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滕

在复辟王朝时期[41]的产儿、诗人——他们的力量没有由于1830年的雷鸣电闪而陷于瘫痪，他们的声誉只是在当代文学时期才确立起来——中间，有三个人由于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著称，他们是：伊默曼、夏米索和普拉滕。这三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杰出的品格以及至少同他们的诗才相称的理性力量。在夏米索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有时是幻想和感情，有时是冷静的理性；特别是他的三韵句诗，表面上十分冷漠和富于理性，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可以听到一颗高尚的心在跳动；在伊默曼的作品中，这两种特性互相斗争并且形成一种他本人也认可的二元论，他的坚强的个性虽然能够使两个极端有所接近，但是不能使它们统一；最后，在普拉滕的作品中，诗的力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轻易地屈服于强有力的理性的统治。假如普拉滕的幻想不能依靠这种理性和他的卓越的性格，他就不会这样闻名。因此，他是诗歌中理性原则的代表，是形式的代表；因此，他想用一部杰作来结束自己生涯的愿望也就未能实现。当然，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自己的声誉永存就需要这样一部巨著，但是他也感到，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力量目前还不够，所以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自己正在酝酿的作品。然而时间流逝，他没有能够从正在酝酿的作品中解脱出来，终于去世了。

普拉滕的幻想胆怯地跟随着他那理性的大胆步伐；当需要天才的作品时，当需要做出理性所做不到的大胆跳跃时，幻想就不得不胆怯地退却了。由此产生了普拉滕的谬误：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当作诗。他的诗的创作力足以写出阿那克里翁风格的抒情诗 ［注：模仿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的诗体所写的爱情诗。——译者注］，这种力量有时也在他的喜剧中象流星似地一闪而过；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能作为普拉滕的特征的东西，大部分是理性的产物，而且将永远被认为是这样的。他的矫揉造作的抒情诗，他那讲究修辞的颂诗令人感到厌倦，他的喜剧中的辩论大部分是不合情理的，但是，对他的风趣的对话、高雅的独白，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至于他的片面性，则必须在他的非凡的性格中寻找根据。普拉滕在社会舆论中享有的文学声誉将发生变化，他将更加远离歌德，更加接近白尔尼。

他的一些见解也是接近白尔尼的，除了喜剧中的很多隐喻外，他的文集[42]中的一些诗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只想提一提其中一首献给查理十世的颂诗。他在波兰解放斗争的鼓舞下所写的歌词没有被收入这个文集，虽然这些歌词对于说明普拉滕的性格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这些歌词作为文集的补遗[43]另行出版了。我认为，这些歌词可以证实我对普拉滕的看法。他的思想和性格在这些歌词里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更有力和更突出地代替了诗。因此，普拉滕不善于写简朴的歌词，喜欢写冗长的、每一节都包含一个完整的思想的诗，或者写一些矫揉造作的颂诗韵律，这些颂诗的庄严而有节奏的调子看来要求讲究修辞的内容。在普拉滕那里，思想是同诗的艺术一起出现的，这就是他的诗的理性根源的最有力证据。凡是向普拉滕提出其他要求的人，对这些波兰歌词是不会感到满意的，然而，凡是抱着这些期望拿到这本书的人，在感到书中缺少诗的芳香的同时，却会由于在崇高性格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许多高尚思想，以及在序文中恰如其分地表达的“伟大的热情”，而得到充分的补偿。遗憾的是，这些诗没有在德国民族意识奋起反抗帝俄欧洲的五头政治[44]的前几个月发表，否则这些诗就是对五头政治的最好的回答。而且，五头政治拥护者[45]在这里为自己的著作找到的也许就不仅仅是一句格言。

弗·恩格斯写于1839年12月

载于1840年2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31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原文是德文

[41]复辟王朝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国恢复统治以后的时期（1814年、1815—1830年）。——第38、143、211、395页。

[42]《奥·冯·普拉滕文集》（《A．von　Platen．Gesammelte　Werke》）1839年斯图加拉特和杜宾根版，一卷本。——第39页。

[43]《奥古斯特·冯·普拉滕-哈勒蒙德伯爵遗诗》（《Gedichte　aus　dem　ungedruckten　Nachlasse　des　Grafen　August　von　Platen-Hallermünde》），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普拉滕诗集补遗，1839年斯特拉斯堡版。——第39页。

[44]五头政治是复辟王朝（见注41）时期欧洲的政治体制，它是在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列强的霸权基础上建立的。——第40、160页。

[45]暗指1839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一本匿名著作《欧洲的五头政治》（《Die　europäische　Pentarchie》）的作者卡尔·爱德华·戈德曼。——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