
[34] Rummel, 1994.
[35] Grayling, 2007, p. 25.
[36] John 15∶6.
[37] Kaeuper, 2000, p. 24.
[38] 引自Kaeuper, 2000, p. 31。
[39] 引自Kaeuper, 2000, p. 30。
[40] Henry V, Act 3, Scene III。
[41] Tatar, 2003, p. 207.
[42] Tatar, 2003.
[43] Schechter, 2005, pp. 83-84.
[44] Davies, Lee, Fox & Fox, 2004.
[45] Chernow, 2004.
[46] Krystal, 2007.
[47] Krystal, 2007; Schwartz, Baxter & Ryan, 1984.
[48] Pinker, 1997, chap. 8.
[49] Stevens, 1940, pp. 280-283，引自Muel-ler, 1989, p. 10。
[50] Sheehan, 2008; van Creveld, 2008.
[51] A. Curry,“Monopoly killer,”Wired, Apr. 2009.
[52] Cooney, 1997.
[53] Ad Nauseam, 2000. The Chase & San-born ad ran in Life magazine on Aug. 11, 1952.
[54] 引自2010年11月19日，汤姆·琼斯给作者的电邮，经他同意转载。
[55] 与英国朋友和天主教朋友的私人交谈，另见S. Lyall,“Blaming church, Ireland details scourge of abuse: Report spans 60 years,”New York Times, May 21,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