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在天使的翅膀上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小部落联合成大社群，只需要最简单的推理，每个人都能明白，应该让自己的社会性本能和同情心扩大，延及本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个人是否认识他们。人一旦做到这一点，即阻止他将同情心延及人类之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的障碍，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本书原本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有什么可以乐观的？”我希望，我所罗列的数字，能够让你摆脱一些悲哀黯淡的成见，对世界现状的评估分数有所提升。但是，尽管我记录到若干暴力减少的趋势、若干恶法的废止和若干种恶行被清除为零，我的心情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感激。乐观需要些许傲慢，因为它毕竟是要从过去推演未知的将来。虽然我坚信，短期内我们不会再见到活人祭祀、奴隶制、轮刑折磨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也可以预期，目前的犯罪率、内战、恐怖主义虽然仍将存在，但将龟缩在某些最阴暗的角落里，世界上总会有些地方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可以确定无误的是，许多种类的暴力已经减少到目前的水平，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减少。作为科学家，我必须对任何带着我们升华的神秘力量和红运天道保持怀疑。暴力减少是社会、文化和物质进步的成果。如果这些条件继续存在，暴力就将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甚至会继续减少；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那么暴力的水平则会上升。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不打算做任何预言，也不准备向政客、警察局长或和谈代表提供建议；在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将尝试的是，辨认推动暴力减少的各种力量。我所使用的材料就是本书有关历史的章节（第2章至第7章）中反复出现的历史进展，以及在有关心理学的章节（第8章和第9章）探索的人类心智功能。所以，我要在平靖进程、文明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每一种共性指出一种途径，人们循此途径以自制、共情、道德和理性战胜了掠夺欲、支配欲、复仇欲、施虐欲或者意识形态的偏见。

我们不应期望会发现一个有关这些力量的宏大理论。我们寻求解释的暴力减少跨越规模迥异的不同时期和各种灾难：驯服周期性的抢劫和争夺；克制个人之间的恶性暴力，例如割掉对手的鼻子；停止残酷的习俗，例如活人献祭、酷刑处决和鞭刑，废除奴隶制和债务监狱一类的社会体制；不再崇尚血腥的游戏和决斗，政治谋杀和专制独裁逐渐消失；以及最近战争、集体迫害、大屠杀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及对同性恋的歧视都在减少，而对儿童和动物的保护则在增强。上述暴力活动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在肉体上伤害受害人，所以，只有站在一种泛受害人的立场，我们前面说过，这也正是道德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才会梦想找到一种终极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看，施害人的动机五花八门，对反抗这些动机的力量的阐述也只能是各色各异的。

同时，所有这些发展都明确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在人类历史上，对一个潜在受害人来说，现在是赶上好时光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上述暴力活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历史叙事会是什么样的：比如，奴隶制被废除了，但是父母决定恢复痛打孩子的做法；或者，国家对自己的公民越来越人道，但国家之间却战事连绵。当然，事实是，绝大部分暴力活动都在向弱化的方向发展，步调之一致，很难说是巧合。

当然，也有背道而驰的逆流：“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毁灭性较量（其残酷性压倒了战争频率的下降，直到后来两个指标同时下行）；20世纪中叶屠杀自己人民的独裁者大行其道；60年代的高犯罪率；去殖民化后发展中国家的内战。但是，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已经被扭转。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暴力趋势都指向更和平的方向。我们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必然能找到一种理论，但是，当如此多的发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它的原因。

重要，但不能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让我先说明几种力量，它们在本书第2章至第7章所讨论的进程、和平和革命中似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就我的理解，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这些力量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在抑制暴力上无法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武器和裁军。专注于暴力的作家和抵制暴力的作家有一个共性，他们的双眼都紧盯着武器。军事史的作者和读者都是些汉子，满篇都是长弓、马镫、大炮和坦克。许多非暴力运动则是诋毁武器的运动，比如用“战争贩子”这个词对军火商的妖魔化，各种反核示威以及控制枪支的宣传。而热衷武器的一方虽然立场截然不同，但也只是专注于对战争武器的描述，并认为正是因为破坏性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的武器（炸药、毒气、原子弹）的发明，让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显然，武器技术通过决定胜负、确立威慑和制造毁灭性的破坏，多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比如，没有人会否认，在发展中国家限制使用自动武器会有利于和平。几千年间，武器，像其他技术一样，越来越精良，但是暴力的水平却不是一成不变地向上爬升，而是起伏地下滑，形成一条锯齿状的下行线。前国家时代的长矛和弓箭制造的伤亡率，一直是最高的历史纪录，以后的任何武器都未曾打破这个纪录（本书第2章）；“三十年战争”中的长枪手和骑兵手下的人命数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毒气（第5章）。虽然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了军事革命，但它主要是军队的竞赛，各国政府纷纷加强手中军队的规模和效率，武器竞赛反而是次要的。大屠杀的历史则显示，人们在杀人的时候，手持原始器械可以和手持工业化技术一样有效率（第5章和第6章）。

在“长期和平”“新和平”“美国犯罪率大下降”这些时期中，暴力大幅度减少都不是以敌对双方化剑为犁为起点。历史的顺序往往与此相反，就像在冷战结束之后，裁减军备是和平红利的一部分。而在核武器和平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因为核武器的无用性，以及目前常规武器所具有的巨大的破坏力，核武器对世界事务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第5章）。有一种流行（并且荒唐）的观点认为，核大国为了证明自己研发核武器所付出的代价是正确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核武器，这个说法至今被证明是错误的。

看到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暴力历史理论的失败，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人类的行为是目标导向，而不是刺激驱动，与暴力相关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人是否真的想要另一个人死。反对枪械控制的一句老生常谈在字面上还真的没有错：枪不杀人，人才杀人（这句话既不支持禁枪主张，也不反对禁枪主张）。任何人，只要有工具能够打猎、收割庄稼、劈木柴，或者准备凉菜，就有办法制造严重的人身伤害。需求是发明之母，只要大敌当前，人们就将不断地更新技术以对抗来自敌人的压力。换句话说，在暴力呈减少趋势的历史进程中，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因素。当人们受到贪婪的驱使，或者处于恐惧时，他们就会为自己开发武器，而当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又让那些武器躺在和平中锈蚀。

资源和权力。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有一位教授，只要有学生愿意听，他就要传播一个有关越战的内幕：整个战争是为了钨。他发现，在南海有世界上最大的钨矿矿藏，钨这种金属是制造灯泡里的灯丝和冶炼合金钢的原料。所谓民族主义和牵制战略的说法全是烟幕，不过是为了掩盖超级大国为控制重大战略资源所进行的对抗。

越战钨矿论是资源决定论的一个典型，它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例如土地、水、矿藏和战略地带。有一种见解认为，冲突的原因是资源分布不均；如果能够公平地分配资源，人类就能实现和平。另外一个听起来像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说法是，争夺土地和资源的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永恒属性，和平是力量均衡的结果，即各方都感到对方的威慑，不敢涉足对方的势力范围。

在历史上，对资源的争夺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对资源的争夺却无法解释暴力的大趋势。在过去500年内，所有最具破坏力的冲突都不是资源驱动，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例如宗教、革命、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第5章）。虽然没有人能证明这些人类的灾难真的和钨或者其他什么资源没有关系，但是，所有要证明这些灾难起因于争夺资源的努力，都像是偏执的阴谋论。至于说力量均衡，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让世界进入疯狂的混战。相反，它对发达国家之间的“长期和平”趋势毫无影响，还预示了发展中国家中“新和平”时期的到来。所有这些令人欣喜的发展都不是源于资源的发现和再分配。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资源常常变成诅咒，而不是祝福。拥有丰富石油和矿藏的国家，虽然理论上是有了更大的馅饼可以在自己的国民之间进行分配，但这些国家总是居于最暴力的国家之列（第6章）。

看到资源控制未必涉及暴力，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进化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无论男人多么富有或多么贫穷，他们总是要争夺女人、地位和优势。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创造财富的不是土里埋藏的东西，而是调动起来的人的聪明才智、干劲和合作，是人将土里的东西变成有用的果实。当人们进行分工和交换各自的收获的时候，财富就会增长，每个人都是赢家。也就是说，资源竞争并非必然，它是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系统内生的现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不同的社会构造和思维方式，可以选择对最终产品进行交换的正和博弈，也可以选择争夺原材料的零和竞争，甚至是负和竞争，因为战争的代价会超过抢来的原料的价值。美国可以入侵加拿大，控制进入大湖区的航道，或者占领珍贵的镍矿，但是，既然美国人已经通过贸易享受到所有这些资源，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

富裕。在过去1000年以来，世界越来越繁荣，暴力也越来越少。人类社会是不是越富有，也就越和平呢？也许，每天面对贫困的痛苦和挫折感让人们更加暴躁，也更有理由去打斗，而丰裕社会的享受则让人们觉得生命值得珍惜，继而也珍惜他人的性命。

不过，很难在富裕和非暴力之间找到密切的相关性，有些相关性甚至是反向的。在前国家社会，经常是在水草丰美的温带定居的部落，比如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人，实行奴隶制、种姓制和武士文化；而物质贫瘠的非洲桑族人和马来半岛塞迈人的生活要和平得多，内部分配也公平得多（第2章）。正是在那些辉煌的古老帝国，我们看到了无数奴隶、十字架酷刑、角斗士、无情征服战争和活人献祭（第1章）。

民主和人道主义革命背后的思想在18世纪蓬勃发展，但物质财富的大繁荣却是相当后期的事情（第4章）。西方的财富是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而直到19世纪末公共卫生革命，才开始改善人类的健康和延长人的寿命。较小尺度上的繁荣波动，似乎也与人权状况没有同步关系。虽然有人提出过，在美国南方，棉花价格下降的时候，鞭刑的数量上升，但历史的大趋势是，鞭刑在20世纪上半叶呈指数级减少，无论是经济繁荣的“咆哮的20年代”还是经济衰退的大萧条，都不曾让这种趋势出现任何偏离（第7章）。就我们所知，发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权利革命，既没有借过经济周期的东风，也没有受它的牵累。而且，权利革命也不是现代丰裕社会的自动产物，亚洲的一些富国，仍然相对容忍家庭暴力和体罚儿童（第7章）。

暴力犯罪的水平亦与经济指标不相吻合。20世纪美国犯罪率的曲线与繁荣的曲线大多没有时间相关性：大萧条期间谋杀率大幅度下降，在经济繁荣的60年代直线上升，但到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期间，又跌至新低（第3章）。警察的案情记录早已指出两者之间的弱关联，警方记录的凶杀动机往往与社会道德有关，例如复仇和不忠，很少是为了金钱和食物等物质利益。

在一种情况下，财富和暴力之间显示出强大的关联：在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可以看见这些差异（第6章）。人均GDP在1000美元的国家，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迅速上升。但是，很难说清楚这一关联背后的原因。钱确实能买到很多东西，但要说就是因为穷国买不起东西而要对暴力负责，却没有足够的证据。问题可能在于贫困对个人的影响，例如营养和医疗，也可能在于对国家的影响，例如学校、警察和政府能力的不足（第6章）。因为战争和发展势不两立，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在何种程度上是贫困带来了战争，还是战争造成了贫困。

虽然赤贫与内战有关联，但与大屠杀没有关联。不要忘记，穷国总是有更多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可以导致大屠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发生危机，贫困并不是产生大屠杀的原因（第6章）。在丰裕坐标的另一端，30年代末期的德国已经摆脱了经济萧条，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它开始酝酿成为大屠杀象征的暴行。

财富和暴力之间纠结的关系提醒我们，人类的生活不仅仅是吃饱饭。我们相信，作为道德动物，我们中间的很多暴力来自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够富裕。无论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通常是更坏，人们总是愿意为了所谓的精神纯洁、集体光荣或者绝对公正而放弃物质享受。

宗教。说到意识形态，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部落教条实在没有留下什么好东西。走遍全世界，各种对超自然力的信仰，赋予人们权力为了取悦嗜血的神灵牺牲活人的性命，杀害巫师，因为他们具有邪恶的力量（第4章）。经书中描述的那位神，对大屠杀、强奸、奴隶制和处决异教徒感到欢欣；一千多年以来，这些文字成为杀害共情别恋的妻子、占有妇女、殴打儿童、虐待动物、迫害异端和同性恋的依据（第1章、第4章和第7章）。人道主义革命，例如停止残酷刑罚、激发共情的小说的传播以及废奴，在当时都遭遇教会和卫道士们的激烈反对（第4章）。将狭隘的价值观拔高成为神圣信仰，目的无非是要给自己开一张践踏他人利益的许可证，并拒绝任何妥协的可能性（第9章）。欧洲的宗教战争，是近代西方历史上第二个最血腥的时期，参战者正是受到宗教的煽动，而在今天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它仍在煽动狂热分子。宗教右派分子及其盟友通常会说宗教是主张和平的力量，只是这个理论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为宗教辩护的人认为，法西斯是无神论。但事实是，法西斯不是无神论（第4章）。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法西斯和天主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希特勒不需要基督教，他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他始终认为他是在执行神意。[1]历史学家的记录证明，许多纳粹精英将纳粹主义和德国基督教拼凑为一种合成信仰，既取基督教千禧年之说，亦接续了其悠久的反犹历史。[2]大批教会神职人员和信众积极投向纳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宽容、世俗和世界主义文化的厌恶，终于在纳粹那里找到了共鸣。[3]

但是，否定一种偏执狭隘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肯定其他的意识形态。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宗教运动也曾经反抗暴力。在无政府时期，宗教组织有时发挥着文明力量的作用，因为宗教组织在社会上以道德准则自诩，它们也确实成为人们内省和善行的场所。贵格会信徒将启蒙运动反对奴隶制和反对战争的主张落实到自己的废奴与和平行动中；19世纪，其他自由主义的新教教派开始加入贵格派的努力（第4章）。新教教会在驯服野蛮的美国南方和西部新边疆上颇有贡献（第3章）。（虽然，马丁·路德·金拒绝了主流基督教教义，而接受了甘地、世俗西方哲学和反叛的人本主义神学家的启发。）美国非裔教会不仅为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还提供了话语权。而在20世纪90年代，非裔教会与警方和社区组织合力，控制美国城市中非裔聚居的老城区的犯罪率（第3章）。在发展中国家，图图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与政治家及非政府组织联手，在一些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内战的国家推动和解与重建（第8章）。

所以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无神论畅销书的副标题“宗教如何毒害一切”，是夸大其词。宗教在暴力的历史上扮演了不止一种角色，因为宗教在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力量。我们统称为“宗教”的，实际上是无数纷繁复杂的运动，彼此之间大相径庭；它们只有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与古老的宗教组织相比，在人类活动的舞台上，非宗教的社会组织都算是新鲜事物。虽然宗教都自称源于神，但其信仰和实践都来自人类活动，反映了人类的智能和社会潮流。当潮流顺着启蒙主义的方向涌动，宗教也顺应大势，小心谨慎地避开《旧约》中最血腥的说教。当然，很多调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摩门教的某些变化却是赤裸裸的。1890年，摩门教的领袖自称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指示，教会将停止实行多妻制（当时，一夫多妻制成为犹他州加入美国联邦的障碍）；1978年，摩门教的领袖再次得到聆训，允许黑人担任圣职，而在此之前，黑人被认为身上刻有该隐的邪恶印记。教会的分裂派、改革运动、大公会议和其他自由派力量发动了更多更细致的变革，让宗教更顺应人本主义的浪潮。只有在宗教激进主义势力试图逆潮流而动，推行坚持部落和独裁的刻板戒条时，宗教才成为一种暴力力量。

和平主义者困境

让我放下这些并不坚定抵制暴力的因素，来看看那些坚定的抵抗者。我不打算给这些抵抗力量开列名单，只想找到一个分析框架，看看这些力量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性。我们想解答的是，为什么暴力如此具有诱惑力，为什么人们永远在渴望减少暴力，为什么暴力如此之顽固，如此之难以制服，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变化最终让暴力减少了。要做到真正地解答我们的问题，这些导致暴力减少的变化必须是外生的：它们不应是我们试图解释的暴力减少本身的一部分，而是在暴力减少之前即存在并最终导致暴力减少的独立的历史进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暴力多变的动态过程，让我们回想一下合作（或者说是克制攻击性）收益的经典模型，即所谓“囚徒困境”（第8章）。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名字，姑且称它为“和平主义者困境”。一个人或者一个联盟受到在掠夺性攻击中取胜的诱惑（相当于背叛它的合作者），当然它同时也想避免受骗，避免被有同样贪念的敌人击败。但是如果双方都选择攻击，他们将陷入报复性战争（相互背叛），结果只能是双方付出比他们选择和平（相互合作）更大的代价。图10-1描述了和平主义者困境；胜负的数字是假定数据，但是它们反映了此困境的悲剧性构造。

图10-1 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论如何，和平主义者困境都不是一个数学模型；我不断强调这一点，只是想说明为什么我要用文字来解释说明其中的含义。模型中的数字反映了暴力的双重悲剧性。在这样的结果下，第一个悲剧是，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是非理性的选择。如果你的对手是和平主义者，你会受到诱惑去利用他的这个弱点（如果你选择进攻获胜，你得到10分，高于选择和平能得到的5分）；而如果对手是一个侵略者，你选择战争，承受战争的惩罚（损失50分），也强过做一个马屁精，让对方利用你的软弱（损失惨重，-100分）。因此，无论如何，攻击都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个悲剧是受害者的代价（在此为-100分）与胜利者的收益（10分）极其不合比例。除非交战双方在对抗中互置对方于死地，在这个模型中，进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对双方而言，尽管有胜利的奖赏，但是他们还是以共同选择不进攻对方更合算。征服者为了多抢到一小片土地，要以杀害整整一个家庭为代价；强奸者片刻的“驱力降低”体验，绝对无法与他给受害者造成的巨大伤害相比。熵定律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对称性：宇宙中只有极微小的部分有可能处于有序状态，能够支持生命和幸福，所以，破坏和制造痛苦远比培育和创造幸福要容易。就是说，即使是以最精准的功利主义观念来看，由一位最公正的中立观察家来加总社会的总幸福和总不幸，他会得出结论说，暴力是不可取的，因为它给受害者制造的不幸大于给施害者带来的幸福，导致世界幸福总量的减少。

但是，当我们从高高在上的、中立的、毫无倾向的观察家立场回到地面，站在博弈一方的角度进行观察，就能看到为什么暴力如此难以消除。任何让自己一方成为唯一选择和平的人，都是在发疯，因为对手会因此受到进攻的诱惑，和平者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常言“那是对方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和平主义左脸挨打后送上右脸，“铸剑为犁”等其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能始终如一地制约暴力：因为只有在对方也同时具有同样情感的时候，和平主义才有积极的结果。我还认为，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力水平会发生出人意料的螺旋式上升，或者螺旋式下降。每一方都必须显示出足够强的攻击性，以免让对方以为自己是容易捕获的目标，通常的情况是以攻为守，而且有力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双方均怀有被对方攻击的恐惧，这也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陷阱”，也称为“安全困境”，它会导致双方的暴力升级（第2章）。即使博弈是重复性的，而且报复的威胁（在理论上）对双方都有威慑力，对战略优势的过度自信和其他自利性偏差仍然会导致暴力循环。根据同样的逻辑，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如果一个善意的姿态偶然得到了善意的回报，也可能破解循环，让暴力螺旋式下降。

要寻找促使暴力减少的历史性因素所具有的共性，着眼点就在于这些因素应该能够改变和平博弈的回报结构——调整棋盘上的数字，吸引双方进入左上角的格子——双赢的和平收益。

根据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历史和心理学，我相信我们可以确认有五种发展，具有将世界推向和平方向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在各种历史事件、数据库和实验研究中看到这五种发展。每一种发展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和平者博弈的回报结构，将人们带进珍贵的和平。让我们按照它们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对这五种发展做一番总结。

利维坦

国家，为了使自己的国民免受相互伤害而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减速器。图2-1中的侵犯者-受害者-旁观者暴力三角，描绘了国家与暴力的简单逻辑，而用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术语对这一逻辑的描述可以是：如果政府处罚侵犯者，让侵犯行为的成本大到足以抵消其收益，比如，罚金是侵犯获利的3倍。这将改变两种选择对潜在侵犯者的回报，让和平比战争更有吸引力（图10-2）。

图10-2 利维坦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除了改变理性人的行为，一个利维坦——或者相当于利维坦的女性对等角色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就是公正的第三方。他的处罚不受参与者自利偏差的影响，他也不是某一方复仇行动所针对的目标。有裁判监督的博弈，博弈者进行先发制人型或自卫型攻击的动机会减弱，而一方软化进犯性立场的愿望，会让对手感到放松；良性的相互影响，最终让双方走出暴力的循环。谢天谢地，心理实验显示，人类的自制力具有泛化效果，克制进攻性可以成为一种习性；即使在利维坦眼光有限关照不到的时候，经过文明教化的各方仍将会继续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书第2章所述“平靖进程”和第3章所述“文明进程”背后的动因就是利维坦效应。当第一个国家出现，控制了史前人类的小团伙、部落、酋邦的时候，对劫掠和争斗的压制，让暴力死亡率下降至之前的1/5（第2章）。而当欧洲的采邑合并为王国和主权国家之后，执法力量的统一，最终将凶杀率又压低至之前的1/30（第3章）。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带，比如欧洲的边远山区，美国南方和西部的新边疆都曾经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些地区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也有一部分无政府的荒漠，例如得不到稳定的法律保护的下层人民，还有不敢暴露自己的走私和犯罪团伙，这些阶层同样也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而当政府执法发生倒退，比如速成的非殖民化时期、失败的国家、权贵倾轧的伪民主国家、警察罢工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暴力可以疯狂地杀回头来（第3章和第6章）。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无能是导致内战的最危险因素之一。是否拥有这笔资产，也许是受暴力蹂躏的发展中国家和享有更多和平的发达国家之间真正的分野（第6章）。某些国家的国民法制意识淡薄，在实验室里，他们沉溺于毫无必要的恶意惩罚，让博弈中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第8章）。

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和法院的象征雕塑朱斯提提亚，都武装着佩剑。但有些时候，他们只要有蒙眼布和天平也就足够了。人们像爱惜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所以，第三方的威信和软实力，或者丧失名誉和被社会排挤的压力，会和拥有暴力威胁手段的警察与军队一样有效力。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至关重要，因为世界政府至今还只是人们的幻想，但第三方仲裁，间或辅之以制裁或象征性武力威胁，仍然大有可为。在参加国际组织或允许国际维和部队工作的国家，内战的风险下降，这说明非武装的或者只有很少武装的第三方所具有的和平作用（第5章和第6章）。

一旦利维坦挥舞利剑，其收益取决于它使用武力是否合乎法理，在属民的决策矩阵中是否仅仅惩处“侵犯”行为。如果利维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矩阵中所有四个单元施加惩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迫害人民，那么，它能防止多少伤害，它也就能制造多少伤害（第2章和第4章）。民主优越于专制和伪民主之处在于一个政府能够对症下药，将适度的武力置于决策矩阵中的适当单元，将和平主义者的选择从一种难以维系的理想变成诱惑之大以至于无法拒绝的现实选项。

文明商业

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就是交易可以将零和的战争博弈换作正和的互利博弈，而现代生物学对非亲缘之间合作演化的解释，为启蒙主义的利益交换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它提高了共同选择和平、共享交换所得的收益水平（图10-3）。

虽然文明商业不能消除一方在攻击中被击败的灾难，但它能够消除敌人发动进攻的动机（如果敌方能够从和平的交易中获益）。相互合作能够产生收益，这至少具有部分的外生性，因为它不完全取决于主体的交易意愿；它还取决于交易双方擅长提供对方需要的产品，并取决于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金融、簿记、履约保证。一旦人们受到吸引，开始自愿交换，他们就会受到激励，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以求达成最合算的交易（比如“消费者永远是正确的”），继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温情，也会对对方的利益抱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图10-3 商业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理论中，利维坦和文明商贸是欧洲文明进程的两大驱动力（第3章）。自中世纪开始，不断扩张的各个王国不仅严惩劫匪，国家化司法，而且发展商贸的基础设施，包括货币和强制执行合约。这些制度性基础设施，加上道路和钟表等的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在观念上消除了在利息、发明和竞争等方面的禁忌，让商贸更加有利可图。商人、工匠和官僚最终取代了勇武的骑士。历史数据支持埃利亚斯的理论，欧洲的商贸的确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发展，而犯罪学数据表明，欧洲的暴力死亡率自那时起迅速下降（第9章和第3章）。

随着远洋航船、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和重商主义政策的衰落，人类社会的大型实体之间，例如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商贸日趋发达。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18世纪一批好战的帝国，例如瑞典、丹麦、荷兰和西班牙，它们纷纷接受教化，变为商业国家（第5章）。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荣耀至上的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赚钱致富的念头压倒了收复失地之类的复仇心（第5章）。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丰厚赢利，给人们带来了巨大诱惑。

上述所有叙述都有量化研究的支持。战后出现长期和平及新和平的年代，也正是国际贸易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事实证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兵戎相见的机会大大减少（第5章）。读者应该记得，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发生大屠杀和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小（第6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运作完全依赖开采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矿和钻石，而不是依赖通过商业和贸易的附加价值，这个国家陷入内战的机会则会增加（第6章）。

文明商业理论不仅有国际数据的验证，也符合人类学家早已知道的一个现象：许多文化都维持着成员之间相互交换的网络，因为他们知道，交换关系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和平，即使很多时候彼此交换的都是些无用的礼品。[4]艾伦·菲斯克和他的同事正是从这些民族志记载的现象想到，处于平等交换或“市场定价”两种关系中的人，认为自己被相互承诺的义务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彼此关系冷漠或者某些人难以融入社会的时候，人们也很少将对方非人化（第9章）。

文明商业背后的心态，与我在本章回顾的其他和平力量不同，并没有在心理实验中做过直接验证。我们确实知道，当人们（甚至猴子）进入正和博弈，需要合作实现一个共同受益的目标，人际间的紧张关系能够缓解（第8章）。我们还知道，在真实世界中，交换可以是有利可图的正和博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本身减弱了交换双方之间敌对的紧张。就我所知，在有关共情、合作和攻击的海量文献中，还没有人测试过在有过互利交换往来的人之间，互相电击或者在对方的食物上倒满特辣级辣酱的行为是否会有所减少。我疑心，对做研究的学者来说，文明商业（也可称为温柔商业）还算不上是个性感刺激的概念。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总觉得自己比做生意的人优越，在他们的大脑里，绝对想不到要将和平这样高贵的东西归功于锱铢必较的商人。[5]

女性化

山口勉之到底是世界上最走运的男人，还是世界上最不走运的男人，就看你怎么想了。山口在广岛遭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侥幸逃生，但是很不幸，他选择逃到长崎避难。不过，他同样侥幸逃生，又活了65年，直到2010年在93岁高龄时离世。一个男人，经历了历史上仅有的2次原子弹袭击并能够生还，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敬重。而他在去世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核武器时代的和平处方：“唯一能被允许管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人，只能是母亲，而且是那些还在亲自给孩子哺乳的母亲。”[6]

山口所说的，正是对暴力的经验性概括，即暴力的执行者主要都是男人。从孩童时期起，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游戏更加暴力，幻想也更加暴力，消费更多的暴力娱乐产品，是暴力罪犯的主力，更乐于惩罚和复仇，更愿意在攻击性行为中承担愚蠢的风险，更多地将选票投给好战的领袖和政策，并筹划和执行了几乎所有战争和大屠杀（第2、3章和第7、8章）。尽管有时做出同样选择的有男有女，男女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大，但在选票接近的大选中，如此有限的差距也可以决定选举的结果，或者，在双方较量谁更加好勇斗狠的博弈中，这点儿差距也足以触发螺旋上升的暴力冲突。在历史上，妇女领导了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尽管当时她们在其他政治机构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最近几十年，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也正是在这几十年，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思议了（第5章和第7章）。詹姆斯·希恩认为，战后欧洲国家的使命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从军事力量转向对国民生老病死的全程关照。这几乎就是一幅传统性别分工的漫画。

山口药方的细节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乔治·舒尔茨回忆，1986年，他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他本人目睹了罗纳德·里根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建议两国禁止核武器，撒切尔听到后将手提包砸到了他的身上。[7]但是，山口可能会说，撒切尔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她的世界观已经适应了一个男性治理的世界。既然近期我们不会看到单独由女性——更不要说单独由哺乳的母亲，来掌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山口的药方是否灵验。但是，有一点他是对的，他预见到当世界变得更女性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和平。

人们之所以认为女性倾向的价值观可以压制暴力，原因是性别之间生物差异造成的心理遗产，即为了争夺得到女性的机会，男性有更强烈的竞争冲动，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失去父母的孤儿，女性则有更强烈的躲避危险的动机。无论是部落里男性为争夺女性展开的竞争，还是骑士时代为荣誉、地位、统治优势展开的竞争，或者现代社会里为名望而展开的竞争，都是零和博弈，而且主要是男人的喜好。假定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战争胜利的收益与不战而败的成本之比，暂且为80%——相当于男性自我受伤后的瘀肿和青紫。假定现在做出选择决策的是女性，男性心理的影响还要相应下降（见图10-4；为了清晰起见，我删除了所有“对方的选择”）。这样一来，和平变得比战胜更有吸引力了，而战争的成本比不战而败还要高昂。和平主义者的选项表现出绝对优势。如果我们对战争选项下女性承受的战争成本再做调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变化将会更加戏剧性。

图10-4 女性化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疑，决策中从男性主导转向女性主导未见得是一个外生因素。在有些社会，贪婪的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大举进犯，必须具备最勇武的价值观念，否则就是自杀。一个女性化的价值体系是奢侈品，只有那些已经可以免于捕食者侵犯的社会才有资格享受。但是，向女性利益相对倾斜的决策，也可以来自与暴力无关的外生因素。在传统社会，生活安排就是一种这样的外生力量：如果妇女和娘家一起生活，得到父兄的保护，丈夫只是来访者，妇女的境遇要好过嫁到婆家，受丈夫和夫家男性的统治（第7章）。在现代社会，这些外生力量包括各种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比如成品食物、家用电器、避孕、更长的寿命，还有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都让妇女摆脱了长时间养育儿童的重负和各种家务。

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妇女的地位越高，社会中有组织的暴力也就越少（第8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为了抢劫妇女，或者为了报复敌人抢劫自己的妇女而发动战争的部落和酋邦，例如雅诺马马人和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第1章和第2章）。在现代社会，我们则可以比较某些欧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西欧的“过度女性化的民主国家”，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水平已经非常低；而在亚非实行伊斯兰教法律的伊斯兰国家，还在对女性实施阴蒂切割，以石刑处死通奸的妇女，女性还必须套上蒙头盖脸的罩袍，那里的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发生率就非常之高（第6章）。

女性化不一定需要妇女拥有更大的战争决策权。它可以是一个社会逐渐放弃男性的荣誉文化，比如武力复仇，以体罚培养男孩子的男子气，宣扬军事胜利的光荣（第8章）。欧洲和发达民主国家以及美国自由派倾向的蓝色各州已经处于这一潮流之中（第3章和第7章）。一些保守派学者曾经伤感地向我表示，现代西方正在被削弱，因为它丧失了勇武和英雄的美德，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轻佻、颓废和娇气。我的假设始终是，暴力除了在防止暴力加剧的时候，它都是一种恶；但是这些学者没有错，这是一种价值判断，选择和平还是选择荣誉和光荣，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我只是觉得，这些男子气概的潜在受害者在这场讨论中应该有发言的权利；他们也许不会同意，要用他们的生命和身体来为荣耀男子气概的美德付出代价。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说女性化是一种指向和平的发展。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和性生活安排可以减少男性间竞争产生的暴力。婚姻就是此类制度安排之一，在婚姻中，男子承担向自己的子女投资的义务，放弃为争夺其他性交机会而与其他男子的竞争。结婚能够减少男性的睾丸素和降低犯罪的可能性，我们从统计数据中看到，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当人们幸福地成家结婚时，凶杀率直线下降，而到60年代和70年代，结婚年龄后移，凶杀率上升，在结婚率特别低的美国非裔社区，凶杀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第3章）。

另一个消除暴力沼泽的因素是男女数量的均衡。毫无约束的纯男性社会环境，例如美国边疆开发时代的牛仔和矿工营地，总是充满了暴力（第3章）。西部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年轻男子蜂拥而去的时候，女子留在了东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选择性堕胎产业，让阿富汗、孟加拉、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的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男性比重畸高（第7章）。[8]如此多的剩余男性，预示着这些地区和平和民主的近景相当黯淡。而从较长的时间来看，性别比例将随着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恢复平衡；一方面停止杀害女婴，另一方面，政治领袖总要学会人口统计，鼓励人们养大自己的女儿。对女婴利益的保障可以说是社会暴力减少的保证。但是，在性比例实现均衡之前，这些社会恐怕还不得不忍受颠簸和动荡。

一个社会尊重妇女的利益与暴力水平还有一重联系。暴力不仅是男性过多，而且是年轻男性过多的问题。至少有两个大型研究项目证明，年轻男性比重高的国家，卷入国家间战争和内战的可能性更高（第6章）。[9]人口金字塔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过大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年轻人容易骚动，还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他们谨慎的长辈。同时，这样的结构还说明这些年轻人在追寻地位和配偶上受到压制，缺少机会。这些发展中国家僵化的经济制度，无法灵活地吸纳数量巨大的年轻人，很多人失业或者就业不足。如果这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实行合法的或事实上的多妻制，大量年轻女性被年长或富有的人占有，那么，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人，就意味着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男子。这些年轻男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他们很可能在民兵、军阀和恐怖分子那里找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第6章）。

《性与战争》（Sex and War）有一个听起来极为吸引男性的书名，但这本新书事实上是一篇女性赋权的宣言。[10]繁殖生物学家马尔科姆·波茨（Malcolm Potts）、政治学家马莎·坎贝尔（Martha Campbell）和记者托马斯·海登（Thomas Hayden）合著此书，书中给出大量的证据，指出与妇女被当作生育机器的男性社会相比，当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够掌握避孕手段，并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婚嫁时，她们生育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会放缓，其结构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不至于过分庞大。（与人们以往的理解不同，一个国家不是在丰裕之后才能出现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波茨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让妇女掌握自己的生育能力（在生物战场上，这一直是两性争夺的领域），是当今世界那些最危险的地区减少暴力的不二法门。但是，这样的赋权必须克服强大的反对力量，传统男性总是想掌握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而宗教组织总是排斥避孕和堕胎。

直接的政治赋权，男子气概的贬值，女性婚姻自主，女婴生存权，妇女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这几类女性主义化的发展都是推动暴力减少的力量。在世界上，任何在这些方面发展滞后的地区，也是暴力减少滞后的地区。但是，世界范围内民调资料显示，即使在那些最顽固的国家，对妇女赋权的呼吁也在变强，许多国际组织承诺要努力加速这一进程（第6章和第7章）。如果短期内还很难看到世界上暴力的进一步减少，但就长期而言，这些都是充满希望的标志。

扩大的圈子

我最后要论及的两种和平力量改变了暴力的心理回报。第一种力量是同情圈的扩大。假定生活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我们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代表了多样的群体，我们有机会接受他们的视角观察世界，从而改变了我们对其处境的情感反应。想象一下这个过程的逻辑结果：我们的福祉和他们的福祉密不可分，我们真的是可以爱上我们的敌人，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我们的潜在敌人所得到的回报，也会加总到我们自己的账单上（反之亦然），因此，和平主义将成为绝对有利的选择（图10-5）。

图10-5 共情和理性怎样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当然，让所有活生生的人的利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极乐世界。但是，在考量他人利益的时候，稍微地多为他人想想，比如，在想到他人被奴役、遭受酷刑或肢解时，会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愧疚之情——能够改变人们攻击他人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因果链上两个环节的证据：带来更多换位思考的外生事件，以及换位思考变为同情心的心理反应过程（第4章和第9章）。从17世纪开始，出版业和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由此播下了人道主义革命的种子（第4章）。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物中的小说让人们进入他人的生活和头脑，讽刺和笑话让人们开始怀疑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准则。对奴隶制、施虐式刑罚、战争、虐待儿童和虐待动物的生动描述，让读者感受到其他生命的苦难，为最终废除这些制度或减少这些实践创造了条件。虽然编年史不是因果证明，但是实验室研究证明，人们听到或者读到第一人称的故事，可以强化他们对诉说者的同情心，至少让他们感到故事更加可信（第9章）。

识字率、城市化、流动性、大众传媒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发展，而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地球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第5章和第7章）。也许，就像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点燃了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一样，地球村和电子革命促进了20世纪的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运动。尽管我们无法证明人们常说的大众媒体加速了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衰落，但是，对换位共情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看到在大都市人群多样性和人文价值认受性之间存在的数种统计关系（第7章和第9章）。[11]

理性的滚梯

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都是受同样的外生因素的推动，例如识字率、都市化和教育。[12]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利益结构，所以两者的和平效应可以用同一个和平主义者博弈模型进行描述。但是在概念上，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是有区别的（第9章）。前一个要求我们换到他人的视角，设身处地，想象他人的情感。后一个要求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站在奥林匹亚的山顶，从超理性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没有立场不偏不倚的角度，在思考中将自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视为等价。

理性滚梯还有一个外源的动力：现实性。现实的逻辑关系和经验事实独立于试图把握现实的思考者的心理变化。当人类磨砺他们的知识和理性体系，并从信仰系统中剔除迷信和矛盾，必定得出某些特定的结论，就像一个人擅长算数，他的运算必然会得出某个特定的和，或者某个特定的乘积（第4章和第9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得出的结论都让人们越来越少地诉诸暴力。

本书通篇所讲的都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所能得到的成果。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当越来越有知识的公众开始质疑迷信杀戮，比如活人献祭、驱巫、血祭诽谤、宗教审判所，以及让某个民族做替罪羊，迷信依据的事实性假设被戳穿后，杀戮也就逐渐停止了（第4章）。人们就反对奴隶制、专制、酷刑、宗教迫害、虐待动物、暴力对待儿童和妇女、轻率地发动战争、迫害同性恋进行了审慎的理性论证，这些论证绝不是夸夸其谈，而是通过参加辩论并推动改革的人和社会组织，进入决策过程（第4章和第7章）。

当然，区分共情和理性并不容易，就像有时很难区分心和头脑。但是，共情能够达到的边界是有限的，它的亲和力止于与我们类似或者与我们接近的人，这说明共情只有插上理性的、普世化的翅膀，才能给全世界带来抑制暴力的政策和规范变化（第9章）。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立法禁止暴力行为，还包括设计降低暴力诱惑性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包括民主政府、康德式的反战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和解运动、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国际维和行动、90年代的预防犯罪改革和文明攻势，此外，还有牵制、制裁和谨慎接触等外交策略，给予一国领袖更多的选择，避免只能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鸡博弈”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政策之间做选择（第3章和第8章）。

尽管理性滚梯走走停停，经常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它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它离弃道德体系里的部落主义、权威和纯洁，走向人道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自主和人权（第9章）。将人类福祉奉为至善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因为它的合理性是可以被证明的：任何思想者的群体，只要他们关心自己的价值，进行理性的对话，都会接受这个目标，而社群和权威价值体系则狭隘地局限于本部落或者本阶层（第4章和第9章）。

证据显示，都市化的浪潮将形形色色的人卷入讨论，言论自由允许人们在讨论中畅所欲言，人们能够揭露和总结历史的教训，人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正沿着自由人文主义的方向演化（第4章至第9章）。我们已经见到的证据之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正在衰亡，连带它所煽动的大屠杀和战争也在销声匿迹，而权利革命的思想正在蔓延，已经不再有人能够为种族歧视进行辩护，反对种族压迫发展到反对一切对妇女、儿童、同性恋和动物的压迫（第7章）。我们还见到，这些变革逐渐地改变了保守分子的立场，尽管他们在最初总是抵制变革。例外则从反面提供了证据，在那些与世界隔离的社会中，人们无法获得外来的思想，政府和神权压制出版自由，正是这些社会顽固地抗拒人文主义，死抱着部落、权威和宗教的意识形态（第6章）。然而，随着电子文字共和国的兴起，即使是这些社会，恐怕也无法继续置身于浩浩荡荡的自由主义潮流之外。

“滚梯”的比喻，暗示着随机游走的思想潮流相互叠加，产生的合力决定了运动的方向，这似乎很有些辉格派和现代主义的味道，外带些颇为天真的历史观。但是，这种辉格史观得到了事实的支持。我们看到，发源于西欧和美国沿海地带的自由主义变革，在一定的滞后之后，纷纷被世界上较保守的其他地区效仿（第4章和第6、7章）。我们还看到，在充分发展的理性能力以及对合作、民主、古典自由主义和非暴力的接受能力之间，不仅存在相关关系，甚至还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第9章）。

反思

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上，暴力的减少也许算得上是最有意义但最不被赏识的发展状况了。暴力减少的含义触及我们信仰和价值的核心——随着历史的进程，人类的生存条件是越来越改善还是越来越恶化，或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什么比理解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呢？有些观念，比如失去纯真的堕落，宗教典籍和森严等级的道德权威，性本恶还是性本善，历史的推动力，以及对自然、社区、传统、情感、理性和科学的道德评价，都悬而未决。我一直在长篇累牍地试图记录和解释暴力的减少，这里我不想为探讨它们的含义再泼洒笔墨了。但是，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要再对两个问题进行反思，因为它们也许会让暴力的下降趋势发生逆转。

第一个反思关系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性——科学、技术和理性让人类生活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习俗、信仰、社区、传统权威、返璞归真的自然观的消亡。

仇恨现代性是当代社会批判的永恒主题之一。不论人们怀旧的目标是小镇温情还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社群凝聚力还是家庭价值，是宗教信仰还是某种主义，或者是与自然韵律之和谐，每个人都巴望着倒转时光。他们说，除了异化、掠夺、社会病态、失去意义，以及为了豪宅、越野车和电视真人秀不惜毁灭地球的消费文化之外，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正如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的《西方历史中的衰落观》（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一书向我们所展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失落伊甸园是一曲悠久的哀歌。[13]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当浪漫乡愁成为大众的流行观念，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就一直想厘清事实，反驳人们的成见。他们著述的书名就足以说明问题：《好消息就是坏消息是错的》（The Good News Is the Bad News Is Wrong）、《越来越好》（It’ 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过去的好时光——其实它们糟透了》（The Good Old Days — They Were Terrible!）、《为理性乐观主义辩护》（The Case for Rational Optimism）、《改善中的世界》（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以及最近出版的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和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的《渐入佳境》（Getting Better）。[14]

这些为现代性辩护的作者，历数了人类进入丰裕和科技时代之前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提醒我们，先人的身上长满了跳蚤和寄生虫，和自己的粪便一起蜗居在地洞中。食物不仅寡淡、单调，而且时有时无，没有保证。医疗要仰仗医生的锯子和牙医的钳子。不论男女，从日出一直劳作到日落，然后遁入黑暗。冬天意味着在大雪覆盖下的农舍里，忍受连续数月的饥饿、寂寞和孤独。

还不止于此，我们的先辈们匮乏的不仅是世俗的物质享受，他们的生活中更缺少那些高级层面的精神享受，比如知识、美、人与人的交往。即使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部分人的行走出入，也从来没有超出自己出生地方圆几公里的范围。所有人都不了解宇宙的广袤，不知道史前人类的历史、生命的基因谱系、遗传密码、微生物的世界，更不知道物质和生命的构成。音乐录音、随手可得的书籍、即时的世界新闻、艺术杰作的大量复制、影视戏剧，都是我们的先人想也想不到的，更不要说还有能够放进衬衣口袋的小小的电子工具。过去，当子女移民海外，他们的父母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和自己的孙子孙女，永远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这里还有现代性给生命本身的馈赠：延长了几十年的寿命，能够看见自己的新生儿的母亲；能够活过一岁生日的幼儿。每当我在新英格兰的老墓地徜徉，总是被大量的小墓地和哀伤的墓志铭感动：“埃尔维娜·玛利亚，死于1845年7月12日，年仅4岁零9个月。原谅我们的泪水，这是父母的悲泣。一朵凋零的小花在此长眠。”

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明，没有哪个浪漫分子真的愿意乘上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但是，怀旧分子总是要亮出他们的道德底牌：恐怖的现代暴力。他们说，至少我们的祖先不用担心抢劫、学校枪击、恐怖袭击、集中营、世界大战、杀戮场、凝固汽油弹、劳改营和核毁灭。当然，波音747飞机、抗生素、iPod（一种数字音乐播放器）都抵不上现代社会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在这里，只有没有感情色彩的历史和统计知识能够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它们显示，怀旧所追念的和平安定纯粹是一种幻觉。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儿童读物对原住民的生活大肆浪漫化，但是他们的战争死亡率高过我们的世界大战。对中世纪欧洲风情的浪漫遐想，忽略了工艺精湛的酷刑刑具，看不见在那个时代遭到谋杀的风险是我们今天的30倍。在人们怀念的那些旧时光里，有外遇的妻子会被割掉鼻子，7岁的孩子会因偷了一件小衣服而被送上绞架，囚犯的家庭要付钱才能让犯人免戴镣铐，女巫会被锯成两半，水手会被鞭打成肉酱。我们今天的道德共识，比如奴隶制、战争和酷刑是错误的，在过去可以被当作矫揉造作，而我们的普世人权观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过去的史书中找不到关于大屠杀和战争罪行的记录，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零碎儿值得记录。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几乎过去70年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灾难既不是人类噩运的先兆，也不是世界常态的新标准，而是一个局部的暴力高点。自此，暴力趋势开始蹒跚下行。支撑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没有被纳入现代性思维，而是被倒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代性的力量——理性、科学、人本主义、个人权利，当然不曾是一鼓作气地向着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带来乌托邦，或者终结人类之间的摩擦和作为人的痛苦。但是，在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收益——健康、体验和知识之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收益：它具有减少暴力之效。

---

对那些已经注意到暴力减少的作家来说，暴力减少的规模之大，而且发生在几乎各种时间尺度和水平量级上，实在有些神秘的意味。詹姆斯·佩恩暗示，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做功”，整个过程“几乎像着了魔法”。[15]罗伯特·赖特几乎屈从于这一诱惑，他怀疑零和竞争的减少是不是“神示证据”，是一种“天授神意”的标志，或者是一个“宇宙主宰者”的故事。[16]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抵制此类诱惑，但是我也同意，说明暴力逐渐减少的数据所具有的相重性（multiplicity）确实是一个值得推敲的谜。是什么让我们感到人类历史的进程有某种方向性？我们自然也有权问，指示方向的箭头在哪里，又是谁将这个箭头贴在那里的？如此之多的历史力量都整齐地指向一个有益人类的方向，如果这还不意味着是神的作品，那么，它是不是证明了某种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观念的真实性——存在一种道德真理，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就像我们发现科学真理和数学真理一样？[17]

我个人的观点是，“和平主义者困境”至少澄清了个中奥秘，并且证明，历史进程的非随机性方向源于某种人性的现实，而我们对道德和目的的认识也深受这些现实的影响。我们这个物种生来就是要面对困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最终利益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脆弱的躯体让我们成为易于剥夺的对象，同时想成为剥夺者而不是被剥夺者的愿望，还会将所有人卷入惩罚性冲突。单边的和平主义是一种输家的策略，共同的和平则是可望而不可即。和平主义者困境回报的数学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各种令人沮丧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数字所反应的恰恰是人类世界现实的本质。毫不奇怪，古希腊人将战争归罪于众神的任性，希伯来人和基督徒则祈求他们神圣的道德主宰调整一下来世的回报，期望以此来改变人们感知的激励结构。

演化生成的人性，天生无力应付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挑战，不会选择进入矩阵左上角幸福的和平单元。贪婪、恐惧、优势和肉欲这些动机总是在吸引我们发起攻击。虽然存在一种应对措施——一报还一报的复仇威胁，有可能在重复性博弈中开启合作，但在实践中，自利的偏差总是让博弈者打错算盘，结果往往不是威慑产生稳定，而是无休止的循环冲突。

但是，人性中也包含着进入和平单元的动机，比如同情心和自制。它还包括像语言这样的沟通渠道。人类还具有一个开放性的组合推理体系。当这个体系经过辩论的提炼，它的成果通过文字和其他文化记忆逐渐积累，它就会找到改变回报结构的途径，让和平选项越来越有吸引力。在这些途径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超级理性诉求，它所要求的是对现实的另一重抽象：视角的可互换性，亦即承认我们个人狭隘视野的非特殊性。它将两个对手的回报混合在一起，由此破解了博弈的困境。

只有当我们的自我意识膨胀，觉得人类自身之重要实乃宇宙之核心时，人类才会将逃出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愿望变成一种天赋宏愿。但是，这个愿望确乎属于非物质世界中的偶然现象，所以它不同于其他能激起物质发明的愿望，比如对精制糖或者中央供暖的渴望。和平主义者困境中令人沮丧的回报结构，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而走出困境的最全面的解决方法——视角的可互换性，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它是“黄金法则”背后的基本原则，很多传统道德都有类似的黄金法则。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的认知过程就是与这些人性现实进行斗争的过程，就像我们的认知一直在与逻辑定律和几何定律进行斗争一样。

虽然，人类摆脱毁灭性竞争算不上是一个天赋的宇宙目标，但它的确是一个人类的目标。宗教捍卫者很久以来一直声称，没有神的法令，道德就永远失去了外在的根据。人只会追求一己之私，尽管这种追求可以按照品味或时尚有所调整，并成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信徒。我们现在可以来领会一下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人间找到一些让人类得以兴旺繁荣的途径，包括找到一些策略，帮助人类解脱天性中具有攻击冲动的悲剧，应该足以成为所有人的目标。这个目标，比加入天堂合唱团、融入宇宙精神或者转世为更高级的生命都要更高贵，因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向任何一个进行思考的同胞证明，而不需要由强人、传统或武力任意灌输给某一部分人群。我们在本书中见到的数据显示，有了这样的目标，人类就会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步履蹒跚的、不完美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

---

最后一个反思。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种分析性的，有些时候是不敬的腔调，因为我相信，这个主题激发太多的虔诚，太少的理解。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从来都不曾忘记数字背后的现实。回顾暴力的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暴力的残忍和毁灭震撼。有时，则是被愤怒、厌恶和无限的悲哀淹没。我知道，在图表的背后，是一名年轻男子在忍受刀伤的剧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消失，知道自己几十年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这里还有一名酷刑的受害者，他的全部意识已经被难以承受的痛苦取代，只剩下唯一的愿望，那就是意识本身的终结。这里还有一名女子，她刚刚得知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已经横尸壕坑，而她自己很快就要“落入野蛮粗暴的奸淫者之手”。[18]这样的惨剧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十个人的身上或者一百个人的身上，已经够可怕了。但是，这里的数字不是成百上千，也不是数以万计，甚至不是数以百万计，而是一百个百万——以亿为单位。这是一个让人精神崩溃的数字，这些不长毛的猿猴到底给自己的同类制造了多少苦难啊！一旦想到这一点，内心就充满无法言说的痛苦。[19]

但是，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方设法减少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在和平中寿终。[20]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减少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减少成为可能。

[1] Murphy, 1999.

[2] Ericksen & Heschel, 1999; Goldhagen, 1996; Heschel, 2008; Steigmann-Gall, 2003; Chirot & McCauley, 2006, p. 144.

[3] Ericksen & Heschel, 1999, p. 11.

[4] Mauss, 1924/1990.

[5] Mueller, 1999, 2010b.

[6] D. Garner,“After atom bomb..s shock, the real horrors began unfolding,”New York Times, Jan. 20, 2010.

[7] Shultz, 2009.

[8] Hudson & den Boer, 2002.

[9] Fearon & Laitin, 2003; Mesquida & Wie-ner, 1996.

[10] Potts, Campbell, & Hayden, 2008.

[11] 案例包括妇女越有影响力的国家，家庭暴力也就越少（Archer, 2006）；认识同性恋的人对同性恋的敌视越少（见第7章注释232）；美国沿海和主要水路旁的县在大选中更倾向自由派（Haidt & Graham, 2007）。

[12] 均引自Singer, 1981/2011。

[13] Herman, 1997.

[14] Bettmann, 1974; Easterbrook, 2003; G-oklany, 2007; Kenny, 2011; Ridley, 2010; Robinson, 2009; Wattenberg, 1984.

[15] Payne, 2004, p. 29.

[16] Wright, 2000, p. 319. Wright, 2000, p.320 Wright, 2000, p. 334.

[17] Nagel, 1970; Railton, 1986; Sayre-Mc-Cord, 1988; Shafer-Landau, 2003; Har-ris, 2010.

[18] 《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三场。

[19] Rummel, 1994, 1997.引自Desmond Morris。

[20] 《物种起源》一书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