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伐克人。——所谓邓宾斯基公报

柏林的火车没有来，所以我们缺乏最近的战地新闻。现在总是晚一天才登载来自维也纳和匈牙利消息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当然也没有什么新闻。他们“可靠的”维也纳通讯员对最近战事的报道，纯属一派胡言，而且同地理概念矛盾百出。尽管在圣安德烈和马扎尔人之间有多瑙河的两条支流和一个四德里长半德里宽的小岛，但报道却说，起义者要在圣安德烈附近架桥云云。

《波希米亚立宪报》昨天收到一篇《来自斯洛伐克》的长文。文章最后哀声叹气地说，在燃起斯洛伐克人的泛斯拉夫主义分裂欲望以反对匈牙利人方面，奥地利政府没有发挥什么促进作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们悲叹，毫无办法激起斯洛伐克人对马扎尔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仇恨；斯洛伐克农民首先投向能保证他们从封建重负下最终解放出来的一派，马扎尔贵族自然倾向马扎尔人，而城市的德国市民阶级也同样偏袒马扎尔人。奥里缪茨宫廷就“斯洛伐克可信任的人”[222]一事大肆张扬，在这里甚至也遭到唾弃：

“普通老百姓对选举‘斯洛伐克可信任的人’一事当然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受过教育的斯洛代克人对一种严重已极的失策耸肩表示遗憾。唯有诗人科勒是一个到处知名和受尊敬的名字；其余的人都是些律师，但在斯洛伐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从来没有拿起笔来做点有利于斯洛伐克人的事，从来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象样的话，可以使他们有资格博得一个民族的‘可信任的人’这样一个光荣称号，他们即使具有无可指摘的个人品德，也无济于事。在斯洛伐克，他们——科勒除外——是‘不可信任的人’。把一个匈牙利律师变成斯洛伐克人的代理人，这是一种不幸的想法。可能正因为这样《斯洛伐克观察家报》在第1号上谈到‘可信任的人’时，甚至不屑提到他们的名字，科勒又是例外，该报对他表示敬意。”

从昨晚开始，在科伦这里流传着一份所谓“邓宾斯基将军给科苏特的第27号战报”，标明的地点和日期是：4月7日于格德勒。这份报告是在法兰克福印刷的，从该地曾不止一次地传来过关于奥地利的假消息。这份战报即使不是真的，那也是根据现成的材料伪造得很出色的。日期和军队的位置完全与奥地利公报相吻合；这份公报只是在关于4月2日前发生的战斗这方面有一些新的东西。主要内容如下：

在此地以战线正面的指挥官和总司令身份出现的邓宾斯基（右翼是费特尔，左翼是戈尔盖），首先在埃尔劳附近彻底打败了敌人一个军，并再次把在珍珠市附近的敌人后卫部队赶走。在这后一次战斗中，据说匈牙利人缴获了十六门火炮，俘虏了一千二百人，这夸大得确实太多了。

5日，奥地利人从豪特万附近被一直赶到格德勒。6日，在那里发生了决战。匈牙利人在这里获得全胜，缴获二十六门火炮，七面旗帜，三十八辆弹药车和三千二百名俘虏，并把奥地利人一直赶到佩斯城墙脚下。据说帝国军队伤亡共计六千人，匈牙利人损失二千人。

可以看出，公报除了公布的数字之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而即使公报是真的，数字也可能不太准确。在胜利的最初时刻，敌方的损失往往是会被夸大的。

因此，这份公报到底是真的，还是纯粹伪造的，其实并无重大关系，因为归根结蒂它只不过报道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罢了。

不过，对其真实性特别引起怀疑的却是日期。一份标明7日于格德勒的公报，不可能在德布勒森印刷后于10日送回。如果它是在军队里印刷并在佩斯和欧芬散发的，我们早就会从另一些途径了解到这点了。此外，这份传单只用“译自匈牙利文”这几个字来表明它的出处。既没有说明原件在何地印刷，也没有说明它的出处。即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然而它的形式无论如何确实非常值得怀疑。但是，如同我们说过的，不管这份传单是真是假，都无关紧要，因为它完全没有报道什么新的东西。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19日左右

载于1849年4月20日《新莱茵报》第277号

原文是德文

[222]指1849年3月20日斯洛伐克代表团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谒见。代表团的成员主要由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右翼领导人组成，其中包括胡尔班。他们前去奥里缪茨拜见皇帝的主要原因是，1849年3月4日的钦定宪法颁布以后，斯洛伐克仍旧被剥夺语言平等和其他民族权利。斯洛伐克代表团重新提出，要求把斯洛伐克从匈牙利分离出来，并在奥地利帝国领域内，给予行政上的独立。奥地利宫廷为了利用斯洛伐克人同匈牙利革命作斗争，故意拖延答复；但是后来拒绝了他们所有的民族要求。——第286、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