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69年6月2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保尔： 你当然可以 酌情使用我的名字。不过有几点不同意见。首先，我目前不可能做你希望我做的工作，而恩格斯的眼睛还在发炎，在短期内肯定也不能写作。当然，如果发生非常迫切的问题，我们自己会来找《文艺复兴》的。但是，即使在编辑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这一点也是可以做到的。纯粹名义上的共同编辑并无实际用处。不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最诚挚的不同意见，至于问题的处理，由你酌定。筹划中的报纸可能会使你和你的朋友们同政府发生司法冲突。要是你的父亲 ［注：弗朗斯瓦·拉法格。——编者注］早晚知道这个报纸的编辑成员中有我，那他可能会认为是我促使你过早地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妨碍了你采取必要措施（其实我一直不断地在催促你采取这种措施 ［注：见本卷第246贝。——编者注］）去通过医学考试和掌握你的专业。他将把这种假想的我对你的影响直接看作是完全违反我们双方的专门协议。
小矮个 ［注：布朗基。——编者注］的担心毫无根据。普鲁士为入侵法国而需要的准备时间， 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至少也要一个月而不是一个星期。可是目前的情况对普鲁士来说却远不是有利的。 德国的统一实际上不存在。只有通过德国革命消灭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俄国人的仆从的普鲁士王朝，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只有推翻“普鲁士”，才能使德国真正集中起来。
普鲁士没有溶化在德国之中。相反，它征服了德国的一部分。它对待这一部分（既包括被直接吞并的地区，又包括被强行列入北德意志联邦的地区）象对待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因此，在它的这些新占领区怨声载道。在对法国采取 进攻战（ 不是防御战）的情况下，普鲁士不得不用自己的大部分军队来管制这些对它说来是最危险的地区。因为把它同法国联系起来的一切交通线——铁路、电报等等，都是经过这个地区的。它从莱茵撤退的道路也经过这里。至于从汉诺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萨克森、库尔黑森、拿骚等地招募的士兵，那是靠不住的。他们与其说是力量的源泉，不如说是软弱的根源。
除这些地区（或者是被直接吞并的，或者是被强行列入北德意志联邦的）外，还有拥有九百万人口的 南德意志（巴登、维尔腾堡、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斯塔德）。这里的人民群众完全是反普鲁士的。如果对法国作战，普鲁士就必须把它的另一部分军队派到这里来，以保证南德意志这部分地区的安全，因为南德意志有很长一段同法国接壤。
最后，普鲁士将不得不集中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监视奥地利。不应忘记，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普鲁士这个暴发户不久前使它遭受的屈辱和损失犹有切肤之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会不念旧恶，这 完全是一种荒唐的假设。就算这种假设能够成立，反正她也无力援助普鲁士。奥地利皇帝对于国际事务再也不能施加任何影响了。匈牙利议会目前正在考虑作决定，而它的决定肯定是支持法国而反对普鲁士的。维也纳的帝国议会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因此，不管维也纳内阁表面上作出怎样友好的姿态，普鲁士都不能够也不应该去依靠奥地利，它将不得不经常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去监视无疑将在波希米亚集结的奥地利军队。
因此，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貌似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将不能集中兵力来主要对付法国，相反地，它必须向各个方向分散兵力。
普鲁士除了俄国再没有别的盟友。但是，在 突如其来的紧急时刻俄国是派不出自己的军队的。等它把兵征好并派到普鲁士，胜负早见分晓了。
认为普鲁士在这种情况下会敢于 单独——而且只能这样行动——进攻法国，包括进攻革命的法国，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纯粹从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法国发生革命，普鲁士就会立刻象1848年那样行动。它将不是把自己的兵力派往国外，而是不得不集中自己的兵力 在国内进行讨伐。
今天，普鲁士和德国其它地区人民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同时普鲁士政府和德国其它各邦政府都在停止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而在虚伪的宪制的罗网中日益削弱，要是1848年的德国运动使普鲁士政府陷于瘫痪的话，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至于说到德国工人阶级，那末在我看来它要比法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好些。它的世界观中的 国际主义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些，它的 无神论比任何别的国家要鲜明些。它普遍同情法国。
如果法国发生革命，普鲁士 将束手无策。（不久前，一个工人代表 ［注：倍倍尔。——编者注］在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用法国革命即将来临 威胁它。）只有在 皇帝入侵“ 祖国”的情况下，普鲁士才会成为法国的危险敌人。
再见。
老尼克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525]
伦敦 1869年6月2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皇帝： 我腋下的东西原来不是痈，而是另外一种什么脓肿，折磨得我够难受的，不过从昨天起就开始很快愈合。幸好我在曼彻斯特，否则就糟了。现在我完全好了。
我希望下星期能和你们在一起。杜西可能在曼彻斯特呆些时候。在巴黎过了一段拘谨生活，她在这里觉得自由自在，象一只羽毛刚丰满的小鸟儿一样。
但愿列斯纳的巴西之行还没有最后决定。很遗憾，我不能为他做点什么。由于你素有的善良，你显然作了自我牺牲，在没有终了的促膝谈心中度过了一个星期日。关于为拉法格写文章的事，我感到很为难。一方面，我想答应布朗基的请求；另一方面，我的其他工作又不允许我为他们做许多事。但我最担心的是， 老拉法格可能怀疑我促使他的儿子过早地从事政治活动，促使他忽视自己的专业。不管怎样，他同马克思一家结亲可没有多少理由可以感到高兴。
再见吧，可爱的芭伊—芭伊，问候大家。
你的顺从的仆人 老尼克
[525]这封信写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给她姐姐燕妮的信的第四页上。——第599页。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敦 1869年6月10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孩子： 我本来打定主意昨天离开曼彻斯特。但是恩格斯借口我来这里[275]的头一个星期还感到身体虚弱，坚持要我留到下星期一，我只好让步。真的，他对我那样好，我不能断然不顾他的要求。
在我们到戴文希尔—阿姆斯去的三天旅行中，在波尔顿修道院附近，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小伙子达金斯先生，他是个地质学家，为了绘制这个地方的地质概览图，暂住在约克郡的这个地区。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根据政府的决定，在拉姆齐教授的指导下，准备从杰明街开始测绘全英国的地质地图。穆尔本人是个地质学家。恩格斯和肖莱马通过他认识了达金斯。达金斯现在住在约克郡一个偏僻的农场主住宅里。这个农场主住宅过去是个修道院，它的下面一层现在仍然是个小礼拜堂。为了看望达金斯我们来到了这一带地方。达金斯很象个德国农民——小矮个，总是笑容满面；他的头型有点象猴子；除了上牙向前突出（这使我想起了已故的载勒尔夫人）外，他一点也不象英国人。他的衣着就象不整洁的、“衣衫 褴褛的”雇农一样，马虎到了极点。领带以及诸如此类的文明用品，对他说来也是陌生的。他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鲁莽的小伙子；他的眼睛显示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嘴边浮泛着亲切的微笑，但是不能说他具有很大的才智。不过他还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甚至是一个热心于自己学科的人，而他在他的许多竞争者当中已经开始名列前茅。他天真得象个孩子，一点也不傲慢，不管谁想向他打听他的科学发现，他都随时见告。事实上，一些别的地质学家经常缠着他，目的不外是揩他的油，或者攫取他的研究成果来欺世盗名。的确，我们就碰见过他和两个这样的人交往：其中一个姓华德，是个腼腆的青年，另一个姓格林，是个厚颜无耻、刚愎自用的人。星期日，我们在达金斯住的农场那里吃了午饭，吃饭的那间屋子正好在小礼拜堂的上面。这间筑有主墙（我是说四面的墙很厚）的屋子显然是以前修士聚会的地方；从这里眺望，可以看到茏葱茂盛的树木，似带环绕的群山，嶙峋轩邈的峰峦，又有淡蓝色云雾萦绕其间，这种云雾曾使柯勒·贝尔为之倾倒。乡村风味的午饭虽然简单，但大家吃得非常愉快，非常满意，在吃午饭时从小礼拜堂里面传来了青年们的歌声，因为隔着厚厚的墙壁，听起来好象歌声来自远方，这歌声有点象《浮士德》 ［注：看来是指沙·古诺的歌剧《浮士德》。——编者注］中的教堂赞美歌。
看来，我们的朋友达金斯有点象费里克斯·霍尔特[400]，不过不象后者那样装腔作势，而是有学识的（顺便提一下，这里的托利党说：“费里克斯·霍尔特是个rascal〔恶棍〕”，而不是“radical〔激进派〕”）。他每星期都要邀请一些工厂的小伙子，请他们喝啤酒，抽烟丝，并同他们谈论社会问题。他是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我不免要同他开点玩笑，警告他别让埃利奥特夫人遇见，因为她会立刻抓住他，把他写进她的文学作品。他已经写信给穆尔要加入国际。所以我把会员证给他带去了，他交了十先令入会费，这个数目对他来说相当可观了。这些人从事那样繁重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每年才得一百五十英镑。如果这纯粹是一种竞争的事情，政府用这样的薪水是雇不到这些人的，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充满了研究“地质学的”热情，利用给他们提供的条件来进行自己的探讨。他们持有责成每一个地主、农场主及其他人不得阻碍他们进入自己领地和农场研究土壤结构的证件。达金斯非常滑稽和幽默。他常到一个农场主的庄园里拿出工具来就开始工作，这时农场主来了，怒声呵叱这个没有礼貌的外来人，命令他滚开，否则就要叫他领教一下猎犬的牙齿或者尝尝链枷的滋味。达金斯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并用一些开玩笑的话去刺激这个粗暴的家伙。等这场滑稽剧达到一定的高潮，他便掏出自己的证件，于是那条恶狗便软下来了。当我们在他那儿闲坐时，他顺便让我看了一下最近一期《双周评论》上赫胥黎的文章[526]，在这篇文章中赫胥黎把老康格里弗挖苦痛骂了一顿。达金斯也是孔德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的死敌。他同意我的看法，他们除了自高自大以外没有任何实证的东西。我的朋友比斯利则被他列入那些错误地把自己的奇谈怪论当作科学的“学理主义者”之中。在同一期《双周》上还载有穆勒评论桑顿的《资本和劳动》的第二篇文章。他的评论使我相信，他们两个都是微不足道的人。达金斯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他（在伦敦时）同他的法学家父亲住在基尔本。
昨天晚上我出席了龚佩尔特举行的盛情难却的茶会。岁月给龚佩尔特夫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变化。希腊人的鼻子所表露的那种伪善消失了，显出了一种真正犹太人的特点；她皱纹满面，骨瘦如柴。她说话有喉音，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上等人的一种可诅咒的特征。她认为坐公共马车、看大众焰火或者靠近池座观众看戏，是最不愉快的事，因为卑贱的平民身上有臭味。她在谈到这点时说：“我喜欢干净的人群，而不喜欢肮脏的人群”[《I like the clean million，but not the dirty million》]。我装作以为她说的是“干净的百万” ［注：英文《million》是“百万”的意思，也是“人群”的意思。——译者注］，于是我说，人们一般总是认为一百万干净的英镑，比任何一百万人（不管是洗过的还是没有洗过的）要好。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星期一我一定动身。杜西现在容光焕发，在曼彻斯特多呆一些时候，对她将是有益的。
你的 老尼克
[275]1869年5月25日到6月14日，马克思带小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看来，爱琳娜一直在恩格斯家中住到10月初。——第303、368、454、600、612页。
[400]费里克斯·霍尔特——英国女作家乔·埃利奥特的小说《费里克斯·霍尔特——激进派》中的主人公。——第420、601页。
[526]1869年6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30期上发表了托·赫胥黎的文章《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点》（《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positivism》）和约·斯·穆勒的文章《桑顿论劳工及其要求》（《Thornton on labour and its claims》）。——第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