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和平
麦克白的自证是无力的——所以他受到良心的谴责。是的，埃古也不过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笔下恶人的想象力和气魄最多不过是几十具尸体罢了。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意识。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你也许会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险恶的威胁已经消除，这让国际问题评论家感到释然。与专家原来的预测相反，苏联坦克没有入侵西欧，古巴危机、柏林危机和中东危机都不曾升级到核灾难。[1]世界大都市没有在核打击下蒸发熔化，大气层没有受到核辐射的污染，也没有核爆炸产生的烟尘遮天蔽日，让人类步恐龙后尘而走向灭绝。不仅如此，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成为第四帝国，民主制度没有变为君主政体，大国和发达国家没有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相反，它们一直处于和平之中，而且和平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以肯定，专家在几十年前就该认识到世界的命运开始变好了。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权威评论家比以往更悲观了！ 1989年，约翰·格雷（John Gray）预测，世界正在“重复历史的老路，大国对抗的老套路……民族统一主义的诉求和战争”。[2]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这样写道：“某种重复已经开始了：‘（在1989年之后）不需要太长时间，在意识形态暴力和极权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世界摇摇晃晃地旋转回到了它熟识的鲜血浸泡的模式中。’”[3]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说，在冷战结束后教授国际关系课已经让他感到非常沮丧，能听到的“无非是恐怖主义、人体炸弹、背井离乡的难民和种族灭绝”。[4]民主、共和两党都弥漫着悲观主义：2007年，保守派作家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著作《第四次世界大战：论抗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长期斗争》出版。自由派专栏作家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说，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危险的地方”。[5]如果里奇所见为实，2007年的世界应该比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更加危险，也比194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历次中东战争时期更加危险。那么，我们的世界还真成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
前景为何如此暗淡？一部分原因是市场压力的结果。在权威评论家的市场中，卜凶的卡珊德拉（Cassandras）卖相总是好过乐天派宝莉阿娜（Pollyannas）。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人类的秉性，大卫·休谟有过这样的观察：“谴责现状和思慕过去，这种雅谑情感深深地根植于人性，即使那些具备极深刻的判断力和受过最全面教育的人也深受其影响。”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根源是我们的新闻界和知识界缺乏数学素养。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最近写道：“当婴儿潮一代成人的时候，美国人正在半个地球之外杀戮送命；今天，这一代人进入退休年龄了，有些人甚至早已退休了，我们的国家还在干着同样该死的糗事，这实在是令人绝望。”[6]这等于是假定5000名美国人的死亡与5.8万名美国人的死亡是同样该死的糗事，10万名伊拉克人丧生和几百万名越南人的死亡是同样该死的糗事。如果我们不睁开一只眼睛盯着数字，已成定规的编辑方针“流血故事占据头版”将会盘踞人们的认知捷径；“越是令人难忘，就越是经常发生”，我们最终会产生一种所谓的虚假的不安全感。[7]
本章要谈的是挑起新悲观主义的三种有组织的暴力。前一章的重点是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我只是简要地提及了本章的内容。“长期和平”没有带来这三种暴力的终结，难免给人留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印象。
第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包含所有其他种类的战争，最引人瞩目的是内战，以及民兵、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在发展中国家如同瘟疫一般肆虐。这些战争被称为“新型战争”或者“低强度冲突”，但起因仍然是“宿怨”。[8]非洲少年手持苏制冲锋枪的图片已经尽人皆知，这更让人们觉得有理由相信地球上战争的重负并没有减轻，仅仅是从北半球搬到了南半球而已。
“新型战争”被认为对平民特别具有杀伤力，因为战争一旦降临，就会立即带来饥荒和瘟疫，而战争死亡的大部分是由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根据一份广泛传播的统计资料，20世纪初，90%的战争死亡是士兵，10%的战争死亡是平民，但是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正好颠倒过来。据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令人毛骨悚然，与纳粹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相上下。
我要追踪的第二种有组织的暴力是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我们刚刚逃脱出来的这100年被称为“种族灭绝时代”，或者“一个世纪的种族灭绝”。许多评论家都曾经说过，种族灭绝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它在超级大国争霸期间被压制，在冷战结束后迫不及待地重操屠刀，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最常见的暴力形式。
第三种有组织的暴力是恐怖主义。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恐怖袭击以来，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已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两场对外战争，以及政治论坛上的一个强制性议题。恐怖主义的威胁被认为是美国的“生存性威胁”，具有“彻底毁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结束“人类文明”的能量。[9]
当然，每一场祸患的代价都是人的生命。我在本章中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冲突造成的生命损失具体是多少，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增势，还是减势？直到最近，政治学家才开始尝试度量这类冲突的破坏程度。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所有类别的杀戮都呈下降的趋势。[10]这一下降的趋势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只有近20年的历史，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一个持续的趋势。认识到这种暂定性，我将这种发展称为“新和平”。无论如何，这些趋势属于暴力的真正减少，值得我们给予认真的关注。它们具有实质性的规模，表现出与传统观点相反的走向。研究这几个趋势，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出哪些选择是我们做对的，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努力。
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走势
当欧洲国家逐一经历它们的王朝、宗教、主权、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时代，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接着转身步入长期和平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区在做什么呢？不幸的是，历史记录上的欧洲中心倾向使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追溯欧洲之外的发展。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捕食、氏族仇杀、劫掳奴隶的状态。这些丛林中的活动基本都在军事水平线之下，没有引起任何历史学家的关注。殖民主义列强自己进行了大量侵略战争，以征服殖民地，镇压反抗，抵御对手。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年代。据《冲突目录》记载，在1400—1938年的500余年，美洲有276场暴力冲突，北非和中东有283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586场，中亚和南亚有313场，东亚和东南亚有657场。[11]历史近视让我们缺乏可信的数据，因此无法为这些战争的频率和破坏力绘制趋势图。但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其中许多战乱是毁灭性的。它们包括内战和国家间的战争，其破坏程度从人口比例上看，有些甚至在绝对水平上都超过欧洲发生的战争，比如美国内战、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南美的三国同盟战争（或称“巴拉圭战争”），以及南非夏卡·祖鲁的数次征战。
1946年，欧洲列强和发达国家终于把自己摆到了和平的起点线上，人们也是从这时起开始有了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记录。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白沙尼·拉齐纳、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和其他同事开始建立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库，这套严谨的数据库的起始年份是1946年。[12]该数据库收录了每一年发生的武装冲突，最小规模的冲突死亡人数为每年25人。冲突按照死亡人数分级，死亡达到1000人时被定义为“战争”，这与“战争相关项目”所使用的定义一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特殊的定义。（我将在讨论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时继续使用“战争”一词，而不考虑它的技术含义。）
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力求分类标准尽可能可靠，让使用数据库的分析人员能够对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战争进行比较，并在固定的时间尺度上绘制趋势图。没有严格的分类标准，分析人员可能在比较某些战争的死亡人数时，使用包括死于瘟疫和饥荒的间接死亡数据，或者在计算某个地区军队对军队的战争死亡时，计入种族灭绝的数字。这样口径不一的对比毫无意义，而且极容易成为某种有企图的政治宣传。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仔细地梳理历史记载、媒体报道、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报告，尽可能客观地点算死亡数字。他们的计算比较保守；可以肯定他们倾向于低估数字，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推测出来的和死因无法确定的死亡数字。其他暴力冲突数据库也使用了类似的标准和部分相同的数据，这些数据库包括“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ject, UCDP），数据库的起始年份是1989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使用的是调整后的乌普萨拉数据；还有“人类安全报告项目”（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HSRP），同时使用奥斯陆和乌普萨拉两套数据。[13]
和刘易斯·理查森面对的问题一样，新的冲突计数必须处理语义物化失败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在将冲突分类时使用强制性标准。[14]第一个强制性标准是，根据冲突的原因及同样重要的可数性区分三种大规模暴力。“战争”（以及比较缓和的版本“武装冲突”）的概念适用于大部分有组织的并具有社会正当性的群体杀戮。能够定义为战争的冲突必须至少有一方涉及政府，交战双方一定是争夺某种可辨识的资源，通常是领土或者政府统治权。明确地说，该数据库将狭义上的战争称为“以国家为基础的武装冲突”，它们是唯一能追溯到1946年的冲突数据。
第二个标准容纳了“非国家”或者“社团之间”的冲突，它包括军阀、民兵、准军事组织（通常属于某个种族集团或者宗教集团）之间的相互冲突。
第三个标准有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单边暴力”，它包括种族灭绝、政治杀戮和对非武装平民的屠杀，既可以是政府的行为，也可以是民兵的行为。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库之所以没有包括单边暴力，部分是因为作为技术性选择，他们采取了根据原因划分暴力种类的做法；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战争而忽视种族灭绝的遗留问题。人们只是在最近才认识到种族灭绝可以带来更惨重的生命损失。[15]鲁道夫·鲁梅尔、政治学家芭芭拉·哈尔夫（Barbara Harff）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已经收集了种族灭绝的数据，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些数字。[16]
三种暴力中的第一种是国家操纵的冲突，可以根据政府针对何种敌人进一步划分子类。典型的战争形式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比如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此外，还有跨国家或者跨体制的战争，即一个政府向在其边境之外、没有国家地位的实体开战。一般来说，属于此范畴的有帝国主义战争（一个国家与原住民对抗以攫取殖民地），还有殖民战争（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殖民地的战争），比如法国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最后一类是内战或一国境内的战争。在这一类战争中，政府与叛乱、起义和分裂运动对抗。这些战争还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完全的内部战争（比如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争），以及国际化的内部战争，即有外国军队介入，通常是帮助一个政府镇压叛乱者。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以国家间的冲突开始（美国及其盟国反对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和美国及其盟国反对复兴党控制下的伊拉克）。一旦原来的政府被推翻，外国军队留驻当地，并协助新政府防卫和打击叛乱者，冲突就应该被定义为国际化的内部冲突。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哪些死亡应该被算作战争死亡。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库计算了直接或战争相关的死亡——在施暴者必须承担自身受伤害的风险的对抗中，受害者死于枪击、刀刺、棒击、毒气、爆炸、水淹或者故意制造的饥荒。[17]受害者可以是士兵，也可以是陷入交火之中的平民，或者是“附带损伤”中的死亡者。战争死亡的统计排除了因疾病、饥饿、紧张和基础设施瘫痪导致的间接死亡。当间接死亡与直接死亡相加作为战争导致的死亡总数时，这个死亡总数应该被称为非正常死亡。
为什么这两个数据库都不包括间接死亡呢？这不是要从史书中抹去人类的某些苦难，而是因为只有直接死亡才有确凿可信的记录。直接死亡也符合我们对主体责任的基本直觉。一个主体要对什么样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我们认为，主体可以预见到结果，有意识地让这一结果发生，并通过一系列行动使其发生，而这一系列活动本身没有过多不可控的中间环节。[18]估算间接死亡的主要问题是，它要求我们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在想象中模拟一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世界，估算这个可能世界的死亡率，并以此为基准估算现实世界的战争间接死亡。这样的估算几乎需要一个人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即使没有发生战争，前政府的愚昧无能是否仍然会导致战后的饥荒？如果那一年发生了大旱，饥荒导致的死亡应该归咎于战争，还是归咎于天气？如果战争前一年的饥饿死亡率下降了，我们是否应该假定如果没有发生战争，这个死亡率应该进一步下降？或者我们应该将死亡率冻结在战前最后一年的水平上？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没有被废黜，他是否会继续杀害更多的政敌，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他倒台后种族或教派战争所造成的死亡？我们是否应该将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4000万至5000万人的死亡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500万人死亡的名单上，因为如果不是战争将如此密集的部队塞在战壕中，感冒病毒也许不会发生可怕的变异？[19]估算间接死亡需要我们就成千上万的冲突，以统一的口径回答所有这一类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战争总是同时具备多重破坏性，那些战争死亡人数更多的战争，通常也会导致更大的与饥荒、瘟疫、服务瘫痪等相关的死亡。出于这种考虑，战争死亡的趋势可以作为整体破坏性趋势的代表指标。但是，这样的关联并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成立。在本章中，我们要探究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比发达国家遭受更严重的战争连带危害，直接死亡和间接死亡的比率是否已经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以及战争死亡是否已经是一个误导性指标，不能再说明暴力冲突中的生命损失。
现在，我们有了冲突数据库这件精密仪器，对于全世界的最新战争走势，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图6-1鸟瞰20世纪的总况。图6-1由拉齐纳、格莱迪奇和鲁塞特整理，他们对“战争相关项目”1900—1945年的数据做了调整，使之与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中1946—2005年的数据相匹配；再将数据除以世界总人口，得出20世纪个人死于战场的风险。
图6-1 1900—2005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中的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鲁塞特绘图，2008年，根据拉齐纳、格莱迪奇和鲁塞特的数据，2006年。
图6-1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两场世界大战令人震撼的破坏力。它们不是逐级上升，或者像钟摆一样摇摆，而是在起伏的低地上冲天而起。20世纪40年代初之后，战争死亡率直线下降（高峰时为每年10万分之300），下降速度世所罕见。眼尖的读者在下滑线上还能看到一个下行线，曲线在战后10年内出现了若干小高峰，随后下行至今天低平的直线。让我们在图6-2中放大观察这条下行线，同时按照战争的不同成因对战争死亡进行分解。
图6-2为区域图，每一层区域的厚度代表了一种国家操纵的冲突的战争死亡率，各层累计的高度是各种类型冲突加总的战争死亡率。首先，让我们留意一下图形的整体趋势。即使我们完全排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峰值上跳水式的直线下降，图形还是明显地展示出过去60年间战争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的10年内，死亡率只相当于几张纸的厚度了。在这10年中，尽管在中期发生了31场冲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乍得、斯里兰卡和苏丹），但战争死亡率只有年均10万分之0.5，甚至低于最和平的社会的凶杀率。[20]可以肯定，这些死亡数字低于真实死亡数字，因为它们仅仅包括有报告的战争死亡，但是在整个时间序列上，数字的口径是完全统一的。即使我们将现有数字乘以5，它仍然远远低于年均10万分之8.8的世界总凶杀率。[21]从绝对数看，年均战争死亡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约50万人，下降到21世纪初期的约3万人，下降幅度超过90%。所以我要说，不论人们相信与否，从全球的、历史的和量化的视角来看，60年代民谣吟诵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战争（几乎）从世界上消失了。
图6-2 1946—2008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中的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见“人类安全报告项目”，2007年，数据来自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来自塔拉·库柏（Tara Cooper）2010年进行的数据更新。估算尽量使用“最实”数据，除此，估算使用“高值”和“低值”的几何平均数。世界人口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1946—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1978年，数据乘以1.01，以便与其他数据匹配。
让我们且收起惊讶，更认真地观察一下各种战争类别发生的变化。我们从左下侧颜色最浅的色块开始，它所标示的战争种类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跨国战争或殖民战争。一个大国试图保住殖民地的战争极具破坏性，比如法国在1946—1954年企图守住越南的战争（战争死亡总数为37.5万），以及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战争死亡总数为18.25万）。[22]在经历了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权力移交”之后，这一类战争不复存在。
现在再看一看黑色的色块——国家之间的战争。图中有三个显著的黑色大色块，按照时间排列，色块的厚度逐一下降：第一块包括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4年之内共有100万战争死亡），第二块包括1962—1975年的越南战争（14年中共有160万战争死亡），第三块包括两伊战争（9年中有64.5万战争死亡）。[23]自冷战结束以来，只发生了两场具备规模的国家间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2.3万战争死亡；1998—2000年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5万战争死亡。在21世纪头10年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数量稀少，为时短暂，战争死亡数量相对很少。（在每年1000人死亡这个技术意义上，无论印巴冲突还是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冲突，均不能算作“战争”，此外还有快速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的战争。）在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9年这些年份，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国家间冲突。
“长期和平”——在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正在向世界其他区域蔓延。野心勃勃的大国不再认为有必要使用帝国征服或者欺压弱国来宣示自己的伟大：中国宣布自己的“和平崛起”，土耳其津津乐道于它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巴西外长克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乐呵呵地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家能够夸耀自己有10个邻国，却在过去的140年没有打过一场仗。”[24]东亚似乎紧步欧洲的厌战后尘，虽然在“二战”后的10年中，东亚成为世界上最血腥的地区，中国、朝鲜和印度烽火连绵，但1980—1993年，这一地区的冲突和死亡数字急遽下降，自此东亚的冲突数字一直保持在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上。[25]
在国家间战争消亡的同时，内战突然猖獗起来。在图6-2中，20世纪80年代最上方那一大块浅灰色色块，包括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内战中的43.5万战争死亡。深灰层蜿蜒起伏走过80年代和90年代，其中是大量的小规模内战，比如安哥拉、波斯尼亚、车臣、克罗地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伊拉克、利比亚、莫桑比克、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干达内战。但即使是这一个色层，在进入21世纪后也迅速下滑，成为一条扁平的带子。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的图景，不妨将死亡人数按照战争的两个主要测度进行分解：每一种战争的数量和每一种战争的杀伤力。图6-3显示了每一种武装冲突的数量，在此没有考虑战争的死亡人数。记住，一场冲突的最低死亡人数是25人。随着殖民战争销声匿迹和国家间战争日渐稀少，在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不再支持自己的附庸国，国际化内战也经历了一个短促的冷却期。但是，接着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出现了维持国际秩序的治安战争，国际化战争重新浮现。但是，最显著的现象是从1960年左右开始，纯属内部冲突的内战数量暴涨，在90年代初左右达到高峰，然后一路下降，直至2003年，随后又出现了一个小反弹。
图6-3 1964—2009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的数量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见“人类安全报告项目”，2007年，数据来自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塔拉·库柏2010年对数据进行了更新。
为什么两张图的色块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战争的幂律分布。在幂律分布中，分布在L形尾部的少数战争造成了大部分战争死亡。在1946—2008年的260场冲突中，共有超过940万战争死亡，其中半数死亡来自5场战争，3场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 2场是解放战争（中国解放战争和阿富汗内战）。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主要来自长尾的消减，破坏力巨大的战争越来越少见。
不同规模的战争在死亡总量中占据的比重不同，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战争在死亡总数中的份额也有明显的差别。图6-4显示了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平均每场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
图6-4 1950—2005年国家间战争和内战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改编；人类安全中心，2006年。
直到最近，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战争种类是国家间战争。没有什么比两个利维坦之间相互倾轧更残酷的游戏了，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前线的炮灰，一轮又一轮炮火轰炸，直打到对方的城市化为灰烬。在这样的厮杀之下，人命损伤当然极为惊人。远远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是一个利维坦将自己的霸气施加到本国之外的某个地方，或者扶植一个摇摇晃晃的政府，或者紧紧把持住自己的殖民地。最后一名是内战。在那些大国不予关注的小国内，扛着机关枪的叛军骚扰当地政府，他们能制造的伤害非常有限。在过去的25年中，这一类冲突的死亡率也有所下降。[26]1950年，平均每一场武装冲突（不分种类）要杀死3.3万人；2007年，这个数字是不到1000人。[27]
对于“二战”结束之后武装冲突走势的起伏，及其逐渐平静的“新和平”阶段，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解读呢？冲突舞台上最主要的变化是战争大多发生在穷国，主要集中在一个半弧形地带，从中非和东非伸延到中东，跨过西南亚和印度北方，向下进入东南亚。图6-5中的黑点显示的是2008年正在进行中的冲突，深灰色的国家包括当今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底层10亿人”。大约半数的冲突发生在人口占世界1/6的最贫穷国家。在2000年以前的几十年，冲突也都分布在贫穷地区，比如中美洲和西非。在历史上，无论经济因素还是地理因素都与战争没有常数关系。不要忘记，富有的欧洲国家曾经在500年间不停地相互厮杀。
在当今世界，贫困与战争的关系是平稳的，但是高度非线性。发达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基本为0。对人均GDP为1500美元的国家来说（按2003年美元汇率计算）, 5年之内爆发新的国内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约为3%。但是，对于收入更低的穷国，内战风险大幅度增加：对于人均GDP为750美元的国家，5年内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是6%；对于人均GDP为500美元的国家，内战的可能性是8%；对于人均GDP为250美元的国家，内战的可能性上升到15%。[28]
图6-5 2008年世界各地武装冲突的地理分布
深灰色的国家为“底层10亿人”或者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黑点表示2008年发生冲突的地点。
资料末源：数据来自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阿瓦尔·斯特兰德（Harvard Strand）和安德烈斯亚·弗若·托勒夫森（Andreas Fore Tollefsen）；根据哈尔瓦德·比海于格（Halvard Buhaug）和西里·鲁斯塔德（Siri Rustad）2008年为格菜迪奇制作的地图改编。
对这种相关性的简单解释是，在资源贫瘠之地，穷人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争夺，此即贫困导致战争的原因。尽管某些冲突确实是为了争抢水源和可耕地，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这样简单。[29]首先，因果的指向关系可以完全相反。人们完全可以说，战争导致贫困，当辛苦修建的道路、工厂和粮仓不断被夷为平地，当技巧娴熟的工人和经理不断被赶走或被射杀，创造财富谈何容易。所以，战争也被称为“逆向发展”。据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估算，一个国家为一场典型内战所付出的代价是500亿美元。[30]
其次，自然资源这一类值钱的东西既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和平。在非洲许多饱受战乱之苦的贫困国家里，到处都是金矿、石油、钻石和其他战略金属矿藏；而一些富裕并和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比利时、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地区，完全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自然资源。肯定存在第三个变量，让我们假定这个既带来财富又带来和平的变量是文明商贸社会的规则和技能。而且，即使贫困确实导致冲突，也很可能不是因为要对稀缺资源进行竞争，而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一支有效的治安力量和军队来维持稳定。经济发展的成果对政府的作用远大于对游击队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四小虎已享有相对的安定和平。[31]
不论贫困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对其效果以及其他“结构变量”进行量度，比如度量一个国家人口构成中青年和男性的比重，这些变量的变化都过于缓慢，无法充分解释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内战的涨落。[32]这些变量与一个国家的管治形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图表中，20世纪60年代内战部分的增厚有一个明显的触发因素：非殖民化。欧洲统治者在征服殖民地和镇压反叛时也许非常残忍，但一般来说他们有相当有效的治安警察、司法和公共服务系统。虽然他们经常豢养一部分族群，但是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控制整个殖民地，所以，他们的执法具有良好的普遍性，通常不允许一个族群在迫害另一个族群之后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当殖民政府撤离时，他们将有效的管治一起带走了。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在东欧下台后，中亚和巴尔干地区立刻陷入半无政府状态。对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发生的混乱，波斯尼亚的一位克罗地亚人这样解释说：“我们过去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那是因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警察盯着我们，确保我们彼此非常相爱。”[33]
许多新近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政府被控制在强人、贪官污吏，有时甚至是精神病人的手中。他们任凭大部分国土处于无政府状态，强盗和匪帮横行霸道，挑起战火，这正是我们在第3章中从波莉·威斯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明退化进程的描述中所看到的景象。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侵吞国家的税收，他们的专制让其他集团除发动政变和起义之外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他们对小混乱的反应进退失据，在事情恶化之前无所作为，之后又派出敢死队毁灭所有村庄，这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34]中非帝国的让-贝德尔·博卡萨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给这个小国正式取名为中非共和国。博卡萨有17个妻子，亲自切割（甚至有传言说有时还食用）他的政敌的尸体。当学校的学生抗议强制高价购买按照博卡萨规定的样式制作的校服时，他下令将学生殴打致死。他自己举办仪式给自己加冕，还制作了一张黄金的王座和一顶嵌满钻石的皇冠。这场加冕仪式的开销是这个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年收入的1/3。
在冷战期间，许多暴君得以把持权力，是因为得到超级大国的庇护，理由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评价：“他也许是个狗崽子，但他是我们的狗崽子。”[35]苏联支持许多政权，目的是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美国支持另外一些政权，目的是要它们不要加入苏联阵营。还有一些大国，比如法国，与任何向它提供石油和矿产品的政权保持友好。专制政府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军火供给和金钱资助，反抗这些专制政权的叛军就会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供给和资助，主子的利益在于看见受保护人在冲突中取胜，而不是结束冲突。从图6-3可以清楚地看到1975年前后，当葡萄牙解散它的殖民帝国，而美国在越南被打败，全世界的反叛者欢欣鼓舞的时候，内战开始了第二次高潮期。1991年，内战的数量到达高峰，当年共爆发了51场内战。绝非巧合的是，那一年苏联解体，以冷战为动机的代理人战争也就此消失。
不过，只有1/5的冲突减少可以归功于代理战争的消亡。[36]某些主义的终结排除了另一个煽动冲突的动力源，它是卢亚德“意识形态时代”的最后一个反人道主义和崇尚斗争光荣的信条（我们将在本章稍后谈到另一个新的斗争信条）。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总是要将战争推向死亡分布的长尾部，因为意识形态让领袖头脑发热，力求在毁灭性的消耗战中坚持住，最后压倒对手，完全不介意生命的代价。战后几场伤亡率最惨重的冲突，都是在朝鲜和越南这类政权推动下发生的。这些政权为了击败敌人，都显示了狂热的牺牲精神。
有关美国人在对越战争中打错算盘的著述已经有很多，这些作者大多是当时的决策者。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低估了北越人和越共承受伤亡的能力。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国的战略家，比如迪安·腊斯克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完全不能想象北越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能够抵抗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总是信心十足地认为，下一次攻势升级将迫使越共投降。约翰·穆勒这样说：
如果我们对1816年以来上百个参加了国际战争和殖民战争的国家逐一按照占战前人口的百分比计算死亡率的话，显然有一个极端的个例……它能够接受的战争死亡率是最疯狂的，通常是自杀式的。比如说，是“二战”中的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死亡率的两倍。而且，罕见的几个经历了如此之高的战争死亡率的国家，例如“二战”中的德国和苏联，都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而不是为了扩张而拼命。美国人在越南遭遇的对手似乎是一个运作极其有效的组织——耐心、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基本上没有腐败，也没有令人涣散的自我放纵。虽然越共经常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挫败，压力和疲惫无时不在，但是他们总是能够重整士气，重新装备，以更大的斗志返回战场。事实也许正如一位美国将军所说：“他们是我们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优秀的敌人。”[37]
一则预言应验了：“杀死我们的10个人，我们也会杀死你们的1个人。到最后，还是你们承受不起。”民主愿意牺牲的生命，只是独裁者愿意失去的一个零头，而且，没有人会去询问被杀死的那10个人怎样看待送命这件事情。尽管占有各种优势，但民主国家最后还是放弃了消耗战。而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从意识形态国家转变为商品经济国家，当权者放松了对国民的统治。自此，他们也不再愿意以原来那样的代价挑起不必要的战争了。
现在的世界，很难再为声誉、荣耀和意识形态所鼓舞，而更多地享受着富足生活的愉悦。当然，被送上战场受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2008年，为了阿布哈兹（Abkhazia）和南奥塞梯（South Dssetia）的一小片疆土的控制权，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发生了武装冲突。交战5天后，格鲁吉亚宣告失利，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向《纽约时报》的作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不组织抵抗占领军：
我们可能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将这个国家变成另一个车臣——我们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做一个现代欧洲国家。也许，总有一天，我们会将他们赶出去，但是我们必须跑上山，蓄起大胡子。这个国家会为此背上极其可怕的精神和情感重负。[38]
这个解释是夸张的，甚至是不老实的——俄罗斯没有要占领格鲁吉亚的意图，但是，总统的解释确实表达了在“新和平”背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种选择：蓄起胡子上山打游击，或者不采取行动，继续做一个现代国家。
除了冷战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降温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过去20年中内战数量减少，以及战争死亡人数锐减呢？而且，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已经完全看不到的内战，在发展中国家中仍然持续出现（2008年共发生36场冲突，除一场之外全部是内战）？
回答这些问题的最佳切入点是康德的和平三角理论：民主—开放经济—融入国际社会。我在前一章介绍了鲁塞特和奥尼尔的统计分析，他们的分析尺度是整个世界，但分析的对象仅是国家间的争端。康德和平三角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时是否适用？毕竟发展中国家才是当今世界冲突的聚集地。结果是，每一个变量都大有深意。
人们可能认为，既然民主多多益善，是抑制战争的好东西，那么，有一点儿民主也比完全没有民主要好。但在内战的问题上，情况并非如此。在本章前面（以及在第3章我们检视世界的凶杀率时），我们都碰到了伪民主这个概念。这种统治制度既不是完全的民主，也不是完全的专制。[39]在政治学家眼中，伪民主被视为半民主政体、权贵政体，以及（我在一次会议上听人提到的）烂糟政府。我本人最喜欢最后一种说法。这是一些什么也搞不利索的行政当局。与专制政府不同的是，它们不再将自己的人民吓得不敢说话，但是也没有任何谈得上公平的执法系统，而法制是任何一个民主体制的必要条件。相反，它们经常对局部的犯罪活动进行全面打击。它们从专制政权演化而来，全盘继承了其贪腐的习性，将政府的税收和职位据为己有，在亲族之间进行瓜分，权贵的亲族再去行贿，寻求警察的保护、法庭的偏袒或各种许可证；而恰恰在这样的社会，要办成任何一件小事，都需要申请这样或那样没完没了的许可。政府的职位只是一张从事贪腐的门票，要获得政府的职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在政府部门有亲族当权。而对政府的控制需要定期地经受“民主选举”的重新争夺，“选举”的利害关系之重大，不亚于抢夺任何珍贵且不容分享的战利品。家族、宗派、种族等集团围绕选票箱互相倾轧，接着就是试图推翻不符合自己愿望的选举结果。根据《冲突、管治和国家脆弱性全球报告》，爆发新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战争，比如种族冲突型内战、革命战争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伪民主制比民主制度高6倍多，比专制政权高2.5倍。[40]
前一章中的图5-23展示了为什么半民主的伪民主制国家的暴力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专制制度的衰落，“伪民主”国家的数量开始上升。目前这些国家从中非到中东，再到西亚和南亚，呈大新月形分布，基本上和图6-5中的战区图相吻合。[41]
当政府手中把持了大宗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黄金、钻石和战略矿产的时候，一个赢家通吃的政治制度可以让国家的内战风险成倍增加。这些天赋的财富非但不是祝福，反而是所谓的资源诅咒，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富矿悖论”和“傻瓜的黄金”。拥有丰富的不可再生且易被垄断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通常经济发展速度更迟缓，政府更贪渎，暴力冲突也更频繁。委内瑞拉政治家胡安·佩雷斯·阿方索（Juan Pérez Alfonzo）说过：“石油乃魔鬼的粪便。”[42]一个国家之所以受到这些富饶资源的诅咒，是因为资源被集中把持在少数权贵和富豪手中，通常是政府的精英，有时是独霸一方的军阀。当权者念兹在兹的无非防止对家染指他们的财源，完全无心于建立交易网络，让社会共富，并在各个集团之间培养相互责任。科利尔和经济学家丹姆比萨·莫约（Dambisa Moyo），连同一批政策分析专家一起呼吁关注另外一个悖论——外援悖论。西方名流倾注了全部热情的外援，很可能也是一杯毒酒，因为它让转手分配外援的当权者有了更大的权力和财力，几乎没有多少外援真正用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设施。昂贵的违禁品，例如古柯、鸦片和钻石是第三种诅咒，其丰厚的收益，让政客和军阀为了保住非法的地盘和走私渠道而不惜凶残地杀戮。
科利尔指出：“21世纪的 ‘底层10亿’国家，实际上处于14世纪的状态：内战、瘟疫和愚昧。”[43]14世纪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当时西方正处于文明进程的边缘，尚未出现有效的政府整合各方利益。穆勒在《战争残余》（The Remnants of War）一书中说，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冲突不再是职业军队进行的领土争夺战。冲突是由抢劫、恐吓、复仇和强奸构成，施暴者是为军阀和地方政客效劳的无业青年的帮派，很像中世纪爵爷在私人战争中纠集的社会渣滓。穆勒说：
这些战争中有很多被贴上“新战争”、“种族冲突”，或者最宏大的“文明的冲突”的标签。但是事实上，尽管不是全部，其中大部分都近乎小团伙（通常是非常小的团伙）的罪犯、匪帮和流氓的伺机劫掠。他们参与武装冲突，不是作为孤注一掷的政府的雇佣军，就是作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军阀，或者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匪帮。这些施暴者带来的伤害可能是巨大的，施暴的对象一般属于特定的种族、国籍、文化或者宗教派系。他们对主要对手方的人特别残忍，但其行为和一般犯罪无异。[44]
穆勒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各场臭名昭著的内战和种族灭绝的目击者报告，包括波斯尼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东帝汶、科索沃、利比里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津巴布韦及亚非新月冲突地区内的其他国家。目击者说，这些暴行大多是吸毒后的流氓和醉醺醺的痞子所为。穆勒描述了1989—1996年利比里亚内战中的一些“士兵”：
按照惯例，战士都是一副美国动作大片，比如《第一滴血》、《终结者》和《丛林杀手》里好汉的做派。许多人都有响亮的绰号，比如“霹雳上校”“无畏上尉”“谋杀首领”“青年杀手上校”“丛林大王将军”“魔鬼杀手上校”“战主三世将军”“耶稣将军”“大麻烦少校”“光腚将军”“兰博将军”。尤其是在初期，叛匪尽情地宣泄对奇装异服的钟爱，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妇女的长裙和假发、连裤丝袜、人骨制作的饰品，指甲上涂满色彩斑斓的油彩，甚至还有一个万花图案马桶坐垫做成的头饰（这也许是一个特例）。[45]
政治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的数据也证明，这些衣饰光怪陆离、武器装备轻便的内战匪帮都是一些小团伙。这些人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据此与政府军周旋，而对同情政府和向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进行恫吓。这一类乡村游击战和叛乱有各种渊源，但其本质并不是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更像是流氓集团和黑帮之间的地盘争夺战。费伦和莱廷对1945—1999年的122场内战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不变（他们将此作为政府资源的代理变量）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的宗教及其语言实行歧视政策，或者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多种族和宗教多元的国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并不见得更高。更容易爆发内战的是人口众多、多山地、新政府或者政局不稳定、大量出口石油、（或许还有）壮年男性人口比重偏高的国家。费伦和莱廷的结论是：“我们的理论解释是，利维坦压倒经济因素。在这些地区，国家相对较弱，而且变化无常，人们既是因为恐惧也是出于投机而寻求地方势力的保护。这些土霸王一面维持一种原始的公正，一面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或者其他个人之外的目的搜刮保护费。”[46]
非殖民化后出现无政府状态，逆文明进程中内战数量不断上升，而当文明复兴进程逐步展开，政府不再欺压自己的国民，而是开始提供保护和服务时，内战数量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47]最近，很多非洲国家开始抛弃博卡萨式的狂人，而选择能够承担责任的民主派，比如南非的曼德拉，他称得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48]
变迁不仅要求发生内战的国家改变思想，甚至也要求国际社会改变某些固有的观念。历史学家杰拉德·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说过，在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成为终极理想。新独立的国家立即着手展开为主权国家挣面子的各项事业，比如航空公司、大会堂和国家级别的机构。许多国家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提倡发展中国家不参与世界经济，而是发展自给自足的工业和农业。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政策必然导致贫困。经济民族主义通常与浪漫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军国主义颂扬暴力革命。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切·格瓦拉棱角鲜明的肖像，正体现了这一点。一旦顶着革命光环的独裁者失去威望，民主选举就成了新的灵丹妙药。对于文明进程中孕育的各种面目阴沉刻板的机构，比如一个有效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一套可靠的商贸基础设施，人们觉得毫无浪漫可言。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机构对于减少长期暴力是必要的，因而是所有其他社会良序的先决条件。
在过去20年来，大国、捐赠国和国际组织（比如非洲联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它们排挤、惩罚、谴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侵入一些由无能的暴君统治的国家。[49]追踪和打击政府腐败的措施，以及辨识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贸易的各种障碍，都已经成为普遍的实践。很可能就是这些质朴无华的工作，共同扭转了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90年代初让发展中国家陷于内战的政府畸形和社会病态。
理性的政府通常奉行民主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几项对内战数据进行的回归研究，期望找到类似“自由和平论”这样的解释发达国家间得以避免战争的根据。我们已经看见，和平的第一个支柱“民主”，不能减少内战的数目，尤其是在以权贵倾轧为特色的伪民主政体当道的时候。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民主，似乎也仍然可以减缓内战的严重程度。政治学家拉齐纳发现，如果其他变量不变，民主国家的内战与非民主国家的内战相比，死亡人数减少一半。格莱迪奇在2008年一项有关“自由和平”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说：“民主国家很少发生大规模内战。”[50]“自由和平论”的第二个支柱要更强大一些，即向世界经济开放门户，包括开放贸易，开放外国投资，开放附带条件的外援，以及开放电子媒体。这一支柱既有助于减少内战发生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减轻内战的严重程度。[51]
康德和平论共有三个支柱。第三个支柱是国际组织，其中在消除内战方面成效最显著的莫过于国际维和部队。[52]在非殖民化的几十年间，内战层出不穷，问题不仅在于战争爆发数量剧增，更麻烦的是战争旷日持久，旧的战火未熄，新的硝烟又起，每年平均有2.2场新战争爆发，只有1.8场旧战争结束。[53]到1999年，平均的内战长度已经达到15年！ 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情形才开始变化，战争结束的数量终于开始超过新爆发的内战数量。更多的内战以没有明显胜负的谈判和解告终，而非血战到底。在过去，这些内战经常在停火数年后重新开战，但现在死灰复燃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了。
维和部队的出现与和平趋势高度吻合。图6-6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加强了维和行动，特别是大量增加维和人员的数量，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冷战结束是一个转折点，大国终于更愿意看见战火平息，而不是一定要看见自己的傀儡获胜。[54]维和行动的升级，也标志着人道主义时代的到来。在人们眼中，战争已经开始变成臭不可闻的脏东西，即使是只有黑人和棕色人送命的战争。
图6-6 1948—2008年维和行动数量的增长
资料来源：格莱迪奇绘图，2008年，数据来自西里·鲁斯塔德。
联合国问题多多，但维和是它的长项之一，尽管它还做不到防患于未然。“维和行动有效吗？”这是政治学家弗吉尼亚·佩奇·福特纳（Virginia Page Fortna）一篇文章的标题，她在文章里回答说：“毫无疑问，有用！”[55]福特纳整理了1944—1997年各次内战115个停火案例的数据，观察维和部队的存在是否减少了战争重启的机会。数据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北约和非洲联盟这些永久性组织的行动，以及一些国家临时联盟的行动。她发现，维和行动让内战复燃的机会减少了。这并非说维和行动无往不利，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就是两个有目共睹的失败案例。维和的作用主要在于一般来说它能够阻止战火重燃。维和部队不需要重兵。就像一个瘦小的裁判可以拉开两名厮打在一起的冰球悍将，轻装甚至没有武器的维和部队也可以分隔敌对的民兵，并引导他们放下武器。即使维和部队不能带来完全停火，它也可以起到预警大冲突的绊网作用。并不是所有维和部队都必须是戴蓝色贝雷帽的士兵。审核选举，改造警察，检查人权状况，监督无能政府的运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维和行动有效？第一个原因与利维坦有关：具备一定规模且武装优异的维和行动，可以直接对破坏和平协议的一方进行打击，提高侵犯行为的成本。成本和收益既有名誉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对于莫桑比克反对派领袖阿丰索·德拉卡马（Afonso Dhlakama）和他的全国抵抗运动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一事，一位维和行动的参与者这样评论说：“对德拉卡马而言，被认真对待，能够参加鸡尾酒会，受到尊敬，就已经意义重大了。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政府不再称全国抵抗运动为 ‘武装匪帮’。被人争相拉拢的滋味真是挺不错的。”[56]
甚至小规模行动也可以有效地维持和平。维和部队的出现，打消了冲突双方出于恐惧对方先下手而发动攻击的冲动。而接受维和部队这一行动本身就显示了各方确有停止冲突的意愿。一旦维和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他们就开始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确保双方都相信对方没有暗中备战的企图。维和部队也可负责维持日常治安，以防范小规模暴力行为引发不断升级的循环复仇。他们也可以找出那些想要撕毁停火协议的刺头和捣乱分子。如果有个别人破坏协议，发动挑衅性攻击，这时也只有维和部队有能力向被攻击方证明这只是流氓行动，而不是重启内战的信号。
维和行动的影响力不限于此。他们还可以试着封锁叛军和军阀的主要资金来源——违禁品交易，这些人往往是同一类人。维和人员还可以向遵守和平协议的一方提供资助，增强他们的实力，让他们在选举中赢得更多的支持。一位塞拉利昂人在谈到某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感叹说：“卡巴去哪里，白人就去那里，联合国也去那里，钱也跟着去了那里。”[57]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人，就像中世纪欧洲的战士一样，报酬通常就是劫掠的机会。维和部队手中的钞票可以用于“裁军、解除武装、重返社会”项目，将“光腚将军”和他的同伙拉回公民社会。维和人员可以充当重要的中间人。对那些有更多意识形态追求的游击队来说，从一个中立方手中拿钱这个事实，说明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卖给可憎的敌人。金钱也可以被用作迫使政府向政敌或特定的种族集团开放职位的杠杆。接受金钱的诱惑，向中立的第三方妥协，而不是直接面对自己的对手，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安排。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工作人员德斯蒙德·马洛伊（Desmond Malloy）指出：“维和人员创造了一种和谈的气氛。（妥协）成了一个面子问题——这是人类的特性。因此，需要一种能够达成妥协又不失尊严和面子的机制。”[58]
对于那些熟知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苏丹和其他死亡之地的读者来说，上面那些鼓舞人心的统计仍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在两方面受到了限制。它们只包含国家主导的冲突：战争中至少有一方是政府。死亡也只计算了战争相关死亡。如果我们开始寻找没有掉在这些灯柱下面的钥匙，战争和死亡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是非国家间冲突（也称社区间暴力冲突）。在这类冲突中，军阀、民兵、黑帮、叛乱团体，以及通常属于某个种族集团的准军事人员互相开战。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国家失败的地方。当一场战争看不见政府的身影，说明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权。直到最近，战争专家一直对这一类战争没有兴趣。没有人追踪，也就没有记录和数据，因此也就无从描绘趋势。联合国给自己的使命是防止“战祸”，但它拒绝对社区间暴力（或者其他类型的武装冲突）进行统计，因为联大的成员国不愿意让社会学家在它们的国境内到处探头探脑地做调查，或者暴露政府凶残的暴力，或者暴露因政府无能而未能防范的凶杀。[59]
尽管如此，纵观历史，今天的非国家暴力冲突比过去几十年和几百年减少了很多。在那些年代中，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家。部落战争、打劫奴隶、游牧部落的抢劫、海盗袭击、贵族和军阀的私家战争，已经为害人类数千年。在1916—1928年中国军阀混战的12年间，有超过90万人死于战祸。[60]
从2002年起，乌普萨拉开始建立“非国家冲突数据库”。这些数据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在某些年份，非国家冲突的数量和国家主导的冲突一样多，这种情况说明的是战争稀少，而不是社群间冲突频繁。毫不奇怪，大多数社群间冲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此类冲突在中东（主要是伊拉克）有增长的迹象。第二，非国家冲突杀戮的人数远远低于有政府参与的暴力行动，约为后者的1/4，当然这也无须惊讶，按照定义，政府本来就是暴力机器。第三，2002—2008年（该数据库中的最新数据）的冲突死亡人数明显呈下降趋势，尽管2007年是伊拉克社群间冲突伤亡最惨重的一年。[61]所以，可以肯定，非国家间冲突造成的伤亡，不足以改变全世界武装冲突死亡水平下降这个“新和平”时代的基本事实。
统计在战乱中平民因饥饿、疾病和混乱而死亡的数字是更艰巨的挑战。人们常说，在一个世纪之前，平民死亡仅占战争死亡的10%，而在今天，这个比重是90%。与这个说法相一致的是，流行病学家的最新调查显示，平民（直接和间接）“非正常死亡”的数量之多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调查方法不是从媒体报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中统计尸体数量，而是由调查人员选择样本对象，询问他们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遇难，再将得到的数字根据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外推。一项2006年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调查估计，2003—2006年，伊拉克战争中共有60万人丧生，这远远高于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人权组织“伊拉克死亡统计”记录的8万至9万人的战争死亡。[62]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内战的死亡人数为540万人，是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估算的战争死亡数的35倍，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奥斯陆统计库中1946年以来各种战争死亡总数的一半。[63]即使假定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字有意取死亡统计的下限（因为对死亡的原因有严格的限制），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人们不得不怀疑，在总体上，战争死亡率的下降是否真的能说明和平时代的到来。
伤亡数字总是伴随着道德指责，所以我们无须惊讶这三个数字被广泛传播。它们被用来谴责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世界对非洲的忽视。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数据的来源，应该发现这些修正主义的估测都是缺乏根据的。（在此，没有必要一再强调，这不等于说人们应该对战时的平民死亡无动于衷。）
首先，通常所说的10%到90%的战争死亡为平民死亡之说，已经被证明完全是臆造。政治学家、“人类安全报告项目”的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乔舒亚·戈尔茨坦和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都知道这个“10%到90%”的标签没有数据的支持，都曾尝试寻找这个数据的来源。[64]他们也知道，这种数据经不起合理性检验。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几乎不生产任何剩余。不事耕耘的兵痞动辄就可以颠覆农村人口和食物的脆弱平衡，让人们陷入饥荒。“三十年战争”的历史特别能显示战争的危害，不仅大量平民死于屠杀，而且家园、庄稼、牲畜、供水遭到蓄意破坏，又造成更大数量的平民死亡。美国内战期间，在封锁和焚烧庄稼粮仓等焦土政策的夹击下，成千上万名平民死于饥饿。（在小说《飘》中，女主人公郝思嘉发誓不再挨饿，这展现了当时的历史现实：“上帝为我做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6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穿过人口密集的地区，向城镇和村庄发射炮弹，双方都试图用封锁使对方的平民挨饿。我已经提到过，如果将1918年大流感的受害者算作战争的间接死亡，“一战”的平民死亡数量会增加几倍。同样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平民的方式有集中营、空袭、《第五屠宰场》式的对德国和日本城市进行的狂轰滥炸，此外还扔了两颗原子弹。今天的战争，无论如何伤害平民，也不可能达到当年的规模了。
戈尔茨坦、罗伯茨和麦克将这个模因追溯到一系列含混的重述中。在这些重述中，对不同类型的伤亡估算进行了混搭：将一个时期的战争死亡人数和另一个时期的战争死亡人数、间接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和难民人数进行了比较。麦克和戈尔茨坦估计，平民死亡的数量相当于战争死亡数量的一半，在各次战争中的比重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重并没有越来越大。的确，我们将要看到，这个比重在最近大幅度下降了。
《柳叶刀》刊登的流行病学家对伊拉克战争死亡的估计引起了广泛关注。[66]8名卫生工作者组成的团队在18个地区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各家最近的死亡情况。流行病学家将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几年的死亡率从之后几年的死亡率中减去，认为两者之差是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再用这个死亡率乘以伊拉克的总人口。这种算法的结果是如果没有发生美国入侵，会减少65.5万名伊拉克人的死亡。被调查的家庭显示，这相差的65.5万死亡人口中有92%都是非正常死亡，他们死于枪伤、空袭、汽车炸弹，而不是疾病或饥饿这样的间接死亡。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常规的死亡计算就是低估了约6/7。
如果样本的选择不遵循严格的标准，那么，将小样本的结果外推到整个人口可以导致巨大的偏差。由迈克尔·斯巴盖特（Michael Spagat）和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率领的一个统计学家小组发现，这些估算完全没有可信度，因为在被调查的家庭中，居住在主要街道和道路交叉口旁的家庭数目多到不合比例，而这些地段往往是炸弹爆炸和枪战最密集的地带。[67]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一项改进研究得出的战争死亡数字是《柳叶刀》中的文章估算的1/4。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对原始估计数按照35%的容差系数进行了上调，以弥补撒谎、迁移和记忆衰退造成的误差。他们未经上调的死亡数字是11万人左右，非常接近战争死亡的点算数字。[68]
另一组流行病学家为了挑战20世纪中期之后战争死亡减少的一般性结论，对13个国家的战争死亡进行了新的推算。[69]斯巴盖特、约翰逊和他们的合作者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推算点散布在世界各处，对于追踪时间序列上的战争死亡毫无帮助。[70]
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中有540万人死亡（90%死于疾病和饥饿）的报告是否可信呢？[71]结果，这个数字也是被夸大了的。国际救援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得出这个数字所依据的战前死亡率过低，因为它使用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总体死亡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要糟糕得多，而计算依据的内战战争死亡率的估算又过高，因为它的数字来自国际救援组织提供人道援助的地区，那恰恰是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意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的间接死亡人数很多——很可能超过100万，但是项目审慎地拒绝接受流行病学家回顾调查推算的非正常死亡，理由除了他们的样本偏差，还有他们的估算需要揣测如果战争没有发生，事情会是什么样的。[7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搜集的证据说明，在过去30年的战争中，疾病和饥饿带来的死亡率呈现下降而不是上升的趋势。[73]这听起来似乎是说战争对孩子和其他生命是有益的，但这绝非他们统计分析的本意。相反，他们记录了过去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因营养不良和饥饿导致的死亡数量稳定减少，今天的内战大多是一个国家内一小撮叛乱分子在某个地点上的区域性战争，其破坏程度不足以扭转局面。事实上，当医药和食品能够在人道主义停火期间快速送达战区，营养不良和饥饿的死亡率可以加速下降。
这怎么可能呢？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的一场“儿童生存革命”（5岁以下的儿童是人口中最脆弱的人群，因此需要特别的援助，但这场革命也保护成人的生存）。现在的人道主义援助开始变得更聪明了。过去的援助组织经常是对着问题砸钱，现在它们已经掌握了公共卫生科学的新发现，了解哪些灾祸的杀伤力最大，也知道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最有效地对应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主要有四个原因：疟疾；腹泻性疾病，比如霍乱和痢疾；呼吸道感染，比如肺炎、流感和肺结核；以及麻疹。每一种疾病都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而且费用相当低。蚊帐、抗疟疾药、抗生素、饮水净化器、（在干净的饮水中加入少许食盐和糖的）口服补液疗法、疫苗、母乳喂养（此举可减少婴儿感染泻腹和呼吸系统的疾病），仅仅这些简易可行的手段就可以挽救大量生命。在过去的30年中，仅疫苗一项就拯救了2000万人的性命（1974年时，全世界只有5%的儿童受到疫苗的保护，而今天，这个数字是75%）。[74]即时治疗性食品，比如用锡纸包装的花生酱软糖，据说很受孩子喜爱，它是对付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利器。
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战争的生命损失，也消除了对战争间接死亡大幅度上升抵消或者完全覆盖战争死亡减少的忧虑。“人类安全报告项目”估计，在朝鲜战争4年中，朝鲜总人口中平均每年有4.5%死于疾病和饥饿。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即使我们接受极其悲观的估计，即有500万人的间接死亡，平均每年的死亡率为全国人口的1%，也比朝鲜战争低80%以上。[75]
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很难看到光明的一面，因为战争的余孽仍在制造无数的悲惨事件。我们在剔除夸张不实的数字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似乎在斤斤计较地量化他人的痛苦，显得很没心没肺，特别是这些数据经常被用来作为筹集资金和呼吁关注的宣传素材。但是，追求真相，不仅是保持信誉，也是一种道义责任。知道全世界死于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对那些在每日新闻的轰击下已经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是一服清醒剂，否则，很多人会认为穷国早已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与其揽镜自赞利他主义的高风亮节，不如更好地理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些数字减少，让我们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改善人类的福祉。这些统计数字展现了若干意外的启示，有些听起来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独立、自然资源和民主选举（当它没有效力的时候），都是增加暴力死亡的力量；而有些听起来枯燥的工作，比如有效的执法、向世界开放经济、联合国维和部队和花生酱软糖，都可以减少死亡。
大屠杀的走势
我们这个可悲的物种有能力从事各种各样的暴力，其中最独特的是大屠杀，它不仅令人憎恶，而且让人无法理解。我们可以理解人类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为了金钱、荣誉、爱情而发生致命的冲突，为什么对有过失的同类重刑惩罚，甚至为什么在见到手持武器的人时也会拿起武器兵戎相见。但是，有些人想要杀死数百万无辜的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作为人类自称有人性，可这些行为却毫无人性可言。无论是叫作种族灭绝（因为人种、宗教信仰、族裔以及其他具有某种不可更改属性的成员身份而施加的杀戮），还是叫作政治清洗（因为政治立场而施加的杀戮），或者叫作政府屠杀（democide，政府或者民兵对平民进行的大规模杀戮），都是对人进行分类再施以杀戮，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谁，而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就必须被杀死。这似乎与通常的谋财害命、恐惧和报复这些动机都没有关系。[76]
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人数之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鲁梅尔是最早开始尝试统计大屠杀受害者人数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估算是，20世纪被自己政府杀害的人的总数达到了1.69亿。[77]显然，这个数字是被高估了，但大部分研究暴力的学者都承认，20世纪死于自己政府之手的受害者人数多过战争死亡。[78]马修·怀特对各种出版物中的死亡数字进行了综述，他认为，有8100万人死于政府的暴行，有4000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总计有1.21亿人死于政府之手。相比之下，战争造成3700万军人和2700万平民的战争死亡，另有1800万人死于战争连带的饥荒，共有8200万人死于战争。[79]（怀特补充说，大约半数的政府屠杀发生在战争期间，没有战争，这部分杀戮也许不会发生。）[80]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杀害如此多的人，需要大规模杀伤的手段，这是大屠杀之所以恐怖的又一个层面。纳粹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已经成为种族灭绝不可磨灭的象征。但是，大批量杀戮并非离不开现代的化学科技和铁路。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政府镇压旺代地区的叛乱时，有人竟然想出用驳船大量处决犯人的主意——将塞满犯人的驳船完全浸入水中一段时间，直到船舱内所有人都在水中溺毙，再将驳船浮出水面，换下一批死囚。[81]在纳粹集中营中，毒气室并不是最高效的杀人工具。纳粹的党卫军别动队，或者说是行刑队用机枪扫射杀死了更多受害人，正如历史上驾驶两轮战车的亚述士兵，或者骑在骏马上的蒙古人在奔驰中用标枪刺杀敌人。[82]1972年，布隆迪的图西族人大肆屠杀胡图族人（22年后，卢旺达胡图族人反过来大肆屠杀图西族人）。一个行凶者这样解释说：
有好几种手段，好几种。一种是将2000人关在一栋房子，比如说监狱里。有几间大房间。锁上门窗。将这些人留在里面15天，没有吃没有喝。然后打开房门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尸体。不用殴打，什么都不用做。全都死掉了。[83]
乏味的军事术语“围城”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剥夺一座城市的食物，让受困者在饥饿中耗竭生命，这是一种久经检验、成本有效的灭绝手段。弗兰克·乔克（Frank Chalk）和库尔特·约纳松（Kurt Jonassohn）在《种族灭绝的历史和社会学》（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ade）一书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几乎从来不报道一座古代城池的倾覆对它的居民意味着什么。”[84]《旧约·申命记》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追忆的预言，其依据就是亚述人或者巴比伦人的征服：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85]
在种族灭绝的数字和方式之外，施暴者沉湎于毫无约束的施虐狂状态，种种恶行煎熬着人类的道德想象力。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目击者描述了受害者在被处死之前还受到过什么样的嘲弄、折磨和残害。[8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到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胎儿被从母亲的子宫中揪出来；在执行绞刑的前夜，用钉子将囚犯从两耳处钉在栅栏上。对此他评论说：“人们有时候说到人身上残忍的 ‘兽性 ’，这种说法对动物极其不公平而且粗暴。没有任何动物像人这样残忍，像人这样技艺高超、匠心独具地残忍。一只老虎只能咬和撕，这就是它能做的全部。即使它做得到，它也绝对想不到要从耳朵处把人钉在墙上过夜。”[87]我本人读过这些记录种族灭绝的历史资料后，脑中留下的那些印象让我终生难得安眠。让我在此复述一件我无法忘怀的事例，不是因为它们血腥（这样的血腥在史书中无处不见），而是因为它们的冷酷。该事例来自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人道论：20世纪的道德史》（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是一个奴工营的指挥官。在他的营地，犹太囚犯分拣从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同胞身上剥下来的衣服，这些囚犯一直劳作到死。囚犯的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另一个死亡营。
维尔特只破例留下了一个孩子……他给这个年约10岁的犹太男孩糖果，让男孩穿上小党卫军的军服。维尔特带着男孩骑马在营地巡视囚犯，维尔特骑着一匹白马，男孩骑着一匹小马驹，两个人抱着机关枪近距离向囚犯扫射（包括男孩的母亲）。[88]
格洛弗忍不住评论说：“这是赤裸裸的轻蔑和戏弄，令人深恶痛绝。”
人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恶行？要想理解人类的“因类而诛”，我们必须从人类聚类分群的心理学开始。[89]
人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其他人按照归属、习俗、相貌和信仰分门别类。虽然我们总是批评这种因陈袭旧是一种心智缺陷，但是，分门别类是处理情报信息不可或缺的手段。分类让我们得以根据一个对象的少数可观测的品质，而对其大量未经观测的品质进行推断。如果我注意到一种水果的颜色和形状，将之分类为一种覆盆子，我就能够推断它有甜味，可以充饥，没有毒。对于将人像水果分类一样根据某些共性分门别类，是政治正确感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分类，也就没有各色各样的文化可供赞美，没有任何民族的品质让人骄傲。人以群分，除了统计学上的意义，还因为他们确实共享一些特性。所以说，人在头脑中对个体按所属群体做划分，事实上并不是心智缺陷。今天美国非裔确实比白人更依赖福利，犹太人的人均收入比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要高，商学院的学生就是比学艺术的学生在政治上更保守——这一切都是平均意义上的。[90]
分类产生的问题往往超出统计学的范畴。首先，当人们处于某种压力、混乱或者情绪化的状态时，他们立刻忘记对人的分门别类只是一个近似值，而认为这些僵硬的条条框框可以套在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91]其次，人有将对人群的分类道德化的倾向，将自己赞赏的品质赋予盟友，而将自己唾弃的品质安在敌人身上。比如，在“二战”期间，美国人认为，苏联人比德国人有更多优点，而在冷战期间，他们的想法正好倒转过来。[92]最后，人有将对人群的分类本质化的倾向。在实验中，孩子们告诉实验者，出生即被调包的婴儿开口说话的时候将使用他们生父母的语言，而不是养父母的。而成人认为，一个特定的族裔和宗教集团的成员具有相同的类生物化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集团中的人是匀质的、不可变的、可预知的，而且是与其他集团的成员有区别的。[93]
当人们处于冲突中时，这种将人划类而分的认知习惯变得非常危险。它将霍布斯的暴力动机——利益、恐惧和威慑，从宣泄个人纠纷的小调转变为一场族裔战争的宣战书。历史调查显示，种族灭绝是由这三种暴力动机造成的。我们将看到，在酝酿的过程中还加入了两种剧毒的催化剂。[94]
一些种族灭绝的起因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原住民占据了一片沃土，或者垄断了水源、食物、矿藏，入侵者则想据为己有。扫除这些人如同清理灌木和消灭害虫，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并不深奥，就是人类的同情心可以根据对他人的分类而开启和关闭。许多对原住民的大屠杀完全是为了抢夺土地或者奴隶，而将受害者划归劣等人种。此类种族灭绝包括美洲殖民者或政府对美洲原住民数不清的驱逐和屠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刚果自由邦对非洲部落的残暴统治，德国殖民者在非洲西南部对赫雷罗人实施的灭绝，以及21世纪在苏丹政府支持下，贾贾威德武装组织对达尔富尔地区的侵袭。[95]
当征服者发现，他们不妨留原住民一条命，让原住民纳贡缴税时，种族灭绝又有了第二种赤裸裸的用途。享有嗜血魔头威望的征服者，可以随时向一座城市下达最后通牒——投降或者屠城。为了提高威胁的可信程度，入侵者必须做好屠城的准备。这正是成吉思汗和他的骑兵荡平西亚城市背后的理由。
一旦征服者将这些城市和领土纳入自己的帝国，他们就用雷霆手段镇压一切反叛，并以此来威胁被征服者保持顺从。公元68年，亚历山大总督招来古罗马军队镇压犹太人反抗古罗马统治的起义。根据历史学家弗拉菲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记载，“一旦（犹太人）兵败，他们就被毫不留情地彻底消灭。有些人在野外被活捉，还有一些被赶进屋子里劫掠一空后，再付之一炬。古罗马人对婴儿毫无悲悯之心，不分老幼，格杀勿论，直到血流遍野，5万名犹太人被杀光”。[96]20世纪，苏联人在阿富汗，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中美洲国家的右翼军人政府都在镇压叛乱时使用过类似的战术。
一旦受到非人对待的一方奋起自卫，或者反败为胜，就很可能出现团体间相互恐惧的霍布斯陷阱。各方都视对方为生存威胁，必欲先去之而后快。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分裂之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对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人进行种族灭绝，部分原因是他们深恐自己成为对方屠杀的受害者。[97]
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看见自己的同志遇难，或者自己侥幸逃脱灾难，或者偏执地忧虑自己成为打击对象，这些人可能在心中激起道德义愤，向他们认为的袭击者寻求复仇。和所有形式的复仇一样，一旦报复性的屠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目的就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然广而告之、无路可退的冲动必须一条道走到黑，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这也许已经通过进化，通过文化范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成为人类大脑中的固定程式，为了证明威慑的可靠性，必须进行杀戮。
这些霍布斯式的动机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这些掠夺、先发制人或者报复性的杀戮必须针对整个群体，而不是仅仅针对那些挑起冲突或制造麻烦的个人。将人分门别类的认知习惯也许是一个理由，小说《教父》第二部里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年幼的维托·柯里昂的妈妈乞求西西里黑手党大亨饶过孩子的性命：
寡妇：尊敬的弗兰西斯科，你杀死了我的丈夫，因为他不肯屈服，杀死了他的大儿子，因为他发誓复仇。但是，维托才9岁，呆头呆脑的。他什么也不会说。
弗兰西斯科：我不是怕他讲话。
寡妇：他很弱小。
弗兰西斯科：他会长成汉子的。
寡妇：一个孩子不能伤到你。
弗兰西斯科：他会是一条汉子，那时他就要来寻仇了。
而他也确实回来复仇了。在电影中，成年的维托回到西西里，找这位黑手党大亨说话。他在这个老头的耳朵边小声报出自己的名字，接着把老弗兰西斯科像切鲟鱼一样开了膛。
家庭、亲族和部落内成员间的团结——特别是他们寻求复仇的决心，让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成员被挑衅，就是他们全体被挑衅。虽然经常接触而力量相当的两个群体一般会将复仇限制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水平，但一再发生的暴力可以将偶尔的愤怒变为长期的仇恨。亚里士多德说过：“愤怒的人希望自己愤怒的对象不断地受苦，充满仇恨的人则希望仇恨的对象永远消失。”[98]当一方发现自己在数量或者战术上占有优势，它就有可能抓住机会实施最后的解决方案。对抗的部落都明白种族灭绝的实践优势。人类学家拉斐尔·卡斯滕（Rafael Karsten）与亚马孙厄瓜多尔的黑瓦洛人一同叙述了他们的战争方式（在显示战争死亡率的图2-2中，这个部落是一条长线）：
在分部落内部发生的小争斗具有私人间血债血偿的特点，其原则是公正的复仇，而两个不同部落之间的战争原则却是灭绝。在灭绝性战争中，没有以命偿命的问题，战争的目标是彻底消灭敌对部落……胜利方最大的顾虑就是留下一个敌人的性命，哪怕是一个小孩子的性命。他们担忧任何活口都有可能在将来向胜利者复仇。[99]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德拉姆（Margaret Durham）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发生在距离亚马孙半个地球之外的一个类似的细节。在阿尔巴尼亚部落，他们通常尊奉对等复仇的规范：
1912年2月，我接到报告，说的是一起惊人的大规模司法案件……梵迪亚家族的一个家庭，长期以来有作恶的坏名声——抢劫，枪击，在部落里为非作歹。首领在一次聚会上判决这个家族的所有男子死刑。一些男子被指派在某一天伏击他们，将他们捉拿归案。那一天，这个家族有17个男子被枪杀，其中一个只有5岁，另一个只有12岁。我谴责他们杀害无辜的儿童，但是他们说：“这都是些孽种，不能让他们继续繁衍。”这种对遗传的信念，等于是说要杀死一个怀孕的不幸妇女，以免她生下一个男孩，从而再次作恶。[100]
本质主义者的“孽种”概念是几个生物学隐喻之一，其灵感来自对摇篮复仇的恐惧。人们预计，即使只有寥寥几个被打败的敌人活了下来，其残余势力也会成倍增加，并在未来制造麻烦。人类的认知经常是类比的。当人们想到令人讨厌的生殖生物集合的概念时，脑子里开始不断想起害虫的概念。[101]全世界的种族灭绝罪人都在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隐喻，直到成为陈词滥调。他们所厌恶的人都是鼠辈、毒蛇、蛆虫、虱子、苍蝇、寄生虫、蟑螂或者（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猴子、狒狒、狗。[102]1641年，一名英国驻爱尔兰指挥官为其下令杀害数千名爱尔兰天主教徒辩解说：“杀死幼虱，才能消灭虱子。”[103]1856年，加利福尼亚的定居者杀死了240名玉基族印第安人，仅仅是为了报复他们杀了定居者的一匹马。有人回忆，定居者的领袖说：“有一个幼虫，就会有一只虱子。”[104]1864年，在沙溪大屠杀前，约翰·齐文顿上校说：“幼卵会长成虱子。”大屠杀导致数百名夏延族人和阿拉帕霍人死亡。[105]每当有人要形象生动地鼓动大屠杀，那些令人厌恶的生物因子，比如溃疡、癌症、细菌和病毒就成了他的修辞的一部分。说到犹太人，希特勒有他自己的一套隐喻，也都是生物学的词汇：犹太人是病毒；犹太人是吸血的寄生虫；犹太人是混血的杂种；犹太人是有毒的血液。[106]
人类的头脑在演化中形成了对生物因子毒害的抵御意识：厌恶感。[107]身体的分泌物、动物的器官、寄生虫和寄生蠕虫、传播疾病的带菌媒介最开始触发厌恶感，厌恶意味着人不仅排斥这些污秽物，而且排斥任何看起来和这些污秽物相像或者有过接触的物体。厌恶感很容易被道德化。如果将道德评判视为一个连续的集，在它的一端是精神、纯粹、贞操和洁净，另一端就是兽性、污染、淫荡和肮脏。[108]所以当我们看见讨厌的污秽时，不仅有生理排斥感，而且有道德鄙视感。英语中用来比喻一个奸诈小人的词，很多都是传播疾病的媒介——一只老鼠、一只虱子、一只蛆虫、一只蟑螂。20世纪90年代，用来形容被迫流离失所和种族灭绝的臭名昭著的术语是种族清洗。
隐喻思维是双向的。我们不仅使用令人恶心的隐喻代表道德堕落的人，还倾向于认为外形恶心的人品德也堕落（我们在第4章提到过这个现象，林恩·亨特的理论认为，欧洲清洁卫生的改善是导致严刑峻法减少的一个原因）。在道德评判集合的一端，受过净化仪式的白人苦行僧被尊为圣人；在另一端，生活在堕落和贫困之中的人被视作劣等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既是化学家也是作家，他描述了德国纳粹将犹太人运往死亡营途中出现的这种恶性循环：
押运犹太人的党卫军好奇地看着男人和女人随处大小便——在站台上，在铁轨中间。德国乘客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厌恶：这些人活该倒霉，看看他们的品行吧。天理昭昭，这不是人，算不上人类，而是动物。[109]
通向种族灭绝的感情道路——愤怒、恐惧和厌恶——可以有若干种组合。在政治学家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研究20世纪种族灭绝历史的著述《比战争更槽》（Worse than War）中，他指出，不是所有的种族灭绝都有同样的原因。他对屠杀分类的依据是受害群体是否被非人性化（被视为道德反感的对象），是否被妖魔化（成为道义愤怒的对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两者皆非。[110]剿灭一个被非人性化的群体，看起来就像杀死一群寄生虫，比如德国殖民者眼中的赫雷罗人，土耳其人眼中的亚美尼亚人，苏丹穆斯林眼中的达尔富尔黑人，以及欧洲殖民者眼中的各种原住民。相比之下，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被视为有正常推理的能力。有推理能力但仍选择异端邪说而拒绝真正的信仰，因此更加十恶不赦。这些当代的异端包括专制的受害者，以及与他们相对应的智利、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萨尔瓦多右翼独裁政府的受害者。此外，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恶魔——这个群体不仅是令人憎恶的劣等人，而且卑鄙邪恶。纳粹就是这样看待犹太人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也是这样看待彼此的。最后，可能还有一些既不是劣等人种也不是恶魔，但被认为是潜在的掠夺者，必须抢占先机予以清除，比如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无政府状态中发生的屠杀。
到此为止，我已经对种族灭绝进行了如下解释：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将人按照某些特质聚类分群；而在道德感上，将人等同于他所类属的群体。个人或军队之间的霍布斯竞争的结合可以转化为种族之间的霍布斯竞争。但是，种族灭绝还有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杀害几百万人，你需要一个意识形态。[111]强势政权推崇乌托邦的信条，将个体完全淹没在道德化的范畴之中，利用这些信条煽动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造成了种族灭绝死亡人数分布上的异常值。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包括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期间的基督教（以及一个分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法国大革命政治恐怖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奥斯曼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种族灭绝行动中的民族主义，以及德国集中营背后的纳粹主义等。
为什么乌托邦意识形态总是将人类引向种族灭绝？乍看之下，这似乎完全没有道理。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乌托邦不可行，但追求完美世界的努力是否至少应将我们引向更美好的世界——60%完美度的世界，或者15%完美度的世界？毕竟，一个人必须有追求才会有成就。难道我们不应该树立更高的目标，编织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想象前所未有的图景，并追问“为什么不能是这样”？
乌托邦意识形态引发种族灭绝有两个原因。第一，它给出的是一个恶性功利计算。在乌托邦中，每个人都是永远幸福的，所以其道德价值无限外推。将一辆威胁到5个人性命的失控列车换轨到会撞死1个人的支道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同意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假定有1亿人的生命，甚至10亿人的生命可以得救，甚至可以外延到无限的将来，无数的生命为此得救，那么，我们能接受多少人的生命为了这无限的善而牺牲呢？死上几百万人似乎还是很合算的。
不仅如此，想想某些人明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却还要反对它，他们就是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个无限善的唯一障碍。他们该有多么恶毒？大家心里都明白。
第二，乌托邦都有一个明确的操作蓝图。在乌托邦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人呢？好吧，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群。有些生来倔强，也许在本质上就从属于某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在未来美好新世界中绝无立足之地。也许在社区共享的世界，他们太富于独创性；在劳工世界，他们就是书呆子；或者，在一个虔信的社会，他们鲁莽轻率、不拘小节；在一个强调团结的社会，他们有强烈的家族意识；或者，在一个返璞归真的世界，他们过于都市化和商业化。如果你在一张白纸上设计完美新世界，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从规划中剔除这些人呢？
在《血与土：从斯巴达到达尔富尔种族灭绝和灭绝的世界历史》（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一书中，历史学家本·基尔南（Ben Kiernan）提到了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古怪特征。人类一次又一次回望早已消失的农耕天堂，梦想复兴健康的田园生活来取代日益扩张的腐败都市。在第4章，我们看到，启蒙运动在都市知识分子世界形成之后，德国反启蒙运动者大肆浪漫化人对土地的依附，他们赞美的正是基尔南此书的标题：血与土。浪漫派将世界看作一个和谐、纯净而有机的整体，而难于管治的都市人口，它的流动性，以及居民按照族群和职业聚居，都是对浪漫想象的公然冒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者都追求乌托邦，脑子里装满本民族在祖国的土地上繁荣昌盛的图景，其实蓝本就是最初开始定居生活的部落祖先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112]农耕乌托邦主义成为希特勒双重偏执的依据：一重是他对犹太人的仇恨，犹太人是商业和城市的盟友；另一重是他狂妄的计划，他要将人口稀少的东欧变成让德国城市居民殖民的农庄。柬埔寨市民被赶到农村杀戮场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集中在城市的商业活动本身也容易触发道德仇恨。我们在第9章将会看到，人的经济学直觉根植于实实在在的产品或服务一对一的等价交换，比如，三只鸡换一把刀。真正理解当代经济的那套抽象数学道具，比如货币、利润、利息和租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13]在直觉经济学中，农民和工匠生产的是可触摸到的有价值的物品。商人和其他中间商在转手商品时牟利，但没有产生新的商品，所以，通过使素不相识或相距遥远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他们也创造了价值，但仍被视为寄生虫。更加卑鄙的是放债的钱商，他们借出一笔款项，收回时却要求一笔附加款，尽管他们的信贷服务让一些人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人们习惯于无视商人和放债人的无形贡献，将他们看作血吸虫（又是一个使用生物学词汇的隐喻）。对个别中间商的反感，很容易会变成对一个族群的反感。中间商这个职业所需要的必备资本主要是专业知识，而不是土地和工厂，知识更多地在家族亲友之间传递，而且具有很好的便携性。出于这些原因，一些特定的族群擅长经商理财，经常在有需求的社区之间迁徙，并且成为致富的少数族裔——同时也成了嫉恨和憎恶的对象。[114]很多歧视、驱逐、骚乱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都曾经是擅长经商的社会团体或族群。他们包括苏联和柬埔寨的资产阶级少数民族，东非和大洋洲的印度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华人，还有就是欧洲的犹太人。[115]
政治屠杀往往是终结旧时代诗作中的高潮，是暴力的最后一次出击，它将把人类带进千秋万代的祝福之中。研究政治屠杀的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传统宗教的末日观如同两条平行线。
在历史学家乔基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和乔治·莫斯（George Mosse）的著述中，他们对纳粹的末世主义做了如下评价：
希特勒许诺一个“千年帝国”，一个永恒的完美世界，与《新约》启示录中恶魔重返世界之前的千年福地、善与恶的较量以及上帝战胜撒旦的最后胜利非常相似。他对纳粹党国的全部想象都极为神秘，弥漫着宗教——多为基督教的气息，充斥着仪式和符号。它的党国服从更高的律令——一个由先知希特勒受命完成的天赋重任。[116]
最后，要胜任这些工作，有特殊的资格要求。你想承受管理一个完美世界的压力和责任吗？乌托邦社会的领导人需要极端自恋和无情。[117]这些领袖对其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对渐进改革和动态调整毫无耐心，完全不顾及他们的宏大实验对人类产生的实际后果。
要想理解种族灭绝，必须理解领导人的动机，因为心理要素——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霍布斯的贪婪、恐惧和复仇，厌恶情绪的道德化，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这一切不可能在一瞬间征服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煽动他们大开杀戒。各个不同的群体，可以互相回避、互不信任甚至互相蔑视，但仍然可以长期共存，完全不发生种族灭绝。[118]比如，美国南方种族隔离时期的非裔，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非洲人。甚至在纳粹德国，反犹情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也只有希特勒及其几个狂热的党羽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个好主意。[119]而当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通常是警察、军队或者民兵真正下手谋杀。[120]
公元1世纪，塔西陀说过：“那些滔天大罪都是这样发生的——少数寡廉鲜耻的人倡导，一些人附和赞成，其他所有人一声不吭，被动地默许。”据政治学家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s）一书中的描述，塔西陀的分工也适用于20世纪的种族灭绝。[121]一个领袖或者一小撮党棍决定何时开始种族灭绝，他向相对人数不多的武装分子下达行动命令。这些人都是真诚的信徒、坚定的追随者和流氓恶棍（就像在中世纪一样，通常是从罪犯、流浪汉和无业年轻人中招募而来）。他们指望大多数人不会出头阻挡他们，而事实上大多数人也确实会如此，我们在第8章中将论述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学。产生种族灭绝的心理要素，比如本质主义、道德化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影响。领袖及其追随者满脑子都是这些意识形态，但是大众不需要太多，就足以打破平衡，让领袖的计划付诸实施。20世纪种族灭绝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证实了领袖的不可或缺。当他们被推翻或者死去之日，就是种族灭绝停止之时。[122]
如果这个分析的思路是对的，那么，人性（包括本质主义、道德化和直觉经济学）被毒化、霍布斯安全困境、末世意识形态和领导人手中的机会都是种族灭绝的土壤。问题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历史学家从来不认为种族灭绝是个有趣的课题。图书馆里关于战争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关于种族灭绝的研究几乎是零。乔克和约纳松指出，对于古代历史，“我们知道朝代更替，帝国消亡，城市灰飞烟灭。我们怀疑在这种时刻有些战争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牵涉其中。他们的命运实在无足轻重。如果有什么地方提到了他们，通常也是和牛羊牲畜的损失放在一起”。[123]
种族灭绝绝不是20世纪特有的产物。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许多战乱和杀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灭绝。熟悉上古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毁灭了米洛斯。根据修昔底德的记录，“雅典人处死了所有从军年龄的男子，将全体妇女和儿童掳为奴隶”。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灭绝迦太基和它的全部人口。其行动之彻底，以至于古罗马人自己形容说已将敌人碾为齑粉，无形可循。其他历史性的大屠杀还包括《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希伯来《圣经》中的记载，十字军的屠杀和洗劫，对阿尔比派异端的镇压，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欧洲的驱巫运动和欧洲宗教战争的暴行。
《近代大屠杀历史》的作者们坚持认为，20世纪是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世纪”，的确是有些莫名其妙。乔克和约纳松在他们著作的开篇写道：“种族灭绝遍及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和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强调，书中对20世纪之前的11次种族灭绝的案例研究“既不彻底，也没有代表性”。[124]基尔南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此书的一项主要结论是种族灭绝在20世纪之前确实是经常发生的。”只要看一看目录的第一页，就可以明白他的意思：
第一部分：早期帝国扩张
1.古代种族灭绝和早期现代社会
2.西班牙征服新大陆，1492—1600年
3.东亚的枪炮和种族灭绝，1400—1600年
4.早期近代东南亚社会的种族灭绝
第二部分：殖民时期的殖民者
5.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1565—1603年
6.北美殖民地，1600—1776年
7.19世纪澳大利亚的种族灭绝暴行
8.美国的种族灭绝
9.殖民者在非洲的种族灭绝，1830—1910年[125]
鲁梅尔有数据支持自己的结论：“皇帝、国王、苏丹、大汗、总统、总督、将军和其他统治者对自己的人民或那些受其保护或统治的人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统计了20世纪之前的16场大屠杀的133 147 000名受害者（包括印度、伊朗、奥斯曼帝国、日本和俄国的受害者），并推测政治清洗的死亡总数是625 716 000人。[126]
这些学者不是不加鉴别地把每个历史时期的数据都列在清单上。对于数字，他们相当谨慎。比如，他们注意到尽管有种族灭绝式的事件，但美洲原住民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疾病，而不是有计划的灭绝行动。早期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在1638年剿灭了佩科特人（Pequot），事后，英克里斯·马瑟牧师要求他的会众感谢上帝，为了他们能“在一天之内将600个野蛮的灵魂送进地狱”。[127]庆祝种族灭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他后来还当上了哈佛大学的校长，我现在居住的房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座右铭是：“发扬马瑟精神！”）
马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种族灭绝而感谢上帝的人。我们在第1章中已经看到过，耶和华命令希伯来人进行十几场大屠杀；而在公元前9世纪，摩押人以屠城回敬希伯来人，他们以他们的神阿斯塔-基摩的名义杀光了几座希伯来城市的居民。[128]在创作于约公元400年前后的《薄伽梵歌》中，有一小节描述了因为凡人阿诸那不愿意杀死他的祖父和老师所属的敌对派系，印度教的克利须那神训斥他说：“对你来说，没有比为宗教原则而战更好的事业了；没有必要犹疑……灵魂无畏刀砍火烧……（因此）你何必为一个不值得悲悼的东西而哀伤。”[129]受约书亚征战的激励，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打败爱尔兰人之后，将一座爱尔兰城镇的男女老幼屠杀殆尽，他随即向议会解释他的行动说：“这是为了感谢主保佑我们在德罗赫达（Drogheda）的努力。城里有三千多名敌人。我相信我们已经将他们全数消灭。”[130]英国议会全票通过一项动议，声明“既是作为他们有罪当罚的正义，也是出于警示后人的慈悲，议会特此批准该项在德罗赫达的处决”。[131]
让人震惊的事实是，直到最近，只要此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人们一直不认为种族灭绝有什么特别的错误。只有一个例外，是16世纪西班牙神父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他抗议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对美洲原住民的残暴行径。用蒙特西诺斯自己的话说，他不过是“旷野里孤独的呼喊者”。[132]当然，有一些军人的戒律——有些甚至源自中世纪，徒劳地试图阻止战争中对平民的杀戮，也有具备早期现代性的思想家，例如伊拉斯谟和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偶尔发声抗议。但是，只有到了19世纪末，当公民开始抗议在美国西部和大英帝国发生的血腥杀戮时，反对种族灭绝才成为主流意识。[133]甚至直到那时，西奥多·罗斯福——未来的“进步”总统，在1886年曾经这样写过：“我不想走得太远，说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但是，我相信10个人中有9个是这样的。而对第10个人，我认为也是不要仔细追究为好。”[134]根据文学评论家约翰·凯里（John Carey）的记录，直到20世纪，还有很多英国文人肆无忌惮地歧视大众，认为他们粗野、没有灵魂，仿佛他们的生命一文不值。种族灭绝式的狂想时时冒头。1908年，D. H.劳伦斯写道：
如果我能为所欲为，我要建一个像水晶宫一样大小的行刑室，军乐队演奏着轻柔的音乐，电影放映机放着片子；然后我要到大街小巷里找到那些病病歪歪的、半死不活的人，还有那些残废；我会温柔地给他们带路，他们会懒洋洋地对我报以感激的微笑；乐队这时会轻轻地奏起《哈利路亚大合唱》。[13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在民调中被问及如果美国取胜，应该如何处理日本人，10%~15%的人回答说“彻底消灭”。[136]
转折点出现在战后。当时英语中甚至没有专门指称种族灭绝的词，直到194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一份关于纳粹在欧洲的统治的报告中创造了这个词。一年之后，这份报告被作为简报送交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137]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性迫害震惊了世界，不仅因死亡人数之巨，而且是集中营的恐怖景象：流水线式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堆积如山的鞋子和眼镜，像瓶塞子一样码放在一起的尸体。1948年，莱姆金推动联合国批准了《关于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种族灭绝——不论受害者是谁——视为犯罪。詹姆斯·佩恩注意到一种很另类的进步：今天否认集中营的人至少感到要否认集中营曾经存在，而在以前，种族灭绝的施暴者和同道却会炫耀自己的残忍。[138]
正因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经历的勇气，世人认识到了种族灭绝的恐怖。乔克和约纳松意识到这些幸存者回忆的历史性价值。[139]在过去，种族灭绝的幸存者认为自己是屈辱的失败者，回忆往事只能是在严酷的历史判决上向揭开的旧伤疤上撒盐。只有在新的人道主义观念被接受之后，种族灭绝才成为反人类罪，幸存者则成为审判庭上的证人。战后不久，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出版了女儿的日记，他们一家在纳粹占领的阿姆斯特丹为逃避进集中营而东躲西藏。被发现后，安妮被押解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最后因伤寒死在那里。她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自己的逃亡生活。20世纪60年代，埃利·威塞尔和普里莫·莱维分别出版了有关犹太人在集中营被关押和处死的回忆录。今天，《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和威塞尔的《夜》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书。后来又有其他幸存者——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和吉卜赛人，以及波斯尼亚人、图西人和达尔富尔人也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一直不断地重新定位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些回忆录就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乔克和约纳松说：“纵观大部分人类的历史，只有统治者才是主角，而在20世纪，被统治者第一次成为历史的主角。”[140]
任何一个和集中营幸存者一起长大的人都知道，回忆和讲述那些可怕的往事并非易事。战后几十年中，他们还是觉得那些经历都是难以启齿的耻辱。他们想忘掉这一切，除了受害者的羞耻之外，还因为他们在绝望的深渊里挣扎，泯灭了最后一丝人性，那些遭遇之沉重，令人不堪回首。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家族姻亲，他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就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分钟，他抓住我的手腕，开始讲这样一件往事。一群人正在默默地吃饭，突然其中一个人倒在地上死了。其他人立刻扑到他因腹泻而沾满粪便的身体上，从他手里抠出一块面包。当他们分这一小块面包时，有几个人觉得自己所得比其他人少得多，于是开始愤怒地争吵。把这样丑陋的故事讲出来，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还需要对听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会理解故事的背景，不会武断评价当事人的品德。
尽管数千年来种族灭绝的数量之多掩盖了种族灭绝的百年历史，但人们对大屠杀在20世纪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走势仍然很茫然。鲁梅尔是第一个尝试对之进行数字分析的政治学家。在他的两部书——1994年出版的《政府造成的死亡》和1997年出版的《政府屠杀的统计》中，他分析了直到1987年的20世纪中141个主使过政府大屠杀的政权，以及对照组——73个未参与大屠杀的政权。他搜集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对死亡人数的独立估算（包括亲政府的来源和反政府的来源，他假定两者都有倾向性，因此互相抵消），通过合理性检验，取比较可靠的中值。[141]他对“政府屠杀”的定义接近乌普萨拉的“单边暴力”和我们平常所使用的“谋杀”的概念，不过行凶者是政府而不是个人，受害人一定没有武装，杀戮是有意识的行为。政府大屠杀包括种族灭绝、政治大屠杀、清洗、恐怖、行刑队（包括政府姑息纵容的私人民兵组织）处决平民、围困和查抄食品制造的人为饥荒、集中营内的死亡，以及德累斯顿、汉堡、广岛和长崎这样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142]
部分原因在于鲁梅尔在他的政府屠杀定义和书名中都使用了“政府造成的死亡”这一短语，他的结论是在20世纪有近1.7亿人死于他们自己的政府之手，这在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那里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因。但是，从鲁梅尔的数据中，我们得出的教训不应该是“政府是原本可预防死亡的主要成因”。我这样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鲁梅尔的“政府”概念不严谨，它包括民兵、准军事组织和军阀，而这些组织的出现恰恰表明政府过分无力而不是过分强大的迹象。怀特检查了鲁梅尔的原始数据并进行了计算，他认为，鲁梅尔名单上的24个伪政府造成的大屠杀死亡平均中值是约10万人，而被承认的主权国家政府所造成的屠杀死亡的平均中值是3.3万人。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说，政府造成的死亡比政府的替代品造成的死亡要少2/3。[143]而近年来，大多数政府都不曾沾手任何大屠杀，它们通过推行疫苗、卫生、交通安全和治安所防止的大量死亡，远远高于它们制造的屠杀死亡。[144]
但是，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主要问题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只有少数特定形式的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准确地说，141个大屠杀政权制造的死亡中有3/4是4个政府所为，鲁梅尔将这类屠杀政权称为“巨型谋杀犯”。[145]其余死亡中的11%由11个巨型谋杀犯承担，包括造成600万人死亡的日本帝国、190万人死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剩下13%的死亡分属于126个政权。种族灭绝不完全遵守幂律分布，除非将许多原本不被算作种族灭绝的较小杀戮都放在尖峰部位。但是，种族灭绝的分布绝对是倾斜的，高度符合80∶4规则——4%的政权制造了80%的死亡。
而且，政府屠杀的死亡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政府制造的。[146]极权政府要对1.38亿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占全部政府屠杀死亡的82%。排在第二位的是专制政权，死亡人数为2800万人。它是指能容忍企业和教堂等独立社会机构的独裁政权。被鲁梅尔定义为开放、竞争、选举和有限权力的民主政权杀害了200万人（主要是殖民帝国，以及世界大战期间的粮食封锁和对平民的轰炸）。政府屠杀死亡在不同政体之间的倾斜分布不仅说明极权政治巨兽的潜在受害者的绝对数量之惊人，鲁梅尔还发现，在百分比上，20世纪极权政府谋杀了它们治下4%的人口。独裁政府杀害了自己1%的人民，而民主政府杀死了自己0.4%的人民。[147]
鲁梅尔是“民主和平论”的先驱之一，他认为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战争，而且特别适用于种族灭绝。他说：“在权力的两个极端上，极权政府屠杀了自己数千万的人民，而在许多民主国家，处决系列杀人犯都是罕见之举。”[148]民主国家很少发生大屠杀是因为民主政体在理念上以包容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民主政府的权力受到一系列制度的制约，因此一个领导人无法凭自己的一时冲动在国内调动军队大量杀害人民。通过对20世纪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鲁梅尔展示了即使在各国的民族多样性、富裕程度、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文化（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穆斯林、盎格鲁人等）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屠杀与不民主之间高度相关。[149]他认为，各种教训明确无误：“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民主。行动的进程则是推进自由。”[150]
种族灭绝的历史趋势如何？鲁梅尔尽量按年度来分解政府屠杀的数据，图6-7中的灰色曲线是按照世界人口比例排列的鲁梅尔的数据。和战争中的死亡一样，政府屠杀的死亡也集中在20世纪中期狂暴的“血潮”中。[151]这滚滚血潮中有纳粹的集中营、斯大林的大清洗、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暴行，也有大战期间对欧洲和日本城市的狂轰滥炸。图左侧上行线上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以及苏联的集体化运动杀害的几百万乌克兰人和富农。右侧的曲线上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杀害的德裔。对这样内容的图表说任何好话都是令人不快的，但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是不能不说：20世纪40年代之后，世界再未闻到过那样的血腥味，40年中政府屠杀的死亡率（和绝对数量）尽管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其中一个小高潮是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中巴基斯坦军队进行的杀戮，另外一个高潮是70年代后期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施的屠杀。）鲁梅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屠杀的减少归功于极权政治的衰落和民主国家的兴起。[152]
图6-7 1900—2008年种族灭绝死亡率
资料来源：灰色线，1900—1987年数据来自鲁梅尔，1997年。黑色线，1955—2008年数据来自“政治动荡专责小组（PITF）国家失败问题数据库，1955—2008年”，马歇尔、格尔和哈尔夫（Marshall, Gurr & Harff），2009年；制度和平中心，2010年。后者的死亡数据是哈尔夫2005年发表的表格8.1中各项值域的几何平均，根据在Excel数据库中的比重按年度分列。世界总人口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1900—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为与其他数据可比，乘以1.01。
鲁梅尔的数据库截至1987年，恰逢世事开始新一轮的转变。此后不久，民主大行其道——而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让全世界目瞪口呆。许多观察家得出的印象是，尽管我们本应吸取教训，但这些“新型战争”说明我们仍生活在大屠杀时代。
政治学家芭芭拉·哈尔夫最近增补了种族灭绝统计的数据。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短短4个月内，1万名手持砍刀的男子杀害了70万图西族人，凶手中很多都是胡图族领头人匆忙中招募来的醉鬼、瘾君子、捡破烂的和黑帮成员。[153]许多观察家相信，大国的军事干预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伙人手有限的大屠杀凶手。[154]比尔·克林顿为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而愧疚不安，1998年，他授命哈尔夫分析种族灭绝的风险因素和预警信号。[155]她收集了（斯大林过世和非殖民化进程开始的）1955—2004年的41场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的资料。她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比鲁梅尔更严格，而接近莱姆金最早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国家或者武装当局有意识地使用暴力全部或部分地消灭一个可识别的群体。如果严格依照人们对“种族灭绝”一词的理解，即对种族文化的灭绝（ethnocide），一个群体因为其种族属性而被孤立及消灭，这些资料中只有5次种族灭绝。其余大部分是政治屠杀，或者政治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混合——一个特定种族的成员被指属于受打击的政治派别。
在图6-7中，我将哈尔夫政治动荡专责小组的数据和鲁梅尔的数据排列在同一个坐标轴上。她的数据远远低于鲁梅尔的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数据尤为明显，因为她使用的某个事件中被处决的受害者人数要保守很多。但是，两条曲线的走势非常接近，从1971年之后一路下降。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的破坏性远远无法与“血潮”时期相比，我在图6-8中聚焦放大了哈尔夫的曲线。图形使用的数据来自第三套数据——乌普萨拉单边暴力数据库，包括每一年中政府或武装当局杀害25人以上的暴力行为；也就是说，行凶者不是必须有灭绝整个群体的意图。[156]
图6-8 1956—2008年种族灭绝死亡率
资料来源：政治动荡专责小组数据估计，1955—2008年，与图6-7相同。乌普萨拉数据，1989—2007年：来自http：// www. pcr. uu. se/research/ucdp/datasets/的“高死亡率”估计除以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世界人口数，2010年c。
图形显示冷战后的20年中未曾发生过种族灭绝。相反，大规模杀戮的高峰出现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这15年中，人类见证了印度尼西亚对共产党的政治屠杀（1965—1966年，约70万人遇害），布隆迪的图西族人杀害胡图族人（1965—1973年，约14万人遇害），巴基斯坦人在孟加拉实施的屠杀（1971年，约170万人遇害），苏丹的南北暴力冲突（1956—1972年，约50万人遇害），乌干达伊迪·阿明政权的暴行（1972—1979年，约15万人遇害），柬埔寨的疯狂（1975—1979年，250万人遇害），最终触发船民灾难的越南10年大屠杀（1965—1975年，约50万人遇害）。[157]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内，发生了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种族灭绝（22.5万人死亡）、卢旺达种族灭绝（70万人死亡）和达尔富尔种族灭绝（2003—2008年有37.3万人死亡）。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图形毫无疑问是下行线。（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些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我仍然使用了这个数据库的数据。）[158]21世纪头10年是过去50年中第一次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10年。乌普萨拉的数据的时段更有限，而他们的估算也一如既往更加保守，但即使如此，数据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在单边暴力中最为突出，此后，世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规模的血腥恐怖。
哈尔夫的工作不仅是收集种族灭绝的资料，还需要找出风险因素。她注意到，这些大屠杀都发生在国家失败之后的混乱中，比如内战、革命或者政变。她设计了一个对照组，93个国家失败但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案例，对照组尽量接近那些发生了种族灭绝的国家；然后，她对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寻找事件发生前一年的特殊因素。
分析的结果是，某些人们原来认为重要的因素其实无足轻重。比如，有人认为种族灭绝是多民族聚居历史积怨必然爆发的结果，但哈尔夫的分析表明，民族的多样性对屠杀没有影响作用，因此否定了上述成见。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是影响因素。穷国往往有更多的政治危机，虽然政治危机是发生种族灭绝的必要条件，但在发生政治危机的国家中，并不是越穷就越可能发生种族灭绝。
哈尔夫的确从3/4的案例中找到了6个区别大屠杀型危机和非大屠杀型危机的风险因素。[159]一个因素是该国是否有种族灭绝的历史，不论引致屠杀的风险因素是什么，一旦曾经存在，就不会轻易消失。第二个预测因素是该国政治不稳定的近况，确切说，在过去15年内政权危机和种族战争或革命战争的次数。感觉权力受到威胁的政府会起意消灭或惩罚它们认为有颠覆意图或受到蛊惑的集团，而且也更愿意在反对派动员起来之前利用混乱实现自己的目的。[160]第三个因素是统治精英是否来自少数民族，这就是说，这些精英对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加倍地紧张不安。
其余三个因素与“自由和平论”相似。哈尔夫证明了鲁梅尔坚持的观点，即民主是防止种族灭绝的关键。1955—2008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专制国家发生种族灭绝的可能性是完全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的3.5倍。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三连胜“戏法”：民主国家较少发动国家间战争，民主国家较少发生大规模内战，民主国家较少出现种族灭绝。部分民主国家（伪民主或权贵倾轧）比专制国家更容易发生暴力型政治危机，正如我们在费伦和莱廷对内战的分析中所看到的一样。但是，当危机发生之后，半民主国家发生大屠杀的可能还是低于专制国家。
另一个具有三连胜特色的因素是开放贸易。哈尔夫发现，一个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大，就越不可能发生种族灭绝，同时也越不会与其他国家交战和陷入内战。贸易抵抗种族灭绝的预防效应不可能来自贸易本身的正和收益，这与国际贸易和国家间战争的关系不同，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贸易（进口和出口）并不包括与弱势的少数民族和弱势政治团体之间的贸易。那么，为什么贸易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呢？一种可能性是，A国对生活在B国境内的某个集团有社群性或道义性的关切。如果B国想和A国进行贸易，它只能克制消灭这个集团的冲动。此外，参与贸易要求平和的心态，包括具有遵守国际准则和法制的意愿，以及承担增加本国人民的物质福祉的使命，而不是追求纯洁、光荣和完美正义这些虚妄的幻象。
大屠杀的最后一个预测因素是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如果统治精英坚持认为某个特定的集团是他们实现理想社会的绊脚石，对他们“不承担任何普世性义务”，那么这个国家就更有可能进行种族灭绝。如果精英具备更务实和折中的治理理念，结果就会相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包括伊斯兰主义（特别是执行伊斯兰教法）、反共军国主义以及将特定种族或宗教妖魔化的各种民族主义。
哈尔夫总结了这些风险因素叠加最终爆发种族灭绝的路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种族灭绝和政治大屠杀要么是意识形态式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柬埔寨，要么是报复性的，比如伊拉克（萨达姆1988—1991年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镇压）。通常通过内战或者革命新掌权的精英，充满要创造新世界的想象，于是要铲除破坏和危险分子，意识形态型的大屠杀往往以此为起点。报复性的种族—政治大屠杀一般发生在旷日持久的内战期间……通常是一方——多数是政府方试图在叛军军事上失利之后，消灭敌人的群众基础。[161]
导致过去30多年种族灭绝减少的因素也许就是导致国家间战争和内战数量减少的原因：稳定的政府、民主、开放贸易，以及提升个体利益而不是群体斗争的人本主义执政理念。
逻辑回归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基本上是一台绞肉机，输入一套变量，挤出的产出就是可能性。它背后被掩盖的是种族灭绝生命损失的极端非正态分布——极少数的人，受到若干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采取行动，就可以制造超大量的死亡。风险因素在不同水平上的运动决定了大屠杀受害人是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但是，对那些最恐怖的、受害者以千万人计的大屠杀来说，最能影响它们的往往不是渐变的政治力量，而是几种具有偶然性的思想和事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不啻为一场历史海啸，它对人类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影响。希特勒在1913年读到马克思的作品，尽管他憎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实现乌托邦的斗争哲学中，只不过用种族置换了阶级而已。[16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屠宰场从来不出产煎蛋饼。”瓦伦蒂诺总结说，“现在欢呼 ‘历史的终结 ’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种激进思想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接受，人类也许确实可以期待在新世纪大大减少杀戮的数量，不再重复上个世纪的恐怖。”
在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几位在20世纪几个特定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人做出了灾难性的决策。我已经提到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没有希特勒就没有集中营”的观点。[163]不过，希特勒不是唯一一个以狂热杀害上千万生命的暴君。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是研究斯大林的专家，他总结说：“如何看待整个大清洗的性质，取决于对斯大林个人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最终分析。”[164]
恐怖主义的走势
恐怖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暴力种类，它造成的恐惧远远高于它造成的伤害。与凶杀、战争和大屠杀相比，恐怖主义制造的死亡数字就是个背景噪声而已。自1968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不到400人，而自1998年以来，国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大约为2500人。[165]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数字至少比这个数字高出两个数量级。
但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袭击和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困扰。评论家和政治家对恐怖主义喋喋不休，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存在性”（existential）一词，作为对威胁和危机的一种修饰被频繁使用，这可是自萨特和加缪过了鼎盛期之后难得一见的现象。专家宣布，在恐怖主义面前，美国“脆弱”和“易碎”，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优势地位”,“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文明本身”均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166]比如，在《大西洋月刊》 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负责反恐的前白宫官员十分肯定地预言：到“9·11”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的时候，由于美国的赌城、地铁、购物中心连续发生爆炸，民航客机常规性地被肩式导弹击落，化工厂遭到破坏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经济将陷入瘫痪。[167]国土安全部的庞大官僚机构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戏剧性地向全国发布按颜色分级的恐怖活动警戒，劝告国民储备塑料布和胶带，紧张地到处检查身份证件（尽管假证件随处可见，布什总统自己不到饮酒年龄的女儿就因为用假证件点鸡尾酒而被警察逮捕），在机场没收所有指甲刀，在乡下的邮局外面修建水泥防护墩，还开列了8万个“恐怖袭击潜在目标”，其中还包括佛罗里达州一个糊弄游客的景点“威基-沃奇泉”，那里不过是有些漂亮女子扮作美人鱼在玻璃水缸里游来游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杀害了些许美国人的反应。“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这在图表上完全无法显示，在幂律分布上，它落在尾巴的最后，而分布本身说明了恐怖主义袭击的水平在下降。[168]“恐怖主义及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建立了“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最重要的对公众开放的有关恐怖主义袭击的数据资料）。它的数据表明，1970—2007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另一次恐怖袭击杀死了500人。[169]在美国国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1995年在俄克拉何马城炸毁了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造成165人死亡。1999年，两名青少年学生在科伦拜恩中学开枪扫射，造成17人死亡，其他的恐怖袭击杀害的人数均不到12人。除“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美国境内在38年间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是340人，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一天开启了所谓的恐怖时代，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是11人。国土安全部挫败了另外一些袭击计划，但他们宣称的战绩中有很多最后都表明是“大象去除剂”，每一个没有见到大象的日子，都是去除剂有效性的证明。[170]
让我们将美国恐怖袭击的死亡名单——不论是不是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可预防的意外死亡做些对比。每一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万人死于跌倒，1.8万人死于凶杀，3000人死于溺水（包括300人死于浴缸里发生的溺毙意外）, 3000人死于火灾，2.4万人死于意外中毒，2500人死于手术并发症，300人在卧床上窒息而死，300人死于胃内容物吸入气管，还有1.7万人死于“其他和未分类的非交通事故意外及其后遗症”。[171]事实上，除1995年和2001年之外的每一年，美国死于雷击、野鹿、蜂蛰、花生过敏及“睡衣被点燃和熔化”的人数都高于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172]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少，以至于任何想避免袭击的小举措都能增加死亡的风险。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做过一个估算，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美国有很多人因恐惧飞机遭劫持或破坏而避开飞行，选择驾车出行，这些人中有1500名死于交通事故。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乘飞机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死亡风险，等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12英里。换句话说，为避免乘坐飞机而产生的死亡人数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空难人数的6倍。[173]当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将美国卷入两场战争，战争造成的英美两国国民的生命损失远远甚于劫机者，更不要说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的生命损失了。
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慌和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之间的差异并非偶然。恐慌是恐怖主义的全部着眼点，正如这个字眼的字面意义所表明的。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定义（比如老话说，“一些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自由战士”），恐怖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有预谋的暴力，执行者是非国家的组织或个人，暴力的对象是非战斗人员（平民或者休假中的士兵）。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或社会性的，手段是胁迫某个政府或者恐吓大众并传达自己的信息。恐怖分子的具体目标可以是让一个政府屈从于他们的某个具体要求，可以是腐蚀大众对政府保护能力的信心，或者挑动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由此煽动人民对抗政府，或者制造社会动荡，以期恐怖集团获胜夺权。恐怖分子的个人动机是为了某种事业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利他主义的。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诡秘，常被人斥责为“卑鄙”。他们精于传播，惯于通过制造恐惧追求名声和公众的注意力。
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弱势对抗强势的战术。它调动恐惧心理带来的精神伤害之大，与它实际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完全不相称。认知心理学家，比如特沃斯基、卡尼曼、吉仁泽和斯洛维奇都证明，人对一种风险的感知取决于心智上的两个小妖魔。[174]第一个是可测度性（fathomability）：与相识的魔鬼打交道好过与不相识的魔鬼打交道。人们对于新奇、不可捉摸、影响延迟、当今科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风险感到特别紧张。第二个是畏惧（dread）。人们忧虑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即那些不可控的、灾难性的、无意识的、不公正的风险（这里指承受风险的人，不是从风险中获益的人）。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理的错觉是古大脑反馈回路的遗留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它保护我们免受捕食动物、毒、敌人和风暴的伤害。人类在20世纪才积累了各种统计数据库，形成数字化社会。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一直生活在非数字化管理的社会中，风险感知功能可能一直是人类配置警惕性资源的最佳指导。而且，过去对危险认知心理上的种种怪癖缺乏科学的解释，人们利用这种无知谋取第二重利益：人们倾向于夸大敌人的威胁以便勒索赔偿，或以此来召唤盟友共同抗敌，甚至为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找借口（第4章中我们讨论过的迷信杀戮）。[175]
我们都知道风险认知上的谬误造成公共政策的扭曲。大量的财力与法律被用于防止在食品中使用添加剂和消除自来水中的化学残留物，这些物质对健康的危害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另外一些可以挽救大量生命的措施却受到抵制，比如降低高速公路的限速。[176]有时，一件广为报道的事故可以成为一个先知的寓言，一个预示末世灾变的不祥征兆。1979年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无人死亡，甚至对癌症发病率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美国为此停止了核能的发展，转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剧了全球变暖趋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国家意识上扮演了一种不祥的角色。大规模恐怖活动是新奇、不可捉摸、灾变性（与过去相比）和不公平的，从而将不可测知性和人类的畏惧感推到极限。恐怖主义者在制造伤害上的小投入足以赢得巨大的心理优势，国土安全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它推波助澜地煽动大众的恐惧，竟然在其使命陈述中警告说：“今天的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使用任何武器发动袭击。”乌萨马·本·拉登很清楚恐怖主义的这种优势，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现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充满了恐惧”，他花费50万美元制造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造成超过5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177]
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偶尔也能看懂恐怖主义的这笔账。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克里一时忘情，对《纽约时报》的采访记者说：“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原来的世界，在那里，恐怖分子不是我们生活的焦点，他们只是些讨厌鬼。作为一个前执法人员，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消灭卖淫，永远不可能消灭非法赌博，但是我们可以压低有组织的犯罪率，将它保持在一个不会泛滥的水平上。它不是每天都在威胁人民的生命，从根本上说，它就是那种你必须持之以恒地与其战斗，但对你的生活秩序并没有构成威胁的东西。”[178]在首都华盛顿，所谓“失态”就是“一位政客说了大实话”，乔治·布什和迪克·切尼对克里不依不饶，说他“不适合当领导”，克里则很快收回了自己的发言。
恐怖主义的兴亡成为暴力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章节，不是因为它带来的伤亡数字，而是因为它带来的恐惧心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在未来，如果恐怖分子进行核武袭击的假说成为现实，它确实能带来巨量的死亡。我会在下一节讨论核恐怖主义，但现在我还是只讨论现实中发生过的暴力形式。
恐怖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2000年前，古罗马人征服犹太人之后，一群犹太抵抗战士暗杀古罗马官员和与古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人，期望以此迫使古罗马人撤出。11世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教派完善了自杀式恐怖主义形式，他们设法在公众场合接近叛教的领袖，公开行刺。行刺者深知自己会被领袖的贴身保镖当场杀死。从17世纪到19世纪，印度的一个邪教组织勒死了数万名游客，作为对女神迦梨的祭祀。这些组织没有完成任何政治变革，但他们以自己的名义留下了遗产：奋锐党、阿萨辛派，还有印度暗杀团。[179]如果你听到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的时候，能想象到一个身着黑大氅投掷炸弹的人，那说明你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历史。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发动“行动宣言”运动，引爆咖啡馆、议会、领馆和银行，刺杀了十几位欧洲国家政要，包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King Umberto Ⅰ）和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以遇刺首脑的赫赫威名命名的街道和他们的纪念碑标志着我们的文化意识中恐怖主义的力量。
任何认为恐怖主义是2000年之后新现象的人都没有什么记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是浪漫政治暴力流行的年代，发生了不下几百起爆炸、劫持人质和枪击事件，参与者有各式各样的某某军、某联盟、某某旅、某集团或者某阵线。[180]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军”、“犹太防御联盟”、“地下气象员”（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歌词“没有气象员你也知道风向哪边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武装组织），当然还有“共生解放军”（SLA）。70年代，共生解放军上演了一出超现实大戏。1974年，他们绑架了报业大亨的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一番洗脑之后，让她入伙，而她立刻取“丹娘”为假名，协助同伴抢劫银行，并站在七头毒蛇军旗前留下头戴贝雷帽手持机关枪的玉照。她的这张照片成为我们时代的三大标志性图片之一（另外两张图片，一是尼克松最后一次乘坐总统直升机离开白宫前挥手致意的照片，另一张是头发蓬松的比吉斯兄弟身穿白色涤纶迪斯科套装的照片）。
在同时期的欧洲，英国有“临时爱尔兰共和国军”和“阿尔斯特自由战士”，意大利有“红色旅”，德国有“红军旅”，西班牙有“埃塔”（巴斯克分离分子小组），而日本有“日本赤军”，加拿大有“魁北克解放阵线”。当时，恐怖主义已经是欧洲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uel）1977年的爱情故事片《朦胧的欲望》（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中，恐怖活动只是一个玩笑，到处都有汽车和商店被炸，影片中的主人公完全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这些恐怖组织现在都去哪里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内恐怖主义已经和涤纶迪斯科套装一样销声匿迹。人们很少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这些组织大部分都是失败的，而且它们全都消亡了。[181]此事似乎难以置信，但这正是你周围的世界。以色列继续存在，北爱尔兰仍然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克什米尔还在印度手中。在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魁北克、波多黎各、车臣、科西嘉、泰米尔—伊拉姆或者巴斯克地区，没有一个成为主权国家。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没有成为伊斯兰神权国家，日本、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没有被宗教、无政府主义或者新时代乌托邦主义统治。
有数据可以证明这些印象。政治学家马克斯·亚伯拉罕（Max Abrahms）于2006年发表了文章《为什么恐怖主义行不通》（Why Terrorism Does Not Work）。他在文章中检视了美国国务院在2001年划定的28个外国恐怖组织，其中大部分已经活跃了几十年。如果不考虑那些纯粹的战术成功（比如媒体曝光、新的支持者、释放囚犯和赎金），他发现，只有3次恐怖组织的行动（占总数的7%）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真主党分别在1984年和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赶走了多国维和部队与以色列的军队；泰米尔猛虎组织在1990年赢得对斯里兰卡东北海岸线的控制。如果算上斯里兰卡在2009年反手打败了猛虎组织，恐怖组织的获胜率就剩下2∶42，不足5%。这个获胜率大大低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压力，比如经济制裁在同期的胜算率为1/3。回顾最近的历史，亚伯拉罕表示，恐怖主义偶尔会有所成功，当然是在它们锁定一个区域性的目标时，比如将外国势力从人家自己已经厌倦了的占领区赶走，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国家大举撤离殖民地，不论有恐怖活动还是没有恐怖活动，这些撤离都是要发生的。[182]但是恐怖组织从来没有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从来没有能够在一个国家实施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彻底推翻一种意识形态。亚伯拉罕还发现，在仅有的几次成功中，恐怖组织针对的对象是军队，而不是平民，所以它们的角色更像游击队，而不是恐怖分子。以平民为首要目标的恐怖行动一向是以失败而告终。
政治学家奥德丽·克罗宁（Audrey Cronin）在她的著作《恐怖主义如何走向终结》（How Terrorism Ends）中研究了一组更大的数据：自1968年以来活跃过的457次恐怖行动。和亚伯拉罕一样，她也发现恐怖主义事实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目的。恐怖组织速生速灭，平均寿命在5~9年。克罗宁指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永生，而组织则没有这样的地位。”[183]
它们甚至得不到任何它们想要的东西。没有任何小型恐怖组织能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94%的恐怖组织从来没有实现过任何战略目标。[184]恐怖行动往往以头目被击毙或被抓获，或者组织被国家消灭，或者演变成游击队或政治派别而告终。它们中的很多组织被内斗拖垮，创建者后继无人，许多头脑一时发热的年轻人经不住和平享受与家庭生活的诱惑。
恐怖分子还有另外一条自杀之路。他们为无所成就而懊恼，为观众露出厌倦的神色而着急，于是采取更暴戾的行动。他们开始根据媒体的关注程度选择受害者——或者是受尊重的名人，或者以数量取胜。这当然能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关注方式却不是恐怖分子所希望的。“毫无意义的杀戮”会引起原有支持者的反感，他们不仅停止提供资金和庇护，甚至开始与警方合作。比如，意大利“红色旅”的自我毁灭开始于1978年对深受爱戴的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绑架，他们将莫罗关押2个月之后枪杀了他。莫罗身上连中11发子弹，尸体被扔在一辆车子的后备厢中。在1970年的“十月危机”中，加拿大的魁北克解放阵线弄巧成拙，他们绑架了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并用他自己的念珠绞死了他，尸体也是被扔在车子的后备厢中。1995年，蒂莫西·麦克维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联邦政府办公楼爆炸事件中造成165人（其中包括19名儿童）死亡，这使美国右翼反政府民兵运动的势力消失。克罗宁这样说：“暴力是一种国际语言，但是正派也有同样的力量。”[185]
攻击平民只能断送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不仅吓跑了潜在的同情者，而且刺激公众支持全面镇压行动。亚伯拉罕追溯了以色列、俄罗斯、美国发生恐怖行动后民意的变化，他发现，在平民遭到严重袭击后，民意对恐怖组织的态度就开始波动下降，如果原来还有与恐怖组织达成某种妥协和承认他们的诉求具有正当性的愿望，此刻所有的理解都迅速消散。恐怖袭击之后，民众确信恐怖分子是生存威胁，支持消灭这些组织的政策。不对称的战争，顾名思义就是指一方比另一方更强大。捷足未必先登，强者也不一定就是胜者，但是人们总是忍不住要这样押宝。
虽然恐怖主义的性质决定它注定要失败，但恐怖活动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世界上有着无休无止的怨愤，只要有人拒绝接受恐怖主义无效这个现实，恐怖主义的模因就会在心怀不满的人群中继续流传。
恐怖主义的历史走势令人难以捉摸。从1970年左右开始，才有很少几个机构开始收集有关的统计数据，而他们的数据标准和涵盖的内容差距甚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恐怖行动和意外、凶杀、个人在压力下的疯狂行动之间的区别，以及战争中的恐怖行为和暴乱之间的区别，都是非常模糊的。这些统计也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有些国家夸张恐怖袭击的数量，制造恐慌，有些则要压低统计数字，显示自己反恐取得了胜利。此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关注国际恐怖主义，而对国内恐怖主义不以为意。事实上，本土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人数是国际恐怖活动的6倍到7倍。“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对公众开放的最全面的恐怖活动数据资料，它综合了许多早期的数据。虽然我们不能根据表面现象来解释图表上的每一个曲折，因为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各个数据库的标准不同，出现了断裂或重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所谓的“恐怖时代”，恐怖主义是否真的增加了。[186]
最可靠的记录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这些记录太少了，以至于可以对每一个记录仔细核查。图6-9显示的是自1970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所有恐怖袭击，为了不让“9·11”恐怖袭击事件淹没其他记录，我使用了对数标度，否则的话，在巨塔般耸立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死亡记录之下，其他恐怖袭击的伤亡就像是地毯上的小皱褶。在对数标量的作用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和1999年科伦拜恩高中枪击案的两个峰值（后者是否算是“恐怖主义”尚无定论，但是除了这个例外，我对整个数据库没有任何怀疑）。除了这个尖峰三重奏，20世纪70年代之后整个记录的趋势都是下降的。
图6-9 1970—2007年美国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http:// www. start. umd. edu/gtd/），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来自START附录，2009年。因为log在此无法定义，没有发生死亡的年份被置于人为设定的0.0001的水平。
西欧的恐怖主义走势（图6-10）特别能说明所有的恐怖组织都灭亡了，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失败的。尽管马德里的火车爆炸案在2004年带起一个高峰，但仍然不能遮盖恐怖主义运动从“红色旅”和“红军旅”的辉煌时代衰落的事实。
图6-10 1970—2007年西欧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为内推值。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2008年），2010年4月23日登录取数；非以0和5结尾的年份的数据为内推值。
整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呢？布什政府2007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支持他们自己发出的警告——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水平上升了。但是，“人类安全报告项目”的研究团队表示，布什政府的数据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平民的死亡数字，这样的死亡如果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应被定义为内战死亡。如果保持分类定义一致，将这些死亡排除在外，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另外一幅图景。图6-11显示了在没有这些死亡的情况下，全球每年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按照惯例，以10万人为单位）。对全球死亡总数的解释必须非常谨慎，它们来自不同的统计渠道，根据每一个数据库使用了多少新闻来源，这些数字可以上下浮动。但如果只考虑一定规模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在25人以上的恐怖活动），各个数据库的曲线则相当一致，因为此类伤亡规模的事件有极大的新闻价值，所以每个数据库都会收集相关的资料。
图6-11 世界范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不包括2001年以来的阿富汗和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为内推值。世界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2007年人口估计数是外推值。
与我们在国家间战争、内战和大屠杀中看到的图形一样，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新纪元的第一个10年——“恐怖时代”的开端——没有显示出上升曲线，也没有出现新的高峰，而是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高峰一路下降。全球恐怖活动在70年代末上升，自90年代起下降，其原因与这一阶段内战和种族灭绝兴衰的原因一样。民族主义运动在去殖民化的初期迅速扩展，在冷战时期得到超级大国支持，但随着苏联的瓦解而逐渐失去踪影。图形中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凸起部分，主要是拉美恐怖分子酿制的苦果（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秘鲁、哥伦比亚）, 1977—1984年61%的恐怖活动死亡来自拉美。（其中很多恐怖活动的目标是军人和警察，“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将所有旨在获取媒体关注而不是实质伤害的行动都包括在它的数据库中。）[187]1985—1992年的高峰中也有拉美的贡献（大约占死亡人数的1/3），此外还要加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15%）以及印度、菲律宾和莫桑比克的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印度和菲律宾的某些恐怖分子的活动是穆斯林团体所为，但在伊斯兰国家，恐怖活动的死亡率非常低，总死亡人数中只有2%来自黎巴嫩，1%来自巴基斯坦。“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巴基斯坦局势的恶化打断了自1997年之后恐怖主义衰落的走势。事实上，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大多是阿富汗战争在边境地带的渗透。
根据数字，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恐怖主义新时代。如果不计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我们仍然在享受延续了几十年的恐怖主义下降。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恐怖主义的阴影已经开始淡化。直到不久之前，恐怖主义与穆斯林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关联。
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对基地组织、哈马斯或者真主党的恐怖分子变本加厉，进行更多更大的袭击做好准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遇难平民中很多都是死于人体炸弹，我们为什么要将这部分数字从恐怖袭击死亡总数中剔除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特别是自杀性恐怖主义。
虽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并没有开创恐怖主义的新时代，但它预示着伊斯兰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时代。如果“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恐怖分子不准备送命，就不可能执行他们的行动计划。“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自杀性袭击一时高涨，从20世纪80年代的每年5起和90年代的每年16起，上升到2001—2005年的每年180起。其中大部分袭击都是伊斯兰团体发动的，他们所要表达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与宗教有关。[188]根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最近的数据，2008年恐怖组织造成的死亡中有近2/3可归咎于逊尼派伊斯兰极端分子。[189]
作为一种杀害平民的手段，自杀性恐怖行动是一种既残忍又精密的战术。在自杀性袭击中，由人的眼睛和大脑控制的人手和人脚作为精确控制器与传输装置，执行者是一个看起来和上百万其他人一样的普通人，因此它是外科手术式的极端准确和极端隐蔽性的最佳结合。就技术的精密程度而言，没有任何机器人能够与其媲美。在恐怖袭击的次数上，自杀性袭击只占少数，但它是大多数人员伤亡的元凶。[190]对恐怖运动的领袖来说，自杀性袭击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正如一位巴勒斯坦官员所解释的，一次成功的行动仅需要“一个愿意赴死的青年……钉子、火药、一个电灯开关、一小段电线、水银（可从温度计中得到）、丙酮……最贵的一笔费用是去以色列某个城市的路费”。[191]唯一的技术障碍是年轻人的意愿。不想死是人的本能，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演化结果。恐怖组织的领袖怎样克服这个障碍呢？
自从有战争的那一天起，人类就暴露在死于战场的风险之下，这里的关键词是“风险”。自然选择的逻辑在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所以，作为进取的一方，甘愿承受可能死亡的较小风险，以换取生存的更大机会——更大的土地、更多的女人，或者更安全，这很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胜出的人类意愿。[192]但自愿送死的基因在演化进程中则注定要被淘汰。所以，毫不奇怪，战争史上的自杀行动并非常规。觅食群体更愿意避免固定战场的危险，选择更为安全的偷袭和伏击；即使如此，武士还是经常会声称有梦兆或其他预兆指示凶吉，顺理成章地逃避同伙筹划的危险行动。[193]
现代军队为了鼓励士兵承担更大的风险，有一套制度褒奖忠勇；为了减少他们逃避风险，另有一套羞辱和惩罚懦弱的制度，包括处决逃兵。有些时候，还有一类特殊军人叫作督战员，他们紧紧站在士兵的身后，有权向任何不敢冲锋的士兵开枪。战争领袖和普通大兵之间的利益冲突催生了军队里一套众所周知的伪善话语。比如，一名英国将军这样粉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一个战士退缩，他们迎着扑面而来的机关枪、来福枪的扫射前进，直到全部牺牲……我从来没有见过，确实，也从来无法想象一个如此英勇、自律、坚毅的雄壮场面。”而一名中士则有完全不同的描述：“我们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甚至在开始冲锋前就知道了——要穿过这样一片开阔地。但是，我们只能向前。我们被夹在两个魔鬼之间，进退两难。如果前进，你可能被子弹打死；如果后退，你会被带到军事法庭再被处决。你该怎么办？”[194]
勇士在战场上甘冒死亡的风险可能另有原因。演化生物学家J. B. S.霍尔丹（J. B. S. Haldane）被问到是否会为了他的兄弟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他回答说：“不会，但如果是为了两个兄弟或者八个堂兄弟，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提出的是后来被称为血亲选择、内向适应、亲缘裙带性利他主义的现象。只要这一生物亲族的收益大于牺牲造成的成本，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那些具有为血亲而牺牲倾向的生物基因。这样的牺牲倾向随亲缘的亲疏而增减。原因是这些基因帮助了亲族身上自己基因的副本，长期而言，它们比那些狭隘自私的基因更有生存优势。有些执迷不悟坚持反对这一理论的人认为，这样的理论要求生物有意识地计算自己的基因与亲族基因的吻合程度，并预测牺牲为自己的DNA能带来的好处。[195]当然，我们所说的生物物种具有舍身互救的倾向，救助的对象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基因亲缘。对于高级生物物种，比如人类来说，这种意向也可以表现为兄弟般的情谊。
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生存形态都是以亲缘凝聚在一起的小群组，人的近邻大多是亲戚。比如，在雅诺马马人中，一个村庄内任意选出两人，通常两人都认为彼此是亲眷，几乎都是亲表兄妹，甚至是更亲密的亲属。[196]遗传重叠的特性是，如果冒险行动能够让自己的战友获益，愿意在此时承受更大风险的基因则在进化过程中具有优势。与其他灵长类不同，黑猩猩从事合作式劫掠，原因之一是雌性黑猩猩在性成熟后分群，而不是雄性黑猩猩分群，因此一个黑猩猩群中的雄性一般都是有血缘的亲属。[197]
尽管进化论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方面面，但真正有意义的不在于实际上基因起源的相关度（就像狩猎-采集群体从来不曾将剐蹭过口腔黏膜的棉花签送到实验室做基因检测，黑猩猩当然就更不用提了），而在于人们对基因相关度的感知，特别是这种感知与现实在足够长的时间段内是相吻合的。[198]促成血亲感知的因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目睹自己的母亲关照他人，同餐共饮，同祖的神话，至亲骨肉的本质性直觉，共享的仪式和体验（经常通过发型、文身、划痕和变形来强调），相似的外形，以及语言中的各种比喻，比如兄弟会、手足情、父母之邦、祖国、鲜血。[199]在军队中，军官用尽各种手段和字眼，要让士兵养成相互之间具有基因相关的感觉，愿意为彼此承担丧失生命的风险。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创作了战争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战场动员演说。他假亨利五世之口，借圣克里斯宾节之机，向战士发表演说：
克里斯宾节，
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永远不会被遗忘，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日里的行动，也将永远被人铭记。
我们，寥寥数人，幸运的数人，我们，就是一队兄弟
——因为，今天他的血和我的血洒在一起，
他就是我的好兄弟。
当代的军队一样费尽心思将士兵编成兄弟团队——从五六个人到二三十个人的火力小组、班、排，让士兵在小团体里培养相互为之而战的兄弟情谊。对军队心理的研究发现，士兵在战斗中最忠诚于自己团队的战友。[200]作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回忆过自己在“二战”中当海军陆战队队员时的经历，他说：
那些在生死线上的人，是我的骨肉，我的家人。我们之间的亲密无法用语言表达，它超过所有的朋友，无论是过去曾经有的，还是未来将会有的。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我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如果我知道我能够帮助他们脱险，那我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绝不贪生怕死。现在我总算明白，男子汉不是为了军旗或国家而战，不是为了海军陆战队、荣誉或其他任何抽象概念而战。他们为彼此而战。[201]
20多年之后，另一位也曾经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作家威廉·波洛莱斯（William Broyles）描绘了一幅相似的画面，这次是在越南：
当岁月销蚀、记忆褪色，战争中最难忘的情感是战友之谊。战争中的一位战友就是一位你能够完全信赖的人，因为你要将你的生命交付于他……尽管这听起来是一派极右翼的腔调，但确实，对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战争是唯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经历。在战争中，个人的财产和地位一文不值：团体才是你的一切。你和你的战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不是一个选择谁强谁弱的过程，而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它超越种族、个性和教育——超越所有这些在和平时代将人分离的东西。[202]
虽然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了拯救一个排的情同手足的战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要他为了这些战友，平静地制订在若干时间后自杀的计划，则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这是常见的行为，那么战争指引将被彻底改写。为了避免恐慌和溃败（或者说要在没有督战员的情况下避免溃败），作战计划通常都不会让士兵知道自己已经必死无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轰炸机基地的战略分析人员计算出，比较所有飞行员驾驶为飞双程而装满油箱的轰炸机冒险，如果抽签决定少数飞行员驾机执行必死的单程飞行任务，飞行员的生存概率会更高一些。但结果是，他们决定所有人承担更高的不可预知的风险，而不要死亡风险较低但在短期内确定发生的厄运。[203]自杀性恐怖行动的策划者是如何克服这个障碍的呢？
死后升天的意识肯定会有帮助，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劫机者被许诺死后能升上天堂。（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则没有这些活色生香的想象，而是被某种精神境界吸引。）但是，真正完美呈现当代自杀性袭击的还是泰米尔猛虎组织，虽然猛虎组织的成员生长在许愿轮回的印度教环境中，猛虎组织的意识形态却是世俗化的：原汁原味的民族主义、浪漫军国主义和20世纪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翻版反帝国主义。那些曾经准备执行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自己说，促使他们投身此事的原因即使有对来生的期盼，分量也都不大。所以说，尽管对美好来世的期待有可能打破成本收益的均衡点（让人更难想象无神论者会成为人体炸弹），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心理动机。
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对失败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者和准备进行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了采访，批驳了很多对他们的误解。与一般人们认为的无知、贫困、空虚和精神疾病相反，自杀性袭击恐怖分子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中产阶级，有道德感，没有明显的精神疾患。阿特兰总结说，他们的动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亲缘裙带性利他主义。[204]
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案例相对直观。他们使用相当于督战员式的恐怖分子，这些人挑选自杀攻击的方案，恐吓执行者如果逃跑就杀死家人。[205]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用胡萝卜取代大棒，向自杀性袭击执行者的家庭按月送上丰厚的补贴，外加一次性的赠款以及社区内受人尊重的地位。[206]虽然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认为极端行为有助于生物的适应性，但人类学家阿龙·布莱克韦尔（Aaron Blackwell）和劳伦斯·杉山（Lawrence Sugiyama）都认为，在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袭击确实与生物的适应性有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因为新娘的价格高昂，很多男人很难娶到妻子，他们被限于堂兄妹结婚。一夫多妻占据了许多婚龄女子，还有很多女孩子嫁给以色列的富有的阿拉伯人。布莱克韦尔和杉山发现，99%的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分子是男性，86%未婚，81%至少有6个兄弟姐妹，其家庭规模大于巴勒斯坦的家庭平均规模。把这些数据和其他数据代入一个简单的人口模型后，他们发现，一个自杀性恐怖分子，能够得到足够的金钱给家庭里的其他兄弟娶妻，他个人的牺牲能换来家族繁衍的机会。
阿特兰发现，有些自杀性恐怖分子不需要这样的直接激励。招募死士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就是找到一伙亲密无间的兄弟。恐怖分子的小集团开始通常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单身汉帮派，他们一起混迹于咖啡馆、宿舍、足球俱乐部、发廊或网上聊天室，能够盟誓彼此忠诚，让他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新的意义。每一个社会的年轻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和忠诚，都要干些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同伙会觉得这样做很酷。[207]（我将在第8章再回到这个议题。）宗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团体的承诺，不仅是许诺进入天堂，还有将一己之身融入一次十字军东征、一种召唤、一个梦想或者一场圣战那种精神上的敬畏感。宗教还可以赋予一项事业以神圣价值，它至高无上，甚至高于生命。[208]这种效忠会在复仇的烈焰中白热化，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激进武装分子发誓要对穆斯林在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受到的伤害和羞辱给以报复，甚至象征性的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在神圣的穆斯林土地上出现异教徒的士兵。阿特兰在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做证的时候说：
从2004年在马德里引爆列车，2005年在伦敦地铁从事杀戮，2006年和2009年试图在美国航线上炸毁客机，以及长途跋涉到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或者索马里参战与异教军人对峙的年轻人来看，你能看到他们崇拜什么样的偶像，他们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什么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什么是他们的动力；你能明白，对这些当今世界最残忍的恐怖分子而言，《古兰经》或宗教教义并非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召唤他们的是赢得同伴的赞赏和尊重，以及通过朋友赢得世界的永久敬意和纪念，这些都是他活着的时候永远不可能享有的……圣战组织是一个内部平等、机会均分的雇主……兄弟情深、速战速决、激动人心、充满荣耀，还非常酷。任何愿意动手用裁纸刀割下巨人歌利亚首级的人都受到欢迎。[209]
在激进浪潮中，当地伊玛目的作用很小，因为这些要翻天覆地的年轻人不会听从社区领袖的指导。基地组织更像一个全球化品牌，引导出一个分散的社交网，而不是中央控制的招募机构。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恐怖分子，给人的感觉非常压抑，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九头蛇，既不能斩一首而破全局，也无法攻入它的体内。但是，请记住，所有恐怖组织的规律都是一个向下的弧线，是注定要灭亡的。那么，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伊斯兰恐怖分子已经开始走向灭亡？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以色列，对平民的不断袭击产生了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过的效果：彻底打消了人们对这些袭击组织的同情和做出让步的意愿。[210]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开始之后，特别是在2000年亚西尔·阿拉法特拒绝了《戴维营和平协议》不久，巴勒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前景越来越黯淡。克罗宁说，从长期看，自杀性恐怖主义是非常愚蠢的战术，因为这让受攻击的国家不再愿意宽容对待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因为他们无法辨别谁是装着引信的炸弹。虽然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修建安全防护墙，但是克罗宁注意到，其他受到自杀性袭击的国家采取了同样的防护措施。[211]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最近开始放弃暴力，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改善政府管治，而巴勒斯坦的活跃团体也转向抵制、公民不服从、和平抗议和其他形式的非暴力抵抗活动。[212]他们甚至动员了拉吉莫汉·甘地（莫罕达斯·甘地的孙子）和马丁·路德·金三世做出支持他们的姿态。虽然现在还无法知道巴勒斯坦人的战术转折点在哪里，但放弃恐怖主义早已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新闻。
人们最关注的还是基地组织的命运。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马克·萨奇曼（Marc Sageman）长期关注基地组织的动向。根据他的记录，2004年基地组织对西方进行了10次较大的恐怖袭击，主要是对入侵伊拉克的反应，但到2008年，类似的袭击只有3次。[213]不仅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基地溃不成军，领导人被击毙（包括本·拉登本人在2011年被击毙），伊斯兰世界对基地组织的支持一路下沉，而对它的反感越来越大。[214]在过去6年中，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他们所看到的野蛮行径感到厌恶。正如克罗宁所说，除了暴力，正派也是一种有力的国际语言。基地运动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伊斯兰哈里发，实际上是要以一个更加专制、更加政教合一的政权取代现有的专制和政教合一的政权，闭关自守并要对非伊斯兰信徒进行种族灭绝。当人们认识到这个目标的真正含义时，就开始对目标失去了兴趣。而像所有恐怖组织一样，寻求曝光度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基地组织最后也未能免俗，他们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滥杀无辜，甚至是滥杀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同胞。2000年之后发生的巴厘岛夜总会袭击、约旦婚礼惨案、埃及旅游胜地凶杀、伦敦地铁爆炸案、伊斯坦布尔和卡萨布兰卡的咖啡馆爆炸案，都表明基地组织毫无意义地屠杀无辜，不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被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QI）的运动已经被证明是最下三烂的恐怖运动，他们炸毁清真寺、集市、医院、排球比赛，甚至连葬礼也不放过；对敢于反抗他们的人凶残地施予断肢和斩首。
现在，各个层面都在向圣战战士发动圣战。沙特和印尼这些曾经纵容极端分子的伊斯兰国家，也终于感到受够了，开始镇压国内的极端分子。基地运动的权威人士也开始抨击这场运动。2007年，本·拉登的导师之一，沙特的神职人员萨勒曼·阿勒奥达（Salman al-Odah）在一封公开信中谴责本·拉登“推行血腥和残忍的自杀性炸弹文化，把整个穆斯林社会和家庭带进毁灭的深渊”。[215]他毫不畏惧地批评本·拉登个人，说：“我的兄弟乌萨马，多少鲜血在流淌？以基地组织的名义，多少无辜的人——孩子、老人和妇女被杀死了？背负这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性命去见全能的真主，你会很幸福吗？”[216]他的控诉引起一片共鸣：在伊斯兰组织和各大电视网络的网页上，2/3的留言支持阿勒奥达，他还向热情的英国穆斯林青年发表了讲话。[217]沙特的大穆夫提阿卜杜拉兹·艾尔·阿什-谢赫（Abdulaziz Ash-Sheikh）在2007年正式发布裁决令，禁止沙特人参加外国的圣战，并谴责本·拉登和他的密友“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将我们的年轻人变成人体炸弹”。[218]同年，另一位基地组织的元老、埃及学者萨伊德·依曼姆·艾尔·沙里夫（即人们所说的法德尔医生）出版了一本名为“圣战的合理化”的书，他解释说：“近些年，违背伊斯兰法的做法玷污了圣战……这些人以圣战之名杀害成百上千的人，包括妇女和孩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9]
阿拉伯世界同意这些宗教领袖的立场。2008年，圣战者网站组织了一场与主持基地组织日常行动的领袖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的在线问答。有人提问：“对不起，扎瓦西里先生，但是在阁下的祝福下，谁在杀害巴格达、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无辜人民？”[220]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都说明民众感到愤怒。2005—2010年，在约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孟加拉这些国家中，民调中支持人体炸弹和其他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的人数直线减少，大约只剩下10%。即使是10%这个数字也够惊人了，整理这些数据的政治学家法瓦兹·盖尔盖斯（Fawaz Gerges）提醒人们注意，在美国的民意调查中，不少于24%的人认为“有意针对平民的轰炸或其他形式的袭击经常或者有些时候是有道理的”。[221]
更重要的是战争地区的民意，这些人民是恐怖分子的民意基础。[222]在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仅在2007年下半年的5个月内，基地组织的支持率就从70%下降到只有4%。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遭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反应。在当年的选举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得票仅占全国选票的2%，仅为2002年的1/5。200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在阿富汗进行的民调显示，对极端圣战派的支持一路狂跌到只有1%。[223]2006年，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的大多数，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绝大多数都反对“伊拉克基地组织”。到2007年12月，他们100%地反对基地组织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224]
民意的变化能否转化为暴力的减少呢？恐怖分子依赖民众的支持，所以民意向背将会影响到暴力的水平。2007年，伊斯兰世界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一年也是伊拉克自杀性袭击的转折点。根据“伊拉克死亡调查”组织（Iraq Body Count）的记录，2007年，伊拉克每天发生21起汽车炸弹和自杀性袭击，而到2010年，为每天不到8起。虽然数量还是非常多，但局势在好转。[225]伊斯兰世界态度的变化并不是进步的唯一原因，2007年上半年的美军增兵和其他军事调整也起到了遏制暴力的作用。但是，一些军事行动的进展本身取决于人民态度的变化。萨德尔的“马赫迪军”——一支伊拉克什叶派军事武装在2007年宣布停火；在被称为“逊尼觉醒”的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弃暗投明，从反抗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当局，变为参与清剿伊拉克基地组织。[226]
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政权，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打赢一场“反恐战争”，更不可能实现G. W.布什总统更大的目标——“扫清世间恶魔”（这两条都是小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个意识形态狂在某个角落里培植不满和怨怼，投资恐怖主义，以期以一笔成本有限的暴力，给世界制造巨大的恐惧，也总会有一伙结义兄弟愿意为了情谊和荣耀甘冒生命危险从事恐怖活动。在发生大规模叛乱时，如果叛乱分子采取恐怖主义战术，很可能给平民和社会造成深重的损失，而核武恐怖主义的假想威胁赋予“恐怖”一词以新的含义（我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一例外，恐怖主义运动自身都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新和平”是指20多年前冷战结束之后，战争、屠杀和恐怖主义在数量上减少的过程。新和平没有“长期和平”那样长的历史，也不像“人道主义革命”那样具有革命性，更不曾以“文明的进程”的形式横扫文明世界。而最令人关切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虽然我有信心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法国和德国不会交战，烧猫取乐和轮刑虐待不会重返文明社会，人们在晚宴之际也不再会习惯性地拿着切牛排的餐刀互相捅来捅去，甚至割掉对方的鼻子，但对于世界是否不会再发生武装冲突，任何审慎的观察者都没有信心下此断言。
有时候人们问我：“你怎么能够知道明天不会发生一场战争（或者大屠杀，或者恐怖袭击），从而彻底颠覆你的整个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提问者没有明白本书的观点。本书的观点不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宝瓶座时代”，即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永远和平、自由、博爱。本书强调的是，世界上的暴力呈现绝对的下降趋势以及理解这个趋势的重要性。暴力减少的原因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发生了特定的变化。如果这些条件出现逆势变化，暴力就会重新回头。
我们的世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幂律分布的统计结果和过去200年的历史事件都告诉我们，少数暴徒就可以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当今世界的60亿人口中，如果哪一个狂人拿到了一颗流失的核弹，他一个人就能够制造天文数字的损失。但是，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需要解释为什么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为什么奴隶买卖和债务人监狱消失了，为什么苏联和美国没有为古巴开战，姑且不论加拿大和西班牙为何不曾为平鱼纠纷打得头破血流。
本书的目的是要解释过去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而不是要预卜假想的未来。如果你坚持要问，科学的本质不就是给出可证伪的预测吗？理解过去的意义不就是为了推断未来吗？啊哈，好吧。我做出一个预测，在今后10年，爆发一年内死亡10万人的大型暴力冲突，或者事件总死亡超过百万人的可能性是9.7%。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数字的？是啊，这个数字很小，小到在直觉上就是“不太可能”，但是又没有小到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件，就证明我的预测完全错误。当然，我的观点是，对于单个事件，例如在今后10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而言，科学预测的概念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可以有几个平行的世界进行观测，对哪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和没有发生什么进行统计和分析，是否能进行科学预测才可以另当别论。
但事实是，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而我不知道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会发生些什么。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谨慎。如果你在网络上查询“即将发生的战争”（the coming war）这个字符串，能得到200万条结果，与其联组的内容是“对伊斯兰”“对伊朗”“对中国”“对俄罗斯”“在巴基斯坦”“伊朗和以色列”“印巴之间”“对沙特阿拉伯”“对委内瑞拉”“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之间”“为地球资源”“气候原因引发”“为水资源”“与日本”（最后这个预测的发布时间是1991年，你也许会觉得人们从此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更谦逊一些）。像《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第四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V），还有我最喜欢的《命中注定》（We Are Doomed）这些著述，只看书名就能感到作者的自信。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在本章余下的部分中，我的目标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注定灭亡的警告了。专家发出过各种终结人类文明的警告：毒气弹、热核武器、苏联入侵西欧、世界有核国家达到两位数、复仇主义的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城市内超级少年暴力犯罪泛滥成灾、石油短缺引发世界大战、印巴核战争、每周都会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规模的恐怖袭击。[227]我将在本小节探讨“新和平”面对的四种威胁——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核恐怖主义、伊朗的核武器和气候变迁；每一种威胁都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种可能性。
伊斯兰世界显然没有融入暴力减少的大潮流。20多年来各大新闻报道充斥着以伊斯兰的名义实施的野蛮杀戮，这让西方人闻之变色。这些事件有1989年宗教领袖向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发出的追杀令，仅因为他在一部小说中描写了穆罕默德；2002年，尼日利亚判决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死刑，行刑方式是石刑；2004年，荷兰电影制片人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被尖刀刺死，因为他制作了一部关于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的电影，讲的是伊斯兰国家妇女的处境；2005年，丹麦报纸刊登了时政漫画，对伊斯兰先知有所不敬，许多城市发生血腥的骚乱；一位在苏丹任教的英籍小学教师被监禁并面临被施鞭刑的威胁，因为她允许她的学生给一只玩具熊取名穆罕默德；当然还有“9·11”恐怖袭击事件，事件中19名穆斯林杀害了近3000名平民。
西方人心目中的伊斯兰世界嗜好西方人早已唾弃的暴力，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恐惧症或者东方主义，而且有数字的支持。虽然世界人口的近1/5是穆斯林，大约1/4的国家以穆斯林为主，但2008年世界上所发生的武装纠纷和叛乱中一半以上是在伊斯兰国家。[228]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非伊斯兰国家相比，伊斯兰国家强迫更多的公民参军。[229]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组织名单的2/3是伊斯兰组织。2008年，在能够知道凶手的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中，有近2/3死于逊尼派恐怖分子之手。[230]
伊斯兰国家无视民主化的大潮，只有大约1/4的伊斯兰国家有民选的政府，而这些民选过程大多非常不规范。[231]他们的领袖通常都是高票当选，得票率之高往往令人发笑。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将对手关进监狱，宣布反对党非法，解散议会，取消选举。[232]人口众多、贫困、石油资源丰富这些导致专制的风险因素绝非伊斯兰国家所特有。即使在回归分析中设定这些因素不变，结果还是穆斯林人口比重越大的国家，人民的政治权利越少。[233]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与暴力相关，因为这种权利意味着人们是否可以自由地演说、写作和集会，而不被关进监狱。
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和惯例似乎还没有经历过人道主义革命。根据大赦国际的资料，有近3/4的伊斯兰国家执行死刑，相比之下，非伊斯兰国家中只有1/3还有死刑；许多伊斯兰国家仍然使用石刑、烙刑、剜目和砍手、挖舌，甚至还在使用上十字架等残酷刑罚。[234]每一年，伊斯兰国家都有1亿多女孩子被施以阴部割礼；当她们长大后，如果她们的父亲、兄弟或被强加给她们的丈夫不高兴，她们可能会被硫酸毁容，或者直接被杀死。[235]伊斯兰国家是最后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最后的两个例子是1962年的沙特阿拉伯和1980年的毛里塔尼亚）；而在伊斯兰国家，至今仍有人口买卖。[236]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巫术不仅在字面上是犯罪，而且在现实中仍被起诉和判刑。比如，2009年，沙特阿拉伯判处一名男子有罪，因为在他随身携带的电话簿上有家乡厄立特里亚文字的字母，而在沙特警察眼中，这都是些诡异神秘的符号。他为此领受了300下鞭笞，外加3年多的监禁。[237]
在伊斯兰世界，不仅宗教迷信鼓励暴力，畸形发达的荣誉文化更是推崇暴力。政治学家哈立德·法塔赫（Khaled Fattah）和K. M.菲尔克（K. M. Fierke）记录了伊斯兰极端组织中流行的“耻辱话语”。[238]在伊斯兰遭受屈辱的清单上有十字军、西方殖民主义、以色列的存在、美军踏足阿拉伯领土、不争气的伊斯兰国家——西方文明要对此承担一切责任，而所有这些都是对伊斯兰的侮辱，也都是向西方国家不由分说地报仇雪恨的许可证，当然复仇的对象还要算上那些思想不纯正的伊斯兰领袖。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典型的种族灭绝倾向：历史是一场暴力斗争，最后光辉的顶点将是消灭一切人类中不可救赎的恶人。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政权的发言人都曾经妖魔化敌对势力——犹太复国主义、异教徒、十字军、多神教，他们都提到末日式大灾难和随之而来的乌托邦，并以此证明应该屠杀整个以色列民族，荡平整个美国，杀光一切侮辱过伊斯兰教的人。[239]
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不是唯一一个提出疑问的人——“错在哪里？”2002年，联合国资助的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措辞坦率的《阿拉伯人权发展报告》，它被称为“阿拉伯人谈阿拉伯人”。[240]报告中记载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迫害、经济落后、压迫妇女、遍地文盲、自我孤立于世界思想潮流之外。在报告发表时，整个阿拉伯世界出口的制成品少于菲律宾一个国家，互联网连线的水平低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年注册的专利数量相当于韩国的2%，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图书相当于翻译成希腊文的图书的约1/5。[241]
事情并非向来如此。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毫无疑问比基督教文明更优雅、更精美。当欧洲人绞尽脑汁设计酷刑刑具的时候，穆斯林则在忙于保存古希腊文化，吸收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知识，在天文、建筑、测绘、医药、化学、物理和数学上领先于世。这个辉煌时代的标志之一是“阿拉伯数字”（源自印度）和大量外来词，比如酒精、代数、炼金术、碱、方位、蒸馏器和运算法则。正像西方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伊斯兰世界，它在人权方面也是后知后觉。刘易斯认为：
在宽容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伊斯兰都不如过去两三百年中发展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但它远远优越于在此之前的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权。在伊斯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能够与西方相比的对其他信仰和非信徒的解放、容忍和融和，但是，也从来没有过能和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公开判处和公开火刑、宗教战争，以及最近对儿童性侵犯的默不作声相比的罪恶。
为什么伊斯兰教丧失了领导地位，没能出现理性时代、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革命？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古兰经》中好战的段落，但与我们自己的种族灭绝经文相比，它们不足一提，即使使用一些巧妙的注释和深度发展中的准则，也不能误导公众视听。[242]
刘易斯的观点是，伊斯兰世界一直没有经历政教分离。穆罕默德不仅是一位精神领袖，还是一位政治和军事首领，直到最近，也没有多少伊斯兰国家明白区分世俗和神圣之间差别的概念。当每一个潜在的新知识都要经过宗教的滤镜，社会就丧失了吸纳和融合新思想的机会。刘易斯回顾了伊斯兰的历史，当古希腊的哲学和数学典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时候，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和历史却没有被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而当穆斯林自己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史之后，他们不再对亚洲、非洲和欧洲邻国，以及他们自己敬拜自然神的祖先有任何好奇心了。古伊斯兰文明的继承人奥斯曼帝国拒绝接受机械钟表，拒绝统一度量衡，拒绝实验科学，拒绝现代哲学，拒绝翻译诗歌和小说，拒绝资本主义的金融工具，更重要的也许是，它拒绝印刷出版技术。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因此印刷阿拉伯语被视为亵渎。[243]在本书的第4章，我猜测说识字市民组成的都市催生了欧洲的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拓展了人们的共情圈，并为自由人文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思想土壤。也许，宗教的传统势力阻碍新思想进入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将它束缚在相对缺少自由的发展阶段。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揣测的正确性，伊朗政府在2010年限制大学中学习人文科学的学生人数，理由是最高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ini）认为，学习人文科学“助长对宗教原则和信仰的怀疑和不解”。[244]
无论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根据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理论，这一鸿沟将我们带进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文明的冲突。他写道：“欧亚文明之间巨大的历史断裂线再次燃起熊熊烈焰。”“这一次冲突的分界明显是沿着从西非一直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暴力的一方是穆斯林，另一方是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245]
虽然文明冲突论的惊人之语在时评家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接受这个概念。在世界的种种血腥冲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在伊斯兰国家之间和伊斯兰国家内部（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在非伊斯兰国家之间或者非伊斯兰国家内部。作为对当今世界暴力现状的简单总结，这是否也能算是一种文明的断裂线？而且，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和哈尔瓦德·比海于格已经指出，在过去20年中，尽管伊斯兰国家在全球武装冲突和叛乱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从20%上升到38%，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数量增加了。如图6-12所示，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数量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而世界其他部分越来越和平了，也就是进入了我所说的“新和平”阶段。
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用一个伊斯兰文明的概念笼统地概括13亿自称穆斯林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的国家差异如此之大，比如马里、尼日利亚、摩洛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而按照大陆和国家来划分伊斯兰世界也非常不妥。西方人的头脑里有两个扭曲的范式，他们一直据此理解何为伊斯兰：一是总会占据新闻头条的发布追杀令和号召圣战的疯子，一是统治这些疯子的、被石油资源诅咒的专制政权。西方人的成见中几乎见不到迄今为止一向沉默或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的穆斯林大多数。难道近几十年来席卷世界的自由主义浪潮真的完全没有波及13亿穆斯林吗？
图6-12 1990—2006年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的冲突统计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格莱迪奇，2008年。“伊斯兰冲突”涉及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反对派运动，或者两者兼有。哈尔瓦德·比海于格从乌普萨拉战争数据库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收集的数据，并对伊斯兰冲突的数据进行了独到的处理。
2001—2007年，盖洛普在拥有90%的世界穆斯林人口的35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民意调查，我们也许能够从中找到部分答案。[246]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不会在近期成为世俗化的自由民主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和孟加拉的大部分受访者告诉民调工作人员，伊斯兰教律法作为伊斯兰法背后的原则，应该是他们国家立法的唯一根据；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认为，伊斯兰律法至少应该是立法根据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圣经》应该是立法的依据之一，但可以假定他们并不是说在礼拜日工作的人应该被处以石刑。宗教有赖于含义模糊的寓言和其他形式的无恶意的伪善，以及对从不阅读的文本怀有的情绪化的忠诚。就像美国人信奉《圣经》，伊斯兰人信奉伊斯兰律法，更多是将其视为表明道德立场的象征；他们认为德行是自己文化中最优良的部分，他们并非真的想看见通奸犯被乱石砸死。在实践中，人们也可以从自由派的角度创造性地解读伊斯兰律法，寻找权宜之计，而且经常能够战胜严厉的原旨派。（在尼日利亚，从来没有妇女被执行死刑。）在大多数穆斯林眼中，伊斯兰律法和民主制度毫无抵触。的确，尽管人们对伊斯兰律法怀有崇敬，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宗教领袖不应承担指导起草国家宪法的工作。
虽然大部分穆斯林不信任美国，但并不是全然对西方怀有敌意，也不是绝不接受民主的原则。许多穆斯林感觉美国不是真想在伊斯兰世界传播民主，而他们有自己的理由：美国一直在支持埃及、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专制政权，拒不接受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领土内的选举结果；1953年，美国帮助推翻了伊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摩萨台政府。穆斯林对法国和德国的态度要好得多。20%~40%的人说他们羡慕西方文化中“公平的政治制度、尊重人的价值、自由和平等”。超过90%的人愿意本国的宪法能够保障言论自由，相当多的人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而且，在主要伊斯兰国家，两性中绝大部分人认为妇女应该有权独立自主地投票，自由择业，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法律权利，并且可以在政府中担任高官。我们也已经看到，伊斯兰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接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盖洛普民调中，即使在2007年基地组织的声望发生逆转之前，也只有7%的回复赞同“9·11”恐怖袭击事件。
政治暴力的动员情况如何？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小组研究了北非和中东102个穆斯林草根组织的目标，他们发现在1985—2004年，主张暴力的组织其比重从54%下降到14%。[247]而承诺进行非暴力抗议的组织是原来的3倍，参与选举政治的组织是原来的2倍。这些变化都是促成图6-11中恐怖主义活动死亡率曲线下行的原因。在我们日常阅读的新闻中，关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力事件的报道要比几年前少很多。
伊斯兰的孤立隔绝受到多重自由力量的冲击，比如半岛电视台这样的独立新闻机构，海湾国家中美国大学的校园，包括社交网站在内的互联网的渗透，经济全球化的诱惑，非政府组织；而在伊斯兰社会内部，要求给予妇女权利的压力由来已久，再加上西方盟国的推动。僵化的保守派也许会继续抵抗一切新思想，试图将伊斯兰社会永远封固在中世纪。但是，他们也许会有所改变。
2011年年初，一场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推翻了突尼斯和埃及的当权者，并直接威胁到约旦、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政权。结果难以预料，但是示威者几乎全部是非暴力和非伊斯兰主义的，他们所表达的愿望是民主、廉洁的政府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全球圣战、恢复哈里发和杀光异教徒。但即使人心思变，我们还是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暴君或者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团体仍然能够将大众拖入灾难性的战争。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下一场与伊斯兰的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伊斯兰国家不可能联合一致对抗西方：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为一个文明，它们对我们的文明没有敌意。有些伊斯兰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正在走向自由民主。有些国家将继续被“狗娘养的”统治，不过这些统治者都是我们自己的“狗崽子”。还有一些将继续在重重矛盾中尝试伊斯兰律法下的民主制。没有一个国家会被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占据。如此，对“新和平”的可预见的危险还剩下三个：核恐怖主义、伊朗政权和气候变迁。
虽然常规的恐怖主义正如约翰·克里不小心溜出口的话，是一种可控的小麻烦，对我们的生活不构成颠覆性的威胁，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次核恐怖袭击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种前景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也符合恐怖主义的统计规律。计算机科学家阿龙·克劳塞蒂（Aaron Clauset）、马克斯韦尔·扬（Maxwell Young）和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格莱迪奇将11 000次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数字代入双对数坐标，结果显示它们呈一条平滑的直线。[248]恐怖袭击也遵循幂律分布，也就是说，其产生机理是，极端事件的可能性极小，但并非绝对不可能。
他们三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触发战争的因素不过是一套指数；这与让-巴普蒂斯特·米歇尔和我提出的战争模型有些相像。恐怖分子筹划恐怖袭击的时间越长，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越多，二者呈指数级数增加；如果准备的时间翻一番，制造的死亡翻两番。可以肯定，单个自杀性恐怖分子的行动制造的死亡通常以个位数计，计划所需要的时间只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2004年马德里列车爆炸案的受害者大约为200人，筹划时间约6个月；“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死难人数为3000人，基地组织为此筹谋了2年之久。[249]但恐怖分子的时间不是他们自己的，每拖长一天，计划被干扰、终止或者仓促出手的可能性就增大一分。如果可能性是一个常数，谋划的时间则呈指数分布。（前面提到过，克罗宁表示，恐怖组织的消亡之快就像秋后的苍蝇，完全符合指数曲线。）一方面是指数增长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指数下降的成功机会，我们又看见一个幂律分布，拖着一条令人不安的长尾。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状，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虚妄的目标要制造空前伤亡的意志，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发生长期筹划的阴谋可能制造数目巨大的死亡。
统计模型不是算命的水晶球。即使我们能够根据现有数据连成的曲线进行推断，在长尾部分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仍然是极小概率事件（尽管不是绝对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推断。在现实中，每当进入幂律分布的长尾，数据点就开始异动，或者散落在幂律线的两侧，或者将幂律线弯曲到概率极低的水平。恐怖主义危害的统计域值提醒我们，不能排除发生最坏的情况，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发生最坏情况的概率有多大。
请问，在今后5年内，发生下述情况之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1）一个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遇刺身亡；（2）核弹在一场战争或一次恐怖袭击中被引爆；（3）委内瑞拉和古巴参与及支持一个或数个拉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起义运动；（4）伊朗向恐怖组织提供用于袭击以色列和美国的核武器；（5）法国放弃核武器。
我在一个网页上向177个网民提供了15个这样的场景，请他们就发生这些场景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认为将会发生引爆核弹（场景2）的中值是0.20；认为可能发生恐怖组织从伊朗得到核弹，并在美国或以色列引爆核弹的中值是0.25。超过半数的答卷人认为发生后一种场景的可能性大于前一种。为此，他们在概率统计方面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数学错误。多个事件结合同发（事件A和事件B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大于其中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你抽到一张红桃牌的概率一定低于你抽到一张桃牌的概率，因为就抽中桃牌的概率来说，除了红桃之外，你还可能抽到黑桃。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表示，包括统计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250]举例说，34岁的比尔相当聪明，但缺乏想象力，有强迫症，并且很沉闷。上学时他的强项是数学，但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上成绩平平。如此，比尔吹爵士萨克斯管的可能性有多大？比尔成为一位会计师同时又吹萨克斯管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很多人认为后一个情况的可能性高于前一个，这简直是荒谬，因为吹萨克斯管的会计肯定少于吹萨克斯管的人。在判断可能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依赖自己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思考事物本身的规律。比尔的性格符合人们对会计师的印象，但他显然不具备萨克斯管演奏家的素质，而我们的直觉总是追随我们脑子中的印象。
这种心理学家所说的“结合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扰乱了很多推理过程。陪审团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做黑道生意的人杀死了他的雇员，但却更容易相信他为了封口而杀死知道底细的雇员。（法庭辩护律师靠这种谬误吃饭，他们在案情中添加各种相关的细节，给陪审团描画出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尽管从数学意义上讲，每一个附加的细节，都只能让他们所说的场景更不可能发生。）当人们不是简要陈述某种小概率事件（比如石油消费将要下降），而是将它们和一些响亮的理由拉扯在一起（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将导致石油的消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专业的市场预测师也会高估此事件发生的可能性。[251]再比如，人们总是情愿花更多的钱购买恐怖袭击空难保险，而不愿意多花钱购买一揽子的空难保险。[252]
你应该能够看出我的结论了。伊斯兰恐怖分子在黑市上或者从流氓国家手中拿到原子弹，然后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引爆核装置的情景，在我们脑海里栩栩如生，难免浮想联翩。假使我们没有这等想象力，影视娱乐业也会为我们制作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惊天核网》（The Sum of All Fears）、《24小时》（24）这样的惊悚大片。故事的展开简直天衣无缝，很容易让我们高估事件的可能性，尽管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导致灾难的每一个步骤，得出各种概率的乘积，很可能会有另一种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问卷调查中，如此之多的人认为伊朗支持的核恐怖袭击的概率高于一般核袭击。问题不在于核恐怖袭击不可能或者是极其不可能发生。除了严谨的风险分析师外，其他人估测的此类概率总是趋于过高。
我所说的“过高”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任何“确定的”和“更有可能的”都是过高的估计。物理学家西奥多·泰勒（Theodore Taylor）在1974年宣称，到1990年，我们将不再可能阻止恐怖分子发动一场核攻击。[253]1995年，当时全世界在核恐怖主义危险问题上最活跃的活动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写道，在当时的环境中，很可能在10年之内发生以美国为目标的核袭击。[254]1998年，反恐专家理查德·佛肯拉斯（Richard Falkenrath）在文章中说：“肯定，越来越多的非国家实体将有能力获得并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255]2003年，美国联合国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判断，“很有可能”在两年内发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而到2007年，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温（Richard Garwin）估计，每年发生核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是20%，或者说，到2010年之前发生核恐袭击的概率是50%, 10年之内发生核恐袭击的概率几乎是90%。[256]
像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一样，评论家、政客、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有充分的动机强调最坏的情况。毫无疑问，夸大可能性，让政府感到紧张而进一步采取防范措施，严密管制核装置和核原料，监控和渗透有核恐意图的组织，这是很睿智的做法。高估风险总是比低估风险更安全，但这也有一个限度。为了搜查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成本高昂的伊拉克战争，显然超过了这个限度。事实证明，预告一场从来不会发生的灾难，丝毫无损于专家的信誉，因为没有人愿意冒险，让一枚装满放射物质的蛋在自己面前炸开花。[257]
有少数几位勇敢的分析人员，比如穆勒、约翰·帕拉基尼（John Guinea Parachini）和迈克尔·莱维（Michael Levi），对各个灾难前景进行了彻底的分解。[258]首先，在四种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有三种的破坏力远远低于老式的优质炸药。[259]放射性炸弹或称“脏弹”实际上就是在常规炸药外裹上一层放射性物质（比如可以从医用废料中得到的物质），它只能产生轻微和短暂的辐射，辐射变化的水平和一个人搬到高海拔的城市一样。化学武器只在封闭的空间内有效，比如地铁，否则会很快地消散，被风吹走，被阳光分解。即使在地铁中使用化学武器，也不如常规炸药更具杀伤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弹造成的伤亡仅是总伤亡数的很小一部分。）生物武器能够制造疫情，但是开发和施放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对那些在非专业实验室中的制作人员一样具有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生化武器远比核武器容易获得，但是过去30年中只发生了三次生化武器恐怖袭击。[260]1984年，罗杰尼希教教徒在俄勒冈州一个小城的餐馆的沙拉里投放沙门氏菌，导致751人食物中毒，但无人死亡。1990年，泰米尔猛虎组织在攻打一个堡垒时弹药供给不足，他们在附近的造纸厂找到一些氯气钢瓶，并在阵地前打开了气阀，这导致60人受伤，无人死亡。风很快将氯气吹向猛虎组织自己的阵地，从此他们知道这个东西非常不好玩。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曾经连续失败了10次，最后在东京地铁成功释放了沙林毒气，杀害了12人。第四个案例是2001年美国发生邮寄炭疽病毒袭击，在媒体和政府部门工作的5名美国人遇害，最后发现这是一次杀人狂的行动，并不是恐怖分子的计划。
只有核武器才配得上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几个字母。穆勒和帕拉基尼核对了各种声称恐怖分子几乎“就要”拿到原子弹的报告，发现所有的报告都是虚假的。在此类报告中，黑市上拉皮条购买核武的“兴趣”，演绎成正在实际发生的协商，一般性的描述发展成详尽的蓝图，东拉西扯的线索（比如伊拉克2001年购买铝管）被解释成发展核武项目的迹象。
如果仔细检查核恐怖分子的每一条可能通道，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通向死胡同。俄罗斯曾经对自己的核武贮备疏于保管，恐怖分子当时也许有过某种机会，但现在专家一致认为俄罗斯已经完善了制度，至今没有核武器流入中东的大巴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前主任斯蒂芬·扬格（Stephen Younger）曾经说过：“不论新闻报道里说过些什么，所有国家对它们手中核武器的安全都非常谨慎小心。”[261]俄罗斯在避免核武流入车臣和其他民族分离组织方面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巴基斯坦则对宿敌基地组织充满戒意。与流言相反，国际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落入极端分子掌控的机会基本为零。[262]为了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核装置都有复杂的连锁设计；如果没有适当的维护，大部分核武器会成为一堆带有放射性的废铁。[263]鉴于这些原因，奥巴马在2010年召集了47国核安全峰会，商讨如何防止恐怖分子提炼核裂变物质，例如钚和高浓缩铀，而不是紧盯核武器成品。
偷窃核裂变物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峰会上提出的防范措施显然十分明智和负责，早就应该如此办理。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被车库里制造核弹的图景吓得失魂落魄，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甚至是极有可能的。对核原料的保护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准备实施，盗窃和走私核原料将越来越困难，一旦发现丢失，将发动全球追踪行动。制作一件核武器需要精密的工程和制造技术，绝非业余工匠力所能及。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就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提供咨询的“吉尔摩委员会”（Gilmore Commission），将制作原子弹称为“极为艰巨的”挑战，阿利森将原子弹描述为“又大又笨重、不安全、不可靠、难以预测、很可能不工作”。[264]更有甚者，筹备原料、专家和设备的过程充满风险，有可能被发现，还有可能发生各种背叛、欺诈、疏忽，最后还有可能走背运。莱维在他的著作《论核恐怖主义》（On Nuclear Terrorism）中开列了一张清单，说明恐怖分子必须要在这一系列事情上万无一失，才有可能实施核打击。莱维表示，“墨菲定律也适用于核恐怖：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错”。[265]穆勒提出恐怖分子发动核武袭击的20个障碍，如果某个恐怖组织有50%的机会克服每一个障碍，它获得成功的总概率是百万分之一。莱维用另外一种方法估算了核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假定核恐怖袭击的障碍只有10个，清除每一个障碍的可能性是80%，核恐怖组织成功发动核打击的概率为1/10。这些还不是我们成为受害者的概率。一个恐怖组织要权衡各种方案，即使对核袭击做最乐观的估计，结论也许还是不如将资源用于成功可能性更高的计划。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些可能性绝不意味着核恐怖袭击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是说核恐怖袭击不是像某些人所坚信的那样急迫，那样不可避免，或者可能性极高。
如果现在的权威人士是值得信任的，那么你在阅读“新和平”这几个字的时候正在经历一场世界大战——甚至是伊朗发动的核战争的蹂躏。在我写作的此时此刻，围绕伊朗核能项目的紧张气氛正在加剧。伊朗已经提炼的铀足够制造核武器，并继续拒绝国际社会根据《防止核扩散条约》对其核能项目进行检查。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嘲笑西方领导人，支持恐怖组织，指责美国人导演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他还否认纳粹的集中营，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并且祈求第十二伊玛目再次现身，这位伊斯兰救世主将带领世人进入和平和正义。有些伊斯兰什叶派解释说，这位救世主将在全世界陷入战争和混乱的时候降临。
我们至少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实在令人不安；很多专家得出结论说，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正在开发核武器的希特勒；一旦拥有核武器，或者他将直接对以色列进行核打击，或者他会将核武器送给真主党，让他们袭击以色列。即使情况没有这样可怕，他总可以借此恐吓中东国家，要他们俯首听命于伊朗的霸权。美国和以色列将不得不先下手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尽管这会引来经年累月的战争和恐怖活动。《华盛顿时报》 2009年的一篇社论这样说：“向伊朗开战已经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是，战争是否迫在眉睫？”[266]
伊朗狂人很有可能发动核战争。但是，这种恐怖场景是否不可避免，或者是否有极高的可能性呢？一个人可以像艾哈迈迪-内贾德一样桀骜不驯，一样怀有玩世不恭的动机，但同时还可以想象世界仍有很多不那么糟糕的选择。约翰·穆勒、托马斯·谢林和其他外交事务分析家为我们设想了多重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伊朗的核武器不会导致世界的末日。[267]
伊朗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约国，艾哈迈迪-内贾德一再表示伊朗的核项目仅用于能源和医学研究。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Khameini，他拥有比艾哈迈迪-内贾德更大的权力）在2005年发布裁决令，宣称伊斯兰禁止核武器。[268]如果伊朗政府继续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领导人红口白牙说瞎话。但是他们的大话说得太满，在全世界，包括他们所依赖的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和巴西等的众目睽睽之下失信，他们也许会有所迟疑。
艾哈迈迪-内贾德对第十二位伊玛目的冥想并不意味着他会用核灾难来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曾有分析家满怀信心地预言艾哈迈迪-内贾德会在2007年和2009年引爆核弹，这两个日子来了又走了。[269]请看看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怎样解释他的信念的，下面是他在2009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安·柯里的电视采访：
柯里：你曾经说过，你相信他的到来，天启时刻将在你的有生之年降临。你相信你应该做什么加速他的到来？
艾哈迈迪-内贾德：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谈的是和平……我当时说的是末日之战和——世界大战，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要求的。伊玛目……将带来逻辑、文化和科学。他的到来意味着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敌意和仇恨，不再有冲突。他会召唤所有的人都如兄弟般相亲相爱。当然，他会和耶稣基督一起降临。他们两位将一起回来。他们在一起，会让整个世界充满爱。世界上那些关于大规模战争、末日战争等等都是些谎言罢了。[270]
作为一个无神论的犹太人，我不能说他的这些话完全可信。但很显然，除了那个伊玛目和基督这一点，其余的部分和虔诚的基督徒没有丝毫不同，而且他们更温和，反而是许多基督徒相信末日大战，并在各种畅销书中加以无限遐想。至于说他在讲话中那句被翻译成“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话，《纽约时报》的作家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咨询了波斯语翻译和伊朗政府言论分析家，询问这句话在文中的含义；他们一致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做白日梦，巴望以色列总有一天改朝换代，而不是准备立即下手进行种族灭绝。[271]翻译外国人的惊人之语，常常带来惊人的危险；记得当年说赫鲁晓夫吹牛大喊“我们将埋葬你们”（We will bury you），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他们的寿命比我们要长（outlive），而不是要动手将我们塞进坟墓（entomb）。
伊朗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锱铢必较。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2年将伊拉克、朝鲜和伊朗定义为“邪恶轴心”，接着就攻入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朝鲜领导人看到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坚信自己正面临同样的威胁，于是加紧研发核武器，杜绝一切美国入侵的幻想。不久，伊朗也开始全力推进核开发计划，目的无非是制造混乱，让人们对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以及是否能够迅速组装核武器产生疑虑，以此消除撒旦发动攻击的念头。
如果伊朗最终真的成为或者被认为已成为核国家，核时代的历史也不会被改写。我们已经看到，核武器除了同归于尽的威慑之外鲜有其他用途，核大国一直受到无核国家的挑战。防止核扩散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2004年推测朝鲜已经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到2010年前后，朝鲜会将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并会刺激韩国和日本开发核武器。[272]事实上，朝鲜确实拥有核武器能力，2010年也已经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向一群没有准星的恐怖分子提供核弹药，这等于是要为完全不能控制的行为承担后果。[273]
以伊朗为例，在它决定自己（或者怂恿真主党人）向以色列发动核打击时，总要掂量一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伊朗领导人必须确定以色列会进行核报复，至少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来一颗，我必送还一颗，同时还会有核大国以惩罚触犯核禁忌为名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虽然伊朗现政权令人厌恶，而且在许多方面缺乏理性，不过，是为了继续把持权力，还是在巴勒斯坦核辐射中寻求至上的公义，或者为了第十二伊玛目的降临——不管有没有耶稣基督相伴——而选择彻底毁灭自己，伊朗当局进行这样的抉择时大概不会太在意原则。托马斯·谢林在2005年诺贝尔奖领奖致辞中说：“除了毁灭自己的制度，伊朗靠那几颗核弹头还能得到什么？核武器应该十二万分的珍贵，不宜赠送或出售；与其说用它来杀人，不如保留核武器，用以威慑美国或俄罗斯，或者其他什么国家，让它们不敢贸然进行军事进犯。”[274]
虽然设想最坏情况的替代方案经常是很危险的，但危险总是双向的。2002年秋，小布什总统警告伊朗说：“美国不能无视日益增长的敌对威胁。面对这些威胁的明确迹象，我们不会等待确凿的证据——那支刚刚发射过子弹的枪，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一朵蘑菇云。”“明确迹象”将美国卷入战争，几十万人为此送命，耗资近1万亿美元，世界并未因此更加安全。65年来，所有声称核灾难不可避免的预测全部失算。无视这一历史，自以为是地确定伊朗将使用核武器，也许会将我们领向一场成本更加高昂的冒险。
近来，人们念兹在兹的另一个黯淡前景是全球变暖。地球的气温在持续升高，几十年之内将会造成海平面上升，沙漠化，某些地区干旱而另一些地区遭受洪涝和飓风灾害。经济将受干扰，加剧各国之间的资源竞争，而人口从灾害地区向外迁移，将会导致与迁入地区的摩擦。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警告说：“气候压力正说明了国际安全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是比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或者防止核武器在流氓国家中扩散更棘手的挑战。”[275]同一年，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们呼吁针对全球变暖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的原话是说气候变迁威胁到国际安全。不断强化的恐惧感染到了所有人。一些军官在文章中将全球变暖称为“不稳定的力量倍增器”“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将延长反恐战争”。[276]
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具备两可答案的问题。虽然气候变化能够产生巨大的痛苦，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但它不一定导致武装冲突。对战争与和平进行过追踪研究的政治学家，比如哈尔瓦德·比海于格、艾迪安·萨勒彦（Idean Salehyan）、奥勒·泰森（Ole Theisen）和尼尔斯·格莱迪奇，对于战争的目的是争夺资源这种流行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277]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马拉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饥饿和资源匮乏是常态，但是他们并不曾卷入战争。飓风、洪水、干旱和海啸（比如2004年印度洋灾难性的大海啸）也没有引发武装冲突。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沙尘暴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并没有引发内战。在过去15年间，非洲大陆的气温持续上升，内战和战争死亡则一直在减少。土地和水源的压力肯定会导致地方性纠纷，但是一场真正的战争需要组织和武装一支暴力队伍，这更多取决于坏政府、封闭的经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是单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需要。在反恐战士的想象中，任何事情都会与恐怖主义发生关联：恐怖分子往往是就业不充分的下中产阶级，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278]说到气候和种族灭绝的关系，苏丹政府不过是将达尔富尔的暴力归咎为荒漠化，以掩盖自己默认和纵容种族灭绝的种种政策。
在对1980—1992年的武装冲突所做的回归分析中，泰森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贫困、人口密集、政治不稳定、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则很可能爆发战争，而是否干旱、缺水，是否有一般性的土地退化则与战争无关（严重的土地退化与战争存在弱关联）。泰森的研究使用了很多国家的数据（N），而不是仅仅挑选一两个国家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那些根据资源短缺和暴力冲突的关系来预测黯淡未来的人，在大数据（N）研究中得不到任何支持”。萨勒彦补充说，在土地供给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地改善水资源利用方式和农耕方式，就能大大提升生产率。正如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做到的，一个有效的政府可以缓解环境破坏给国民造成的痛苦。因为在影响环境的因素中，政治和社会组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即使是世界气候发生了变化，资源战争也远非不可避免。
我们无法预知“新和平”是不是长期和平，但肯定不会是永久和平。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还会见到战争和恐怖袭击，甚至有可能颇具规模。在我们知道的未知数中有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核恐怖分子、环境退化，此外还有许多未知因素。也许，某国的新领导人会决定一举收复某地，或者俄罗斯将吞并一两个苏联的小共和国，这都会激起美国做出反应。也许，气势汹汹的查韦斯会走出委内瑞拉，在整个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和残酷镇压颠覆力量。也许，就在此时此刻，来自某个闻所未闻的解放运动的恐怖分子，正在筹划一场惊天大破坏，或者，某种救世主意识形态正在某个狂人的脑子里酝酿发酵，而此人即将成为一个大国的领袖，从而将世界带回战争。正如《周六夜现场》中的新闻分析家罗莎娜·罗莎娜达娜所观察到的：“总会有件什么事情。如果不是这一件，一定是那一件。”
但是，如果我们任凭丰富的想象力决定我们对可能性的判断力，那可就太愚蠢了。也许，总要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可以更少，而且不一定是坏事情。数字告诉我们，在过去20年中，战争、大屠杀、恐怖主义的数量虽然没有降至零，但减少了很多。认为世界充满了连续不断的暴力，每一次停火都有另外一场新战争燃起，每一次和平的间歇都不过是为了下一步爆发累积张力和寻求释放，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顾事实。今天，有千百万人能够活着，完全是因为没有发生内战和种族灭绝，而如果世界仍然保持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状态，这些灾难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我们无法确保促成这一进步的条件，例如民主、繁荣、称职的政府、维和行动、开放经济，以及反人类意识形态的消亡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这些进步似乎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
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我已经强调过，对历史所做的统计鉴定显示，暴力大灾变不太可能发生，但并不是非常不可能发生。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更有所期望的表述方式来陈述这一结论，我们可以说，虽然暴力大灾变并非极其不可能，但是它们不太可能会发生。
[1] Gardner, 2010; Mueller, 1995, 2010a.
[2] 引自S. McLemee,“What price Utopia?”（review of J. Gray..s Black mas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v. 25, 2007, p. 20。
[3] S. Tanenhaus,“The end of the journey: From Whittaker Chambers to George W. Bush,”New Republic, Jul. 2, 2007,p. 42.
[4] 引自C. Lambert,“Le Professeur,”Har-vard Magazine, Jul.-Aug.，2007, p. 36。
[5] 引自C. Lambert,“Reviewing ‘reality,’”Harvard Magazine, Mar.-Apr. 2007, p. 45。
[6] M. Kinsley,“The least we can do,”At-lantic, Oct. 2010.
[7] Leif Wenar，引自Mueller, 2006, p. 3。
[8] Kaldor, 1999.
[9] For quotations，见Mueller, 2006, pp. 6, 45。
[10] Melander, Oberg & Hall, 2009; Gold-stein, 2011;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11.
[11] Brecke, 1999, 2002; Long & Brecke, 2003.
[12] Lacina & Gleditsch, 2005; http://www. prio. 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Battle-Deaths/.
[13] http://www. prio. no/CSCW/Datasets/ Armed-Conflict/UCDP-PRIO/. SIPRI: www. sipri. org,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http:// www. hsrgroup. org/;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2006;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 2008, 2009.
[14]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8, p. 10; Hewitt, Wilkenfeld & Gurr, 2008; Lacina, 2009.
[15] 鲁梅尔是第一位计算出在20世纪种族屠杀死亡的人数多于战争死亡人数的学者。1994年，怀特验证了这一结论（2005年a），戈德哈根2009年出版了研究种族屠杀的著作，书名为“比战争更残忍”（Worse than War）。马修·怀特（在即将出版的书中）指出这一比较取决于如何划分战争时期的种族屠杀，这一类屠杀占总屠杀死亡的半数。比如，集中营死亡中的大部分取决于是否是发生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如果将战时种族屠杀的死亡加在战争死亡上，那么战争死亡数字更高，战争死亡为10500万，屠杀为4000万。如果集中营死亡与和平时期的种族屠杀归为一类，那么种族屠杀的死亡更高，为8100万，战争死亡为6400万（两个数字都不包括饥荒造成的死亡）。
[16] Eck & Hultman, 2007; Harff, 2003, 2005; Rummel, 1994, 1997;“One-Sided Vio-lence Dataset”in http://www. pcr. uu. se/research/ucdp/datasets/.
[17] PRIO Documentation of Coding Deci-sions, Lacina, 2009, pp. 5-6;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8.
[18] Pinker, 2007b, pp. 65-73, 208-225.
[19] Oxford等人，2002。
[20] 2000-2005年的平均数，“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报告的国家操纵战争的战争死亡，2007年，数据来自UCDP/ PRIO数据库，格莱迪奇等人，2002年。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数据库”, 2010年c。
[21] Krug等人，2002, p. 10。
[22] 本段落的所有死亡数字均来自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格莱迪奇等人，2002年；拉齐纳，2009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此数据库与三幅图所使用的乌普萨拉/奥斯陆数据库略有出入：人类安全中心，2006年；“人类安全报告项目”, 2007年。
[23]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新战争数据库战争死亡的“最佳估计值”，见格莱迪奇等人，2002年；拉齐纳，2009年。
[24] Bijian, 2005; Weede, 2010;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11. Turkey..s“zero problems with neighbors”policy:“Ahmet Davutoglu,”Foreign Policy, Dec. 2010,p. 45. Brazilian boast: S. Glasser,“The FP Interview: The Soft-Power Power”（对Celso Amorim的采访）, Foreign Policy, Dec. 2010, p. 43。
[25]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11, chaps. 1, 3.
[26] Marshall & Cole, 2009, p. 114.
[27]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p. 2.
[28]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p. 152, u-sing data from Macartan Humphreys and Ashutosh Varshney.
[29] Fearon & Laitin, 2003; Theisen, 2008.
[30]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8,p. 5; Collier, 2007.
[31]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11, chaps. 1, 3.
[32]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p. 27.
[33] 引自Goldhagen, 2009, p. 212。
[34] Fearon & Laitin, 2003; Mueller, 2004a.
[35] 这个比喻可能不是罗斯福首创的，见http://message. snopes. com/showthread. php? t =8204。
[36]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p. 153.
[37] Mueller, 2004a, pp. 76-77. American mises-timation: Blight & Lang, 2007.
[38] C. J. Chivers & M. Schwirtz,“Georgian president vows to rebuild army,”New York Times, Aug. 24, 2008.
[39]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 2008; Marshall & Cole, 2009.
[40] Marshall & Cole, 2008.另见Pate, 2008,p. 31。
[41]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8, pp. 48-49.
[42] Collier, 2007; Faris, 2007; Ross, 2008.
[43] Collier, 2007, p. 1.
[44] Mueller, 2004a, p. 1.
[45] Mueller, 2004a, p. 103.
[46] Fearon & Laitin, 2003, p. 76.
[47]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 pp. 26-27.
[48] R. Rotberg,“New breed of African lead-er,”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9, 2002.
[49]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 pp. 28-29;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pp. 153-155.
[50] Gleditsch, 2008; Lacina, 2006.
[51] Blanton, 2007; Bussman & Schneider, 2007; Gleditsch, 2008, pp. 699-700.
[52] Fortna, 2008; Goldstein, 2011.
[53] Hewitt等人，2008, p. 24;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8, p. 45. Rates of onset and termination: Fearon & Laitin, 2003。
[54]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pp. 153-155; Fortna, 2008; Gleditsch, 2008; Go-ldstein, 2011.
[55] Fortna, 2008, p. 173.
[56] Fortna, 2008, p. 129.
[57] Fortna, 2008, p. 140.
[58] Fortna, 2008, p. 153.
[59]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p. 19.
[60] Rummel, 1994, p. 94.
[61]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 pp. 36-37;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11.
[62] Fischer, 2008.
[63] 1998—200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战争死亡的“最佳估计”是147618人。而全部战争的总死亡人数为940万，乃最低和最高战争死亡估计加总后的几何平均数。Both from the PRIO Bat-tle Deaths Dataset, 1946-2008, Version3.0, http://www. prio. 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Battle-Deaths/Lacina & Gleditsch, 2005。
[64]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p. 75; Gold-stein, 2011; Roberts, 2010; White，待出。
[65] Faust, 2008.
[66] Burnham等人，2006。
[67]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 Johnson等人，2008; Spagat, Mack, Cooper & Kreutz, 2009。
[68] Bohannon, 2008.
[69] Obermeyer, Murray & Gakidou, 2008.
[70] Spagat等人，2009。
[71] Coghlan等人，2008。
[72]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
[73]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
[74]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 p. 3.
[75]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 p. 27.
[76] Rummel, 1994, p. 31. Reviews of genocide: Chalk & Jonassohn, 1990; Chirot & McCauley, 2006; Glover, 1999; Gol-dhagen, 2009; Harff, 2005; Kiernan, 2007; Payne, 2004; Power, 2002; Rummel, 1994; Valentino, 2004.
[77] Rummel, 1994, 1997.
[78] White, 2010c, note 4; Dulic'，2004a, 2004b; Rummel, 2004.
[79] White, 2005a，待出。
[80] 怀特，待出，另见本章注释15。
[81] Bell, 2007a, pp. 182-183; Payne, 2004,p. 54.
[82] Goldhagen, 2009, p. 124. Keegan, 1993,p. 166.
[83] Goldhagen, 2009, p. 120.
[84] Chalk & Jonassohn, 1990, p. 7.
[85] Deuteronomy 28: 52-57; translation from Kugel, 2007, pp. 346-347.
[86] Goldhagen, 2009; Power, 2002; Rum-mel, 1994.
[87] Dostoevsky, 1880/2002, p. 238.
[88] Glover, 1999, p. 342.
[89] Pinker, 1997, pp. 306-313; Pinker, 1999/2011, chap. 10.
[90] Jussim, McCauley & Lee, 1995; Lee, Ju-ssim & McCauley, 1995; McCauley, 1995.
[91] Jussim等人，1995。
[92] Jussim等人，1995; Lee等人，1995; McCauley, 1995。
[93] Gelman, 2005; Gil-White, 1999; Haslam, Rothschild & Ernst, 2000; Hirschfeld, 1996; Prentice & Miller, 2007.
[94] Chalk & Jonassohn, 1990; Chirot & Mc-Cauley, 2006; Goldhagen, 2009; Harff, 2003; Valentino, 2004.
[95] Goldhagen, 2009.
[96] Kiernan, 2007, p. 14.
[97] Glover, 1999; Goldhagen, 2009.
[98] 引自Chirot & McCauley, 2006, pp. 72-73。
[99] 引自Daly & Wilson, 1988, p. 232。
[100] 引自Daly & Wilson, 1988, pp. 231-232。
[101] Pinker, 2007b, chap. 5.
[102] Chirot & McCauley, 2006; Goldhagen, 2009; Kane, 1999; Kiernan, 2007.
[103] Kane, 1999. Quote from Kiernan, 2007, p. 606.
[104] 引自Chalk & Jonassohn, 1990, p. 198。
[105] 引自Kiernan, 2007, p. 606; Kane, 1999。
[106] Chirot & McCauley, 2006, pp. 16, 42; Goldhagen, 2009.
[107] Curtis & Biran, 2001; Rozin & Fallon, 1987; Rozin, Markwith, & Stoess, 1997.
[108] Haidt, 2002; Haidt等人，2000; Haidt, Koller & Dias, 1993; Rozin等人，1997; Shweder, Much, Mahapatra & Park, 1997.另请见本书第9章的“道德和禁忌”。
[109] 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引自Glover, 1999, pp. 88-89。
[110] Goldhagen, 2009.另见Haslam, 2006。
[111] Epigraph for this chapter, from Solzhen-itsyn, 1973/1991, pp. 173-174.
[112] Geary, 2002.
[113] Caplan, 2007; Caplan & Miller, 2010; Fiske, 1991, 1992, 2004a; Sowell, 1980, 2005.
[114] Sowell, 1996.
[115] Chirot, 1994; Courtois等人，1999; Glover, 1999; Horowitz, 2001; Sowell, 1980, 2005.
[116] Chirot & McCauley, 2006, p. 144.另见Ericksen & Heschel, 1999; Gold-hagen, 1996; Heschel, 2008; Steig-mann-Gall, 2003。
[117] Chirot, 1994; Glover, 1999; Oakley, 2007.
[118] Brown, 1997; Fearon & Laitin, 1996; Harff, 2003; Valentino, 2004.
[119] Valentino, 2004, p. 24.
[120] Mueller, 2004a; Payne, 2005; Valenti-no, 2004.
[121] Valentino, 2004.另见Goldhagen, 2009。
[122] Valentino, 2004.
[123] Chalk & Jonassohn, 1990, p. 58.
[124] Chalk & Jonassohn, 1990, p. xvii.
[125] Kiernan, 2007, p. 12.
[126] Rummel, 1994, pp. 45, 70；另见Ru-mmel, 1997，原始数据。鲁梅尔的猜测数字不是精确统计，但他欢迎其他人检查他的资料来源并进行验算。
[127] Chalk & Jonassohn, 1990, p. 180.
[128] Payne, 2004, p. 47.
[129] Bhagavad-Gita, 1983, pp. 74, 87, 106, 115，引自Payne, 2004, p. 51。
[130] 引自Payne, 2004, p. 53。
[131] 引自Payne, 2004, p. 53。
[132] 引自Kiernan, 2007, pp. 82-85。
[133] Chirot & McCauley, 2006, pp. 101-102. Nothing wrong with genocide: Payne, 2004, pp. 54-55; Chalk & Jonassohn, 1990, pp. 199, 213-214; Goldhagen, 2009, p. 241.
[134] Courtwright, 1996, p. 109.
[135] Carey, 1993, p. 12.
[136] Mueller, 1989, p. 88.
[137] Chalk & Jonassohn, 1990.
[138] Payne, 2004, p. 57.
[139] Chalk & Jonassohn, 1990, p. 8.
[140] Chalk & Jonassohn, 1990, p. 8.
[141] Rummel, 1994, pp. xvi-xx; Rummel, 1997.特例请另见White, 2010c, note 4。
[142] Rummel, 1994, chap 2.
[143] White, 2010c, note 4.
[144] White, 2007.
[145] Rummel, 1994, p. 4.
[146] Rummel, 1997, p. 367.
[147] Rummel, 1994, p. 15.
[148] Rummel, 1994, p. 2.
[149] Rummel, 1997, pp. 6-10；另见Rum-mel, 1994。
[150] Rummel, 1994, p. xxi.
[151] 请留意图6-7重复计算了图6-1中的死亡数字，因为鲁梅尔将很多平民战争死亡划分为政府屠杀。本图也重复计算了第5章中马修·怀特人类历史21次大杀戮表中的数字。怀特将战时大屠杀的死亡按照战争死亡计算。
[152] Rummel, 1997, p. 471.不过，鲁梅尔为证明这一观点所做的回归分析是有问题的。
[153] Mueller, 2004a, p. 100.
[154] Goldhagen, 2009; Mueller, 2004a; Power, 2002.
[155] Harff, 2003, 2005; Marshall等人，2009。
[156] Kreutz, 2008; Kristine & Hultman, 2007; http://www. pcr. uu. se/research/ucdp/ datasets/.
[157] 死亡数据是哈尔夫2005年发表的表8.1中各项值域的几何平均，但达尔富尔数据例外，达尔富尔的数字是马歇尔等人在2009年将政治动荡专责小组（PITF）数据库2003—2008年的量级录入转换为值域的几何平均后再进行加总。
[158] 比如，波斯尼亚的屠杀大约杀害了10万人，而不是20万人；Nettelfield, 2010. On conflict numbers，见Andreas & Greenhill, 2010。
[159] Harff, 2003, 2005.
[160] Harff, 2003, p. 62.
[161] Harff, 2003, p. 61.
[162] Watson, 1985. p. Chaunu, cited in Bes-an.on, 1998.另见Bullock, 1991; Courtois等人，1999; Glover, 1999。
[163] Himmelfarb, 1984.
[164] 引自Valentino, 2004, p. 61。
[165]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数据已经不再对公众开放）, Human Security Centre报告，2006, p. 16。
[166] 引文见Mueller, 2006。
[167] Prophecy of terrorist doom: R. A. Clarke,“Ten years later,”Atlantic, Jan.-Feb. 2005.
[168] Clauset, Young & Gleditsch, 2007.
[169]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START（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2010; http://www. start. umd. edu/gtd/）, 2010年4月21日网络取得的数据。数据不包括与卢旺达大屠杀有关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数据。
[170] Mueller, 2006.
[171]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for the year 2007, Xu, Kochanek, & Tejada-Vera, 2009, table 2.
[172] Mueller, 2006, note 1, pp. 199-200;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statistics conven-iently summarized in http://danger. mongabay. com/injurydeath. htm.
[173] Gigerenzer, 2006.
[174] Slovic, 1987; Slovic等人，1982.另见Gigerenzer, 2006; Gigerenzer & Mur-ray, 1987; Kahneman, Slovic & Tversky, 1982; Ropeik & Gray, 2002; Tversky & Kahneman, 1973, 1974, 1983。
[175] Daly & Wilson, 1988, pp. 231-232, 237, 260-261.
[176] Mueller, 2006; Slovic, 1987; Slovic等人，1982; Tetlock, 1999。
[177] The al-Qaida tapes,”Guardian, http:// www. guardian. co. uk/alqaida/page/0, 12643, 839823, 00. html.另见Mueller, 2006, p. 3。
[178] 引自M. Bai,“Kerry..s undeclared war,”New York Times, Oct. 10, 2004。
[179] Payne, 2004, pp. 137-140; Cronin, 2009,p. 89.
[180] Abrahms, 2006; Cronin, 2009; Payne, 2004.
[181] Abrahms, 2006; Cronin, 2009; Payne, 2004.
[182] 另见Cronin, 2009, p. 91。
[183] Cronin, 2009, p. 110.
[184] Cronin, 2009, p. 93. Cronin, 2009, p.215.
[185] Cronin, 2009, p. 114.俄克拉何马城165人死亡的数字来自“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见n. 182）。
[186]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START（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2010;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
[187]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2009.
[188] Atran, 2006.
[189]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2009.
[190] Cronin, 2009, p. 67; note 145, p. 242. Minority of attacks, majority of casual-ties: Atran, 2006.
[191] 引自Atran, 2003。
[192] Tooby & Cosmides, 1988.
[193] Chagnon, 1997.
[194] Valentino, 2004, p. 59.
[195] Gaulin & McBurney, 2001; Lieberman, Tooby & Cosmides, 2002.
[196] Chagnon, 1988, 1997.
[197] Wilson & Wrangham, 2003.
[198] Daly, Salmon & Wilson, 1997; Lieber-man等人，2002; Pinker, 1997。
[199] Daly, Salmon & Wilson, 1997; Lieber-man等人，2002; Pinker, 1997。
[200] Mueller, 2004a; Thayer, 2004.
[201] 引自Thayer, 2004, p. 183。
[202] Broyles, 1984.
[203] Rapoport, 1964, pp. 88-89; Tooby & Cosmides, 1988.
[204] Atran, 2003, 2006, 2010.
[205] Atran, 2006.
[206] Atran, 2003; Blackwell & Sugiyama，待出。
[207] Willer等人，2009。
[208] Atran, 2006, 2010; Ginges等人，2007; McGraw & Tetlock, 2005。
[209] Atran, 2010.
[210] Cronin, 2009, pp. 48-57, 66-67.
[211] Cronin, 2009, p. 67.其他样本包括美国在巴格达，以及北爱尔兰、塞浦路斯和黎巴嫩的政府当局。
[212] E. Bronner,“Palestinians try a less vio-lent path to resistance,”New York Times, Apr. 6, 2010.
[213] S. Shane,“Rethinking which terror groups to fear,”New York Times, Sept. 26, 2009.
[214]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
[215] 引自F. Zakaria,“The jihad against the jihadis,”Newsweek, Feb. 12, 2010。
[216] Al Qaeda..s revolt against bin Laden,”New Republic, Jun. 11, 2008。
[217] p. Bergen & p. Cruickshank,“The un-raveling: Al Qaeda..s revolt against bin Laden,”New Republic, Jun. 11, 2008.
[218] F. Zakaria,“The jihad against the jiha-dis,”Newsweek, Feb. 12, 2010.
[219] 引自p. Bergen & p. Cruickshank,“The unraveling: Al Qaeda..s revolt against bin Laden,”New Republic, Jun. 11, 2008。
[220] 引自p. Bergen & p. Cruickshank,“The unraveling: Al Qaeda..s revolt against bin Laden,”New Republic, Jun. 11, 2008。
[221] 自F. Zakaria,“The jihad against the ji-hadis,”Newsweek, Feb. 12, 2010。
[222]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p. 19.
[223] F. Zakaria,“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Newsweek, Jun. 2, 2008.
[224]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p. 15.
[225] Iraq Body Count, http://www. iraqb odycount. org/database/accessed Nov. 24, 2010.另见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 p. 14。
[226]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p. 15.
[227] Gardner, 2010; Mueller, 1995, 2010a.
[228] 在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中，2008年发生的36宗武装冲突中有19宗涉及伊斯兰国家：以色列-哈马斯，伊拉克-艾尔马赫迪武装，菲律宾-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苏丹-公平与平等运动（JEM），巴基斯坦-俾路支解放军（BLA），阿富汗-塔利班，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军（Al-Shabaab），伊朗-真主旅，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印度-克什米尔叛军，马里-北马里图阿雷格人变革联盟（ATNMC），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北非基地组织（AQIM），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塔利班/或称巴基斯坦学生运动（TTP），美国-基地组织，泰国-北大年叛乱分子，尼日尔-“尼日尔正义运动”（MNJ），俄罗斯-“高加索酋长国”，印度-人民联合解放阵线（PULF），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美国国务院2008年《恐怖主义国家报告》列出的44个恐怖组织中有30个与穆斯林有关。http://www. state. gov/s/ct/rls/crt/ 2008/122449. htm, 2010年4月21日登录取数。
[229] Payne, 1989.
[230] 在美国国务院的恐怖主义国家报告中，44个外国恐怖组织中有30个是伊斯兰。http://www. state. gov/s/ct/ rls/crt/2008/122449. htm, 2010年4月21日登录检索。
[231] Esposito & Mogahed, 2007, p. 30.
[232] Esposito & Mogahed, 2007, p. 30.
[233] Pryor, 2007, pp. 155-156.
[234] Payne, 2004, p. 156.
[235] Esposito & Mogahed, 2007, p. 117.
[236] Payne, 2004, 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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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Fattah & Fierke, 2009; Ginges & Atr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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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3；另见R. Fisk,“UN highlights un-comfortable truths for Arab world,”Inde-pendent, Jul. 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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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M. Ahmadinejad, interview by A. Curry, NBC News, Sept. 18, 2009, http:// www. msnbc. msn. com/id/32913296/ ns/world _ news-mideastn _ africa/print/ 1/displaymode/1098/.
[271] E. Bronner,“Just how far did they go, those words against Israel?”New York Times, Jun. 11, 2006.
[272] Mueller, 2010a, p. 150.
[273] Mueller, 2010a; Procida, 2009.
[274] Schelli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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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引自S. Giry,“Climate conflicts,”New York Times, Apr. 9, 2007；另见Sale-hy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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