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长期和平
战争和人类一样古老，而和平还是当代的新发明。
——亨利·梅因
20世纪50年代初，两位著名的英国学者回顾了战争的历史，并大胆地预测了未来几年内世界的变化。其中一位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年），他也许称得上是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曾在两次大战后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和平会议。尤其是在12卷本巨著《历史研究》中，他按年代记录了26个文明的兴衰。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看到的历史的规律，让他无法感到乐观：
在最近的西方历史中，战争接踵而至，其破坏性也越来越大；从今天的情况看，1939—1945年的战争显然已经不是这一递增趋势的高峰。[1]
汤因比写下这段话时，“二战”的阴影尚未消散，冷战和核武器时代已经降临，他做出如此黯淡的预言完全情有可原。当时许多著名评论家都和他一样悲观，关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又持续了30年。[2]
另外一位英国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资历。刘易斯·弗里·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 1881—1953年）是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他的名望主要来自他在预测天气的数值技术方面的工作，他的设计比能够应用这一技术的计算机早了好几十年。[3]理查森对人类未来的预测不是来自对各大文明的渊博知识，而是得自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百起暴力冲突的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理查森比汤因比更细致，也更乐观：
20世纪相继出现的两场世界大战很容易让人们笼统地相信，世界变得更加好战了。但是，这样的判断需要逻辑的检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4]
理查森反驳流行的全球核战争不可避免论的方式，是统计而不是印象。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知道，著名历史学家错了，鲜为人知的物理学家却是对的。
本章要讲的就是理查森预测背后的故事：大国战争的趋势及其结论——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即当时看起来将要不断恶化的战争威胁没有继续发展，形成一次新的暴力高峰。在过去20年中，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其他形式的冲突，包括小国之间的战争、内战、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将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内容。
统计和叙事
对于坚持随着历史发展，暴力正在减少这一观点的人来说，20世纪似乎实在太令人困窘了。它被公认为是历史上最暴力的世纪。20世纪上半叶，大战、内战和大屠杀连绵不断，马修·怀特将其称为“血腥的世纪”（Hemoclysm），即希腊语的“血流成河”（或“血潮”）。[5]血腥的世纪不仅是生命的无底深渊，还是人类如何理解自己历史的一个谜团。启蒙运动本来期望科学和理性带来人类的进步，结果得到的却是一系列严酷的指控：死亡本能的复发，现代性的实验，对西方文明的控诉，人类为科学和技术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6]
但是，一个世纪有100年，而不是50年。20世纪下半叶，人类史无前例地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称之为“长期和平”。接着，冷战又出人意料地结束了。[7]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扭曲的世纪的多重性格？我们又如何预测这个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
对于历史事件的历时性，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物理学家理查森之间的预测竞争，给出了两种互补的理解方法。传统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叙述。但如果我们要想接受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忠告——记住过去，才能不让过去重复，就必须识别历史的规律，如此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目前的困境。在一组有限的观察数据中归纳规律，是科学家惯用的手法，某些科学研究中总结规律的经验可能也适用于历史数据。
让我们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事件。（或者，如果你愿意，并认为整个“血腥世纪”更符合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连带的种族灭绝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事件，假定它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事件。）我们能够看出战争与和平有什么样的长期趋势吗？
答案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具破坏力的事件总是要发生在某个世纪的某个时点上，我们在大量完全不同的长期趋势中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汤因比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上升的滚梯中的一级，如图5-1中的左图所示。图5-1中的右图，代表战争是周期性的这一普遍认识。两个规律指出的前景都是黯淡的。像所有令人沮丧的预测一样，这两个模型也孵化出一些黑色雅谑。我经常被问到是否听说过一个人从办公楼的楼顶摔下去的笑话，这个人在下坠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层，都向楼里的工人大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我也听说过（好几次）这样的笑话：在感恩节前夜，火鸡发表评论说，农夫和火鸡之间已经364天相安无事。作为火鸡，它是何等走运，能够生活在一个拥有长久和平的非凡时代。[8]
但是，历史的进程是否真的像万有引力定律或者行星的运行轨道那样具有确定性？数学家告诉我们，任何有限的点集都可以被数量无限的曲线穿过。图5-2显示了两条其他性状的曲线，对相同的情节进行了非常不同的叙述。
图5-1 战争历史趋势预测中两种悲观的可能性
图5-2中的左图描绘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可能性，即“二战”是统计上的一个意外，既不是上升序列中的一步，也不能预示任何未来的事件，甚至根本不属于任何趋势。乍看起来，这一说法非常荒谬。一个随机发生的事件，怎么能够在仅仅10年之内就产生如此巨大的灾难群——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日本的残暴侵略；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古拉格、两颗原子弹？暂且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之前20年内发生的战争和种族灭绝。史书中记载的常规战争的死亡率通常是以万计或者十万计，很少会有以百万计的。如果战争真的是随机发生的，发生一场造成5500万人死亡的大战的概率难道不应该几乎是不可能的吗？理查森证明，这两种直觉都是认知上的幻觉。一旦铁色子开始滚动（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一战”前夜这样形容当时的局势），不幸的结局可能比我们幼稚的想象力做出的预见糟糕千百倍。
图5-2 战争历史趋势预测中两种不太悲观的可能性
在图5-2中的右图中，“二战”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不悲观，甚至可以说是乐观的。“二战”是否可能是锯齿形下滑线上一个孤立的峰值，是大规模战争完成其历史生命之前的最后一口大喘气？我们会看到，这种可能性绝非没有根据。
在现实中，长期的战争轨迹可能是几个趋势的叠加。我们都知道，在其他的复序列，比如天气序列中的规律，是数条不同曲线的组合：季节的循环节奏、每天变化的随机性、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本章的目的是要辨识国家之间战争的长期趋势的构成因素。我将要努力说明的是：
.没有周期。
.极具随机性。
.破坏性战争的升级趋势最近得到了逆转。
.各种战争全面减少，包括国际战争。
所以，20世纪并未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相反，发源于启蒙运动的反暴力人文主义，是20世纪不朽的道德趋势，虽然它被反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及其联手的战争机器蒙上了阴影，但终于在“二战”之后重整旗鼓。
为推导这些结论，我将综合对战争发展轨迹的两种理解：一是理查森和他的追随者，一是传统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叙述。我们必须运用统计分析，以避免出现汤因比的谬误，即在那些复杂统计现象中过于人性化地幻想其宏大的图景，并自信地根据这些幻想的图景推测未来。但是，没有统计的叙事是盲目的，没有叙事的统计是空洞的。历史不是一个屏幕保护程序，不是由方程式产生的一组美丽的线条，历史的曲线是对一系列真实事件的抽象，涉及人们的决策和武器的功效。所以，我们也必须解释图中的楼梯形、斜坡形和锯齿形等模型，与领导人和士兵的行为，与刺刀和炸弹有什么样的关系。本章的论述过程是，从对原材料的统计分析开始，再转向叙述。要理解战争的长期轨迹这种复杂现象，两者缺一不可。
20世纪真的是最糟糕的世纪吗？
“20世纪是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这句老话被用来指控过各种各样的恶魔，包括无神论者、达尔文、政府、科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进步的理想，还有男性。但真是这样吗？没有20世纪之外的数据能够支持这个判断，也不能仅仅因为有人提及几个世纪之前血流成河的“血潮”就说这个判断是成立的。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哪个世纪是最糟糕的世纪，因为得到20世纪的死亡数据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更早的数据了。但有两个理由怀疑，“最血腥的世纪”这个看似真实的陈述其实只是一个错觉。
第一，20世纪的暴力死亡数量肯定超过以往，但它的总人口数量也更多。1950年的世界人口数量是25亿，差不多是1800年的2.5倍，是1600年的4.5倍，是1300年的7倍，是公元1世纪的15倍。所以说，1600年的战争死亡数要乘以4.5，才能够和20世纪的战争破坏做比较。[9]
第二个错觉是历史近视眼：最靠近我们观测点的历史就是当代，对当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我们的常识和专业的历史学都会被历史近视眼折磨。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已经证实，人本能地使用“易得性启发”这个捷径来估算相对频率，即越是容易回想起来的事件，人们就认为它越可信。[10]比如，那些成为新闻头条的意外事件，比如空难、鲨鱼袭击和恐怖炸弹，往往被人们高估，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人理会的意外，比如触电、摔伤和溺水，则被人们低估。[11]当我们判断不同世纪的杀戮事件的强度时，任何一个不了解数据的人都会高估最近发生的、被研究最多的或者被宣传最多的那些冲突。在一项对历史记忆的调查中，我让100名互联网用户在5分钟内尽量写出他们能记得的战争。人们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参与的战争和近现代的战争。虽然古代的战争更加频繁，人们能记住的主要还是近几个世纪内的战争。
如果我们搜索史料，根据当时的世界人口总量计算死亡率，即可校正易得性偏差和20世纪的人口爆炸。我们会发现，历史上许多战争和暴行都绝不逊色于20世纪的残暴。下面的表格是怀特列出的一份清单，被称为“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12]每一个死亡数字取的都是中值，或者是大量历史文献和百科全书中引用的数据的众数。无论是当代的事件还是古代的事件，这些数据不仅包括战场上的死亡，还包括饥荒和瘟疫造成的平民死亡，因此它们远高于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我添加了两列数据，为的是将历史数据与20世纪进行比较，即如果当时的世界人口是20世纪中叶的水平，死亡的规模和排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你是否听说所有这些事件？（反正我原来没有。）其次，你是否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5次战争和4场暴行，其杀害的人数均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说，（就我们目前所知）在人类相互之间做过的21件最残暴的事情中，有14件发生在20世纪之前，我怀疑很多读者听到此话都会大吃一惊。这里使用的都是绝对数字。如果我们按照总人口规模来排列数据，20世纪的暴行中只有一件能够进入前10名。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暴行是“安史之乱”，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唐朝的历时8年的叛乱。根据人口统计，唐朝损失了2/3的人口，即当时世界1/6的人口。[13]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这些数据。有些数据倾向于将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死亡全部归咎于战争、叛乱或者暴君，也有一些数据是来自没有数字概念的文化，它们完全没有计数和簿记的现代知识。同时，文字的历史证实，早期人类文明颇具杀戮能力。技术的落后不构成屠杀的障碍。卢旺达和柬埔寨的大规模屠杀说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例如砍刀和饥荒就可以谋杀大量的人口。而且在远古时期，杀戮的方式也不一定就是技术落后的，军事装备总是被吹嘘为各个时代的尖端科技。军事史专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说过，公元前2000年中期，文明社会就已经饱受游牧部落军队两轮战车的蹂躏。“战车围住一群没有甲胄的步兵，在100码（约91米）或200码之外转圈，一部战车组——一人驾驶，一人射箭，每分钟可以撂倒6个人。10辆战车10分钟可以制造500人甚至更多人的伤亡。这对当时的小军队来说，不啻为 ‘索姆河战役 ’般的惨重伤亡。”[14]
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
马背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例如斯基泰人、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匈牙利人、鞑靼人、莫卧儿人和满族人，都对大规模屠杀技术进行过完善。2000年来，这些武士精心部署弓箭手，弓箭制作精良（使用的材料有层压的黏合木、兽筋和兽角）。在他们的洗劫和袭击行动中，受害者尸横遍野。这些部落人的暴行在“21件最残暴的事情”中占据了第3、第5、第11和第15，而在按总人口规模调整后的排列中，领头的6个事件，他们占据了4个。13世纪，蒙古人对伊斯兰领土进行入侵，仅在梅尔夫（Merv）一城的大屠杀就导致130万人丧命，另外在巴格达有80万居民被杀害。研究蒙古人历史的学者桑德斯（J. J. Saunders）这样评论说：
蒙古人进行屠杀时表现出的冷酷野蛮令人难以形容地反感。陷落城镇的居民被强迫在城墙外列队，所有手持战斧的蒙古骑兵得到命令，要杀死一定数量的人，10个、20个或者50个。为证明命令得到执行，凶手有时要割下受害人的一只耳朵，收集的耳朵装在口袋里，交给长官点数。在屠杀发生数天之后，蒙古军队会返回被摧毁的城镇，搜索那些藏身于地窖和阁楼里的可怜的漏网者，将他们拽出来处死。[15]
蒙古人的第一位领袖成吉思汗这样反思自己的生活乐趣：“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征服和追杀敌人，夺走他们的马匹，抢走他们的财物，看着他们的亲人哭泣，把他们的子女掳为己有。”[16]现代基因科学证明，这并非虚言。目前生活在前蒙古帝国疆域内的男子中，有8%的人带有同样的Y染色体，这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的年代。最有可能的是，他们都是成吉思汗或者他的儿子们的后代，可见数目巨大的女子曾经被他们“掳为己有”。[17]应该说，成吉思汗的成就设定了很高的门槛，但帖木儿（亦名瘸子帖木儿），一个立誓复兴蒙古帝国的突厥人，竭力追赶成吉思汗。每当攻克一座西亚城池，他都要屠杀数以万计的俘虏，然后用死难者的头颅建造宣礼塔，以纪念自己的功业。一名叙利亚目击者称，共有28座宣礼塔，每座塔有1500个人头。[18]
最残暴名单也戳穿了一个流行的谎言，即在20世纪，有组织暴力的水平与和平的19世纪相比发生了量子级飞跃。其一，要证实这个说法，除非对19世纪进行重新界定，比如砍掉19世纪初发生的极具毁灭性的拿破仑战争。其二，19世纪中后期没有发生战事的地区也仅限于欧洲。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是“血潮”滚滚，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一场宗教煽动的叛乱，演变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内战。非洲的奴隶贸易，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战争，还有两场血腥的内战——美国独立战争（65万人死亡）和“沙卡统治”, 1816—1827年，这位祖鲁希特勒在征服南非的过程中杀死了100万至200万人。还有我没有提到的大陆吗？对了，还有南美洲。在南美洲发生的众多战争中，有巴拉圭“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战争中有40万人丧命，其中包括超过60%的巴拉圭人口。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排列，巴拉圭战争是当代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一个极端案例的名单当然不足以确立一个趋势。在20世纪之前有更多的大战和大屠杀，但20世纪之前也有很多个世纪。图5-3将怀特的“最残暴的事情”名单从21个扩展到100个，并按照当时的世界人口比例排列，再来看看它们在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的分布。
从这些飞溅的斑点中可以看出两个规律。第一，最严酷的战争和暴行——那些杀死了超过世界人口1/10的战争和暴行——在2500年的时间内分布很均匀。第二，数据点向右向下趋于密集，越靠近现在，暴力的程度越低。怎样解释这个漏斗图形？我们的祖先不可能不进行小规模屠杀，而只放任自己从事大规模杀戮。怀特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图5-3 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100场战争和暴行
资料来源：怀特的数据，按照麦克伊韦迪和琼斯（McEvedy & Jones）世界人口统计计算死亡比例，1978年，取中值。注意，比例的基数不是按照战争或暴行发生期间的人口数计算的。有圆圈的点，表明事件的死亡率高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按时间顺序）：中国新朝、三国、古罗马帝国衰亡、安史之乱、成吉思汗、中东奴隶贸易、帖木儿、大西洋奴隶贸易、明朝灭亡和征服美洲。
过去200年来暴力事件如此之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多的记录。我研究这个问题多年，关于20世纪的大规模杀戮，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新的、未发表过的资料了。但是，似乎每一次打开一本老书，我都能发现在遥远的过去，有几十万人被屠杀后又被遗忘了。也许在很久以前，一位编年史家记录了一个伤亡数字，但后来整个事件都被湮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也许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曾经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忽略了死亡人数，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往昔的形象。他们认为没有毒气室和机关枪，人类不可能屠杀如此之多的同胞，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不利证据都是不可靠的。[19]
当然，一些屠杀被编年史家记录下来，却被其他人忽视或否认，同时肯定还有很多暴行从一开始就没有留下记录。
如果不能够对历史近视眼有所校正，历史学家也一样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威廉·埃克哈特整理了早至公元前3000年的战争记录，并将它们的死亡人数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20]他的图表显示，在过去的5000年里，战争死亡率呈加速上升趋势，16世纪后升幅加大，20世纪飙升。[21]但是，这根曲棍球棒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错觉。詹姆斯·佩恩已经说过，任何一个声称得出战争上升的趋势，而不对历史近视进行校正的研究，都只能说明“关于世界各地的战情，美联社是比16世纪的修道士更可靠的消息来源”。[22]埃克哈特的资料来源之一是昆西·赖特的巨著《战争研究》（A Study of War），赖特在书中开列了1400—1940年的战争名单。对赖特名单的检视，可以证明佩恩的担忧，即历史的错觉是一个真实问题，绝非假说。对1875—1940年的战争，赖特能够找到其中99%的战争爆发和结束月份，但对1480—1650年的战争，他只能搜索到其中13%的战争爆发和结束月份。这显然是一个警示性标志，说明与近期历史相比，遥远历史的记录是非常不完整的。[23]
历史学家赖恩·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用另一种方式量化了历史近视。他取一本历史年鉴，用尺子测量书中每个世纪所占用的篇幅。[24]差距之大，使他不得不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当数据呈指数级下降时，曲线呈直线形）。图5-4是对他的图示的复制。图示显示，当你回到过去，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历史记录的覆盖率呈指数级下降。在接下来的3000年内，覆盖率的下降幅度减小，但仍然是呈指数级下降。
如果古代编年史家忽略的只是几场小型战争的记录，那么人们还是可以确信死亡人数不会被低估，因为绝大多数死亡都是由无法忽视的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未计算的死亡人数不仅会模糊事实，而且会在进行估算时诱发偏差。基根称之为“军事水平线”。[25]在这条水平线之下，是袭击战、埋伏战、骚扰战、争夺地盘、宿仇和劫掠，历史学家对这些“原始”战争不屑一顾。而在这些水平线之上，是有组织的征服和占领行动，包括精心策划的战斗——穿着军服的彩排和玩具士兵的模型演戏。还记得塔奇曼描述的14世纪“私家战争”吗？骑士带着满腔激情出征，脑子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量多地杀戮对方领地内的农民。这些屠杀从来没有被命名为“某某对某某之战”，也没有被写入永垂不朽的历史典籍。从理论上说，对“军事水平线”之下的冲突记录不全，让整个时期的战争死亡数据都变得很不可靠。如果与国家出现后的战争相比，无政府封建社会、边疆地带和早期部落中有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军事水平线”之下，而不是发生在后来的列强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些社会的暴力在今天看来就比实际上要少。
图5-4 历史近视眼：一部历史年鉴中给予各个世纪的篇幅（按厘米测量）
资料来源：塔格佩拉和科尔比，1979年，第911页。
所以，一旦按照人口规模进行比较，并校正易得性偏差和历史近视眼，说20世纪是最血腥的世纪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排除这个武断的判断是我们理解战争历史轨道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聚焦观察战争的时间分布——结论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讶。
对致命冲突的统计Ⅰ：战争的时机
刘易斯·理查森写道，他探索用数据分析和平，出于两个成见。作为贵格派教徒，他相信“战争中的恶行压倒了善行，尽管道德善是引人瞩目的”。[26]而作为科学家，他认为，对于战争，人们做了太多的道德判断，但缺乏足够的知识：“表达愤慨是如此简单，并令人如此满足，它已经开始妨碍人们听取与他们的情绪不合的事实。如果读者指责我为了一个虚假的教条——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而抛弃了伦理道德，我的回答是，这只是暂时悬置道德判断，因为谴责越多，了解越少。”[27]
在仔细翻阅世界不同地区的百科全书和史籍之后，理查森收集了1820—1952年315个“致命冲突”的数据。他遇到的困难是艰巨的。困难之一是，大部分史料在提到数字时都是敷衍潦草的。困难之二是，经常不清楚史籍是怎样计算战争的，有时候是分开的，有时是合并的，有时是分分合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单独的战争还是两场战争，一场在欧洲，一场在太平洋？如果是一场战争，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它是1937年爆发的，因为日本在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甚至应该说是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的？而通常我们说“二战”是在1939年开始的。理查森注意到：“战争的概念是一个离谱的东西，找不到贴切对应的事实。此概念物化失败。”[28]
物理学家对物化失败并不陌生，理查森使用了两种数学估算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去为战争寻找晦涩的“精确定义”，而是给予每一个独立的案例以“平均优先级”——一视同仁：当他依次审视每一个时间不明确的冲突时，他将它们先合为一次冲突，再分为两次冲突，并系统地反复测试。最后的结论是，长期来看，偏差是可以抵消的。（这就是常用的“数值修约”原则，将尾数为5的数字约入最近的偶数——一半的时间是向上，另一半的时间则是向下。）借用天文学的惯例，理查森给每一次冲突的战死人数一个量级，即十进制的对数（大致为零的个数）。在对数计算标度上，测量中一定程度的不准确不像在常规的线性标度上那样重要。比如，战争是造成10万人死亡还是20万人死亡的不确定性，可以转换为仅仅是数量级5与数量级5.3之间的不确定。所以，理查森将不同数量级的冲突放进对数化的格子里：2.5至3.5（死亡人数在316到3162之间）, 3.5至4.5（死亡人数在3163到31622之间），以此类推。对数标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让我们在同一个尺度上直观各种不同规模的冲突，不论是部落圈地还是世界大战。
理查森还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统计中应该包括哪些冲突，哪些死亡应该计入，最小规模是什么。按照他的标准，他的数据库要纳入所有算得上是“善意暴行”的历史事件，所以他的数据囊括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战争，以及哗变、叛乱、暴动和种族清洗；这也是为什么他称自己的分析单位是“致命冲突”，而不是去争论什么才算是“战争”。他按照数量级排列的数据中有战场上死亡的士兵，有被故意杀害和误伤的平民，还有死于疾病和恶劣环境的士兵；他没有计算死于疾病和恶劣环境的平民，认为这些死亡更有可能是因为渎职，而不是蓄谋。
理查森对历史记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惋惜不已：每次冲突死亡在4人至315人之间的世仇、劫掠和骚扰（数量级为0.5至2.5）。这些死亡规模对于犯罪学家来说太大，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太小，因此缺乏记录。对于这些在“军事水平线”之下的冲突问题，他引用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论述东非贩奴史的内容，并且说：
“主要供给来源是在选定的地区进行有组织的奴隶劫掠，在一片地区被 ‘洗劫一空 ’后，稳步杀向内陆的其他地区。有些阿拉伯人自己下手劫掠，但更多的是诱惑一个当地的酋长劫掳其他部落，并向酋长出借自己的武装奴隶和枪支以确保其胜利。结果当然是部落之间的战事日增，直至整个国家陷入战火。”
这种非常的习俗应该如何归类？这只是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的一场开始于2000年以前，于1880年才告结束的宏大的战争吗？如果这样归类，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其他战争。从库普兰的描述来看，似乎更有理由认为，这是阿拉伯商队和黑人部落或村庄之间的无数个小规模致命冲突的集合，伤亡的数量级为1、2或者3。无法得到详细的统计数字。[29]
同样无法取得数据的还有拉美的80场革命、俄国的556次农民起义，这些都是理查森知道的史实，却被迫排除在他的统计之外。[30]
但是，理查森收录了凶杀的数字，将标尺的原点定在数量级0，即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为1（因为100 =1）。他想象莎士比亚笔下的波西娅会反驳他说：“你不应该将谋杀和战争混为一谈；谋杀是令人厌恶的自私的罪行，而战争是英雄式和爱国主义的冒险。”他回答说：“但是它们都是致命的冲突。杀死一个人是罪恶的，而杀死一万个人却是光荣的，难道你不觉得奇怪？”[31]
理查森接着分析了315次冲突（没有计算机辅助运算），对人类暴力进行了全景俯视，测试了历史学家建议的和他自己偏爱的几种假说。[32]大部分假说都没有经受住数据的检验。同文同种并没有减少让分裂的两派开战的机会（想想大部分内战，还有19世纪南美各国之间的战争吧），尽管很多人对世界语抱着这样的希望——“世界语”（Esperanto）的本意就是“希望”。经济指标也不能给出任何战争预测，比如，富国并不必然向穷国开战，反之亦然。一般地说，军备竞赛也不能预测战争。
但是，有几个一般性规律被证明是存在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可以抑制冲突：国境一侧的人民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比起另一侧的人民发生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小。国家一般是和邻国发生冲突，而大国则会和所有人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幅员辽阔的帝国让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它们的邻国。特定的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别易于卷入战争。
但是，理查森那些最具长远意义的发现是关于战争的统计规律。他的概括是坚实的、深远的，但是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为了理解他的发现，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概率悖论。
假定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年到头任何时间里都有被雷电击中的机会。假定被雷电击中是随机的：每天被雷电击中的机会都是一样的，击中率是每个月一次。你的房子今天，星期一，被雷电击中了，那么下一个最有可能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是哪一天？
答案是“明天”，星期二。肯定，这个概率并不大；粗略估计为0.03（即一个月一次）。现在来看看明天之后你的房子最有可能被雷电击中的那一天，星期三。让这件事发生，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雷电必须在星期三击中你的房子，其概率为0.03。二是雷电没有在星期二击中你的房子，否则星期二就是发生第二次雷击的日子，而不是星期三。为了计算概率，你必须用雷电不会在星期二击中房子的概率（0.97或者1-0.03）乘以雷电在星期三击中房子的概率（0.03），得出的结果是0.0291，比星期二遭受雷击的概率略小。那么，星期四会怎么样？如果星期四是第二个遭受雷击的日子，其概率是，星期二不会遭到雷击（0.97）或者星期三不会遭到雷击（也是0.97），但是一定要在星期四遭到雷击，所以机会是0.97 ×0.97 ×0.03，结果是0.0282。星期五呢？星期五成为第二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的概率是0.97 ×0.97 ×0.97 ×0.03，或者是0.0274。随着时间推移，概率呈现下降趋势（0.03……0.0291……0.0282……0.0274），因为假定某天为下一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所以在这天之前的每一天都不能被雷电击中，这样不能被雷电击中的日子越多，所以时间越推移，概率越小。确切地说，概率呈指数级下降，即以加速度下降。而从今天起30天后的概率是0.9729 ×0.03，略高于0.01或1%。
几乎没有人知道正确的计算结果。我向100名互联网用户发出问卷，用斜体表明“下一个”以免读者疏漏。67位选择了“每一天的概率是一样的”。虽然直觉上这个答案很有说服力，但却是错误的。如果每一天成为下一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的概率一样，今天起1000年后的那一天的概率和一个月后那一天的概率就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所房子1000年不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和下个月被雷击中的概率是一样的。在其他回答问卷的人中，19人认为房子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是一个月之后。100个人中只有5个人正确地猜出答案是“明天”。
雷击这个统计概率典型被统计学家叫作“泊松过程”，以19世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西蒙-丹尼斯·泊松（Siméon-Denis Poisson）的名字命名。在泊松过程中，事件发生是连续的、随机的和相互独立的。天神朱庇特每时每刻都在掷骰子，如果骰子的蛇眼向上，他就甩出一道雷电。在接下来的一刻，他又掷下了骰子，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根据我们看到的原因，在一个泊松过程中，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呈指数分布：存在很多的小间隔，间隔越长，间隔的数目就越少。这也就是说，随机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呈现集簇的形态，因为将事件分离开需要的是一个非随机过程。
人类的头脑在欣赏这样的概率论上是很有困难的。我读研究生时曾经在一个听觉感知实验室工作。在一项实验中，要求听众在听见信号“嘟嘟”时尽快按下一个按钮。“嘟嘟”声发出的时间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是根据泊松过程设计的。听众——也都是研究生——完全清楚这个情况，但是，实验一开始，他们就跑出实验站报告说：“你们的随机发生器坏了。发出的 ‘嘟嘟 ’声都是突发的。听起来是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叭嘟叭嘟嘟嘟’。”他们不理解这正是随机产生的声音。
1968年，这个认知错觉才第一次被数学家威廉·费勒（William Fel-ler）写进他的概率论教科书：“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看来，随机看来就是规则或趋势，而不是集簇。”[33]这里有几个集簇错觉的例子。
伦敦大轰炸。费勒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大轰炸期间，伦敦人注意到，市内有几个地区遭到德国V-2火箭的多次袭击，而其他地区则完全没有。他们相信这些火箭是有目标的，针对某些特定的社区。但当统计学家将伦敦的地图划分成小方块，然后点算遭到轰炸的次数时，他们发现轰炸符合泊松过程的分布——换句话说，炸弹的落点是随机的。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在1973年将这个情节写进了他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书中的统计学家罗杰·墨西哥准确地预测了轰炸的分布，虽然不是精确到点。墨西哥不得不一边澄清他不是特异通灵的人，另一边推掉那些想知道何处可以藏身的迫切请求。
赌徒谬误。很多豪赌客闹到倾家荡产都是因为“赌徒谬误”。他们相信，在撞运气的游戏中（比如猜轮盘赌中的红字，或者骰子上的数字7），如果出现一连串相同的结果，下一次摇盘或掷骰子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证实，人们认为掷硬币得出的真实序列（比如：反反正正反正反反反反）是人为的，因为硬币正面或反面连续出现的次数太多，超过了人们直觉允许的范围，人们反而认为一个人为操纵的序列（比如：正反正反反正反正正反）是真实的，因为其中没有出现太多连续的正面或反面。[34]
生日佯谬。如果至少有23个人共处一室，那么其中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大于50%。大部分人对这个结果都感到吃惊。而人数达到57人，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上升到99%。在这个案例中，错觉集簇是日历。因为生日可能性最多只有这么多（366），所以一年之中总有一些人的生日会在同一天，除非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它们拉开。
星座。我最喜欢的实例是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萤火虫洞旅游时得到的一项发现。这个著名的萤火虫岩洞在新西兰的怀托莫。[35]在岩洞黑暗的天顶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岩洞仿佛一个天文馆，唯一的不同是，“星空”上没有星座。古尔德探究了其中的奥妙。萤火虫是真正的饕餮之辈，不会放过任何伸手可及的食物，所以落在天顶上的昆虫相互间保有一定的距离。这就让它们的分布比天空上的星星更均匀。从我们所站的位置看，星星是随机散落在天幕上的。但是，星星的排列似乎是有形状的，比如公羊、公牛、双子等等。数千年来，人类渴望规律的大脑一直将这些形象视为皇皇奇观。古尔德的同事、物理学家爱德华·珀塞尔（Ed Purcell）用计算机程序制作了两幅随机点状图，印证了古尔德的直觉。这些虚拟的星星溅落在纸上，没有任何约束条件。而虚拟的萤火虫则需要周围有一些小小的空间，这点儿空间是不可侵犯的。结果见图5-5，你们应该能够猜出哪张是星空，哪张是萤火虫。左图上面有团块、线状、空白和丝纹（也许，根据你们的嗜好，还有动物、裸体或者圣母马利亚），正如天空上的星星，这是随机产生的图形。右图似乎是漫无目的，但实际上每个点之间的距离是有意识的安排，比如岩洞天顶上的萤火虫。
图5-5 随机图像和非随机图像
资料来源：珀塞尔编制，根据古尔德1991年的文章，第266~267页。
理查森的数据。我要给出的最后一个例子也是来自物理学家、我们的老朋友刘易斯·弗里·理查森。这些都是来自自然现象的真实数据。图5-6中线段的长度代表不同持续时间的事件，它们在时间上从左向右排列，在大小上从下至上排列。理查森表明，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是泊松过程：它们的开始和结束都是随机的。你也许觉得你看出了某种规律，比如，左上方出现大片的空白，右上方有两条漂浮物。但是，你应该已经学会不要轻信这些表象。而理查森也确实证明，自始至终，在强度分布上，不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趋势。如果你用拇指盖住右上角的两条浮线，那就完全是一幅随机的图像了。
你也许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数据。每一个线段都是一场战争。横轴是时间，从1800年至1950年，以25年为单位。竖轴是战争强度的数量级，根据死亡人数的十进对数做标度，从最小的2开始（死亡100人）到最高的8（死亡100万人）。右上角的两条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理查森最主要的发现是，战争爆发的时间是随机的。战神马尔斯不断地掷铁制的骰子，每一次蛇眼向上，他就派出两个国家开战。接着他继续掷骰子，但是对刚才发生过的事情毫无记忆。结果，两场战争开战之间的间隔呈指数分布，有大量的短间隔以及少量的长间隔。
图5-6 理查森的数据
资料来源：哈耶斯根据理查森1960年的数据制图，2002年。
对战争的历史叙事认为星座是虚幻的星系团，但战争的泊松性质破坏了历史叙事，同时混淆了在人类历史上看到的宏大模式、周期和辩证法这些理论。一次恐怖的冲突不会让世界就此厌倦战争，哪怕是暂停片刻，在和平中缓缓气儿。地球也不会因为两个交战国一阵咳嗽，就被传染上战争瘟疫，发作起来不可收拾。和平中的世界不会积攒起越来越沉重的战争渴望，仿佛无法忽视的瘙痒，最终只能在冲动的爆发中得到释放。事实的确不是这样。战神一直在掷骰子。在理查森进行研究的同时和之后，由其他人整理出的数个战争数据库，全部支持同样的结论。[36]
理查森发现，不仅战争的爆发是随机的，战争的结束也是随机的。和平女神帕克斯也在不断地掷骰子，只要双六向上，战争双方就放下武器，铸剑为犁。理查森看到，一场（数量级为3）小规模战争开战之后，每一年它都有略低于一半的机会（0.43）结束。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战争会持续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对不对？如果你点头称是，那说明你没有集中注意力！因为战争在每一年结束的概率是一个常数，或称一个常概率，那么战争最有可能在第一年之后结束，在两年之内结束的可能性略小一点儿，战争延续进入第三年的可能性还要更小一点儿。以此类推，可能性是逐年下降的。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较大规模（数量级为4至7）的战争，这个规模的战争在开战第一年后结束的概率为0.235。战争的时间长度呈指数分布，最短的战争也是最常见的战争。[37]这就告诉我们，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不是非要“排除体制中的好战因素”才会恢复理智，战争并没有什么“势头”，不是必须“自我发泄”。战争一开始，那些反战的综合力量——和平主义、恐惧和溃败——就开始推动战争的结束。[38]
如果战争的开始和结束都是随机的，我们来寻找战争中的历史趋势，是否毫无意义呢？我们的工作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泊松过程中的“随机性”定义的是连续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事件前后之间没有联系：事件的发动机，例如骰子，是没有记忆的。但是，这绝不是说这一概率将长时间保持为一个常数。战神可以变换开战的号令，比如，开战号令从蛇眼向上改为数字加总为3、6或者7。任何变换都会改变战争发生的概率，但其随机性仍然不变，即一场战争的爆发不会增加或减少另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具有漂移可能性的泊松过程被称为非平稳过程。战争的概率可能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下降沉寂，但接着又死灰复燃。它有可能是一个非稳定的泊松过程，并带有一个代表速度递减的参数。
同理，战争的数学可能性既是一个泊松过程，也显示出周期性。理论上，战神可能出现摇摆，导致掷骰子的3%是战争，然后变成6%是战争，后来又回到3%是战争。实际上，非稳定泊松过程中的周期和稳定性泊松过程中的集簇错觉是很难区分的。几个集簇也许蒙蔽人们的眼睛，以为看到了整个系统的兴衰（比如商业周期，实际上是经济活动无法预知的波动排序，而不是一个真正有固定周期的循环）。有一些很好的统计方法可以测试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周期性，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长期数据时才最有效，其时间要求之长远远超过我们所寻找的循环周期，因此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许多假定的周期。为了保证结论的可信度，最好有第二套数据做平行分析，这样我们就能避免被“过度拟合”的周期假象蒙蔽，错将某一数据集合中的随机集簇看作有规律的周期。理查森研究了量级为3、4和5的战争的几种可能的周期（量级更高的战争数量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测试），而他没有找到任何周期。对其他更长时间数据的分析，可以辨认的周期有5年、15年、20年、24年、30年、50年、60年、120年和200年。面对如此之多面目不清的备选，最稳妥的结论是，战争完全没有明显的周期。大部分以计量方法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结论。[39]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是另一位对战争进行计量研究的先驱，他总结说：“历史看起来既不单调和缺乏创意，仿佛是严格周期律、‘铁律 ’和 ‘普遍一致性 ’的忠实代言人，也不像一台引擎那样刻板和机械，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制造一定量的革命。”[40]
那么，20世纪的“血流成河”是否有某种偶发性呢？似乎人们只是这样动一动念头，就是对战争受难者的巨大侮辱。但是，“致命冲突”的统计规律不是一定要推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时间足够长，事件的随机性完全可以和不断变化的概率共生。可以肯定，与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概率显然是有其特殊性的。纳粹认为入侵波兰名正言顺，因为这是为了给“优等种族”的雅利安人获取生存空间，这和灭绝“劣等种族”的犹太人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德意日三国，军国主义都是汹汹涌动的潮流。在纳粹和某些思潮背后，其共同的特性就是反启蒙运动的乌托邦主义。即使从长期看，战争的发生都是随机分布的，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一战”的爆发就可以说是增加了欧洲爆发“二战”的可能性。
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特别是考虑到集簇错觉，我们往往会夸大历史的逻辑连贯——认为历史的力量是按照循环、渐强和冲突这些程式进行运动，因此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即使所有的概率都指向同一方向，一场死亡量级为6或7的大战仍然需要某些突发事件进行引爆，而如果我们能够回放历史的话，这些导火索事件不一定会再次发生。
1999年，怀特回答了一个在那一年被人们反复提到的问题：“谁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他说是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这个家伙又是谁呢？他是19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在波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因为一系列的错误和意外，大公被送进了刺客的射击范围。怀特对自己的选择给出了解释：
这个人独自挑起了一个巨大的链式反应，最终导致8000万人死亡。
你行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仅仅用了几颗小小的子弹，这个恐怖分子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四个君主国，留下巨大的真空，让纳粹把持了德国，继而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些人想贬低普林齐普的重要性，说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下，一场“世界大战”迟早不可避免，但是，我要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北约集团和华沙集团之间的战争更不可避免了。如果没有塞尔维亚人打响的第一枪，世界大战是可能避免的，而没有这场大战，就不会有列宁，不会有希特勒，也不会有艾森豪威尔。[41]
其他喜欢设想与现实相反情形的历史学家，比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持有类似的观点。[42]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F. H.欣斯利（F. H. Hinsley）写道：“历史学家正确地几乎是一致地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个性和人生目标。”基根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只有一个欧洲人真正希望战争——阿道夫·希特勒。”[43]社会科学家约翰·穆勒总结说：
这些意见表明，欧洲本来不存在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力，历史没有要求决战，欧洲各国也没有进入必然引致战争的冲突轨道。也就是说，如果希特勒从事艺术，而不是政治；或者1918年战壕中英国人的毒气弹更有效一点；或者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是希特勒，而不是走在他身边的其他人被机关枪击中；或者希特勒在1930年的车祸中一命归天；或者，德国人民拒绝他成为国家元首，或者在1939年9月之前（甚至在1940年5月之前）的任何时间将他赶下台，欧洲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都很可能不会发生。[44]
所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也很可能不会发生。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大多数研究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都同意社会学家米尔顿·希默尔法布（Milton Himmelfarb）1984年论文的标题：“没有希特勒，就没有集中营。”[45]
概率是人类观察事物的一个角度。从足够近的距离观察，个别事件有其特定的原因。甚至投掷硬币的结果也是可以根据初始条件和物理学定律进行预测的，一个魔术师可以利用这些定律，每一次都得到正面向上的结果。[46]但当我们拉远镜头，对大量的事件做广角观察的时候，我们看见无数的因素有时在互相抵消，有时又朝同一方向排列。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对此解释说：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我们所谓的把握时机，或者是大量微小的因素汇聚为一个强大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疏忽了的某个小因素决定了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大效果。[47]在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中，某人想启动战争，他伺机而动，也许有机会，但也许没有机会；他的对手则要决定是应战还是逃避；枪林弹雨，爆炸声震耳欲聋，人命贱如草芥。这些事件受神经科学、物理学和心理学定律的支配。但在总体上，众多因素拥进一个矩阵，有时在最后会导致一些极端的结果。不论是何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潮流，它们共同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带到危险之中。就在这几十年间，人类遭遇了一连串厄运。
现在，我们看看最关键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爆发战争的概率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维持不变？理查森的数据是有偏差的，它指示发生战争的概率指向增加的方向。数据的起点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刚好切掉这场创纪录的恶战，终点截至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查森没能在有生之年看见人类的“长期和平”——这已然持续了几十年。但是他作为数学家的机敏，让他知道在统计概率上存在长期和平的可能性。他设计了巧妙的方法测试时间序列上的战争趋势，排除了他的数据中前后两端的极端事件可能造成的误导。最简单的莫过于将战争按照量级分组，根据分组分别测度发展趋势。在5个分组（量级3到7）中，他都没有看到任何有意义的趋势。如果一定要说些什么，他看到了一点点下降的趋势。他写道：“虽然不能作为一个结论性的证明，但数据显示，自从1820年以来，人类变得不那么好战了。最清晰的观察结果是战争的数量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少……但是，在随机变量中差异不够大，所以结果很不明显。”[48]欧亚战火余烬犹在，理查森就写下这番话，这无疑证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要以事实与理性克服印象和成见的愿望。
我们将会看到，使用其他数据对战争频率所做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49]但是战争发生的频率不是故事的全部，战争的量级也非常重要。如果有人说，理查森认为人类的好战心在减弱，他的推测所依据的是将两场世界大战归入一个子类，而这个子类只有两个数据，因此统计分析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个人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理查森的其他分析将所有的战争一视同仁，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1952年导致1000人死亡的玻利维亚革命战争没有分别。理查森的儿子已经向他指出，如果将战争数据分为大小两类，那么这两类战争的趋势是相反的：小规模战争的发生频率明显在下降，但是大规模战争则不然，虽然战争的数目不大，但频率却是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1820—1953年的战争频率下降了，但是战争更严酷了。理查森检测了这两个相反的规律，发现它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50]下一节我将告诉大家，这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结论：其他数据证明，直到1945年，欧洲的战争和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总体上是数量减少了，但破坏程度增大了。
那么，人类是更加好战了还是不那么好战了？对此没有单一的回答，因为“好战”可以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指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可能性卷入战争，也可以指当它卷入战争时有多少人会丧命。设想两个同等人口规模的农村乡镇，其中一个乡镇有100名喜欢在森林放火的青少年。森林都是独立的地块，所以每一次放火后，大火会自己熄灭，没有太大的损失。而另一个乡镇只有两个纵火犯，但是它的森林是连成片的，任何小火苗都有可能演变成铺天盖地的森林大火。哪个乡镇的森林火灾更严重呢？答案可以是此，也可以是彼。如果考虑的是无法无天的混账程度，那么第一个乡镇的问题更严重。但如果考虑的是受损的严重程度，那就是第二个乡镇的问题更严重。事实上，两个乡镇中哪一个的总损失更大，是遭受了很多起小火灾的乡镇，还是遭受了几起大火灾的乡镇，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对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分析转向对量级数据的统计分析。
对致命冲突的统计Ⅱ：战争的量级
在计算每个量级上的战争数量时——有多少场导致千人死亡的战争，多少场导致万人死亡的战争，多少场导致10万人死亡的战争，等等，理查森有了他的第二个重大发现。计算的结果是有很多小规模战争和屈指可数的大规模战争，这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真正让人惊异的是每一个量级的战争之间的对比如此整洁清晰。理查森将致命冲突的数量记录和死亡人数记录（即量级本身）绘制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到了图5-7。
研究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的科学家，早已习惯看见他们的数据呈现完美的直线，比如气体的体积与温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一团乱麻般的历史数据竟然也可以有这样完美的表现。我们从中看到的数据，从规模上看，既有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恶战，也有丛林小国的军事政变；从时间上看，则涵盖了从工业革命的开端一直到计算机时代的降临。当看到根据这些数据画出的平滑的对角线时，有谁不目瞪口呆呢？
图5-7 1820—1952年不同量级的致命冲突的数量
资料来源：韦斯改编，1963年，第103页；理查森的数据，1960年，第149页。1820—1952年，按战争结束年计算。
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这一事件的规模呈比例关系，在双对数坐标图上，图形呈一条直线，即称为幂律分布。[51]之所以称为幂律分布，是因为当抛开对数标度，回到原始数据时，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事件的规模两个变量之间呈比例关系，即后者乘以某次幂（即坐标图上斜线的斜率），加上一个常数等于前者。在我们的案例中，幂为-1.5，意思是战争死亡人数每上升10倍，战争发生的概率下降至前一期的1/3。理查森将谋杀（暴力的量级为0）也放进了这个战争图表，因为它在性质上完全符合同一规律：它的破坏程度比最小的战争还要小，发作的频率却比战争高很多。但是，你可以看见，它孤独地高悬在竖轴的上方，远远偏离战争趋势的外推线。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查森仍然坚持说所有的“致命冲突”都在一条连续线上，未免显得有些强词夺理。理查森不屈不挠地将谋杀“点”与战争“线”用一条陡峭的曲线连接起来，这样他的数据里就可以植入死亡以个位、十位和百位计的冲突统计，而这些数据在历史资料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小冲突都在“军事水平线”之下，正好落入犯罪学和历史研究之间的空当。）不过，让我们放下这些谋杀和小冲突，集中观察战争部分。
理查森的样本是否只是一个意外？50年之后，政治学家拉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使用“战争相关项目”（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主要战争死亡数据，绘制了1820—1997年97场国家之间战争的统计趋势图（图5-8）。[52]在双对数坐标中，这些数据也呈现出一条向下的斜线。（塞德曼绘图的方式略有不同，但不影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结论。）[53]
图5-8 1820—1997年不同量级的战争概率
资料来源：塞德曼图表，2003年，第136页
科学家之所以对幂律分布感到着迷，有两个原因。[54]一是在衡量一些你认为毫无关联的事件时，不断地呈现出这一分布状态。最早的一个幂律分布是语言学家齐普夫（G. K. Zipf）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当时他针对英语词汇的使用频率绘制了统计图表。[55]如果对一个大型的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人们会发现大约有十几个词的使用极其频繁，即在全部词语中，它们的使用频率超过1%，包括the（7%）、be（4%）、of（4%）、and（3%）和a（2%）。[56]有大约3000个词为中度使用频率，即万分之一，这样的词有“信心”（confidence）、“少年”（junior）和“担心”（afraid）。还有数万个词的使用频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包括“使怨恨”（embitter）、“递交请愿书”（memorialize）和“有名衔的”（titu-lar）。最后还有数十万个使用频率远远低于百万分之一的词，比如“险境”（kankedort）、“能驱邪的”（apotropaic）和“液化”（deliquesce）。
另外一个幂律分布的案例是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1906年发现的。他在观察意大利的收入分配时发现，一小撮人巨富，大众则极端贫困。自这些发现问世之后，在其他领域也找到了各种幂律分布，比如城市人口、常用的姓名、网站受欢迎的程度、学术论文的引用数量、图书和音乐的销售量、生物种群中物种的数量，以及月球陨石坑的大小。[57]
幂律分布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在一个巨大的值域内，所有的幂律分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要理解这一特征的重要性，让我们比较一下幂律分布和一个大家更熟悉的所谓“正态分布”——高斯分布，或“钟形曲线”。测量男性的身高，或者统计高速公路上的车行速度，大部分数据都围绕着一个均值，并向两侧逐渐下降，曲线的形状如同钟形。[58]图5-9显示的是美国男性的身高分布。大量男性的身高在5英尺10英寸（179厘米）左右，少数在5英尺6英寸（169厘米）或6英尺2英寸（189厘米），极少数男性的身高在5英尺（152.5厘米）或6英尺8英寸（203厘米）。没有人的身高低于1英尺11英寸（约58厘米），也没有人的身高高于8英尺11英寸（272厘米）（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两个特例）。世界上最高个男子的身高和最矮个男子的身高之比是4.8，而你可以打赌你永远也不会撞见20英尺（608厘米）高的男人。
图5-9 男性身高（一个正态分布，或钟形曲线分布）
资料来源：纽曼制图，2005年，第324页。
但是，对于其余的事件，测量数据并不是围绕一个典型值形成高点，不是在两侧对称下滑，也并非都限制在一个适度的小区间内。城镇的规模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典型的城市有多大规模”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纽约有800万人口，而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美国最小的城市是一个小“镇”——弗吉尼亚州的达菲尔德（Duffield），人口仅有52人。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最小城市的15万倍，与男子身高的5倍之差相去甚远。
而且，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不是钟形曲线。如图5-10所示，这个分布是L形曲线，左侧立着陡直的脊背，右侧拖着平缓的尾巴。在图中，城市的人口按照黑色横轴上的常规线性标度排列：10万人口的城市、20万人口的城市等。所以，黑色竖轴上是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总城市的比重，0.003%的美国城市有2万人口，0.002%的美国城市有3万人口，0.001%的美国城市有4万人口，等等。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城市的数量就越少。[59]我们再来看灰色的坐标，灰色横轴和竖轴上的标度是用对数标度衡量同一组数据，即按照量级（数据中零的位数）排列。城市的人口标度按照1万、10万、100万和1000万排开。同样，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总城市中的比重按照量级刻度排列：0.01%（1万分之一）、0.001%（10万分之一）、0.0001%（100万分之一）等。随着两个坐标轴的伸延，开始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L形曲线被拉成一条几乎平滑的斜线。这就是典型幂律分布的特征。
图5-10 城市人口（一个幂律分布）、线性尺度和对数尺度
资料来源：根据纽曼改编，2005年，第324页。
这就将我们带回了战争。因为战争也呈幂律分布，幂律分布的某些数学性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的性质和引发战争的机制。首先，从战争数据的幂指数分布看，它没有均值。也就是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称为“典型的战争”。我们不能期待，一场战争将一直打到某个伤亡水平——或者某个平均伤亡水平，然后就会自然地减缓结束。
其次，幂律分布与规模无关。当你将双对数坐标图的曲线上移或者下移，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条线。这一性质的数学含义是，无论放大或缩小观测的单位，观测对象的分布形态均不变。假定在常用性上，2KB（千字节）的计算机文件是1KB文件常用性的1/4，那么，2MB（兆字节）的文件就是1MB的1/4。在战争问题上，你也可以这样看。从一场1000人死亡的小规模战争发展为一场1万人死亡的中型战争的概率是多少？它和从一场中型战争变为一场1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战争的概率，甚至从1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战争演变为创历史纪录的百万人死亡的大战，或者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概率，是一样的。
最后，幂律分布有“长尾”（亦称“厚尾”），即它们有相当数量的极端值。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一个身高20英尺（超过5米）的巨人，也不可能在公路上看见一辆车车速达到每小时800公里。但是，你很有可能见过有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或者见过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10年之久的好书，或者用肉眼观察到月球上一个巨大的陨石坑——或者一场导致5500万人殒命的世界大战。
当你飞速提高量级标度时，幂律分布的长尾缓慢地而不是急速地下降，这意味着极端值发生的概率极小，但并非小到完全不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你遇见一个身高5米的人的概率是小到完全不可能的，你完全可以用生命打赌，这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但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或者一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20年，仅仅是极端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可能不会发生，但你还是可以想象它会发生。我用不着解释长尾在战争分析上的意义了。世界发生死亡1亿人的战争的可能性是极端不可能的，发生死亡10亿人的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是在核武器时代，我们可怕的想象力和幂律分布的数学含义都表示，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柏拉图式的抽象方法讨论了战争的起因，好像军队是被数学方程式送上战场似的。我们确实需要理解战争本身为什么呈幂律分布，即什么样的心理学、政治学和技术的结合会产生这样的规律。此刻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有太多的机制能够产生幂律分布，而战争数据又不够精确，无法告诉我们到底哪一种机制在起作用。
但是，战争幂律分布与规模无关的性质，还是向我们透露了各种战争动力的内幕。[60]直觉地看，这是表示规模无关紧要。无论是街头混混、民兵或者是大国正规军等，这些争斗联盟在权衡是应该威胁还是后撤，或是虚张声势，是应战升级、坚持战斗还是投降时，决策背后的心理过程和博弈过程都是一样的。这大概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所以聚众结盟，再合并为大联盟和更大的联盟。但在任何一个规模上，这些联盟都是被一个小集团或者一个人送上战场的，他们可以是流氓头子、黑帮首领、军阀、国王或者皇帝。
对于幂律分布的武力冲突模型中的规模无关这一直觉知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61]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定这些联盟自己在规模上都呈幂律分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它们的数量成比例，它们遭受的损失与它们各自的规模成比例。我们知道一些人类的聚集，比如城市，呈幂律分布，也知道其中的道理。幂律分布最主要的起因之一是偏好依附（preferential attachment）：一个东西越大，它吸引的新成员就越多。偏好依附也被称为累积优势，“富人越富”和“马太效应”——对《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比利·霍利迪这样总结说：“得到了的还要再得到，没有得到的却要再失去。”热门网站吸引更多的访客，成为更热门的网站；畅销书上了销售排行榜，诱惑更多的人来买书；大城市人口众多，因此能提供更多的专业和文化机会，也就有更多的人涌入大城市。（你怎么能够让见识过巴黎的人留守乡下？）
理查森考虑过这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发现答案与数据不符。[62]如果争斗代表城市规模，那么争斗的规模每缩小至原来的1/10，数量应该增长10倍，但实际情况是，数量增长了不到4倍。此外，在最近几百年来的战争中，战争的参与者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是呈对数正态分布（一个扭曲的钟形曲线），而不是呈幂律分布。
复杂系统科学提出了另外一种机制，这门科学研究的是类似结构形态的控制规律，尽管这些结构由不同的物质组成。许多研究复杂性理论的专家最感兴趣的是显现出被称作“自组织临界条件”形态的系统。你可以将“临界条件”理解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小输入引发一个突发的大输出。“自组织”临界条件则是指一头骆驼背上的创伤刚刚愈合，体力稍有恢复，恢复的程度恰好能够让同一根稻草把它再次压倒。典型的例子是细流堆沙，当细细的沙流从上方落到沙堆的顶部，间歇地引起不同规模的沙堆滑坡；滑坡的分布符合幂律分布。随着滑坡，沙堆的坡度变缓，到一定程度时，流沙滑坡就会停止；但是随着新的沙流落下，沙堆的坡度再次逐渐变陡，直到触发一场新的沙崩。还有地震和森林火灾的案例。火灾烧毁森林后，新的树木随机生长，形成新的树丛，枝干互相交错攀附，为下一次火灾准备燃料。好几位政治学家都根据森林火灾原理，开发出计算机模拟的战争模型。[63]在这些模型中，一些国家征服周边国家，形成更大的国家，就像一片树丛繁衍生长侵入另一片树丛，形成更大的树丛。只消扔进一个烟头，就能引起灌木燃烧或者熊熊的森林大火；而在他们的模型中，一件打破各国之间均衡的事件，就可以触发一场冲突或者一场世界大战。
在这些模拟过程中，战争的破坏性主要取决于参战方和它们盟友的疆土规模。但在现实世界，破坏性变量还取决于交战双方都希望对手先崩溃而坚持战斗的决心。当代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比如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两伊战争，都是消耗战，双方不断地向战争绞肉机中填入人力和物力，希望对方先被拖垮。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是第一位将博弈论应用到进化论中的生物学家，用消耗战博弈为这种僵持状态建立了模型。[64]交战双方展开的是资源竞争，各方都期望自己能坚持到最后，在等待中成本越积越高。最初的状态是，它们就像大型甲壳动物争夺地盘，双方怒目而视，直到一方撤出；成本就是动物在僵持期间浪费的时间和能量，它们本来可以用这些时间去觅食和寻偶。消耗战博弈在数学上相当于这样一种拍卖，即两个出价人中出高价者赢得拍品，但双方都要支付失败者的低出价。当然，用这样的博弈来分析战争，叫价之后支付的是士兵的生命。
“消耗战”是博弈论中最自相矛盾的情况之一（正如“囚徒博弈”、“公地悲剧”和“一美元钞票竞拍”）。在这些博弈中，理性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但其结果却远远不如他们合作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你可能认为，消耗战博弈中的各方应该接受eBay（易贝网）对买家的忠告：确定竞拍品的价值，出价绝对不超过这个限度。问题是，其他投标人也是按照同样的战略进行博弈。只需要再加价一美元（或者再多等待一分钟，或者再多派出一批士兵进入战场），他就赢了。他拿到战利品，他所支付的代价与你心目中的估价相差无几，而你落得两手空空，还必须付出你报出的估价。你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你就想到采用“永远比对手多出一美元”的战略。你会看到这样做的结局是什么。正是因为消耗战博弈中的逻辑悖论，即失败者一样要支付代价，所以投标人会在出价超过竞拍品价值之后仍然坚持叫价。尽管谁都已经不可能取胜了，但是各方都还希望损失不要太大。在博弈论中，这类结果的术语是“灾难现象”。这也被称为“皮洛士的胜利——得不偿失的胜利”，这个军事比喻的含义极为深远。
消耗战博弈演化出这样一种战略，即交战各方都要等待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是随机决定的，等候的平均时间长度也可以代表相应的资源。从长期来看，各方的付出都得到了理想的回报，但是因为等待的时间长短是随机的，没有人能够预计对方投降的时间，也就不知道何时才能耗过对方。换句话说，它们遵守这样的规则：每时每刻都在掷骰子，如果它们都是（比如说）4，让步；如果不是，接着再掷一次骰子。结果当然是一个泊松过程，所以你应该知道，等待的时间呈指数分布（因为掷骰子得到双4的机会越来越小，需要等待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既然战争要等到其中一方认输的那一刻才告终止，那么战争的长度也呈指数分布。让我们回到战争模型，它以士兵的性命而不是分钟、秒钟为代价，如果真正的消耗战就像是博弈论中的“消耗战”一样，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消耗战将呈现量级指数分布。
当然，真实的战争不是呈指数分布，而是呈幂律分布，带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在此，就意味着更大数量的大战）。但是，如果数值被二次指数过程调整后向相反的方向推移，指数分布可以变化为幂律分布。消耗战博弈可以有这样的转折。如果消耗战博弈中的一方在某个时刻哆嗦了一下或者面色变得惨白，或者表现出其他神经紧张的迹象，由此透露出让步的意向，那么，对手会利用这一“示意”，再多等片刻，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屡战屡胜，百试不爽。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一个经常进行消耗战的物种，你只能期望它们都长着面无表情的扑克脸。
现在，人们也许会猜测，生物也可以利用相反的信号，即继续战斗而不是准备投降的信号。如果交战的一方能够采取某种强硬的姿态，显示“我将坚守阵地，绝不后撤一步”，那么它的对手也许会理性地计算一下，然后放弃战斗，控制损失，以免战争升级，两败俱伤。但我们称其为“姿态”是有理由的。任何一个懦夫都会叉着膀子，瞪着眼睛，但对手可以一眼看穿他是在虚张声势。只有当这个信号是有代价的时候，比如示强方将手放在蜡烛的火苗上，或者用匕首在自己的胳臂上划几刀，才能证明他确实有此意志。（当然，只有在战利品有特殊意义时才值得支付这种自找的代价，或者，他有理由相信，即使出现战争升级，他也能战胜对手。）
在消耗战的案例中，你可以想象一个领导人随着冲突的深化，承受战争代价的意愿越来越强，决心越来越坚定。他的口号将会是：“我们将继续战斗，绝不让孩子们的鲜血白流。”这种心态，即所谓损失憎恶——沉没成本谬论，也叫作“砸好钱救烂钱”——显然是非理性的，但是它在人类的决策活动中却十分常见。[65]人们忍受暴虐维持婚姻，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人们硬着头皮看完一场烂电影，是因为他们已经买了电影票；或者在赌博中加倍下注，试图捞回输掉的老本；或者向失败的大笔投资追加更多的资金。虽然心理学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沉没成本谬论，通常的解释是这展示了一个公开的承诺。这是人们在宣示：“一旦我做出决定，绝不会软弱、愚蠢或者犹豫不决，绝不轻易改变主意。”在一场像减员比赛那样的决胜较量中，损失憎恶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因而可信的信号，表明选手不打算向对手让步，坚定地奉行再战一轮直至胜利的战略。
我已经提到过，理查森的数据提出的证据显示，战争越残酷，战斗时间就越长：与大规模战争相比，小规模战争在开战第二年结束的可能性更大。[66]在“战争相关计划数据库”中，从量级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战争升级的迹象：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不仅伤亡越大，而且还有时间之外的因素带来更高的、意想不到的战争成本。[67]如果从战争的统计数据回到实际战争，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机制的工作原理。历史上很多残酷血腥的战争，都是因为一方甚至双方的领袖采取了极其非理性的损失憎恶战略，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直到“二战”的最后几个月，尽管败局已定，但是希特勒仍然疯狂地坚持战斗，日本也是如此。林登·约翰逊总统数次将越南战争升级，一首针对他的抗议歌曲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毁灭性战争的理解：“我们半身陷进泥潭，大傻瓜还在喊叫冲锋。”
系统生物学家让-巴普蒂斯特·米歇尔（Jean-Baptiste Michel）为我讲解了消耗战中承诺升级为什么呈幂律分布。我们只需要假定领导人在前一个承诺上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说，每一次新投入的兵力是现在正在参战的兵力的10%。那么，常数化的比例增长符合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发现——所谓“韦伯定律”：增量的强度要想被人感受，它必须是已经存在的强度的一个常比。（如果一个房间内已经有10只灯泡，如果增加1只，第11只灯泡亮起时，你就会注意到房间更亮了。但是如果房间里已经亮着100只灯泡，只有再亮起10只灯泡，你才会注意到房间比原来更亮了。）理查森观察到，人们对生命损失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举例说，在和平时期，英国潜艇西蒂斯沉没将会是报纸连续数天的报道热点，但在战争期间，同样的损失只会是报纸上的一条简报。这种对比符合韦伯-费希纳定律，即对增量的感觉，取决于这一增量占前一个存量的比重。”[68]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最近重审了几项试验，均支持理查森的观察。[69]有一句被错误地栽给斯大林的名言说，“一人的死亡是悲剧，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据”，虽然数字不正确，但确实抓住了人类的心理。
如果战争按照前一个承诺的比例升级（一个固定比例的士兵被派上战场并在战斗中阵亡），随着战争的继续，战争的损失呈指数增长，就像是银行的复利。如果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博弈，它们的时间长度呈指数分布。回想一下数学法则，如果这个变量是一个指数分布变量的指函数，那么它即呈现幂律分布。[70]我个人的猜测是，升级和消耗的结合是对战争量级呈幂律分布的最好解释。
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战争呈幂律分布，幂律分布的性质——标度不变性和长尾性——表明，在一系列作用过程中，战争的规模不是一个影响因素。军事联盟总是可以更大一点儿，战争总是可以持续更长时间，损失总是可以更惨重一些，但是战争的发展形态都是相似的，与它们开始时的规模完全无关。
显然，下一个问题应该是与“致命冲突”的统计学有关：大量的小规模战争和少量的大规模战争，哪一种造成的伤亡更大呢？幂律分布本身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数据库中，将每一个规模上的战争死亡加总到同一个固定数：一场死亡1000万人的战争，10场死亡100万人的战争，100场死亡10万人的战争，一直到1000万个杀死1个人的谋杀案。事实上，指数都大于1（这是我们从战争中得到的）的分布将大量个体甩向尾部。在这一区间内的幂律分布有时服从“80∶20法则”，也称为“帕累托法则”，即人口中最富有的20%控制了80%的财富。这个比率也许不一定是分毫不差的80∶20，但许多幂律分布都具有这种不平衡性质，比如，20%的最热门网站得到2/3的总点击量。[71]
理查森将每一个量级的战争死亡加总。计算机科学家布雷恩·哈耶斯（Brian Hayes）根据理查森的数据，制出图5-11。灰柱标示的是不引人注意的小冲突的死亡统计（死亡人数在3人至3162人之间），这些不是实际数字，因为这些死亡属于犯罪历史学的研究范畴，理查森的资料来源中没有这一部分数据。相反，理查森插入这些假设的数据，将谋杀和小规模战争平滑地连接起来。[72]不论有没有这些灰柱，图形都令人震动：峰值在两端，中间下垂。它告诉我们（至少在1820—1952年）最具破坏力的暴力是谋杀和世界大战。其他形式的冲突杀死的人数要少得多。这个结论在后来的60年中一样成立。在美国，朝鲜战争的军人死亡为3.7万人，越战为5.8万人，其他战争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同时，这个国家每年有1.7万起谋杀，从1950年至今，谋杀死亡数字加总可达百万之众。[73]同样，全世界的凶杀死亡人数也远远高于战争及其连带死亡，即使包括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死亡。[74]
图5-11 不同量级冲突的死亡总数
资料来源：哈耶斯绘图，2002年，根据理查森的数据，1960年。
理查森也估算了从谋杀到世界大战各个量级的致命冲突占总死亡的比例，结论是1.6%。他解释说：“相比这些冲突引起的大量关注，这个数字比人们的想象要小很多。那些喜爱战争的人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品位辩护说，说到底，战争死亡相比疾病死亡还是差得远了”。[75]而且，这个结论至今还是绝对正确的。[76]
在最近130年的战争总死亡中，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占77%，这个发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战争并不遵循幂律分布常见的“80∶20法则”。它们遵循的是“80∶2法则”：几乎80%的死亡来自2%的战争。[77]倾斜的比率告诉我们，全球防止战争的努力应该集中在防止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一直期望有关暴力的统计能够与连贯的历史叙述相吻合，但“80∶2”之比凸显了这一愿望所面临的困境。在解释20世纪历史的时候，人们对故事情节的偏好被两个统计假象强化了。一个是想要在随机分布的历史事件中看到有意义的规律，另一个是钟形曲线思维模式，它使极端值看起来像天文数字，几乎不可能出现。所以一旦出现极端事件，我们会推断，它背后一定有非同寻常的设计。这种思维方式让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历史上两件最糟糕的事，尽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可能性极端之小，小到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背后有什么必然性在起作用。即使当时的紧张局势增加了两场大灾难发生的机会，两场大战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一旦发生，它们就有大把的机会不断升级，不管战争已经有多么残酷，总能继续变本加厉。如果我们对不同水平上的战争破坏力进行全面的统计，两次世界大战只是统计分布中两个极不走运的样本罢了。
大国战争的轨迹
理查森得出的两个有关战争统计学的结论都相当宽泛：第一，战争时间表是随机的；第二，战争量级为幂律分布。但是，对于两个关键的参数——战争的概率和战争的损失是怎样随时间而变化的，他却未能深究。他表示，战争发生的频率下降，但战争的破坏性增强这一规律仅适用于对1820—1950年战争的分析，结论应该严格局限于他所使用的不完整的战争数据。那么，对于今天战争的长期轨迹，我们又知道些什么？
在有记录的历史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世界战争的完整可靠的数据，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数据，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理解它们。几百年来，不同的社会各自经历了剧烈的、不均衡的变迁，只用一个死亡数据对整个世界进行描述未免会抹杀太多的社会特性。但是，政治学家杰克·莱维（Jack Levy）汇编了一个数据集，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战争轨迹。
莱维时间区间始于15世纪晚期，当时正是所谓火药、航海术和印刷术开创的“现代化时代”（“现代”一词有诸多的定义，这里取其中一种）。这也正是主权国家在中世纪的封爵和公国中出现的时代。
莱维关注的国家，都属于大国体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够对世界指手画脚的国家。莱维发现，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极少数几个重达800磅（约363公斤）的大猩猩要对大部分骚乱承担主要责任。[78]在赖特整理的世界500年数据库中，大国参与了约70%的战争，其中有4个大国“有幸”至少参与了欧洲所有战争的“1/4”。[79]（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自“二战”以来，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俄国卷入的国际冲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80]有些国家在大国结盟中时进时出，它们在参与结盟时卷入的战争远远多于它们在不结盟时的战争行动。集中分析大国系统的一个优势是资料翔实，因为以其显赫的印迹，即使是粗枝大叶的文人也不会忽略它们参加过的战争。
从战争量级不平衡的幂律分布中，我们可以预测，在有记录的战争死亡中，大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那些同时涉及几个大国的战争）的死亡人数占有绝对的比重。[81]有句非洲谚语说得好（像很多非洲谚语一样，许多部落都有同样的说法）:“大象打架，草地遭殃。”这些大象习惯于互相争斗，因为在它们之上，没有任何宗主国能控制它们。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下，它们总是在神经质地打量彼此。
莱维设计了一套定义大国的指标，并列出了1495—1975年的大国名单。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欧洲国家：法兰西和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整个时期）, 1918年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个王国，1808年前的西班牙，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的荷兰和瑞典，1721年之后的俄国/苏联，1740年之后的普鲁士/德国，以及1861—1943年的意大利。这个大国体系中也包括几个欧洲之外的国家：1699年之前的奥斯曼帝国，1898年之后的美国，1905—1945年的日本，1949年之后的中国。莱维汇编的数据库中对战争的定义是：（1）每年至少有1000名战争死亡人数（这是很多数据库中对“战争”的最低要求，比如“战争相关资料项目”也是这样要求的）；（2）有一个大国卷入；（3）有一个敌对国家。他排除了殖民地战争和内战，除非是一个大国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即意味着战争中一个大国与一个外国政权相对抗。在和莱维协商之后，我利用“战争相关资料项目”将莱维的数据库扩展了25年，直至2000年。[82]
让我们从巨头们的冲突开始——战争双方各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冲突被莱维称为“全面战争”，它也可以被称为“世界大战”，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此称呼当之无愧——不仅战火蔓延至世界各地，而且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卷入了战争。这类战争还包括“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7个大国中有6个卷入这场战争）、路易十四的“法荷战争”（1672—1678年，同样是7个大国中有6个卷入战争）、“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7个大国中有5个卷入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七年战争”（1755—1763年，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也是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外加两场世界大战。还有另外50多场有两个或者更多大国参与对峙的战争。
大国交战中人民遭受战乱的时间长度，是衡量战争影响力的指标之一——人民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被迫牺牲，生活被彻底打乱。图5-12给出了每1/4个世纪中大国交战时间的百分比。在最早的两个25年（1550—1575年和1625—1650年）中，曲线两次达到顶峰：在这两个25年中，大国交战延续了整整25年。这一时期，欧洲战事频仍，欧洲宗教战争此起彼伏，包括第一次胡格诺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图表上的趋势毫无疑问是下降的。随着时间推移，大国交战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虽然有几次反弹，包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在图表的最右端，出现了“长期和平”的第一个迹象。在1950—1975年这25年中，只有一场大国战争（朝鲜战争，1950—1953年，美国和中国对抗），此后世界再没有发生过大国战争。
图5-12 1500—2000年大国交战时间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莱维和汤普森的资料改编，2011年。数据为25年统计数的加总。
现在让我们拉开距离，对战争做一次广角观察：我们有100多场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的数据，敌对方有可能是大国，也有可能不是。[83]有了这个更大的数据集，我们可以在图5-12“战争年数”测度上找到两个新的维度。第一个是频率。图5-13给出了每25年中战争发生的数量。我们再一次看见连续5个世纪的下降趋势：大国越来越少地卷入战争。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只有4场战争符合莱维的战争标准：两场中越战争（1979年和1987年），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发起的“海湾战争”（1991年），以及为了阻止科索沃驱赶阿尔巴尼亚族裔居民，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1999年）。
图5-13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频率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et Os-lo，PRIO）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第二个维度是战争的时间长度。图5-14显示的是这些战争平均持续的时间。虽然在17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高峰，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个峰值并不是将“三十年战争”简单地计算为持续了30年的一场战争的结果。和其他历史学家的做法一样，莱维将“三十年战争”分成四场局部战争。但是即使在切分之后，那个时代的宗教战争仍然是严酷而漫长的。自那时之后，大国开始寻求尽快结束战争。最新的结果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4场有大国参与的战争平均长度只有97天。[84]
图5-14 1500—2000年大国参与的战争的时间长度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那么，战争的破坏性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图5-15给出的是至少有一个大国参战的战争死亡人数。生命的损失在19世纪初从1500人开始上升，而在19世纪中叶和后期一直减少，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出现反弹，接着在20世纪下半叶急速回落。人们一般的印象是，在这50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战争的破坏性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可归结于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方式的进步。如果这个印象是成立的，相反的两个趋势——越来越少的战争和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就完全符合理查森的推测，虽然时间尺度放大了5倍。
因为图5-15将战争的频率和量级叠加在一起了，我们完全无法证明我们在图中所看到的事实，但是莱维认为，纯粹的破坏性可以按照他称为“密度”的量度指标来区分，即每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每一年战死的人数。图5-16显示的是战争死亡的“密度”曲线。在图中，大国战争的死亡人数稳定上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峰，趋势非常明显，因为数据没有受到19世纪后期大国战争次数稀少的扭曲。令人震动的是，20世纪下半叶突然出现的转折，完全扭转了前450年中交错上升的走势。
图5-15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图5-16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死亡集中度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20世纪后期的特殊性还在于不仅大国战争的次数减少了，每一场战争的杀伤力也明显下降了。这一对下行线捕捉到的就是长期和平的厌战情绪。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趋势，我们将从统计图表转向历史叙述。但在此之前，让我们确认在对战争轨迹的更广泛的观察中，同样能看到这些统计规律。
欧洲战争的轨迹
大国参与的战争就像一个舞台有限但戏码丰富的剧场，让我们尽可观察战争的历史趋势。还有一个剧场，那就是欧洲。这一片小小大陆不仅有最完整的战争伤亡记录，而且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过去的500年间，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欧洲帝国的组成部分，拒绝臣服者则一直在与这些帝国抗争。战争与和平的潮流，与其他人类社会的活动，比如科技、时尚和思想一样，大多是从欧洲发源，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传播。
欧洲完整的历史资料让我们有机会对一系列有组织的冲突形态进行观察，即从大国参与的国际战争到两个普通国家之间的冲突，死亡低于千人临界标准的冲突，内战和种族灭绝，以及饥荒和瘟疫造成的平民死亡。如果我们将其他形式的暴力加总，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是不是小冲突的脊柱高挺，拖着一条大规模冲突的长尾巴？
政治学家彼得·布莱克正在编制所有“致命冲突”的汇总，他称其为“冲突目录”（Conflict Catalog）。[85]他的目标是要找出自1400年以来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中每一条有关武装冲突的信息并进行结集。布莱克从理查森、赖特、索罗金、埃克哈特、“战争资料相关项目”、历史学家埃文·卢亚德（Evan Luard）、政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整理出的战争数据入手。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对冲突和国家的法律定义都有很严格的准入标准。布莱克放宽了这个标准，他将所有有记载的冲突都纳入他的数据汇编中，甚至连一年内只有32人死亡的冲突都包括在内（在理查森的战争量级中为1.5），以及任何能够在本地有效行使主权的政治单元。接着，他在图书馆梳理历史典籍和地图，包括其他国家出版的各种语言的历史书籍。我们期待见到一个幂律分布的战争趋势，而放宽标准带来的不是几个边际上的小案例，而是数量巨大的新案例：布莱克发现的冲突至少是以往各种数据库总和的3倍。至今为止，《冲突目录》包含发生在公元1400—2000年的4560起冲突（其中已经有3700场冲突被录入电子表格），最终的冲突记录将达到6000场。这些冲突中大约1/3有估计的死亡人数，布莱克将死亡分为军事死亡（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和总死亡（包括战争引发的饥荒和疾病造成的平民死亡）。布莱克慷慨地向我提供了2010年最新的全套数据。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数一下共有多少场冲突——不仅有大国参与的战争，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致命冲突。根据这些数据绘制的图5-17，给出了一个观察欧洲战争史的独到视角。
图5-17 1400—2000年大欧洲每年发生的冲突
资料来源：《冲突目录》，布莱克，1999；朗和布莱克，2003年。冲突数据为每25年数据的总和，包括国际冲突、内战、种族清洗、叛乱和骚乱。“西欧”的范围包括今天的下列国家：英国、爱尔兰、丹麦、瑞典、挪威、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大东欧”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塞浦路斯、芬兰、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欧亚两部分）、俄国（欧洲部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其他各高加索共和国。
我们再次看到，以武装冲突爆发的频率来衡量，冲突呈现下降趋势。在这个故事开始的1400年，欧洲国家每年要挑起三场战争。这一比率蹒跚下行，到今天，西欧国家几乎没有冲突，东欧国家每年有不到一起冲突。甚至东欧国家出现的反弹实际上也多少是个误解，因为在这部分数据中，有半数被归为“欧洲”的参战国，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或者苏联；今天，它们通常被划分为中东或者中南亚（比如，在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的冲突）。[86]其他的东欧冲突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或苏联。南斯拉夫与俄国/苏联和土耳其这些地区也要为20世纪前25年冲突激增负主要责任。
这些冲突中人员死亡的情况如何？《冲突目录》在此充分显示了它兼容并收的优势。幂律分布告诉我们，在全部战争死亡中，或者说至少在千人死亡临界线之上的战争的总死亡中，大国战争中最大的那场冲突造成的死亡占有最大的份额（这与我至今绘制的图形相一致）。但是，理查森提醒我们，在理论上，被传统历史和统计数据疏忽的大量的小规模冲突，很可能构成一个巨大的死亡数目（见图5-11中的三条灰柱）。《冲突目录》提供了第一个涵盖灰色区域的长期数据，并尽量涵盖袭击、骚乱和屠杀这些不在传统军事水平线之上的事件（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回早期此类事件的记录数据）。不巧的是，《冲突目录》仍在制作中，目前的记录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冲突有死亡数字。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代入某些1/4世纪战争死亡的中值，对欧洲冲突死亡的走势形成一个大概的印象。布赖恩·阿特伍德和我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补充，对各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冲突的直接和间接的死亡加总，再除以各个时期欧洲的总人口，最后按照比例绘图。[87]图5-18展示的就是欧洲暴力冲突历史的最全面的图景（当然是指迄今为止）。
根据人口规模测度的战争死亡显示，直至1950年，走势总体还是上升的，这说明欧洲杀人的能力超过了它繁衍人口的能力。但是，图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三次“血潮”。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在的那1/4个世纪外，最血腥的时刻是17世纪初的宗教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第一个25年，再有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
图5-18 1400—2000年大欧洲冲突死亡率
资料来源：《冲突目录》，布莱克，1999；朗和布莱克，2003年。数字取自“总死亡”栏，每25年数据的合计。剔除重复录入。缺失的数据按照该25年的中值填补。各历史阶段的人口总计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的估算，1978年，为每25年末尾的数据。“大欧洲”的定义与图5-17相同。
欧洲的有组织暴力看起来像是这样一个东西。1400—1600年，是一条低水平但稳定的基线，接着就是血流成河的宗教战争；然后是颠簸的下行，直到1775年发生的法国大动荡。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明显的平静时期，随后是20世纪的“血潮”，最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过去500年来大国之间和欧洲发生的各种缓慢的动荡和突然的暴力？现在，我们必须将统计学手中的指挥棒交给叙事史了。在本章的下一节中，我要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看看记录冲突数量的数字和图表背后的故事，这些学者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比如戴维·贝尔（David Bell）、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阿扎尔·加特、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约翰·基根、埃文·卢亚德、约翰·穆勒、詹姆斯·佩恩，以及詹姆斯·希恩（James Sheehan）。
这里我先做一个预告。将图5-18中波折的曲线视为一个四种潮流的合力。现代欧洲的起点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充满频繁但规模小的冲突。随着政治实体整合，出现大型国家之后，战争的数量越来越少。同时，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军事革命促生了更大也更有效率的军队。最后，在几个不同时期，欧洲各国在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乌托邦理想的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将推进个人利益作为终极价值的启蒙人文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艰难徘徊。
霍布斯式的背景与王朝和宗教时代
在过去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欧洲历史的背景就是战争，小到中世纪骑士的抢劫和仇杀，大到随后几个世纪中登上舞台的各种政治实体参与的战争，冲突无时不在。
仅仅是欧洲战争的数量，就足以让人惊讶。在《冲突目录》中，布莱克先做了一个总结。公元900—1400年，欧洲榜上有名的冲突是1148场，而1400年至今，还有1166场——在1100年的时间内，平均每年两场冲突。[88]除了那些最勤勉的历史学家，其他人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些冲突中的绝大部分，甚至很多大国参与的主要战争也同样不为人所知。举例说，“丹麦-瑞典战争”（1516—1525年）,“施马卡尔登联盟战争”（1546—1547年）,“法国-萨夫伊战争”（1600—1601年）,“波土战争”（1673—1676年）,“尤利希继承战争”（1609—1610年），还有“奥地利-撒丁尼亚战争”（1848—1849年）。哪怕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看到这些名字也会感到一片茫然。[89]
当时，战争不仅在实践上是常见的，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接受的。霍华德注意到，在统治阶层看来，“和平只是两场战争之间的间歇”，而且战争是“一种不请自来的活动，是世间万物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90]卢亚德解释说，虽然15世纪和16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一般比较低，“但即使在死亡率很高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统治者或者指挥官会因此有所顾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伤亡被看作战争不可避免的代价，同时其本身也代表着崇高的名誉和光荣”。[91]
他们为何而战呢？战争的动机正是霍布斯认定的“争斗的三大主因”：掠夺（主要是土地），先发制人阻止其他掠夺者，言行一致的威慑或者荣誉。在欧洲，战争与其他形式的冲突，比如部落、骑士与军阀相互抢掠和仇杀之间的区别是，战争是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以个人和家族为单元来执行的。在财富的主要形式不是商业和创新，而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时代，征服和掠夺在几个世纪之内一直是人们改善地位向上流动的主要手段。今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掌管一片领土，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职业选择。但不要忘记，俗话所说的“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在几个世纪前意味着拥有对领土的控制，而土地是保证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只有控制了土地的人，才会有充足的食物、舒适的房屋、漂亮的用品、随叫随到的娱乐，而他的孩子才能避免夭折。王室私生子这种经年不断的丑闻告诉我们，风流浪荡的性生活是欧洲王族的特权，就像苏丹拥有后宫，只不过欧洲人委婉地将嫔妃称为“侍女”罢了。[92]
但是，领袖追求的不仅是物质的回报，还追求统治优势、荣耀和丰功伟绩——志得意满地凝视地图，狂喜地看着代表自己领土的色块比某人的大上几平方厘米。卢亚德解释说，即使是在统治者对自己名义上的疆域没有任何实际管辖权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要开战，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统治权：某人得到某地封赐因此宣示效忠某王”。[93]许多战争就是男人比赛撒尿，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可以仅仅是一个领主突然起意，要为了称号、礼仪或者座次的安排向另一个领主表达敬意。一个象征性的轻蔑举止就会触发战争，比如拒绝降旗，拒绝向某人的旗帜行礼，拒绝摘除外套袖口上的某个徽章，或者拒绝遵守使节优先权的约定。[94]
虽然在欧洲历史上，政治统治集团争夺领袖地位始终是争斗的动机，但关于集团的定义，以及集团间争斗的性质和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国际社会与战争》在综合战争数据和历史叙述方面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尝试。卢亚德在书中表示，欧洲武装冲突的历史可以分为5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均按照当时争夺统治权的政治集团的性质来定义。事实上，卢亚德的“时代”不像是列车的一节节车厢，反而更像是绳索上绞在一起的麻线。明白这一点，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历史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卢亚德将他的第一个时代——1400—1559年，称为“王朝时代”。在这个时代，王“室”皇“家”，或者以血缘为基础的大家族联盟，彼此争夺欧洲跑马场的控制权。一点儿生物学入门知识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统治权世袭制度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继承人战争的根源。一方面是想永远执政的权力欲，另一方面是对有限生命的意识，如何调和两者是统治者始终面临的难题。最自然的解决方式是指定一位子孙，通常是长子，承继大统。人们不仅认为自己的骨肉子孙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且认为后代对长辈的孝敬之情会抑制继承人的弑君躁动，因此晚辈绝不会因为急不可耐而抢夺王位。有些物种中的成年生命一旦完成繁衍，自己就会死去。对于这样的物种，世袭制度可以解决继承问题。但是人类的生物属性在许多方面都不适合这样的制度设计。
第一，人类是晚成雏，新生儿完全未成熟，需要一个漫长的儿童期。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父亲死时，儿子还太年幼，无法进行统治。第二，人的性格特点是多基因的，因此服从统计学中的中值回归定理：无论父母具备何等卓越的勇气和智慧，他或她的儿女的平均水平都只能低于父母。（评论家丽贝卡·韦斯特说过，645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天才，只有两位统治者还算有能力……其余是无数的笨蛋，其中低智和疯子屡见不鲜”。）[95]第三，人类是有性繁殖，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两个谱系的基因传承，而不是一个。两个谱系都会在传承人活着的时候要求他对自己尽忠，在死了的时候要分得他的遗产。第四，人类是雌雄二态，虽然人类这个物种的雌性在平均意义上不像雄性那样嗜好征战和暴政，但一旦机缘巧合，她们中的很多人都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口味。第五，人类是某种程度的一夫多妻式生物，男性往往会有私生子，成为合法婚生继承人的竞争对手。第六，人类是多子的，在生育期可以生育数个子女。这就为亲子冲突铺垫了舞台，一个儿子很有可能在父亲寿终之前就想掌握家族传宗接代的大权，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而父母对长子的厚待，很可能让弟弟生出觊觎之心。第七，人类是信任提携亲属的，他们会像关照自己的子女一样关照同胞的子女。这些生物属性中的每一种都会引起继承争端，而现实中经常是数种属性同时作用，欧洲人为了王朝更替的纠纷鏖战不已。[96]
卢亚德将1559年定为“宗教时代”的起始年，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1648年，当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宣告了“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对抗的宗教联盟，结盟的成员都是信奉“一个国王，一部法律，一种信仰”原则的统治者。为了争夺对城市和国家的控制，他们至少进行了25场国际战争和26场内战。通常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对抗，但在俄国“混乱年代”（自鲍里斯·戈杜诺夫统治期开始至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前的空位期），则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争夺权力。宗教狂热并不局限于基督教世界，除了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厮杀之外，穆斯林的土耳其逊尼派和波斯帝国什叶派在此时期先后四次开战。
在本书所列的“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列表中，最后一列是根据人口规模调整的排名，“宗教时代”在排名中占了13、14和17；而在图5-15和图5-18中，这个时期都是明显的峰值期。打破杀戮纪录的原因之一是军事技术的进步，这个时期出现了火枪、长矛和火炮。但很难说军事技术是发生大规模残杀的决定因素，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但死亡人数却大幅度减少了。卢亚德认为宗教狂热是导致这一时期大屠杀的唯一原因：
战火烧向平民——特别是那些因信奉异教而被视为应该被消灭的平民，战争因此更加残酷，伤亡水平大幅度上升。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可以归结为神的愤怒。1572年，阿尔瓦公爵在占领纳尔登城之后，杀光了全城的男子，称此乃上帝对纳尔登人顽强抵抗所做的裁决。同样，1649年，克伦威尔放任他的部下血洗爱尔兰的德罗赫达，宣称这是“来自上帝的公正审判”。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在战争中，那些为信仰而战的人对待对手往往比其他人更少怜悯和仁慈。在宗教冲突最激烈的地区，除战争伤亡，还有因饥荒和农作物歉收带来的惨重的人命损失。[97]
“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这样的名字，在图5-14中，表现为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它告诉我们，宗教战争不仅是惨烈的，而且是漫长的。研究外交史的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注意到，在这个时期，终结战争的主要机制彻底失效：“一旦宗教因素压倒政治因素，与敌对国的任何协商看起来都无异于异端和叛教。导致新教与天主教决裂的问题是不容协商的。结果……外交接触完全断绝。”[98]而在人类历史上，这还不是最后一次由意识形态的狂热煽动起狂暴的战火。
主权时代的三大潮流
历史学家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结束了宗教战争，而且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雏形。欧洲从此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不再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犬牙交错、四分五裂的封建领地。在这个时代，刚刚崛起的主权国家虽然仍与君主和宗教密不可分，但是国家的影响力开始取决于政府、疆土和商业帝国的实力。主权国家的整合过程在164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随着这一进程达到高峰。各种统计分析都告诉我们，欧洲出现了两个相反的趋势：战争的频率下降，战争的破坏程度加剧。
战争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参战的政治实体的数量减少了。回想一下第3章的内容，欧洲政治实体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500个左右，到20世纪50年代只有不到30个。你也许会认为，这种数量减少只是一个计算上的小把戏。[99]只要动动橡皮，外交家就能抹掉地图上两军对峙的分界线，将某些冲突从史书的“国际战争”章节中抽出来，塞进“内战”部分。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减少是真实的。理查森向我们表明，即使我们保持欧洲内部的边界不变，国家内部的战争也远远少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英国为例，已经有350年未曾发生真正的内战，但它参与了众多的国际战争。）这是利维坦逻辑成立的又一个例证。小王公封侯联合组成较大的王国，中央权威防止王国内部各方互相开战，其理由和王公诸侯制止属民互相谋杀，以及农夫阻止他饲养的牲畜相互残杀的理由完全相同：对于主人来说，辖区内私人之间的争斗是净损失。因此，战争数量的减少也是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一个体现。
战争残忍程度的提升是军事革命的结果。[100]国家对战争的投入越来越大，是因为武器的进步，特别是加农炮和火枪的出现，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国家的组织能力，它能够征调更多的兵力去杀人和被杀。在中世纪和“王朝时代”的欧洲，统治者对集结大批的农民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总是心存疑虑。不难理解，他们会问自己：“不会出什么差池吧？”所以，他们宁愿召集雇佣兵组织临时军队，或者将没有钱赎罪的流氓和闲汉拼凑起来打仗。查尔斯·蒂利在他的论文《作为有组织犯罪的开战和建国》中说：
在战时……国家的管理者经常向私人发包战争，有时也雇用匪帮袭击敌国，鼓励自己的正规军劫掠战利品。虽然是为王家服役，但士兵和水兵通常是依靠搜刮百姓维持自己的开销，征用、强奸和抢劫都是家常便饭。一旦军队解散，他们会继续干自己的老行当，只是没有了王家的保护。退役的军舰转身就是海盗船只，退役的军人立刻变成土匪。
反过来也是一样，国王最好的武装力量资源就是全世界的不法之徒。罗宾汉变成王家弓箭手的故事也许是个神话，但神话反映的是真实的世界。“合法”使用暴力和“非法”使用暴力的界限是一点一点逐渐清晰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武装力量逐步统一化和常备化。[101]
正规化和常备化的军队当然也更有效率。初期由土匪流氓组成的民兵能够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但这些人既缺乏勇气又没有纪律，他们在有组织的战斗中非常没有效率。穆勒解释说：
说到底，罪犯的座右铭绝对不会是“永远忠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责任、荣誉、国家”、“（天皇）万岁”或者“铭记珍珠港”，而是“捞到钱赶紧逃”。确实，对一个罪犯来说，在战场上送命（或者在受雇去抢劫银行的行动中送命）是最最莫名其妙的事情；为了追求暴力的激动去死，或者为了获得战利品而死，实在太缺乏理性了，因为一旦人死亡，就什么也享受不到了。[102]
但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事革命中，国家开始组织职业常备军。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大规模征募，不再仅仅收纳社会底层的渣滓。他们将演习、训导和严酷的惩罚相结合，训练士兵从事有组织的战斗。他们向士兵灌输纪律、毅力和勇气这样的职业守则。其结果是一旦两支这样的军队交火，瞬息之间就会造成惨重的伤亡。
军事史学家阿扎尔·加特曾经说，“革命”一词在此可算是用词不当，因为军事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103]以高效为目的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进步历时几个世纪，提高军队各个部分的效率的过程是这一变迁大潮的组成部分。也许，与其说是军事革命本身，不如说是拿破仑的作战方式让战场成为屠宰场。他改变了原来交战双方努力保存兵力的做法，代之以倾全力进攻的战术。在拿破仑之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打败对手，都只能穷兵黩武，竭尽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战场。[104]而另一场“进步”（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脚步声已经响起，它装备起更大规模的军队，更迅速地将士兵运往前线。可再生的炮灰供应加剧了消耗战博弈，将战争一步步推向幂律分布长尾的远端。
在这个军事大国急剧膨胀的时期，除了国家整合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也在促使战争的频率下降。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在漫长的欧洲战争史上，18世纪是一个间歇期。在前一章中我已经提到，一些帝国，比如荷兰、瑞典、丹麦、葡萄牙和西班牙停止了大国竞争博弈，转向占领商业领域。布莱克称之为“相对平静的18世纪”（至少从1713年至1789年是相对平静的）。在图5-17中，这一时期的曲线呈U形。在图5-18中，18世纪是宗教战争和法国动荡之间的低洼的W型。卢亚德表示，1648—1789年的“主权时代”,“目标通常相对有限，许多战争都是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结束的，由此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其最终目标。战争是漫长的，但是作战的手法相当克制，伤亡比前一个时代和后一个时代都要小”。可以肯定，这个世纪也有非常血腥的战斗，比如被称为“七年战争”的世界大战。但是，戴维·贝尔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有能力在恐怖的阴影下辨识事实，即使18世纪并没有真的将龇牙咧嘴的猎犬变为 ‘娱乐哈巴狗 ’……这期间的冲突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属于恐怖程度最低的”。[105]
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见，这种宁静是理性时代、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黎明有关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宗教狂热的平息让战争不再具有末世审判的意义，交战双方的首领可以谈判协商，而不是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许多主权国家成为商贸大国，它们更愿意看见正和博弈的贸易，而不是零和博弈的征服。作家对战争荣誉进行解构，对暴力历史进行批判，并将士兵和被征服者的感受带给读者。哲学家重新定义政府，以前政府是实现君主奇思妙想的工具，现在政府是提高个人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手段，并试图想办法约束政治领袖的权力，激励他们避免战争。当时的一些统治者逐渐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或者至少受到感染。尽管这些“开明的专制”仍然是专制，但总是强过不开明的专制。而作为和平力量的自由民主制度，终于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最初的落脚点。
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民族主义时代
当然，接下来，世界出了可怕的差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400万人丧命，使自己名列“人类相乎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之一，在图5-18中出现了一个高峰。
卢亚德将1789年定为“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在“主权国家时代”，参与各方是各式各样的王权帝国，它们不一定是“民族国家”，即在同一片国土内由相同语言和相同文化的人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国家由民族界定，并要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领先地位。民族主义的理想在欧洲掀起30场独立战争，先后导致比利时、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自治。此外，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也是受到民族主义激励的结果。当时亚洲和非洲人民还没有资格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欧洲人加紧在亚非殖民，以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增加荣耀。
我们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渴望的总爆发。其导火索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而站在日耳曼人一边反抗斯拉夫人的忠心耿耿的民族主义分子火上浇油，扩大事端。接着，反抗斯拉夫人迅速转为反抗英国和法国，“一战”的结局是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中欧和东欧形成新的民族国家。
卢亚德将1917年作为“民族主义时代”的结尾。就在那一年，美国参战，并将战争塑造为民主对抗专制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从此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先是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反对纳粹，后来则是在冷战中相互对抗。当卢亚德在1986年写作的时候，他在“1917”后面留下的是破折号，今天我们可以写上“1989年”，作为这个时代的休止符。
“民族主义时代”的概念有些牵强。这个时代始于拿破仑战争，因为这场战火就是被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点燃的。但是点燃战争的是法国大革命残留的思想，因此它远远走在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时代”之前。这个时代很像一个三明治，两端是两次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中间夹着两个破纪录的和平间歇期（1815—1854年和1871—1914年）。
迈克尔·霍华德坚持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200年的历史，可以将它看作四种力量——启蒙人文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争抢影响力的战役。某些时候，其中几种力量会结成临时同盟。[106]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它被看成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它被更好地归类为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实施。虽然拿破仑推行了几项合理的改革，比如公制度量和民法规则（在很多法语地区，拿破仑的民法至今有效），但在更多的方面，他都背叛了启蒙运动的人文进步。他通过政变夺取政权，推翻宪法确立的政府，恢复奴隶制，颂扬战争，由教皇加冕成为法兰西皇帝，重立天主教为国教，将三个弟弟和妹夫立为外国的国王，疯狂地发动战争机器抢夺地盘，无情地践踏人类生命的价值。
贝尔说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崇尚法兰西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107]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它之前的基督教教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等，都是弥撒亚式的，充满终极审判的狂热，坚定地追求领土扩张，并且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它们都将自己的敌人视为不可救赎的恶魔：为了追求神圣的目标，必须彻底消灭这些恶魔的威胁。贝尔还说，激进好战的乌托邦主义是对启蒙主义人文理想的倒行逆施。对于革命而言，康德“追求永久和平这一目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律，而且在于它符合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因此，理所当然地，为了未来的和平，任何以及所有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甚至包括灭绝性的战争”。[108]康德本人对这种阐释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样的战争将“永久和平埋葬在全人类的坟场上”。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同样意识到人性中扭曲的成分，因此对具有帝国倾向和弥撒亚救世情结的领袖人物充满恐惧，并予以坚决的抵制。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是被拿破仑挂在刺刀上传遍欧洲，接着又在血雨腥风中被赶了出去，此后，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出现了一系列“反启蒙运动”的新思潮。霍华德将它们的共同之处归结为“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所具有的理性和观察能力，不足以创造一种成为社会和平和公正基石的法律制度。相反，个人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社会塑造了个人，其塑造方式甚至是个人无法完全理解的，而社会有权要求个人对其保持忠诚”。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两种反启蒙运动思想，从相反的两个方向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观念。第一种是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社会习俗是文明进程久经考验的成就，它驯服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因此值得我们像对待知识分子和改革家的措辞严谨的著述一样予以尊重。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其本身就是理性的优美应用，它代表了对启蒙运动的小修正。但是，约翰·格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的浪漫民族主义让反启蒙运动思想极度膨胀，他的观点是，一个民族集团——在赫尔德这里，就是日耳曼人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品质，完全不可能被所谓人类的普遍性涵盖。这个民族的整合不是靠什么理性的社会契约，而是被鲜血和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霍华德说：“这种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之间，个人和部落之间的辩证，在欧洲流行开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个19世纪的欧洲历史，甚至20世纪的世界历史。”[109]在这两个世纪中，伯克的保守主义、启蒙的自由主义和浪漫民族主义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时分时合、同床异梦的游戏。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大国的政治家构造了一种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会议是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胜利，即稳定压倒一切。尽管如此，霍华德还是观察到，“这个新体系的建筑师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也是法国大革命领袖的追随者。他们既不相信神圣王权，也不相信神圣神权，但如果教会和国王是在革命的狂风暴雨后重建和维护国家秩序的必要工具，那么也只好在各地重整他们的权威了”。[110]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以往25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战争实在是过于残酷了”。大国承担起维护和平和秩序的责任，他们组建的“欧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可以说是国联、联合国和欧盟的先驱。19世纪的欧洲得以有较长时间的和平间歇，“欧洲同盟”这个国际利维坦功不可没。
但是，君主们一边要维持欧洲的稳定，另一边要对付内部的民族纠纷，各个民族开始强烈地要求管理自己的事务。霍华德说：“结果，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来自普世的人权，不如说是民族首先为争取生存而战，继而为维护生存而战。”从短期看，对和平的渴望并不是特别强烈，因为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的时候才会有和平。同时，很多民族宣称有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争取自由，而 ‘维也纳同盟 ’体系正是要力图防止这种民族解放战争。”[111]
民族主义情感很快融入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旦民族国家得以确立，它立即成为新的、保守派竭力维护的权势集团。当王室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就渐渐开始合流。[112]许多知识分子将浪漫民族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历史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交织在一起。卢亚德这样总结黑格尔的历史观：“全部的历史都是在执行一个神圣计划。战争是主权国家解决它们之间纠纷的途径，这正是神圣计划宣示自身的过程，主权国家中出现超级国家（比如普鲁士），代表着神圣意志得以实现。”[113]最终，黑格尔哲学孵化出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法西斯和纳粹运动具有弥撒亚式的、军国主义的和浪漫民族主义的特质。作为与此相似的另一个历史建构——暴力解放不可阻挡的辩证历史观，成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石。[114]
人们也许会认为，英美和康德式启蒙运动的自由派继承者会反对日渐强硬的军国民族主义。但是，自由派却发觉自己身处困境：他们怎么能为王权和帝国辩护呢？于是，自由主义在“人民自决”的伪装下和民族主义站到一起，所谓“人民自决”总算还带着模模糊糊的民主意识。很不幸，“人民自决”一词所含有的那点儿人文主义意味完全取决于一个借代关系。“民族”或“人民”一词代表着组成民族的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政治领袖却成了民族的化身。一位统治者、一支军队、一片疆土、一种语言，在认知上被等同于数百万个血肉之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的一次演讲中将自由主义的民族自决奉为至高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基石。当时就有人看到了“民族自决”原则中内在的自相矛盾，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词组简直是装满了炸药。它带来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它会让成千上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它将受到鄙视，被叫作理想主义者的梦幻。这些人无视现实的风险，等到想起那些恪守原则的忠告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个词组会造成多大的灾难，会带来多少悲剧！当始作俑者清点那些为了他喊出的这个字眼儿而送命的人的尸体时，他会做何感想啊！[115]
兰辛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不是成千上万，而是成百万甚至上千万。“民族自决”的危险之一是，如果民主是指一片地产上居住的同文同种的团体，在这个意义上，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民族国家”。与树木和山岭组成的风景不同，人是有脚的。为追逐机遇，人四处迁徙，定居后还会召唤来更多的亲友。这种人口分布上的混合，可以在地理上不断地细分，变成少数民族中还有少数民族。一个对一片疆土宣称主权的政府，自认构成一个“民族国家”，但在事实上，它可以完全无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许许多多个体的利益，反而更关切其他领土上的某些人的利益。如果乌托邦是一个政治疆界和种族疆界刚好相吻合的世界，那么各国领导人将忍不住加速推进这一进程，开展种族清洗和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在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对人权的坚实承诺的情况下，一个政权等同于人民这种借代关系能够让任何一个国际联盟（比如联合国大会）成为一场闹剧。无能的独裁者总是能受到国际大家庭的欢迎，并拿到全权委托状，然后用饥荒、监狱和谋杀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另一个破坏了19世纪欧洲和平间歇的新发展是浪漫军国主义。这种说教认为，撇开战争的战略目的，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有益的活动。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战争调动起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男子气概，布尔乔亚社会充斥着矫揉造作和物质享受，而战争是荡涤颓废、振奋人心的良药。今天，对一项专门用来杀人和从事破坏的事业怀有崇敬之情，绝对被认为是发疯。但在当时，作家纷纷表示：
战争总是扩展人民的思想，提升他们的品格。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战争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必须吃和被吃，世界才能生存下去。只有好战的民族才能兴旺，一个民族一旦放弃武装，它的死期也就到了。
——埃米尔·左拉
战争的崇高就在于它用伟大的国家精神彻底摧毁渺小的个人，让同胞相互牺牲的情操，让爱、友谊和强烈的同生共死的情怀得到最充分的张扬。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当我告诉你战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时，我的意思也是说，它是人类一切崇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础。
——约翰·罗斯金
战争是可怕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战争将国家从社会僵化和停滞中解救出来。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战争是）一次净化和一次解放。
——托马斯·曼
战争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16]
相反，和平则成为“一种梦想，而且不是一个美妙的梦想”，德国军事战略家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说：“如果没有战争，世界就会在物质主义中沉沦。”[117]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如果人类忘记了如何制造战争，他们就只剩下些幻想和漂亮的情感，除此之外还能期待的所余无几（甚至是荡然无存了）。”依照英国历史学家J. A.克拉姆（J. A. Cramb）的解释，和平的意思是“世界在迟钝之中沉沦……一场噩梦成真，如同太阳变成冰块，留下行星在一片黑暗的空寂中默默地沿着轨道运行”。[118]
甚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例如康德、亚当·斯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H. G.威尔斯、威廉·詹姆斯，也为战争说了不少好话。从詹姆斯1906年的文章《道义战争》的标题，就能看出他谈及的是战争的积极性，而不是战争中的恶。[119]当然，他在文章的开始对军事浪漫主义战争观做了一番挖苦：
“可怕”的战争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案所要支付的小小代价，否则世界将成为小文员和教师、男女同校、热爱动物者、“消费者联盟”和“慈善联合会”、毫无节制的工业化信徒以及没羞没臊的女权主义者的天下。人类将不再有廉耻，不再有坚强，更不会有勇气！这个星球上将住满了懦夫。唾弃它吧！
但是，他又表示：“我们必须有新的能量和奋斗来维持我们的刚强气概，这是军人所忠实信奉的品质。尚武美德是久经考验的黏合剂，英勇无畏，蔑视懦弱，放弃私利，服从命令，仍然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石。”所以，他提出了一项强制性国家服务建议，这个项目应该“招募我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年轻人，为了戒除他们身上的幼稚，将他们送往煤矿、钢铁厂、渔轮和建筑工地”。
浪漫民族主义和浪漫军国主义互为营养，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是欧洲国家晚宴的迟到者，但自认为也配得上拥有一个帝国。在英国和法国，浪漫军国主义信誓旦旦地说，战争的景象绝不应该是它所显现的那样恐怖。相反，伊莱尔·贝洛克（Hillaire Belloc）这样写道：“我多么渴望一场大战！它将像扫帚一样横扫欧洲的污泥浊水！”[120]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也有同感：“我几乎在盼望一场毁灭性的战争。”[121]甚至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阿瑟·柯南道尔在1914年让福尔摩斯感叹说：“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在它大爆发之前，我们中间不少人可能就已经枯萎了。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122]各色隐喻不胜枚举：清扫灰尘的扫帚，振奋人心的清风，修枝裁叶的剪刀，荡涤污泥浊水的风暴，还有提纯精练的火焰。英国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
此刻，感谢上帝，让我们躬逢盛世，
正值青春年少，将我们从梦中唤醒，
坚定的手势，清明的目光，锋锐的力量，
行动吧，就像游泳健将果敢地跃入水中。
评论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说：“当然，游泳健将不是跃入干净的水中，而是一脚踩进血水之中。”高普尼克在2004年为7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书写书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著述仍然在试图琢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123]这场大屠杀令人难以置信——在短短4年时间中，850万人战死沙场，约有1500万人死于战争。[124]浪漫军国主义本身无法解释屠杀的狂热。至少从18世纪起，作家就开始赞美战争，但在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曾经有两次史无前例的没有大国战争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种破坏性逆流聚攒起来的超级风暴，战神的铁骰子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突然出现的威胁到各个大国信誉的军备竞赛；感到恐惧的统治者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霍布斯陷阱；各方认为有能力速战速决并且胜算在握的过度自信；军事机器中大规模运输能力和杀伤能力的结合——大批士兵被迅速运抵战场，并在抵达后迅速阵亡；以及消耗战博弈，将交战双方锁定在战争成本呈指数级增长的游戏中，欲罢不能，直至毁灭。所有这些因素，在某一天被一个撞上大运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突然点爆了。
意识形态时代的人文主义和极权主义
在始于1917年的“意识形态时代”中，19世纪反启蒙运动思想中必然论的信仰体系，决定了战争的整个过程。浪漫化和军国化的民族主义，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大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煽动起扩张的野心，而在德国，除民族主义外，还要加上一些伪科学的种族优越论。这三个国家的每一个统治者都诅咒颓废的个人主义和现代自由西方的普世主义，也都坚信天命让他们成为一方自然疆域的霸主：地中海、太平洋周边地区和欧洲大陆。[125]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入侵行动，就是要实现这种天命式的目的。同时，苏联和中国要推动一个辩证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消灭资产阶级。美国则决心将共产主义运动限制在“二战”结束时的边界之内，因此产生了冷战。[126]
上述总结没有提及一个要点，而它恰恰可能是20世纪影响力最为持久的思潮。穆勒、霍华德、佩恩以及其他政治史学家告诉我们，19世纪还有一个继承了启蒙运动战争批判的思想运动。[127]与自由主义流派对民族主义怀有柔软的同情心不同，反战派坚定地以个人为本位，坚持个体的利益至高无上。它将康德的民主、商贸、世界公民和国际法诸原则发展为实现和平的具体途径。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反战运动的智囊有：贵格派，比如约翰·布赖特；废奴主义者，比如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商贸和平论的提倡者，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平主义者，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马克·吐温和萧伯纳；哲学家，比如伯特兰·罗素；工业家，比如安德鲁·卡内基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和平奖的由来）；还有许多女权运动家和一些左右摇摆的社会主义者。（警句：“刺刀的两边都是工人。”）一些道德开拓者创建了专用于预防和制约战争的新制度，比如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及有关战争守则的一系列《日内瓦公约》。
两本畅销书的出版让和平成为流行的主题。1889年，奥地利小说家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的小说《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战争的残酷。1909年，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先是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后来扩展成书《大幻影》（The Great Illusion）。他在书中论证说，战争是没有经济效益的。掠夺在原始经济中也许有利可图，因为财富的形态是有限的资源，比如黄金、土地或者自给自足的匠人的手工产品。但在一个财富来自交换、信用和分工的世界里，征服不可能让征服者更富有。矿产不会跳到地面上，庄稼不会走进粮仓，征服者还是要支付报酬，以使矿工采矿，使农民春种秋收。事实上，征服者要付出金钱和生命，而且他破坏了人人受益的信任和合作系统，他只会变得更穷。不妨想象一下，加拿大中部省份马尼托巴征服西部省份萨斯喀彻温，能有多大的收益？如果说两个加拿大省份之间的征服收益有限，那德国征服加拿大，能得到的好处也绝不会更大。
尽管文学作品一时间颇受欢迎，但反战运动在当时被认为过分理想化，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愿意给予严肃的考虑。苏特纳被叫作“荒谬的温情香水”，她的德国和平学社是“一个滑稽的缝纫俱乐部，会员都是些感情脆弱的女大妈和男大妈”。安吉尔的朋友告诉他说：“不要再碰那些问题，否则你会和那些怪人、赶时髦的新潮儿或者留着胡子穿着凉鞋追求高级思维、靠吃坚果维生的狂热分子划为一类。”[128]H. G.威尔斯这样写道，萧伯纳是“一个还在玩耍的上了年纪的顽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听得见萧氏发出不和谐的伴奏，活像一个痴呆儿童在医院里大喊大叫”。[129]事实上，安吉尔从来没有说战争是无用的，他仅仅是说，战争无法实现它的经济目的，他只是担心醉心荣耀的领导人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人们提到安吉尔，却总是说他认为战争是没有用处的。[13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吉尔成为一个笑柄，因为他竟然认为能够终结战争。直到今天，他仍被看作天真乐观主义的象征。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不止一位同事把我拉到一边，教育我诺曼·安吉尔是何许人也。
但是，穆勒认为，安吉尔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宣告了浪漫军国主义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的终结，也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认为战争是一种需要，或者不可避免的观念。卢亚德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传统态度。人类第一次有了一种几乎是普遍的认知，故意发动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131]这不仅是因为欧洲被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震撼，正如穆勒所说，欧洲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破坏性相当的战争，但在许多情况下，大部分参战国舔舔伤口，拍拍灰土，仿佛没有得到任何教训，就立即跳进一场新的战争。还记得我在前面说过，致命冲突的统计显示不出有任何厌战情绪。穆勒坚持认为，这一次则出现了关键性的区别，锲而不舍、旗帜鲜明的反战运动现在终于可以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化领域，都能看到这种转变。当人们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后，“伟大的战争”被改名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一旦战争结束，各国首脑立即着手将希望付诸现实，宣布正式放弃战争，并筹组国联，防范新的战争。无论这些措施在事后来看多么差劲，在当时，它们却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颠覆。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将战争奉为光荣、英雄、名誉的等价物，用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来说，战争“仅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继续”。
我也一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文学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对战争进行苦涩反思的创作，将战争的悲剧和徒劳无益变为大众的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中，有西格里夫·萨松（Siegfried Sassoon）、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诗歌和回忆录，畅销小说和家喻户晓的电影《西线无战事》,T. S.艾略特（T. S. Eliot）的名诗《空心人》（The Hollow Men），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R.C.谢里夫（R. C. Sherriff）的戏剧《旅途终点》（Journey..s End），金·维多（King Vidor）的电影《大游行》（The Big Parade），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电影《大幻影》（Grand Illusion）——名字取自安吉尔的著作。
像其他人文主义的艺术作品一样，这些故事用第一人称，力图让读者和观众体验到故事中人物的痛苦感受。在《西线无战事》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年轻的德国士兵审视一个刚刚被他杀死的法国人的尸体：
毫无疑问，他的妻子还在思念他；她肯定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他看起来好像是经常给她写信的那种人——她还会再收到他的信。明天，也许一周之后，她或许又能收到他的信，甚至再过更长的时间，个把月后，还会收到一封被邮局拖延的书信。她能看到信里他正和她诉说深情呢……
我跟他交谈起来，我说：“……原谅我，同志……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群可怜虫，你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在担惊受怕，我们都恐惧死亡，都会死亡，都有悲伤痛苦？”……
“我一定要给你妻子写信，”我急切地对那个死人讲……“我要把我刚才对你讲的话都告诉她，她不会受罪的，我以后一定帮助她，还会照顾你的父母和孩子……”我心神不定将他的皮夹拿在手里。皮夹不小心从手里滑到地下，展开了……照片上是一名妇女和一个小女孩，她们站在一面长满青藤的墙前，是那种业余摄影师拍摄的小小的照片。和照片在一起的，是家信。[132]
另一个士兵问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有人回答说：“通常都是一个国家严重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引起的。”这个士兵回答说：“一个国家？我听不明白。德国的山不会跑去侵占法国的山。或者河流，或者树林，或者一片麦田，这些怎么会去侵犯人家？”[133]穆勒认为，这部文学作品的最后结果是，战争不再被看作光荣、英雄、神圣、令人激动、男子气概或者清除污浊的，它变成不道德的、令人厌恶、野蛮、无用、愚蠢、浪费和残酷的。
也许，还要加上一个，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是荣誉受到损害，导致摊牌。奥匈帝国领袖向塞尔维亚发出羞辱性的最后通牒，要求为大公遇刺道歉并镇压塞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直到奥匈帝国满意为止。俄国人为斯拉夫同胞打抱不平，德国觉得俄国侵犯了说德语的同胞，英法随即加入混战，一场有关荣誉、侮辱、羞耻、声望、信用的竞赛一步步升级，最后失去控制。各国唯恐被甩在后面成为“二流国家”，这种恐惧让他们在“懦夫博弈”中拒绝刹车，结果只有迎头相撞。
当然，纵观血腥的欧洲历史，荣誉竞赛所点燃的战火比比皆是。但是，正如福斯塔夫所说，荣誉只是一个字眼——我们今天也许会说，只是一个社会建构，“毁谤不能容忍它”。很快，毁谤就出现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反战电影也许要算马克斯兄弟的《鸭羹》（Duck Soup, 1933年）。格劳乔扮演鲁弗斯·T.法尔弗莱，弗里多尼亚国（“自由之地”）一位刚刚得到任命的领袖。他被要求和邻国西尔瓦尼亚的大使达成和平协议：
如果我不能倾尽全力让我们挚爱的弗里多尼亚与世界和平共处，我就是辜负了人们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十万分热切地期待与特伦蒂诺大使会面，我将以国家的名义，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我深信他将怀着同样的心情接受这一善意的姿态。
不过，假如他拒绝接受，那样也很好。我伸出我的手，他拒绝和我握手。这会给我的脸上增光，不是吗？我，一国元首，在一个外国大使那里碰钉子了。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敢跑到这里，当着我的人的面，把我当个傻瓜耍？让我再想一想。我伸出手，那个阴险的家伙拒绝和我握手。为什么？这只卑鄙、贼头贼脑的臭猪！我告诉你，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大使进屋。）是啊，你拒绝和我握手，是吧？（他打了大使一个大耳光。）
大使：蒂斯代尔太太，这是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没有回旋余地了！开战吧！
于是，一个古怪的制作编号突然闪出画面，马克斯兄弟在一队德国士兵的钢盔上弹奏木琴音乐，躬身躲闪着呼啸的子弹和炮弹。他们身上的军装一直在变换，从内战的士兵，换作童子军，再换作英国王宫卫兵，直到戴着浣熊皮帽子的边疆拓殖者。人们一直将战争比喻为决斗，决斗在逐渐成为人们的笑柄后销声匿迹了。战争的名声当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奥斯卡·王尔德的预言差点儿成为现实：“只要战争被视为邪恶，它就总有一种魅力。当它被视为粗鄙时，它就不会受到欢迎了。”
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1940年）是另外一种经典的战争讽刺喜剧。它嘲笑的对象不再是理想王国中冲动的领袖，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烦透了军队的尚武文化。相反，小丑一抹脸成了满脑子尚武理想的当代独裁者。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场景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个角色在一间理发店里交谈，两人相互较劲儿，力争盖过对方一头，不断升高他们所坐的理发椅，直到两人的脑袋撞到天花板。
穆勒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弥漫着浓重的厌战情绪，甚至德国平民和军官也不例外。[134]虽然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条款非常不满，但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发动战争来修正条约。穆勒历数了一连串有机会成为总理的德国领导人，他们之中只有希特勒一个人怀有征服欧洲的野心。历史学家亨利·特纳说，只需要一次军事政变，就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135]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世界的厌战情绪，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热爱和平，但他也深知，在还能够阻止他的野心的时候，是不会有人愿意出来阻拦他的。穆勒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希特勒一个人要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穆勒翻阅了希特勒的各种传记，为这一观点寻找证据：
在1933年拿到对国家的世纪控制权之后，（希特勒）迅速并坚决地处置他的对手和潜在对手，手法包括劝服、恐吓、压制、欺诈、降级，以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惜进行谋杀。他的精力超人，具有非同一般的说服力、记忆力和全神贯注的能力；并且极度嗜好权力，狂热地坚信天降大任在肩；此外还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自信心，胆大妄为，以及得天独厚的撒谎能力、令人着迷的演讲风格；最后就是能够毫不留情地消灭任何妨碍他或者试图妨碍他实现自己意图的人……
希特勒需要利用混乱和不满为自己寻找机会，尽管这些混乱和不满大多是他自己制造的。他还需要帮手——一些对他崇拜不已、俯首帖耳的奴才；需要一支能够听他使唤和调遣的军队；需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为其所魅惑并被他带入屠宰场；还需要茫然、没有组织、愚蠢、短视、胆小如鼠的外国对手，以及情愿祈祷而不愿作战的邻国——可以说，他也是自己动手，制造了大部分他所需要的条件。希特勒将他得到的各种条件一一加以利用，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世界进行操纵和重塑。[136]
最后是5500万人的死亡（包括日本进犯东亚的行动所造成的至少1200万人的死亡）。世界再一次呼唤和平。
长期和平：一些数字
本章中，在战争统计方面，我用了很大的篇幅。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来看一看1945年以来最有意思的统计数字： 0。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厮杀之后，将近70年过去了，在大批的战争分类统计栏目中，数字都是0。让我从最重要的统计开始：
.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数量为0。5个大国拥有核武器，所有这些国家都曾卷入战争。但是，没有任何核武器被投入使用。这还不仅是大国避免在全面核战争中同归于尽，它们也避免在战场和轰炸敌人设施的行动中使用小规模“战术型”核武器，它们中有很多相当于常规的爆炸装置。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在使用核武器上是克制的，因为当时它拥有核垄断，不必担心“确保相互毁灭”。我在本书中一直使用各种比重以量化暴力。如果我们来计算一下一个国家实际从事的暴行和它具有的暴行能力之比，考虑到它们拥有的破坏能力，战后几十年的和平真是要高出人类历史其他时期好几个数量级。
本来这一切都还不能算是最后的结论。直到冷战突然终结之前，许多专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查尔斯·珀西·斯诺（C. P. Snow）、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都曾认为，热核战争导致世界末日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137]比如，杰出的国际问题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1979年这样说：“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战略性核战争。我不相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这场战争。”[138]根据《原子科学家公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后简称《公报》）网站上的信息，这份期刊的宗旨是“向公众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深度分析、评论和报告并影响政策制定”。自1947年开始，《公报》发布“世界末日之钟”，量度“人类距离灾难性毁灭——以午夜为代表——还有多长时间”。时钟公布时的分针距离午夜还有7分钟，在后来的60年中，分针时进时退很多次，距离午夜最近的时候只有2分钟（1953年），最远的时候是17分钟（1991年）。到2007年，《公报》决定，60年内向前挪动了2分钟的末日之钟到了再次调整的时候了。但是，他们不是调试钟表的机械，而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午夜”。今天的“末日”包括“生态系统的破坏、洪灾、大暴雨、旱情和极地融冰”。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冷战两大敌对国战场交火记录为0。肯定，他们偶尔会和对方的小伙伴开战，在某个附庸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但是，当美国或者苏联中的一方将部队派往对抗地区（柏林、匈牙利、越南、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时，另一方就采取回避姿态。[139]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特征。我们已经知道，一场大战的伤亡人数远远高于许多场小战争的总和。过去，当大国的敌人侵入一个中立国，大国往往会出现在战场上以表达自己的不快。1979年，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为了表示本国的不满，从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撤回了自己的运动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冷战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戛然而止。接着是柏林墙在和平中被推倒，苏联基本上在和平中解体。
. 1953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0（或者甚至可以说自1945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0，因为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被视为大国）。1953年之后，没有战争的和平间歇打破了19世纪一次历时38年和一次历时44年的2项和平纪录。事实上，到1984年5月15日为止，大国之间保持和平的时间之长打破了古罗马帝国以来的纪录。[140]自公元前2世纪条顿人的部落向古罗马人发起挑战开始，每一次破坏和平的战事都有军队跨越莱茵河。[1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州际战争的数量为0。[142]而在1956年苏联短暂地入侵匈牙利之后，整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州际战争的数量亦为0。[143]要记住，在此之前，欧洲自1400年起每年要开启两场全新的武装冲突。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44个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战争为0（唯一的例外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44]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发生在更小、更穷、更落后的国家。但是，两场世界大战以及几个世纪中许多两个国家名字相连的战争（普法战争、普奥战争、俄国瑞典北方大战、英西战争、英荷战争）都告诉我们，事情原先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通过征服另一个国家而扩张领土的发达国家数量为0。波兰被吞并，英国将印度纳入大英帝国版图，或者奥地利将自己算作一个不伦不类的巴尔干国家，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1975年之后，世界上一个国家征服或者部分征服另外一个国家的次数为0。而自1948年之后的这个数字也已经接近于0（我们下面将探究有关这方面的发展）。[145]事实上，各大国的扩张转变为收缩。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转移”，欧洲国家将大片的帝国领土拱手交给独立了的殖民国家，移交过程有时是和平的，有时是因为他们在殖民战争中失利。[146]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整整两个战争类别——攫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保持殖民地的殖民战争——已不复存在。[14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因为被征服而亡国的国家数字为0。[148]（南越也许是唯一的例外，这要看南越与北越在1975年的统一是被视为一种征服还是一场国际战争的结束。）可以比较一下，在20世纪上半叶，有22个国家被占领或者被吞并，当时的国家数目要少得多。[149]虽然1945年之后，很多国家赢得独立，但几乎没有几个国家被分裂。1950年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线和2010年的地图相差无几。而在过去，世界上的统治者将领土扩张看作他们的天职。
本章的要点就是这些0, 0所代表的长期和平是各种心理不断调整的结果。无论在今天还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这种调整无时不在，并最终导致暴力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对战争的共识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思潮逐渐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那些渴望权力、威望和复仇的大人物能够通过他们的政治网络实现野心，为了满足自己而对因此产生的受害者毫无怜悯之心。换句话说，他们相信战争有其正当性。尽管战争的心理构成——支配、报复、麻木不仁、部落意识、团体迷思和自我欺骗并没有消失，但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中这些心理构成开始解体，战争的频率因此下降。
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些惊人的发展，说战争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所以战争只是换了个地方，并没有减少。我们会在下一章探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武装冲突，在此我只想说这个意见没有意义。不存在什么“暴力守恒定律”，也没有什么泄压系统，让世界某个地方的暴力高压在另外一个地方爆发出来。部落战、内战、私斗、劫掠奴隶、帝国战争和殖民战争在发展中国家的地盘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一个在某些贫困地区仍有战争的世界，总是强过一个在穷困和富裕地区都有战争的世界，尤其是要考虑到富国能够调动的难以估量的破坏力。
当然，长期和平不等于永久和平。没有人会根据历史统计数据推出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之间或者欧洲国家之间永远不会再发生战争的结论。但是，可能性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赌场上铁色子游戏的赔率会下降，幂律线会下沉或倾斜。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即便如此，同样的统计意识提醒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赌博的赔率完全没有变化，我们只是对一个随机出现的和平时期进行了过度解读，就像我们前面对战争和暴力的集簇形态进行了过度解读一样。也许，战争的压力已经在集聚，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但是，也存在并非如此的可能。关于致命冲突的统计显示，战争不是一个钟摆，不是压力蒸锅，也不是一群狂奔的野兽，而是一个没有记忆的骰子博彩，也许赔率还在不断变换。许多国家的历史证明，和平是绝对可以长期维持的。穆勒是这样说的：“如果战争狂热症是周期性发作的，我们大可期待瑞士人、丹麦人、瑞典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现在就该扑向战场了。”[150]美加两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国境线，但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并没有为了过期已久的边境争端而夜不能寐，忧心如焚。
好运气到头了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战后几十年，是500年前开始成型的大国所经历的最长的和平期。[151]在战火密布的欧洲历史上，目前的和平也是它的历史纪录。所有的统计分析都会证明，考虑到前几个世纪的战争纪录，长期和平中的那些0以及近乎0是极端的不可能事件。如果以1495—1945年的大国战争为基准线，出现只发生1场大国战争的65年和平期的概率为0.001（朝鲜战争属于边缘案例）。[152]即使我们以1815年作为起点，让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和平期修正观测的基准线，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仅发生4场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低于0.004，而欧洲国家之间只发生一场战争（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概率为0.0008。[153]
当然，概率的计算完全取决于计算者如何定义事件。当你在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有充分知识的情况下估算发生率（一种事后的比较，即人们所说的“数据探测”），与你在事前给出预测（一种有计划的或者先验的比较），结果可能非常不同。回想一下，一个房间里有57个人，出现2个人在同一天过生日的概率是0.99。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只有在找到这一对人之后方能确定生日的具体日子。而如果我们事先确定生日的日期，比如“我的生日”，那么出现和我在同一天过生日的人的概率低于1/7。股市骗子就在利用这两种概率计算的差别，在他们向客户发送的简报上预测市场的每一种可能走向。几个月后，终于撞上运气的分散的简报收件人会认为这家伙是个天才。对“长期和平”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说，那些在每一次长期和平出现后对此大做文章的人只不过是玩了一个“数据探测”的鬼把戏。
但事实上，有一群学者在20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没有战争的时代将会延续，并认为这是新思维的结果。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先验预测应验了。这些故事既有标题，也有日期：维尔纳·莱维的《战争即将结束》（The Coming End of War, 1981年）；约翰·加迪斯的《长期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1986年）；卡列维·霍尔斯蒂的《末日骑士：兵临城下，还是改变方向，或者全面撤退？》（Th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At the Gate, Detoured, or Retreating?, 1986年）；埃文·卢亚德的《锈蚀的剑：当代世界政治中军事权力的消融》（The Blunted Sword: the Eros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1988年）；约翰·穆勒的《逃离末日：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了》（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89年）；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的《废奴和国际战争的终结》（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War, 1989年）；卡尔·凯森（Carl Kaysen）的《战争过时了吗？》（Is War Ob-solete? 1990年）。[154]1988年，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捕捉到了一个大家都关注到的现象：
战后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它是名副其实的“战后”，因为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再没有发生过战争。大国之间如此之长的和平期是史无前例的。[155]
这些学者相当肯定地认为这不是一时的好运。他们指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支持对未来的预期。20世纪90年代初，凯森在对穆勒1989年的著作进行评论时，最后加上了一段话：
很清楚，欧洲的国际构架，以及整个世界的国际构架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在过去一般是通过战争完成的。本文的观点支持这样一种预测，即这次的变化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发生（尽管这不是说在各国内部也一定没有暴力冲突）。时至今日——1月中旬，万事安好。此后的每一天，作者和读者都可以热切而紧张地验证这一预见。[156]
当军事历史学家提出国家间战争被消除的初步评估时，人们的感觉会特别深刻，因为这些学者毕生浸润在各种战争史料中，看够了“此次非同寻常”的各种可能性。约翰·基根一向被称为“卓越的”军事史学家，如果有人以为“卓越”是他名字的一部分，也不足为奇。在1993年出版的名著《战争史》中，他写道：
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157]
另一位卓越的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1991年曾经这样说：
很有可能，高度发达社会之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这个意义上的战争不会再发生了，国际秩序将被纳入一个稳定的框架。[158]
而同样卓越的大师埃文·卢亚德——我们巡视600年战争史的向导——在更早的1986年就说过：
欧洲刚刚发生了最令人惊异的变化，国际战争正在人们的面前被画上休止符……想到欧洲前几个世纪所经历的战争的规模和频率，这一变化的程度极为壮观，也许可以称之为人类战争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断裂。[159]
2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修正他们的判断。阿扎尔·加特的军事史巨著《战争文明史》，覆盖面比以往任何著作都要宽泛，并以演化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了霍布斯的王国……加特在书中写道：
在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真正的和平状态基于真诚的相互信任。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已经完全被消除了，甚至作为一个选项也是不可能的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60]
长期和平：态度和事件
加特的“真正的和平状态”中的“状态”二字不仅强调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为0这个已知的事实，而且特别指出了这些国家中思维模式的变化。发达国家对战争的概念化及对战争的准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500年以来战争死亡率不断上升（见图5-16）的主要动因是强制征兵制度，它为各国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肉。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征兵制。当时人们还没有“良心抗拒”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让美国年轻人惴惴不安的电报的第一个句子是“问候你”。与之相比，中世纪的征募方式完全没有礼貌可言。老话所谓的“抓差”原意是指政府出钱雇用黑帮和流氓在街上抓人，再将抓来的人押进军队或者送上军舰。（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美国海军”的水兵几乎都是被“抓差帮”抓来的人。）[161]强制兵役可以消耗一个人的大部分生命。在19世纪的俄国，一个农奴服兵役的年限可以长达25年。
军队征兵制表明行使武力是正常的：人民被强制服役，服役本身将他们暴露在伤残和送命的高风险下。除了那些面临强敌威胁的时刻，征兵的强度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世界各国的军人服役时长稳定地下降。美国、加拿大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彻底废除了征兵制。在另外一些国家，征兵制也更像一个培养公民意识的集训班，而不是武士演练营地。[162]佩恩整理了1970—2000年48个有相当历史的国家的军人服役数据。根据他的数据，我绘制了图5-19。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冷战尚未结束时，征兵制就已经开始消亡。1970年，这些国家中只有19%不实行征兵制，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为35%，2010年达到50%。这个数字将很快超过半数，因为又有两个国家（波兰和塞尔维亚）已经计划在之后的10年内取消征兵制。[163]
图5-19 1970—2010年48个历史悠久国家的征兵服役长度
资料来源：1970—2000年图表来自佩恩，2004年，第74页，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伦敦）《军事平衡》刊物（各期）的资料绘制。2010年的资料来自《军事平衡》（IISS，2010年），补充资料来自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0年。
另一个衡量好战程度的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论这些军队人员是强制征兵而来，还是通过电视上做志愿兵广告——“人尽其才”——招募而来。佩恩表明，军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表明一个国家在观念上是否迎合好战情绪的最佳指标。[16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刚开始遣散军队，就在冷战中遇到了新敌人，因此它的军队人数总量没能收缩到战前的水平。但图5-20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军队的人数迅速减少。欧洲更早地开始停止向军事部门进行人力投资。
图5-20 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军事人员的数量
资料来源：战争相关数据资料库国家物力数据（1816—2001年），萨吉斯，2000年。每5年的未加权平均数。“欧洲”包括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俄国／苏联、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南斯拉夫。
其他一些大国，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中国，也在近几十年中裁减军队的数量。冷战结束后，裁军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1988年，世界上每10万人中有9名以上军事人员，而到2001年，在历史悠久的国家中，每10万人中仅有不到5.5名军事人员。[165]军事人员减少的部分原因是非军事性服务外包，比如由私人承包商提供洗衣和伙食服务，以及在最富裕的国家，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替代前线战斗人员。但是，机器人大战的时代还很遥远。最新的事态显示，地面部队的人数仍然是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限制条件。因此，军队机器人化的进展本身就表明了战斗人员减少的趋势。国家开发这些昂贵的技术，皆因自己公民的生命（甚至我们将要看到，还有外国公民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珍贵了。
既然战争始于人的思想，就让我们从人的思想出发构建和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铭文
长期和平的另一个指标是一套清醒理智的检查，它表明各国领导和大众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扩张领土的野心、国际上的荣誉文化、对战争的普遍认可、对战争造成的生命代价无动于衷——这些好战思维已经在发达国家失去市场。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8年48个国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开篇即陈述了以下条款：
第一条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第二条 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他种主张、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他种身份。且不得因一人所隶国家或地区之政治、行政或国际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地区系独立、托管、非自治或受有其他主权上之限制。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
你可以说这不过是一些表达了良好愿望的辞藻。但是，为了支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承认政治领域的终极价值是个人的存在，签字国正在抛弃那些延续了上百年的学说，即终极价值是国家、民族、文化、人民、阶级或者其他集体（更不用说一个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间，终极价值是君主，人民不过是他或她的牛羊）。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让人们认识到了申明普世人权的必要性。在审判中，一些律师辩护说，只能为纳粹在被占领国，例如波兰实行的屠杀部分进行起诉。按照以往的观念，他们在自己国家境内的所作所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权置喙。
另一个说明《世界人权宣言》并非一纸空文的证据是，大国对于签署这一宣言非常紧张。英国担心它的殖民地，美国担心它的黑人，苏联担心它的加盟共和国。[166]但是，在埃莉诺·罗斯福的督促下，宣言经过83个回合的讨论之后，全票获得通过（虽然苏东集团的8个国家缺席会议）。
45年后，瓦茨拉夫·哈维尔对抛弃反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时代潮流做了精彩的总结。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剧作家，在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推翻当时的制度之后，他出任捷克的总统。哈维尔写道：“在民主基础上整合欧洲这一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彻底战胜了认为民族国家是民族生命最高表现的赫尔德式老观念。”[167]
对于“长期和平”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冻结国境线。联合国首先倡议现有国家及其边界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准则将任何武力改变边境线的企图都视为“侵略”。在国际关系博弈中，领土扩张从此不再具有正当性。边界的划分也许毫无道理可言，边界内的政府也许根本不配执政，但武力修整边境在任何国家的政客心目中都不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一般而言，接受继承的边境线是一个和平举措。正如政治学家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所说：“在所有主张战争的逻辑根据中，最常见的就是边境问题。几乎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涉及这样或者那样的边境纠纷。”[168]
政治学家马克·察赫尔（Mark Zacher）对这一变化进行了量化研究。[169]自1951年以来，仅有10次入侵行动导致了国境线的大改动，这10次军事行动都发生在1975年之前。大部分行动都是在人烟稀少的偏僻之地或者荒岛插上一些国旗，还有一些行动形成了新的政治实体（比如孟加拉国），并非征服者扩充疆土。10次听起来也不少了，但是如图5-21所示，与之前的300年相比，它是一条陡峭的下滑线。
以色列是一个特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蜿蜒的军事分界线“绿线”是1949年战争的结果，当时各方（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都不同意接受这个安排。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接受了这个谜一样的状态，将此作为以色列的实际边境线。以色列在国际压力下，已经交出了大部分它在1949年之后各次战争中得到的领土，而我们在有生之年，将会看到以色列交出其他领土。这个过程也许会伴有一些领土交换，也许还会包括有关耶路撒冷的复杂安排。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边境不可变更的准则与城市不可分割的准则相抵触。其他大部分占领行动，比如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已经得到纠正。近年来最戏剧性的案例是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这是1945年后发生的唯一一次一个联合国成员完全吞并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多国部队立即行动，速战速决，将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
图5-21 1651—2000年导致疆域变化的领土战争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察赫尔，2001年，表1和表2；除了最后的20世纪下半叶的数据之外，每半个世纪的数据点上的数据均为中值。20世纪下半叶每25年为一个数据点。
国家边界不可侵犯背后的心理学，与其说是共情和道德理性，不如说是准则和禁忌（我们将在第9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在受到尊重的国家中，征服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选择。如果一位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建议征服另一个国家，现在已经根本不会有人愿意与之争论，他面对的只会是困惑、尴尬或大笑。
察赫尔指出，“领土完整”准则不仅排除了征服，也排除了其他形式的边界侵蚀。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新独立的国家的边界是老殖民行政官几十年前在地图上画的线，经常将少数民族的家园一分为二，或者将势不两立的敌对部落拼凑在一起。总之，没有人想到号召这些新国家的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在空白的地图上重新划分边界。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原来共和国和省份之间的内部边界变成了主权实体之间的国境线，也没有出现重新划分边界的问题。
将地图上任意画出的线条神圣化似乎很不合逻辑，但是即使是任意的和不公正的准则，尊重准则也是理性的选择。博弈论专家托马斯·谢林注意到，当两个谈判人认为达成一系列妥协的状态优于放弃谈判的状态时，那么，任何凸显的认知界标都将有助于他们达成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约。[170]比如，人们在讨价还价时，可以将双方出价之差打个对折“成交”，或者四舍五入“成交”，而不是无休无止地争吵什么是最公平的价格。梅尔维尔《白鲸》中的猎鲸人接受了“已系之鲸归系者”这样的规则，因为他们知道，接受规则能避免“最烦人和最暴力的纠纷”。律师喜欢说：“现实占有，败一胜九——在谁手里就是谁的。”另外，每个人都知道“篱笆严紧才能邻里和睦”的道理。
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领导人和希特勒谈判时，大家都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大片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将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居住地区纳入德国版图是完全合理的，而今天对领土完整原则的尊重则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的确，这个原则一直在侵蚀民族国家及与其共生的民族自决理念，而这些理念曾经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民族领袖狂热追求的目标。对横穿民族居住地的人工边境线进行重新划分，仍然是无解的地理难题，与其说无休止地纠缠一个无解的难题，并挑起种族灭绝和以收复领土为借口的征战，接受现有边界被认为是更好的安排。
领土完整原则带来了大量的不公正，例如一些族群被划入一个对其福祉毫不关心的政治实体。这一点，也正是《白鲸》中水手伊希梅尔耿耿于怀的问题，他念叨说：“对那个勇不可当的标枪手约翰·布尔来说，可怜的爱尔兰，不就是有主鲸吗？”某些被宁静的边界线分开的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经历了大规模种族清洗，由此完成了同质化过程，当时有数百万德裔和斯拉夫人被迫背井离乡。现在，新的国际准则对发展中国家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学家安·广仲（Ann Hironaka）一直认为，因为坚持国家和边界不可变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被拉长了。但权衡利弊，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对整个世界而言还是一个合算的交易。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与几场大规模国家之间的战争相比，大量小规模内战的死亡人数仍然更低，更不用说与世界大战相比较了。这一观察与致命冲突的幂律分布相符。而且，随着现代国家从一种民族精神的载体演变为人权原则指导下的多民族社会契约，各种内战的数量在减少，其破坏性也在减轻。
与民族主义和领土征服一样，国家荣誉观念在战后的数十年间也逐渐褪色。如卢亚德所说：“总而言之，与过去相比，今天人命的价值排序会更高一些，国家威望（或民族 ‘荣誉 ’）的排序会更低一些。”[171]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冷战最严峻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但他显然也捕捉到了这种新情感，他说过：“我可不是沙皇麾下的军官，因为在化装舞会上放了个屁就要自杀。让步总是好过开战。”[172]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此看法一致，对本来会导致战火的挑衅或让步，会冷静地不予理会。
1979年，美国遭遇两场相继而至的挑衅——苏联人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在政府操纵下占领美国大使馆。美国的反应不过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及每天晚上在电视上彻夜播放被扣押人质的消息。吉米·卡特后来说：“我可以动用手中的武力摧毁伊朗，但我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人质的性命不保，我也不想杀死2万名伊朗人。所以，我没有进攻。”[173]虽然美国鹰派对卡特的懦弱愤怒不已，不过，他们自己的英雄罗纳德·里根对1983年贝鲁特炸死241名美国军人事件的回应是，从黎巴嫩撤出全部美军；1987年伊拉克战斗机向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发射导弹，37名美国海军军人遇害，里根也是稳坐不动。2004年，伊斯兰恐怖组织对马德里列车进行爆炸袭击，事件未在西班牙煽起反伊斯兰情绪，反而，很多西班牙人认为政府卷入伊拉克战争才招致了恐怖袭击，在随后的大选中将其赶下了台。
世界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放弃荣誉案例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虽然追求国家威望是促成危机的起因，但一旦陷入危机，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意识到双方均需要保留面子，而问题只能由双方共同设法解决。[174]肯尼迪读过塔奇曼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著作《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知道国际关系中的“自卑和自大的个人情结”驱动的懦夫博弈可能导致灾难。在回忆导弹危机的回忆录中，罗伯特·肯尼迪说：
我们一致同意双方都不想为古巴打仗，但是，其中一方很可能会出于“安全”、“骄傲”或“面子”的原因采取行动，另一方为了同样的安全、骄傲或面子的原因必须做出回应。回应引起对方的再回应，并逐渐升级为武装冲突。这正是我（肯尼迪）想回避的。[175]
赫鲁晓夫有关沙皇军官的俏皮话表明，他对荣誉的心理学也有所警惕，对博弈论有同样的直觉。在危机最紧要的时刻，他向肯尼迪提供了这个分析：
这是一根在战争身上打了结的绳子，你和我都不要在两端拉扯它，因为你我越使劲儿扯，绳结就会越紧。也许有一天，这个绳结拉得太紧了，系铃人再也无法解铃，到那时就只能割断绳结了。[176]
解铃之途是互相让步——赫鲁晓夫从古巴撤走苏联的导弹，肯尼迪从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并承诺不会入侵古巴。危机逐步降级不是单纯的撞大运。穆勒回顾了冷战期间大国对峙的历史。他总结说，历史的演变更像是一步一步地爬梯子，而不是登上一架自动滚梯。虽然领导人有几次开始进入危险的升级竞赛，但是每向上爬一级，他们的恐高症就越严重，最后总是小心翼翼地又爬了下来。[177]
尽管冷战中苏联人敲鞋咆哮，但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后听凭苏东集团以及苏联本身解体，未让世界遭受一场新的大灾难。历史学家蒂莫西·嘉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称此为“放弃使用武力的惊人之举”，并说这是一个“个人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辉煌典范”。
艾什最后这个评价提醒我们，历史的偶然性是双向的。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斐迪南大公的司机在萨拉热窝没有走错路，或者啤酒馆政变时警察开枪瞄准的是另外那个某某人，人类历史就会少一场甚至两场世界大战。在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里，也有可能是美国总统听信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建议，入侵古巴；作为回应，苏联的坦克穿过柏林墙，人类历史上又多了一两次世界大战。但是鉴于主流理念和准则决定了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塞族学生普林齐普和希特勒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肯尼迪、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塑造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
20世纪价值观的另一个历史性巨变是，民主国家中领导人的战争计划遭到人民的抵制。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核武器”示威活动，它的传奇之一是与其他反战运动共同推出的和平标志——圆环中的三叉戟。60年代后期，反对越战的示威把美国搅得国无宁日。反战信念早已不局限于一群情感脆弱的女大妈男大妈，那些穿凉鞋留大胡子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再被视为狂热分子。在60年代成年的那一辈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怀有反战信念与和平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年之后，以战争为题材的艺术充满了悲情。与此不同，60年代的流行艺术谴责正在发生的核军备竞赛和越战。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充满了反战宣传 [比如《史默瑟兄弟喜剧时间》（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和《风流医生俏护士》（M. A. S. H）]，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流行电影和歌曲：
《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奇幻核子战》（Fail-Safe）、《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心灵与智慧》（Hearts and Minds）、《 FTA》（FTA）、《我如何赢得战争》（How I Won the War）、《无语问苍天》（Johnny Got His Gun）、《王者之心》（King of Hearts）、《风流医生俏护士》、《多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第五屠宰场》。
《艾丽斯餐厅》（Alice..s Restaurant）、《在风中飘扬》（Blowin.. inthe Wind）、《残酷的战争》（Cruel War）、《毁灭的前夜》（Eve of De-struction）、《我觉得我死定了》（Feel Like I..m Fixin..to Die Rag）、《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圣诞快乐（战争结束了）》[Happy Xmas（War Is Over）]、《不再做战争机器》（I Ain..t Marchin..Anymore）、《如果我有一把锤子》（If I Had a Hammer）、《想象》（I-magine）、《暴雨将至》（It..s 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昨夜梦境》（Last Night I Had the Strangest Dream）、《机关枪》（Machine Gun）、《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随军牧师》（Sky Pilot）、《3-5-0-0》、《和好有时！》（Turn! Turn! Turn!）、《再造战士》（Universal Sol-dier）、《出了什么事？》（What..s Goin..On?）、《上帝在我们这边》（With God on Our Side）、《战争到底为什么？》 [War（What Is It Good For?）]、《深陷泥淖》（Waist-Deep in the Big Muddy）、《花儿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与18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艺术家不仅指责战争不道德，而且嘲弄战争，让战争显得荒唐可笑。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上，“乡巴佬乔和鱼”乐队唱着那首轻快的《我觉得我死定了》。合唱部分的歌词是：
嘿，一、二、三，我们为何要开战？
别问我，我不知道，下一站就是越南！
嘿，五、六、七，快快打开天国之门。
哪有时间搞明白，呜呼！大家都要去送死。
1967年，在独角戏《艾丽斯餐厅》里，阿罗·古斯里收到入伍通知，要他到纽约一个征兵中心去见军队的精神病医生：
我就到了那儿，我说：“精神病大夫，我想杀人。我是说，我就是想杀人，杀人。我就是想看看，看看血肉还有肝呀胆呀在我嘴里的样子。我要大吃烧焦了的尸体。我是说杀人，杀、杀、杀。”接着我开始蹦上蹦下，嘴里喊着“杀、杀”。他也跟着我一起蹦蹦跳跳，也喊着“杀、杀”。一位中士走过来，给我别上一枚奖章，把我带到大厅的另一边，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孩子。”
人们很可能将这场文化运动当作婴儿潮一代的怀旧情绪。如汤姆·莱勒所嘲讽的，胜仗都是他们的，好歌都是我们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打了胜仗。因为风起云涌的全国反战行动，林登·约翰逊令人惊讶地宣布不再寻求1968年总统连任的党内提名。虽然对抗议活动日益失控的反应帮助尼克松在1968年入主白宫，但尼克松也确实将美国的战争计划从军事胜利转变为挽回面子的撤军，尽管在战争结束之前已有2万名美国人和100万名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1973年停火之后，美军开始撤离越南，国会禁止任何新的军事干预行动，并削减对南越政府的资助，因此有效地结束了战争。
有人说，美国从此患上“越战综合征”，极力回避任何军事介入，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信心，进行了几场小规模的战争，并在几场代理战争中向反共力量提供支援。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军事政策永远不可能回到从前了。美国最好战的总统也明白，在“伤亡恐惧”“厌战”“多佛信条”（即竭尽全力减少运回多佛空军基地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这些强烈的社会情绪下，美国人已经不可能承受任何高伤亡率的军事行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在政治上可接受的战争行动仅限于通过远程控制技术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绞肉机般的消耗战和对外国（比如德累斯顿、广岛和北越）平民的大规模空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军队内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级军官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必要的滥杀在国内是公关噩梦，在国外则事与愿违，不仅得罪盟友，还会鼓噪敌人。[178]海军陆战队设置了新的军事教程，向队员灌输新的荣誉准则《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179]教程问答是：“有操守的战士是生命的保护者。谁的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哪些他人？所有的他人。”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以骁勇著称的罗伯特·汉弗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硫黄岛战役中指挥一个步枪排，他所讲述的《狩猎故事》（The Hun-ting Story）作为形象的共情扩展，成为美军教化士兵的教材。[180]在这个故事中，一队驻扎在亚洲某个国家的美军，为了消遣而全体出动猎野猪：
他们的卡车开出车库，驶向大森林，途中他们在一个小村子外停车，雇一些当地人为他们拍打树丛兼做向导。
村子穷困不堪。房子都是土坯垒就的，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道路泥泞，整个村庄散发着熏人的气味。无数的苍蝇扑面而来。男人面容阴沉，衣衫脏兮兮的。女人捂着脸，孩子流着鼻涕，衣衫褴褛。
很快，车上的一个美国兵说：“这地方太臭了。”另一个说：“这些人活得像动物一样。”最后，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说：“是呀，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你能说什么？他们说的好像都没有错。
但是，就在这时，卡车上的一位老中士开口了。他是那种寡言少语的人。事实上，除了他的军装，他看起来就像是当地村庄里的一个汉子。他看着年轻的空军军官，说：“你认为他们一无所有，是不是？行啊，如果你真那么肯定，你干吗不拿着我的刀，从车后面跳下去，去看看能不能杀死一个？”
车上一片死寂……
中士接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珍重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因为那些流着鼻涕的孩子，也许是森林里的女人。但是，不论是什么，他们珍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和我们美国人一模一样。如果我们不停止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会把我们一脚踢出这个国家！”
（一名士兵）问中士：“我们美国人拥有那么多财富，能做些什么来证明不管这些村民有多穷，我们都在平等的人格上尊重他们？”中士淡淡地回答：“你要有足够的胆子跳下车，不要介意裤腿上溅满泥巴和羊粪。你要有勇气面带笑容地走进村庄。当你看见臭气熏天、面相恐怖的农民，你要能够看着他的脸，只用你的眼睛让他知道，你知道他是和你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人，和你一样怀着希望的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想满足孩子愿望的人。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舍此只有失败。”
《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即使是作为一种愿望，也显示了美国武装力量的长足进步，原先它的士兵叫越南的农民“黄佬儿”“地溜儿”“斜眼儿”，军队在调查诸如美莱村大屠杀之类的暴行时迟疑不决，拖拖拉拉。前海军陆战队上尉杰克·霍本参与了制定和实行《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的工作，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20世纪70年代刚刚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听到的就是 ‘杀杀杀’。那时告诉受训的队员，荣誉守则是 ‘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包括敌人，如果可能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的。”
21世纪初以来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肯定表明，美国还没有远离战争，但这些战争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在这两场冲突中，国家间战争的阶段进展迅速，（按照历史标准）战争死亡率相当低。[181]伊拉克战争的大部分死亡是战后无政府状态下的社区间暴力造成的。截至2008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的死亡总数是4000人（越战是5.8万人），这推动美国人选出一位新总统，并在两年内结束了军队的作战任务。在阿富汗，美国空军在2008年轰炸塔利班的行动中恪守人道主义原则，“人权观察”对此称赞说是“最低限度伤害平民的良好记录”。[182]政治学家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在讨论智能定位政策如何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规模减少平民伤亡时，对2009年使用武装无人机打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了如下评论：
在过去，军队会对这些恐怖分子的藏身地狂轰滥炸，行动中会有成千上万的平民丧命并失去家园。为了击毙寥寥几个敌人，不精确的炮火和空袭让整个村庄和城镇沦为瓦砾；现在一架无人机飞进战区，指引一枚导弹打击激进分子聚集的一座房屋。这样的行动还是会误中目标，但是，同历史上任何标准相比，平民的死亡率都大大下降了。
至今为止，我们都认为这一趋势是理所当然的。2010年2月，一枚导弹失误炸死10名阿富汗平民，这一消息成为头条新闻。事件本身是一桩可怕的悲剧，但它也是一个例外，平民死亡率相当之低，而当时正在进行的是这场为期8年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军事打击行动。驻阿富汗美军司令为10名平民的死亡向阿富汗总统沉痛致歉，全世界的媒体把这一事件渲染为在进攻上的重大发展。我不是说杀死10名平民没有问题，而是要说，在以往的战争中，甚至就在几年之前，这样的平民伤亡不会引起任何关注。平民死亡，即使数目巨大，一般都被认为是战争中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或许也是不幸的——副产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假设不再适用了。这的确是个好消息。[183]
《科学》杂志在2011年报道了维基解密透露的文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平民伤亡数据，这些本来是秘密的数据证实了戈尔茨坦的判断。2004—2010年，阿富汗战争的平民死亡大约是5300人，其中约80%是被塔利班叛乱分子而不是联军杀害的。对于这样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言，即使将这个平民伤亡数字翻番，仍然相当低——相比而言，越南战争中至少有80万平民死于战火。[184]
在对战争的态度上，美国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欧洲人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外交政策分析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样说：“美国人来自战神火星，欧洲人来自爱神金星。”[185]2003年2月，欧洲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美国领兵入侵伊拉克，伦敦、巴塞罗那和罗马各有百万人参加了游行，马德里和柏林各有50多万人上街示威。[186]伦敦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是“不要鲜血换石油”、“制止疯狂派牛仔病”、“美国才是流氓国家”、“泡壶茶，不打仗”、“打倒战争”，还有一个简单的“不”字。德国和法国不约而同地拒绝参加美英联合行动，西班牙刚刚加入就撤出了。甚至在欧洲争议较小的阿富汗战争，主要战斗力也都是美国士兵。阿富汗战争名义上是44国组成的北约军事行动，但兵力半数以上是美军，而且，说到骁勇善战，美军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2003年，一位身在喀布尔的加拿大武装部队上尉在写给我的信中这样说：
今天早上，卡拉什尼科夫机枪协奏曲响起来之后，我一直等着哨兵先开火。我觉得他们都睡着了。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岗哨一向是由德国联防军负责的，他们干得可真不怎么样……如果他们真是在执勤的话。我之所以敢这样评价他们，是因为他们多次放弃岗哨。第一次是因为我们被火箭击中了，其他几次是因为他们觉得岗楼里太冷了。我向一位德军中尉指出他们缺乏荣誉和基本的军人素质，他回答说岗楼的供热是加拿大的责任。我反驳他说，给士兵提供保暖服装是德国人自己的责任。我真想说些什么提醒他喀布尔不是斯大林格勒，但我最后还是忍住了。
德军已经今非昔比。或者，就像我多次听到人们说的，“他们不是（纳粹）国防军”。想到我们人民的历史，我本来应该说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是，现在我的安全要仰赖这些优等主宰民族后裔的警觉性。我要说，在说这是件大好事之前，我还真有点儿犹豫了。[187]
在《士兵都到哪儿去了？：现代欧洲的变迁》（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英国版是《垄断的暴力：为什么欧洲人厌恶打仗》（The Monopoly on Violence: Why Europe-ans Hate Going to War）]中，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说，欧洲人的国家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作为制度的国家（state），其作用不再是为了保证民族（nation）的面子和安全把持武力，而是要提供社会保障和物质福利。尽管在美国“疯狂派牛仔”和欧洲“投降派猴子”之间还有各种差异，但在过去60年间，欧美政治文化分别在两条平行线上的运动，都是背战争之道而驰，其共性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两者现存的差异。
长期和平是核武和平吗？
什么才是正确的？与专家的分析、末日钟、欧洲几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相悖，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呢？到底是什么迫使大名鼎鼎的军事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诸如“尺度壮观的变化”、“战争史上最令人惊异的断裂”，以及“史无前例的”这些形容词？
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原子弹。战争变得过于危险，领导人都被吓破了胆。战争一旦开启，将不断升级直到毁灭，即使不是终结人类本身，至少也会终结人类的文明，这种核武恐惧的均衡阻止了各国领袖发动战争。[188]丘吉尔在英国议院发表最后一个重要演讲时说：“世界很可能是这样的，经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进入故事的特定情节。在这里，安全是恐怖孕育的巨婴，生存是毁灭的孪生兄弟。”[189]外交政策分析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持同样的见解，他建议我们要“感激我们的核武祝福”。伊丽莎白·罗斯托提议为原子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0]
我们期望这不是真的。如果“长期和平”是核武和平，它只能是傻瓜的天堂，因为任何一次意外、一次误会，或者一位空军将军对自己珍贵的体液的痴迷，都有可能引发世界末日。谢天谢地，我们的观察告诉我们，核武器的毁灭性威胁对“长期和平”没有什么贡献。[191]
首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来没有踩住过滚滚战车的刹车闸。诺贝尔和平奖的创立者在19世纪60年代说过，他发明的炸药“将会比上千份世界公约更快地导致和平，（因为）一旦人们发觉整个军队可以在瞬间被彻底摧毁，他们当然会守住宝贵的和平”。[192]当潜艇、炮兵、无烟火药和机关枪出现的时候，人们都提出过同样的预见。[193]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飞机空投毒气弹惊恐不已，认为这将最后毁灭文明和人类，但是恐惧也没能结束战争。[194]正如卢亚德所说：“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们，仅因存在极限破坏性武器就能够阻遏战争。如果生物武器、毒气、神经毒气和其他化学武器的发展在1939年不能阻止战争，那么很难说为何现在核武器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195]
其次，核武和平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抑制战争。比如说，欧洲国家之间的危机在过去经常演变成战争，但是为什么1995年加拿大和西班牙之间的渔业权纠纷，以及1997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多瑙河水坝的争执没有升级为战争？在“长期和平”时期，发达国家的领袖从来不需要计算盟国中哪一个会挨打不还手（比如说，“进攻德国和意大利不会受到抵抗，但是攻打英国和法国则不行”），因为这些领袖从来没有进犯其他国家的打算。他们也没有受到核大国的阻遏——美国不会威胁加拿大和西班牙说，“如果你们在比目鱼的争论上太过喧哗，就让你们尝尝核武器的味道”。
而对超级大国自己为什么避免相互冲突，穆勒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常规战争的前景就足以阻止他们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自动生产线可以大量制造坦克、火炮和炸弹，有能力屠杀数千万人，让城镇沦为瓦砾。苏联人最明白这一点，它自己在战争中遭受了最为惨痛的伤亡。核战争可以造成无法想象的破坏，常规战争造成的破坏可以想象，但仍然令人震惊，很难说两者之间的这点不同是大国避免交战的原因。
最后，核武和平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总是在无核国家挑衅（或者拒绝服从）核武国家的情况下爆发战争——这本来是核武威胁最应该能够避免的。[196]朝鲜、北越、伊朗、伊拉克、巴拿马和南斯拉夫对抗美国，阿富汗和车臣叛军对抗苏联，埃及对抗英国和法国，埃及和叙利亚对抗以色列，越南对抗中国，阿根廷对抗英国。就在1945—1949年，美国还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完成了它对东欧的控制。冒犯核霸王的国家不是自寻死路。他们准确地预见了现实的危险，大国的核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阿根廷的军人政权在下令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时候，坚信英国不会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核报复，让城市变为陨石坑。以色列在1967年或1973年没有对埃及大量集聚的军队进行现实的威胁，更不用提荡平开罗了。
谢林和政治学家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分别对“核武禁忌”进行了论述。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核武器本身属于一种非常态的恐怖范畴。[197]使用战术核武器，即使这件核武器在破坏性上和常规武器相当，也应被视为开启历史先河的、后果难以想象的划时代事件。所有形式的核爆都遭到人们的诅咒。中子弹可以减少对设施的破坏，但以瞬间产生的高能辐射大量杀伤士兵，它的研发遭到全世界的坚决反对。尽管如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说，中子弹满足了哲学家对一场正义战争的所有道德要求，但中子弹的开发最终在军队的实验室里胎死腹中。[198]20世纪50、60年代半狂想式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各种计划，比如使用核爆挖掘运河和港口、推动火箭进入太空等，现在都已经成为那个愚昧年代的可笑回忆。
肯定地说，自长崎事件以来，不使用核武器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禁忌。[199]核武器自己不能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其设计、建造、运送以及使用的条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这种活动完全被限制在假想世界之中，与实际战争计划几乎没有交集。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禁忌心理——彼此均认同某些念头过于邪恶，因此不能去想——在这里的表现是，每次提及核战争的前景，前面都要加上一个词：难以想象的。1964年，在巴里·戈德华特仔细思考如何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之后，林登·约翰逊的竞选班子立即推出了著名的“雏菊”电视广告。在广告片中，一个小女孩数着雏菊上的花瓣，她的计数同时就是核爆的倒计时。人们认为约翰逊在那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支广告也小有功劳。[200]罗伯特·奥本海默在1945年目睹第一次核弹试验时，引用了《薄伽梵歌》中的诗句：“现在我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自那之后，宗教典故一直和核武形影相随。最常见的还是《圣经》中的词句：天启、末日、世界的终结、最后的审判。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这样写道：“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我们将世世代代被打上该隐的印记。”[201]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曾参与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他在1985年发出疑问：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广岛的神圣化，就是说，广岛正在升华为一个极为神秘的圣像，成为一种足以与《圣经》事件相比较的宗教力量？尽管我不能证明，但我相信，人们在广岛核爆40周年之际流露出的深刻的关切，表明广岛事件已经具有重大宗教节日般的象征意义……广岛的圣化是核武时代最具希望的进步。[202]
核武禁忌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第1章已经看到，在广岛核爆至少10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仍然对原子弹保持敬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3年哀叹人们围绕核武器有着各种“虚假的认识”和“禁忌”。[203]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爆发台海危机时，艾森豪威尔说：“在任何战斗中都可以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严格地为了军事目的使用这些武器。在你能够使用子弹和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不能够使用这些武器。”[204]
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核武器成了一种耻辱，这一类言论变得令人完全无法接受了。人们先是认识到核武器的破坏力与历史上其他任何武力都不在一个序列上，它们彻底违背了发动战争合乎比例的观念，民防计划（比如后院的防空洞和藏在课桌下面的掩蔽演习）在核武面前荒唐可笑。接着，人们认识到，在核爆之后的几十年中，核辐射余波的持续辐射可能会造成染色体损伤和癌症。大气核试产生的辐射微尘已经使全世界的降雨受到锶90的污染。锶90这种放射性同位素和钙一样，存在于儿童的骨骼和牙齿中。马尔维娜·雷诺兹的反战歌曲《他们对雨做了什么？》（What Have They Done to the Rain?）就是对此有感而发。
尽管美国和苏联急不可待地开发新的核武技术，但在同时，虽然听起来很虚伪，他们也开始致力于召开核裁军会谈，发布核裁军声明。但真正开始让核武臭名昭著的还是草根运动。莱纳斯·鲍林、伯特兰·罗素、艾伯特·史怀哲等公共人物和上百万公民一起举行示威，签署请愿书。与日俱增的压力迫使超级大国先是暂停大气核试验，接着完全禁止大气核试，随即签署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临界点。林登·约翰逊利用公众的情绪，在“雏菊”竞选广告中丑化戈德华特。他在1964年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公众关注核武定义的边界，说：“不要搞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常规核武器这样的东西。在危机四伏的19年中，没有哪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投放原子弹。不使用核武器现在是政治决策的头等大事。”[205]
世界持续走好运，无核战20年成为无核战30年、40年、50年和60年；一种禁忌自我强化，直到发展成为公共常识。使用核武之所以是难以想象的，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事实上，因为核威慑越来越无效，它不仅未能阻止大规模战争（越战），也未能遏止小规模战争（马岛战争），这算是人类为无限期推迟最后审判而付出的小小代价。
当然，一个仅仅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准则很有可能突然崩溃。人们也许会忧虑——也应该忧虑，比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甚至很快还会有伊朗这些大国俱乐部之外的核武国家，可能不接受使用核武器后果不堪想象这一共识。更糟糕的是，国际恐怖组织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以无法想象的极端恐怖震撼世界，那么，它们只要偷盗一件核武器就可以破除禁忌。一旦引爆一次核武器，所有的约束都会失效。悲观主义者会说，尽管“长期和平”至今为止不依赖核威慑，但这只是暂时的。结局肯定是核武扩散，一个疯子就能截断幸运线，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会打破核武禁忌。
今天世界核安全的危险现状，让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感到不安。但即使如此，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糟糕。我会在下一章讨论核武恐怖主义问题。在此，我们来看一看核武现状。
核武扩散的速度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疯狂，这让我们有了一线希望。在美国1960年的总统竞选辩论中，肯尼迪预测，到1964年，将会有“10个、15个、2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206]中国在196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核俱乐部就有了5名成员。汤姆·莱勒的歌曲《谁是下一个？》正是抓住了人们对失控的核武扩散的恐惧。他在歌中依次唱出各个国家的名字，猜度它们是否会是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下一个是卢森堡/谁知道？也许会是摩纳哥”）。
但是，歌曲历数的国家中唯一成为核武国家的是以色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如此说/为了万无一失——最好还有颗炸弹！”）。专家预言，日本将在1980年之前“坚定地进入制造核武器的程序”，而一个统一的德国“会为没有核武器而缺乏安全感”，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兴趣发展核武器。[207]信不信由你，自1964年之后，放弃核武的国家的数量和取得核武的国家的数量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今天的朝鲜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同时，1989年，南非在种族隔离政权垮台前夕，拆除了它的核设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谢绝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信不信由你，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非核国家中，寻求核武器的国家迅速减少。图5-22中的数字来自政治学家司各特·萨根，显示的是1945年后每一年有多少无核国家开始发展核武项目。
图5-22 1945—2010年无核国家开始和终止开发核武器的记录
国家前的减号“-”表示该国终止了核项目。灰色字体的国家是人们相信在2010年正在开发核武技术的国家。虽然以色列在2007年对叙利亚一处被怀疑是核设施的地点进行过轰炸，但直至2010年，叙利亚一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所以叙利亚仍然被列在此名单上。
资料来源：根据萨根的资料改编，2009年；萨根2010年的更新资料，2010年，司各特·萨根和简·艾斯伯格（Jane Esberg）提供。
下行线表示在不同年份，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西、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罗马尼亚、韩国、瑞士、南斯拉夫曾经发展核武器，但后来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偶尔有些国家和地区是在以色列的空袭压力下放弃了核计划，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出于自我选择。
核武禁忌是否已经岌岌可危？是否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流氓国家挑战禁忌，从而让整个世界失去约束？历史是否告诉我们每一种武器技术或迟或早要付诸应用，最后成为无可非议的现实？
毒气的故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恐怖的篇章，它也是我们寻找答案的地方。在《化学武器禁忌》（The Chemical Weapens Taboo）一书中，政治学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追溯了化学武器怎样在20世纪上半叶沦为过街老鼠。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旨在规范战争行为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各项公约分别禁止签约国使用中空弹，空中投掷爆炸物（当时是使用气球投弹，4年之后才发明了飞机）以及散布毒气的发射装置。鉴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海牙公约》看来无非是准备丢进历史垃圾箱的几张废纸，上面写满了自我感觉良好但毫无执行力的宏大宣言。
但是普莱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军人还是应该感激《海牙公约》。当德军开始在战场使用致命毒气的时候，它宣称这仅仅是对法国人使用催泪手榴弹的回击，并没有违反《海牙公约》的条款，因为没有使用炮弹发送毒气，而只是打开毒气筒，任凭风将毒气带向敌人。即使德国人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但它还是指明一个事实，即德国人感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作为对德国违反公约的报复，英国、法国和美国随即宣布，因为有包括美国在内的非签约国参战，各方同意公约不再有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对化学武器成为世界性的诉求。《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包含了一项更加严谨的条款：“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的或其他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的方法，已经为文明世界的公正舆论所谴责；并鉴于……已经宣布禁止其使用……这项禁令成为公认的对国际良知和实践具有同样拘束力的国际法的一部分。”[208]最后133个国家先后签署了议定书，尽管其中不少签署国保留了储藏化学武器作为威慑的权力。丘吉尔对议定书的解释是：“我们单方面地做出决定，除非德国人率先使用，我们绝不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但是，深知敌人的野蛮，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充分做好准备。”[209]
不论是否有效，这份协议确立了反对在国家间战争中使用毒气的禁忌。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大量毒气，但都没有在战场上使用。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承担率先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恶名，尤其是纳粹当时仍然希望英国能够接受他们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权。各方都对对方的报复心怀戒惧。
甚至在某些意外事件打破了稳定，很可能触发不可阻挡的升级行动的时候，双方也都保持了克制。欧洲战场上的盟军曾经两次意外地开启了毒气。盟军向德军司令部做出解释，德军司令部接受了解释，没有进行报复。[210]对文明的某种认知区隔化多少也有助于保持克制。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在阿比尼西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都使用过毒气。但是各国领导人对这些事件默不作声，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发生在“未开化”地区，不属于国际大家庭的事务。因此，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导致禁忌崩溃的违约行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战争中持续使用毒气的是1967年埃及在也门的行动，以及1980—1988年伊拉克在战争中针对伊朗军队（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平民）。触犯禁忌也许就是导致萨达姆·侯赛因垮台的原因。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这次战争行动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对萨达姆使用毒气的厌恶，让不少反战者闭上了嘴巴。2006年，伊拉克法庭审判萨达姆并判处他死刑，7项指控中有2项是使用毒气。[211]世界各国在1993年正式宣布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所有已知的化学武器库存都已经或者正在被销毁。
为什么在如此之多的战争武器中，只有毒气格外被人们憎恶，并被视为不文明，甚至纳粹也没有在战场上使用它？（纳粹在其他地方使用毒气的时候，显然没有什么愧疚之感。）遭受毒气侵害是极为痛苦的，但是被金属的碎片打穿或者打烂也同样是极为痛苦的。如果说到死亡数字，毒气的致命程度远远不如子弹和炸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毒气致伤的伤员的死亡率不到1%，毒气死亡数总计不到战争总死亡数的1%。[212]虽然化学战在军事行动中往往一团糟，没有哪个战地指挥官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风力和风向——德国人还是很可能在敦刻尔克使用毒气，将英军打得一败涂地。而在太平洋周边列岛清除日军藏身的山洞时，美军也还是会觉得毒气最得心应手。如果说化学武器难以使用，这也不是它们的特性，大部分新武器技术在刚刚被启用的时候都没有效率。例如，第一批火药武器装载速度慢，瞄准困难，容易在士兵的脸上爆炸。而且，化学武器也不是第一个被指责为“野蛮”的杀人工具。在弓箭时代，人们指责使用火枪不道德、反人性并且是懦夫行为。那么，反对化学武器的禁忌的着眼点何在？
一个可能性是，人们在头脑中对毒有特殊的反感。无论如何，只要悬置正常的文明准则，任凭武士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行事仍有约束，即只应该向有潜力使用同样武力的敌人采取快速和直接的打击。和平主义者也可以享受战争影片或者战争电子游戏，内中不乏枪杀、刀刺和爆炸，但几乎没有人会愉快地看着绿色的烟云在战地弥漫，慢慢地将活生生的人变为僵尸。投毒者一向受到痛斥，被视为特别邪恶的背信弃义的凶徒。毒是巫师的工具，而不是战士的武器，是（掌控了厨房和药箱的）婆娘的手段，而不是男子汉的本领。在《恶毒妇》（Venomous Woman）一书中，文学家玛格丽特·哈尔里斯（Margaret Hallissy）对其原型做了如下说明：
在两个身份相当的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时，毒药从来都不是一件光彩的武器，不像剑或枪，这些才是男人的武器。一个使用此类暗器的男人令人不齿。公开承认对抗形成一种约束，在这个约束下，对等的双方都给予对方机会以显示实力……决斗者是公开的、诚实的，也是强壮的；投毒者则是狡诈、玩弄阴谋，而且是虚弱的。一个带着枪或剑的男子具有威胁力，但是他昭示自己所具备的威胁，他打算攻击的受害者也可以武装自己……一个准备下毒的妇女和一个持枪的男子一样可以致人死命，但是因为她在暗中行事，受害者更加无法反抗。[213]
不论我们对投毒多么深恶痛绝，不论这是来自人类演化的遗传，还是来自文化历史的继承，只有将这种历史的偶然性放大，才能使之生根发芽，成为战争规范中的一个禁忌。普莱斯分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来没有有意地向平民施放毒气，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本身就是一个关键性事件。至少，在应用上确立了不得触犯禁忌这个先例。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飞机空投毒气弹毁灭整个城市感到极为恐惧，大众被动员起来坚决反对使用毒气。
化学武器禁忌和核武器禁忌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类比。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是不可比拟的，但今天这两种武器合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因为这两种禁忌通过联系互相强化了。这两种武器都会导致疾病，造成慢性死亡，而且在施加伤害时无法分辨战斗人员和平民，因此格外令人恐惧。
至少按照核时代日益恐怖的标准，我们在化学武器上的经验能够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给世界带来某种希望。不是每一件杀人的技术都要成为军备工具箱里的永久组件；有些妖魔鬼怪还能够被塞回原来的瓶子；有些时候，道德情感也会固化为国际规范，并影响战争规则。此外，这些国际规范可以足够坚挺，不至于因一次孤立的违规就失去效力，而这样违规也未必一定触发不可控的暴力升级。这实在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发现，虽然似乎是意识到这个发现的人越少，对世界越好。
如果说世界得以免于化学武器之害，那么，它是否也能免受核武之害呢？美国一些偶像级人物提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宣言，标题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些偶像人物不是彼得、保罗和玛丽，而是乔治·舒尔茨、威廉·佩里、亨利·基辛格和山姆·纳恩。[214]舒尔茨是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佩里是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基辛格是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纳恩曾经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一直被认为是国会中最了解国防问题的议员。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空想和平主义者的嫌疑。
支持他们的是一支“梦之队”，其成员都是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既有老牌的民主党人，也有老牌的共和党人，资格最老的是肯尼迪政府的阁员。他们中有5位前国务卿、5位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4位前国防部长。曾经在这些位置上服务的人中有3/4响应号召，参与推动一项分阶段、可核实、有约束力的彻底销毁核武器的计划，有时我们称其为“全球零核”（Global Zero）计划。[215]巴拉克·奥巴马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各自的讲话中分别表示支持该项计划（这也是奥巴马在200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几家智库已经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问题。主要线路图分四个阶段——协商，减撤，核实，最后在2030年彻底销毁核弹头。[216]
从这些支持者的简历来看，人们也许会说“全球零核”的背景是某种冷酷的实力政治。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的核武库就成为一个荒唐的笑料。超级大国之间的生存性威胁不复存在，因此不再需要进行威慑。在核武禁忌有效的情况下，大国的核武库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核武报复无法威慑没有国家支持的恐怖分子，因为恐怖袭击的炸弹从来不会注明回信地址。如果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觉得值得珍重，也就无从对他们进行威胁。世界上已有各式各样的核裁军协议，虽然都值得赞扬，但是只要数千颗核弹仍然存在，制造核弹的技术仍没有被遗忘，这些核裁协议对全球安全就没有实际作用。”
全球零核”背后的心理是将使用核武的禁忌扩展为拥有核武的禁忌。禁忌的前提是各方相互理解，承认在有核和无核之间有很多分界线，最重要的是零核与非零核之间的分界线。如果所有的邻国都没有装备核武器，那么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借口保护自己免受邻国威胁而寻求拥有核武器。老资格的核大国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权保留核武器。如果成熟的强国远离这种老式的丑陋的武器，发展中国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盛而寻求核武器。任何试图追求核武器的国家和恐怖组织都会被世人看作不可接触的异类——一个卑鄙的罪犯，而不是令人敬畏的挑战者。
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从此岸到达彼岸。销毁核武器的过程可能打开一个危险的窗口，在这个时期，某个核大国可能落入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分子的掌控。有些国家为了防范对手不老实，可能自己也私藏几颗核弹。而流氓国家一旦确定不会受到核报复，就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核武器。在一个没有核武器，但仍然具备核武器制造知识的世界上——这个妖魔恐怕是无法再装回瓶子了——一次危机就可能导致各国竞相重整核武器，而第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将难以克制在敌人取得优势前发动攻击的欲望。无核世界是否真能如愿，以及是否真如所愿，包括谢林、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和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在内的一些核武器战略专家持怀疑态度，虽然其他人还在努力制订裁核时间表和保障机制。[217]
因为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没有人敢说核武器很快就能像毒气弹一样得到控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讨论中将彻底销毁核武器作为一种可预见的前景，这也算是显示了长期和平趋势的一个迹象吧。一旦实现无核化，这将代表暴力的根本性下降。一个无核的世界！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者敢有如此梦想？
长期和平是民主和平吗？
如果“长期和平”既不是恐怖孕育的巨婴，也不是与毁灭伴生的孪生兄弟，那它会是谁的孩子呢？我们能否找到某种外生的变量——某种不在和平进程之内的发展元素，它不仅在战后历史中生机蓬勃，而且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天然的反战力量？是否能够找到某种因果解释，而不是仅仅说“发达国家不再打仗是因为它们不那么好战了”？
在第4章，我们提到了一个200年前的理论，它给出了某种预见。伊曼努尔·康德推断，弱化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动机需要三个条件——除此之外，并不要求他们个人成为更善良、更温情的人。
首先是民主。民主政府的设计旨在通过共同接受的法治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所以民主制度应该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外化这一伦理。其次，与个人崇拜、救世信仰和沙文主义使命不同，每个民主政体都建立在同样的理性基础之上，所以每个民主国家都知道其他民主政体如何运作。在霍布斯的世界，担心对方先下手的恐惧让双方都有率先发动进攻的意愿，而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的推定信任，能够将这种恐惧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既然民主国家领导人要对人民负责，他们不太可能为了换取自己的荣耀，牺牲人民的鲜血和财富，发动愚蠢的战争。
现在被称为“民主和平”的理论给“长期和平”提供了两点解释。第一，所有的趋势线都指向正确的方向。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民主的根基相当浅。直到1989年，半壁东欧都在非民主的政府统治之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法西斯独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军国主义君主制，与之联盟的是君主制的奥匈帝国；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纳粹独裁，有法西斯意大利与之结盟。甚至法国，也是经历了5次尝试才得到真正的民主，在此期间穿插着君主制、帝国，还有维希政府。不久之前，许多专家都认为民主制度已然日薄西山。1975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哀叹说：“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与19世纪君主制的处境越来越相像：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在几个孤立或者独特的零星角落坚持着，即使在一些特殊环境中运作得还算良好，但绝对不是未来的方向。它是世界的过去状态，不是世界的未来状态。”[218]
确实，社会科学家最好永远都不要去预测未来，让他们研究透彻过去就已经够困难了。图5-23显示的是“二战”之后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伪民主国家（非完全民主亦非完全专制的国家）在全球的命运。莫伊尼汉宣布民主已死的那一年恰好是各个政体相对命运的转折点，民主制度终于成为世界的潮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南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民主化，东欧则在20世纪90年初开始民主转型。到今天为止，在欧洲被归类为专制政体的国家只有白俄罗斯，除此就是俄罗斯，它仍然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例如韩国，也是以民主政体为主。[219]与对国际和平是否有贡献无关，民主是一种最少对自己的公民施加暴力的政体，民主政体扩展本身就是暴力历史性减少的里程碑。
图5-23 1946—2008年，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伪民主国家
资料来源：图表改编自马歇尔和科尔，2009年。仅包括2008年人口超过50万的国家。
“民主和平”的第二个卖点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描述，人们说得多了，仿佛也就成了事实，有时我们索性将它上升为历史的规律。这里有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做出的一个解释，他在2008年接受了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的采访：
斯图尔特：我们的总统——你见过他了吗？他可是个大大的自由派。他相信如果每个家伙都是民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打架了。
布莱尔：是啊。历史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两个民主国家卷入相互对抗的战争。
斯图尔特：让我问你一个问题。阿根廷，民主吗？
布莱尔：嗯，它是民主制度。他们选举自己的总统。
斯图尔特：英国，民主吗？
布莱尔：多少也算是吧。反正我上回离开那儿的时候，它还是民主的。
斯图尔特：呃……你们打仗了吧？
布莱尔：事实上，（打仗的）那个时候阿根廷还不是民主国家。
斯图尔特：真见鬼！我还以为我套住他了！
如果说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民主化，而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对“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停止参加战争的解释。实际上，斯图尔特提出这样的疑问，说明“民主和平”理论受到严厉的审视，尤其是这个理论为布什和布莱尔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历史爱好者总是喜欢找到一些例外，这里是怀特搜集的几个特例：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战争：雅典对叙拉古
.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布匿战争：古罗马对迦太基
. 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对英国
. 1793—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法国对英国、瑞士和荷兰
. 1812—1815年的1812年战争：美国对英国
. 1849年法兰西-罗马战争：法国对罗马共和国
.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美利坚合众国对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南方邦联）
. 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对西班牙
. 1899—1901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
. 1947—1949年的第一次印巴战争
. 1978年和1982年的黎巴嫩内战：以色列对黎巴嫩
. 1991—1992年的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克罗地亚对南斯拉夫
.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对南斯拉夫
. 1999年的卡吉尔边境战争：印度对巴基斯坦
. 2006年的以色列-黎巴嫩冲突[220]
每一个反例都涉及这些交战的国家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问题。古希腊、古罗马和美国的南方邦联都是蓄奴的；英国在1832年之前一直是君主制，只有少得可怜的直选机制。其他交战国，例如黎巴嫩、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以及19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至多只能算雏形民主或者边缘民主。直到20世纪初，妇女还没有选举权——我们将会看到，在投票的时候，妇女比男子更倾向于和平。大部分支持“民主和平论”的人都认为该理论不适用于20世纪之前的世界，因为那时的民主仍然是新生的和不稳定的，但是20世纪之后，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批评“民主和平论”的人表示，民主的圈子非常狭小，里面只有寥寥几个国家，因此根据统计概率的规律，看不到交战双方都是民主国家的战争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除了大国之外，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才有交战的可能，而很多理论上会发生对抗的国家没有这个地理便利。无论如何，我们不需要引进民主这个因素来解释为什么新西兰和乌拉圭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如果我们将民主和平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排除某个时点之前的战争案例（比如将时间约束设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么就有人会对“长期和平”做出一种更嘲弄的描述：自冷战开始以来，与世界上头号大国美国结盟的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长期和平”的其他表现，比如大国之间从未发生战争，是永远无法用“民主和平论”来解释的。持这种批评立场的人认为，大国之间的和平来自相互威慑，包括核威慑和常规武器威慑。[221]
至少在分析总体战争倾向上，民主和平论还有最后一个难题，即民主国家的表现远不是康德设想的那个样子。民主国家应该外化其受法律制约的权力分配和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种观念，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争霸殖民帝国的战争格格不入。这几个国家在1838—1920年共攫取了至少33块殖民地，其中一些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甚至到60年代（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让“民主和平论”感到困窘的还有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干涉，比如中央情报局帮助推翻多少有些民主色彩的伊朗政府（1953年）、危地马拉政府（1954年）和智利政府（1973年）, 智利政府因为过于左倾而让美国不能容忍。主张“民主和平论”的人的回答是，欧洲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立刻烟消云散，但随着国内民主化的进展，欧洲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迅速减少；而美国的对外干涉都是秘密行动，与公开的战争不同，公众完全不知情，因此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例外。[222]
每当争论落入可伸缩的定义、刻意寻找的样本和各种各样的借口时，我们就应该引入有关致命冲突的统计分析了。两位政治学家——布鲁斯·鲁塞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的工作为“民主和平论”注入了新的生命，他们的工作包括严格定义、控制混杂变量，并对民主和平论的量化进行测试：不是民主国家永远不进行战争（在提到的这些特例中，战争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少卷入战争。[223]
鲁塞特和奥尼尔解开了纠缠在一起的乱麻团，他们使用统计学的多重逻辑回归，剥离出混杂变量的影响。比如，我们发现老烟鬼中有很多人有心脏病，但需要证明的是引起心脏病的原因是吸烟，而不是缺乏运动，尽管吸烟的人大多锻炼不足。为此，我们首先要尽可能地收集心脏病人的数据，以及尽量多的干扰因子——锻炼的数据。在查看大量男子的健康记录样本之后，你或许会发现，平均而言，每星期增加一小时运动量，男性心脏病发病的概率就会降低一定程度。但是，运动量和心脏病发病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大，有些电视迷的心脏很健康，有些运动员却在健身房发生心肌梗死。当运动量一定时，预测的心脏病发病率和收集到的实际发病率之差被称为残差。在得到一组残差的集合之后，我们可以做各种测试，以确定我们真正想知道的变量——抽烟对心脏病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找出一个变量集合。一般来说，老烟民的运动量较少，但是其中也有些人的运动量很大，同时，有些不吸烟的人完全不做任何锻炼。这就提供了第二组残差：男性中实际吸烟人数的比重和根据运动量推算的吸烟人数的比重之间的差。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吸烟和运动关联的残差（吸烟实际人数与从人们的运动量上推算的吸烟人数之间的差距）和运动和心脏病关联的残差（心脏病患者的实际人数与根据运动量推算的心脏病患者的人数之间的差距）之间是否相关。如果两个残差相关，我们就可以说，吸烟和心脏病相关，而且两者与运动联合相关。如果我们在男子生命较早的时点上测度是否吸烟，在稍后的时点上测度是否有心脏病（排除心脏病导致男人吸烟的可能性，而不是相反），就会一步一步得出吸烟导致心脏病的结论。多重回归不仅让我们能够处理两个互相纠缠的预测变项，而且让我们能够处理任意多的预测变量。
多重回归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厘清的预测变量越多，需要的数据就越多，因为干扰变量有吸收和“耗尽”数据差异性的特性，干扰变量越多，数据差异性越小，我们也就只能依靠余下的差异性求证我们的假设。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件，这是人类的福气，却是社会科学家的“不幸”。“战争相关项目”的数据显示，1823—1997年，世界共发生了79次真正意义上（年死亡至少1000人）的国家战争；1900年之后，只有49次，这在统计学上完全没有意义。因此，鲁塞特和奥尼尔只能设法扩大他们的数据库，将与国家间武装争端有关的事件，包括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开枪示警、战斗机升空示威、摩拳擦掌、放冷枪，以及其他耀武扬威的行动加入进去。[224]假定每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相应地都有更多未发展成战争的小纠纷，而导致纠纷的起因和战争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因此，在统计上，这些大量的纠纷可以被视为战争的替代值。1816—2001年，被“战争相关数据库”承认的国家间武装争端有2300多起，这个数字足以让数据饥渴的社会科学家感到欢喜。[225]
鲁塞特和奥尼尔先是排列出分析单元：1886—2001年每一年中每一对交战或者几乎交战的国家，它们或者是邻国，或者其中一方是大国，进入名单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一对国家确实在那一年发生过武装冲突。假定在一对交战国中，即使有一个是反战的民主国家，它仍然很可能被另一个更好战（而且可能也是不民主的）的对手拖进战争。所以，接下来要观察在每一组交战国中，比较不民主的那个国家在战争发生前一年的民主程度如何。显然，指责民主的荷兰在1940年卷入与德国入侵者的战争是非常不公平的：1940年的战争名单上有荷兰-德国组，而1939年德国民主的评级是0——最低分。
在确定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时，为了避免数据挖掘中的种种诱惑，尤其是有些不时上演竞选闹剧的国家会坚称自己是民主政体，鲁塞特和奥尼尔使用了“政体项目”（Polity Project）的数据。“政体项目”将民主化的程度从0~10分为11级，根据各个国家政治过程的竞争性、领导人遴选方式的开放性，以及对领导人权力的约束程度来对每个国家进行评级。研究者还加入了一些变量，它们被认为将通过纯粹的现实政治影响军事争端：一对国家以前是不是盟国（因为盟国之间不轻易交恶），两国之中是否有一个大国（因为大国喜欢找麻烦）；如果两个都不是大国，是否有一方比另一方要强大得多（因为结局预知，所以力量悬殊的两个国家之间较少发生战争）。
那么，民主国家是不是比不民主的国家更少介入军事争端，或者根本没有区别呢？答案是确定的——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当对抗的两国中不民主的一方是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发生战争的机会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机会将减少一半。[226]
事实上，“民主和平论”比其倡导者所希望的更加坚实牢靠。不仅民主国家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而且有证据显示，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避免战争。[227]民主国家之间互不交战，不仅是因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从来没有人提“专制和平论”，因为强盗之间并不尊奉互不抢劫的守则，专制国家也不会因为同为专制就避免相互冲突。[228]“民主和平论”不仅被整整115年的历史数据验证，同时也被1900—1939年和1989—2001年这两个区段的数据验证。这说明“民主和平”不是冷战时期“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副产品。[229]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或者“不列颠治下的和平”，那些几个大国独霸世界的年代，并不比群雄并列的年代更和平。[230]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新兴民主化国家是“民主和平论”的例外，请想一想在苏联帝国崩溃后加入民主阵营的巴尔干国家和中欧各国，还有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摆脱了军人政权的南美国家，它们中没有任何国家在民主化后发动过战争。[231]鲁塞特和奥尼尔发现“民主和平论”只有一个限制条件：它起始于1900年左右，只适用于此后的世界；用19世纪的历史来验证它，则会有太多的反例。[232]
“民主和平论”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但是，这不是说我们都应该是为自由而战的人，应该尝试向每一个我们能够攻占的专制国家安插民主政府。对一个社会而言，民主不是一个纯粹的外生变量；不存在一个民主政府运作程式说明书，能够让所有人照章办理。民主首先体现在一个社会的文明心态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反对政治暴力。前面讲到过，英国和美国当年为民主准备基础的时候，那里的政治领袖刚刚摆脱谋杀对手的恶习。没有这样文明的社会肌体，民主就无法保证国家内部的和平。在下一章我们会谈到，虽然新生的仍很脆弱的民主政体不再发动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它们在内战方面的记录却仍然令人扼腕。
对于为什么民主国家厌弃国家间的战争，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理由将民主美化为原动力。“富有的人要给他更多，匮乏的人还要让他失去。”——在马太效应中，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受惠的一方，是满足了的人又得到了更多。民主国家不仅摆脱了专制，而且更加富裕、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也更开放。为了理解长期和平，我们必须将这些影响因素分开。
长期和平是自由和平吗？
“民主的和平”有时被看作一种“自由的和平”的特例。这里的“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强调的是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不是左派的自由主义。[233]“自由和平论”提倡“文明商业学说”，即商贸是某种形式的互惠利他主义，交易各方均有机会因正和博弈而受益，商贸中利他即为利己。罗伯特·赖特在讨论人类合作发展历史的著述《非零》中，给予互惠主义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有许多不应该轰炸日本人的理由，而我本人想到的是日本人制造了我的小面包车。”
“全球化”这个时髦的字眼儿告诉我们，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种外源的进步因素让贸易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划算了。这些进步在交通技术方面有喷气式客机、集装箱货轮，在电子通信技术方面有电报、长途电话、传真、卫星和互联网。贸易协议降低了关税和政策限制，国际融资和换汇通道让货币能够在各国之间流动。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创意和信息，而不是体力和物质。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例，告诉我们贸易与和平高度相关。18世纪，随着皇家特许和垄断逐渐让位于自由市场，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逐步让位于国际贸易人人受益的观念，战争开始收敛，商贸开始兴盛。从大国武力游戏及其附属的战争中抽身的国家，比如18世纪的荷兰、20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和日本，通常将国民精神从争当武力大国转变为争取成为经济实力大国。20世纪30年代的关税保护主义导致国际贸易萧条，这很可能是造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一个方向上是滚滚洪流般的制成品，另一个方向上是源源不断的美钞，除此之外，两国鲜有共同之处。但两国目前相互礼让，可以说是贸易促进和平的一个最新案例。在有关现代防止冲突的假说中，与“民主和平论”相媲美的还有“金色拱门理论”（麦当劳的黄色M商标），即在两个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唯一肯定的例外是1999年，北约短暂地轰炸了有汉堡“巨无霸”的南斯拉夫。[234]
撇开这些说笑，历史学家对“贸易有利于和平”是不是一般性规律持怀疑态度。比如，1986年，约翰·加迪斯这样写道：“这都是人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但是实在没有多少历史事实能给出验证。”[235]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发展支撑贸易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带来和平。促进贸易的技术，比如船只和道路，也促进了掠夺；有些时候，甚至在同一伙人中，商贸和劫掠同时并存，其原则是“敌众我寡则商，我众敌寡则抢”。[236]在中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间，商贸盈利如此丰厚，人们有时甚至对抵制贸易的殖民地和弱国动用炮舰强迫其开放贸易。最臭名昭著的实例是19世纪的“鸦片战争”，当时英国人以武力进犯中国，迫使中国允许英国在中国领土上贩卖毒品。大国之间的战争通常都发生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
在诺曼·安格尔（Norman Angell）宣称自由贸易已经消灭了战争的5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贸易和平论”的声誉一落千丈。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人乘胜追击，特别用数据说明，大战前几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依存程度，包括两国的贸易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37]安格尔自己也不无痛苦地指出，只有当各国都以国家的繁荣为首要考虑的时候，才会因战争毫无经济收益而避免战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情愿牺牲一点点——但经常远远不止一点点繁荣，来换取国家的面子，或者推行乌托邦式意识形态，或者纠正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公正。而他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竟然也会支持他们的决定。
鲁塞特和奥尼尔，两位善于做数据分析的“民主和平论”的辩护者，对怀疑论充满了怀疑，于是对“自由和平论”进行了测试。首先，他们注意到，尽管国际贸易在“一战”前夕达到一个小高峰，但与“二战”后的贸易发展相比，贸易量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非常低（图5-24）。
图5-24 1885—2000年各国GDP中国际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鲁塞特制图，2008年，根据格莱迪奇的数据，2002年。
其次，国际贸易推动和平，只有在贸易受国际协议制约的情况下才成立，因为国际协议能够防范某些国家突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切断其贸易伙伴生命攸关的供应线。加特认为，进入20世纪前后，英国和法国都曾经吵吵嚷嚷要在帝国内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不与殖民地之外的国家进行贸易。德国人对此感到惊恐，德国领导人深感自己也需要一个帝国。[238]
双方各有正例和反例，也有许多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又到了要进行多重回归的时候了。在每一对有战争风险的国家中，鲁塞特和奥尼尔先找出对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那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占GDP的比重）。他们发现，即使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在某个年份对贸易依赖较高的国家，在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239]其他研究表明，贸易的和平效应与该国的发展水平有关：那些已经具备降低贸易成本的金融和技术基础条件的国家，更倾向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240]这个论断符合安格尔和赖特的观点，即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金钱的激励指向贸易，背离战争。
鲁塞特和奥尼尔发现，不仅两国间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和平，而且每个国家对外贸的总依存度也与和平相关，一个向全球经济开放的国家不倾向于介入军事冲突。[241]我们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文明商贸的定义。国际贸易仅仅是一个国家商业精神的一个侧面，其他还包括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公民能够自由签订可强制执行的合约，并依赖自愿的货币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以物易物或者坑蒙拐骗。这种广义商贸所具有的和平效应甚至比民主的和平效应更加显著。只有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民主和平论”才有明显的效力，但当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是市场经济时，商业的影响就会显现。[242]
根据这些发现，一些政治学家推演出一种叫作“资本主义和平论”的奇谈怪论。[243]“自由和平论”中的自由既是指民主的政治开放，也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开放。根据“资本主义和平论”，经济开放是促进和平的主要力量。持此观点的人坚信，康德对民主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论述资本主义。这样的论述当然会让左派哑口无言。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其运行依赖的是公民之间的自愿契约，而不是政府的命令和管治，这一原则与康德的民主共和具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国家内形成自愿协议所采用的伦理（正如在法治下过渡权力的伦理一样）会自然地外化到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一个自由市场国家的透明度和可理解度能够让邻国确信它不会进入战时体制，这不仅可以化解掉进霍布斯陷阱的危险，而且可以严格制约领导人玩弄战争威胁和边缘政策的能力。不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是否受选票箱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中，政客的权力受到控制了生产手段的股票持有人的约束，他们很可能反对扰乱国际贸易。对于领导人追逐个人荣耀、宏图伟业和绝对正义的个人野心，以及他们面对任何挑衅都要无限升级的冲动，市场的制约就是一道紧箍咒。
民主国家多为资本主义，反之亦然，但是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相关，比如某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但同时是专制政权；印度是民主制度，但直到最近，其经济制度仍然以社会主义为主。有几位政治学家研究了这种错位滑移现象，他们在分析军事冲突或其他国际争端的数据时，将民主和资本主义作为相互独立的变量。与鲁塞特和奥尼尔一样，他们也发现国际贸易和经济开放这些资本主义变量具有明显的和平效果。但在统计分析中，一旦离开资本主义，民主是否还具有和平效应，有些学者的看法就与鲁塞特和奥尼尔产生了分歧。[244]不过，即使人们在统计回归上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相对和平效应争执不下，整体“自由和平论”仍然有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和平论”这个观点让某些人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他们总是记得资本主义曾经被视为“死亡机器”和“战争狂人”。研究和平的著名学者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2008年作为学会主席在国际学会上发表演讲。在演讲结束之前，他不无调侃地使用了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口号，但稍做了更新，他说：“要赚钱，不要战争。”[245]
长期和平是“康德和平”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爆发，世界上的著名思想家都急切地想要弄明白灾难的起因，并提出防止灾难再次发生的各种方案。对于其中最出名的一项方案，穆勒这样解释说：
一些西方科学家明显出于参与研发高效杀人武器的负罪感……放下实验室的工作，开始琢磨人文问题。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其表述还带有一种福音式的确定性，这是他们在讨论物理问题时从未使用过的。虽然爱因斯坦是作为瑞士这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完成了他最伟大的物理学发现，但是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瑞士这个榜样完全视而不见。他宣称：“只要还存在拥有大规模武力的主权国家，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他和其他科学家终于发现了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创立一个世界政府，才能够防止人类迫在眉睫的自我毁灭。”[246]
世界政府似乎就是利维坦逻辑的直接展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垄断了暴力的使用权，能够解决个人间的凶杀以及不同集团间的战争问题，那么，一个世界政府合法垄断对军队的使用，不就可以解决国家间的战争问题了吗？伯特兰·罗素在1948年提议，应该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立刻向世界政府表示臣服，否则美国就应该施以核打击。[247]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得都没有罗素那么远，但是世界政府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爱因斯坦、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休伯特·汉弗莱、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和威廉·道格拉斯。很多人相信联合国会逐渐演变为世界政府。
今天还在鼓吹世界政府的人不是疯子就是科幻小说迷。世界政府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政府的效力取决于它所管治的人民之间相互信任以及共享价值的程度，而这些都是不可能在全球尺度上实现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政府是唯一的，没有制衡机制来消除它的运转停滞和傲慢，因为只有在有替代、有选择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学习如何更好地进行管治，心怀不满的公民才有移民的空间。联合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们愿意接受其统治的政府。安理会在几个大国把持不放的否决权之下束手束脚，无所作为；联合国大会与其说是世界人民的议会，不如说是一个为暴君准备的演讲台。
在“永久和平”中，康德展望未来，想象会出现一个“自由国家的联邦”。他所想的绝对不是国际利维坦。这个联邦逐渐地扩大为自由共和的俱乐部，而不是全球性的大政府，这个联邦依赖的是道德正当性的软实力，而不是对武力使用权的垄断。当前与康德的理念最接近的是政府间组织，简称IGO——参与国在某个领域具有共同的利益，IGO负担有协调各国政策的功能。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国际组织中最有成效的不是联合国，而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它是一个由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在1950年发起的IGO，目的是监管共同市场，规范煤钢这两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生产。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设计特别注重将宿敌（特别是联邦德国）及其各自的抱负融入一个共享的商业企业。欧洲煤钢共同体为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打下了基础。[248]
很多历史学家相信，这些组织有助于西欧消除战争的集体意识。通过人、钱、商品和思想的相互渗透交流，这些组织弱化了各国成为军事对手的诱惑，正像美利坚合众国弱化了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成为军事对手的诱惑。将各国带入一个俱乐部，各国领袖必须遵从某些合作规则，在一起社交和工作。这些组织可以作为不偏不倚的法官，调节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它手中的胡萝卜——大市场，可以诱使参与国或者放弃它们原先的帝国（比如葡萄牙），或者承诺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249]
鲁塞特和奥尼尔表示，政府间组织是康德和平力量三角中的第三个角，另外两个分别是民主和商贸。（虽然康德没有在“永久和平”中将商贸作为独立的力量，但他在其他地方对商贸不吝赞赏，因此，鲁塞特和奥尼尔认为他们有足够的依据勾画“和平力量三角”。）政府间组织不需要任何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使命。它们可以协调防务、货币、邮政服务、关税、管道运输、渔权、污染、旅游、战争罪行、度量衡、道路标志等等——只要是各个政府自愿达成的协议，内容可以涵盖各个领域。图5-25表现了政府间组织成员在20世纪是如何稳步增加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迅猛。
图5-25 1885—2000年每一对战争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的IGO数目
资料来源：鲁塞特绘图，2008年。
为了确认IGO成员组织是否对和平有独立的影响，或者它只是搭载在民主和商贸的便车上，鲁塞特和奥尼尔计算了每一对战争关联国家加入IGO的情况，连同民主和商贸因素以及实力政治变量，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康德的三个和平力量都是成立的：民主促进和平、商贸促进和平、政府间组织促进和平。在给定年份，三个变量都在最高第10级的一对国家。与平均水平相比，不会发生军事争端的概率为83%。也就是说，两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为0。[250]
康德的理论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还是正确的吗？鲁塞特和奥尼尔用精巧的统计相关性为康德进行辩护。但是，相关数据得出的因果关系总是经不住推敲。更大的可能性是，在分析中两个呈现相关性的“因”与“果”背后，有某个隐藏的实体才是影响“因”与“果”两个变量的真正原因。在康德和平三角中，每一个推定的能动主体可能都有更深刻甚至更“康德主义”的原因，即以各方均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愿望，而不是强者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弱者。民族国家只有在各种政治势力厌倦使用谋杀分配权力之后才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只有在更努力追求共同繁荣，而不是单边光荣之后才大开商贸之门；只有当他们愿意为了一点互利而放弃一点主权时，才会加入政府间组织。换句话说，通过接受康德价值，民族国家及其领导人越来越多地遵从某些行为准则，并因此让这些准则成为普世原则。那么，长期和平是否意味着康德“绝对律令”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呢？[251]
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对这一看法嗤之以鼻。根据一种姑且可称为“现实主义”的流行理论，这个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将永远处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领袖必须都是变态狂，仅仅为本国的利益着想，被煽情的（和自杀性的）道德思想蛊惑得斗志弥坚。[252]
为“现实主义”辩护的人会说，人性必然导致某种结果，而人性论的基础则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动物。但是，我们在第8章和第9章将会看到，人也是道德动物：人类的行为道德与否，其行为的依据都不是对无私所做的伦理分析，人类的行为受道德本能的指引，辅之以情感、规范和禁忌。人类也是认知动物，他们编织信仰，并以信仰指导行动。所有这些禀赋并非天然地将我们这个物种推向和平。但是，如果我们说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领导人们的道德感和认知力与他们的同盟军相结合，将人类推向和平共处，这种想象既不是过于感性，也不是反科学的臆想。也许，长期和平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在三大康德式的原因之外，长期和平可能取决于一个最终极的康德原因。发达国家的选民所认同的各种准则已经演化为这样一种信念，即因战争造成人命伤亡，天然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在以战争制止更多的人命伤亡这一严格条件下，战争才具备合理性。如果确实如此，正如奴隶制、农奴制、轮刑、开膛破腹、斗杀狗熊、活烧猫、异端火刑、淹死女巫、绞死盗贼、公开行刑、在绞架上公示行刑犯的尸身直至腐烂、决斗、欠债人监狱、笞刑、船底拖曳等等，已在人道主义革命中从无可非议变为充满争议，再变为不道德、难以想象，直到闻所未闻，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将像这些恶行陋俗一样销声匿迹。
我们能够辨识发达国家中新兴的人道主义反战精神的外生原因吗？在第4章，我推断，出版、识字率、旅行、科学和城市化有关的各种因素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知识视野和道德胸怀，加速了人道主义革命。20世纪下半叶与人道主义革命时代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迎来了电视、电脑、卫星、电子通信和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普及。研究媒介的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战后的世界称为“地球村”。在一个村庄中，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感受到其他村民的命运。如果这个村庄是我们共情圈的自然规模，那么，当村庄扩展到整个地球，村民所关切的同胞将远远超出原来的家族和部落。当你打开晨报，看到9000英里外一个小姑娘刚刚遭到凝固汽油弹袭击，她睁大的眼睛里满是惊恐，赤裸着身体，正向你跑来……在这样的世界上，没有哪个作家还会大言不惭地说战争是“男人至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础”，或者还敢于鼓吹战争“提升人类的思想和品格”。
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和平解体，与20世纪末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253]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试图以控制媒体和人口流动来维持统治的做法完全失效。一个没有复印机、传真机、个人电脑（且不说刚刚出现的互联网）的现代经济简直就是一出滑稽戏，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何专制，也无法阻止科学家和政策专家向西方学习，更无法阻止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喜爱摇滚乐、牛仔裤以及其他表达个人自由的消费品。戈尔巴乔夫本人具有强烈的世界性偏好，他在政府中安插了许多访问过西方和在西方学习过的政策分析人员。在1975年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中，苏联领导人在字面上许诺尊重人权，苏东境内大批人权活动家纷纷为此鼓动民众，要求当局兑现承诺。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glasnost）政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在1989年获得书号正式出版，电视台能够实况转播人民代表大会的辩论，这让成百上千万的苏联人看到了苏联前任领导人的残忍和现任领导人的无能。[254]电脑芯片、喷气客机、电磁频谱不断传递着各种思想，苏东的铁幕最终被瓦解了。
反战思潮最终获胜的背后，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图5-18所展示的是大欧洲冲突死亡率。在颠簸的曲线上有三个峰值，分别是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每一个峰值之后都是一个凹值，三个凹值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低。每一次“血潮”之后，各国领袖都想尝试不让悲剧重演，他们的努力并非一败涂地。当然，他们达成的条约有效期实在有限，对于不懂得数字的人来说，历史典籍中的故事告诉他们，长期和平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一场空前的大战正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泊松雨点状的战争分布显示，战争没有周期性，没有聚积和释放的循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人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在每一次灾难后降低下一次犯错误的概率。
拉斯-埃里克·塞德曼重温了康德的论文，从康德对长期和平的论述中发现了某种新意。对于各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从基本原理中推断出和平的前提条件，康德不抱幻想；他认识到他们只能从苦涩的历史经验中学习。在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写道：
战争、紧张且不懈的备战，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每个国家迟早都必须在自己内部感受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概莫能外。这些因素自然地驱使民族国家开始尝试寻找出路，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最后，经过各种浩劫、动荡甚至彻底耗尽一国之国力，他们终于找到理由采取行动了，尽管其理由不需要如此之多的悲惨经验，他们也应该早已知道。这个行动就是放弃他们毫无法律约束的野蛮状态。[255]
塞德曼认为，康德的通过学习实现和平的理论，应该和他的通过民主实现和平的理论结合在一起。虽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原本都曾经是好战的（因为许多民主国家原本都是实力大国），所有国家对于突如其来的战争都不免盲目应对，但是，民主国家因为信息开放，国家领导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更有从灾难中学习的能力。[256]
塞德曼将1837—1992年军事冲突的历史走向进行了排列，交战双方均为民主国家的冲突为一组（黑线），其他国家的冲突为另一组（灰线），见图5-26。民主国家锯齿形的黑线显示，它以好战为起点，接着不断受到冲击，直到冲突水平直线上升。但是，在每一个峰值之后，冲突水平迅速跌至谷底。塞德曼还发现，与新兴民主国家相比，成熟民主国家的学习曲线的斜率更大。专制国家在大型战争的突然打击之后，也会恢复到比较和平的水平，但其过程缓慢，而且没有规律。人们常说，在20世纪的“血潮”之后，经历了民主化的世界“厌倦了战争”,“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这些含糊其词的说法背后，也许确实有某种道理。[257]
图5-26 1825—1992年，两个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塞德曼绘图，2001年。曲线为两个交战国的20年移动平均值。
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民谣中，一个流行的主题是，战争之愚蠢不证自明，人们只是冥顽不化地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还需要多少死亡，他们才能明白，已经有太多太多人失去了生命？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摇曳。”“士兵都到哪儿去了？每一个士兵都到墓地去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啊？”在经历了500多年的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主权战争、民族主义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后——在分布图上，脊椎处许许多多的小规模战争和长尾处几场恐怖的大战，统计数据表明，我们终于在学习了。
[1] War and civilization（1950）, p. 4，引自Mueller, 1995, p. 191。
[2] Mueller, 1989, 1995.
[3] Hayes, 2002; Richardson, 1960; Wilkin-son, 1980.
[4] Richardson, 1960, p. 133.
[5] White, 2004.
[6] Menschenfreund, 2010.最著名的例子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米歇尔·福柯、齐格蒙特·鲍曼、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
[7] Gaddis, 1986, 1989.加迪斯这里所说的长期和平是指美国和苏联之间未发生战争，我扩展了这个词的含义，指所有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和平。
[8] 一般认为这个笑话的作者是研究管理学的学者塔利布（Nassim Nicholas Taleb）。
[9] 历史人口数据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的估算（1978）。
[10] Tversky & Kahneman, 1973, 1974.
[11] Gardner, 2008; Ropeik & Gray, 2002; Slovic, Fischof, & Lichtenstein, 1982.
[12] White, 2010a.另见怀特（待出），对各次事件的叙述和较新的估计。他使用该网站的数字和资料进行的估算。
[13] 怀特注意到，安史之乱的死亡数据是有争议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移民和人口调查的中断导致数据不可信。也有人认为，数据是可靠的，因为在灌溉设施被摧毁的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变得非常脆弱。
[14] Keegan, 1993, p. 166.
[15] Saunders, 1979, p. 65.
[16] 引自大量文献，包括Gat, 2006, p. 427。
[17] Zerjal et al.，2003.
[18] Rummel, 1994, p. 51.
[19] 怀特，待出。
[20] Eckhardt, 1992.
[21] Eckhardt, 1992, p. 177.
[22] Payne, 2004, p. 69.
[23] Payne, 2004, pp. 67-70.
[24] Taagepera & Colby, 1979.
[25] Keegan, 1993, pp. 121-122.
[26] Richardson, 1960, p. xxxvii.
[27] Richardson, 1960, p. xxxv.
[28] Richardson, 1960, p. 35.
[29] Richardson, 1960, p. 113.
[30] Richardson, 1960, pp. 112, 135-136.
[31] Richardson, 1960, p. 130.
[32] Richardson, 1960; Wilkinson, 1980.
[33] Feller, 1968.
[34] Kahneman & Tversky, 1972; Tversky & Kahneman, 1974.
[35] Gould, 1991.
[36] 辛格和斯莫尔的“战争项目相关数据”也支持战争爆发的随机性，见辛格和斯莫尔，1972年，第205-206页（另见Helmbold, 1998）；昆西·赖特的《战争研究》数据库，见理查森，1960年，129页；索罗金的2500年战争目录，Sorokin, 1957年，561页；并见莱维的“大国战争数据库”，莱维，1983年，第136-137页。
[37] 在《冲突目录》中也发现了战争持续时间的指数分布。Brecke, 1999, 2002。
[38] See Wilkinson, 1980, for refinements.
[39] Richardson, 1960, pp. 140-141; Wilkin-son, 1980, pp. 30-31; Levy, 1983, pp. 136-138; Sorokin, 1957, pp. 559-563; Luard, 1986, p. 79.
[40] Sorokin, 1957, p. 563.
[41] White, 1999.
[42] Lebow, 2007.
[43] 引自Mueller, 2004a, p. 54。
[44] Mueller, 2004a, p. 54.
[45] Goldhagen, 2009; Himmelfarb, 1984, p. 81; Fischer, 1998, p. 288; Valentino, 2004.
[46] Keller, 1986.统计学家和魔术师佩尔西·迪亚科尼斯（Persi Diaconis）可以连续10次掷出硬币头像向上的结果；见E. Landuis,“Lifelong debunker takes on arbiter of neutral choices,”Stan-ford Report, Jun. 7, 2004。
[47] Science and Method，引自Richardson, 1960, p. 131。
[48] Richardson, 1960, p. 167.
[49] Sorokin, 1957, p. 564:“这里使用的数据绝对不支持战争已经消亡的观点，同样，尽管20世纪的战争数字出奇的高，也绝对没有任何（或者将有任何）的迹象支持战争在加剧的观点。总之，曲线是波动的，仅此而已。”辛格和斯莫尔，1972, p. 201:“战争的危险在加剧吗？我们这一代的学者和普通人都倾向于这样认为。答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否定。”卢亚德，1986,p. 67:“（1917—1986年）战争的整体频率与前一个时期（1789—1917年）没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更有意义的一个量度，平均每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数量与1789—1914年整个时期相比减少了。但是如果仅仅与1815—1914年这一阶段相比，则没有什么变化。”
[50] Richardson, 1960, p. 142.
[51] 准确地说，因为存在一个非零的截距，所以它们之间不是“比例”关系，而是“线性相关”。
[52] Cederman, 2003.
[53] Newman, 2005.
[54] Mitzenmacher, 2004, 2006; Newman, 2005.
[55] Zipf, 1935.
[56] Francis & Kucera, 1982.
[57] Hayes, 2002; Newman, 2005.
[58] Newman, 2005.
[59] 为了保持线性坐标和对数坐标单位的对称，在标示不同规模城市在总城市中的比重时，纽曼使用的是城市的真实人口统计数据，而不是分档的人口规模数据（个人交流，2011年2月1日）。
[60] Levy & Thompson, 2010; Vasquez, 2009.
[61] Mitzenmacher, 2004; Newman, 2005.
[62] Richardson, 1960, pp. 154-156.
[63] Cederman, 2003; Roberts & Turcotte, 1998.
[64] Maynard Smith, 1982, 1988；另见Daw-kins, 1976/1989。
[65] Kahneman & Renshon, 2007; Kahne-man & Tversky, 1979, 1984; Tversky & Kahneman, 1981. Sunk costs in nature: Dawkins & Brockmann, 1980.
[66] Richardson, 1960, p. 130; Wilkinson, 1980, pp. 20-30.
[67] 长期战争成本的非线性增长：在“国际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79次战争数据中，时间的指数函数对死亡人数的解释（可以解释偏差的48%）比时间长度本身（可以解释偏差的18%）更好。
[68] Richardson, 1960, p. 11.
[69] Slovic, 2007.
[70] Wilkinson, 1980, pp. 23-26; Weiss, 1963; Jean-Baptiste Michel，私人交流。
[71] Newman, 2005.
[72] Richardson, 1960, pp. 148-150.
[73] Fox & Zawitz, 2007；算上2006—2009年的数据，按照每年17 000推断，总谋杀死亡为955 603。
[74] Krug et al.，2002, p. 10；另参见注释76。
[75] Richardson, 1960, p. 153.
[76] 2000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暴力和健康的报告，全世界凶杀死亡数为52万，“与战争有关联的死亡”数为31万。世界各种原因的总死亡人数为5600万，按此计算的暴力死亡率为1.5%。这一数据无法和理查森的数据做直接对比，因为1820—1952年的数据非常不完整。
[77] 依据是理查森整理的死亡数据中第4至7级上的94场战争。
[78] Levy, 1983; Levy et al.，2001.
[79] Levy, 1983, p. 3.
[80] Gleditsch et al.，2002; Lacina & Gleditsch, 2005; http://www. prio. no/Data/.
[81] Levy, 1983, p. 107.
[82]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set, 1816-1997（v3.0）, http://www. correl atesofwar. org/Sarkees, 2000.
[83] 记住，莱维的数据不包括殖民战争，除非有某一个大国参战，支持反对殖民政府的抵抗力量。
[84]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set, 1816-1997（v3.0）, http://www. correlatesofwar. org/, Sarkees, 2000; and for the Kosovo war, PRIO Battle Deaths Dataset, 1946-2008, Version 3.0, http:// www. prio. 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Battle-Deaths/, Gleditsch et al.，2002; Lacina & Gleditsch, 2005.
[85] Brecke, 1999, 2002; Long & Brecke, 2003.
[86] “欧洲”的定义：虽然我坚持使用《冲突目录》的编码方案，其他数据库还是将这些国家定义为亚洲国家（比如，见“人类安全报告项目”, 2008年）。
[87] 如果将同样的数据按照对数标度绘图，会得到类似图5-15的幂律分布图形，反映出绝大部分的战争死亡是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即有大国，而且主要是欧洲大国参与的战争）造成的。但是，由于1950年后欧洲战争死亡的陡然下降，对数标度放大了20世纪最后25年的小回弹。
[88] Long & Brecke, 2003; Brecke, 1999, 2002.
[89] 我向100名互联网用户发出调查请求，要求他们给出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战争的名字，没有任何人提起上面这几个名字。
[90] Howard, 2001, pp. 12, 13.
[91] Luard, 1986, p. 240.
[92] Betzig, 1986, 1996a, 2002.
[93] Luard, 1986, p. 85.
[94] Luard, 1986, pp. 85-86, 97-98, 105-106.
[95]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1941）, quo-ted in Mueller, 1995, p. 177.
[96] Betzig, 1996a, 1996b, 2002.
[97] Luard, 1986, pp. 42-43.
[98] Mattingly, 1958, p. 154，引自Luard, 1986,p. 287。
[99] Wright, 1942, p. 215; Gat, 2006, p. 456.
[100] Gat, 2006; Levy & Thompson, 2010; Levy等人，2001; Mueller, 2004a。
[101] Tilly, 1985, p. 173.
[102] Mueller, 2004a, p. 17.
[103] Gat, 2006, pp. 456-480.
[104] Bell, 2007a.
[105] Brecke, 1999; Luard, 1986, p. 52; Bell, 2007a, p. 5.贝尔的“娱乐哈巴狗”转自迈克尔·霍华德的引述。
[106] Howard, 2001.
[107] Bell, 2007a.
[108] Bell, 2007a, p. 77.
[109] Howard, 2001, p. 38.
[110] Howard, 2001, p. 41；另见Schroeder, 1994。
[111] Howard, 2001, p. 45.
[112] Howard, 2001, p. 54.
[113] Luard, 1986, p. 355.
[114] Glover, 1999.
[115] 引自Moynihan, 1993, p. 83。
[116] 引自Mueller, 1989, pp. 38-51。
[117] 引自Mueller, 1995, p. 187。
[118] 引自Mueller, 1989, pp. 38-51。
[119] James, 1906/1971.
[120] Mueller, 1989, p. 43.
[121] Bell, 2007a, p. 311.
[122] Gopnik, 2004.
[123] Ferguson, 1998; Gopnik, 2004; Lebow, 2007; Stevenson, 2004.
[124]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set, Sarkees, 2000; White，待出。
[125] Chirot, 1995; Chirot & McCauley, 2006.
[126] Mueller, 1989, 2004a.
[127] Howard, 2001; Kurlansky, 2006; Mueller, 1989, 2004a; Payne, 2004.
[128] Mueller, 1989, p. 30.
[129] 引自Wearing, 2010, p. viii。
[130] Ferguson, 1998; Gardner, 2010; Muel-ler, 1989.
[131] Luard, 1986, p. 365.
[132] Remarque, 1929/1987, pp. 222-225.
[133] Remarque, 1929/1987, p. 204.
[134] Mueller, 1989, 2004a.
[135] Turner, 1996.
[136] Mueller, 1989, p 64.
[137] 见Mueller, 1989, p. 271, notes 2 and 4, andp. 98。
[138] 引自Mueller, 1995, p. 192。
[139] 这里也包括朝鲜战争，苏联仅仅向盟友朝鲜提供了有限的空中支援，从来没有进入距离战场60英里（约97千米）以内的区域。
[140] Mueller, 1989, pp. 3-4; Gaddis, 1989.
[141] B. DeLong,“Let us give thanks（Wacht am Rhein Department）,”Nov. 12, 2004, http://www. j-bradford-delong. net/m-ovable_ type/2004-2_ archives/000536. html.
[142]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set（v3.0）, Sarkees, 2000.
[143]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set（v3.0）, Sarkees, 2000.国际战争数据库（CoW）对于国际战争的定义是一年内死亡1000人，参战双方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北约在1999年轰炸南斯拉夫没有被计入战争数据库，因为数据库的数据只到1997年为止。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库将北约轰炸算作国际化的国家战争（内战），因为北约的介入是为了支持科索沃解放军。按照莱维的标准，由于有大国介入，所以北约轰炸应该算为大国战争。
[144] Mueller, 1989, pp. 4 and 271, note 5.
[145] 政治学家马克·察赫尔详细地整理了一个7场征服战争的名单（Zacher, 2001）：印度-果阿战争（1961年），印度尼西亚-西伊利安战争（1961—1962年），中国-印度东北边境战争（1962），以色列-耶路撒冷/西岸//戈兰高地战争（1967年），北越-加南越沙战争（1975年），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群岛战争（1971年），中越西沙海战（1974年）、中越南沙海战（1988）。其他的侵略带来的变化很小，有的导致建立了新的政治实体。
[146] Sheehan, 2008, pp. 167-171.
[147]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8.
[148] Zacher, 2001.
[149] Russett & Oneal, 2001, p. 180.
[150] Mueller, 1989, p. 21.
[151] Levy等人，2001, p. 18。
[152] 1991年时，莱维为了得出“二战”后大国实计战争次数的概率为0.005的结果，在计算中剔除了朝鲜战争（见莱维等人，2001年，注释11）。自莱维得出这个结果20年之后，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为了同样的统计结果而做这番手脚了。
[153] 1495—1945年，大国之间发动战争的年发生率和至少有一个大国参与发动的战争的年发生率均来自莱维，1983年，图4-1，第88至91页。1815—1945年欧洲国家之间发动战争的年发生率来自“战争相关数据库”，萨吉斯，2000年。这些发生率乘于65，得出泊松分布中的λ参数，再用λ参数计算出泊松分布中实计战争次数概率或者更小的概率。
[154] Levi, 1981; Gaddis, 1986; Holsti, 1986; Luard, 1988; Mueller, 1989; Fukuya-ma, 1989; Ray, 1989; Kaysen, 1990.
[155] Jervis, 1988, p. 380.
[156] Kaysen, 1990, p. 64.
[157] Keegan, 1993, p. 59.
[158] Howard, 1991, p. 176.
[159] Luard, 1986, p. 77.
[160] Gat, 2006, p. 609.
[161] Payne, 2004, p. 73.
[162] Sheehan, 2008, p. 217.
[163] Payne, 200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0;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0.
[164] Payne, 1989.
[165] 在此整个时期中63个国家的未加权平均数来自Correlates of War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set（1816-2001）, Sarkees, 2000, http://www. cor-relatesofwar. org。
[166] Hunt, 2007, pp. 202-203.
[167] V. Havel,“How Europe could fail,”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 18, 1993, p. 3.
[168] Vasquez, 2009, pp. 165-166.
[169] Zacher, 2001.
[170] Schelling, 1960.
[171] Luard, 1986, p. 268.
[172] 引自Mueller, 2004a, p. 74。
[173] “Carter defends handling of hostage cri-sis,”Boston Globe, Nov. 17, 2009.
[174] Glover, 1999, p. 202.
[175] Kennedy, 1969/1999, p. 49.
[176] 引自Glover, 1999, p. 202。
[177] Mueller, 1989.
[178] Hoban, 2007；与杰克·霍本的私人交流，2009年11月14日。
[179] Hoban, 2007, 2010.
[180] Humphrey, 1992.
[181] 根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 2001—2008年，阿富汗战争的战争死亡为14200人，伊拉克的战争死亡为13500人。社区间冲突的死亡人数更多，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讨论。
[182] N. Shachtman,“The end of the air war,”Wired, Jan. 2010, pp. 102-109.
[183] Goldstein, 2011.
[184] Bohannon, 2011.我的估算是2004—2010年死亡为5300人，根据是2004—2009年公布的4024名平民死亡（第1260页）和2010年的1152名平民死亡（2009—2010年死亡总数的55%，第1257页）。越战死亡数字是鲁梅尔的估算（1997年），表6-1-A。这个数字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最新战争数据库》的估算（平民和军人共计死亡）160万（格莱迪奇等人，2002年；拉辛那，2009年）以及将在第6章讨论的假设——战争中大约有半数死亡是平民——相吻合。
[185] Kagan, 2002.
[186] Sheehan, 2008.
[187] Kabul, Dec. 11, 2003.
[188] 见Mueller, 1989, p. 271, note 3。最近的例子见van Creveld, 2008。
[189] W. Churchill,“Never Despair,”在英国下院演讲，1955年3月1日。
[190] 引自Mueller, 2004a, p. 164。
[191] Mueller, 1989, chap. 5; Ray, 1989, pp. 429-431.
[192] 引自Ray, 1989, p. 429。
[193] Ray, 1989, pp. 429-430.
[194] Mueller, 1989.
[195] Luard, 1986, p. 396.
[196] Ray, 1989, p. 430; Huth & Russett, 1984; Kugler, 1984; Gochman & Maoz, 1984, pp. 613-615.
[197] Schelling, 2000, 2005; Tannenwald, 2005b.
[198] Tannenwald, 2005b, p. 31.
[199] Paul, 2009; Tannenwald, 2005b.
[200] “Daisy: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an Infamous and Iconic Ad,”http:// www. conelrad. com/daisy/index. php.
[201] 引自Tannenwald, 2005b, p. 30。
[202] 引自Schelling, 2005, p. 373。
[203] Schelling, 2005; Tannenwald, 2005b.杜勒斯的原话引自Schelling, 2000, p. 1。
[204] Schelling, 2000, p. 2.
[205] Schelling, 2000, p. 3.
[206] Mueller, 2010a, p. 90.
[207] 见Mueller, 2010a, p. 92。
[208] 引自Price, 1997, p. 91。
[209] 引自Mueller, 1989, p. 85。
[210] Mueller, 1989, p. 85; Price, 1997, p. 112.
[211] “Charges facing Saddam Hussein,”BBC News, Jul. 1, 2004, http://news. bbc. co. uk/2/hi/middle_ east/3320293. stm.
[212] Mueller, 1989, p. 84; Mueller, 2004a,p. 43.
[213] Hallissy, 1987, pp. 5-6，引自Price, 1997,p. 23。
[214] Perry, Shultz, Kissinger & Nunn, 2008; Shultz, Perry, Kissinger & Nunn, 2007.
[215] Shultz, 2009, p. 81. www. globalzero. org.
[216] Global Zero Commission, 2010.
[217] Schelling, 2009; H. Brown & J. Deutch,“The nuclear disarmament fantasy,”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9, 2007, p. A19. Global Zero planning: B. Blechman,“Stop at Start,”New York Times, Feb. 19, 2010.
[218] D. Moynihan,“The American experi-ment,”Public Interest, Fall 1975, quo-ted in Mueller, 1995, p. 192.其他例子见Gardner, 2010。
[219] Marshall & Cole, 2009.
[220] Mueller, 1989, 2004a; Ray, 1989; Ro-sato, 2003; White, 2005b.
[221] Rosato, 2003.
[222] Russett & Oneal, 2001; White, 2005b.
[223] Russett & Oneal, 2001.
[224] Gochman & Maoz, 1984; Jones, Brem-er & Singer, 1996.
[225] 拉西特和昂尼尔在2001年发表的分析文章，数据来自“战争相关项目的国家间军事争端2.1版数据集”（琼斯等人，1996年），数据时间为1885—1992（同见Maoz,1984年年）。拉西特在2008年&Gochman根据包括直至2001年数据的3.0版数据集扩展了分析数据（Ghosn, Palmer & Bremer, 2004）。
[226] Russett & Oneal, 2001, pp. 108-111; Russett, 2008, 2010.
[227] Russett & Oneal, 2001, p. 116.
[228] Russett & Oneal, 2001, p. 115.
[229] Russett & Oneal, 2001, p. 112.
[230] Russett & Oneal, 2001, pp. 188-189.
[231] Russett & Oneal, 2001, p. 121.
[232] Russett & Oneal, 2001, p. 114.
[233] Gleditsch, 2008; Goldstein & Pevehouse, 2009; Schneider & Gleditsch, 2010.
[234] 这个观点一般认为是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早提出的。还有一个可算可不算的例外是1989年美国对巴拿马的军事行动，但是，这次行动的死亡人数大大低于战争标准定义的要求。1999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卡吉尔战争是另一个例外，当然这要取决于巴方武装应该算是独立的游击队还是政府的军人。见怀特，2005年b。
[235] Gaddis, 1986, p. 111; Ray, 1989.
[236] Keegan, 1993，例如，p. 126。
[237] Ferguson, 2006.
[238] Gat, 2006, pp. 554-557; Weede, 2010.
[239] Russett & Oneal, 2001, pp. 145-148,p. 153.
[240] Hegre, 2000.
[241] Russett & Oneal, 2001, p. 148.
[242] McDonald, 2010; Russett, 2010.
[243] Gartzke, 2007; Gartzke & Hewitt, 2010;McDonald, 2010; Mousseau, 2010; M-ueller, 1999, 2010b; Rosecrance, 2010; Schneider & Gleditsch, 2010; Weede, 2010.
[244] Gartzke & Hewitt, 2010; McDonald, 2010; Mousseau, 2010；另见Russett, 2010。
[245] Gleditsch, 2008.
[246] Mueller, 1989, p. 98.
[247] Mueller, 1989, pp. 109-110; Sowell, 2010, chap. 8.
[248] Sheehan, 2008, pp. 158-159.
[249] Sheehan, 2008.
[250] Russett, 2008.
[251] Cederman, 2001; Mueller, 1989, 2004a, 2007; Nadelmann, 1990; Payne, 2004; Ray, 1989.
[252] 见Goldstein & Pevehouse, 2009; Ray, 1989; Thayer, 2004。
[253] Bennett, 2005; English, 2005; Tannen-wald, 2005a; Tannenwald & Wohl-forth, 2005; Thomas, 2005.
[254] A. Brown,“When Gorbachev took charge,”New York Times, Mar. 11, 2010.
[255] Kant, 1784/1970, p. 47，引自Ceder-man, 2001。
[256] Cederman, 2001.
[257] 另见Dershowitz, 20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