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注：年代是库格曼写上的。——编者注］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先生： 要不是我天天盼望从我们亲爱的旅行者那里得到比较确切的消息，我早就回答你寄自卡尔斯巴德 ［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的亲切来信了。自从他们从列日发出第一封也就是最后一封信以来，我们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行踪。但是我想，现在他们经过一番漫游之后，这个星期总会到达你那儿了[582]，所以我把今天的《泰晤士报》和前几天的一号《派尔·麦尔新闻》寄给你们共同阅读。
关于代表大会 ［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编者注］，除我附上的《派尔·麦尔》有一篇混乱不堪的无稽之谈外，这里的报刊是噤若寒蝉的。今天《泰晤士报》第一次打破沉默，发表了一篇十分善意的、有条理的、扼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由于有美国代表 ［注：凯麦隆。——编者注］的发言，在这儿，特别是在法国，会引起很大的注意。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许多用语、措辞和“埃卡留斯笔调”使人猜想是我们的“格奥尔格” ［注：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编者注］写的，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承认他能这样掌握分寸的话。
[583]
这些时候这里积压了一大堆报纸和信件，我简直不知道是否值得花力气和邮费把它们寄到大陆上去。它们的内容目前大部分已经过时。列斯纳关于代表大会写了三篇很好的详细报道，李卜克内西却写来了两封废话连篇的信，不看更好。[584]埃卡留斯谈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说“布莱特曾写信给伦敦所有报纸的编辑部，请求他们不要刊登 任何关于我们的会议的报道”，这是一个美国人告诉他的，而这个人说是从《纽约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斯莱克先生那儿听来的。也许这件事多少可以说明报界保持沉默的原因。
如果《泰晤士报》再发表几篇报道，其余的报纸就会追随这个带头羊，那时代表大会的成功就有把握了。无论如何，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就会比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更大些。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结果，似乎只是使“我们的伟大导师斐迪南” ［注：斐迪南·拉萨尔。——编者注］除拥有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份正式公报外，又有另一份半正式公报——李卜克内西的小报 ［注：《民主周报》。——编者注］。他们甚至在巴塞尔也试图再一次把倒霉的施韦泽丑闻放到突出的地位，以便使人们认为似乎国际的任务只是使“铁人” ［注：拉萨尔（暗指他的“铁的”工资规律）。——编者注］的原则具有 国际意义而不要它的 严密的组织。
[585]
只要我一听到我们亲爱的“流浪者”到达你那儿的消息，我就立刻把几封有意思的私人信件寄往汉诺威。劳拉和她的丈夫以及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到我们这儿今天整整四个星期了。他们在着手准备回巴黎。可惜母子都不象我希望的那样好。可爱的小孩不舒服，因为他开始长牙，一切常见的征候都已出现。讨人爱的小脸蛋变得又瘦又小，亮晶晶的小眼睛在苍白的小脸上显得更大了。他是个非常快乐的、文静的小男孩，这小猴子走后我们要感到寂寞了。
请代我向你亲爱的夫人 ［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致衷心的问候，代我吻小弗兰契斯卡 ［注：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并请接受我最友好的问候。
你的 燕妮·马克思
[582]1869年9月中到10月初，马克思偕同女儿燕妮住在汉诺威的库格曼家里。他沿途到过布鲁治、列日、亚琛和科伦；曾到过济克堡的狄慈根处，然后到波恩和美因兹，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保·施土姆普弗家里住了一天，造访了维斯巴登。马克思和燕妮在1869年9月18日左右到达汉诺威（见本卷第351—352页）。——第685、694页。
[583]1869年9月15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埃卡留斯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见注286）最初几次会议的报道全文引用了美国代表凯麦隆在大会上的发言。——第685页。
[584]指列斯纳给马克思的信，这些信详细说明了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进程。列斯纳一共寄来五封信，发信日期是1869年9月6、7、8、9和11日。李卜克内西关于代表大会的信保存下来一封，发信日期是1869年9月7日。——第686页。
[585]李卜克内西在巴塞尔代表大会9月7日会议上的报告中涉及了他和施韦泽的分歧，同时批评了拉萨尔的观点。而在李卜克内西任责任编辑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也发现个别的拉萨尔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第686页。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10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你的来信和你亲爱的母亲的画像收到了，非常感谢。画像好极了，比原像还要好。我收到它很高兴。
听说你好了一些，我很愉快。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重损失给你带来的痛苦会逐渐消失。你想一想吧：
“经历了一场人生的风暴，她现在睡梦正酣——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使她痛苦了。”
［注：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三幕第二场（文字有改动）。——编者注］
这样一想，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吗？
我给门克夫人写了一封短信。非常感谢你及时提醒我，尽管我必须说明，在收到你的信以前我总还是已经想到给“小玛丽”写信了……不过……不管怎样，俗话说得好，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善意铺成的。
摩尔也给她写了一封短信。他身体好多了，在汉诺威时折磨他的痛苦的咳嗽总算差不多好了。他衷心问候你并请你原谅他不给你写信，因为他正在忙着读一本论述俄国农民状况的书 ［注：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编者注］（刚刚用俄文出版的，他读起来很吃力）。从这本书看来，俄国农民的状况恰好和富于想象的凯里所描绘的相反[586]，丝毫不值得羡慕。“俄国没有幸福”。这本书出版得正是时候，它很重要。摩尔要在他的第二卷[11]里公布这本书中的事实。
这些时候第一卷的法文翻译工作在继续进行。[359]一个月以后第三章[587]就可以译好并着手校阅了，至少几天以前访问过译者的保尔（拉法格）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保尔在给我们的信里写道：
“在一所简陋的房子的一间陈设更加简陋的房间里，那儿只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张床和几个书架”，——
他碰见凯累尔先生（译者）在埋头工作。凯累尔先生年轻、聪明、充满热情。保尔为他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欣赏他的“充沛的工作能力和精力”。的确，谁能不和他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呢？这个年青人为了自己的研究（他研究好几种科学，但主要是研究社会科学）而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工厂主，他管理他父亲的工厂七年，但是这种“狱吏的职业”使他厌恶了，他辞职不干了。
保尔在凯累尔先生家里还遇见两位社会主义者。他给我们来信说：
“社会党已在巴黎成立并且开始跃居首要地位；他们虽然没有报纸，但是在举行公共集会并且进行个别的宣传鼓动”。
毫无疑问，社会党是在西蒙之流、佩尔坦之流、邦塞耳之流、甘必大之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人懂得，空桶格外响；他们看见过这些满口大话、架子十足的说教者是怎样逃跑的，他们不会相信这些人的善良意图，不会相信这些人的信念：“今天逃跑了，明天还可以战斗”。
这一星期伦敦最大的事件是芬尼亚社社员为要求政府释放被囚禁的爱尔兰人而举行的示威。[338]杜西从爱尔兰回来后[588]成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的爱尔兰人，因此她非说服摩尔、妈妈和我同她一道去举行大会的海德公园才肯罢休。这个伦敦最大的公园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连最高的树枝上都爬满了人。据报纸估计，到会的将近七万人，不过这是英国的报纸，因此这个数字无疑是大大缩小了的。示威者拿着红色、绿色和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例如：“时刻准备作战！”“不服从暴君就是对上帝尽职。”还有许多红色雅各宾帽在空中飞舞，比旗子还高，这些帽子的主人唱着《马赛曲》；这个场面和这些声音恐怕大大地打搅了在俱乐部里享用波尔图酒的常客。
第二天即星期一，所有的报纸都猛烈地攻击这些该死的“外国人”，并且咒骂他们在英国登岸的那一天，因为他们要用自己血红的旗帜、嘈杂的合唱和其他恐怖行为来教坏安分守己的约翰牛……
喝茶的时候到了——我答应给杜西烤几个栗子；你得谢谢你自己的运气或者不如说谢谢这些栗子，否则我就要无尽无休地乱涂下去了。（你一定认为我总也停不下来了。）
全家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医生”，忠实于你的 燕妮·马克思
我用你的大名鼎鼎的头衔称呼你，看来会使你感到惊奇。请相信我并没有因这个头衔而对你有忌妒之意。在“我们新社会”里将不怎么需要治疗身体的祭司；他们将和自己治疗精神的同行一起完蛋，不过目前希望你享受你的头衔——在它还存在的时候！附上维尔特的相片。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338]1869年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地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见注24）；在许多次群众大会上都通过了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的请愿书。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这些要求。1869年10月24日，在伦敦举行了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对示威游行的详细叙述见本卷第689页），在示威游行之后，总委员会通过了呼吁英国人民捍卫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由马克思、鲁克拉夫特、荣克和埃卡留斯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问题提得更加广泛，总委员会于1869年11月广泛地讨论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曾两次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64—669页），并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3—434页和本卷第373—374页），这个决议草案于1869年11月30日由总委员会通过。——第361、645、689页。
[359]指《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它是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累尔翻译的。凯累尔于1869年10月着手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作了修改（见本卷第623页）。凯累尔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工作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的，1872—1875年以分册的形式在巴黎出版，后来装订成书（关于《资本论》法译本并见注42）。——第377、399、688页。
[586]指亨·查·凯里的《社会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一书。关于这本书的详细情况见本卷第377—388页。——第688页。
[587]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一章的是整个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1—345页）。——第688页。
[588]爱琳娜·马克思于1869年9月6日至23日随同恩格斯和他的夫人莉希·白恩士在爱尔兰旅行。——第689页。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1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但愿你不要以为我是遵照我的某些祖先的遗训在渴望着报复。我迟迟没有答复你非常友好的来信的唯一原因是，我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你知道，每天两点钟以前我都有事[589]；此后，由于我们可怜的海伦 ［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身体很不好，我常常不得不把下半天花在家务上；除此以外，我翻阅了几百种报纸，从中为摩尔摘录有关金融公司的诈骗勾当等等的材料。（顺便告诉你，奥维伦德和葛尼刚刚被宣告无罪。[204]全国的资产阶级都为这两个“蒙难者”的获释而欢欣鼓舞，他们声称，这两个人自己犯的罪还没有别人对他们犯的罪多。如果这些衣冠楚楚的小偷有朝一日又被选进议会去为他们的同胞颁布法律，那我是毫不惊奇的。法官对于被告的偏袒简直令人不能容忍，连冷漠无情的陪审员们也感到吃惊，他们有一次曾为此提出抗议。）
你瞧，我不写信是有理由可以辩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你猜得很对，我并不崇拜复仇之神，但是我同样也不喜欢敬重“绵羊式的温柔”。为了向你证明我没有“以德报怨”的习惯，我判处你吞食一份极难消化的杂拌——一种地道的英国葡萄干布丁，大功告成之后，你的一切罪过都可以得到宽恕。
全家向你致新年的良好祝愿，我也衷心向你祝贺。我们听说你生病都 很难过，但愿你现在已经完全好了。摩尔目前身体还不坏，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前几天恩格斯到我们这儿呆了几个钟头。他是在去巴门的途中顺便来看我们的，他打算在巴门和他的母亲共度圣诞节。他看起来非常健康，并且由于摆脱了办事处而感到很愉快，他觉得自己在那儿就象鱼在沙土上一样。
恩格斯正在努力写他那部关于爱尔兰的书 ［注：弗·恩格斯《爱尔兰史》。——编者注］。你提出的有关这部书的问题，我无从回答，因为我对它的内容毫无所知。我猜想它有点象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篇。听说你同意我们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我们非常满意。我们无一例外都是坚定不移的芬尼亚社社员。在顿诺凡 ［注：奥顿诺凡-罗萨。——编者注］当选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我们都欢喜得跳起舞来，杜西简直象疯了一样。
[353]
你可以想象，一个芬尼亚社社员当选的消息在英国引起了多大的惊慌。首先是报刊，除《雷诺》和《国民改革者》外，只能异口同声地号叫：“一个苦役犯当选了——可怕！可怕！”接着，在用各种调子齐心协力地重复了这句他们认为有魔力的话以后，这帮卖身投靠的家伙就互相厮打起来：托利党的报纸责骂格莱斯顿，说这次选举是他的政策的恶果，辉格党的机关报则大谈特谈忘恩负义并且为国家的命运悲叹，说这里的和平福音和善意得到了这样的报答，叛变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谋杀受到赞扬。英国政府立刻派了几千名士兵到兄弟岛去。
应当承认，正象托利党人所说的那样，格莱斯顿所采取的政教分离的措施[590]已经产生了后果。宗教狂热快要寿终正寝，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敌对状态趋向停止，奥伦治派[591]的阵营发生了分裂，奥伦治派、绿带会员[322]和芬尼亚社社员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英国政府。因此牧师的影响化为乌有了，爱尔兰的运动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而实际上，选举顿诺凡－罗萨这件事就是直接 针对教权派的。例如，这些反对释放政治犯的绅士们曾经召开会议，打算搞出一个多少类似土地法案的东西来，但人民用强力使会议解散了，他们声明，只要犯人还没有释放，就不和英国政府达成任何协议。由于政府对提出大赦等等要求的群众大会充耳不闻，人民就把芬尼亚社社员顿诺凡-罗萨选进了议会，这是对英国政府和爱尔兰世俗的和僧侣的职业宣传家的挑战，人民终于识破他们的虚伪面目了。
与此同时爱尔兰人中的最高尚的人们在英国监狱里受尽了折磨。这些人的遭遇是难以描述的。有一次顿诺凡-罗萨被白天黑夜双手反铐关在一间黑暗的牢房里达三十五天之久；在吃饭——一种稀汤，给他放在牢房的地上——的时候手铐也不除掉。总而言之，亲爱的医生，英国现在是一个恐怖之国。伦敦的东头爆发了斑疹伤寒，工人家里穷人成批地死去。医生们对穷人的 尸体已经不满足了，他们在 活人身上也做起实验来了，而我记得新近英国报刊还对法国进行的动物活体解剖表示过极大的愤懑。
上星期威尔士发生了一件事，叫人毛发耸然。一个威尔士农民放出风声说，他的十二岁的女儿已有两年不吃东西。虽然这个可怜的威尔士人把自己的孩子拿去公开展览收了钱，但也可能他是个半疯狂的人，相信自己的无稽之谈（威尔士有人还信巫婆等等）。然而要使伦敦一些最好的医院的医生们相信这些话，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如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且派了盖伊氏医院的护士到威尔士去对这个据说是断食斋戒的女孩子进行两星期观察。这些医生每天向公众发布关于这个女孩的情况的公报。他们 六天不给她吃东西，第七天这个不幸的孩子死了。在女孩子死前的夜里，戴维斯医生对她的父亲说没有危险，而在讯问时这位绅士声称，他没有建议给女孩子吃东西，因为不想使这个父亲“ 受侮辱”。啊，多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我要想办法把全部案情告诉你。它肯定不会使人对英国的医界产生很大的尊敬。我深信，只要有人声称他可以在烧红的铁上走路而 不致烧伤，或者可以穿过窗子跳出去，就可以找到医生去研究这个问题。有朝一日我们还会倒退到神意裁判[592]哩！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忠实于你的 燕妮·马克思
[204]指1866年英国大银行之一奥维伦德—葛尼公司的破产。这次破产使很多储户破产，在全国引起了愤懑。这一事件成了法院审理的对象，1869年12月结案时，公司经理均被宣判无罪。——第192、234、313、690页。
[322]见纳·威·西尼耳《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08页（N.W.Senior.《Journals，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Vol.II，London，1868，p.208）。
绿带会员（出自ribbon——“带子”一词）是爱尔兰农民秘密社团的参加者，佩带绿带作为标记。绿带运动是十八世纪末在爱尔兰北部发生的，是人民对英国大地主的专横和对暴力驱逐租佃者的一种反抗形式。绿带会员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和主管人。但是，绿带会员的活动没有任何共同的行动纲领，纯粹是地方性的、分散的。——第354、692页。
[353]耶·奥顿诺凡-罗萨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被关在监狱中，1869年11月25日由梯培雷里选入英国下院。
意大利的大赦——恩格斯指意大利在1869年11月对某些同国民自卫军中的渎职有关的政治案件以及其他案件实行的局部大赦。——第371、388、691页。
[589]燕妮·马克思从1869年1月起在门罗家里给孩子教课（见本卷第203页）。——第690页。
[590]指1869年格莱斯顿实行的爱尔兰政教分离法。——第692页。
[591]奥伦治派是反动的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是1795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新教教士为了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成立的。它有计划地挑唆新教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镇压过1688—1689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第692页。
[592]“神意裁判”是中世纪时期采用的以烧红的铁器以及开水之类来确定被告有罪或无罪的考验法。——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