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118]
老阿伦特就象传说中忠实的埃卡尔特[119]一样，站在莱茵河畔告诫那些德国青年，他们多年来凝神观望着法国维纳斯山以及从山顶上向他们招手的热情迷人的女郎——思想。但是，狂放的青年并不理睬这位老勇士的告诫，一味向那座高山飞奔而去，而且，他们没有象海涅笔下的新汤豪塞那样，筋疲力竭，卧倒不起。
这就是阿伦特对待当今德国青年的态度。尽管青年们全都对他十分尊敬，他对于德国生活的理想却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向往更多的行动自由，更饱满、更充沛的生命力，希望那流着德意志心血的世界历史大动脉有更猛烈的悸动。由此产生了对法国的同情，自然，这不是法国人想入非非的那种恭敬从命的同情，它更高尚、更自由，这种同情的性质，白尔尼在《吞食法国人的人》[28]一书中曾经同条顿化的片面性作过极妙的对比。
阿伦特感到，现代同他格格不入，现代不是由于他的思想才尊敬他，而是由于他那刚毅果断的个性才尊敬他的思想。因此对他这样一个既有才华和信念而且饱经沧桑的人来说，给自己的人民留下一座关于自己的成长过程、思想方法以及自己时代的纪念碑，已经是义不容辞的了。这一点他已经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忆往事》中实现了。
暂且撇开阿伦特这本书的思想倾向不谈，从美学上来看，这本书当然也是最有趣的出版物之一。在我们的文学中，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简练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了。这种语言应当不断影响我们青年一代中的许多人。严密坚实总比软弱无力好些！确实有这样一些作者，他们认为，现代风格的本质就在于把语言的突起的肌肉、绷紧的经络都裹上一层美丽柔和的皮肉，甚至要冒着显出女子气质的危险。不，我觉得阿伦特风格的男子气质的结构总比某些“现代”修辞学家软绵绵的格调好些。何况阿伦特已经尽量避免了他1813年的同伴们所采用的奇特的风格，只有在非使用最高级不可的时候（如南部罗马语那样），他的语言才偏于矫揉造作。当前流行起令人生厌的夹用外来语的风气，这在阿伦特那里也是找不到的。相反，他表示，在我们语言的树干上不嫁接外国语的分枝也能过得去。的确，我们的思想大车在大部分行途中套上德国的高头大马要比套上法国或希腊的马匹走得好些，而且对排除外来语倾向的极端做法进行嘲笑并没有解决问题。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书的内容。该书大部分是以诗情画意的手法描绘青年生活的田园诗。象阿伦特那样度过自己青年时期的人，倒是要永远感谢上帝呢！不是在个人的欢乐被整体利益所扼杀的大城市的尘土中，也不是在摧残幼芽的孤儿院和慈善教养所中，不是在这些地方，而是在户外、在田野和森林中，大自然塑造了这个钢铁般的男人，娇生惯养的一代惊讶地注视着他就象注视着一位北方的勇士一样。阿伦特用来描述自己这段生活的巨大表现力，几乎会使人产生一种想法：只要我们的作家能 经历阿伦特那样的田园生活，那么，一切田园诗式的 艺术构思便都成为多余的了。同我们的世纪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的是青年阿伦特那种把德意志式的纯贞和斯巴达式的严格相结合的自我教育。这种严格非常淳朴，完全摆脱了雅恩所特有的桀骜不驯，它正在低声哼着“这总会对你有好处”，而把它推荐给我们娇生惯养的青年，是再好也没有了。青年人象狂犬一样害怕冷水，稍微有点凉，便穿上三四层衣服，还以体弱免服兵役为荣，好一个祖国的中流砥柱！现在，每一座城市中，人们首先打听的是“最后一排房子的大门” ［注：引自歌德叙事诗《神和舞女》。——编者注］，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谈论纯贞，青年人认为是一种罪过。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家，我厌恶一切禁欲主义的反常现象，我永远不会谴责抛弃的爱情；可是，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严肃的道德正濒临消失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在阿伦特这样的人面前，实际上的纵欲者应当永远感到羞愧。
1800年阿伦特就任替他安排的职务。拿破仑大军遍布欧洲，随着法国人的皇帝的威力增长，阿伦特对他的憎恨也与时俱增；这位格赖夫斯瓦尔德的教授以德国的名义抗议压迫，从而被迫出走。最后，德国人民奋起战斗，阿伦特才回来。书的这一部分本来可望叙述得更加详尽一些，然而阿伦特却谦逊地不谈国民自卫团和它的行动。他应当比较详细地描写他参加当时运动的情况，并且从他的主观立场出发来描述那些日子的历史，而别让我们去猜测他当时不是无所作为的。以后的事件就处理得更简单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一方面阿伦特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宗教领域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当他谈论自己被停职这件事时表现了神秘的、近乎唯君命是从的甘愿受罚的姿态。但是，对此印象不佳的人，根据最近报上刊登的阿伦特的声明——阿伦特把自己的复职看作 公正的行为，而不是看作恩赐——就可以确信他还是象以前一样坚定和果敢。
但是，由于同时出版了许多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阿伦特的这本书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德意志民族数百年来第一次重新奋起并且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伟大精神来对抗异族压迫的那个光荣时代，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德国人也应当念念不忘那个时代的战斗，从而使我们沉睡的人民意识振奋起来。自然，这决不是象某个政党所理解的那种意思，认为一切已经实现，可以戴上1813年的桂冠，对着历史的明镜扬扬自得地端详一番了。意思正好相反。因为斗争的最重大的成果不是摆脱外国的统治——完全靠在拿破仑这根擎天柱上的统治的极不自然状态迟早必将自行垮台，——不是已经获得的“自由”，而是斗争的事实本身，是极少数同时代人明确感觉到的斗争的时机。我们意识到丧失了民族视为神圣的东西，我们不等君主最仁慈的恩准就武装了起来，我们甚至 迫使统治者来领导我们 ［注：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卡尔·巴德《拿破仑在1813年》1840年阿尔托纳版。］，总之，我们在一瞬间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才是这些年来的最高成就。因此，战后最清醒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坚决地朝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在政府眼里就必然成了危险人物。——但是这股活动的力量很快就又消沉下去了！由于可诅咒的四分五裂，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又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噬，整个德国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结果，德国便不可能奠定象西班牙于1812年宪法[120]中为自己奠定的那种国家生活的基础。相反，我们这些被压抑的心灵，没有经受住从“上层社会”突然向我们洒下的象温和的春雨般的种种诺言，而且我们这些蠢人就没有想过，有一些诺言，从民族的观点来看，违背它们是不可原谅的，而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得到原谅的。（？）然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21]，这使德国人有时间睡一大觉以消解他们对自由的狂醉，让他们醒来以后重新回到皇帝陛下和恭顺臣民的旧关系中去。谁要是还没有对旧日的抱负心灰意冷，谁要是还不能抛掉对民族有影响的习惯，谁就会被时代的各种势力赶进条顿狂的死胡同。只有少数几个卓绝非凡的人走出了迷宫，找到了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
条顿狂者想对解放战争的事实进行补充，还想把在物质上已有独立地位的德国从外国人的精神霸权下解放出来。但是正因为如此，条顿狂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而它用来自我炫耀的肯定的东西，则埋没在一片模糊之中，而且再也没有从那里完整地冒出来，就是那些表露为理性的东西，也大都是够荒谬的。它的整个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条顿狂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抽象。条顿狂摈弃了不是源于六十四代纯粹德意志祖先、也不是生根于本民族的一切，从而创造了抽象的德国人。甚至在条顿狂身上看来好象是肯定的东西也都是否定的东西，因为只有否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和这一世纪的发展道路，才能把德国引向条顿狂的理想；因此，条顿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托伊托堡林山的初期条顿精神的纯正中去。雅恩就代表了这种倾向的极端。这种片面性把德国人变成以色列选民，而无视一切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幼芽。特别是针对法国人，——法国人的入侵被击退了，而他们在国外称霸的基础在于他们总是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 形式即掌握文明，——破坏圣像崇拜的运动的满腔怒火大部分都是针对法国人的。革命的伟大而永恒的成果被讥讽为“法国式的花招”，甚至被讥讽为“法国式的诈骗”。谁也没有想过这个宏伟的人民事业同1813年人民的崛起有相近之处。拿破仑带来的一切，即犹太人的解放、陪审法庭、健全的民法代替罗马法典的烦琐条文——所有这一切都仅仅由于倡导者个人而遭到谴责。仇视法国已经成了义务，任何一种超越这种思想的观点，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于是，就连爱国主义实质上也成了一种否定的东西，在当时的斗争中祖国孤立无援，而它却费了很大的劲去找出过尚辞藻的纯德语词语来代替早已德语化了的外来语。如果这个倾向就是具体的德国的倾向，如果它认为，德国人之成为德国人是由于两千年历史的发展，如果它没有忽略我们的使命的最重要之点是充当欧洲历史天平上的指针并且关注邻近各民族的发展，那么，它就会避免自己的各种错误。——当然，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条顿狂曾经是我们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且同它后续的阶段构成了对立面，现代的世界观正是奠定在这个对立面上的。
条顿狂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同宗教唯理论是一致的，并且同出一源，即上一世纪的博爱主义，而条顿狂则最后导致神学上的正统主义，几乎它所有的信徒（阿伦特、斯特芬斯、门采尔）都逐渐走向这样的归宿。世界主义自由思想的片面性常常被它的对手揭露——当然这种揭露也有其片面性，因此，我才有可能扼要地谈谈这个倾向。七月革命最初仿佛是有利于这个倾向的，然而所有的党派都利用了这一事件。条顿狂的真正的消灭，更确切些说，条顿狂的生命力的真正的消灭，始于七月革命并且寓于七月革命。但是同时，世界公民精神也开始瓦解，因为伟大的一周[37]的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恢复了法兰西民族作为大国的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民族去争取更巩固的内部团结。
还在最近发生的这次世界动荡之前，就有两个人在埋头研究德意志精神的发展——不如说是现代的发展。这两个人生前几乎素不相识，只是在他们死后人们方才认识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就是 白尔尼和 黑格尔。人们往往很不公正地给白尔尼贴上世界主义者的标签，事实上，同他的敌人相比，他更是一个德国人。《哈雷年鉴》杂志不久以前把“政治实践”这一论述同冯·弗洛伦库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22]；其实后者并不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正象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123]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他是站在条顿狂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的相交点上，而且民族精神发展的最近几个阶段也只是在表面上触及他。白尔尼才是个政治实践家，他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他撕下了条顿狂的徒有虚表的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真面目。他用西得的话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手，你怎么敢说呢？[124]谁也没有象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伟大。他浑身都是生命，他浑身都是力量。只有 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争取自由的 行动。请不要在这里跟我谈“理性的规定”，“终极的范畴”！白尔尼理解欧洲各民族的地位及其使命的方式不是思辨的方式。但是，白尔尼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从而他对思想做出的贡献比黑格尔主义者更大，后者当时正在默诵黑格尔的《哲学全书》[125]，以为这样做就是对这个世纪做出了足够的贡献。正是白尔尼对问题的阐述表明他比平庸无奇的世界主义高明。合理的片面性对白尔尼是必然的，正如过分的公式主义对黑格尔也是必然的一样。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在《巴黎来信》[20]那些略显粗鲁而且往往似是而非的原理背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和白尔尼并驾齐驱而又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体系献给了国家。当局没有下功夫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以及晦涩的文风。当局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要知道，黑格尔本人就是那样一个实实在在的正统派，他的论战的锋芒直指政府所不赞同的流派，直指唯理论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可是，掌舵的老爷们并没有看出，这些流派所以被制服仅仅是为了让位给更优秀的流派；他们并没有看出，新的学说必须先得到国民的承认才能扎根，然后才能自由发展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原则。当白尔尼攻击黑格尔的时候，他从自己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局庇护黑格尔，差一点就把黑格尔学说捧成普鲁士国家哲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窘境，显然现在也后悔这样做了。而阿尔坦施泰因，这个显然是属于比较自由主义的时代、观点比较先进的人，难道能够那样自由行动，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在黑格尔死后，新鲜的生活气息触及他的学说，从“普鲁士国家哲学”中萌发出一些幼芽，这些幼芽是任何一个流派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只是现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了灿烂的思想明星。这些明星必将照耀着世界的运动。人们尽可以指责卢格的美学评论，说它索然无味，局限于教条的框框；然而使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一致起来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民族的尊敬，则仍然是卢格的功绩。甘斯只是间接地做了这一工作，把历史哲学的研究推进到现在；卢格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科本支持他的看法；两个人都不怕被人敌视，继续走自己的路，甚至面临学派分裂的危险也不停步，正因为如此，荣誉应当归于他们的敢作敢为！新黑格尔主义固有的对观念抱热情而不可动摇的信念，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堡垒，当得到上面支持的反动派对自由思想者暂时占了上风，他们就可以安然退入这座堡垒。
这就是德国政治精神发展的最新阶段，而我们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在青年黑格尔学派中已经有不少白尔尼的思想，所以白尔尼可以在《哈雷年鉴》的不少文章上毫不犹豫地签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思想和行动相结合这一点，部分地是还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部分地是还没有深入到民族之中。从某些方面来看，白尔尼仍然被看作是黑格尔的直接对立面；正如不应当按照黑格尔体系的纯理论方面来谈论他对现代的实际意义（不是他的永世长存的哲学意义）一样，对待白尔尼也不应当只是肤浅地批评他的片面性和狂妄，尽管这些东西从来没有被否定过。
我想，这已经足以说明条顿狂同我们时代的关系，现在就可以象阿伦特在书中对条顿狂所作的分析那样，对它的各个方面作详细的评论了。把阿伦特同今天的一代人分割开来的鸿沟最明显地表现在：在他看来，国家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东西正是我们要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东西。阿伦特宣布自己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至于是立宪君主主义者呢，还是专制君主主义者，他可闭口不谈。差别就在这里：阿伦特和他的全体伙伴们都认为，国家的幸福就在于君主和人民彼此真诚相爱，致力于谋求普遍的幸福。相反，我们则坚决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它能够成为并且保持这种亲善的关系之前，首先应当在 法律上确立起来。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哪有一个君主会坏到不爱自己的臣民，而且这个君主之不被人爱——我在这里指的是德国——就因为他是人民的君主？又有哪一个君主敢于夸口说，从1815年以来，他就已经使自己的人民大大地前进了呢？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尽管受到控制和监督，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的吗？可以大谈君主和人民的爱，而且，自从写出《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这首歌的伟大诗人[126]唱着“自由人的爱保卫着众诸侯高高在上的险峰”以来，对这个题目不知有过多少永无休止的无稽之谈。可以把目前从某一方面威胁着我们的那种统治方式称为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反动。造就高等贵族的世袭法庭[101]，使“可尊敬的”市民等级重新恢复的行会，对一切所谓历史幼芽的支持，这些幼芽其实不过是些修剪下来的枯枝残茎而已。
然而，条顿狂不仅在这一点上被顽固的反动派骗取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就连它关于国家体制的观念，也是《柏林政治周刊》的先生们授意的。使人痛心的是，稳健而冷静的阿伦特居然也被“有机国家”这种思辨的闪光物所迷惑。关于历史发展、关于利用现有形势和关于有机体等等说法，在当时想必具有我们想象不到的魔力，因为我们看到，这大部分是些漂亮的词句，并非当真代表它们的原意。我们正是要铲除这些幻影。你们是怎样理解有机国家的呢？有机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它的体制在若干世纪中随着民族一起并且从民族内部发展起来，而不是从理论中构思出来的。很好，那就运用于德国吧！要知道，这个有机体就在于国家的公民分为贵族、市民和农民以及相应而来的一切。这一切都应当在萌芽时期就包括在“有机体”这个词当中。难道这不是可怜而又可耻的诡辩吗？民族的自我发展看起来不正象自由一样吗？你们用双手去捕捉，抓住的却是中世纪和旧制度的全部压迫。幸好这些戏法没有算在阿伦特的账上。不是等级划分的信徒，而是我们，等级划分的反对者渴望有机的国家生活。现在所谈的完全不是“从理论中构思”问题，现在所谈的是他们想用来迷惑我们的东西——民族的自我发展。只有我们才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而那些先生们并不了解，任何有机体一旦死亡便会成为无机体；他们用电流使以往的这具尸体活动起来，想使我们相信，这不是机械而是生命。他们想促进民族的自我发展，却在民族的脚上钉了专制政体的脚镣，从而使它更快地前进。他们并不想知道，他们称为理论、意识形态或者天晓得是什么的那些东西，早已成为人民的血肉，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进入生活了；他们并不想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我们，而是 他们徘徊于理论的乌托邦中。因为，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确还曾经是理论的东西，自从革命以来就发展成为国家有机体中的独立因素了。而且，主要的不就是人类的发展高于民族的发展吗？
那么，等级制度的现状又怎么样呢？在这种等级制度下，市民同农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壁垒，这一点甚至历史学派[127]都不是认真对待的；这种壁垒的建立只是一种形式，好让我们觉得贵族的特殊地位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东西。一切都围绕着贵族转，等级制度也随着贵族的衰落而衰落。然而，贵族的等级显得比贵族的组成情况 ［注：文字游戏：“Stand”——等级，“Bestand”——组成情况。——编者注］更糟。按照现代的观点，这种建立在长子继承权基础上的世袭等级，无疑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在中世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在帝国城市中行会及其特权也是世袭的（例如不来梅现在还是这样），那儿有祖传的面包师和锡匠。事实上，同下述认识相比，即我的祖先在第二十代以前就是酿酒师，贵族的傲慢又算得了什么呢！贵族中还有屠夫血统，或者用富有诗意的不来梅术语来说，还有屠户血统，富凯先生为他们确定的好战的天职就是不断地杀戮和屠宰。贵族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一个等级，真是傲慢得可笑了，因为按照一切国家的法律，贵族，不论是从事军事，还是占有大量土地都根本不享有特权。任何一部描写贵族的作品，都可以把行吟诗人普瓦蒂埃的威廉的这句话“我将写一首歌唱虚无的歌”作为题词。既然贵族感到自己内心空虚，所以没有一个贵族，从才智过人的施特恩堡男爵到毫无才智的卡·路·弗·威·古·冯·阿尔文斯累本，能够掩饰自己这方面的痛苦。即便贵族不再要求某种特权，大家容忍他们以自己是特殊人物而自得其乐，那也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只要贵族还自认为是特殊人物，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特权并且必定会享有特权。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
阿伦特向自己的国家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是长子继承权，一般说来就是为土地占有确立永久关系的土地法。这一点，且不谈它的一般意义如何，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上面提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反动，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使事态恢复到178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危险。要知道最近在确立保障家庭幸福的长子继承权的条件下，很多人被授予了贵族的称号！——阿伦特坚决反对土地占有的无限自由和分割；他看到，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土地分为许多小块土地，而没有一块土地能够养活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没有看到，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才有办法使得在个别情况下的确会在某些地方被这种自由破坏的一切再度完全取得平衡。其实，德意志大多数邦的纷繁的立法以及阿伦特的同样纷繁的方案，不仅不能消除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加重农业方面的各种困难；同时，在出现混乱的时候，它们会妨碍自愿地恢复应有的秩序，会使国家有必要进行异乎寻常的干预，会由于大量琐碎而无法避免的个人顾虑而妨碍立法的进一步改善。相反，土地自由不容许极端化：既不容许把大土地占有者变成贵族，也不容许把耕地分割成太小的、变得没有用处的地块。如果天平的一端秤盘降得太低，那么，另一端秤盘的含量随时都会聚集到天平取得平衡为止。即使土地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很快地转到了另一个人手里，我也宁愿要有着无限自由的汹涌澎湃的大海，而不愿要一平如镜的，以至涟漪都会不时被岸边斜坡、树根或一块石头冲散的内陆小湖。允许确立长子继承权意味着国家同意建立贵族制度，不，不仅如此，这种对土地占有的束缚，正如任何不可转让的继承权一样，是直接对革命起作用的。如果一部分好地固定属于某些家族，而其余的公民都得不到，这难道不是对人民的直接挑战吗？长子继承制不是建立在早已不符合我们的观点的那种对所有权的看法上吗？似乎一代人有权利无限制地支配所有未来的世世代代人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他们目前所利用和管理的所有权，似乎所有权的自由不会由于剥夺了子孙万代的自由这样一种专横行为而被毁灭！似乎这种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做法可以真的永世长存！其实，阿伦特对土地所有权的关注，完完全全是理所当然的，而问题的重要性，从当前时代的高度来看，是值得认真进行讨论的。以往一切理论都有德国学者的传统弊病，他们认为自己的独立性就在于，每个人可以有独自的体系。
如果说对条顿狂的倒退方面还值得给予更详细的考察，这部分地是出于尊敬这个把这些方面当作自己的信念来维护的人，部分地是由于获悉这些方面不久以前在普鲁士得到赞助，那么，应当更坚决地反对条顿狂的另一个倾向，因为目前它在我们这里又有占上风的危险，——这就是仇视法国。我并不是要同阿伦特以及1813年的其他活动家吵架，但是目前所有的报刊无原则地针对法国人而发的卑屈的空谈，我是深恶痛绝的。要有高度的忠君思想，才能通过七月条约[128]确信：东方问题对于德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穆罕默德-阿里是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从这个观点来看，法国人支持埃及人当然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犯下了他们在本世纪初曾经犯过的同样罪行。可悲的是，半年来翻开任何一家报纸都可以看到重新活跃起来的吞食法国人的狂怒。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使俄国人的领地扩大，使英国人的贸易实力增强，从而使他们能够最终扼杀和压垮我们德国人！英国的均势原则和俄国的制度，这才是欧洲进步的宿敌，而不是法国及其运动。但是，由于德意志的两位邦君认为加入这项条约有好处，于是问题就突然变成了德国问题，法国就成了自古以来不信神的“异邦”宿敌，而真正蒙受凌辱的法国所采取的完全正常的战备措施，却成了对德国民族的无理挑衅。对几个法国记者关于莱茵河边界发出的愚蠢叫嚣，却认为应该痛加驳斥，遗憾的是，这些驳斥，法国人根本没有读到；而贝克尔的歌谣《他们别想得到它》 ［注：尼·贝克尔的诗《德国的莱茵河》的第一行。——编者注］却被硬性规定为人民的歌谣。我为贝克尔这首歌谣的成就而高兴，而且根本不想去弄清楚它的富有诗意的内容，我甚至乐于听到这种来自莱茵河左岸的德国的思想方式，但是，我也喜欢我刚看到的这些报刊登载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可笑的是要把一首小小的诗歌吹捧为国歌。《他们别想得到它！》那么，又是一个否定？你们能够对一首以否定为内容的民歌感到满意吗？德国的民族感情只能够在反对外国的争论中找到依靠吗？《马赛曲》 ［注：鲁日·德·李尔作曲写词。——编者注］的歌词，尽管很鼓舞人，并不是很有价值的，然而非常可贵的是它超越了民族界限而为全人类所接受。在我们的勃艮第和洛林被夺走之后，在我们容让弗兰德成为法国的领地、让荷兰和比利时获得独立之后，在法国吞并了亚尔萨斯直逼莱茵河，而我们手中仅仅剩下历来就是德国的莱茵河左岸比较小的一部分土地之后，我们竟不知羞耻地妄自尊大，并且写道：至少你们别想得到最后这一块土地！啊，这些德国人啊！如果法国人连莱茵河也到手了，我们仍然会以十分可笑的傲慢态度叫喊道：他们别想得到它，即从自由的德国的威悉河等地直到易北河和奥得河；只要德国还没有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之间被瓜分掉，我们能做的就只是高唱：他们别想得到它，别想得到德国理论这条自由的河流，只要它的波浪还宁静地流向无边无际的海洋，只要在它的水底那怕还有一条不切实际的、自作聪明的小鱼在划动它的双鳍！我们就做了这些而没有去深刻忏悔使我们失去了这些美好的土地的罪过；没有深刻忏悔不团结一致和背弃思想，没有深刻忏悔为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地方爱国主义，没有深刻忏悔缺乏民族意识。诚然，法国人有一种固定的想法，仿佛莱茵河是他们的财产，然而，对于这个傲慢的要求，德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唯一回答是阿伦特的呼声：“从亚尔萨斯和洛林滚出去！”
我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也许这同我在其他方面本来观点一致的许多人正相反，——即对于我们来说，收复讲德语的莱茵河左岸，事关民族荣誉，而已经分离出去的荷兰和比利时的德意志化，在政治上是必要的。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德意志民族在这些国家被彻底镇压下去而斯拉夫人在东方却日益强大？难道我们应当以放弃我们最好的省份的德意志特性去换取法国的友谊吗？难道我们应当容忍将近一百年之久的占领，而占领者又不能同化他们所占领的一切？难道我们应当把1815年的条约[129]看作是终审法院对世界精神的判决？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不能给亚尔萨斯人以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即在大国范围内的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就对不起亚尔萨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那以前，我们可以安静地让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问题；在那以前，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祖国仍然是分裂的，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不能彻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尽管如此，条顿狂的否定仍然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有许多东西应当送回老家去，——送回阿尔卑斯山，送回莱茵河，送回维斯拉河。我们将把五头政治[44]留给俄国人；把意大利人的教皇政治以及同它相关的一切，把他们的贝利尼、唐尼采蒂，以至把罗西尼——如果这些人想炫耀地把他同莫扎特和贝多芬对立起来的话——留给意大利人；把法国人对我们的狂妄批评，把他们的轻松的喜剧和歌剧，把他们的斯克里布和亚当留给法国人。我们要把外国人的荒诞不经的习俗和时髦风尚，一切多余的外国词汇，统统赶回它们的老窝去；我们再也不做外国人愚弄的傻瓜了，我们要团结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大的——以及象上帝所喜欢的 自由的德国人民。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12月
载于1841年1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2、3、4和5期
署名：弗·奥斯渥特
原文是德文
[20]路·白尔尼《巴黎来信》（《Briefe aus Paris》），载于《白尔尼文集》1832年汉堡版第9—10分册；1833—1834年巴黎版第11—14分册。——第22、75、151、538页。
[28]指路·白尔尼于1837年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抨击性文章《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Menzel，der Franzosenfresser》）。——第26、144、524、534、538页。
[37]伟大的一周指的是法国1830年的资产阶级七月革命，这次革命的主要事件发生在7月27日—8月2日。——第34、150页。
[44]五头政治是复辟王朝（见注41）时期欧洲的政治体制，它是在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列强的霸权基础上建立的。——第40、160页。
[101]世袭法庭是在地主有权审判和惩罚自己的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庭。——第119、153页。
[118]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对1840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阿伦特的《忆往事》（《Erinnerungen aus dem äußeren Leben》）一书作了分析。在文章标题后面的作者姓名弗·奥斯渥特（恩格斯的笔名）上，《德意志电讯》杂志编辑部标明星花，指引读者看如下脚注：“从《电讯》的观点来评价，这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第144页。
[119]“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卫在维纳斯山旁，警告一切走近它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第144、514、518页。
[120]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是迎合自由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通过的，它通过议会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消除了某些封建主义残余。1814年，由于封建贵族反动势力在西班牙取得胜利，1812年的宪法被废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部宪法是西班牙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第147、549页。
[121]指神圣同盟的几次会议。神圣同盟是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皇帝拿破仑第一失败后于1815年9月26日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反动联盟，旨在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神圣同盟的四次会议——亚琛会议（1818年）、特劳波会议（1820年）、莱巴赫会议（1821年）和维罗那会议（1822年），曾先后讨论了维持1815年划定的国界、巩固法国重建的专制制度和武装干涉别国内政以镇压一切革命运动等问题。——第148页。
[122]1840年11月23日和24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第281和282期发表了由阿尔诺德·卢格署名的书评，题为《弗里德里希·冯·弗洛伦库尔和政治实践的范畴》（《Friedrich von Florencourt und die Kategorien der politischen Praxis》）。文章评论了弗洛伦库尔的著作《德国政治、教会和文学状况》（《Politische，Kirchliche und litterarische Zustände in Deutschland》），1838年和1839年杂志述评，1840年莱比锡版。——第150页。
[123]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是在反拿破仑解放战争的影响下产生的德国大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主张统一德国。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广泛流传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第150页。
[124]这几句话出自西班牙的英雄史诗中最伟大的一部文献《西得颂诗》，由1140年左右的民间歌手编写。——第150页。
[125]指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节本》（《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第一版于1817年问世。——第150、200页。
[126]这是恩格斯对诗歌《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Heil Dir im Siegerkranz》）的作者巴·格·舒马赫的讽刺的称呼。舒马赫的这首诗歌后来成了普鲁士国歌的基础。——第153页。
[127]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在德国产生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这个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胡果、萨维尼等）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第154页。
[128]指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于1840年7月15日签订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向土耳其苏丹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对背后有法国支持的埃及的帕沙穆罕默德-阿里。伦敦公约是欧洲列强，主要是英、法、俄争夺近东霸权的反映。——第157页。
[129]指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决议，这次决议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版图，并且肯定了欧洲贵族—君主的反动统治，使德国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