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平靖进程
看吧，生命实在是肮脏、野蛮且短促，但只有成为穴居人，你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纽约时报》漫画[1]
托马斯·霍布斯和查尔斯·达尔文都是善良之人，但他们的名字却成了令人讨厌的形容词。无论是霍布斯式还是达尔文式（更不用提马尔萨斯式、马基雅维利式或奥威尔式）的世界，都是令人恐惧的地方。霍布斯和达尔文两人被载入词典，概因冠以两人之名的“主义”，各自成为对自然状态下生命的悲观概述，达尔文是“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其实并非他的创造），霍布斯是“人的一生，孤独、贫困、肮脏、野蛮又短暂”。然而，两人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对暴力的深刻见解，其洞见比与其同名的形容词更深刻、更精微，也绝对更人道。我们今天对人类暴力的任何理解都必须以他们的分析为起点。
本章的主题是暴力在逻辑和时间意义上的起源。我们将依据达尔文和霍布斯的分析，探究暴力的自适应逻辑，并据此推演哪些暴力冲动已经在进化中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回到史前暴力，探究人类演化进程中暴力出现的时间，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1000年间暴力的常发程度，以及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推动了第一次暴力减少。
暴力的逻辑
达尔文的理论告诉我们，生命为什么具有现在的特质——不仅是机体的特质，还有决定其行为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动机。《物种起源》出版150年之后，自然选择论在实验室和野外得到大量证实，并被来自数学和科学新领域的思想充实，从而形成了对生命世界的一套系统的新理解。这些领域包括遗传学，它解释了使自然选择成为可能的复制因子；还包括博弈论，它勾画出在一个存在其他智能主体的世界里，各有追求的单个主体的命运。[2]
为什么进化竟然允许一个生命寻求伤害其他生命？答案并非如“适者生存”所说的那样简单。《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显然认为，人们对司空见惯的生命世界往往缺乏反思，他力图通过结合了遗传学和博弈论的现代进化生物学，帮助他的读者增加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他要读者将动物想象成按照他们的基因设计的“生存机器”（基因是在演化进程中唯一不断地复制自己的主体），然后推想这些生存机器会如何演化。
对于某个生存机器来说，另一个生存机器（不是前者的子女，也不是其他近亲）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就像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块面包也属于它的环境一样。这个充当环境的生存机器可以制造麻烦，但也能够被加以利用。它同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往往会还击。因为它也是机器，拥有寄托着其未来的不朽基因，而且为了保存这些基因，它也不惜赴汤蹈火。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够控制其生存机器并充分利用环境的基因，包括充分利用相同和不同物种的其他生存机器。[3]
任何人，只要见过鹰撕碎欧椋鸟，成群的蚊虫叮在一匹马身上，或者艾滋病毒渐渐地吞噬一个男子的性命，就会对生存机器冷酷地利用其他生存机器的方式有第一手的观察。在大部分生命世界里，暴力是默认选项，是某种不需要解释的存在。当受害者属于其他物种时，我们将进攻的一方称为捕食者或者寄生虫，但受害者也可以是同一物种。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都有杀婴、手足相残、同类相食、强奸、致命伤害这样的记录。[4]
道金斯还措辞谨慎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界中不存在大规模的血腥杀戮。首先，动物不倾向于伤害自己的近亲，因为任何促使动物伤害亲族的基因，都极有可能伤害亲族体内所携带的自己的基因副本，所以自然选择过程淘汰了有自伤害倾向的基因。更重要的是，道金斯指出，与岩石和河流不同，生物倾向于反击。任何一个进化出暴力倾向的生物体，其所属物种中的其他成员也必然（在平均水平上）进化出同等的暴力能力。如果你攻击你的同类，你的对手可以和你一样强壮、一样好斗，而且装备同样的武器和防卫手段。攻击同类会伤及自身，是一种极有力的选择压力，它排斥了不加选择的进攻和消耗，也排除了暴力的“压力”释放说和大多数民间暴力理论，比如嗜血、死亡愿望、杀手本能，以及对毁灭的渴望、索求和冲动。进化中的暴力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物竞天择的结果是，生物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暴力。智能物种特别具有辨识力，他们巨大的脑容量不仅让他们能够计算进化全过程的平均胜算，而且能够精确计算特定情况下的成本收益。
当同一智能物种的成员间关系进入暴力逻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霍布斯的自然世界。《利维坦》中有一段名言，霍布斯用简短的篇幅分析了暴力的动机。他的分析至今无人能超越：
因此，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存在三个造成争吵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人们攻击他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求利，第二个原因是求安全，第三个原因是求名誉。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奴役他人、他人的妻子儿女和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琐事，比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轻视他们的迹象，无论是直接指向他们本人，或是针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字。[5]
霍布斯认为，竞争是能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今天认为竞争是进化过程固有的组成。谁能够将竞争者逐离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水和理想领地，谁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机会繁衍，在数量上超过竞争者；谁能够适应这一竞争，谁就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妻子”也是男人应该竞争的一种资源。在大多数动物中，雌性动物在后代身上的投资都大于雄性。对哺乳动物而言，这一点更加显著，母亲在体内孕育后代，并在孩子出生后照顾他们。一个雄性可以和数个雌性交配，以增加繁衍后代的数量——同时可能让其他雄性没有后代。而雌性即使和多个雄性交配，也无法增加生育的数量。因此，在许多物种中，包括人类，雌性的生育能力就是稀缺资源，成为雄性竞争的对象。[6]但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人是由基因控制的机器，强奸和攻击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原谅的，妇女只是被动的性感战利品，人都是试图尽可能多地生养孩子；也不等于说，人不受文化的制约。这些观点都是对性选择论的误解。[7]
争斗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自信。在霍布斯的时代，缺乏自信意味着“恐惧”，而不是“羞怯”。第二个原因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竞争产生恐惧。如果你有理由怀疑你的邻居，感觉他蓄意将你从竞争中铲除，就是说，要杀死你，那你自然会想到要先发制人，抢先干掉邻居，从而保护自己。即使你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人，只要你不想放弃，不想被杀，你就会感到要去杀人的诱惑。悲剧在于，你的竞争者也完全可能因同样的计算而忧心如焚，尽管他也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善良之辈。事实上，就算他知道你本来无意冒犯，他还是有正当的理由忧虑，他会认为你满心疑窦，担心他将要伤害你，因此准备消灭他；而你也有同样先下手为强的动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政治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做过一个类比，持枪的屋主和持枪的窃贼，为避免自己被射杀，都有先开火的动机。这一悖论有时被称为“霍布斯陷阱”，在国际关系领域，则被称作“安全困境”。[8]
智能主体怎样才能让自己摆脱霍布斯陷阱？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威慑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准备充分，挺住初次打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项可靠的威慑政策会打消竞争对手出于谋利而进行侵犯的动机，因为回击产生的成本可以抵消进攻的全部预期收益。同样，因为你承诺不会率先动手，对手失去了出于恐惧而进行侵犯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因为威慑消除了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动机，也就减少了对先发制人的需要。威慑政策的关键在于威胁报复的可信度。如果你的对手认为第一次打击就足以消灭你，他当然没有理由担忧报复。如果对手认为，一旦发生攻击，你有可能理性地克制报复行动，那他就会利用你的理性攻击你且不受惩罚。你只有持守承诺，不暴露软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锱铢必较，唯此威慑政策才会有效。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些许小事——一个字眼儿、一声冷笑或任何一点点轻蔑的迹象，都能够引发争端。霍布斯称之为“光荣”，常用的说法是“荣誉”，而最准确的用词应该是“信誉”（credibility）。
威慑政策也被称为“恐怖平衡”，在冷战时期，也叫作“相互确保毁灭”。威慑只能用暴力威胁来遏制暴力，因此这一政策能够确保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各方必须对任何失敬的信号，哪怕是非暴力的轻蔑，做出宣示实力的暴力反应，因此，一种暴力行为可能导致另一种暴力行为，进入无休无止的复仇循环。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自利偏差是人性的一项主要特征，这一特征让各方相信自己的暴力是正当的报复行为，而对方的暴力是无端挑衅。
霍布斯的分析适用于无政府状态的生活。他的著作的标题指出了摆脱困境的途径：利维坦，即君主制或者其他体现民意并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权威。利维坦通过处罚侵犯行为，抑制了侵犯的动力，从而化解了先发制人的焦虑，也打消了每个人为证明自己的决心而时刻准备出手的紧张感。因为利维坦是一个公正无私的第三方，它不受沙文主义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沙文主义让各方都认为对手阴险恶毒，而自己则如冰雪般清澈纯洁。
利维坦的逻辑，可以用下面这个三角形来概括（图2-1）。在每一个暴力行为中，都有三个利害关系人：侵犯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方都有暴力动机：侵犯者要捕获受害者，受害者要进行报复，而旁观者要尽量减少另外两方争斗产生的连带伤害。两个参战者之间的暴力可以称为战争，旁观者压制参战者的暴力可以称为法律。简而言之，利维坦理论就是法律好过战争。我们可以检测一下根据霍布斯理论对暴力历史所做的预期。利维坦第一次出现是在人类盛会的尾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无政府状态，大约5000年前才开始进入文明。定居的农民第一次聚居为城和邦，建立了第一个政府。如果霍布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变迁应该带来第一次暴力减少。在文明出现之前，世界上没有“一种让所有人敬畏的共同权威”，人们的生活应该比文明之后更混乱、更残暴、更短命，直到某一天一个武装权威实现了和平，情况才开始改善。我将这个发展称为“平靖过程”。霍布斯坚信，美洲很多地方仍有未开化的人生活在无政府的暴力状态，但他没有说明他指的具体是哪些人。
图2-1 暴力三角
因为没有资料，人们可以随意揣测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当然很快也会有人提出相反的理论。霍布斯的对手是出生于瑞士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他的观点是：“没有什么（人）能够比处于原始状态更温和……野蛮人的例子……似乎确证人类本来应永远停留在这一状态，以后的种种改进……都是指向物种的衰败。”[9]
虽然霍布斯和卢梭的哲学远比“混乱残暴短命”对“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简单概括更深奥精妙，但他们对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抱有的成见引发了长久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白板》一书中，我讨论了这个问题如何通过日积月累，成为人类情感、道德和政治的沉重包袱。20世纪下半叶，卢梭的浪漫理论成为政治正确的人性论，这既是对早期关于“原始”人类的种族主义学说的回应，也是出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卢梭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更加积极乐观。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如果霍布斯是正确的，那么战争不仅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因此，任何支持和平的人都必须坚持霍布斯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批“和平派人类学家”在学术界相当富有进攻性，动物行为学家约翰·范·德尔·登嫩（Johan van der Dennen）将他们称为“和平与和谐黑手党”。他们一直坚称，人类和动物是绝对排斥同类相残的，战争是后天的产物。原住民在与欧洲殖民者遭遇之前，他们之间的打斗是仪式性的、无害的。[10]
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以生物理论解释暴力导致宿命论，而浪漫人性论则对人类充满乐观，这两种观点都是本末倒置。但这不是本章要论述的问题。论及史前人类的暴力，霍布斯和卢梭都是在说空话：他们对文明之前的人类生活一无所知。今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本章回顾了人类最原初阶段的暴力行径。故事要从我们成为人类之前开始，通过观察我们那些灵长类近亲的攻击性，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化谱系中，暴力是如何出现的。当说到我们人类自己的时候，首先，我将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觅食族群和部落，与生活在有某种政府形式的定居者进行对比；其次，我们要了解觅食者的争斗和他们争斗的对象。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无政府部落之间的战争是否比生活在稳定国家的人的争斗更具破坏性？我们要求答案既有描述，又有数据，并尽可能地估算出在利维坦和在无政府两种状态下的人均暴力死亡率。最后，我们再来审视文明生活的优势和劣势。
人类祖先的暴力
我们对暴力史的追溯能走多远？人类进化谱系上的灵长类祖先早已绝迹，但它们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种证据，证明它们可能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它们的其他后代——黑猩猩。当然，我们人类不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而且，黑猩猩是否保留了我们共同祖先的特质，或者早已是一个独特的黑猩猩偏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答案如何，与我们有共同特质的黑猩猩都是我们的教材，它展示了在灵长类身上暴力行为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以此来测试一个演化预设，即暴力倾向不是水压释放式的，而是策略性的，只有在潜在收益高、风险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11]
黑猩猩的群体一般最多为150只，有自己的领地。黑猩猩的食物包括水果和干果，这些果实不均匀地散布在森林之中。觅食时，黑猩猩时分时合结成小组，从单独1只到15只不等。如果在领地的边界地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遭遇来自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双方的互动永远是对抗性的。如果两个群体的黑猩猩势均力敌，这场边界纠纷将是一场喧嚣的噪音战，双方尖叫、低吼、摇动树枝、向对方扔东西，相互攻击约半小时左右，直到一方，通常是数量较少的一方逃遁。
这种典型的炫耀实力的战斗，在动物中非常常见。人们一度认为这只是为了物种自身利益不流血而解决争端的仪式，现在人们对此的理解是，这是武力和决心的宣示。既然战斗的输赢结果显而易见，而战斗的过程会给双方都造成伤害，一番吵闹之后，弱势的一方就应该让步了。如果双方势均力敌，炫耀武力就有可能让冲突升级，引发恶斗，其中一方，甚至双方，都有可能受伤或丧命。[12]在黑猩猩群体之间的冲突不会升级为血腥恶斗，因此人类学家一度认为它们是本性和平的物种。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第一个在野外对黑猩猩从事长期观察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13]当一群雄性黑猩猩遭遇只数很少的，或者单只的来自其他群体的黑猩猩时，它们既不发出叫声也不吹毛瞪眼，而是立即利用数量优势采取行动。如果这个陌生者是处于发情期的青春期雌性，它们可能会为她梳理毛发，并尝试与之交配。如果她带着自己的幼崽，它们就会攻击她，杀死并吃掉幼崽。而如果它们遭遇单只的雄性黑猩猩，或者能够从一小群中孤立出一只黑猩猩，它们会对其施以野性的残杀。进攻方的两只黑猩猩按住受害者，其他黑猩猩则开始打它，咬掉它的脚趾和生殖器，撕碎它的身体，扭断它的四肢，喝它的血，或者掐断它的气管。在一个群落里，黑猩猩一个接一个地杀害了邻近群落中所有的雄性黑猩猩。在人类看来，这样的行为就是种族灭绝。黑猩猩之间的这种攻击大多不是偶发的遭遇战，而是边界巡逻的结果。在巡逻中，一群的雄性黑猩猩会悄无声息地寻找并锁定单只雄性黑猩猩。社群内部也会发生残杀。一群雄性黑猩猩可能会杀死一个竞争对手，而一只强壮的雌性黑猩猩也会在一只雄性或一只雌性同伙的协助下，杀死另一只处于弱势的雌性黑猩猩的后代。
当珍·古道尔第一次对这些杀戮做出描述时，其他科学家怀疑，这些被观察的黑猩猩是否受到了惊吓，或是患病，或者因为灵长类动物学家为了方便观察，给黑猩猩喂食了人类自己的加工食品。30年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这些致命性侵犯属于黑猩猩的常规行为。灵长类动物学家已经观察到或推断出近50起社群之间的杀戮，还有至少25起社群内部的杀戮。这些报告涵盖至少9个社群，其中一个从未被人投食喂养过。在某些社群，超过1/3的雄性死于暴力。[14]
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适用于黑猩猩？灵长类动物学家，曾经是古道尔的学生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收集了有关黑猩猩的种群学和生态学的大量数据，对几种假说进行了测试。[15]他记录了一大一小两个达尔文自然选择优势。一旦黑猩猩消灭雄性对手及其后代，它们或者立即迁入对手的家园，扩张自己的领地，或者依仗自己越来越强的数量优势继续进攻，连战连胜。这样，它们为自己、自己的后代和与自己交配的雌性，垄断了领地内的食物资源，其结果就是雌性黑猩猩的生育率上升。强势社群有时也吸纳消亡社群的雌性黑猩猩，给雄性带来第二次繁殖优势。黑猩猩并不是直接为获取食物和雌性配偶而打斗。它们关心的仅仅是统治自己的领地和在对自身风险最小的前提下消灭对手。进化的收益是间接的，而且非常漫长。
至于风险，黑猩猩降低风险的方法就是欺负弱小，它们只在数量占据优势时开战，通常至少要有3比1的优势。因为果树是散布在森林中的，黑猩猩的觅食方式经常将倒霉的猎物送到它们的手中。有些黑猩猩迫于饥饿，不得不成群结队或独自觅食，有时还会冒险到没有黑猩猩的地方寻找食物。
这些和人类的暴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约600万年前，从那时起，人类的祖先很可能进行过与今天黑猩猩同样的杀戮。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还给世界留下了第三个物种——倭黑猩猩（又名矮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它们在200万年前与表兄弟分手，演化为独立的物种。人类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同属近亲，而倭黑猩猩从来不进行致命性攻击。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间的这一差异确实是灵长类动物学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之一。倭黑猩猩以温顺、母权制、充满情欲和食草的“嬉皮猩猩”而闻名。它们成为纽约素菜馆的店名，给性学家苏西（Suzy）博士以哲学灵感——“倭黑猩猩之路：通过快乐获得和平”。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干脆表示，它们是当今男人的楷模。[16]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表示，在理论上，人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很可能更接近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17]据此，男性群体间的暴力在人类演化史上并非根深蒂固。黑猩猩和人类各自发展出致命的攻击行为，而人类的攻击性很可能是特定文化的历史产物，而不是物种演化的结果。那么，如果人类不是天性倾向群体暴力，也就不需要一个利维坦，或者任何其他组织机构来控制人类的暴力。
这种认为人类是从爱好和平的、倭黑猩猩式的始祖演化而来的观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嬉皮猩猩”的故事冲昏头脑。倭黑猩猩是濒临灭绝的稀有物种，数量极少，而且生活在刚果危机四伏、孤立隔绝的原始森林中。我们对倭黑猩猩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对一小群圈养的、食物充足的幼年或青年倭黑猩猩的观察。许多科学家怀疑，如果能够对更年长的、饥肠辘辘的、数量更多也更密集的、活动更自由的倭黑猩猩进行系统的研究，勾勒出的画面也许会相当阴暗。[18]事实证明，在野外的倭黑猩猩从事狩猎活动，彼此交战，甚至互相伤害，有时也可以是致命的。所以，尽管倭黑猩猩的攻击性不如黑猩猩——它们从不互相袭击，社群之间可以和平相处，但它们也不是绝对和平的。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两种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事实上更接近黑猩猩，而不是倭黑猩猩。[19]倭黑猩猩是一种非常古怪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不仅行为古怪，其解剖学特征也非常奇特。它们有小巧的、孩子般的头颅，体型轻巧，性别差异较小，这些都是幼态化特性。这让它们与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大猩猩和猩猩），以及人类的始祖南方古猿的化石都非常不同。倭黑猩猩这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特征，说明它们出现幼态持续，即动物调整其成长过程，将幼态保留在成熟体中（比如倭黑猩猩的头颅和大脑）。因此在类人猿家族的族谱上，倭黑猩猩越来越偏离猿猴的属性。幼态持续一般发生在被驯化的物种身上，比如狗是从狼分离而来的，它的筛选过程就是减少动物的攻击性。兰厄姆认为，倭黑猩猩的进化筛选降低了雄性的攻击性，这也许是因为倭黑猩猩成群觅食，不存在易受攻击的独行者，所以群体暴力没有获益的机会。也就是说，倭黑猩猩是猿猴家族的异类，而我们人类则是更接近黑猩猩的动物。
即使黑猩猩和人类各自独立地发展出群体暴力习性，这种巧合本身也含有丰富的信息。这也许说明，致命攻击对智能物种而言是一种进化上的优势，这一物种会分裂成不同大小的群体，有亲缘关系的雄性会结成联盟，而且能够判断彼此的相对实力。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谈及人类的暴力行为，我们会看到人类和黑猩猩这两条平行线，有时实在是过于接近。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发现化石，以填补共同祖先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空白。但是，黑猩猩的祖先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原始人类的化石和手工艺品也十分罕见，不足以提供任何攻击性行为的直接证据，比如保留完好的武器或创伤。因为在侵犯性的物种身上发现了剑状的犬齿，一些古人类学家通过测量雄性化石的犬齿，以及雄性犬齿与雌性犬齿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雄性体型较大，与其他雄性的冲突也更频繁），以寻找其暴力倾向的迹象。[20]很不幸，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口鼻不同，不论古人类是爱好和平还是富于侵犯性，他们的口腔太小，张合度不够，不允许大型犬齿发挥作用。除非一个物种留下大量完整的骸骨，否则很难可靠地确定它们的性别，也就无法比较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出于这些原因，对于认为新近发现的拉密达猿人，这个440万年前的古老物种有可能是人类的始祖，许多人类学家是心存疑问的。拉密达猿人雌雄同体，而且是小犬齿，因此是一夫一妻制，且性情温和。）[21]最新发现的更丰富的人属（Homo）化石显示，至少从200万年前开始，雄性人属的体型就大于雌性，它们的性别差异程度至少和现代人是一样的。这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即男子之间的暴力竞争在进化谱系上有着漫长的历史。[22]
人类社会的种类
我们所属的物种——晚期智人或“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据说已经有20万年的历史。但是，拥有艺术、仪式、服装和复杂的工具，并有能力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生活的“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约是7.5万年前在非洲开始出现，随后散布到世界其他地方。当这一物种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内部平等的小规模血缘群体，以游牧为生，辅以狩猎和采集，没有书写文字，也没有政府。今天绝大部分的人类生活在阶层化的、人口规模以百万计的社会中，食物来自耕作农业，并在国家统治之下。这一变迁大约开始于1万年前，我们有时称其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当时在新月沃地（即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国、印度、西非、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第斯山脉开始出现农耕。[23]
我确实想过，以1万年为界，将人类的生存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狩猎-采集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完成了人类主要的生物演化。在现存的狩猎-采集群体中，我们仍然能找到这一进化的蛛丝马迹。另一个是后来的“文明时代”。这一分界线符合生态区位论，人类具有生物适应性，进化心理学家称之为“进化适应的环境”。但是，它和利维坦假说却不相吻合。
首先，1万年的界限仅仅适用于第一个农耕社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农业是从那些摇篮地区逐渐传播出来的。比如，近东的农耕浪潮一直到6000年前才波及爱尔兰。[24]直到几百年前，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还是狩猎-采集者的家园，当然，有少数地方至今仍然如此。
而且，狩猎-采集群体和农业文明是两种格格不入的社会形态。[25]我们最熟知的非国家形态的狩猎-采集群体是喀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Kung San），也称昆申人或桑人，以及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以狩猎-采集的方式生存，完全是因为他们居住在没有其他人愿意涉足的地球极地地区。所以，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祖先。我们的先人很可能享受着更丰饶的环境。直到不久之前，还有一些觅食者徜徉在山谷中、河流畔，那里丰富的鱼类和禽兽，让他们能够维持富足和复杂的定居生活方式。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他们的图腾柱和冬季赠礼节都非常出名。此外，还有一些人生活在亚马孙和新几内亚这些国家鞭长莫及的地带。他们是猎人兼栽种者，在狩猎和采集之外，他们刀耕火种，在森林中的小片空地上开辟菜园，种植香蕉或红薯。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像单纯的狩猎-采集者那样严峻艰苦，但也远远没有完全定居的农民那样舒适。
农民一旦开始固定居所，种植谷物和豆类，饲养家畜，他们的数量就开始暴增。接着是开始分工，一部分人完全依靠其他人提供的食物为生。人们最初形成的不是国家和政府，而是靠亲缘和文化凝聚的部落，一些部落又联合为酋邦。酋长是大权在握的领袖，有固定的扈从。此外还有一些游牧部落，他们带着自己的牲畜四处游荡，向定居的农民出售畜禽产品。希伯来《圣经》中的以色列人，开始是游牧部落，在《圣经》中提到的士师时代，发展为酋邦。
在农耕文明历时约5000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26]开始是实力比较雄厚的酋长率领武装扈从，征服了其他酋邦和部落，进一步集中权力，并开始供养专业化的艺术家和士兵集团。新兴的国家开始修建堡垒、城市和其他防御设施。他们也开始发明书写文字，记录并明确规定属民上缴的税收和贡品，并编纂法典约束人民。有些国家垂涎邻邦的产业，被觊觎的国家不得不奋起自卫，结局往往是大国吞并小国。
人类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有许多亚态和过渡形态。他们还认为，不存在任何文化滚梯，能够保证社会由简单形态一直向上运行，发展成为复杂形态。部落和酋邦可以无限期地保留自己的制度，比如欧洲的门的内哥罗部落，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当一个国家陷落时，接手占领它的也可以是部落。《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文明覆灭后，开始的是希腊黑暗时代，而随古罗马帝国衰亡而来的则是欧洲黑暗时代。即使到了今天，在许多国家，比如索马里、苏丹、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质上仍然是酋长制。他们的酋长，就是我们所说的军阀。[27]
我们可以在日历上绘制一条死亡数量时间线，但对于检测暴力的历史演变，这条线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发现某个人群中的暴力开始减少，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历史时钟的指针走到了某个钟点。如果这个变化要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也不应该期待暴力是沿着从简单的狩猎-采集游牧社会，到复杂的狩猎-采集定居社会，到农耕部落和酋长制，到小国家，再到大国家这样一条直线平稳地减少的。我们可以期待的主要变迁，是第一个带来内部暴力减少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即中央集权的国家——利维坦。
早期的国家并不都是（比如霍布斯理论总结的）公民的共同体，其所拥有的权力来自公民协议产生的社会契约。早期的国家更像是勒索保护费的黑帮组织，蛮横的头领从本地人手里收取钱物，然后保护他们免受外人的欺侮，同时防止他们彼此之间争斗。[28]首领和受他保护的人一样，受益于暴力的减少。就像一个农民要防止他饲养的动物彼此伤害一样，一个统治者也会尽力阻止他的属民卷入无休止的掠夺和对抗。对百姓来说，这些冲突不过是欠债还钱、报仇雪恨，但是对统治者而言，这是纯粹的净亏损。
关于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这是一个早已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几百年间，人们普遍认为原住民是凶猛的野蛮人。比如，《独立宣言》控诉说，英王“竭力挑唆残酷无情的印第安蛮族来对付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作战的准则是不分男女老幼、是非曲直，格杀勿论”。
在今天来看，这段话的措辞太落后，也太冒犯了。字典已经开始警告说，不应使用“蛮族”（savage，源于sylvan，意思是“森林中的”）来指代原住民。我们已经认识到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施行的种族灭绝，因此，《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看起来就像一口黑锅，自己满身污渍，却偏偏要跳起来数落别人不干净。尊重他人的尊严和权利这种现代观念，让我们无法对史前人类的暴力程度进行坦率的讨论，此外，“和平派人类学家”还要为古人涂抹上一层卢梭主义彩妆。比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将新几内亚的坎布里人（Chambri of New Guinea）描绘成为一种逆性别文化，她只看到那里的男性涂脂抹粉，弄卷毛发，而完全无视这些男子是在杀死敌对部落的成员之后，才有资格给自己装扮上这些我们认为女性化的装饰。[29]那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类学家发现自己被同行排挤，被专业团体的宣言谴责，被以诽谤罪起诉，甚至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30]
确实，与现代战争相比，人们很容易产生部落战斗杀伤力有限的印象。一伙对邻村怀有怨愤的家伙，只能在遭遇仇家的那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动手。而双方隔空叫阵，距离之远，使他们的“导弹”一般很难落到对方的阵地。双方恶语相向，诅咒，叫骂，侮辱，吹牛皮，外加张弓搭箭，或者投出几只梭镖，同时自己也不会忘记避闪对方发射过来的利器。每当有一两个武士负伤或是阵亡，就到了他们叫停的时候了。这种喧闹的场面，让观察者认为原始人的战争是一种仪式和象征，同后来场面宏大的战争屠杀完全不同。[31]历史学家威廉·埃克哈特（William Eckhardt）写过：“狩猎-采集群体通常25人到50人一伙，很难发动像样的战争。他们既缺乏战斗人员和像样的武器，也没有多少理由开战，更没有多余的钱支付战斗费用。”[32]他认为暴力在历史的进程中大大增加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
仅在过去的15年，那些没有预设政治立场的学者，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阿扎尔·加特（Azar Gat）和约翰·范·德尔·登嫩开始系统地整理有关非国家形态社会中大规模战斗的频率和规模的资料。[33]原始社会战争的实际死亡数字显示，那种看上去无害的某一场战斗是欺骗性的。首先，小冲突可能升级为尸横遍野的恶战。其次，几十人规模的帮伙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即使每一次只有一两个人丧命，日积月累的死亡率也会非常高。
最主要的扭曲还是在于没有区别两种不同的暴力：战斗和偷袭。对黑猩猩的研究说明，这种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偷偷摸摸的袭击所造成的伤亡数量远远大于喧嚣的战斗。[34]一群人在凌晨潜入敌人的村庄，射杀第一个从茅屋中出来解手的男人，接着向冲出茅屋的其他村民放箭。他们可以用梭镖刺穿茅屋的草墙，也可以从门口或烟囱口向屋内放箭，并放火烧屋。在村民能够组织自卫之前，很多睡眼惺忪的人已经被撂倒，而偷袭者迅即溜回森林。
某些时候，进犯者有足够的实力屠杀全村，或者杀死所有的男人，劫走妇女。另外一种卑鄙但有效的灭敌方式是伏击：袭击者可以预先埋伏在森林中的狩猎路线上，在敌人经过时发动突袭。还有一个战术是“背信弃义”：一方佯装要和敌人和解，请对方参加宴会，然后举暗号刺杀毫无防备的宾客。而发现任何一个孤身误入他们的领地的男子，人类的政策和黑猩猩毫无两样，那就是格杀勿论。
在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男人（而且差不多总是男人）对于战争是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这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战术上，也反映在他们的装备上，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杀伤性武器。[35]箭头上可能涂有从有毒动物身上提取的毒素，或者沾上腐烂物，以便造成伤口溃烂。箭头的设计可能是为了易于与箭杆脱离，因此让伤者很难拔出箭头。武士最喜欢的奖品是人头、整张的头皮和男性生殖器官。他们基本上不留战俘，只是偶尔带回几个活口，以便回村后施以酷刑虐杀。“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威廉·布莱福特对马萨诸塞州原住民的观察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杀人取命，而是乐于用最血腥的方式折磨人。他们用贝壳剥活人的皮，切下四肢和关节，在炭火上烧煮，在活人眼前吞食从他们身上割下的肉片。”[36]
虽然当我们读到欧洲殖民者称原住民为野蛮人时会感到如芒在背，深感这些殖民者的虚伪和种族主义，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并没有编造原住民的暴行。许多目击者都讲述过部落战争的残忍。20世纪30年代，海伦娜·瓦莱罗（Helena Valero）在委内瑞拉热带雨林被雅诺马马人绑架。她讲述了他们的一次突袭行动：
带着儿童的妇女从四面八方不断涌入，他们都是被喀拉维塔里人（Karawetari）抓来的……接着，男人开始屠杀孩子，小孩子或大孩子，他们杀死了很多。孩子想逃跑，但他们抓住孩子，摔在地上，用手里的弓扎穿孩子的身体，将他们钉在地上。他们提着幼儿的脚，将他们甩向树干和岩石……所有妇女都在哭泣。[37]
19世纪初，一个名叫威廉·巴克利（Willian Buckley）的罪犯为了逃脱澳大利亚殖民当局的处罚，与瓦扫让（Wathaurung）原住民一起快活地生活了30年。他拥有第一手的资料，告诉了我们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战争的方式。
为了进攻敌人的据点，他们先是埋伏在附近，等到周围一切悄无声息，大部分敌人进入熟睡，成群地躺在一起时，我方开始扑向敌人，当场杀死三人，打伤数人。敌人匆忙逃离，丢下的武器成为进攻者的战利品，丢下的伤员被用飞旋镖打死。最后胜利者长吼三声，结束战斗。他们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用燧石、贝壳和战斧割下死者的四肢。
妇女看见返回的男人时，开始高声号叫，并狂野地跳起舞蹈。他们用棍子抽打着扔在地上的死尸和肢体。看上去，所有人都兴奋得完全疯狂了。[38]
不只是见过原住民的欧洲人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原住民自己也有记录。因纽特人罗伯特·纳斯卢克·克利夫兰（Robert Nasruk Cleveland）在1965年回忆道：
第二天早上，入侵者攻进了营地，杀死了留在那里的所有妇女和儿童……他们向被杀死的妇女的阴道里塞上白鲑鱼，然后诺阿塔克人（Noatakers）就带着克提提伽娃和她的婴儿离开营地，撤回诺阿塔克河的上游……最后，在快要到家时，这些诺阿塔克人轮奸了克提提伽娃，留下她和她的婴儿，任凭他们在荒野等死。
几个星期之后，返回家园的科伯克（Kobuk）猎鹿人见到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腐烂的尸身。他们发誓复仇。一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北上诺阿塔克河上游，很快发现了大队的努阿塔格米特人，于是悄悄地跟踪他们。一天早上，努阿塔格米特人发现了大群的驯鹿，营地里的男人出外追猎。男人一离开，科伯克人就进入营地杀死了所有的妇女。他们割下妇女的阴户，用绳子穿成一串，随即迅速撤回家乡。[39]
人们一直认为吃人是原始野人习俗的精髓，但许多人类学家对有关人类相食的报道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部落间的血腥诽谤。但最新的法医考古发现显示，食人在史前人类中广泛存在。这些证据包括有人类牙印的人骨，还有像其他动物骨头一样被敲碎、烹煮后丢弃在厨房垃圾桶的人骨。[40]有些带有屠宰痕迹的骨骼可以追溯到80万年前，那时海德堡人——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刚刚在进化舞台上现身。在烹调的器皿上和人的粪便里也发现了人血蛋白的痕迹。食人在史前也许是一个常态，因此它已经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了影响：我们的染色体组中包含了某些抗朊病毒疾病的基因，而这些疾病恰恰是通过同类相食传播的。[41]这些发现与目击者的描述相符，比如，在一位传教士的手稿中，这样描述毛利武士对一具经防腐处理的敌方酋长首级的嘲弄：
想逃跑，是不是？但是逃不出我的大棒。你被煮熟了，成了我口中的食。你的父亲呢？他也被烧熟了。你的兄弟呢？他被吃掉了。你的老婆？她就坐在这儿呢，她是我的老婆啦。你的孩子们呢？他们在那儿，扛粮食包呢，都成了我的奴隶啦。[42]
许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觅食族群没有侵犯性，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什么样的手段和动机能够驱使原始人发动战争。比如，埃克哈特就曾断言狩猎-采集群体“没有多少理由开战”。但是，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决定它总是要去争夺点儿什么（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会一直处于争夺状态）。霍布斯注意到，人类的冲突有三个特别的理由：利益、安全和可靠的威慑。在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人，也一样为这三个理由彼此开战。[43]
觅食的原始人可以通过入侵争夺地盘，比如狩猎场、水源、河口的两岸，以及珍贵的矿石资源，比如燧石、黑曜石、盐和赭石。他们也可能劫掠别人饲养的牲畜或储存的食物。而且，妇女经常是争夺的目标。男人袭击邻近的村庄，可以毫不掩饰自己劫持妇女的目的，他们先是轮奸，然后将其分配为妻。他们也有为其他目的洗劫邻村的时候，那么，妇女就是额外的奖赏。有时候，他们会说，某个女子已经许婚，但到了成亲的日子却没有被送过来，这也是劫掠的理由。青年男子会为了奖品、成绩和其他炫耀力量的彩头而争斗。在有些社会，这样的行动是成年的标志。
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人也以安全为由进行侵略。他们的脑子中只有“安全悖论”或霍布斯陷阱。如果他们担心自己太弱小，就会和近邻联手，或者在敌人变得更强大之前抢先下手。一个亚马孙的雅诺马马人告诉人类学家：“我们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不想再杀人了，但是有些人实在太奸诈，不可信。”[44]
在大部分调查中，最经常提到的战争动机是复仇，其本质是要增加敌人对进犯的预期成本，向潜在的对手显示凶狠的威慑力。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人类这一心理特性进行了描述。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会对他的话感到陌生，他说，复仇“远比流淌的蜂蜜还要甜美，从男子的胸中奔涌而出”。觅食族群和部落民对盗窃、通奸、破坏、偷猎、抢劫妇女、背信弃义、疑似巫术以及以往的暴行等进行报复。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发现，95%的人类社会都接受一命偿一命的观念。[45]部落民不仅感到复仇在自己的胸中奔涌，而且知道复仇也奔涌在敌人的心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一个不留地杀光所有的敌人，因为幸存者一定会为被杀的族人复仇。
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水平
对非国家形态社会中暴力的描述，固然消除了认为觅食族群的人天生和平这样的成见，但我们仍不知道，与所谓的文明社会相比，他们的暴力水平是更高一些，还是更低一些。现代国家的史册上写满了血腥的屠杀和战争暴行，除了在各个大陆都有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他们自己之间的战争死亡人数也已经以千万计。只有通过数字，我们才能了解文明是增加了暴力还是减少了暴力。
当然，从绝对数上看，文明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们是应该看绝对数还是看占人口比重的相对数呢？这个选择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道德不可计量的困境，杀死100个人的50%和杀死10亿人的1%，到底哪个更糟糕。一种观点认为，一个被酷刑折磨或被杀死的人所承受的苦难程度，与有多少其他人遭受同样的命运无关，所以我们的同情和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苦难的总量上。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活着就意味着有夭折或惨死的可能性，可能死于暴力、意外或者疾病，所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享有完整生命的人数，可以作为道德良好的量度；相反，暴力死亡的人数可以衡量道德如何败坏。这一观点也可以用一个问句来表述：“如果我是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我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有多大？”根据这种观点推论，无论是用暴力死亡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是计算个人的风险，结论都是，要比较横贯各个社会的暴力危害，应该关注暴力行为的发生率，而不是数量。
那么，如果将国家的出现作为分界线，将狩猎-采集、狩猎-栽种以及其他部落民（不分时代）放在分界线的一边，国家形态社会中的定居民（同样不分年代）放在分界线的另一边，我们会看到什么？最近有几位学者从人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搜罗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份来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尸体统计资料，结果估摸出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得自对特定人群进行长期研究的民族志学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死亡统计。[46]另一个数字来自法医考古学家，他们用挖掘罪证的眼光对墓地和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检查。[47]
我们有可能确定一个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丧命的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吗？一些史前人类的遗骨上带着暴力伤害的铁证——骨头上嵌着石器时代的镖头或箭头，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肯纳威克人和冰人奥茨。其他间接的证据也是确凿无疑的。今天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检查史前人类的骨骸，以确定他们曾经受到来自他人的武力损伤。伤痕可以包括受击破裂的头盖骨、石器在头骨和肢体骨骼上留下的切口，以及尺骨的招架骨折（当一个人面对攻击抬起手臂防卫时会遭受的骨折）。有几种方式可以从骨伤痕上鉴定是受害者活着的时候遭受的创伤，还是受害者遗骨暴露后所受的损伤。活人的骨骼受创破碎时像玻璃破碎，断茬锋利，而死人的骨头破碎时像粉笔，边缘呈平滑的直角。如果在一根骨头上，破碎面的风化模式与完好面不同，那就说明它可能是在周围的皮肉烂掉之后才破碎的。周围遗留物也可作为鉴定犯罪的证据，包括战壕、盾牌、攻击性武器（比如在捕猎中毫无用途的战斧），还有洞穴墙壁上描绘的人类战争的场景（有些洞穴画有超过6000年前的古老历史）。即使汇总所有这些证据，考古学的死亡统计仍然是低估数，因为有些死亡原因，比如毒箭、伤口腐烂、内脏和动脉破裂，在受害者的遗骨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研究人员将暴力死亡的原始数据汇总之后，可以用两种方式计算死亡率。第一，计算所有暴力死亡的百分比。这一比率可以回答的问题是：“与寿终正寝相比，一个人有多大的机会死于另一个人之手？”图2-2中有三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即来自史前考古遗址、狩猎-采集群体、狩猎-栽种和其他部落的遗骸，还有就是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让我们看看这些数据。
最上面的一组数字是在史前考古遗址内挖掘出的人类遗骸所显示的暴力死亡。[48]这些遗骸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部落，年代从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1770年。这些个案或者发生在国家出现之前，或者发生在那些未与任何国家有过持续接触的非国家形态社会。这些遗址发现的暴力死亡率的范围是0~60%，平均暴力死亡率是15%。
接下来的一组数据是8个当代或近代以原始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群体的暴力死亡。[49]这些数据来自美洲、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一样本组的平均战争死亡率与上面的样本组相差无几：14%，区间是4%~30%。
图2-2 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中战争死亡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史前考古遗址：鲍尔斯（Bowles）, 2009年；基利，1996年。狩猎-采集群体：鲍尔斯，2009年。狩猎-栽种和其他部落：加特，2006年；基利，1996年。古代墨西哥：基利，1996年。全世界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包括人为因素导致的大饥荒）：怀特，2011年。欧洲1900—1960年：基利，1996年，来自怀特，1942年，1942/1964年，1942/1965年；见注释52。17世纪的欧洲：基利，1996年。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基利，1996年，以及哈里斯（Harris）, 1975年。20世纪全世界战争死亡：拉齐纳和格莱迪奇（Lacina & Gleditsch）, 2005年；萨基斯（Sarkees）, 2000年；见注释54。美国2005年战争死亡：见正文和注释57。全世界2005年战争死亡：见正文和注释58。
在第三组数据中，我将前国家形态社会中的狩猎、采集和栽种的混合状态归总。这些数据主要来自新几内亚或者亚马孙热带雨林，平均暴力死亡率为24.5%，其中还有欧洲最后的一个部落民社会门的内哥罗人，它的暴力死亡率正好接近这一组的平均数。[50]
最后一组是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死亡数据。[51]最早的数据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墨西哥帝国和城市的暴力死亡率，5%的人被其他人杀死。那里无疑充满危险，但其暴力死亡也只是前国家形态社会的1/3至1/5。当进入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我们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政治单元、几千年的历史和许多亚种的暴力形式——战争、凶杀、屠杀等等，所以很难给出单一的“准确估算”。为了尽量公允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最暴戾的国家和时代的数据，再加上对当今世界暴力情况的估算。我们在第5章中会看到，在过去500年欧洲史中，最暴力的时期莫过于17世纪，即血腥的“宗教战争”时期，以及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历史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估计17世纪的战争死亡率是2%, 20世纪前50年的战争死亡率是3%。[52]如果将20世纪最后40年也计算在内，战争死亡率将会更低。有人估算，包括美国（其他）战争的死亡，整个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低于1%。[53]
最近，通过发布两个定量数据集，战争研究变得更加精确，我将在第5章对此进行解释。这些研究有保留地给出了20世纪的战争死亡人数——约4000万。[54]如果考虑到20世纪有60亿的死亡总数，忽略某些人口统计上的细节，我们可以估算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约为世界总人口的0.7%。[55]即使我们将战争的间接死亡，比如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的死亡估算为直接死亡的3至4倍，也无法弥合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在暴力死亡率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种族灭绝、政治清洗和其他人为的灾难，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暴力学家马修·怀特估计，所有可归咎于这些人为因素的死亡总数是1.8亿人左右，但这也仅仅将20世纪的暴力死亡提升了3%。[56]
现在，让我们回到当今世界。根据最新的《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5年美国人口死亡数为2 448 017。2005年也是美国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武装冲突后最糟心的一年，阵亡人数创下近10年新高。两场战争共造成945名美国人死亡，占当年美国总死亡人数的0.04%（万分之四）。[57]即使我们算上18 124个国内凶杀死亡，暴力死亡率也只有0.8%，也就是8‰。其他西方国家的暴力死亡率比美国更低。至于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人类安全报告》（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计算的数字是政治动荡（战争、恐怖袭击、种族灭绝，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制造的杀戮）直接导致的暴力死亡为17 400例，死亡率为0.03%（万分之三）。[58]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仅仅计算了那些有直接证据的战争死亡，但如果我们从宽计算没有文献记录的战争死亡和饥荒疾病导致的间接死亡，将其按照有记录的战争死亡的20倍来计算，暴力死亡率还是低于1%。
图2-2上最大的断裂，是无政府群体和部落与有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不过，我们比较的根据都是来自考古挖掘、民族志内的数字和当代的估算，有一些甚至就是废纸便笺上潦草的记录。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够对狩猎-采集群体和定居文明社会的两组数据集进行并列比较，人民、年代和方法都更有可比性？经济学家理查德·斯特克尔（Richard Steckel）和约翰·瓦利斯（John Wallis）对900具美洲原住民遗骸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这些遗骸的来源地覆盖了从加拿大南方直到南美洲的广袤地区，死亡日期均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之前。[59]他们将遗骸按照狩猎-采集群体和城市居民两类分组，后者属于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比如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在狩猎-采集群体的遗骸中，带有暴力伤害印记的占13.4%，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的狩猎-采集群体。城市居民的遗骸上有同样印记的只有2.7%，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20世纪之前的国家形态社会。所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我们发现，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会下降至原来的1/5。
现在再看看对暴力进行量化的第二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谋杀率是用活人的比例来计算，而不是用死人的比例来计算的。这一统计方式对于以坟场荒冢为依据的数据比较困难，但对于大部分其他数据来源却比较容易，因为它只需要知道死亡人数和人口规模，而不需要其他来源的死亡累计。每年每10万人中的凶杀数是一个衡量谋杀率的标准，本书将一直使用这一尺度来衡量暴力。要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我们以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地方——刚刚进入21世纪的西欧为例。在那里，居民区每年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60]即使在最温文尔雅的社会，偶尔也会有年轻人在酒吧斗殴中失去控制，也会有老太太在亲夫的茶水里搅上些砒霜，所以这个暴力死亡数字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现代西方社会，美国属于最危险的国家。在情况最糟糕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0。在暴力严重的城市，比如底特律，凶杀率高达10万分之45。[61]当一个社会的凶杀率高到这个水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到危险的存在，而当凶杀率达到10万分之100，个人生活都会受到这一危险环境的影响：假定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那么在10年的时间内，其中会有一人遇害。如果凶杀率飙升至10万分之1000，即1%，那么每年你都会失去一个认识的人，而你自己也随时有可能被谋杀。
图2-3是27个非国家形态社会（包括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和9个国家形态社会的战争死亡率。非国家形态社会年均战争死亡率是10万分之524，大约0.5%。在国家形态社会中，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死亡率大约是0.25%。[62]在阿兹特克帝国之下，是在不同世纪经历过严酷战争的国家。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平均每年的人员损失是10万分之70。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让无数生灵涂炭，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军队遭到重创，此外还有各种内战和其他军事冲突。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年均战争死亡率分别是10万分之144、10万分之27和10万分之135。[63]20世纪，美国成了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参加了两场世界大战，还有菲律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美国每年为此丧失的生命甚至比20世纪的其他军事大国还要少，仅为约10万分之3.7。[64]即使我们算上20世纪世界其他各地所有的组织型暴力——战争、种族灭绝、大清洗和人为的饥荒，年均死亡率也只有10万分之60。[65]2005年，图表上代表美国和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的横线极短，短到完全看不见了。[66]
图2-3 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年均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非国家形态社会：新几内亚的黑瓦人和伊拉拉人，来自加特，2006年；其他来自基利，1996年。墨西哥中部、德国、俄国/苏联、法国和日本的数据来自基利，1996年；见注释62和注释63。20世纪的美国：利兰和奥博罗恰努（Leland & Oboroceanu），2010年；见注释64。20世纪的世界：《 2008年人类安全报告》（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2008）；见注释57和58。
所以，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程度比传统的群体和部落形态的社会要低得多。即使在战祸最深重的年代，现代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也不到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死亡率的约1/4，而与最暴戾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相比，不足其1/10。
虽然觅食族群之间常有战争，但这并不普遍。我们不能认为，如果人性中的暴戾倾向发生弱化，是对外部条件的战略性反应，而不是对人内在诉求的释放性反应。据两项民族志学的调查，65%~70%的狩猎-采集群体至少每两年会经历一场战争，一代人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战争的达90%，而所有人都有对过去战争的文化记忆。[67]这说明，狩猎-采集群体经常发生冲突，但却能够长期避免战争。图2-3展示的两个部落——安达曼人和舍迈人均有很低的战争死亡率，但是这两个部落都有着饶有意味的故事。
印度洋上的安达曼人年均暴力死亡率的记录是10万分之20，大大低于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平均水平（10万分之500），但他们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勇猛的狩猎-采集群体。2004年，印度洋发生大地震和海啸，人道救援团体的直升机飞过他们的岛屿时，遭遇雨点般的箭与镖的攻击。救援人员当即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这说明安达曼人没有被灭绝。两年后，两个印度渔民醉入酣梦，他们的渔船漂流到安达曼人的一个小岛岸边。两人当即被杀，直升机被派去打捞尸体，也遭遇了一阵箭雨。[68]
当然，在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群体中，也有像舍迈人那样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旷日持久的、集团性的、算得上战争的杀戮行为。“和平派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他们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常态，只有那些更晚近、更富有的栽种社会和游牧社会才会卷入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这一假说与本章没有直接关系，本章的目的是要对那些生活在非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和生活在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进行比较，而不是对狩猎-采集者与其他人进行比较。但是，我还是有理由怀疑这种认为狩猎-采集群体纯洁无瑕的假设。图2-3显示，在这些社会中，战争死亡率虽然低于栽种社会和部落社会，但暴力水平基本上相差不大。如前所述，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狩猎-采集群体，可能并没有历史代表性。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群体，都散落在荒漠或冰原这些不毛之地。他们之所以生活在那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保持低调，并在面临冲突时情愿用脚投票。正如范·德尔·登嫩的评论所说，“当代 ‘和平的 ’觅食者……是这样彻底解决问题，过上和平生活的，他们或者与世隔绝，断绝了和其他人的联络，或者四处逃匿，或者受到暴虐不得不臣服，在惨败中不得不接受驯化，被武力威胁不得不成为顺民”。[69]比如，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在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狩猎-采集和谐社会的典范，而事实上，他们在20世纪初与欧洲殖民者、他们的邻居班图人开战，自己内部也彼此开战，包括几次倾巢出动的大屠杀。[70]
对这几个小社会的低战争死亡率，人们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虽然这些人能够避免战争，但是还会有谋杀，他们的凶杀率和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是可以一比高低的。在图2-4中，我以比图2-3大15倍的比例进行了绘制。左侧是一组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数据，让我们先看最靠右的灰柱。舍迈人是从事狩猎和栽种的部落，有一本书是《舍迈人：马来亚的非暴力人民》（The Semail: A Norvident People of Malaya），据说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使用暴力。不过，舍迈人的凶杀案不算多，但舍迈人的人口也不多。人类学家布鲁斯·瑙佛特（Bruce Knauft）做过计算，他发现舍迈人的凶杀率是每年10万分之30，这与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城市的凶杀率接近，而且是美国全国凶杀率（取最糟糕的那10年的平均数字）的3倍。[71]同样的长除法也摧毁了所谓布须曼人爱好和平的声誉，有一本关于布须曼人的书是《毫无恶意的人民》（The Harmless People），而北极圈中部的因纽特人则是另一本书《从不发怒》（Never in Anger）的灵感之源。[72]不仅这些毫无恶意的、非暴力的、不会发怒的人民互相谋杀，谋杀率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而且，当布须曼人被博茨瓦纳政府接管之后，他们的谋杀率下降到原来的1/3，这正好应验了利维坦理论的预言。[73]
图2-4 最少暴力的非国家形态社会与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比较
资料来源：布须曼人和中北极圈因纽特人：加特，2006年；李（Lee），1982年。舍迈人：瑙佛特，1987年。美国十大城市：兹姆林（Zimring），2007年，第140页。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见注释73。西欧（估算）：世界卫生组织；见注释66，第3章，第701页。
政府管制下凶杀减少的事实过于明确无误，以至于人类学家对此所做的记录很少辅以数据。史书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和平时代”——“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还有“伊斯兰治下的和平”“西班牙治下的和平”“奥斯曼治下的和平”“中国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太平洋西北部的“加拿大治下的和平”和南非的“比勒脱尼亚治下的和平”。它们都是指在一个有效政府的管制下，疆域内的抢劫、武斗和战争出现减少。[74]虽然帝国统治本身可以是非常残酷的，但确实在所征服的地盘上控制住了地方性的暴力。“平靖进程”是一个如此普遍、无所不在的现象，人类学家通常对它视而不见，将其当作方法论上的一个干扰噪音。毫无疑问，那些原住民受到政府管辖后，相互之间的争斗减少了，因此被排除在暴力研究之外。原住民自己也感受到了平靖的效果。生活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奥亚那人这样解释“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政府来了以后，生活好过多了，因为一个人可以安心踏实地吃饭了，无须时刻警惕别人的袭击，早上可以放心地出门撒尿了，不用担心中箭丧命。”[75]
人类学家卡伦·埃里克森（Karen Ericksen）和希瑟·霍顿（Heather Horton）对政府出现后流血复仇减少的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在一项对192个传统研究所做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殖民者或国家政府管治之前的觅食族群中，经常发生一对一的复仇，而在部落社会，家族对家族流血仇杀也是常事，在那些强调男人荣誉的文化中尤为严重。[76]相反，在中央政府管治的社会或者因有其他传统资源而对社会稳定要求较高的社会中，人们经常接受法庭和法院的裁决。
当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之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战乱。而现代武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反抗部落长老追求自由的年青一代，给战乱火上浇油。[77]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讽刺意味的悲剧现象之一。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这一发展是历史性暴力减少的一股逆流，但它表明利维坦在推进暴力减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文明及其缺陷
那么，霍布斯是正确的了？至少他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们发现人性中有三种导致暴力的主要因素：收益——掠夺性攻击，安全——先发制人的攻击，荣誉——报复性攻击。数字证明，相对而言，“在没有一个共同敬畏的权威的时代，人们所处的状态就叫作战争”。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生活在“对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和危险之中”。
但霍布斯坐在17世纪英国的扶手椅里，不可避免地犯下了许多错误。生活在非国家形态社会的人，在家族和盟友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他们的生活远远不是“孤独的”，他们中间的纠纷和残暴仅仅是间歇性的。尽管他们过几年就要打杀一番，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时间觅食，宴饮，歌唱，讲故事，生儿育女，照顾病人，以及从事其他生活必需的工作，寻找生活的快乐。我在上一本书的初稿里，很随意地将雅诺马马人称为“凶悍的人”，影射的是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名著的书名。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同事在我的初稿边页上写道：“是幼儿凶悍、老妇凶悍，还是他们的吃相凶悍？”
对于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贫穷的”，有不同的说法。但可以肯定，那些没有国家组织的社会没有宽敞的房屋，没有传送和运输重物的工具，没有对地球的地理知识，不知道计算时间，也没有系统的文字，如果邻村的武士时刻都有可能向你射来几支毒箭，抢走妇女并烧掉你的茅棚，你也就很难有机会去发展这些技术和知识。但是，对于第一批放弃狩猎和采集，开始从事定居农业的人，他们的选择绝非易事。终日在田野里耕耘，以含淀粉的谷物维生，与牲畜和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污秽遍地，疾病丛生。斯特克尔和他的同事对古人遗骸所做的研究表明，与狩猎-采集者相比，最初的城市居民患有贫血、炎症、龋齿，而且身高大约矮6~7厘米。[78]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相信，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就是从觅食社会向农业社会变迁的文化记忆：“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79]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要离开伊甸园？对许多人来说，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明确的抉择：他们加倍地繁殖，掉进了马尔萨斯陷阱，自然的野味无法支撑他们的索取，他们不得不种植食物。随后才出现了国家。生活在边界的觅食者，或者被吸入城市，或者坚守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对那些能够进行选择的人，伊甸园的唯一问题就是太缺乏安全了。几颗蛀牙、两块脓疮、几英寸的身高，相对于得到5倍的安全保障来说，只是小小不然的代价。[80]
对一种死亡的逃避，又带来另外一种死亡。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这样说：“原来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害。”在第1章我们谈到的《圣经》故事中，最初的国王用专制的意识形态和残酷的刑罚管制他们的臣民。只要设想一下，暴戾的国王监视着人民的一举一动，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律条的规范，亵渎神明和不尊奉国教者要被乱石砸死，国王有权力将妇女征入后宫，或者把婴儿劈为两半，把小偷和迷信小集团的领袖送上十字架。在这些方面，《圣经》是精确写实的。研究国家起源的社会科学家早已注意到，最初的国家是等级森严的神权制，精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特权，实施严刑苛法，维持属民的服从。[81]
有三位学者对大量的文化样本进行了分析，在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与对绝对权威和残忍手段的依赖性之间找到了量化的相关关系。[82]考古学家基思·奥特拜因（Keith Otterbein）的研究显示，一个社会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战斗中杀死妇女（而不是劫走妇女）、蓄奴和从事人口贩卖。社会学家史蒂文·施皮策（Steven Spit-zer）表示，结构复杂的社会更倾向于将不侵害他人的活动有罪化，比如渎圣、性错位、不忠和巫法，并对罪犯施以酷刑、肢解、奴役和死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证明，社会制度越复杂，社会越容易落入暴君的掌控。而所谓暴君，就是那些永远正确永远伟大、草菅人命而不受惩罚，并在后宫禁锢大量女子的领袖。她还发现，在巴比伦、以色列、古罗马、萨摩亚、斐济、缅甸、阿兹特克、印加、（密西西比下游的）那切兹、非洲的阿善堤和其他王国，都出现过这个意义上的专制政治。
当涉及暴力时，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利维坦——国家，决了一个问题，但又制造了另一个问题。人民固然不再经常地死于凶杀和战争，但他们又被暴君、神职和贪官污吏攥在手心里。这让我们更加觉得“平靖”这个字眼儿带有太多的血腥气，它绝不仅仅带来了和平，而且带来了强权政府的绝对控制。要解决第二个问题，人类还要再等上几千年，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
[1] 来自Bob Mankoff创作的漫画。
[2] Maynard Smith, 1998; Maynard Smith & Szathmár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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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Daly & Wilson, 1988,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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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Keeley, 1996.
[32] Eckhardt, 1992, p. 1.
[33] Keeley, 1996; LeBlanc, 2003; Gat, 2006; Van der Dennen, 1995; Thayer, 2004; Wrangham & Peterson, 1996.
[34] Chagnon, 1996; Gat, 2006; Keeley, 1996; LeBlanc, 2003; Thayer, 2004; Wrang-ham & Peterson, 1996.
[35] Keeley, 1996.
[36] 引自Schechter, 2005, p. 2。
[37] Valero & Biocca,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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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Fernández-Jalvo等人，1996; Gibbon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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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 Vayda..s Maori warfare（1960），引自Keeley, 1996, p. 100。
[43] Chagnon, 1988; Daly & Wilson, 1988; Gat, 2006; Keeley, 1996; Wiessner, 2006.
[44] 引自Wilson, 1978, pp. 119-120。
[45] Daly & Wilson, 1988; McCullough, 2008.
[46] Bowles, 2009; Gat, 2006; Keeley, 1996.
[47] Keeley, 1996; McCall & Shields, 2007; Steckel & Wallis, 2009; Thorpe, 2003; Walker, 2001.
[48] Bowles, 2009; Keeley, 1996.
[49] Bowles, 2009.
[50] Gat, 2006; Keeley, 1996.
[51] Keeley, 1996.
[52] 3%的估计来自赖特1600页的著述《战争研究》: Wright, 1942, p. 245。第一版在1941年11月完成，翌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残忍的时期。但在1965年修订的时候，赖特并没有改动数据。Wright, 1942/1965, p. 245。在1964删节本（Wright, 1942/1964,p. 60）中，尽管赖特在同一段中提到了德累斯顿、广岛和长崎，但未对死亡率进行调整。我认为这就是作者的本意，因为战后几十年的相对和平和高生育率，世界人口增加了10亿之众，这抵消了世界上额外的战争死亡人数。
[53] Keeley, 1996, from Harris, 1975.
[54] 在（国家之间的、国际的和国内的）三组与战争相关的数据集中，有1900-1945年战争死亡的总数，在此使用两列数据“各国死亡人数”和“死亡总人数”中更大的那个数据。同时还使用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集中对1946-2000年估算的“战争死亡最小数值”和“战争死亡最大数值”的加权平均数（Gleditsch, Wallens-teen, Eriksson, Sollenberg,& Strand, 2002; Lacina & Gleditsch, 2005; http://www. prio. no/Data/）。
[55] 以60亿总死亡人数为分母，估算的根据是20世纪总人口为120亿（Muel-ler, 2004b, p. 193），在20世纪结束时，世界总人口约为57.5亿。
[56] 引自怀特，待出；以62.5亿总死亡人数为基数，得出暴力死亡率为3%；见注释54。
[57] 伊拉克联军伤亡计算。
[58]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8,p. 29。世界卫生组织估算的2000年世界人口死亡总数是5650万，是世界卫生组织估算的31万“与战争有关的死亡”的200倍。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最新的数据。见Krug, Dahlberg, Mercy, Zwi, & Lozano, 2002, p. 10。
[59] Steckel & Wallis, 2009.
[60] Eisner, 2001.
[61] Daly & Wilson, 1988.
[62] Keeley, 1996, table 6.1, p. 195.
[63] Keeley, 1996, table 6.1, p. 195; 20世纪中缺少数据的年份按比例推算。
[64] Leland & Oboroceanu, 2010,“Total Deaths”column.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65] 根据怀特估算的1.8亿死亡，20世纪年均世界人口为30亿。
[66] United States: www. icasualties. org. World: 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见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部分数据来自Gleditsch等人，2002, and Lacina & Gleditsch, 2005。
[67] Divale, 1972; Ember, 1978; Keeley, 1996.另见Chagnon, 1988; Gat, 2006; Knauft, 1987; Otterbein, 2004. Van der Dennen, 2005。登嫩引用了对很少或者从未卷入战争的非国家社会的8个估算值，中值为15%。
[68] “Noble or savage? The era of the hunter-gatherer was not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den that some suggest”（是高贵还是野蛮？狩猎-采集时代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社会和环境的天堂）, Economist, Dec. 19, 2007。
[69] Gat, 2006; Keeley, 1996; Van der Den-nen, 2005.
[70] Goldstein, 2001, p. 28.
[71] Knauft, 1987.
[72] Gat, 2006; Lee, 1982.
[73] Fox & Zawitz, 2007; Zahn & McCall, 1999; Gat, 2006.
[74] Chirot & McCauley, 2006, p. 114.
[75] 引自Thayer, 2004, p. 140。
[76] Ericksen & Horton, 1992.
[77] Wiessner, 2006.
[78] Steckel & Wallis, 2009; Diamond, 1997.
[79] Kugel, 2007.
[80] Gat, 2006; North等人，2009; Steckel & Wallis, 2009。
[81] Steckel & Wallis, 2009.
[82] Betzig, 1986; Otterbein, 2004; Spitzer,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