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海·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

[581]

小委员会。3月4日会议。他 ［注：勒福尔。——编者注］已经准备要提出一项决议案，根据这项决议案，巴黎理事会应由以下人员组成：弗里布尔、万萨德、利穆津、勒福尔指定的三名代表、类似仲裁人的席利。

小委员会。3月6日会议。他再次提出这项决议案。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未经分班表决他就让委派席利的事通过了，用议会的话说，也就是认可了这项委派。

刚一委派，甚至决议还未到手，他就急速给巴黎去信。他料想，正如他所说的（3月14日），巴黎理事会将会反对席利。因为根据第五项决议（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席利只被委派为驻该理事会的代表，对他的委派只有他们才可以提出异议。

吕贝对他们的期望落空后便同自己的一伙兄弟们密谋，把委派席利说成是他们辞职的原因。

[582]

他把自己置于这种尴尬的处境：他以勒福尔的名义反对巴黎理事会，又以代表法国支部等的巴黎理事会的名义反对席利。

福克斯先生说（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勒吕贝之所以在3月4日和6日的会议上忘记席利的国籍，而在3月14日又记得清清楚楚，完全是因为他认为对勒福尔先生不尊重，他要报复。勒吕贝接受了这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他的卑鄙诽谤是：

第一，第五项决议的引言是为了争取票数而以欺骗手法加进去的。这个引言依据的事实是由勒吕贝转来并于3月7日当着托伦等宣读的席利先生的公开信，其次是席利先生给小委员会的报告，最后是巴黎2月24日会议通过的决议。加进这个引言只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连一点独裁的样子也没有。

第二，3月7日花了好多时间去进行个人争吵，以便匆忙地通过最后三项决议，使大家措手不及。

第三，席利先生不是工人。这在原则上已为第二项决议所否定。席利应当只是秘密地同巴黎理事会一起活动，勒福尔则应代表协会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活动。两者情况不同。

关于勒福尔。

他要求我们委派他为在法国的报刊的总辩护人。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他会和托伦等人协调一致地进行活动。他这样得到了委任后，就转而以合法的身分来反对我们。根据托伦的信，在派勒吕贝去巴黎之前，我们就针对勒福尔先生的名字和社会地位撤销了这项任命。（我们把它归结为：允许他写文章不署自己的名字，而署工人的名字——这件事，没有我们的同意，他是可能做的。）由他当时写给勒吕贝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来看，情况就是这样，但他表示同意。巴黎2月24日会议只犯了反对已经不存在的一项决议的错误。因此勒福尔先生或者他在伦敦的朋友，假装忘记他已放弃了委派给他的职务。他甚至威胁我们说，他要劝告所有的民主派提防我们，他忘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能劝告人们提防他。

他和他的代理人勒吕贝说，他不是受个人野心的驱使。他需要的只是政治保障。好吧。我们就委派万萨德，他这个人是比勒福尔和勒吕贝加在一起还大的保障。万萨德先生被委派后，在勒福尔和勒吕贝看来，他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对于由托伦等人提出、后来由我们批准的关于万萨德的建议，他们唯一能提出的异议之点是没有及时通知勒福尔。于是这种礼仪上的无足挂齿的小事就成了他们持反对立场等等的最后借口。

协会的国际性质受到威胁，以及中央委员会委派使者的权力。 这个运动的阶级性质。形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1）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马克思宣布，撤销对席利先生的委派，而他之所以同意委派，只是因为这是一致通过的。 （2）委托勒吕贝通知法国理事会和勒福尔（在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指示如下：“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勒福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协会的地方支部。”

因为未能达成协议，在3月1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个人指示变成了决议。这是唯一被通过的决议。

（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勒吕贝应逐字逐句地把决议全文通知双方。）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16—1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581]总委员会委托荣克对巴黎支部的冲突做一简要分析，以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荣克于1865年3月12日将此事告诉马克思并请求给予帮助。3月13日马克思答复同意，并于3月18日把所写的便条给荣克。进一步商榷的结果，加上了最后的几段（从“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开始），其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部分是荣克写的。——第500页。

[582]反对委派席利为总委员会在巴黎的全权代表的抗议书是由流亡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伦敦的一个共济会分会的会员起草的。在1865年3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抗议书。——第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