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1850年4月5日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
[642]
弗·恩格斯对英国人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他强调指出，当英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643]（平等之友）就已经有了，他最后举杯对英国工人表示祝贺。
载于1850年4月17日《大胡蜂》报第89号
原文是德文
[642]关于马克思也参加的、1850年4月5日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的集会的报道，除了《大胡蜂》报（《Die Hornisse》），《民主评论》1850年5月号也发表了。在这则关于恩格斯的演讲的报道中有如下一段话：“德国流亡者致了答辞，并以举杯向英国无产者祝贺而结束了非凡的演说。”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后来他们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1848年宪章派失败之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协会完全瓦解了。——第642页。
[643]平等派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647年在全国范围形成。——第642页。
1850年4月8日流亡者委员会会议
[644]
公民克莱纳声称，公民鲁·施拉姆向他保证自己同任何流亡者委员会[94]没有关系，只是从日内瓦的加累尔那里收到一些彩票，并受托把钱寄到日内瓦。另一个委员会在希尔曼那里开会，这个委员会只是名义上存在，克莱纳认为它根本没有经费。
宣读、通过和签名
Ｗ·克莱纳拜尔勒
公民格纳姆：公民司徒卢威声称，他根本没有救济流亡者的经费，他从加累尔那里收到一百张彩票，可是还没有配销出去。如果他把这些彩票卖得了钱，就把这笔钱或者转交给某个可能成立的委员会，或者自行分配给流亡者，让他们写下收据。他对德国流亡者当中存在的分歧表示遗憾；如果没有这些分歧，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盾源源而来。因此，他建议流亡者在自己人中间组织一个委员会。
宣读、通过和签名
格纳姆约瑟夫·莱昂尼
雅科布·克莱因
然后，公民司徒卢威拿出一个英镑，格纳姆建议将它转交委员会；对此公民司徒卢威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任何委员会，我把钱交给现在在场的人，让他们自己分。
格纳姆约瑟夫·莱昂尼
鲁卡斯
弗·恩格斯1850年4月8日记录
原文是德文
[94]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为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而于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有卡尔·马克思、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卡尔·布林德、安东·菲斯特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96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2月3日加入委员会。当马克思、鲍威尔、普芬德和恩格斯退出委员会时，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所有的账簿和收据，看到一切手续完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18日签署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1850年9月27日《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第28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3—624页）。
草稿由恩格斯亲笔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并经马克思校正过。——第69、635、643页。
[644]这里发表的恩格斯亲笔记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4月20日起草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5—357页）中使用过。——第643页。
辟谣
我们 从华盛顿获悉：“《纽约快邮报》编辑狄德埃先生自称是《新莱茵报》的前撰稿人。”这是谎言，特此声明。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在1850年9月1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为海瑙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
[645]
一家德国报纸 ［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的前编辑恩格斯先生在大会上讲话，主席（约翰·佩蒂）介绍他是为自由而战斗和流血的人们中的一个。他说，大约在三十个月以前，有相当多的先生来到了英国：路易－菲力浦、梅特涅公爵、普鲁士亲王威廉等等，外国的爱国者认为，英国如此情愿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是玷污了自己。恩格斯说，那就等着吧，总有一天，英国人民会给他们以应得的回答。而现在，它正是这样干了。（请注意听，请注意听！）对海瑙的态度在大陆上所产生的强烈影响超过了英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
人们对待他，比撕下他肩上带穗的肩章或折断他的佩剑，从而把他从跟他身份相当的社会中可耻地赶出去，还要厉害。（请注意听，请注意听。）最近，大陆上将会发生新的革命，那些在类似情况下本来要逃到英国去的人民的敌人，现在害怕了，他们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也许到自己的朋友俄国的尼古拉那里去，而尼古拉可能会在西伯利亚赏给他们一个小王国。（大笑！）
恩格斯代表他的国家感谢伦敦居民对海瑙的态度，并希望这个恶魔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将受到这样的接待。（鼓掌）
载于1850年9月15日《雷诺新闻周报》第5号
原文是英文
[645]1850年9月，在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刽子手海瑙逗留英国期间，巴克莱和彼尔金斯公司啤酒厂的工人殴打了这位奥地利将军；奥地利将军在警察的保护下跑掉并立即离开了英国。“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642）为了表示支持和同情工人的这一行动，于1850年9月10日举行集会。恩格斯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除《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 Weekly Newspaper》）发表了恩格斯演说的最完全的记录之外，1850年9月14日《北极星报》第673号、9月11日《泰晤士报》第20591号、9月2日《纪事晨报》第26139号也发表了关于他的演说的简讯。两家德文报纸——1850年9月13日《德意志伦敦报》（《Die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第285号和9月18日《大胡蜂》报第218号也发表了这次集会的报道。——第64
弗·恩格斯在1850年12月3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上的讲话记录
[646]
恩格斯先生（他同德意志协会[96]的卡尔·沙佩尔一起代表德国流亡者）也抱有同感，他代表自己的兄弟对发言者所表示的同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英国人民繁荣昌盛。接着他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长篇讲话，谈到国外[革命运动]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反动的原因，指出人民的愚昧和他们的领袖的叛卖也促使了反动的猖獗。
载于1851年1月4日《北极星报》第689号
原文是英文
[96]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协会的领导作用转到同盟的各地方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69、651页。
[646]1850年12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哈尼的邀请，参加“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642）新年聚餐会。哈尼在会上概述了协会一年的活动总结和欧洲的政治形势。恩格斯当时同马克思都已经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他在聚餐会上代表这个协会发表演说可能事先同该协会的领导，其中包括同卡·沙佩尔有了协议。恩格斯的演说记录虽然非常不完全，但是证明，恩格斯在演说中阐述了他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不久会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应当提出新的任务。——第651页。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
[647]
（1）10月27日致布劳巴赫兄弟转交施奈德（原件），股东。
（2）致Ｊ．Ａ．伯克转交施奈德（抄件），时间同上，迈克尔·绍克龙公司。
（3）致Ｉ．Ｄ．赫施塔德转交洪特海姆——致马克思，费舍兄弟。
[648]
（4）致Ｊ．Ｈ．施泰因转交埃塞尔第一——致马克思，股东。
（5）致莱昂哈德·萨得转交施奈德第二——致马克思，斯密斯（威尔逊）·德赖尔公司。
（6）致杜塞尔多夫商行转交施奈德第二——10月25日寄自伦敦（马克思谈舍尔瓦尔的问题，理论上的阐述）。
[649]
（7）致艾布纳尔——转交冯·洪特海姆——10月26日于伦敦（马克思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三份[650]），贝克尔 ［注：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和丹尼尔斯致马克思的信[651]，希尔施的笔迹的新样本——舍尔瓦尔在《人民报》上的声明——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的原件。
[652]
（8）致格·荣克转交施奈德第二，10月27日于伦敦：1．可靠的笔迹样本和书面宣誓证词。2．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四份以及希尔施的笔迹的样本。3．贝克尔致马克思谈论维利希的信的摘录。4．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的三封信。5．施梯伯的信的抄件。[653]6．给施奈德的指示以及关于第九号和第十号邮件的通知。
（9）致施奈德第二，挂号信——书面宣誓证词的副本。10月28日。
（10）Ｗ．寄往杜塞尔多夫转交施奈德第二——挂号信，第九号的回执，10月28日。
第三号，第四号或第五号。一件交施奈德第二使用。说明罗伊特、施梯伯和荻茨的问题。[654]10月29日。
（11）…… ［注：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从Ｂ．公司寄给冯·洪特海姆。马克思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摘录。指出未收到施奈德的信。
（12）Ｇ．布兰克父子。
（13）哈赛尔曼·舒尔茨公司。
[655]
弗·恩格斯起草于1852年10月31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647]这里发表的文件是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1852年）时写的。普鲁士当局策划这起案件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组织和整个民主主义反对派。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其他文件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普鲁士当局及其代理人的挑衅、伪造文件和无耻行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文件安全转交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施奈德第二、埃塞尔第一和冯·洪特海姆，曾经使用过目录中例举的商人和商号的名字。恩格斯保障了这些通讯处中的大部分，为此他曾利用自己的商业关系。——第652页。
[648]（3）—（5）是恩格斯写好的有商业通讯处的信封。10月28日他把这些信封寄往伦敦马克思处，以便把给洪特海姆、埃塞尔第一、施奈德第二的信装进这些信封里寄出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75页）。——第652页。
[649]指马克思经杜塞尔多夫寄给施奈德第二的一封信，信寄到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德国商人的名下。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关于它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8页。——第652页。
[650]指1852年10月26日马克思致施奈德第二的信。马克思认为这封信非常重要，托别人寄往科伦施奈德处，共四份，其中一份经维尔特从曼彻斯特寄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3—164页），另外两份恩格斯在本目录（1）和（8）中提到。这封信没有找到。——第652页。
[651]指1851年1月27日海·克尔致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9页）和丹尼尔斯就他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致马克思的几封信。——第652页。
[652]指1848年12月26日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过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7—508页）。——第652页。
[653]指马克思通过当时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格·荣克捎给施奈德第二的一些文件，文件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希尔施参与了伪造，并揭露了施梯伯证词的虚伪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496—506页；第28卷第169—170页）。——第652页。
[654]指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罗伊特盗窃荻茨的所谓档案一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7—471页）。——第653页。
[655]在文件的末尾是恩格斯绘制的1852年7月—10月的月份牌。——第653页。
委托书
[656]
我，即下面签名的人，现在委托我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在处理她的母亲、已故政府枢密官夫人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太太的遗产问题时，代表我的利益和以我的名义行事。
Ne varietur〔不得更改〕 ［注：这是外交和法律文件上的公式。——编者注］签名： 卡尔·马克思博士
[657]
1856年8月2日于伦敦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八月六日于特利尔
燕妮·马克思 约瑟夫·阿佩尔特……［注：第二个签名字迹不清。——编者注］
黑默里希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6年8月2日
发表于1968年《社会历史文库》第8卷第254页
原文是德文
[656]燕妮·马克思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1856年7月23日在特利尔逝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卡·马克思作为其女儿的丈夫应当亲自参加财产的分配。马克思由于不可能亲赴德国，写了这份在特利尔生效的委托书。——第654页。
[657]下面的字迹看来是特利尔公证人的手笔；燕妮·马克思的签字是本人写的。——第654页。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报道
摘自关于1865年1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然后 马克思博士宣读《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美国）的摘录。该报同意国际的宣言和章程，并对因篇幅有限不能全文刊登宣言一事表示遗憾，但是鉴于协会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所以部分地公布了宣言。
应当指出，巴黎、比利时等地有成百上千人要求得到会员卡；虽然在大陆某些地方禁止劳动人民公开联合起来捍卫作为国际宗旨的那些原则，但就是在这些地方，劳动人民也还是在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参加协会而又不触犯法律的形式。
载于1865年2月4日《蜂房报》第173号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
[658]
我打算从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一些讲话中引用卡尔·马克思的一段讲话。他说，在有关自助和国家帮助的争论问题上两派人都是错误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生活资料和一切劳动资料都属于资本家，因此自助是荒诞的。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在俾斯麦内阁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帮助——工人不能把自己出卖给俾斯麦内阁。国家帮助只能来自无产阶级实现最高统治权的国家。鼓吹普鲁士君主国内部的劳动解放等于激起杯水风浪。劳动解放的条件是德国的解放，而德国解放的前提又是恢复波兰和推翻普鲁士君主制。针对进步党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行为的责难，马克思说，当他指出工人们应当联合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时，曾经期望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能够象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行事；但结果并不是这样。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存在着允许一切自上而下的辱骂和诽谤的出版法；他补充说，工人报纸就象工人运动一样，只有得到警察的准许才能存在，对政府只能进行不痛不痒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行动，尤其是资产阶级太怯懦，不敢实行自己的纲领。
载于1865年2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658]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唯一一份记录，出自格·埃卡留斯的手笔，但不太令人满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和埃卡留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83页和第453—454页）中批评了这个纪录，指出记录含有同演说完全相反的意思。其中包括最后的一句话，即似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能采取共同的行动。——第656页。
入会团体的证件
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伦敦希腊街18号中央委员会
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和章程已充分说明协会的目的和意图。它们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协会的目的在于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彻底解放。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协会将促进 每个国家不同劳动部门工人间的团结和 不同国家工人间的合作。
协会的组织，以伦敦为中心，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支部。它将协助把各国工人阶级联合成为兄弟般合作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由入会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年度代表大会将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开的、强大的欧洲范围的代表机构。
泥瓦工协会执行委员会在伦敦黑袍僧区哈特菲尔德街25号 ［注：这一段中的黑体字是填在表格上的。——编者注］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赞成这些原则，并申请加入兄弟联盟，兹接纳为协会的支部。
总委员会主席：乔·奥哲尔名誉财务书记：乔·威·威勒尔
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埃·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莱·路易斯
名誉总书记：威·兰·克里默
1865年2月21日
1865年2月以传单形式刊印
原文是英文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
[659]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
1866年7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载于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报第176号和1866年7月22日《左岸》报第29号
原文是英文
[659]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是作为总委员会1866年6月19日、26日，7月3日和17日在马克思参加下所展开的讨论的总结通过的。这项决议的基础是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最初议案。这个议案在马克思发言之后作了修改（关于讨论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30页）。——第659页。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的发言记录
摘自关于1868年5月26日和6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1868年5月26日
兹通告，本星期二将提出建议，撤销上届代表大会关于规定布鲁塞尔为集会地点的决定而代之以伦敦。
[660]
委员会认为，在看来已受到法国奸细包围的地方，在其政府能够采取对付沙勒罗瓦饥饿的矿工那样的专横暴行的国家里召开代表大会，是同协会的荣誉和尊严不相容的。
1868年6月16日
决议的草拟者 ［注：马克思。——编者注］宣布，除了上述想法之外，迫使委员会放弃撤销洛桑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661]比利时支部已经采取措施。巴拉先生似乎已在下院声明他不准许召开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委员会和“自由工作者”（参加协会的佛尔维耶政治团体）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的抗议书上，协会的地方成员表示，“不管司法大臣发表了什么狂言，国际的代表大会还是要在布鲁塞尔举行”。这样，整个问题就成为比利时工人对比利时政府的警察措施的反抗，而对此总委员会无权干涉。因此它撤回自己的决议案。
载于1868年5月30日和6月20日《蜂房报》第346号和第349号
原文是英文
[660]马克思提出的建议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1页。——第660页。
[661]马克思1868年6月2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这次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94—95页）。——第660页。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取得的成就的发言记录
[662]
摘自关于1868年7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来信报告，南德意志各邦的工人团体联合会决定于9月的第一周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赖得律－洛兰的朋友们在巴黎出版了一家新报纸《觉醒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这篇文章同意巴黎委员会委员的立场，并以欧洲工人阶级所表现的政治上的健全理性和道德上的高尚同统治阶级的狡诈和怯懦相对抗。其中有如下一段精采的话：
“为了保持和平，我们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欧洲各国工人当中占优势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致。过几天就要召开国际协会的代表大会。欧洲所有国家都将有代表出席，也许法国例外，说这次所有欧洲劳动代表的大会由于它的英明的决议而可能成为欧洲真正的主人的会议，这未必是夸张。是的，如果明天，这次代表大会依据法国革命的不朽原则，维护包括秩序、安全和自由在内的劳动的神圣利益，坚决拥护和平，它的意见将会受到全欧洲的热烈欢迎。”
载于1868年7月25日《蜂房报》第353号
原文是英文
[662]在总委员会记录簿1868年7月21日的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记的：“公民马克思。德国。工人总联合会打算用迂回的办法做普鲁士法律所禁止公开做的事情。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各邦里存在另一个工人联合会，它在瑞士有若干分会；它们也打算参加。赖德律－洛兰党出版的新报纸《觉醒报》对国际协会反映较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6—1868》第161页）。——第662页。
卡·马克思关于萨克森煤矿矿工状况的讲话记录
[663]
摘自关于1869年2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书记宣读了关于萨克森王国煤矿矿工状况的报告。他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而工资每周为三便士六先令到三便士十先令；童工每周为四到五先令。每个矿井都有工人必须参加的互助储金会，但是他们在分配基金方面没有发言权；基金是矿主的合法财产，一切借贷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矿井主管人的命令支付。医疗费、补助金和超龄金根据劳动年限按比例增长，而如果工人被解雇，那么不论什么原因，他就丧失了领取基金的一切权利。这样，工人交费要交三四十年，但是养老金却一文也得不到。由于在矿工当中进行鼓动，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把所有萨克森煤矿矿工协会联合起来的初步的章程草案。它是在Ｊ．Ｇ．特尔先生主持下的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1）把所有互助储金会联合成一个互助储金会；（2）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会费，就保有自己的权利；（3）全体成年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选举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等；（4）雇主向互助储金会缴纳的款项应为工人缴纳的半数。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有觉悟的萨克森矿工的观点。倒不如说它是想在资本的许可下进行改良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张。这个草案还含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认为一向对矿工储金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给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且还要缴纳款项，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呵！
为了使那些还相信可以在雇主和工人混合缴纳款项的基础上改造储金会的工人睁开眼睛，最好的办法就是雇主愤怒地采取拒绝的态度。
载于1869年2月27日《蜂房报》第385号
原文是英文
[663]马克思在1869年2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详细地讲述了恩格斯用德文写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5—392页）。马克思的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本卷发表的报纸报道比记录更完全和更准确一些。——第663页。
总委员会致纽约罗·威·休谟的信
[664]
1870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为了回答您上个月26日的来信，委员会委托我声明，国际协会不承认不同国家出生的工人的特殊民族利益。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的意识中消除任何民族隔阂和可能的纠纷的痕迹。因此委员会不能同意您报告中的那种代表构成。克吕泽烈将军曾经受到法国警察的侮辱，这一点显然促使工会把全权交给了他，因此他使自己成为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类似的人物。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应当保护王朝的私人利益和法国商人的财产。巴黎工人没有这种需要在大西洋彼岸加以保护以免遭美国工人的可能侵犯的利益。我们认为，居住在美国的法国工人的利益同美国其他所有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使因语言和可能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彼此疏远的工人便于相互交往，我们有精通这些事务的通讯员，我们委托他们处理问题。
同美国的通讯由总委员会的不同民族的书记分别担任。克吕泽烈将军和佩尔蒂埃先生是我们驻美国的法国通讯员。他们同我们的法国书记 ［注：杜邦。——编者注］保持通讯联系。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福格特是我们的德国通讯员。他们同这里的德国书记 ［注：马克思。——编者注］有通讯联系，而总书记 ［注：埃卡留斯。——编者注］则负责英国的通讯。除了工联的负责人，例如杰塞普先生之外，我们还指望您作为我们的通讯员，尽力调解不同民族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误解；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法国人或德国人有自己的某些相反的或不同于其他工人的特殊利益，我们总是向他们说明必须投入他们居住国特别是美国的工人运动，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
至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倾向问题，我受委托请您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不要拒绝把您对引起秘密活动的原因的看法告诉我们。有人建议我们劝说您和友人杰塞普公开反对进行秘密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秘密活动还是需要的，不然这个运动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而且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那是太自信了；但是我们希望知道这些原因，以便通报不久前刚刚越过秘密组织阶段的旧大陆的工人们。
忠实于您的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起草于1870年4月23日
原文是英文
[664]这个文件是以美国报纸（可能是《民主主义者》（《The Democrat》）的剪报形式保存下来的，剪报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上。在1870年4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里有马克思关于休谟的信和信中所附要求总委员会在每个国家建立不同国籍工人的专门代表机构的报告书的如下发言记录：“公民马克思不同意报告书，因为在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不同国籍的代表，其他一切问题应交协会的通讯员处理。信中说，美国工联运动倾向于采取秘密团体的形式。驻纽约的德国通讯员的信证实了这一点，他要求委员会干预此事并尽力劝阻休谟和杰塞普不参加这个运动。”委员会通过了要求进一步说明事实真相的决议（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8—1870年》第163页）。——第665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态度的发言记录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71年1月24日
公民 恩格斯问道，委员当中是否有人出席了前一天晚上的群众大会[665]，没有人回答。于是他说，由于委员中有不同的看法，最好在会上讨论一下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现阶段的态度问题。他提议将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公民 马克思附议，一致通过。
1871年1月31日
公民 恩格斯说：遵照上次会议主席 ［注：鲁克拉夫特。——编者注］的建议并尊重英国的习惯，我草拟了几条决议，主要是作为讨论的基础。我并不是一定要让这几条一字不改地通过。下面就是我所草拟的决议：
1．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2．象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3．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666]的约束。
总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写进了第二篇宣言。9月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9月9日，我们的宣言就发表了。宣言中这样说：“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运动如果是仅限于完成这个任务，那或许就能成功，其他国家就会跟着这样做，这样就会使法国处于一个为普鲁士所不能忽视的地位。可是就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孔德派，即比斯利教授及其朋友们。比斯利教授曾多次勇敢地支持工人阶级，在布罗德黑德事件[667]中他勇敢地顶住了资产阶级的敌视，但孔德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党派。他们主张妥协，极力使雇佣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从而使它永远存在下去；他们属于一个认为世界应当由法国来统治的政治宗派。他们在上次那篇有几个总委员会委员也署了名的宣言里要求让法国恢复到战前的地位。法国在战前是一个军事强国。孔德派要求进行[武装]干涉，而这个要求刚一提出，工人阶级运动立刻就发生了分裂。反对派说，迄今为止，战争阻滞了一切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而每一次战争都延长了贵族的寿命。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再说，连迫使政府承认共和国都做不到的人，又怎么能够迫使这个政府为共和国进行战争呢？假定英国进行了战争。从苏格兰撤回全部军队，把其他所有地方的兵员也都撤光，仅留一万人在爱尔兰，这样，能调动起来的兵力也就是三万人左右，而且他们也是在一定时候才能起作用。曾经有一个时候，法、德两国的军事力量大体相等，毛奇准备停止围城；英国军队如果在那个时候出动，就可能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德国人。可是那个时候早已过去了；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奥尔良附近的战局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奥雷耳·德·帕拉丹取得了一些胜利。一支英国军队在当时是会对法国士兵起到良好作用的，它会增强他们的斗志；后来，德国人大大增强了兵力，而且普鲁士人非常看不起英国的军队，英国军队如果前去定会遭到嘲笑；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也只可能是使尚济的撤退[668]稍有秩序些。
英国的陆军只能同别国军队联合作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在克里木战争中也是这样做的。英国最善于通过向其盟军提供军需物资来进行战争。在克里木战争中，他们曾不得不借用法国的士兵来填充自己的战壕。派大军远离本国作战向来是办不到的。由于实行这样一种军事体制——没有征兵制，志愿兵补充过程缓慢，操练方法不佳，培养一个英国士兵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英国军队是建立在长期服役上的，不可能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保证必需的兵员补充。即使派一支军队到法国去，这支军队一遇损失也就无法维持下去。英国为支援法国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俄国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之际宣战。我们的两篇宣言也暗示了这一点。第一篇宣言说：“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第二篇宣言说：“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俄国刚一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俾斯麦就宣布反对卢森堡条约。这证明存在着默契。普鲁士向来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这正是英国介入的机会。法国人的处境当时还不象后来这样恶劣，如果英国宣了战，普鲁士和俄国会结为一方，欧洲其余各国会成为另一方，法国就可以得救。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都有准备，如果土耳其人不是象在 ［注：显然漏掉了“克里木”一词。——编者注］战争中那样受到干涉，如果他们被准许按自己的方法保卫自己的话，他们是能够顶住的，而其余的国家就可以帮助法国人将普鲁士人赶出去。可是，当这个机会出现时，那些要帮助法国的先生们却一言不发了。
现在，茹尔·法夫尔已代表整个法国投降——他是无权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在法国资产阶级的驱使下法国将不得不屈服并缔结和约。那时我们将看到俄国要干什么了。俄国和普鲁士象拿破仑一样需要战争，以便制止其国内的群众运动、维护其威信和保持其地位。
海军是英国的主要力量，但是，1856年的宣言确立了新的海上法。新的海上法规定废除私掠。对中立国船只的搜查权取消了。保证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物和敌方船上的中立国货物的安全。过去，俄国的女皇叶卡特琳娜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是不接受的。在巴黎会议上，克拉伦登大笔一挥，签字放弃了英国在海上打击俄国的权力。他这样做是根据谁的指示或授权，人们从来不知道。当有人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时，迪斯累里支支吾吾，问题回避掉了。要想削弱俄国，就必须断绝它的出口，它的出口贸易。如果俄国贵族不能把他们的谷物、亚麻，一句话，把他们的农产品卖给外国，俄国连一年也维持不住，而它进行贸易主要是使用外国船只。英国要对俄作战，就必须重新掌握这种权力。放弃这种权力的借口是确保私有财产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安全。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人在法国是怎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可以丧失，所以，它对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不感兴趣。但是，工人阶级对重新掌握这种权力却有兴趣，并要把这种权力完整无损地一直保持到俄罗斯帝国瓦解之日。英帝国同所有其他建立在…… ［注：原稿此处缺字。——编者注］之上的帝国一样，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不过目前这与我们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也许将以较和平的方式发生。别的国家没有一个象英国那样能反抗俄国，它必须把这种权力至少保持到波兰光复之时。如果对俄国宣了战，法国就可能得到了解救，波兰就可能得到了光复。现在，俄国是要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也许等不到一年就会打起来，欧洲将只得在缺少法国这样一支力量的情况下作战。
1871年2月7日
公民 恩格斯：当我讲到爱尔兰时，我只是设想政府在爱尔兰至少得留一万人的兵力。我根本没有考虑爱尔兰人的情绪。
1871年2月14日
公民 马克思说：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其他一切必定失败。法国在国际上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在国内也是如此，而普鲁士的背后则有俄国。共和国一宣布成立的时候，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如果共和国在那时被承认，它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当得不到承认时，他们就后退了。有产阶级与其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国的胜利，不如说是希望看到普鲁士的胜利。他们十分清楚共和国迟早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就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共和国，这些阴谋活动对普鲁士的效劳超过毛奇及其将军们。总之，在这场讨论中，没有一个人说承认共和国不是首要的一点。其次，大炮街会议[669]不是伦敦富人的集会，而是一向无足轻重的小资产阶级的集会。他们只可能要么支持大资本家反对人民，要么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光是他们自己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是如果他们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千万不能让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是危险的领导人。他们仇恨共和国，不愿意承认它，可是他们害怕普鲁士，所以他们拥护战争。公民埃卡留斯谈到抗议肢解法国的问题，说不以战争相威胁就毫无用处；这与事情毫不相干。我们在宣言中抗议了，德国人也抗议了，然而这仅仅是道义上的抗议；英国政府要等到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并对那两个省份正式提出了要求的时候才能提出抗议，而且也不能相信这个政府当真会反对肢解法国。
还有，公民科恩对工人的宣传鼓动似乎抱有奇怪的见解。工人们到格莱斯顿那里去听取他的意见，必须把他的意见当作最后的决定加以接受。他还认为，要是赶上议会正在开会的话，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好在没有赶上议会开会。承认共和国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行动。如果是议会正在开会，格莱斯顿就会把责任推给议会的多数，谁要提出一条理由赞成承认共和国，就会有人提出一千条理由支持格莱斯顿加以反对。要改变政府，就可能需要举行选举，而自由党人也不愿意老去收买自由选民。我完全相信，如果工人坚持下去，并且不让满口教条的资产阶级发言人来干涉，他们是能够成功的。这场运动中所投入的力量还不及前些时候啤酒事件[670]中所用的力量的一半。在英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外部的压力。公民米尔纳好象是说，如果英国人坚持要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就会触犯德国人。恰恰相反：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做得还不够。数以百计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们所能指望给予道义上支持的只有英国工人，但是英国工人却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争，最初是一支君主国军队对另一支君主国军队；谈不到什么共和国，而且法国军队被认为是强者。当法国常备军全部消失以后，人人都认为法国人要屈服了，几天之内就没有君主制能帮助抗击普鲁士人了。正是因为没有了君主，正是因为有了共和国，所以才抗击了五个月之久，假如没有人搞叛卖活动和阴谋活动，他们还能维持得更久一些。
第三点可以看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洲已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的政府连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来进行防御都不敢干。共和国只是使工人阶级力量得到发展的一种政治形式。法国的上一次选举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宁要军事专制而不要共和制。在英国恐怕也是如此。共和制与资产阶级政府再也不能携手同行了。
现在我来谈谈战争本身。色当投降之后，俾斯麦处境困难。国王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对德意志议会和法国人民说，他仅仅是为了自卫而同拿破仑打仗。可是，在色当投降以后，普鲁士人就成了过去法国人那样，不是为防御而战了。我知道，俾斯麦同拿破仑一样竭力谋求战争，防御只是一个借口。可是在色当之后他需要一个新的借口。德国资产阶级怀疑是否该停止了，但是俾斯麦发现没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政府作为议和对象，因此，他必须到巴黎才能议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会被法国人承认，什么样的政府又不会被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但是却符合他的目的。赚钱人总是崇拜胜利的，而且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法兰西共和国，所以他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贵族的支持他是早有把握的。俾斯麦所关心的是英国不要承认共和国，因为英国是唯一能够抗击他的强国，但他寄希望于格莱斯顿，寄希望于宫廷关系。做德国皇帝的岳母 ［注：指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英国就跟着神圣同盟亦步亦趋。当工人代表团责问格莱斯顿当初对拿破仑为什么那样匆忙地给予承认时，他混淆日期，混淆政变后帕麦斯顿的承认和全民投票后得比的承认来迷惑他们。他对工人们说，他已经是能做的都做到了，他还为自己摆功，那就是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他本来是能够做得象美国那样多的。他的同僚，普鲁斯、娄和卡德威尔对共和国显示了敌意，他们声称英国对外只能使用道义力量。英国唯一能够使用武力的地方是爱尔兰。还有，德国报纸奉命大骂英国不该向法国出售物资。当伯恩施托尔夫向格兰维尔提出质问时，格兰维尔含糊其词，说要调查一下，而后来查明那是正当的、合法的。他本来就知道是正当合法的，只不过没有胆量这样说。接着，英国政府根据伯恩施托尔夫的要求没收了法国的电缆，此事后来被一位英国法官宣布为非法。麦茨投降以后，俄国认为该是亮出它的合伙关系的时候了，于是就通过否认巴黎条约而把这种合伙关系亮了出来。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和罗马尼亚在多瑙河两公国的确立。 ［注：这里记录不确切。在1871年2月19日《东邮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里，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俾斯麦和罗马尼亚大公议定的关于两公国的条款”。——编者注］这些都是对英国的侮辱。然而，格莱斯顿做了些什么？他派了一名全权特使去向俾斯麦讨教。俾斯麦建议在伦敦召开一个会议，连格莱斯顿都觉得没有法国参加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没有法国参加，条约的破坏者将占多数。可是，不承认共和国，法国就不能参加会议，因此，俾斯麦就得阻挠承认共和国。当奥伯朗·赫伯特在下院就此向格莱斯顿提出质询时，他又是支吾搪塞，歪曲事实，对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虔诚者多罪孽。从蓝皮书中可以看出，当英国政府要求准许法夫尔前来参加时，俾斯麦答复说法国没有资格参加国际活动，只要这一答复不撤销，想用什么办法让法国能够参加会议都是徒劳的。不给予承认是孤立英国政府的一个手段。
1871年2月21日
接着，公民 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东邮报》上关于他的发言的报道，以及这篇报道的那种胡拼乱凑的写法。要不是他的名字印错了的话，他会认为他有责任给编辑写信。报道里说“共和国一宣布成立，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共和国没有得到承认，反动势力的进攻就开始了”。这完全是胡言乱语。相反，他说的是，共和国得到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以致反对派也不得不假装拥护；他特别提到了布卢瓦高等法院的法官把自己打扮成共和主义者一事。报道接着说：“资产阶级不想使共和国获得成功，他们十分清楚，社会问题迟早一定要加以解决。”这跟他所说的完全不同，他说的是共和国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报道接下去还说：“主张战争的人没有一个证明了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这里应该是：“ 不是首要的条件”。
关于他对其他人的发言所做的评论，报道的作者连是谁的发言都不肯指明，所以也就很难辨别出是针对谁的发言。作为他对科恩发言的评论而报道的那些话等于是一种侮辱。报道接下去说，正是“没有了君主才鼓舞了人民”；他明明说的是“没有了君主制”，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嘛。鬼才懂得这样的报道。还有那句英国对外使用的“更多的〔more〕力量”，可能是由“道义的〔moral〕力量”错印而成的。
报道里还说，俾斯麦说法国人没有承认那个政府，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应被法国人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报道根本不提他本来说的是：在法国人人都承认并服从政府而俾斯麦却说法国人没有承认政府，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报道还说，法国被准许出席会议那将等于得到了承认。这是雇佣文人的说法，不是他（马克思）的说法；结论完全被歪曲了。正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它才没有参加国际活动的能力。报道与会议记录也不一样。这样的报道有害无益。如果再有这样的东西发表，他将提议不准再刊登报道。
1871年3月7日
公民 马克思接着又回到巴黎宣言的问题。他说，如果英国工人不表态，这个宣言也许就会成为条约的一个条款；英国人民决不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被解除武装；应该不失时机，立即建立英国委员会。对海上强国说来，作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击敌方的对外贸易。美国不同意这个宣言，而法国却遵守它，这正是法国舰队作为甚少的原因。现在荷兰在他人的唆使下要求把过去只是一纸宣言的东西变成条约的一部分。在海上能够被摧毁的只是货物，而在陆战中被摧毁的却是大量的固定资本，如桥梁、建筑物等等，这些东西需要多年才能恢复。私掠特许证则是另外一回事；私掠船是海上的自由射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已丧失了对外保卫国家的力量，在法国软弱无力的时候，英国成了西欧的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应该夺回这一权力。
1871年3月14日
公民 马克思接着重新开始中断的讨论。他说，找到一支足以对抗大陆军事列强的力量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强国现又重新扮演神圣同盟的角色，英国是唯一能够对抗它们的国家，而它只有夺回它的海上权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收这些国家在中立国船只上的货物，只需几个星期就能毁灭它们的对外贸易，这样，德国资产阶级就不会象最近一个时期那样好战了。这种作战方式比通常的作战方式较为人道。大陆上的军事列强实际是通过巴黎宣言对英国说：你不应按自己的方式，而应按我们的方式作战。许多人反对私掠船，其实私掠船并不比自由射手坏，而且它们更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当巴特勒鼓吹对英国作战时，人们说：美国没有海军，无法作战；巴特勒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海军，我们只要有私掠船就行。当今的英国统治者对他们是否拥有这种力量满不在乎，但是，他们总不会永远统治下去。必须使英国人民拥有用来为大陆人民谋福利的力量。斯图亚特·穆勒曾经是拥护巴黎宣言的，但是在看了给他寄去的一些文件后，就转而反对它了。整个黑海会议都是为了要使这个宣言得到批准。在此之前，这个宣言只是被帕麦斯顿和克拉伦登个人认可，而昨天签署的议定书看来把它包括进去了。
公民 恩格斯说，他要答复公民韦斯顿的意见，既然韦斯顿没有来，也就不必谈了。至于巴黎宣言，公民马克思已经指出，这仅仅是私人协定。它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领导人和议会的承认，谁也没有说它具有约束力。1862年，康沃尔·路易斯宣布它没有约束力。1867年，现在的得比勋爵在回答斯图亚特·穆勒时宣布它仅仅在一定范围内有约束力，但是自卫远比所有契约重要。这个宣言从未被批准，它所凭借的仅仅是一位大臣的私人信件的权威；谁也不受它的约束。这一点，从每次战争交战国都另订专门的协定来约束自己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是，会议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规定今后所有条约和协定未经一致同意废除，都具有约束力。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证明，现在的堡垒不足以抵御炮击，只有在堡垒前面筑炮台才能保住堡垒，在波兰就准备修筑一些炮台。俄国以毫不衰减的热情继续扩充军备，它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已转入战时状态。正在组织通讯部队和卫生部队。在英国市场发行的一千二百万镑俄国公债已被超额认购，这也许是俄国能得到的最后一笔英国钱。战争可能不等夏季结束就会到来——局势看来很不平静。至于讨论中的一些发言，恩格斯说，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一支英国军队是否足以进行武装干涉。公民韦斯顿所说的那种强烈措词，他没有用过。接着，恩格斯再一次证明，英国只能出兵三万人，英国只有在阿尔马战役中达到三万三千人，而这个数目在克里木战争中再也没有达到过。这只等于普鲁士的一个军，因此，以为这样的兵力能够改变力量对比，那是荒谬的。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勇敢，个人的勇敢在每个国家都可见到，但是，战士的素质却有不同，它们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守。爱尔兰人擅长当轻步兵，英格兰人擅长当 ［注：原稿此处缺字。报纸的报道增补了“重步兵”几个字。——编者注］，但是这里的军事当局却把英格兰人当作爱尔兰人使用，把爱尔兰人当作英格兰人使用。英国的军训制度太不完善，太过时了，以致阿尔德肖特的士兵直到这次战争时还未受过站岗放哨的训练。这里有人说，如果是十万英国兵，就不会让人把他们困在巴黎了。但是象我们的志愿兵那样的士兵怎能制止得了这种情况发生呢？法国人中这样的士兵是够多的，如果四十万英国志愿兵象法国人一样被围困在巴黎，并由同样的笨蛋和卖国贼指挥，他们也会做出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来。
最后，他说英国不能按同等条件和大陆国家作战，也不应该希望它能这样做。一个英国兵一年要花一百镑，而一个普鲁士兵只花三十镑，因此普鲁士用同样的钱能养三个兵，而英国却只能养一个；所以它完全不能跟那些陆上强国竞争，他希望英国永远不要试图这样做。
讨论开始时所提出的建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被撤销，第三条被一致通过。第三条说：
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的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的约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665]指1871年1月23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以工人的名义要求英国政府使普鲁士停止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第667页。
[666]指《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它是欧洲列强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后签订的1856年巴黎和约的一个附件。——第668页。
[667]1867年7月4日比斯利在伦敦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谴责英国资产阶级伪善地就1866年秋设菲尔德罢工时期因招募顶替者而引起的冲突事件对工联首领布罗德黑德进行迫害。——第668页。
[668]1871年1月10—12日勒芒战役失败之后，新组成的尚济将军军团败退，损失惨重。——第669页。
[669]1871年1月5日在大炮街的一家旅馆大厅里召开的由律师约·梅里曼主持的会议，号召英国政府促进普鲁士和法国之间议和和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第672页。
[670]指1855年6—7月由于议会决定限制酒店在星期日的营业时间而在伦敦举行的群众示威。——第673页。
卡·马克思1871年4月25日的发言记录
[671]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纽约委员会书记 ［注：弗·阿·左尔格。——编者注］的来信，信中附有在委员会中有代表参加的支部的名单：
1．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五劳动联合会）。
2．纽约国际协会法国人支部。
3．纽约捷克工人协会。
4．芝加哥第一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5．芝加哥第二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6．纽约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
7．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爱尔兰人支部。
8．纽约威廉堡社会民主协会（德国人的）。
信上说这些支部工作不错！爱尔兰人支部发展迅速，并打算和美国爱尔兰人同盟合并。出版德文周报的工作也有进展。工人联合会曾决定，只认可那些代表劳动 ［注：记录本上原来缺少的那一页从这里开始。——编者注］，而不代表资本的代表。全国劳动联合会在纽约各协会中丧失了基础，其中有许多协会拒绝派代表参加下一次代表大会。
纽约州工人大会在沃耳巴尼举行了自己的年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并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决议结尾写的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告工人协会和工联书正在草拟中，同宾夕法尼亚矿工互助团体建立了通讯联系。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在最近的选举中推翻了新罕布什尔的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在当地美国人当中成立了一个支部，它［向纽约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收到两英镑期票，这是二百零三名会员的捐款和代表大会报告的酬金。
公民马克思通知说，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12日的，另一封是15日的，[672]但只是星期六收到。一个属于公社的法国人到伦敦来办理交易所业务，拜访了他［马克思］，以便得到他的帮助。开除托伦确有其事[673]，为此马克思提出如下的决议案：
“鉴于巴黎支部各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下述决议：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一边，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埃卡留斯支持这个决议案，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继续发言。他说，他向公社代表指出，既不给我们写信 ［注：记录本上原来缺少的那一页到此结束。——编者注］，也不给我们寄报纸，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将来会纠正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赛拉叶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利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
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议，委托马克思起草这封信。
[674]
收到的几封信是拉法格在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寄出的[675]，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平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贝尔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 ［注：在《东邮报》发表的报道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写的：“而小店老板和手工业者对凡尔赛人不太买账”。——编者注］不能想象人民和国民自卫军 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人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一位司法官员去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一无所获。 ［注：《东邮报》上是：“要确定死因，必须进行调查，但凡尔赛人断然拒绝”。——编者注］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注：《东邮报》上是：“弗路朗斯不是死在公开的战斗中，而分明是被撞入其住宅的凶手杀害的。”——编者注］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普罗托在检查国防政府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 ［注：《东邮报》上是：“公社委员最初的措施之一是查阅他们的前任的文件和登记簿。在国防政府内务部的报告中发现有关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的记录。这种用来大规模屠杀巴黎工人的新工具就是目前在凡尔赛的那些爱国者装模作样要保卫巴黎打退普鲁士人的时候制作的”。——编者注］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 ［注：《东邮报》上接着写道：“一些电讯和通讯把事情说成是这样：似乎人民烧掉它们是为了不让公社使用”。——编者注］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一百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 ［注：《东邮报》上对整个情节作了如下的报道：“另一个捏造是关于煤气公司‘被抢劫’的消息。市政府的账目表明，煤气公司曾经从巴黎居民那里收了一百多万煤气费。这笔款子被认为是公司欠市政府的债款，虽然公司在法兰西银行有足够的存款。在公司拒绝向公社支付这笔款项之后，公社派法院执行官前往煤气公司；当公司发现它的财产和保险柜被查封后，便开了全部款数的法兰西银行支票，这样才把保险柜和其他被查封的东西归还给它。这两个事实已证实”。——编者注］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六千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注：《东邮报》上是：“普通官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而高级官员的年俸不超过二百四十英镑。显然，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他们当中找不到一个绅士，因为很难想象有年俸二百四十英镑而能举行内阁招待会或在市长那里设宴的绅士！”——编者注］
宣言 ［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部分载于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号
原文是英文
[671]马克思在1871年4月25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过去只是发表过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73—674页），由于不久前发现了记录簿中的一页，这里才得以发表了讲话的全文。记录同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号刊载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之间的最重大的出入均在脚注中注明。——第680页。
[672]指1871年4月23日在伦敦收到的奥·赛拉叶4月12日和15日的两封信。——第681页。
[673]在前一次会议，即1871年4月18日的会议上，由于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托伦被开除出国际的电讯，总委员会通过决定：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就发表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的决议。保存下来的英文本总委员会的决议案是恩格斯的亲笔，上面有几处马克思作的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1页）。——第681页。
[674]马克思在1871年4月26日左右给列·弗兰克尔的信中完成了这个委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17—218页）。——第682页。
[675]保尔·拉法格从1871年4月6日至12日在巴黎。——第682页。
弗·恩格斯就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问题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5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 恩格斯附议。[676]他说，他对纪念会的发起人几乎毫无了解，但是对罗伯特·欧文没有任何怀疑。欧文著作中的许多思想至今都还未过时。欧文是从他自己的认识出发的，他本人虽然原是一个工厂主，但他首先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以便结束工厂雇用女工和童工这一可耻的制度。恩格斯认为国际应该派代表参加纪念会。
公民 恩格斯反驳莫特斯赫德[677]说，洛克是自然神论者，而欧文却是唯物主义者。洛克的哲学把法国人引向了唯物主义。他怀疑欧文是否熟悉法国老一辈作家。他完全不同意莫特斯赫德的看法。欧文主义运动早在1809年就开始了，与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1812年他出版了他的论婚姻的著作，1818年他到亚琛的君主会议去说服他们宣布共产主义。说运动后来带上了宗教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社会改革也发表了不少意见。大多数欧文主义者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他们曾一度属于宪章派，但是不得不做职业鼓动家，也就变得不大可靠，不坚持他们的原则了。他说，如果举行纪念会而我们不能去参加，那将是很遗憾的。
公民 恩格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是宪章派，而是他所认识的某些社会主义者曾是宪章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676]恩格斯支持荣克关于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预定1871年5月16日在伦敦共济会大厅举行的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提议。——第685页。
[677]莫特斯赫德反对参加纪念会，他说：“欧文并不象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有独创之见。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法国老一辈作家那里拿来的，他的宗教思想则来自洛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136页）莫特斯赫德还硬说恩格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是宪章派”。——第685页。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 马克思对大陆工人公开支持公社表示满意。在日内瓦、布鲁塞尔、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都举行了集会，声讨梯也尔—法夫尔[政府]的暴行。马克思还请总委员会注意法国报纸发表的许多硬说是国际巴黎支部的所谓宣言。这些都是法国警察当局伪造的东西，目的是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上圈套；这表明，卑鄙的政府下流到何等地步。
[678]
载于1871年6月24日《东邮报》第143号
原文是英文
[678]在1871年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记的：“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议寄信给《观察家》和《旁观者》，揭露据说是国际巴黎支部发表的那些宣言。所有这些宣言都是凡尔赛警察当局的捏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159页）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信没有发表在上述报纸上，我们所得到的只是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0页）。——第687页。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477]
7月3日于伦敦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能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付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马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像他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478]语言谈起来：这里没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极详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辨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从这些小册子里，您差不多能够像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认识不清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作为一个旁观者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政府。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末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末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同时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说，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像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阴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要是那样，在国际里就需要有集权的政府；但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我问：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问：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举例来给您解释。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宣布罢工时，由于从别国输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他们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场合下，罢工者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必要的资金，由他们在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成员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会的赞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纳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479]。但是协会感兴趣的并不是罢工，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在金钱方面，协会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损失倒是可能的。让我们把事情的实质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会和互助会、合作社商业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在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我向您叙述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也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那末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了。
我说：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实证论者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但是这决非他们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
我说：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像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描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说：您对美国的看法如何？
马克思博士说：我们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使人以为，工人问题在美国并不会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在很快地提到第一位。
我说：我想，在英国，不论预期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马克思博士说：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载于1871年7月18日“世界报”和1871年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477]这篇访问马克思的报道，是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Ｒ．兰多尔写的，1871年7月18日发表于该报，并转载于1871年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报道的开头部分和最后一段，是描述谈话的情况和记者本人的议论，此处从略。兰多尔在文章末尾声明，谈话内容是他追记的。——第681页。
[478]指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幽默作家查理·高弗莱·李兰德（1824—1903）的幽默作品“汉斯·布顿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第681页。
[479]看来，“世界报”记者的记录是不准确的。1871年春天在巴塞罗纳发生的罢工不是雪茄烟工人而是纺织工人的罢工。1871年雪茄烟工人的罢工发生在安特卫普和比利时的其他城市（见注181）。——第684页。
弗·恩格斯关于西班牙状况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8月22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 恩格斯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对西班牙刚刚发生的内阁更迭表示很大的希望。可以预料，对国际的迫害行将结束，那时协会将在整个半岛迅速地发展起来。共和党队伍中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不了解它的社会原则，曾给予支持。但当他们一知道公社的意义超过了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他们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并谴责起公社来了。这激怒了共和党的基本组成部分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当人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再不愿充当普通的工具而转向了国际。
公民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博士的女婿、前总委员会委员公民保尔·拉法格在西班牙被捕，并由宪兵押送到马德里。但是，由于提不出任何罪名，政府已将他释放。
载于1871年8月26日《东邮报》第152号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在1871年9月17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
[684]
这次代表会议是由于非常情况而召集在一起的各国代表的会议，目的是同总委员会共同讨论由于这种非常情况而出现的紧迫问题。但是，这次代表会议不能任命总委员会的新成员，不能迁移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也不能修改协会的基本章程。它的权限是在现有的章程的范围内就策略、政治和组织问题通过决议，并拟定更有效地实施这个章程的措施。
载于1871年10月2日《苏格兰人报》第8789号
原文是英文
[684]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前根据法文记录收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93页）。这里是根据埃卡留斯作的英文记录发表的。这两份记录可以互相补充。——第698页。
国际总委员会给《谁来了！》报纸编辑韦梅希的通知
1871年11月11日于伦敦
公民：
《谁来了！》所刊登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引起各种不同的、决不是善意的解释，因此请允许我公开声明，这是 背着总委员会刊登的。不仅如此，在总委员会能够发表这些决议之前，其中的部分决议已经被贵报披露了。
[685]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敌人正在密切注视着协会的言论，并急急忙忙地把这些言论加以歪曲，散布出去，以至我只好把这些决议发表出来而未能事先消除对决议中的下列地方作出模棱两可解释的一切可能性：“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转交给法国报纸的原文是：“代表会议声明， 参加国际的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这种文字上的出入使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也有了借口在某些反动报纸上进行侮辱性的解释。但是，只有头脑有毛病的人才会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会把对协会会员作的决议中的“德国工人”一词理解为别的什么人，而不是那样一些公民：他们用反战的集会和示威来支持法国工人保卫和平的行动，他们在德国国会里拒绝投票赞成军事贷款，在兵痞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欢呼中提高了抗议的呼声并向1870年9月4日的法兰西共和国表示敬意；他们认为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是一种耻辱而加以拒绝，他们热烈欢迎 巴黎公社的成立并维护它的原则，当公社在反动派的打击下遭到暂时失败而覆灭，公社社员及其捍卫者遭到刽子手的杀害或在苦役和放逐中受折磨的时候，他们在本国国会内谴责凡尔赛人的无耻暴行，并宣布他们同公社团结一致，为 它的全部活动承担责任。
到战争结束时还被关在监狱和囚室的人，即代表会议声明他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的那些人，现在正在法庭受审，罪名是搞 政变。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对决议作任何其他解释，其原因只能是：要么对国际在战争期间的言论和宣言一无所知，要么显然不怀好意。
公民，请接受我的敬意
法国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
载于1871年11月16日《谁来了！》第39号
原文是法文
[685]伦敦代表会议是在对国际成员采取警察恐怖和迫害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秘密的性质，它的工作是关门进行的。然而报刊透露了这次会议的消息：1871年10月2日《苏格兰人报》（《Scottsman》）发表了埃卡留斯阐述代表会议过程及其最重要的决议的文章，欧美许多报纸都予以转载，而伦敦报纸《谁来了！》（1871年11月7日和8日第31—32号）还在代表会议决议正式公布之前就刊载了从一个排字工人那里秘密得到的决议稿。——第699页。
更正
西班牙书记公民恩格斯更正12月23日《东邮报》一篇报道中的错误。[686]西班牙各支部根本没有象该报报道的那样举行代表会议。在他的发言中提到《解放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正式机关报）上发表的、西班牙其他刊物转载和支持的声明。从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西班牙各支部完全同意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坚决根据关于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决议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进行活动。
载于1871年12月30日《东邮报》第170号
原文是英文
[686]指恩格斯1871年12月19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簿中的这次发言记录是准确的（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年》第33页）。——第701页。
关于格莱斯顿政府对待公社流亡者的态度
摘自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687]
马克思博士谈到他从最接近内务部的人士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信中说，英国政府蓄意以民事罪挑起对某个法国流亡者的迫害；信中暗示，这些步骤是应法国政府的请求而采取的。
这个情报同他[马克思]从大陆收到的其他消息是相符的，所以必须立即就此事向英国政府提出质问。
由于发生了法国政府拒绝延长贸易条约期限的问题，所以，如果格莱斯顿决心挑起对流亡者的迫害来换取签定新的贸易条约，那是不奇怪的。如果格莱斯顿有此意图，他肯定不能实现。英国人民决不会允许一个大臣用国家的自由作交易。帕麦斯顿勋爵的声望当时比格莱斯顿的声望要高得多，可是一当他试图于这类勾当，他也就垮台了。
载于1872年1月10日《平等报》第1号
原文是法文
[687]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发言时通报了德国、美国、瑞士和英国的情况。他的发言中有关英国政府对公社流亡者的态度的摘录，曾用法文刊登在1872年1月10日《平等报》第1号上，用德文刊登在1872年1月20日《哨兵报》第3号上。这篇通报中的某些部分还在1872年1月21日（8日）莫斯科报纸《当代新闻》（《Ｃовременные известия》）第7号的国外通讯中引用过。——第702页。
发给卡·马克思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Ⅰ
1872年7月30日于纽约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支部，北美，沃德旅馆10号
致卡尔·马克思（伦敦）
尊敬的同志： 我荣幸地通知您，在7月28日会议上您被任命为上述支部的代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我们期望您同意我们的选举并将代表纽约第一支部出席该代表大会。
您的委托书将由我们出席代表大会的本地代表中的一位代表到达欧洲时转交给您。
按照7月28日那次会议的决定，对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是，您必须同从我们这里直接去的代表一起坚决支持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目的是严密的组织，首先是完全的集中，以及反对 巴枯宁、吉约姆之流的阴谋，因为他们显然是要瓦解国际工人协会以便于他们个人自由搞阴谋和破坏我们的运动。
我们联合会自己的代表大会这一次没有让纽约第一支部在决议中写上它认为必须修改共同章程的看法，因此我们授权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以及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和解决的一切其他问题自行酌情处理。
纽约第一支部完全意识到，它把代表的职责交给您，还应当考虑支付与此有关的费用，但是我必须向您说明，我们的经费现在已经完全用尽，对我们来说哪怕支付最少的费用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这种情况，海牙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要求我们直接派出代表，因此我们希望您即使没有我们的资助也能找到完成这一任务的机会。
致兄弟般的问候
通讯书记卡·施佩耶尔
通讯书记的通讯处：纽约第5号大街南76号卡·施佩耶尔收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纽约第一支部
委托书
本件持有人卡尔·马克思于1872年7月28日在上述支部会议上当选为该支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纽约第一支部的有表决权的全权代表。
通讯书记 卡·施佩耶尔会议主席 弗·阿·左尔格
1872年7月2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72年9月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发给弗·恩格斯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Ⅰ
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的布勒斯劳会员委托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代表他们出席今年9月2日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亨利希·厄梅、保尔·博克、海尔曼·克里米兴 1872年8月19日于布勒斯劳
Ⅱ
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正式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纽约（北美）第六支部出席1872年9月2日起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特此证明。
代理主席 Fr．G．贝尔特兰德书记 约翰·斯托克
1872年8月8日于纽约
为了证明本委托书属实，兹盖上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印章并加上本人签名。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 弗·波尔特
1872年8月9日于纽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72年9月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688]
卡·马克思
关于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
1872年9月1日
马克思对这一点补充说，除海牙支部的成员外，会议对一切人都应是秘密的。
马克思作了[关于允许协会所有成员出席的]补充，条件是：会员身份应得到确认。
（左尔格的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秘密会议的不公开性质
1872年9月2日
恩格斯要求通讯员不得报道秘密会议的消息（这是涉及那些同时给报纸写报道的代表）。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方式
1872年9月2日
马克思（在所有布朗基分子和所有德国人的支持下）说，这种投票方法是同协会章程相违背的；他说，每个支部都有权派代表，它的代表都有投票权。
[689]
（茹柯夫斯基的记录）
马克思反对这种投票方法：他说，我们在这里代表的是支部，而不是联合会，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不具有全协会的性质。
（茹柯夫斯基的第二本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新的马德里联合会的代表资格
1872年9月3日
［注：见本卷第605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应当投票表决国际是否要服从结成秘密团体的那一伙人。在座的有这个团体的六名成员。他们（吉约姆和西班牙代表）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将在一般性讨论的过程中证实这一点。首先承认开除是非法的。莫拉戈早已说过，邀请[被开除者]是不需要的，相反，章程要求任命仲裁法庭。另外，莫拉戈继续说，这是不涉及代表大会的内部问题。由于支部向委员会申诉了，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内部问题。委员会承担了违背章程的责任，因为涉及到在西班牙保存国际的问题。以瓦解国际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在联合会委员会的八个席位中取得了五个。他们为整个西班牙提出了这种只是让秘密团体有行动自由的投票方法！对总委员会来说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上有不属于这个集团的一名西班牙代表，并且它为国际的利益对这一行动承担了责任。
（勒穆修的记录）
恩格斯说，我们应当决定，国际工人协会今后是否应当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管理，还是由违背章程秘密组织起来的集团来领导它。在座的有六个属于这个秘密团体的人：四个西班牙人，施维茨格贝耳和吉约姆。
[690]
恩格斯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封信并说道：“这就是证据”。恩格斯接着指出，没有任命章程所要求的仲裁法庭而任意开除是非法的。新的联合会同联合会委员会决裂并直接向总委员会申诉，只是行使了自己的权利。的确，总委员会离开了章程，但它是有意这样做的，为的是以这种办法来拯救在西班牙的国际工人协会。同盟用国际工人协会的经费在西班牙进行活动，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自己的八名成员中有五名“同盟兄弟”。总委员会完全理解自己这一步骤的意义，但是它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左尔格的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西班牙代表的委托书
1872年9月3日
恩格斯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西班牙人没有象人们在代表大会一贯和应当作的那样把钱和委托书一起交出来，而是把钱留在自己的腰包里。西班牙人弄不清楚为什么别人要把他们牵连到关于同盟的问题里去，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是同盟盟员。马塞劳和其余三个人硬说，他们以前属于同盟，而现在已经退出。恩格斯推测，他们还会加入同盟，而只是用其他名称罢了。如果他们借口在西班牙发展国际工人协会，那么他们应当记住，这种发展是在马德里被开除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前的成员所取得的。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1872年9月5日
马克思警告说，总委员会的报告不要涉及内部问题，因为：（1）如果这样做，公开宣读这个报告就会在国际被禁止存在的那些国家里使国际的声誉受到影响，（2）联合会没有履行前几届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职责，没有给总委员会送来自己的报告，（3）因此，即使不考虑公布报告将会招致的危险，草拟这种报告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建议先举行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
（勒穆修的记录）
马克思通知说，总委员会的报告要在报刊上发表；由于总委员会既不能公开地，又不能秘密地报告各个民族的组织情况，还由于一些联合会，例如汝拉联合会和比利时联合会，没有完成送交通讯的任务，所以报告是一般性的。报告人称赞美国联合会是全部完成了通讯和交费任务的唯一一个联合会，并表示希望采取措施来确定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的议事日程。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
[691]
1872年9月6日
马克思说，讨论总委员会的权力，不是指旧的总委员会；所以，不是指我们，而是指原则本身。他说，宁肯投票赞成取消委员会，也不愿把它变成信箱；信箱可能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这对国际可能是很大的威胁。我们是负责任的，而新闻记者先生们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不能象索瓦所希望的那样预见到一切情况。例如，伦敦出现了被章程所掩护的警察支部。发生过招魂术者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事情等等。我不明白，汝拉人怎么会这样，不反对资产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同他们串通一气。
不过，所要求的权力大概已经反映到章程里了。所提出的条款不是让总委员会拥有无限的权利，而是规定了监督权。
几年来，总委员会曾经碰到过警察和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混入奥地利和法国的国际组织的情况，法国有个警官企图成立支部；自然不得不暂时将它解散。韦济尼埃、朗德克支持汝拉人，就象第十二支部的资产者那样，——这本来是一回事。——再没有一个委员会比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更多地受到比利时工人的批评了，人们指责它的权威主义不亚于总委员会。法国人认为，他们对国际分子的民族主义太多了。
暂时解散联合会委员会的理由在纽约提出来了；可能其他国家里的秘密团体也想要掌握联合会委员会，应当暂时解散它们。——至于是否可以象韦济尼埃、朗德克和一个德国奸细那样自由建立联合会，这是不允许的。梯也尔先生成为反对国际的一切政府的走狗，总委员会必须有权力来消除瓦解的因素。
接着建议规定保留条件。旧的委员会只注意协会的利益并且只是把一个第十二支部暂时开除了出去。联合会委员会没有足够的权力：一个美国委员会的成员当着荣克和勒穆修的面就是这样说的，他是指第十二支部。
此外，联合会委员会可以撤销对支部发出的改选号召——这有利于联合会；如果总委员会决定采取没有根据的步骤，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就会谴责它。
在国际遭到迫害的国家里，[支部]最好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利。你们所提出的警告是圈套，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进行秘密活动并且是最权威主义的团体。——总委员会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预算——它只具有道义的力量，如果你们使它失掉权力，那么你们自己只会成为虚假的力量。
（勒穆修的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1872年9月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688]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会议记录保存下来的是弗·泰·库诺手抄的、并经过核对的弗·阿·左尔格根据自己的德文记录稿整理的副本以及有些地方具有草稿性质的法国书记勒穆修的记录。由于9月3日才选举书记，所以代表大会的前两次会议在勒穆修的手稿中没有得到反映。马克思1872年9月2日的发言只在巴枯宁分子尼·茹柯夫斯基（他的代表资格未被代表大会确认）的两本记录里保存下来了。左尔格的记录中的马克思的四次发言和恩格斯的一次发言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4—731页。——第707页。
[689]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代表由于带的是限权代表委托书，所以要求代表大会投票时不按每一个代表的票数计算，而按选出代表的组织的成员人数计算。这个要求遭到代表大会的否决。——第708页。
[690]在左尔格的记录上接着是“吉约姆打断发言者说：这是不真实的”。——第709页。
[691]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以前是按照左尔格的德文记录收入本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8—729页）。这里发表的是勒穆修的法文记录。——第711页。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记录
[692]
演讲人说，从前海牙曾经是欧洲外交的策源地。在这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签订和约，又在策划各种各样的战争了。目的在于使战争不能发生的工人代表大会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对国际说，海牙是荷兰的最反动的城市，它的粗野的居民会把“巴黎公社的匪徒”“撕成碎片”。但是，这恰恰是要选择这个“残忍的”城市来表明国际不怕任何反动暴行的另一个原因。另外，他相信这里可以找到同情的人，而凡是有工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人。
公民马克思转而分析了刚刚结束自己工作的代表大会的成果。他认为这些成果是重要的。面临柏林会议，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中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讲演人认为，柏林会议预示着对无产阶级的总进攻、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镇压。[693]在国际成为一个团结的组织以前，它还不能使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不能使运动在各地同时发生，它的努力不会产生很大的成效。讲演人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它为什么遭到了失败？因为它是孤立的。如果在巴黎发生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也爆发革命，那么成功的希望就大一些。
讲演人认为在其他手段不起作用的地方使用暴力是正确的。在北美，街垒不是必要的，因为那里的无产者只要愿意就可通过选举取得胜利。对于英国和工人阶级有言论自由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革命必须代替合法性，因为不然——用虚伪的宽厚、盲目的正义感——是不可能达到所需要的目标的。强大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应当准备和支持这种革命。由于这些原因，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中也是极为必要的。
公民马克思说，代表大会昨天（星期六）决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伦敦迁往纽约。他同意这个决定。美国是一个工人的国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被逐出欧洲或者为穷困所迫的人投奔到那里。这对国际的努力来说是一个多么新的得天独厚的活动场所！讲演人希望这个措施将会产生好的结果。
至于他本人，他确实是要放弃总委员会委员的称号，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谣言——不放弃国际会员的称号。完全相反。他从行政事务的重担下解脱出来，将以新的精力把自己贡献给二十五年来他为之献身并要干到最后一息的任务：解放劳动。（ 热烈鼓掌）
载于1872年9月10日《商业总汇报》第12837号
原文是荷兰文
[692]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说的简短记录曾发表在荷兰报纸《商业总汇报》（《Algemeen Handelsblad》）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自由报》（《Liberté》）和《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比较完全的经作者认可的通讯报道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8—180页。——第714页。
[693]指1872年9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恢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这次会晤讨论包括关于共同反对革命运动的问题。——第714页。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1872年10月27日的决定授权住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英国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理经费和会费以转交本总委员会。特此证明。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1872年10月27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于1961年《年鉴》杂志第4卷
原文是英文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部的信
[694]
尊敬的公民：
尽管我厌恶抛头露面，但是作为从国际成立时起的前总委员会委员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开始活动时起的成员，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诚实的”约翰·黑尔斯的信。
约翰·黑尔斯吹嘘说，他的信是以自己的名义写的；恩格斯和马克思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他们反对的是他署名为“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的那些信“没有得到”不列颠委员会的“同意和批准”。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编者注］而事实正是这样。
9月26日，他的一些支持者在他的怂恿下提出如下的决议案：“委托通讯书记”（约翰·黑尔斯）“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委员会各寄一份我们在英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国际先驱报》”。他执行这项决定，立刻主动把在《国际报》（布鲁塞尔）、《汝拉联合会简报》、《联盟》（巴塞罗纳）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信寄给脱离了关系的委员会；“诚实的”约翰·黑尔斯这样就自己代替了联合会委员会。
至于他要把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切职能都统一到他的名下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可以根据下述例子加以判断。在11月7日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约翰·黑尔斯建议“实行如下的职务再分配，也就是：任命一个总书记，负责通讯和财务开支，为报刊草拟正式报告，并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和书记兼记录员，后者的职责是保管委员会的记录簿”。但是这对约翰·黑尔斯来说也还是不够的。他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于是通过了他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提出的建议，内容是：“我们任命一名将替委员会负责处理 与协会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总书记， 并保证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这实际上是集权，所以，曼彻斯特联合会委员会立即宣布反对不列颠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不足为奇的。
约翰·黑尔斯在他给汝拉联合会的信中硬说，“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向当时的西班牙通讯书记、公民恩格斯询问过洛伦索的通讯处”，而“公民恩格斯正式拒绝把通讯处告诉它”。恩格斯在答复中要求黑尔斯用记录中的有关段落来证实联合会委员会的这一询问。黑尔斯没有这样做，而引了他的朋友罗奇的证明来搪塞。只要把罗奇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和投票情况同他向不列颠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这次大会的正式报告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他的证明有什么价值。
至于里斯本委员会的通讯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没有告诉黑尔斯，因为人们知道，“他需要这类通讯处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阴谋。对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则用不着采取这种审慎的态度”。黑尔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恩格斯拒绝告诉通讯处似乎是因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葡萄牙的问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黑尔斯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信中的声明所作的答复，也表现出对真情的同样“诚实的”忠忱，即说什么，“他履行自己通讯员职责这一点在总委员会把这些职能转交给公民米尔纳时所做的特别决议中得到了评价”。他暗示，记录中的这一段似乎是指他暂时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时的情况。这一免职是由小委员会（它的成员中有黑尔斯的朋友荣克）提出并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的。总委员会的仲裁委员会曾受托来调查对黑尔斯提出的控告，但是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随后伦敦总委员会的解散打断了它的工作；它收集的材料还要由它来公布。但是，上述记录中的那一段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黑尔斯被总委员会暂时免职（荣克也偶然作了记录）的那次会议上，公民埃卡留斯建议任命一个专职的英国书记来恢复黑尔斯完全放弃了的同工联的通讯。决议被通过了，但措辞上作了如下的修改：委托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工联通讯——为此目的，任命了公民米尔纳。
约翰·黑尔斯竭力回避重复他的那些可笑的说法，什么 秘密同盟的存在是前总委员会的“发明”，或者，说什么这个委员会“企图在我们协会内部组织庞大的秘密团体”。但是，在 诚实的杜撰方面，约翰·黑尔斯的本领有多大，可以从他在去年12月21日给许多单位寄去的下列明信片中看出：
“公民们：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已经托出伦敦弗利特街红狮子大院7号住所，如果小集团为自己保留了住所，那么这样做是没有得到委员会成员的同意的，所以对它的任何措施都应当作相应的估价。下列人员打算把协会变成秘密政治组织，以便发展它的章程所规定的密谋，而不是使协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即真正的劳动组织。他们构成了在不久前发表的通告中所说的那个少数派。这就是公民列斯纳（德国人，由小组选出）、威·哈·赖利（代表小组）、亚·魏勒尔（德国支部）、埃·希尔斯（西头区）、Ｊ·密契尔（同上，但是代表欣克利）、赛·维克里（柏肯海德）、查·默里（诺尔曼比，但他只是在被公民维克里解散的那次会议上才参加的）、欧·杜邦（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乔·米尔纳（带着1849年某个全国改革同盟的委托书出席的）。”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不满足于散布这种荒谬的杜撰，而且把这种杜撰写在明信片上。为什么不直接 通知亨德森上校呢？
约翰·黑尔斯指责德国工人阶级的最老的和最受人尊敬的领袖之一公民恩格斯，说他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罗伯特·欧文也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黑尔斯忘记补充一点：恩格斯用自己手中的笔和武器（在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斗争了四十年；他早在1845年就在一部欧洲著名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捍卫了这一事业；在以后的年月里他积极参加了英国工人运动，为罗伯特·欧文的杂志《新道德世界》、菲格斯·奥康瑙尔的报纸《北极星报》、乔·朱·哈尼的《红色共和党人》和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撰稿。
至于说约翰·黑尔斯的“诚实”，那么他本人也许相信这种诚实，不过，据我所知，这并没有妨碍工联（他是工联的成员）派自己的代表到总委员会控告黑尔斯，说他充当监工，勾结主人来反对自己的工人弟兄。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指责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叛卖行为。这也并没有妨碍他本人向当时已经委派的侦查委员会申明，他为了找工作曾求助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招募人议员格林先生。这也并没有妨碍公民布恩在被派参加检查黑尔斯的财务账目的委员会时拒绝签署收支表。他说，当埃卡留斯任书记的时候，黑尔斯曾经证实说，给这个职务每周支付五先令足够了，而在他被任命后却马上要求十先令，后来争取提高到十五先令。这个增加额只批准为期三个月，但是黑尔斯未经新的表决继续给自己增加。公民布恩关于让黑尔斯归还他超过应得部份的余额的建议没有通过，因为通过了恩格斯的修正案——考虑到在黑尔斯免职之前总委员会本身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财务委员荣克每周超过应得部分支付给黑尔斯的五先令予以报销。
约翰·黑尔斯在他的信中声称，他作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执行总委员会的指示。就算是这样，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只要黑尔斯获得总委员会的酬金，他的“ 诚实”就成为总委员会的顺从工具，一旦不再支付酬金，他就公开反叛。
我自己曾经因为参加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而蹲过普鲁士的要塞和被逐出祖国，所以我不能允许约翰·黑尔斯之流歪曲这个运动并使它服从于个人虚荣的渺小利益。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弗·列斯纳在卡·马克思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1月4日左右
载于1873年1月11日《国际先驱报》第41号
原文是英文
[694]在英国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反击总委员会前书记约翰·黑尔斯的诽谤性攻击。约翰·黑尔斯转到改良主义立场，同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派无原则地勾结起来，竭力分裂不列颠联合会，并于1月26日在伦敦单方面召开一些脱离国际支部的人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对国际英国支部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展开的不调和的斗争，当时反映在许多文件中，首先是反映在《致〈国际先驱报〉编辑》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6—231页）。
本卷收入的两封致伦敦报纸编辑部的信，一封是弗·列斯纳在马克思的参加下写的，另一封是赛·维克里在恩格斯参加下写的。这两封信描述了这一论战的较详尽的观点和细节。——第717、722页。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致《东邮报》编辑的信
[694]
阁下：
请允许我根据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占用贵报的一些篇幅来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由约翰·黑尔斯等人署名的某些说法。
我们称为真正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利可以由下述事实来确认：许多在组织上已成立、实际上已存在的英国支部参加到我们这边，它们根据章程有二十三名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委员会；诺定昂集团的两个成员也参加到我们这边；大不列颠的唯一的国际协会刊物 ［注：《国际先驱报》。——编者注］支持我们。此外，在英国的所有类似组织中，只有我们同代表整个协会的权威的总委员会保持联系，还同世界各地支持协会的委员会和支部保持联系；其实，贵报的通讯员即使拥有必要的人数来捍卫他们所期望的地位，他们也未必比美国战争时期联邦派国会自称合众国国会那样更有权利自称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实际上，贵报通讯员及其朋友们已经背弃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背弃了总委员会和国际的立场。如果他们为了一定程度相同的目的而组织一个气味相投的联合会，谁也不会反对，但是，自命为唯一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委员会并诬蔑公认的国际成员是分裂派——这就是既荒诞又可笑的创造性的表现。
至于我们开会的地点，那么个人方面的情况——在贵报上自然不便加以说明——妨碍我们在我们通常开会（顺便说一下）的地方举行我们最近的几次会议。同样的情况或它们的影响还妨碍我们立即找到合适的开会地址，但是我们的会议今后将在索荷区丹麦街折衷大厅举行。顺便说一下，举行过所谓“代表大会”的西蒂路197号的房子多半没有作为公共场所进行登记，而由于根本没有宣布“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举行自己的会议，因此，作如下的推测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会议会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在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的地方举行，也就是说根本不会在任何地方举行。
至于所谓“代表大会”的权限问题，那么通过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次会议在事先没有宣布的情况下就举行了，而且不是在举行例行会议的那天晚上举行的；只有多数成员知道开会，而少数成员为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规定的那天晚上到了平时开会的地方，才知道开会。当然，他们大为吃惊，但是由于没有记录簿、文件等等，他们通过了向各支部发出呼吁的决议之后就各自走开了。他们就这样做了，结果各支部几乎一致地支持他们，虽然被赶来参加这次极其“非常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十二名代表，他们的委托书当然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贵报通讯员在把下述的内容作为似乎是诺定昂代表大会[622]通过的章程条款之一时，过于指望我们有可能不熟悉协会的章程：“如果联合会的情况需要，联合会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书记所记的这次大会的正式记录是由总委员会保管的，记录中并没有这样一条；另外，也没有经过某种歪曲而可以赋予这层意思的那么一条。
为了回答那种似乎有人带着无效的委托书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说法，可以指出，出席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代表 ［注：约翰·罗奇。——编者注］，对所提交的全权证书非常满意，以致毫无保留地或毫无意见就在记录上签了名，这有委员会记录可查。其实代表大会的决议通常是以四比一的多数通过的。上述代表是多么的玩忽职责，而他当时就得到，而且现在还得到西蒂路197号的委员会及其拥护者的信任！
不择手段的作风本身常常推动派别斗争的参加者为了自己的纲领的胜利而采取极其可疑的极端行为，这是真实的，可惜常常是被认可的，但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丝毫不适用。在诺定昂代表大会前后，有人无中生有地散布关于空白表格和假委托书的谣言，而且现在还在散布，不亚于海牙代表大会前后。例如，现在联合会委员会掌握着一个人的信，这个人为西蒂路委员会执行着格林先生为内阁所执行的那种任务。信中在否定诺定昂代表大会时所用的措辞，同现在同一机关对海牙代表大会所用的措辞极其相似。因为诺定昂代表大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先弄清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问题不是更好吗？这对贵报上周发表的信件的作者所代表的那伙人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合适的工作。
当他们正忙于个人的阴谋，在协会的历史上寻找一切可以指责的事情，并引人注目地摆给我们的好嘲弄人的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显然是给这些人提供材料）看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奉行我们的方针，不在障碍面前退却。我们对那些看来只在竭力要进行个人报复，并以此来损害协会的人的微不足道的攻击不屑一顾。伟大的事业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我们愿意始终不渝地献身于这个事业，不允许自己为了无谓的争吵哪怕短时期地脱离这个事业，而这些争吵的问题对不知内情的广大读者来说不过是庸俗而枯燥的一堆空话。
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
通讯书记 赛·维克里
赛·维克里在弗·恩格斯的参与下起草于1873年2月17—20日
载于1873年2月22日《东邮报》
原文是英文
[622]1872年7月21日在诺定昂举行的国际不列颠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声明必须建立一个以国际的原则为基础的独立工人政党。——第592、723页。
[694]在英国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反击总委员会前书记约翰·黑尔斯的诽谤性攻击。约翰·黑尔斯转到改良主义立场，同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派无原则地勾结起来，竭力分裂不列颠联合会，并于1月26日在伦敦单方面召开一些脱离国际支部的人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对国际英国支部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展开的不调和的斗争，当时反映在许多文件中，首先是反映在《致〈国际先驱报〉编辑》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6—231页）。
本卷收入的两封致伦敦报纸编辑部的信，一封是弗·列斯纳在马克思的参加下写的，另一封是赛·维克里在恩格斯参加下写的。这两封信描述了这一论战的较详尽的观点和细节。——第717、722页。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
1873年6月1—2日
[695]
1．不列颠联合会的组织。
2．实施协会的宗旨和原则的最好手段。
3．国际工人协会同工会的关系。
4．实施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的最好手段。
5．普遍的[国民的]教育。
6．土地问题。
7．废除继承权。
8．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9．工人有权取得一定份额的国家贷款用于促进合作生产。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5月3日以后
发表于1873年5月17日《国际先驱报》第59号，并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695]出席1873年6月1—2日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有承认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二十三个支部的二十六名代表。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巩固组织和加强宣传的决议，强调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主张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授予不列颠联合会一面国际工人协会的红旗，以证明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726页。
国际和工会
[696]
下面是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出的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联成员书：
工人同志们：
去年9月份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例行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下列决议：专门委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会。为此，它应当在本届全协会代表大会后一个月之内草拟、翻译并用一切国家的语言发表告工人书，把它寄给一切能确定其通讯处的工人团体，而不管它们是否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应在这个告工人书中建议各个工人团体建立自己行业的国际工会并明确提出它们同意参加该工会的条件。这些条件一经提出，总委员会就加以收集，并拟定一个总的草案，这个草案将提供给一切希望参加国际工会的团体。国际工人协会最近这次代表大会（定于1873年9月举行）将把建立国际工会的条件最后确定下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这个决议拟定了国际工会的草案。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现将这个草案的概要提交给你们审查并请你们尽快把自己的意见通知我们。当然，这个草案只是一个初稿，不具有任何约束和强制的性质；相反，各工会本身有充分的机会来制订自己的章程。
草案概要
1．每个国家的所有同行业工会共同选出该国的同行业的中央执行机关。
2．各个国家的各个行业的中央机关选出所有行业和所有国家的总委员会。
3．依靠各中央机关谘议和帮助的总委员会的任务是，每当工人阶级的利益需要时，防止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输出劳动力或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输入劳动力。
4．必要时应把组织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去解决任何一个行业或国家所发生的冲突。
国际工人协会不是别的，而是为了本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团结起来的各国工人的联合，它怀着最真挚的兄弟情谊提出这个草案供工会的全体会员和工人审查，不论他们是国际协会的个人会员或集体会员，还是在它的队伍之外。没有必要向已经加入工会的人说明共同行动的意义。他们本身的经验会提醒他们，他们在反对雇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共同行动取得的，而每一次失败都是由于分歧和孤立所造成。国际工会的草案只是进一步传播已经被承认的原则，实现构成无数现存地方性和全国性团体的活动基础的思想。
到目前为止，国际工会的职能是由国际工人协会来执行的，但是不难了解，这些特殊的任务由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纯工人组织来完成会更容易和更有效。在1866年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几项决议：1．在全世界建立类似英国已有的那种工会。2．组织对各国工人生活条件的统计调查，由工人自己来收集这些统计资料。3．提出八小时劳动作为工作日的极限；由于现在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由美国工人提出来的，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把这个要求写在各国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面。
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都确认了这些决议。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工会和建立总的罢工基金的决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工人的如下决议：
“1．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2．同时提议联合会委员会派宣传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组织公开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最后有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完成了使命并把可以用来管理世界的工具交到工人手里。
我们不谈国际工人协会在其中成功地起过中间人作用的许多次罢工的细节，只提一下两三个有代表性的事实。1866年10月总委员会向法国拍发一份电报，阻止了大批法国镀锌工人打算到伦敦去顶替罢工的英国工人。1867年3月司机和司炉罢工期间，当铁路公司宣布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正在开往铁路线时，总委员会设法使协会的所有大陆报纸发表罢工的消息，号召自己的通讯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让已经受雇的工人前去。总委员会不等司机和司炉发出呼吁，就主动作了这项工作；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到今天还不了解这些事实。但是，在国际的巴黎会员受审期间，检察官提出这些事实来控告国际协会。
美国铸工前几年罢工时，他们虽然是不列颠铸工协会的分会，但是也认为需要呼吁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防止把英国工人输入他们的国家。在不久前木工和细木工罢工时，他们的执行委员会曾向国际工人协会发出呼吁，之后总委员会建议所有的通讯书记把罢工的消息通告大陆上的工会，以防止工人到英国去。此外，总委员会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一名委员注视罢工的进展，以便及时地向大陆工人发出警告。就在不久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还应伦敦装订工人协会的请求阻止了一家伦敦公司企图运进外国工人并用低于当地工人同意的工资雇佣他们。一家刊登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告的法国报纸的出版人被梯也尔先生的自由派共和国的法庭判处罚款和监禁。
没有必要把大陆上那些若无政府干涉就能够实现所提要求的罢工全都列举出来。我们只是讲一下最近法国北部矿工罢工时发生的事情。这次罢工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人们才得知，英国工联曾经决定寄钱支持罢工工人。梯也尔先生（他是该公司的股东）知道此事以后就把军队派到罢工地点，下了一道把工人赶下矿井恢复工作，违抗者格杀勿论的绝对命令。这项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报纸拍手称快，又宣称梯也尔先生是救星。
工人阶级的敌人慑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力图逐步败坏它在工联心目中的声誉，把它说成是不关心工联行业利益的纯政治组织。上述几个事实是我们对这种诽谤性指控的回答。
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批准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如下决议：
Ⅸ．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 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
最初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至于这项决议，我们认为，协会的职责是提醒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和采取自己的政治行动路线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只有这样，它才能不再成为沽名钓誉的资产阶级阴谋家的工具，不管他们自称是分立派、脱离派、自治论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让那些要求英国——当然是徒劳的——查禁总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本身的政府去慈父般地照管所有这些人吧。这些渺小的人物不能阻挡工人阶级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宣布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时，只把它看作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这个目标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简而言之，就是消灭阶级。
随着工人阶级从游手好闲的阶级的经济奴役下彻底解放的日子日益临近，联合的头等意义越来越明显了。
只是各国工人之间缺乏兄弟般的联结一致，所以这种解放至今仍遭受阻碍。
各国的国务活动家都在全力保持这种状况，进一步使各国工人彼此疏远。为此动用了“民族”和“种族”两个词，为此而写了历史。为此有钱有势的人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就用虚假的民族主义口号来诱惑无知识的和被欺骗的人民，唆使他们互相攻击，把他们引入流血的战争。但是这种玩意儿几乎都失败了。统治者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人民的时代快要来临了。全世界的工人们——腐朽的现代社会的整个大厦就建筑在他们的愚昧无知和互相疏远上面——正在觉醒，认识到自己的集体力量，而这种力量的第一个表现将把这座破旧的大厦化为灰烬。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马耳特曼·巴里 乔治·米尔纳
乔治·贝内特 查理·默里
阿·孔博 威·哈里逊·赖利
阿尔弗勒德·戴伊斯 奥古斯特·赛拉叶
欧仁·杜邦 威·唐森
Ｊ·乔治 赛米尔·维克里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乔·威·威勒尔
5月8日于索荷区丹麦街折衷大厅
在弗·恩格斯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4月底—5月初
载于1873年5月24日《国际先驱报》第60号副刊
原文是英文
[696]为了执行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工会国际联合会的决议，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选派出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筹备。在4月24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宣布这个委员会之后，曾委托马·巴里和欧·杜邦起草相应的告英国工会书。恩格斯直接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在1873年5月1日和8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听取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文件。在告英国工会书中揭示了工会在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过程中和在协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同时指出了工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工人运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任务。——第727页。
摘自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