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默曼的《回忆录》
1840年霍夫曼和康培出版社汉堡版第1卷。
［注：Immermanns Memorabilien．Erster Band．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840．——编者注］
伊默曼逝世的消息对于我们莱茵区域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人，——虽然同作为诗人的伊默曼相比，作为人的伊默曼更是刚刚才开始展现出来。他同不久前在莱茵河流域和威斯特伐里亚出现的比较年轻的文学力量有着特殊的关系；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尽管在政治方面直到目前还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文学方面却有着紧密的联系，无怪乎《莱茵年鉴》成了两省著作家的联合中心。以前，莱茵区域那么回避文学。现在，莱茵的诗人们又那么力图成为自己故乡的代表，即使不是按着一个计划行动，也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这种努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中心，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比较年轻的诗人既服从这个中心，又丝毫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性。看来，伊默曼是要成为莱茵诗人的这个中心了。他虽然对莱茵区域的人民抱有某些成见，毕竟逐渐地归向他们，他还公开同全体青年所属的现代文学流派和解了；一种清新的思想支配着他，他的作品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因此，聚集在他周围和从邻近地区到他那里去的青年诗人也越来越多；例如，弗莱里格拉特，当他还在巴门开发票和记流水账的时候，不是常常就“啪”的一声阖上了日记账和总账本，陪同伊默曼和杜塞尔多夫的美术家们度过一天或者两三天！因此，各地散见的关于创造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诗派的设想中，伊默曼就占有显要的地位；在弗莱里格拉特成名以前，伊默曼是地方文学和全德意志文学之间的一条纽带。对于能看出这种相互关系和联系的人来说，这早已不是秘密了；还在一年前，莱茵霍尔德·克斯特林和其他一些人就在《欧罗巴》上指出，伊默曼将获得歌德在晚年所享有的那种地位。[131]可是死神打破了所有这一切对于未来的梦想和希望。
伊默曼逝世后几个星期，他的《回忆录》出版了。他这么一个正在壮年的人是否已经完全成熟到能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呢？对这个问题，他的命运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书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我们也不必把《回忆录》看作是老年人借以宣告走完了人生之路而作的一生总结。不如说这是伊默曼对自己早年极端浪漫主义时期的活动所作的一次清算，因此在他这本书中当然就打上了同他那一时期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种精神烙印。加之最近十年来发生的那些巨大变迁把他书中所描写的事件推得很远很远，甚至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都觉得似乎这些事件是历史的陈迹了。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有权利说，要是在十年以后，伊默曼在把握自己的时代以及对待他作品的轴心即对待解放战争的态度上将会更高瞻远瞩、更自由。不管怎样，目前必须按照本来的面貌看待《回忆录》。
如果这位早年的浪漫主义者在《模仿者》中力求攀登歌德的表现力和宁静境界的顶点，如果《闵豪森》[132]完全是采用现代作诗的手法写成的，那么伊默曼的这部遗著就更清楚地表明他多么善于评价文学上的最新成就。他的风格以及观察事物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只是那些比较深思熟虑的内容，比较严谨周密的布局，鲜明刻画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怀有的尽管相当隐蔽然而是反对现代的情绪，才使得这本书从目前充斥于我国渴望健康的诗的活力的文学中那些大量的描写、述评、回忆、谈话、情景、情况等等中间脱颖而出。同时，伊默曼很有分寸，不怎么思索探讨那些应当由不同于赤裸裸的理性判断的另一种判断来决定的东西。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卷取材于“二十五年前的青年”和在青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卷首的《致读者》最确切地说明了整个作品的性质。一方面是现代风格，现代流行词语，甚至现代原则，而另一方面是作者那些对广大读者来说早已失去意义的特点。正如伊默曼相当直率地指出的，他是为现代德国人、为那些同德国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保持同样距离的人们写作的。他完全按现代的意义来理解民族并且提出了前提，这些前提在逻辑上必定会导致把主权的确立作为人民的使命。他坚决反对德国人所犯的毛病：“缺乏自信、曲意逢迎和卑躬屈节”[133]。此外，伊默曼对普鲁士主义抱有说不出所以然的偏爱，在提到德国立宪运动的要求时采取冷淡的、不关痛痒的态度，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还根本不懂得现代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统一。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这一概念很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对“现代”的很多要素是抵制的，但是同时又不能弃之不顾。
回忆录本身是从《童年的回忆》开始的。伊默曼遵守自己的诺言，只谈“历史通过他来实现自己进程”[134]的那些时刻。世界事件随着儿童认识能力的增长而增长。大厦正在建立起来，而他竟成了这座大厦崩溃的见证人。最初在远方咆哮的历史波涛，在耶拿会战中冲垮了北德意志的堤坝，席卷了踌躇满志的普鲁士，确证大帝使用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即使现在对于伊默曼的国家也是千真万确的，而且首先就淹没了他的故乡马格德堡。[135]这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伊默曼长于叙述而拙于思索探讨，他极其成功地描述了世界大事在个人心中的反映。而且，这正是他公开地，——诚然，仅仅是暂时地——向进步事业靠拢的起点。他和1813年的所有志愿军人一样，认为1806年以前的普鲁士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旧制度，但是又认为——现在人们是不大同意的——1806年以后的同一个普鲁士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然而普鲁士的复兴是一个特殊问题。弗里德里希大帝搞的普鲁士第一次复兴在去年的纪念会上受到高度的颂扬，简直使人不能理解，二十年的空位时期怎么会造成第二次复兴的必然性。[136]可是，后来《回忆录》肯定地告诉我们，虽然经过两次炮火的洗礼，旧亚当最近又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征兆。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章中，伊默曼并没有向我们赞扬现状，只是在下面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伊默曼的道路同新时代的道路之分歧所在。
“青年在进入社会生活以前，受到家庭、学校、文学的教育。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一代人来说，还要受到第四方面即专制制度的教育。家庭宠爱青年，学校使他们孤立，文学又把他们带入广阔的天地；而专制制度则使我们开始有了性格。”
[137]
这本书中思索探讨的那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个模式构成的。我们不能不赞成这个模式，因为它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按照阶段的时间顺序来解释意识的发展过程。书中关于家庭这一章，谈到旧式家庭时写得非常精彩；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伊默曼没有着力把光明面和黑暗面联成一个整体。他在这方面的所有评论都非常精当。但是他对新式家庭的观点又一次表明，他仍然不能摆脱昔日的偏见和对近十年来各种现象的不满情绪。当然，“保持古风的安适”、对家庭乐园的满足日益让位于对家庭生活乐趣的抱怨和不满。但是，古朴生活的庸俗习气，睡帽上的光轮也在日益消失，而抱怨的理由——伊默曼提得几乎完全正确，只不过太尖锐了——恰恰是还在战斗着的、尚未结束的这个时代的表征。外国统治前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这个时代本身打上了安宁的但也是无所作为的烙印；这个时代怀着崩溃的萌芽在苟延残喘。我们的作者本来可以说得很简明扼要：新式家庭所以不能摆脱某种不安适的感觉，是因为它还不善于把向它提出来的那些新要求同自己的权利结合起来。正如伊默曼所承认的，社会变了样，社会生活作为崭新的因素出现了；文学、政治、科学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深入到家庭中去，家庭却很难安置所有这些陌生的客人。全部问题就在于此！家庭里旧习惯还太深，它不能同外来客人取得谅解，友好相处。因此，在这里当然要发生家庭的更新，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我以为旧式家庭确实需要这样的过程。但是，伊默曼恰好就在德国最活跃最容易接受现代影响的地方即在莱茵河流域研究了现代家庭，因为这里最明显地表现出转变过程所引起的不安。在德国中部各地方城市，旧式家庭依然在庸碌无为这件神圣的睡衣的保护下继续存在。这里的社会还处于公元1799年的水平；人们平静地、沉着地对待社会生活、文学和科学，谁也不允许别人打破自己的安闲的生活常规。——作者为了证实他对旧式家庭所发表的意见，还引用了“教育轶闻”，然后用描绘旧时代的典型人物《伯父》这一章来结束该书的叙述部分。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家庭教育结束了，青年人投入学校和文学的怀抱。这本书写得不太成功的部分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伊默曼度过的学生时代，正是一切科学的灵魂即哲学以及提供给青年的基础即古代知识处于飞速变革的过程。对伊默曼不利的是，他作为一个学生，没有能贯彻始终地参加这次变革。当变革结束时，他早已中学毕业了。起初伊默曼仅仅指出那几年的学习是狭隘的，只是后来才在单独的一些章节里补充谈到了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讲到费希特时才谈点哲学，这在我们哲学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看来可能是十分奇怪的。他在这里对于那种单凭机智和诗人的眼力所无法彻底理解的事物详尽地作出机智的判断。我们那些严肃的黑格尔主义者读完在这里用了三页篇幅来阐述的哲学史之后将会大吃一惊！所以必须承认，象这样来谈论哲学是最外行不过了。他的第一个论点认为，似乎哲学总是在两点之间摇摆，不是在事物中就是在“自我”中探求确切可信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了迎合那追随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费希特的“自我”而写出来的；这一论点如果说还勉强适用于谢林，那么无论如何不适用于黑格尔。——苏格拉底被称为思维的化身，正因为如此，并不认为他有能力自成体系；在他身上，纯粹的教义同直接渗入经验似乎结合起来了，而既然这样的结合已经超越概念范围，苏格拉底就只能作为一个有名人物而不能作为专门学说的创始人出现。这不就是那些必定会使在黑格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陷入极端混乱的观点吗？在思维和经验的一致性已经“超越概念范围”的地方还能存在什么哲学吗？如果把缺乏体系看作是“思维的化身”的必然属性，那还谈得上什么逻辑呢！
但是，何必跟着伊默曼进入连他自己也只想一笔带过的领域里去呢？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正如他不能把过去几个世纪的哲学原理搞清楚一样，他也不大可能把费希特哲学同费希特这个人联系起来。但是他还是出色地描述了向德意志民族呼吁的演说家费希特的性格以及体操的热情宣传者雅恩的性格。这些性格描述比冗长的论述更有力地阐明了对当时的青年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和观念。甚至在伊默曼谈到文学的地方，我们更爱读的是他有关“二十五年前的青年”同伟大诗人们的关系的叙述，而不是那种根据不足的论证：德国文学不同于它的一切姊妹文学，它有现代的、非浪漫主义的根源。如果想从高乃依那里探索中世纪浪漫主义的根源，或者在莎士比亚那里，除了他取自中世纪的素材，还想把他的另一些东西归为中世纪的东西，那就不能不认为这是牵强附会了。昔日的浪漫主义者保留了隐蔽的浪漫主义，却又想逃避别人对他的指责，也许这里就表露了他的不完全纯正的良心。
论述专制即拿破仑的专制这一节，同样不能令人苟同。海涅对拿破仑的崇拜是和人民的意识格格不入的。但是，自命为具有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的伊默曼讲起话来却象一个受侮辱的普鲁士人，这也未必会有人感到满意。他确实感到在这里必须超越民族的—德意志的观点，特别是超越普鲁士的观点；因此，他用词非常谨慎，尽量接近现代的思想方法，只敢谈论细节和次要的东西。但是他逐渐大胆起来，他承认自己没有完全弄懂为什么人们把拿破仑列为伟人，他描绘了专制主义的完整体系，并且指出在这方面拿破仑是一个大笨蛋和无能之辈。但是用这种方法是不能理解伟大人物的。
因此，撇开那些决定伊默曼信念的个别思想不谈，他无论如何基本上是和现代的意识相距甚远的。但是也不能把他列入代表德国精神现状的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他毅然拒绝似乎是他最接近的那个倾向——条顿狂。在他的思想方法中，著名的伊默曼二元论一方面表现为普鲁士主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浪漫主义。但是普鲁士主义在伊默曼这个当过官的人身上逐渐形成最呆板的、具有机械节奏的散文，而浪漫主义又使他极端敏感。只要伊默曼停留在这种立场上，他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承认，而且必定越来越深信，这两种倾向不仅是针锋相对的，而且对民族的心情也越来越漠不关心。
最后，他在诗歌方面大胆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写成了《模仿者》。这部作品刚刚离开出版商的柜台，就使作者看到，妨碍民族和比较年轻的文学普遍地承认他的天才的，正是他以往的倾向。《模仿者》几乎到处都获得好评，同时也使作者的性格遭到尖锐的批评，而伊默曼在此以前是不习惯于这种批评的。青年文学——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某种一直都未成为整体的东西的片断——首先承认了伊默曼的作用，并且真正把这位诗人介绍给全民族。由于普鲁士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还由于自己的作品都不大受欢迎，伊默曼深受刺激，因而他的作品就不自觉地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十分孤立的标记。现在，他有了某些进步，因而获得了公认，同时也有了另外的、更自由、更愉快的精神。往日的青年人的热情又活跃起来了。它使伊默曼在他的《闵豪森》中转而同自己性格上的实践和理性协调起来了。他通过写《吉斯蒙达》和《特里斯坦》使一直牢牢地影响着他的浪漫主义的同情感平息下来了；然而，同以前的浪漫主义作品相比，是多么不同啊，特别是同《默林》相比，是多么富有表现力啊！
[138]
总之，在伊默曼看来，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普鲁士的冷静态度挽救了他，使他摆脱了浪漫派的梦幻，但是，另一方面，普鲁士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对现代的发展没有好感。我们知道，伊默曼虽然在宗教方面完全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但是在政治方面是政府的非常热诚的拥护者。真的，由于同青年文学的关系，他开始接近当代的各种政治倾向，并且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些政治倾向；同时，正如《回忆录》所表明的，普鲁士主义在他身上还十分顽强。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不少言论既同伊默曼的基本观点尖锐对立，又紧紧依赖于现代的基础，这就不得不承认现代思想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回忆录》清楚地表明作者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作出的努力。谁知道历史的洪流是否会逐渐冲垮伊默曼藏身的保守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堤坝呢？
还要指出一点！伊默曼说，他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人的性格：青年人的基调响起来了，青年人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难道不是跟我们的时代所见到的完全一样吗？文学界的老前辈都去世了，青年人掌握了发言权。我们的未来比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因为他们必须解决日益增长的矛盾。的确，老年人非常抱怨青年人，青年人也确实很不听话；可是，让青年人走自己的路吧，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的，谁要是迷了路，那只能怪他自己。要知道新的哲学是青年人的试金石；他们要以顽强的劳动去掌握新的哲学，同时又不丧失青年人的热情。谁害怕思想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持利剑冲进密林又不敢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得不到公主和她的王国；他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乡村牧师、商人、法官或者他希望要做的人，顺应天意娶妻生子，但是时代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你们不必为此而成为老年黑格尔派，到处抛出“自在”和“自为”，“整个”和“这个”等术语，但是也不要害怕开动脑筋，因为只有这样的热情才是真正的热情：它象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峰的稀薄空气，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就这个意义来说，现在，青年人已经从黑格尔学校毕业了，从体系的干壳中脱落的好几粒种子在青年人心中茁壮地发芽了。而这就是对现代赋予最大的信任，相信现代的命运不取决于畏惧斗争的瞻前顾后，不取决于老年人习以为常的平庸迟钝，而是取决于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因此，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1841年初
载于1841年4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53、54和55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原文是德文
[131]指德国诗人莱茵霍尔德·克斯特林的文章《德国诗人和他们的读者》（《Die deutsche Dichter und ihr Publikum》），载于1840年《欧罗巴。知识界纪事报》杂志第1卷（斯图加特）。——第168页。
[132]指卡尔·伊默曼的小说《模仿者》（见注105），《闵豪森。短篇故事集锦》（《Münchhausen．Eine Geschichte in Arabesken》），共四部，1838—1839年杜塞尔多夫版。——第168页。
[133]卡·伊默曼《回忆录》（《Memorabilien》）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27页。——第169页
[134]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30—31页。——第169页。
[135]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82年10月18日给普鲁士亲王亨利的信中引用了这句话。
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败，导致普鲁士向拿破仑的法国投降。——第170、302页。
[136]1840年5月31日在普鲁士举行了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一百周年纪念。恩格斯把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的年代）到1806年（耶拿会战中普鲁士被击败的年代）之间这一段时期叫作二十年空位时期。——第170页。
[137]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95页。——第170页。
[138]指伊默曼的诗《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载于《戏剧手稿集》（《Ghismonda，oder die Opfer des Schweigens》．In∶《Taschenbuch dramatischer Originalien》），弗兰克博士出版，1839年莱比锡版第3年卷；《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Tristan und Isolde》），抒情诗，1841年杜塞尔多夫版；叙事诗剧《默林》（《Merlin》），神话，1832年杜塞尔多夫版。——第174页。
［不来梅通讯］
教会论争
［注：见本卷第124—125页和第130—133页。——编者注］
1月于不来梅
一年过去了，我们关于教会问题的论争也基本结束了。不管怎样，目前有待发表的论战文章再也不会使广大读者象过去那样注意了。过去，一周之内连出几版都抢购一空，这种现象不会再有了。这些论争，本来主要是指望人民大众参加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引起纯科学的兴趣，因为它只有在早已被科学否定了的流派的基地上才有意义。——帕尼埃尔牧师由于自己那本反对克鲁马赫尔《神学答辩》[110]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又写了洋洋大观的作品[111]。他用十印张猛烈地抨击了他的对手。他在前言中说，他想引用虔诚主义[9]的历史来回击今后可能遭到的种种攻击，并且证明这一派别起源于异教。当然，这个源泉想必和阿蕾图萨泉[139]一样，早在涌出基督的土地之前，已经在地下奔流很久了。在其余部分，他使用报复权来反击他的对手，除了那些针对虔诚主义的一般指责外，他几乎把咒骂他的每一句话都原原本本地回敬给对手。于是，整个这场斗争最后成了在文字上吹毛求疵，似是而非的论点象球一样被抛来抛去，看来，最后归结到确定概念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应当在论争开始前就解决的。但是在正统教义面前，唯理论[106]始终处于这种状况。这是它自己的中间立场造成的，由于站在这个立场上，它时而想表现为基督教精神的新发展，时而又想表现为基督教精神的原始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把圣经上的正统教义的术语攫为己有，只不过意义有所改变。唯理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圣经都是不诚实的；象启示、拯救、灵感这些概念经它一讲，意义极不明确，而且完全被曲解了。——帕尼埃尔把唯理论的理性的枯燥无味提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他运用一种可怕的、与其说是康德的不如说是沃尔弗的逻辑，认为他最大的功劳就是把自己的作品明显地分成若干段落。他的论据不是包在逻辑骨骼外面的活的肉体，而是他挂在教堂的各个尖顶上晾晒的浸透了有气无力的伤感情调的破衣服。帕尼埃尔也很喜欢这类空洞的废话，尽管其中含有宗教的正统口号，人们还是一听就知道讲话的人是一个唯理论者。不过帕尼埃尔不能把这些空洞的废话同自己的枯燥的论断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不得不经常用第一、第二、第三等等这些词来中断他那娓娓动听的叙述。如果他每讲一点都是这类甜得腻人的废话，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的了。全书中最有趣的是克鲁马赫尔著作的摘录，在这些引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个人的思想方法很呆板。——唯理论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坚决，这使得对方的传教士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一个有二十二名传教士签名的共同声明[140]。这本小册子完整地叙述了正统教义的原理，并且羞羞答答地摘记了这场论争的一些事例。七名唯理论传教士打算发表的声明尚未问世。但是谁想根据传教士人数的比例来判断读者中两派的比例，他就错了。
大多数虔诚主义传教士是我们教区的牧师。他们获得这个位置，部分是由于自己那一派暂时的优势，部分是由于利用了一点裙带关系。但是在读者中，唯理论者同虔诚主义者相比至少在人数上是相等的，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得力的代表，以便向他们详细地说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从这方面看，帕尼埃尔对他的拥护者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他有勇气、有决心，在某些方面学识相当渊博，所缺的只是创建大业必需具备的作家和演说家的才干。最近出现了许多小册子，大部分是不署名的，但是它们对读者的情绪并没有影响。几天前出现了一本篇幅为一印张的小册子《非虔诚主义韵文》[141]，但是它没有给作者带来特殊的荣誉，它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出于好奇。不来梅虔诚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天才的传教士弗·路·马莱特曾经答应为读者写一本小册子《帕尼埃尔博士和圣经》，但是，就是这本书也未必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因而斗争可以说已经结束，并且可以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对这个已告结束的事件进行总结了。——应当承认，这一次虔诚主义比它的对手高明。最初，同唯理论相比，它占一定的优势，就是说：有两千年的威信，而且在当代正统的和半正统的神学家的帮助下，它有了尽管是片面的，但毕竟是科学的发展。而唯理论甚至在全盛时期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同时受到托路克和黑格尔的夹攻。唯理论从来没有对圣经采取鲜明的立场；它的特点是倒霉的摇摆性，起先好象完全信仰启示，但是进一步推论时，又对圣经的神性如此加以限制，以致神性几乎一点也没有了。每当涉及到唯理论原理的圣经论据时，这样的摇摆总使唯理论陷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为什么总是颂扬理性而不宣布理性有自主权呢？须知每当双方都承认圣经是共同基础时，正确总是在虔诚主义一方。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这一次在虔诚主义一方还有天才。象克鲁马赫尔这种人在某些场合是会言不及义的，但是他决不会象帕尼埃尔那样整页整页地塞满毫无意义的句子。唯理论者的作品中最好的是《革出教门》，作者是 威·恩·韦伯。[109]古·施瓦布曾谈到过施特劳斯，说他同一大批主张实证观点[142]的对手的明显区别是，他对美的各种表现都具有一种极其敏锐的感觉。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威·恩·韦伯同那些唯理论的无知之徒区别开来。他用希腊和德国古典作家的罕见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眼界，虽然我常常不能同意他的某些论点，特别是那些独断的论点，但是他的思想的自由、高雅有力的叙述风格——所有这些都是应该承认的。不久前出版的一本针对他的论战性小册子就完全没有这些特点。刚刚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不来梅的使徒保罗》[143]，写得不无奥妙之处，书中包含一些令人发笑的影射不来梅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内容，但是就是这本书也没有比上面提到的那几本书在更大的程度上解决什么问题。——对于不来梅，这种论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以往，各派无谓地相互攻击，只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虔诚主义力图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唯理论却很少考虑虔诚主义，正因为如此，关于虔诚主义就有许多曲解。在牧师会中，即在全市所有改革派传教士和合并派传教士的合法会议中，唯理论至今只有两名而且是十分懦弱的代表。而帕尼埃尔一来到就表现得比较坚决，当时已经传闻牧师会发生了意见分歧。从克鲁马赫尔挑起这场论争以来，现在每一派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虔诚主义早就懂得，它的权威原则不可能同唯理论的基础——理性协调一致，而且早在它刚刚产生的时候，它就正确地预见到它在这个过程中会脱离古老正统的基督教。而现在，每一个唯理论者也都明白，他们的信念不单单在对经文的解释上同虔诚主义背道而驰，而且同虔诚主义有着直接的矛盾。只有现在，各派互相有所了解以后，它们才能在更高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因而可以安心等待着未来。
和文学的关系。音乐
1月于不来梅
看来汉撒各城市目前正被迫卷入文学的潮流。博伊尔曼的《随笔》[144]一出现，对这本确实有趣的材料的评论就象雨点似的纷纷洒下来。博伊尔曼本人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145]中给这三个自由的沿海城市以很重要的地位。《自由港》杂志刊登了佐尔特韦德尔的《汉撒同盟通讯》[146]。汉堡在德国文学中很早就占有一定的地位；卢卑克的地位则稍次一些，就是在经济方面，它的全盛时代也早已过去了；但是亚·佐尔特韦德尔现在还打算在那里创办杂志。不来梅对文学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对于文学它是问心有愧的，而且通常在文学中提到它时也不大客气。但也无可否认，不来梅正由于本身的地位和政治状况，比其他任何城市更适宜于成为德国西北部的教育中心。只要能拉两三个有才能的文学家到这里来，就可以在这里办杂志，这对北德意志文化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影响。不来梅的书商是十分精明的，我已经听到他们很多人讲，他们愿意拿出必要的基金并且同意在杂志出版的头几年承担可能的亏损。
音乐是不来梅最好的一个方面。在德国很少几个城市象这里一样演奏那么多那么好的音乐。在不来梅，成立了相当多的合唱团，经常举行的音乐会总是座无虚席。而且，一种良好的音乐鉴赏力几乎是完好地在这里保存下来了；最受欢迎的是德国古典音乐家韩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现代音乐家中有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和一些优秀的歌曲作曲家。新法兰西派和新意大利派几乎只在年轻的办事员中才有崇拜者。但愿不要冷落了塞巴斯蒂安·巴赫、格鲁克、海顿。这里也决不排斥新人。相反，很少有地方象这里那样乐于接受德国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在这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些以其特长闻名于音乐界的人。天才的歌曲作曲家施特格迈尔多年来一直在指挥我们剧院的乐队。现在，他的位置由科斯马利接替了。看来，科斯马利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作品，一方面通过主要发表在舒曼的《新音乐杂志》上的文章获得了许多朋友。同样博得好评的作曲家还有指挥合唱团和主持许多音乐会的里姆。里姆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有一颗青年人那样火热的心；没有人象他那样善于激发合唱团员和乐队队员的感情，使他们的演出充满生活气息。
低地德意志方言
1月于不来梅
外地人在这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甚至最有名望的家庭也使用低地德意志方言。不来梅人只要一谈知心的、不见外的话就开始使用低地德意志方言。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方言，甚至把它带到了海外。在哈瓦那交易所里，讲不来梅的低地德意志方言并不比讲西班牙语少。我就知道在纽约和委拉克路斯，有些人跟住在那里的许多不来梅人学会了他们的家乡话。要知道，高地德意志方言被宣布为官方语言以来还不到三百年。不来梅市的根本法—— 律书和 新协议[147]就是用低地德意志语写成的。这里的幼儿牙牙学语时也是用这种方言发音。小孩子在四五岁以前很少用高地德意志语讲话。这个地区的农民从来不学高地德意志语，这就使得法院常常要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开庭，用高地德意志语记录。附带说一句，这里的下萨克森方言还保持了相当纯正的形式，丝毫没有同高地德意志语混杂，而这样的混杂使黑森方言和莱茵方言变得不纯了。北汉诺威方言中的古词要比不来梅方言中的古词多些，但是这种方言的更大的毛病是地方色彩太浓。威斯特伐里亚方言完全淹没在难听的、拉得很长的复合元音中，到威悉河西边便开始说弗里西安方言。可以放心地把不来梅方言看作是古老的下萨克森书面语最纯正的继续发展。民间语是十分敏感的，它在吸收高地德意志语的词汇时，总是根据下萨克森方言的发音规则改造这些词汇。现在只有少数民间的下萨克森方言具有这种能力。《狐狸-莱涅克》[148]的语言同现代方言的差别仅在于它有比较完整的、目前已被压缩了的形式，而词根，除极少数外，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因此，语言学家从词汇的角度把《不来梅语词典》看作是现代下萨克森方言的一般总结，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参照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土语来制定不来梅方言的语法，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里有许多学者对低地德意志方言很感兴趣，但愿他们当中有人能担负起这项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1841年1月
载于1841年1月15、16、18和19日《知识界晨报》第13、14、15和16号，
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9]虔诚主义是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唯理论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十九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和虚伪。虔诚主义反对表面的宗教仪式，虔诚派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第12、14、32、82、101、124、133、177、459、492、505、515页。
[106]神学中的唯理论是一个假定的和矛盾百出的概念，它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某些神学集团都妄图证明借助理性来认识“神的启示真理”的可能性。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唯理论倾向在基督教神学中有很大的影响。——第131、178、275页。
[109]［威·恩·韦伯］《革出教门》（《Die Verfluchungen》）。一个匿名作者，不来梅市民之友为思维着的基督教徒而写的著作。1840年不来梅版。——第132、180页。
[110]弗·威·克鲁马赫尔《对不来梅的帕尼埃尔博士先生的神学答辩》（《Theologische Replik an Herrn Dr．Paniel in Bremen》）1840年爱北斐特版。——第132、177页。
[111]卡·弗·威·帕尼埃尔《公开谴责爱北斐特的哲学博士、牧师克鲁马赫尔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神学答辩〉》（《Unverholene Beurtheilung der von dem Herrn Pastor Dr．philos．Krummacher von Elberfeld，zur Vertheidigung seiner Bremischen Verfluchungssache herausgegebenen，sogenannten《Theologischen Replik》》）1840年不来梅版。——第133、177页。
[139]根据希腊神话，奈雷乌斯和多丽丝的女儿阿蕾图萨女神因受河神阿尔费乌斯的虐待，渡海或从海底潜行到西西里，在那里变为泉水。古希腊有几处泉水均以阿蕾图萨的名字命名。——第177页。
[140]指小册子《不来梅牧师关于真理问题的意见》（《Bekenntniß bremischer Pastoren in Sachen der Wahrheit》）1840年不来梅版。——第178页。
[141]《读者开卷有益的非虔诚主义韵文》（《Unpietistische Reime，erbaulich und gut zu lesen für Jedermann》）1841年不来梅版。——第179页。
[142]指“实证哲学”（“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positive也有肯定之意），这是哲学中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流派（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A．君特、弗·巴德尔以及后期的谢林），它从右的方面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实证哲学家”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反对理性认识，并且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他们把凡是宣布理性认识为其源泉的哲学，都叫作“否定”哲学（Der“negativen”Philosophie）。——第180、200、209、276页。
[143]指德国作家爱德华·博伊尔曼于1841年在哈瑙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不来梅的使徒保罗》（《Paulus in Bremen》），施塔德的神学候补博士著。——第180页。
[144]爱·博伊尔曼《汉撒城市随笔》（《Skizzen aus den Hanse-Städten》）1836年哈瑙版。——第181页。
[145]爱·博伊尔曼《德意志和德意志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四卷集，1838—1840年阿尔托纳版。——第181、523页。
[146]亚·佐尔特韦德尔《汉撒同盟通讯》（《Hanseatische Briefe》），载于《自由港》1839年第3期和第4期、1840年第1期。——第181页。
[147]不来梅市的根本法于中世纪形成。《律书》（《Tafel》）立于ｌ433年；《新协议》（《Neue Eintracht》）立于1534年。——第183页。
[148]《狐狸-莱涅克》（《Reynke de Vos》），1498年在卢卑克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出版的民间史诗。——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