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格尔和沙佩尔

科伦8月22日。根据警察局长盖格尔（科布伦茨人）的要求，沙佩尔先生被命令离开科伦，因为他不是普鲁士臣民，而是拿骚公民。由于沙佩尔先生是工人联合会[24]的一位活跃的会员，所以工人联合会有责任把这件事看作自己的事，并对无理驱逐沙佩尔先生提出抗议。抗议书于上星期五递交给多里沙尔先生，盖格尔先生当时没有在场。由于多里沙尔先生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因而要前去递交抗议书的代表团推迟到星期二，即8月22日再去，以便能同盖格尔先生面谈。今天盖格尔先生接见了代表团，他说此事已不归他管，由于《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所以内务部要他写一份关于此事的详细报告。今天报告已经送出，因此，驱逐沙佩尔先生的命令无论是执行还是撤销，都已不在他的权限之内。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认为，盖格尔先生的意思是说，驱逐沙佩尔先生的命令是内务部发出的。盖格尔先生极为激动，当即以名誉向代表团郑重保证说，提出这一措施的是 他。他首先表示自己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因为他过去曾当过法院侦查员，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理由：

“我认为我不仅是作为警察局长，而且也是受理性的支配行事的：我是作为我行事的。”

他还补充说，他清楚地知道，《新莱茵报》会把他的讲话全部发表，并肆意解释，但他不怕这些，“ 我是作为 我行事的”。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向他指出，如果说盖格尔先生是作为 我行事的，那么这个 我无非是执行警察局长职务的 我，而这个 我当然是能够由理性支配的。然而工人联合会同样也有一个 我，一个有六千名工人的 我，而这个 我大概与盖格尔先生的 我具有同样的分量，也同样是由理性支配的。他还说，工人联合会抗议这样一个同一切现行法律以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背道而驰的措施。代表团的第一个成员要求盖格尔先生至少应当否定这一措施，盖格尔先生拒绝了，他向代表团保证，在内务部长作出答复之前，他可以让沙佩尔先生安然地待在科伦。盖格尔先生还拒绝说明他的那份报告是本着什么精神写的。难道盖格尔先生作出了和加格恩先生不同的决定？难道拿骚人就不是有权在三十四个德意志邦中的任何一个邦定居的德国公民？

写于1848年8月22日

载于1848年8月24日《新莱茵报》第84号

原文是德文

[24]指1848年4月13日由安·哥特沙克创立的科伦工人联合会。联合会有许多分会，到5月初参加的会员将近五千人，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联合会的大多数起领导作用的活动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工人联合会在初期实行的是宗派主义策略，但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的影响下成为一个为科学共产主义作革命宣传的中心。1848年10月马克思当选为联合会主席，1849年2月沙佩尔当选为主席。

反革命的进攻和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联合会的进一步活动。在《新莱茵报》停刊和联合会大部分领导人离开科伦后，联合会逐渐变成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23、459、510、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