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摘录、评注、笔记）
[9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货币学说）（1）金银价值的变动
（2）《货币价值的变动所引起的不同后果》
（3）金货币与银货币及对外贸易
（4）“货币只充当一种尺度，用来表示相对价值”，表示用一种商品去换另一种商品所付出的数量
（5）黄金税。（或问题：黄金生产困难的增大如何影响它的价值？）
（6）货币[借贷]的利息
（7）货币，输出和输入
（8）论货币流通与银行。纸币。恐慌。国家发行银行券。谁有权发行纸币：国家还是某个贸易公司？后一种办法对贸易是否必要？黄金。
（9）关于富国与穷国的黄金、谷物和劳动的相对价值
关于李嘉图对土地税观点的评注
[101]
李嘉图著作名目索引草稿
[104]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
（Ⅰ）论价值
（Ⅱ）论地租
（Ⅲ）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Ⅳ）论工资
（Ⅴ）论利润
（Ⅵ）论赋税
（Ⅶ）摘自序言（本书开头部分）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1821年伦敦第三版（货币学说）
[98]
（1）金银价值的变动
［注：在手稿上是“价格”，但在下面正文中到处说的是黄金和白银的价值。——编者注］
[Ⅳ—55]“金银价值之所以波动，是由于发现了新的更为丰富的矿藏；……是由于开发矿场〈或采矿本身〉［注：本卷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和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进；……是由于矿的产量的锐减”（第6页）〔10页〕［注：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72年中文版的参看页码。——译者注］。“可能易于将这些金属运往市场”（第77页）〔第71页〕。“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最终“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们运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同上）〔第70—71页〕。金银价值的这些波动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持久的和自然的（第78页）〔第71页〕。但是同其他任何商品相比，它们的变动最小（第79页）〔第71页〕。“虽然金银也是可变的尺度，……但是它们是作为可以表示、估计其他物品的价值这样一种尺度出现的”（第79、78页）〔第71页〕。
从这方面来看，金银是 价值的标准，计算的工具、单位，比较点。
（2）《货币价值的变动所引起的不同后果》
[99]
如果工资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而提高，那么，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就会同时提高；所以，劳动和一切商品之间的比例没有变动，变动的只是货币（第47页）〔第38页〕。除了上述经常的原因所引起的变动外，货币的价值也由于货币在不同国家之间“按比例”进行不同的分配而不断变动的，“因为这个比例是随着商业和机器的每一进步，随着”生产“食物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日益困难而不断变动的”（第48页）〔第39页〕。
“不论货币价值的变动有多大，它都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任何变动”；假定工厂主的商品价格从1000镑上涨到2000镑，即涨价100％，如果他的资本（货币价值的变动对他的资本和对产品的价值［注：在手稿中不是“价值”而是“产品”，但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说的是预付资本的价值，如果他的资本（货币价值的变动对资本的影响和对产品价值的影响是一样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和存货也上涨百分之百，那么他的利润率会照旧不变。——编者注］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同样涨价100％，“他的利润率将照旧不变，因而工厂主所能支配的劳动产品的数量也仍与过去一样多”（第51页）〔第41页〕。
（3）金货币与银货币及对外贸易
（α）每个国家按其贸易水平把金银占为己有。
（β）在不同国家中引起金银价值变动的不同原因。
（γ）汇率。
“因为金银已被选为一般的流通手段，所以商业竞争使它们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比例适应于假如没有这两种金属存在、各国间的贸易纯然是物物交换时所出现的那种自然贸易状况。例如，英国的呢绒所以会输出到葡萄牙，只是因为在那里出售比在这里出售可以得到更多的黄金；反过来，葡萄牙的葡萄酒所以会输出到英国，其原因也在于此。如果贸易是纯粹的物物交换，那么，只有当英国能够制造便宜的呢绒，以致用一定量劳动制造呢绒，比种植葡萄能获得更多的葡萄酒时，或者葡萄牙的工业出现相反的结果时，这种贸易才会继续下去。现在假定，英国发明了一种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因而自制比输入更为有利；那么它自然会把它一部分资本从对外贸易中转移到国内贸易上来：它将停止为出口生产呢绒，而开始为自己酿造葡萄酒。因此，这两种商品的货币价格也就会得到调整：在英国，葡萄酒的价格下跌，呢绒的价格不变，而在葡萄牙，这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呢绒在某一时期内还会从英国输入葡萄牙，因为它的价格在葡萄牙仍然比在英国贵；但是用来换取呢绒的将是货币而不是葡萄酒，直到英国的货币积累和葡萄牙的货币数量的减少影响了两国呢绒的相对价值，致使呢绒的输出无利可图为止。[……]在英国由于改进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它的相对价格将下跌，而呢绒的相对价格由于货币的积累而上涨。[假定]在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得到改进以前，在英国，葡萄酒的价格为每桶50镑，而一定量呢绒的价格为45镑，而在葡萄牙，同量葡萄酒的价格为45镑，同量呢绒的价格为50镑。从英国输出呢绒和从葡萄牙输出葡萄酒，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获得5镑的利润。商人[Ⅳ—56]可以在英国以45镑买进呢绒，并以50镑在葡萄牙将它出售，用他以葡萄牙货币购买的汇票来支付货款。[……]当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时，葡萄牙的葡萄酒出口商就成为汇票的出售者，购买这种汇票的或者是呢绒进口商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的汇票出售给他的人。这样，两国的出口商都不必把货币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就可以获得他们商品的价款”。
（英国的进口商支付给英国的出口商，而葡萄牙的进口商支付给葡萄牙的出口商。）
“为此两国的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不需要任何直接的交易。但是即使葡萄牙的葡萄酒的价格使葡萄酒不能出口到英国，呢绒的进口商仍将购买汇票〈向谁？〉，但是汇票的价格将较高，因为汇票的出售者知道，市场上没有方向相反的汇票他能够用来最终清算两国间的交易。他可能知道，他出售自己的汇票所得的金或银，必须实际输出到英国，给他的往来户，以便后者有可能偿付他授权后者提出的汇票，因此，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以及他的一般利润都包括在他汇票的价格中。因而，如果这汇到英国去的汇票的溢价等于进口呢绒的利润，那么，进口当然就停止了。但是，如果汇票的溢价只有2％，如果在葡萄牙必须支付102镑才能偿还英国100镑的债务，而成本为45镑的呢绒在葡萄牙却可卖50镑，[那么，呢绒就会进口，]汇票就会有人购买，货币就会外流，直到货币在葡萄牙的减少和在英国的积累所造成的价格情况，使继续进行这种交易不再有利可图为止。但一国货币的减少与另一国货币的增加，不会只影响一种商品的价格，而会影响一切商品的价格。因此，葡萄酒和呢绒在英国都会涨价，在葡萄牙都会跌价。例如，呢绒的价格在葡萄牙将从50镑跌到49镑或48镑，在英国将涨到46镑或47镑，因此，在支付了汇票的溢价以后，这样的价格就不会有足够的利润足以吸引任何商人去进口这种商品了。因此，货币在各国的分配数量刚好只是调节有利的交换率［注：马克思在这里不用李嘉图的用语“物物交换”（trade of barter），而用“交换率”（rate of barter）。——编者注］所必需的数量。因此，一旦交换不再有好处时，货币将不再自一国流入另一国，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将停止。两国将自己生产呢绒，自己生产葡萄酒，但同时也产生了贵金属的重新分配。在英国，虽然葡萄酒将比较便宜，但呢绒将涨价，因而消费者买呢绒就得花更多的钱，而在葡萄牙，呢绒和葡萄酒的消费者都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得这些商品。在改进了生产方法的国家中，物价将会上涨，而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一种有利的对外贸易部门被剥夺的国家中，物价将会下跌。但是，这对葡萄牙来说只是表面上的利益，因为葡萄牙所生产的葡萄酒和呢绒的总量会减少，而英国所生产的总量却会增加。货币的价值在英国将下跌，在葡萄牙将上涨。以货币计算，葡萄牙的总收入将减少，而英国的总收入将增加。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改良，会改变贵金属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情况，因为它会使实现了这种改良的国家的商品量增加，同时会使一般物价上涨。但是，两国间的交易不只限于如呢绒和葡萄酒这两种商品，而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商品进口和出口；货币从一国外流并在另一国积累，会影响一切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会鼓励货币以外的许多商品出口，因而也就防止了在其他情况下两国货币价值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第143—150页）〔第115—119页〕“除了生产和机器上的改良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不断地影响着贸易的自然进程，并扰乱货币的平衡和货币的相对价值。出口或进口奖励金［注：在手稿中不是“奖励金”，而是“税”。——编者注］，新的商品税，有时直接地，有时间接地会扰乱物物交换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必须输入或输出货币；[……]这样的结果不仅产生于存在这种扰乱平衡的原因的国家，而且在或大或小程度上产生于世界市场上。这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货币价值，说明在工业繁荣的国家”农产品[价格]“所以较贵”，是因为“这些国家有技术和机器，能以它们的商品作交换来输入大量的货币”（第150—151页）〔第119—120页〕。[Ⅳ—57]因此，“除了货币价值上普通的变动和整个商业世界所共有的变动之外，在有些国家中货币也会发生局部的变动。两个国家的货币价值从来不会是相同的，因为它取决于赋税、工业技能、天然财富、气候条件的差别，以及其他许多原因……但是货币不论是流入或外流，都不会影响利润率。资本不会因流通的货币量的增加而增长〈因为利润、地租、工资是同流通的货币货按照同一比例增加的。因此，当地租和工资提高20％，但同时农场主资本的名义价值也提高20％时，利润[率]仍然不变〉（第151—152页）〔第120页〕。
“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业不甚发达，各国的产品差不多是一样的，都是体积庞大的和最通用的商品，各国货币的价值，主要是由它们与生产贵金属的矿山的距离决定的。但是随着社会上技艺的日益进步和越来越采用新的技术，而各国都在某些工业部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虽然矿山的距离还在考虑之列，但贵金属的价值主要是由这些工业部门的优越性来决定。”（第153页）〔第121页〕“只有两个原因”——距离金矿的远近和工业技能与机器方面的优劣——“决定世界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因为赋税虽然会破坏货币平衡，但是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收税的国家丧失了它在经验、技能和气候方面的某些有利条件”（第154—155页）〔第122页〕。
（这里强调的是下述差别：商品是庞大、笨重的，还是体积小而包含着很大价值的；因而强调的是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差别。）
因此，在那些工业特别发达的国家中“货币的价值要比在其他国家中较低，而谷物和劳动的价格则较高”。在情况较差的国家中，因上述原因而引起的“这种较高的货币价值不是由汇率决定的。虽然一国的谷物和劳动的价格会比另一国的提高10％、20％或30％，但汇票仍可按平价流转。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这种价格的差异是事物的自然现象，并且只有在流入工业发达的国家的货币量足以使它的谷物价格和劳动价格相应提高时，汇率才能够是平价的。如果外国禁止货币出口，而且能强迫服从这样的法律，那么，它们就确实能够阻止工业国的谷物和劳动的价格上涨，因为假定不使用纸币，这种上涨只有在贵金属流入之后才会发生。但是这些国家却不能防止汇率变得对它们十分不利。如果英国是这样的工业国，并且能够防止货币的输入，那么，它对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汇率就会发生5％、10％或20％的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差价。当货币的流通被迫停止，货币不能达到适当的水平时，就限制不了汇率可能发生的变动。其结果就同把不能兑现的纸币纳入流通一样。这些货币必然只限于在发行国流通，因为即使它们的数量过多，也不能广泛地分散到其他国家中去。流通的水平被破坏了，汇率对流通手段量过多的国家将是不利的。金属货币的流通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贸易的趋势促使货币流往其他国家时，采取强制手段，施行无从回避的法律不让货币外流的话。当每个国家都恰好具有它应有的货币量时，实际上一国货币的价值也不会与另一国货币价值相同，因为就许多商品来说，可能有5％，10％甚至20％的差额，但汇率将是平价的。英国的100镑或价值100镑的银，将在法国、西班牙或荷兰购买100镑的汇票或等量的银。当谈到各国的汇率和货币的不同价值时，我们完全不必去管各国用商品估计的货币价值。汇率绝不是通过用谷物、呢绒或任何其他商品来估计不同的货币价值而确定的，而是通过用别国的流通手段来估计本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确定的。它也可以[Ⅳ—58]通过同两国所共有的某种标准相比较来确定。如果在英国兑付的100镑汇票在法国或西班牙所能购买的商品的数量，与在汉堡兑付的100镑汇票相等，那么，英国和汉堡之间的汇率就是平价的。如果在英国兑付的130镑汇票能够买到的商品并不比在汉堡兑付的100镑汇票多，那么汇率就对英国发生了30％的不利差价。假定在英国，100镑可以买到一张在荷兰收款101镑，在法国收款102镑，在西班牙收款105镑的汇票或权利，那么，英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汇率就对荷兰发生10％的不利差价，对法国发生2％的不利差价，对西班牙发生5％的不利差价。这表明这三国的货币流通的水平高于它们应有的水平，因而，减少这三国的流通手段量或增加英国的流通手段量，这三国的通货和英国的通货的相对价值马上就会恢复平价”。近十年来，汇率对英国的不利差价一直在20％至30％之间波动，这个时期的英国货币贬值了，这并不是因为，同各种商品相比较时，一国的货币的价值不能比另一国的货币价值高，而是因为，“当英国的130镑以汉堡货币或荷兰货币计算，价值不高于100镑的金银条块时，如果不贬值，它们就不可能保留在英国。把成色十足的130英国金镑运往汉堡，即使要花费5镑，我在汉堡仍然会有125镑；如果不是我的金镑成色不足，我怎么会同意付130镑去购买一张在汉堡只能得到100镑的汇票呢？——这些金镑已被磨损，内在价值已经降到汉堡的金镑以下，即使花费5镑实际运到那里，[它们]也只能卖100镑。如果用的是金属镑，谁也不会否认，我的130镑将在汉堡得到125镑，但用纸币我就只能得到100镑［注：在手稿中笔误为125镑。——编者注］；可是有人坚持认为，130镑纸币等于130镑金币或银币”（第156—160页）〔第123—125页〕。
可见，李嘉图关于汇率的见解是：既然货币是按各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它们的由这种发展所引起的输出的水平，自然而然地分配于各国之间的，所以不利的汇率只是表示，汇率不利的国家没有把相应数量的贵金属输往汇率有利的另一个国家。在汇率有利的国家中，流通手段 ［注：指的是纸币。——编者注］的总量增加了，因为它没有输入数量与其贸易水平相适应的贵金属。在汇率不利的国家中，流通手段贬值了，因为它把超过其贸易水平所需数量的贵金属保留在国内。如果强制地破坏平衡的原因没有从中干扰，那么，对一国不利的汇率只能提高到这样的界限，即输出金银比汇票的溢价便宜，或者说，这种溢价不会超过直接输送金银的费用，否则实际上就会引起金银的输出，从而通过这种活动使汇率恢复平价。如果发生的不是这种情况，那么，或者是强制地禁止输出金银，从而强制地增加流通的金属货币量，或者是过多地发行纸币，使该国流通中的货币贬值，所以汇票的溢价不是提高到输出贵金属所需的费用，而是超过了纸币的贬值和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的总量。汇率就是用一国的流通手段来表示另一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的。如果汇率不是平价的，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一国货币的价值低于或高于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相反地，而是因为，不允许两国之中任何一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同其他国家的相比，处于被商业交易制约的较低或较高的水平上。 但是，如果说李嘉图总是从汇率不利的国家的通货过剩中得出不利的汇率的，那么，（1）他把实际的汇率与名义上的汇率混为一谈了；（2）对只有金属流通，并且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反对贵金属输出的国家来说，决不会有不利的汇率；（3）因此，所说的其实不过是：汇率表明，货币所以要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它的流通手段量超过了[正常的]水平，而是因为它是另一国的债务人。这里重要的只是：各国货币在价值上的差别不会影响汇率。
（4）“货币只充当一种尺度，用来表示相对价值”，
表示用一种商品去换另一种商品所付出的数量
（第180、181页）〔第139—140页〕
（5）黄金税。（或问题：黄金生产困难的增大如何影响它的价值？）
[Ⅳ—59]“黄金税总是落在具有货币财产的人的身上，直到因赋税而引起的黄金生产费用的增加，使货币量相应地减少为止。”“对货币的需求，不象对衣服或食物的需求那样有一定的数量。对货币的需求完全是由货币的价值决定的，而货币的价值又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
（以后又说，货币的数量是由它的价值决定的。）
“如果黄金的价值增大一倍，那么只要一半数量的黄金就可以在流通中执行同样的职能，如果价值减少一半，那么要执行这些职能，黄金的数量就得增加一倍。如果谷物的市场价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市场价值”。——编者注］因课税或生产更加困难而增加1/10，那么这会不会影响谷物的消费量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每个人的需求有一定的数量。“至于货币，则对它的需求与它的价值成正比。任何人都不可能消费两倍于他平日”为满足其需要［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维持生活”。——编者注］所必需的谷物量，“但是每个人在购买和出售同样多的商品时，他可能不得不用比过去多一倍、两倍或者几倍的货币量”。这里所说的是“用贵金属作为货币”而纸币尚未创立的国家……“因为纸币的数量是易于减少的，虽然其本位是黄金，其价值却可以和黄金本身的价值一样地迅速增长……如果货币的价值下跌，则对外贸易就会迫使”一国“无限制地增加货币的数量，如果货币的价值提高”，它“就只能减少货币的数量……如果[由于赋税]，从矿山中只获得现在所生产的黄金量的1/10，则这1/10的价值就同现在生产的10/10的价值相同……一切商品的市场价值和自然价值的一致，［注：在李嘉图著作中说的是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一致。——编者注］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增加或减少商品供应〈即生产〉的方便与否。就黄金、房屋、劳动以及其他许多商品来说，是不可能很快收到这样的效果的”（第216—221页）〔第162—165页〕。
这是非常混乱的一章。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价值低的金属还是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难道说同时进行的买和卖的增加不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吗？如果流通的只是价值高的货币，那么，它们对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的交易以及对生产来说，都是不够的。例如，如果流通的只有票面为500镑的银行券，情况就是这样。
（6）货币[借贷]的利息
“利息率归根到底总是由利润率决定的。但是它也会发生种种暂时的变动。商品的价格随着货币的数量和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例如，“当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货币价值的提高而下跌时”，工厂主和商人都不愿意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大量的商品就会积压在他们手中。“他[工厂主]过去总是靠出售自己的商品来应付日常付款的，现在就得多方设法借款，因而常常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利息。”（第349—350页）〔第253—254页〕
可见，货币量的减少提高了货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也就随着货币价值的提高而相应地下跌，因此对信贷的需求增加了，从而利息率也提高了。李嘉图为了考察利息率，他在这里如往常一样，首先是让货币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
（7）货币，输出和输入
[Ⅳ—60]“一国中一切便利输出的因素会促进货币的积累，而一切妨碍输出的因素会促使货币的数量减少。”（第373页）〔第269页〕
（8）论货币流通与银行。纸币。恐慌。国家发行银行券。谁有权发行纸币：
国家还是某个贸易公司？后一种办法对贸易是否必要？黄金。
黄金所以比白银贵十五倍，是因为要生产一定数量的黄金需要十五倍的劳动（第421页）〔第301页〕。一国所能使用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的价值。如果流通的只是黄金，那么，需要的数量等于仅用白银于同一目的时所需白银数量的十五分之一（同上）〔第301页〕。“通货决不会多到泛滥的地步；流通手段价值的降低，会导致其数量的相应增加，而流通手段价值的提高会使其数量相应地减少。”（第422页）〔第301页〕
“在只有国家能铸造货币的时候，国家所课的铸币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通过减少铸币的数量，它的价值就会提高到任何可能的程度。这一原理是纸币流通的基础。一切与纸币有关的费用都可看作是铸币税。纸币虽然没有内在价值，但是[限制纸币的数量]，它的交换价值就会与面值相同的铸币或该铸币中所含的贵金属的价值相等。由于这一原因，通过限制铸币数量的办法，也能使成色减低的铸币如同足重的铸币一样地流通。”（第422页）〔第302页〕
“为了保证纸币的价值，并不需要纸币能兑换为铸币，只须根据宣布作为其本位的金属的价值来调节它的数量就行了。如果这个本位是一定成色和一定重量的黄金，那么，每当黄金的价值下降，或者这样说也一样，每当商品价格上涨时，就可以增加纸币的数量。”（第424页）〔第303页〕
[李嘉图]认为，防止滥发纸币的
“最适当的办法莫过于使纸币发行人负有以金币或金条兑现的义务。”（第426页）〔第304—305页〕“为了使公众确信，流通手段的价值除了货币本位本身的价值变动之外，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变动，同时又能用最低廉的手段来进行流通，也就是说，因而使货币流通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只要“规定[英格兰]银行兑现它的银行券时按照铸币厂规定的价格和成色支付金银条块而不支付基尼就行了。通过这种办法，只要银行券的价值跌到金条的价值以下，银行券的数量一定会随之减少。为了防止银行券的价格超过金条的价值，也应当规定银行有义务按照”铸币厂“价格用它的银行券来兑换本位黄金”（第427页）〔第305页〕。同时应当允许金条的输出和输入有充分的自由（第428页）〔第305页〕。“当一国发生普遍恐慌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取得贵金属作为实现和隐藏自己财产的最好的手段。对于这种恐慌，银行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是无法防止的；银行必然要经受恐慌，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任何银行或任何国家永远不会具有国内的货币所有者有权要求提取的那么多的铸币或金条。如果所有的存户都在同一天向他们的银行家提取存款余额，那么，这时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那就把流通中现有的银行券增加多少倍也不够应付这种要求”。——编者注］常常“不足以满足这些要求”（第429—430页）〔第306页〕。这种制度[100]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由于用极其廉价的流通手段代替价值极高的流通手段，国家就有可能把相等于这[游离出来的]数额的资本用于生产（第432页）〔第308页〕。“当货币流通完全由纸币构成，而纸币的价值又与其所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货币流通就是处于最完善的状况。用纸币代替黄金，就是用最廉价的流通手段代替价值最贵的流通手段，因而使国家不让任何个人遭受损失而把过去用于流通目的的所有黄金都用来交换原料、工具和食物。”（第432—433页）〔第308页〕
但终究只是银行没有贮藏在它的地下室内的黄金数量吗？
“假定装备一支远征军需要100万镑。如果国家发行100万镑纸币以代替100万镑铸币，那么，这支远征军的装备费用就无需由人民负担。但是，如果这100万镑纸币由银行发行，按7％的利率借给国家，那么国家就得不断地每年征税70000镑；付税的是人民，而收税的是银行……与公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发行纸币的机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商人[或银行家]的公司。”但是由政府发行却有较大的危险性，因为政府可以抛弃流通的限制（货币可以兑换黄金等等）……李嘉图建议委派特别的全权代表，由他们向议会负责[行使发行纸币的权力]（第433—435页）〔第309—310页〕。
[Ⅳ—61]李嘉图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发行纸币的英格兰银行必须通过票据贴现和贷放货币来促进商业。他的论点如下：
贷放货币不取决于银行是否愿意这样做，因为市场利润率和市场利息率不取决于纸币的发行量，而取决于实际财富的多少等等。市场利息率不是由银行决定的，不取决于银行是以5％、4％还是以3％的利息率贷款，而是取决于完全与货币的数量或价值无关的资本的使用。“无论银行是贷出100万、1000万还是1亿，它都不能持久地改变利息率。它只会改变这样发放出去的货币的价值。”“如果银行贷款的利息率低于市场的利息率，那么，不论有多少货币都能贷放出去；如果利息率高于市场利息率，那么，只有挥霍无度的人才会向银行借款。”“有人说，过去二十年间英格兰银行以货币资助商人而大大帮助了商业，那么，其原因就在于，银行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始终是以低于市场的利息率，即低于商人能从其他地方获得借款的利息率贷款的……假如有一个机构定期给一半的呢绒厂主供应羊毛的价格低于市场的价格，那我们将怎么说呢？……这不会减低呢绒对消费者的价格，因为这种价格是由条件最不利的那部分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唯一的结果是，使一部分呢绒厂主利润的增长，超过了通常的利润率”……这样，银行就使“部分工业家不公平地并且在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和那些完全受市场价格影响的人相比，有可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贸易手段。整个社会所能开展的全部工业活动，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资本的数量，即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机器、食物、船舶等等的数量。确立了调节得当的纸币流通之后，这些东西的数量既不会因银行的作用而增加，也不会因之而减少。因此，如果国家发行纸币，即使它一张票据也不贴现，一个先令也不贷给公众，生产的规模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有可能，等额的货币”按不同的利息率，“如6％、7％或8％，贷出，这取决于借贷双方竞争的结果”（第435—439页）〔第311—312页〕。“在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常常宁愿以黄金偿付债务，因为这对债务人有利。”（第442页）〔第314页〕〈因为这比较便宜〉。“如果两种金属〈金和银〉中任何一种都同样是合法的偿付债务的手段，可以偿付任何数额的债务，那么，主要的标准价值尺度就会不断改变。这种尺度有时是黄金，有时是白银，这取决于这两种金属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当两种金属中的一种不再是尺度时，它就被熔化而退出流通，因为它的条块的价值大于它的铸币的价值。”（第443页）〔第315页〕
（9）关于富国与穷国的黄金、谷物和劳动的相对价值
“当我们谈到不同国家中的黄金或白银的价值高低时，我们总是应当指出，是以哪一种尺度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否则我们的命题便没有任何概念。”例如，用橄榄油来估计，黄金在西班牙比在英国贵；用呢绒来估计，黄金在英国比较贵（第453页）〔第322—323页〕。[Ⅳ—61]
关于李嘉图对土地税观点的评注
[101]
与社会地位有关的赋税
[33] 地租税。“对实际地租的赋税由 地主负担。”对名义地租[102]的赋税“由[原料的] 消费者负担”（第193页）〔第147页〕。
什一税。“应当提高原产品的价格”（第195页）〔第149页〕。（这样，既不由土地所有者负担，也不由租地农场主负担。）
土地税。如果它是按 地租征收的，就是地租税。如果它是按土地的肥力征收的，那就等于是什一税。如果不问土地的肥力如何， 每一英亩土地都征收固定的数额，这就是 特别赋税[103]。这种赋税使较优土地只缴纳与较劣土地同样的赋税；因为它把较优土地和较劣土地的产品价格都提高了，结果，先是把租佃较优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在他整个租佃期间）应缴纳的追加赋税，其次又把土地所有者应缴纳的追加赋税，转嫁到公众身上（第201—203页）〔第153—154页〕。
对原产品的课税。提高生产费用，因而使 产品的价格提高，也就是说，增加了 消费者的负担（第169—170页）〔第132—134页〕。
[33]
李嘉图著作名目索引草稿
[104]
[ｌａ][105]生活资料的价格对工资的影响（第176—183页）〔第134—140页〕（第360、361页）〔第260—261页〕。
利润与工资成反比（第23、152、153、500页）〔第22、121、352页〕。
资本积累（第94页）〔第83—84页〕。
人口与工资第93、94、95页〔第81—84页〕。[ｌａ]
[34]关于工资（第7、8页）（第151页）第176、177、178、179、180、181、182、183、360、361、461页〔第11、12、120、136、137、138、139、140、260、261、327页〕。
关于利润与工资（第21页）（第23页）第500、152、153页〔第20、21、352、121页〕。
对外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第135、136、137页〔第110、111、112页〕。也论国内贸易第138[……] ［注：手稿中有些数字无法辨认。——编者注］310、311页〔第112、225、226页〕。
赋税（第198页）（第205、206页）（第210页）（第184页）（第185页）（第384页）〔第151、154—156、158、159、277页〕。影响第276页，第242、243页〔第204、180、181页〕。
扩大耕作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361页）〔第260—261页〕。
谷物价格并不调节其他商品的价格（对论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一篇的补充）（第364页）〔第262—263页〕。
市场价格（第504页）〔第349—350页〕。
实际价格[106]（第460、481、499、505页）〔第327、329—340、351—352、356—357页〕。
总收入与纯收入（第512、513页）〔第362、363页〕。
农业和工业上的改良对部分现存资本发生贬值的影响（第318页）（第321页）〔第230、232—233页〕。
第二部分地租（第315页注）〔第229页注〕。
资本（第327页）〔第237页〕。
对外贸易第481页〔第339—340页〕。
个别价格与自然价值之间的差别。
[………]及价格。
[………] ［注：索引草稿的最后部分无法辨认。——编者注］
[34]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1821年伦敦第三版
[107]
（Ⅰ）论价值
[Ⅷ—19]某种物品的效用和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第1页）〔第7页〕。“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它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第2页）〔第7页〕“商品从两个源泉获得它的交换价值：（1）它的稀少性和（2）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有些商品，它们的数量不可能通过劳动来增加；所以它们的价值不会因供给增加而降低，而只是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的。它们的价值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爱好而一起变动。”（同上）〔第7—8页〕天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商品，其情况就不同了。当我们说到价值规律时，指的就是这些商品。“劳动能使这些商品的数量增加，而它们的生产则是通过无限制的竞争来实现的。”（第3页）〔第8页〕
李嘉图在规定价值时的前提就是这样。
因此，确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它们的不同数量，或者是相应地体现在它们中的劳动量。因而，只要这种劳动量增加，就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劳动量减少，就降低了商品的价值（第4页）〔第9页〕。劳动的价值和[这劳动所生产的]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相等的，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因此，劳动的价值不象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第5页）〔第9—10页〕。因此，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决定各种商品的现在的和过去的相对价值”（第9页）〔第12页〕。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较是困难的。但是估计这些差别的尺度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确定下来（第13页）〔第15页〕。
（李嘉图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
在短时期内，至少逐年看来，各种不同劳动的这种差异方面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不必考虑（第15页）〔第17页〕。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中，包括为提供用于生产的资本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第16页）〔第18页〕。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第18页）〔第19页〕。随着社会的进步，体现在资本中的劳动量的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很大变化（同上）〔第19页〕。“节约使用劳动总是使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不论节约的是制造商品本身所需的劳动，还是构成生产这种商品的资本所需的劳动，都是一样。”（第19—20页）〔第20页〕采用象黄金这样的尺度，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原理（第23页）〔第21—22页〕。
“花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原理，由于使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而有很大改变。”（第25页）〔第23页〕[108]第一，是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不同，第二，是维持劳动的资本与投在机器、工具、厂房上的资本的不同比例。这两种情况决定了：除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外，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也影响商品的价值（第25—26页）〔第23—24页〕。资本损耗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有多有少，根据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第26页）〔第24页〕。此外，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例如，“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第26—27页）〔第24页〕。“因此，两种行业使用的资本可能相等，但其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划分却大不相同。”（第27页）〔第25页〕工资的提高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这两种资本：一种是几乎全部预支在工资上，另一种是几乎全部投在机器上（同上）〔第25页〕。两个工厂主可能使用同量的固定资本，但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却不同（同上）〔第25页〕。此外，在这里，对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说，要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而那些几乎只用流动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出售时所获得的利润，则随着商品本身的出售就已花费在个人需要上了……或者也可以说，“对两种商品中价值较大的一种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较长时间，也要给予补偿”（第29—30页）〔第26—27页〕。〈就是说，例如，有一个工厂主，他花5000镑来维持劳动，花5000镑来购买机器[利润是10％]，[在第一年年底]他的商品的价值为5500镑，这就是说，到第二年，他靠这投在机器上的5500镑的利润必定又可以多得550镑。[109][预付资本上]又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既然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的比例量，所以包含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就可以互相交换。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Ⅷ—20]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商品的相对价值不会受利润与工资的比例的影响（第21页）〔第20—21页〕。工资的变动决不会引起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如果工资提高，那么，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制造商品需要更多的劳动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同样的劳动时间要支付更多的报酬而已。如果一个资本家因此就想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那么另一个资本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因而，不论在工资提高以前还是提高以后，各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主的相对状况仍然不变。工资可能提高20％，利润按同样的程度下降，这丝毫也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化（第23页）〔第22页〕。因此，工资提高，利润就下降。但是，同以前一样，主要用流动资本生产的商品将按同样的价格出售。下降的只是，例如，预付了5000镑的农场主的利润。因此，需要“机器或很贵的厂房”来生产商品，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商品送到市场”的工厂主，要为自己的固定资本加上较少的利润，因为利润率普遍下降了，因而与主要用劳动生产的商品相比，他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了。
在这里，假定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都一样。
……但是，这个原因的作用只是很小的，至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格]6—7％，因为“利润可能经受不了比这更大的普遍而又持久的下降”（第32—33页）〔第28页〕。
（应当指出，李嘉图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阐明这个问题：假定一种商品只用流动资本来生产，另一种商品只用固定资本来生产。两人[工厂主]都使用5000镑资本。如果现在工资增加10％，如果前一个工厂主原来在原料等上花费了3000镑，在工资上花费了2000镑，那么，他现在支付的工资就增加到2200镑。如果他的商品过去按10％的利润卖得5500镑，那么，现在他可以卖得5700镑。[110]他的利润仍然等于10％。而[后一个]工厂主的商品可以卖得5500镑。他的利润也仍然是10％。但是与前一个工厂主的商品相比，他的商品的价值下降了，虽然花在两种商品生产上的 劳动时间仍然 一样。或者，如果前一个工厂主商品的价格不变，那么，后一个工厂主就得降低他商品的价格。这个比例 作为平均数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平衡不是立即就产生的，所以资本家们都竞相采用机器。）
“持久的利润率的任何大变动，都是经过多年才发生影响的那些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而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却是天天都发生的……因此，商品相对价值的一切巨大变化”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引起的（第33—34页）〔第29页〕。“花费了同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入市场，它们的相对价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交换价值”。——编者注］就会不相等……”在固定资本较大的情况下，“各种商品中某一种商品的价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格”。——编者注］较高，是由于这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较长……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的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而造成的，这个差额只不过是对利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公正的补偿”（第34—35页）〔第29—30页〕。
可见，提高工资会引起那些主要用固定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跌，而且“固定资本量越大，商品价格也就下跌得越多”（第35页）〔第30页〕。
（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有名无实的现象。第一，如果资本的大部分是由固定资本或较耐久的资本所构成，或者它的商品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运到市场上，因而它出售的商品较贵，那么，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如李嘉图自己所说，只是由于利润被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这就等于使用更多的资本。第二，工资的提高又反作用于固定资本，使之贬值。完成的死劳动是由活劳动决定的，因而死劳动所带来的利润同样是由活劳动决定的。因此，这里在价格上所表现出来的，在第一种场合[111]是看不到的。租地农场主按同一价格出售他的产品，但他的利润率下降了。工厂主按较低的价格出售他的产品。例如，他的固定资本为1000镑。这个资本和劳动一起，生产2000镑的商品。如果现在工资提高10％，或者利润下降，那么，他必须仍然以2000镑 ［注：在手稿中是1500镑，但是在上文和下文中马克思都是根据工厂主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等于2000镑来论述的。——编者注］出售他的商品；同时我们认为，在工资上[最初]花费500镑，也就是说，[利润率为][33+（1/3）]％。如果现在工资提高10％，那么它就是提高了50镑，即提高到550镑。因此，现在[Ⅷ—21]资本家的利润只剩下450镑，因为，虽然他仍然以2000镑出售他的商品，但是他得到的只有1450镑，而花在劳动上却有550镑。所以，现在资本家的利润大约只有30％，而他的1000镑不是增长到1333镑，而只是增长到1300镑 ［注：在手稿中错写成1033和1030，而不是1333和1300。——编者注］。如果工厂主完全没有在直接劳动的形式上使用流动资本，这种情形就会显示出来。但是，现在在这里既然已经花了1000镑在一定劳动上，这个从他利润中的扣除额就表现为商品价格中的扣除额，因为对这个创造出来的资本来说，对完成的劳动来说，如果不改变商品的价值，这个扣除额就不再可能表现为工资的提高和与此相应的利润的下降。所以这种现象无非是价值规定对完成的劳动的反作用；这一点还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
刚才假定，两个生产部门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不相同。现在我们假定，两个部门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相同，但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越低，它在性质上就越接近于流动资本。它将在较短时间内被消费掉，它的价值也将在较短时间内被再生产出来，以便保持工厂主的资本……耐久程度较低的固定资本，每年需要较多的劳动，以保持其原来的有效状态。但这样使用的劳动，可以看作是实际花费在成品上的劳动，因此，这种成品必然具有同这种劳动成比例的价值。”——“如果为维持机器的有效状态所需要的劳动量为每年50个工人，那么，我就要求为我的商品提供追加价格，其数额等于雇用50个工人来生产其他商品而完全不使用机器的其他任何工厂主所得的价格。工资的提高，对于用损耗得快的机器生产的商品和用损耗得慢的机器生产的商品，影响是不同的。在生产前一种商品时，有大量劳动会不断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上去，而在生产后一种商品时，这样转移的劳动却很少。因此，只要工资有所提高，或者也可以说，只要利润有所降低，那些用耐久程度较高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会降低，而那些用损耗较快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则会相应地提高。工资下降的作用则恰好相反。”（第36—38页）〔第31—32页〕因此，古老的国家总是不断地被迫采用机器，而新兴的国家则使用劳动。提供生活资料越困难，“劳动[的价值]必然越提高，而劳动价格每有提高，采用机器就有新的诱因。在古老的国家中，提供生活资料这种困难是经常存在的，而在新兴的国家中，人口可能有很大的增长，而工资却不会提高。在这里，提供700万、800万、900万人的生活资料，常常是如同提供200万、300万、400万人的生活资料一样地容易”（第39页注）〔第33页〕。“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代理人”即机器“所用的劳动，总是比它们所代替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通过机器的影响，食物价格的上涨就会少使一些人受到损害；这种节约表现为”机器［注：在李嘉图著作中不是“机器”，而是“生产的商品”，但紧接着却说，机器的实际价值不会由于工资增加而提高。——编者注］“价格的降低”（第40页）〔第33页〕。“因此，在还没有大量使用机器或耐久资本的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会具有几乎相等的价值，只是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有了增减，这些商品彼此相对地说才会有提高或降低。但是，在采用了这些昂贵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就会具有极不相等的价值；虽然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的增减，它们的价值彼此相对地说仍然会[提高或]降低，可是由于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它们还会发生另一种变动，虽然是较小的变动。”（第40—41页）〔第34页〕因此，劳动价格上涨，主要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而劳动价格下跌，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但那些主要用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却下跌了（第45页）〔第34页〕。有两种商品，生产其中一种商品所费的劳动值1000镑，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费的劳动值2000镑，这两种商品价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值”。——编者注］的比例为1∶2。但不能因此就说，这两种商品是按照1000镑与2000镑的价格出售的。即使它们也按1100镑与2200镑，或者按1500镑与3000镑出售，问题的实质，它们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第46页）〔第37页〕。[Ⅷ—21]
[112]
[Ⅷ—29]“判断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能根据某一农场全部产品在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情况，而不能根据以一种变化不定的尺度〈货币〉来计算的产品价值”。决定利润率、地租率与工资率的，不是这些阶级中某一阶级所获得的产品的绝对量，而是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由于农业和工业的改良，全部产品可能加倍。但是，如果地租、利润和工资也增加一倍，那么三者之间的比例仍然和以前一样。但如果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量不均等地［注：在手稿中是“不按比例地”。——编者注］[而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分享上述的增加额，那么，虽然它分得的份额绝对地增加了，它还是减少了（第48—49页）〔第39—40页〕。从地租率、利润率、工资率的观点来考察，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变动只是它们在全部产品中所占份额变动的结果（第52页）〔第41页〕。
（Ⅱ）论地租
李嘉图研究地租，是为了弄清楚亚·斯密的下述观点是否正确：
“对土地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租的产生，会引起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而不管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如何。”（第53页）〔第55页〕“地租就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土地产品。”应当把地租与资本的利息及利润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是为使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第53—54页）〔第55页〕。“富于丰饶土地的地区最初拓殖时，人们是不会支付任何地租的……正如使用空气和水无须付酬一样……如果所有土地都具有同一特性，如果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质量也完全相同，那么使用它们时就无须支付任何代价，除非它所处的位置特别有利。使用土地所以要支付地租，只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质量或位置较差的土地也被投入了耕种……人口的日益增长迫使国家不得不利用质量较差的土地时，就使肥沃程度较高的土地的地租增加”……最初，“全部纯产品都属于耕者，这就构成了他所投资本的利润”……当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与原有资本]相等的追加资本而获得较少的产品时，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原因：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利润率”。如果第一份资本1000镑给租地农场主带来100夸特小麦，第二份资本1000镑只带来85夸特小麦，那么，在租约满期后，土地所有者就要索取15夸特的地租。如果租地农场主能够为他的1000镑找到更为有利的用途，他就不会为取得85夸特而使用1000镑。“一般利润率就是这样的比例，如果第一个租地农场主拒绝支付地租，那么会有另外的人愿意把超过这利润率的全部多余利润交给土地所有者……在这两种场合〈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使用等量资本，或者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两个等量资本而生产出不等量的产品〉，最后使用的资本不支付任何地租……地租总是由于使用追加的劳动量所获得的报酬相应地减少而产生的”……当质量较差的土地被投入耕作时，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价格）就会提高，因为生产产品所需的劳动增加了。“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特殊生产便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动，而决定于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花在它们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这里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为了把需要的产品量生产出来而必须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条件……在最好的土地上，花与过去一样多的劳动，仍然会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提高了，因为在较瘠薄的土地上使用新资本和新劳动的人所得的产品减少了……肥沃土地优于瘠薄土地的利益没有消失，而是从耕种者或消费者手中转到土地所有者手中。但由于耕种较差的土地需要较多的劳动，而且由于我们只能从这种土地上获得必需的原产品的追加量，所以[Ⅷ—30]这种产品的相对价值始终高于先前的水平……因此，产品[价值]提高的原因，不是由于给土地所有者支付了地租，而是由于生产最后获得的那部分产品所花的劳动量增加了。谷物的价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值”。——编者注］是由在下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生产谷物所花的劳动量决定的。谷物昂贵不是因为支付地租，支付地租是因为谷物昂贵……土地以地租形式提供的剩余产品”，不是土地的优点，而是它的缺陷，是地力的减退……土地的与众不同只在于它的[生产]力的有限性……新制造的机器的生产效率并不低于旧机器的生产效率；否则，后者就会带来租金了……“在农业中，自然劳动所以索取报酬，不是因为它做得多，而是因为它做得少”……人不得不汗流满面地辛勤劳动，而自然则劳动较少……“自然的赐予愈吝啬，它为它的工作索取的代价就愈大。在自然慷慨赐予的地方，它是白白地劳动的”……与亚·斯密的意见相反，“在工业中”，自然为人做了很多工作。“风力和水力推动我们的机器并帮助航运。大气压力和蒸气压使我们能够推动惊人的发动机，就是自然的赐予，更不用说热在软化和熔化金属时的作用，空气在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中的分解作用了。在任何工业部门中，自然都帮助了人，而且是无代价的……地租的增加是一国财富日益增加和为它的人口提供食物发生困难的结果。这是财富的征兆而决不是财富的原因”。财富可能迅速增长，而［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财富往往是在地租稳定甚或降落的时候增加得最为迅速。”——编者注］“地租仍然不变或者下降。当可用土地的生产力减退的时候，地租增加得最快。在可用的土地最肥沃，输入限制最少，由于农业的改进，产量增加，劳动量并不相应增加，因而地租增加缓慢的那些国家中，财富增长得最快……因此，地租并不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凡是“使最后的那份资本”和劳动［注：“和劳动”一词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因素，都会使地租减少”……一国资本的减少就有这样的作用，因为随着资本的减少，人口和对谷物的需求也会减少，其结果是价格下跌，耕地面积缩减……“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如果伴随着农业上这样的改良，其效果是”减少耕作较贫瘠土地的必要性，或者不必花等量的资本去耕作较肥沃的土地，那也会有这样的作用……不管怎样，过了一定时期之后，原产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利润和积累的增加，从而导致工人就业率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对谷物的需求的提高，最后，重新使地租提高到甚至超过从前的水平［注：“甚至超过从前的水平”一语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农业的改良有两种：一种是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另一种是通过改良机器使我们能用较少的劳动取得”同量的［注：“同量的”一词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产品”……属于第一类改良的是，“例如，更合理的轮作制或更好地选择肥料。这些改良使我们能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获得同量的产品……但要地租降低，不必要使土地休耕。只要陆续投在同一土地上的各份资本取得不同成果，并把取得成果最小的那份资本抽回就行了……农业上的改良使较贫瘠的土地能用较少的费用［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以较少的劳动”。——编者注］来耕作”……第二类改良，是“对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构成的改良，而不是对土地本身耕作的改……[由于改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将减少，换句话说，劳动将减少，但为了获得同量的产品，则必须耕种同一面积的土地……这些改良会降低产品的”交换［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相对”。——编者注］“价值而下减少谷物地租，虽然它们也使货币地租减少了”。这些改良是否会减少“谷物地租，这取决于用各份不同资本所获得的产品的差额是增大了，保持不变还是减少了……如果这些改良能够把所用的那份生产效率最低的资本全部节省下来，那么，谷物地租立即就会下降，因为生产效率最大的资本和生产效率最小资本之间的差额缩小了，而形成地租的就是这个差额”……因此，“一切事物，凡是会使陆续投在同一土地上或新的土地上的各份资本所获得的产品[Ⅷ—31]的差额缩小的，都有降低地租的趋势，而一切事物，凡是会使这种差额增大的，必然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都有提高地租的趋势……由于生产的困难，土地所有者获得双重的利益。第一，他获得较大的份额。第二，偿付给他的商品具有较大的价值”（第55—74页）〔第55—69页〕。确定土地地租的因素，同样也是确定矿山地租的因素（第76—79页）〔第70—72页〕。“地租总是由消费者，而决不会由租地农场主负担。”（第113页）〔第96页〕“地租税完全落在地租上，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会转嫁到任何消费者阶级身上……地租税不会阻碍新土地的耕种，因为这种土地不支付地租，因而不纳税……地租税也会阻碍土地的耕种，因为它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的利润税……对于土地所有者因有人使用他投在农场上的资本而得到的报酬所课的这种税，在进步的国家中，就要落到原产品的消费者身上”……投在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等等上的资本必须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但如果此税[113]不是由租地农场主负担，资本就不再提供这种利润，如果是他负担，那么他除非能把此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否则也不能得到他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第191—194页）〔第146—148页〕。“什一税是对土地总产品课的税。它落在不受地租税影响的土地上，并且使地租税所不能改变的农产品价格提高。一切土地都按它所生产的产品量交纳什一税。所以什一税是平等的税”……在停滞的社会状况下，谷物价格不变动，这种税也不变动。在这种场合，什一税与原产品税是一样的。在退步的社会状况下，或者在进步的社会状况下，当农业有改良时，什一税的货币价值下降。[在农业]没有重大改良的进步的社会状况下，谷物价格上涨，什一税按其货币价值来说是较重的税……“随着总收入一起增加并落在纯收入上的赋税是难以负担的。什一税是土地总产品的十分之一，而不是纯产品的十分之一。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加，什一税在总产品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变，但在纯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必定愈来愈大。”（第195—198页）〔第149—151页〕“土地税。按地租课税，并随地租的变动而变动的土地税，实际上就是一种地租税……在这种场合，它不影响原产品的价格，而完全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但如果土地税课在一切已耕土地上，那么它就是产品税，因而会提高”谷物的“价格”……最后耕种的土地，如果不提高产品的价格，它不会给租地农场主带来普通利润……“这种税不能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因为根据假定，土地所有者是不收地租的。这种税可以按照土地的质量和它产品的充裕程度征收，这样它就与什一税没有任何区别，或者它也可能是一种固定的税，不问土地的质量如何，在所有已耕土地上按英亩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税“将按照最劣等土地的耕种者所付的税额提高谷物的价格……因此，赋税就被转嫁到谷物消费者身上，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而且是为了在较好土地的租地农场主租佃期间每年付给他例如100镑〈如果最坏土地生产1000夸特，那么，100镑的赋税就会使每夸特谷物的价格提高2先令。同量资本投在较好的土地上，生产2000夸特，这就使它的产品的[价格]提高200镑，虽然它与第一个资本一样，只支付100镑[税款]〉，而后又使土地所有者增加100镑地租”。所以这种税“从人民钱包里所取得的多于它给国库带来的收入。法国革命前的代役税就是这类赋税”……这种税是按每英亩土地征收的，不是与它的实际产品成比例，而是与生产效率最低的土地的产品成比例（第201—204页）〔第153—154页〕。
原产品税
原产品税使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增加，因而使这种产品的价格提高……因而，这种税全部落在消费者身上……“按照原产品在其他商品中所占的比例，其他商品的价值也提高了……原产品税引起工资的提高，而工资的提高引起利润相应的降低”……因此，原产品税会影响利润，但不影响地租和资本的红利……“凡其成分中不包含原产品的商品，如金属制品和陶器，它们的价格将下跌”……因为原产品加入各种不同商品的比例极不相同，所以“原产品税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也极不相同。在发生这种影响的时候，就会刺激或阻碍某些商品的输出，并且正如任何课税都有流弊一样，它也会破坏各种商品价值之间的自然关系。而这就妨碍全世界的资本得到最好的分配”（第169—190页）〔第132—145页〕。[Ⅷ—32]“谷物出口奖励金使谷物对国外消费者的价格降低，但不会长期影响它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谷物出口奖励金使租地农场主“在国外”出售“谷物的价格低于[这些国家的]生产费用。因此，国外对英国谷物的需求增加，而对本国谷物的需求下降。这种对英国谷物需求的增长，会使谷物的国内市场价格暂时上涨，而且也使这一时期谷物的国外市场价格不致降到出口奖励金力图使其达到的水平”……因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将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所以，“奖励金起着促进农业的作用，资本就会被从加工工业中抽出来投到农业上，直到国外市场上扩大了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为止”，结果，国内市场的价格和利润又下降了。“谷物供应增长影响国外市场时，也会使输入国的谷物价格下跌，从而把出口商的利润率限制到他刚能进行这种贸易的最低限度”……归根到底，降低谷物对外国人的价格，“如果国外市场的谷物价格以往并不比国内市场低，那么降低的程度就等于全部奖励金；如果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高于国外市场的价格，那么，下降的程度就较小”（第354—356页）〔第255—258页〕。“持续不断地奖励谷物出口，就会造成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因而使地租提高，因为有较差的土地被投入了耕作（第368—369页）〔第266页〕。无论是租地农场主还是工厂主，“虽然他们都关心他们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可是对提高他们商品的自然价格并不感兴趣。但土地所有者对此却很关心，因为这样就能创造地租……“奖励谷物输出和禁止谷物输入会增加对谷物的需求，并迫使我们耕种较贫瘠的土地，这就必然增加生产的困难”（第370页）〔第267页〕。
地租（反对亚·斯密关于地租的学说）
亚·斯密承认，矿场能否提供地租，取决于矿场的相对生产率和它们的位置（第391页及以下各页）〔第281—283页〕。可是他认为，例如就煤矿来说，决定一切矿山的产品价格的，是最丰富而不是最贫乏的矿山。
关于这一点，李嘉图说：
“如果老矿不能提供必需数量的煤，那么煤的价格就要上涨，而且将继续上涨，直到较贫的新矿的所有者发现，开采这种矿他也会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为止。如果他的矿还算丰富，那么，价格无须大涨，他就可以投资获利。但如果矿并不丰富，那么很显然，煤的价格必然继续上涨，直到使他能够补偿他的开矿费用为止。”（第393页）〔第282页〕
可见，在这里，李嘉图承认，首先是价格上涨，然后比较贫瘠的土地才被投入耕作，所以这种土地是否被投入耕作取决于价格的上涨。因此，不是生产费用的增加（生产费用的增加也会引起较肥沃土地的[产品]价格上涨），而是肥沃土地的[产品]价格的上涨才使得增加生产费用来耕作土地成为可能。因此，在这里，首先发生的事情是市场价格的上涨超过实际价格，而当两者之间的差额达到相当大的程度，而且是经常需求的结果时，[提高了的]市场价格才会由于对坏地的耕作而固定下来。李嘉图也承认，现在问题还在于，是否真正非耕坏地不可，谷物价格是否不会重新降到它以前的水平：
“谷物种植的扩大和市场增长的需求的满足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维持劳动的基金增加，工资就会提高。工人有了舒适的生活，就会促使他们结婚，于是人口也就增加，而对谷物的需求又使谷物的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有所提高。把更多的资本用在农业上有利可图，资本继续流入农业，直到供求平衡时为止。那时，价格便会回跌，农业和工业的利润又会重新处于同一水平。”（第361页）〔第261页〕
因此，李嘉图认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实际价格的任何余额，只要是由于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土地耕作上困难的增加而产生的，它就作为利润为租地农场主所得。但是，这整个论点是大有问题的。
[Ⅷ—33]“如果马铃薯象某些国家中的大米那样成了人民的普通的和一般的食物，那么，因为[按亚·斯密的观点]，1英亩马铃薯提供的食物将三倍于1英亩小麦提供的食物，现耕地的1/4或1/2就会立即休耕，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不可能增长到把以前耕种小麦的土地上生产的全部马铃薯都消费掉的程度。于是地租下降，只有在人口增加了一倍或两倍以后，才会重新耕种同样数量的土地并支付与过去同样高的地租。”（第395页）〔第283—284页〕“这种生产增长的全部利益首先由工人、资本家和消费者分享，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利益将逐渐转归土地所有者所得。在这些改良[114]中，社会可以立即得到利益，而土地所有者则可以在将来得到利益。除此以外，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永远是同消费者及工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第399页）〔第286页〕“土地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同商业交易毫无相同之处，因为在商业交易中，可以说，卖者和买者都同样得到利益；而在土地所有者与消费者的交易中，一方承担全部损失，另一方获得全部利益。”（第400页）〔第287页〕
地租（反对马尔萨斯的地租观点）
“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这种价值纯粹是名义上的，因为它丝毫不增加社会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100万夸特小麦过去值400万镑，现在值500万镑，因为1夸特的价格不是4镑，而是5镑了。“其结果是使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从原来的所有者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地租丝毫不增加国家的资源……它只是价值的转移，只对土地所有者有利而使消费者受到相应的损失。”（第485—486页）〔第342—343页〕“所谓高昂的谷物价格”应理解为“不是每夸特或每蒲式耳的价格，而是全部产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余额……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条件下，每夸特为3镑10先令的150夸特谷物，比每夸特为4镑的100夸特谷物提供更多的地租”（第487页）〔第343—344页〕。“地租不是和耕地的绝对肥力成比例，而是和耕地的相对肥力成比例。”（第490页）〔第346页〕。“土地肥力的提高”只是“使土地在将来能够支付更高的地租……非常肥沃的土地上的实际地租，可能比产量只是中常的土地上的实际地租要低……地租与产品的价值成比例，而不是与产品的多寡成比例。”（第491页）〔第346页〕“不论土地的性质如何，高额地租必定取决于高昂的产品价格；但如果高昂的价格是既定的，那么，地租的高度必定与产品的充裕程度成比例，而不与产品的稀少程度成比例。”（第492页）〔第347页〕“马尔萨斯认为，‘食物本身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认为保证居民的食物供给，就会促使他们结婚，而没有考虑到，人口的普遍增长是由资本的增加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食物的生产只是这种需求的结果。”（第493页）〔第348页〕马尔萨斯认为，“如果生活资料，即最重要的土地产品，不具有使其需求随其增加的数量而增加的特点，那么，这增加的数量就会引起它们的交换价值的下降。”
李嘉图因此作出了正确的评论：
“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增加的数量是什么呢？谁去生产它呢？在存在对追加量的需求以前，有谁想去生产它呢？”（第495页）〔第349页〕“农业上和分工上的改良是一切土地所共同的；它们使从每块土地上所获得的原产品的绝对量增加，但恐怕不会大大破坏它们之间原来存在的比例。”[115]（第501—502页）〔第354页〕“影响谷物产量的，不是谷物能据以生产的价格，而是它可以出售的价格。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农业的资本得到比普通利润更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第505页）〔第356页〕。“公债券持有人因谷物价值大跌而得到好处，这是毫无疑义的。”（第516页）〔第365页〕
输入谷物对地租和租地农场主利润的影响
[Ⅷ—34]“地租既是谷物价格高昂的结果，地租的减少便是谷物价格低贱的结果。外国的谷物决不会与国内生产的、能提供地租的谷物进行竞争。价格的下跌不可避免地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损失，直至他的全部地租都被吞没为止。如果价格下跌更多，那么，它甚至不能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资本就会离开土地而寻求其他用途，而过去在该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只是在那时而不会更早，就会被输入的谷物所代替。”（第519页）〔第367页〕
自由输入谷物对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资本的影响
“每当谷物的供应量增加，因而谷物的价格下跌时，资本就被从较贫瘠的土地上抽出，而现在不再支付地租的比较肥沃的土地就会成为调节谷物的自然价格的新的尺度……但是有人说，资本不可能被从土地上抽出，因为资本是以肥料、排水设备、篱笆等这样的形式花费的，在这些形式中，资本不可能被抽出来。这种说法部分地是正确的；但是体现在牛、羊、干草和禾堆、车辆等等上的资本是可以抽出”、出售和转移到某个其他部门的……但是，如果任何一部分资本都不能从土地上抽出，那么，租地农场主就得继续生产谷物，而且要尽可能大量地生产［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总是生产完全相同的数量”。——编者注］，而不管他出售谷物的价格如何……否则，“他不可能从他的资本中得到任何收入。谷物不会被输入”〈？〉……这种低廉的谷物价格，只会影响不带来地租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较好土地的地租将下降；工资也将下降，而利润则将增加”……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会带来这样的好处：“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的部分将较多，而在地租的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的部分将减少……但是，如果能够从土地上抽出大量资本，那么，只有当这部分资本”在其他生产部门“能带来巨大收入的时候，它才会被抽出”……资本所有者肯放弃那部分不能与土地分离的资本，是因为他用剩下的那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比他不放弃那部分不能与土地分离的资本时更多。这里的情况正如高价买进的机器，被后来发明的更好的机器所排斥，以致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大大下跌一样。在这个场合，工厂主应该决断的问题是：究竟是要放弃旧机器，采用改良的机器而损失旧机器的全部价值呢，还是继续用旧机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劝他不要采用较好的机器，说这样做将会减少或消灭旧机器的价值呢？那些主张禁止谷物输入的人的看法正是这样，他们认为，输入谷物就会减少或消灭租地农场主那部分永远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第314—318页）〔第228—231页〕
不是由土地的相对肥力产生的第二部分地租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本来意义的地租和土地所有者因支出自己的资本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各种好处而在地租名义下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这种资本的一部分一旦用来改良农场，就同土地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并会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所以，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报酬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而且受一切地租规律的支配。无论这种改良是由土地所有者还是由租地农场主出钱进行，当初所以进行这种改良，只是因为收入很可能”将处于资本利润的平均水平上。“但是只要进行这种改良，得到的收益就会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并将经历地租所经历的一切变动。但是这种费用中有些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改良土地，不能长久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比如说，这种费用如果用于建筑物或其他临时性的改良，就需要不断更新，因此它不能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地租持久地增加。”（第306页注）〔第223页注〕
李嘉图在这里承认，自然肥力只能暂时地和人工肥力分开。但是必须指出，某部分的土地改良，是整个时代的成果，所以不向任何人支付报酬。例如，用现代手段耕作的地块与八世纪的地块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人为此得到任何报酬。甚至未耕地也分享到这种成果，因为未耕地也分享了那些使耕作和开荒容易十倍的现代手段。这一科学的成果已成为一般的标准了。
“任何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当租佃期满时，都必然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不属于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在重新出租他的土地时由于这一资本而得到的任何报酬都将以地租形式出现。但是，如果用一定量资本能从国外购得的谷物比在国内这种土地上生产的多，那就不会有人支付地租……但无论用在这土地上的资本有多大，这都没有什么害处。支出这种[Ⅷ—35]资本，只是为了增加产品量，这就是目的。只要社会能获得更多数量的年产品，即使社会有一半资本的价值降低或者甚至完全被消灭，对社会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在这种情况下为损失资本而叹惜的人，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第315页注）〔第229页注〕
（Ⅲ）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由生产上所需劳动时间决定的各种商品的相应数量，即为交换某一商品需要支付的数量，就是该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它并存的还有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偶然地和暂时地背离自然价格。供给不会完全与人的需要和愿望相一致……“正是由于这些变动，资本才能恰如其份地分配于各种不同的商品生产上。随着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利润就提高到它的一般水平之上或[降低到]它的一般水平之下，从而促使资本进入或退出某些工业部门……一切资本家都想放弃利润较低的行业而转入利润较高的行业的这种不会止息的愿望，产生一种强烈的趋势，就是使大家的利润率平均化，或者把大家的利润固定在当事人看来可以抵销一方所享有的或看来享有的超过另一方的利益的那种比例上。这种变化的发生，不是通过工厂主完全改变他的行业，而只是通过减少他在自己企业中的投资。在一切富裕的国家中，有所谓货币所有者阶级，这些人不从事任何行业，只靠他们资本的利息生活，把他们的资本用于期票贴现或者借给社会上更有企业精神的人。银行家也把大量资本用于同样的目的。这样使用的资本形成巨额的流动资本，全国各行业或多或少地都使用它。一个工厂主不论怎样富有，大概也不会把他的营业限制在仅仅他自己的资金所容许的范围以内。他会经常使用这种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本的增减取决于对他的商品的需求的强弱。当对丝绸的需求增加而对呢绒的需求减少的时候，毛织厂主并不会把他的资本转到丝纺织业中去，而是解雇一部分工人，不再向银行家和货币所有者借款。丝织厂主的情况则相反，他会借更多的货币，于是资本就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而工厂主不必中断他通常经营的行业”……这就保证了大城市商品的合乎比例的供给……为了补偿现实的或想象的好处，例如安全舒适、清洁等等，利润率上的差别就被固定下来了……现在，大战[116]结束之后，“欧洲原来存在的企业活动领域的划分被大大破坏了，每个资本家在现在已成为必要的新的划分中还没有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正是这种〈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这样调节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致在支付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工资和其他一切为维持所使用的资本的原有效率所需要的费用之后剩下来的价值即价值余额，在每个行业中都同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成比例”（第80—84页）〔第73—76页〕。如果时尚的改变（等等）增加了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但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相对量不变，那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上涨，而另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下跌；一个部门的利润就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而另一部门的利润就降低到一般水平以下。这两个不同部门中的工资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然后又出现了平衡（第83—84页）〔第75页〕。
李嘉图说：“偶然的原因在资本的各种使用领域中，可能对商品的价格、对工资和资本利润发生暂时的影响，而对一般商品价格、一般工资或一般利润则不会发生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同样发生作用。在我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在论述支配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润这些与偶然原因完全无关的现象的规律时，我们现在打算完全不去考虑这些暂时影响。”（第85页）〔第76页〕
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抽象掉了。然而叙述实际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他称为偶然的运动但却是稳定的和现实的东西，还是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两者同样都是本质的东西。
价值（自然价格）与财富的区别
“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工业中100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同的财富。”
（但是，价值究竟怎样增长的呢？如果撇开地租不谈，那么，很显然，不是让100万人而是让200万人劳动。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增长的结果，即相同的生产活动倍增的结果。为此，产品不必花费比过去更多的劳动。为此，只须增加人口。增加能使人就业的资本。增加劳动部门。）
……“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所能支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裕程度。这些东西无论对货币、谷物或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高还是低，它们总是同样能满足其所有者的需要。由于价值概念和财富概念的混淆，才会有人认为：减少商品数量，就能增加财富……占有稀有商品的人如果因此而能支配更多的必需品”等等，他就更为富有，但这只是由于其他的人所占有的份额相应地减少了……如果由于某种发明，使用同量的资本和劳动可以使一国的一切商品的生产，包括黄金的生产增加一倍，那么，财富也就加倍，但价值仍保持不变……“因此，可以[Ⅷ—36]通过两种方式来增加国家的财富：通过使用更大部分的收入来维持生产劳动，——这不仅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增加商品的价值；或者通过提高同量劳动的生产率而不追加劳动量，——这只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如果原先是用10人推磨，而现在发现，利用风力或水力可以节省这10个人的劳动，那么，一部分由磨粉机生产的面粉的价值，立即就会按节省的劳动量相应地下降。而社会就会按10人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量而更加富裕；用来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则丝毫没有减少……萨伊毫无根据地指责亚·斯密，说他忽视了自然要素和机器赋予商品的价值，因为他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人类的劳动……亚·斯密并未忽视这些作用，但是他很有论据地指出，虽然自然要素和机器增加使用价值（因为它们使产品更加充裕，使人更加富裕），但是，并没有增加交换价值，因为对空气、热和水的利用不支付任何代价，因为它们是白白地完成它们的工作的”（第320—337页）〔第232—244页〕。
（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只有——且不谈互相欺骗，——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增加生产，就得提高生产力。但是，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现在我们完全不谈贬值，留待以后再来考察。如果[产品的增长]是均匀地发生的，那么，价值就永远不会变动，因而资产阶级生产就没有任何刺激了。正因为这不是均匀地发生的，所以一切冲突就发生了，但同时也就有了资产阶级的进步。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
关于资本，李嘉图说：
“资本是用于将来生产的目的的那部分国家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同样的方法增加。追加资本，不论是通过提高技术和改良机器获得的，还是通过在生产上使用更多的收入获得的，它在将来财富的生产中都有同样的效力。因为财富总是取决于生产的商品量，而与获取生产上所用工具的便利程度完全无关。一定数量的衣服和食物所能维持并雇用的人数是相同的，因此，不论它们是由100人还是200人的劳动生产的，都能够保证完成相同的工作量；但是，如果在它们的生产上花费了200人的劳动，它们的价值就会增加一倍。”（第327—328页）〔第237页〕
第一，现在假定100个工人生产了过去200个工人所生产的同量的商品。因此，这100人的劳动能完成200个工人的工作。那么，现在劳动的这200工人的产品是否就因为它是200工人的产品，前者只是100工人的产品而比上述100人的产品具有大一倍的价值？
第二，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如果利用机器等等生产出追加的商品量，因而能推动追加的工人，那么，这样并没有创造任何追加的资本，而只是提高了原有资本的生产力。如果资本家用同样的100塔勒能够推动更多的工人，他决不会因此说他拥有追加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增加，[Ⅷ—37]因为利润率和工资相比相对地提高了，原有资本的较大部分，以资本的形式，而不是以对工人的支出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这种利益只能持续到具有同样生产率的各方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超额利润平均化为止。在相反的情况下，就应该把这看作是财富的增加，但不应看作是资本的增加。在这种平均化之后，使用价值诚然依旧增加，但资本却不再按同一比例增加了。如果同一生产部门及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的生产效率都同样地提高了，那么，虽然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资本并未增加。一国的资本将仍然不变，但将生产出更多的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即更多的必需品等等。因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总是片面的，就是说，首先，也是价值的增长（这里，最好的机器分享中等生产效率的机器的[产品]的价格，正如最坏的土地也分享最好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从而也如同地租的情况一样，这里是创造价值），其次，因为资本家用同样的资本能够推动更多的工人，他也就使劳动量增加了，例如，他让200万人而不是过去的100万人进行劳动，从而也就增加了价值。
在李嘉图那里，始终不能理解，价值以及资本怎么会增加，而同时又不象地租的情况那样，一人的所得就是他人的所失。要使价值增加，除了必须增加人口，提高资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减低工人的相对工资，节约已完成的劳动外，首先还必须按比例地增加劳动的使用方式。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1）要在某一生产部门中推动更多的工人，（2）这就在与该部门进行交换的其他部门中引起相应的劳动。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工厂所能够交换的劳动不能造成1000个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它们就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种可交换性和等价物的创造。李嘉图在另一个地方说：
“可以认为这是普遍的永远正确的原理：只有商品的市场价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市场价值”。——编者注］超过它的自然价值或必要价值，才是刺激商品增产的唯一因素。”（第504页）〔第355—356页〕
可见，李嘉图在这里承认，问题不在于生产他所理解的“财富”，而在于生产“价值”。“自然价格”是在与市场价格的关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这种斗争与李嘉图的简单的平均化毫无共同之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需求是与供给相一致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因此，在一切工业部门中产生了垄断价格，经常发生工业所有权对土地所有权的侵吞（也以分裂为[农业和工业]国家的形式），因此，一方发财，另一方贫困，所以市场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斗争，在现象上，在程度上，都和现代社会里的情形有所不同。当时市场价格经常超过实际价格。
论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
（按照我们在此以前曾听说的，资本家之间为争取最有利地使用资本而进行的斗争，经常使市场价格降低到自然价格的水平——把资本按比例地使用到各不同的生产部门。但是资本家之间的这种竞争又是由需求的变化决定的。就是说，由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正是在供求范围内实现的，因为供求范围决定着各不同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是由生产本身决定的。）
“在商品的供给未按需求的增减而增减以前，供求比例对商品的市场价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市场价值”。——编者注］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如果减少帽子的生产费用，尽管对帽子的需求增加一倍、两倍或者三倍，帽子的价格最后总要降到其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黄金的[价值]降低到它的生产费用的一半，那么，以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就会提高100％，虽然对商品的需求并未增加，只是因为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与黄金相比提高了，或者说，黄金的相对价值降低了二分之一……罗德戴尔所提出的可以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减的八种情况；例如，Ａ对Ｂ和对Ｃ（货币）。如果Ａ的数量减少，那么，和Ｂ相比，[它的价值]增加；如果Ａ的数量增加，那么，和Ｂ相比，[它的价值]减少；如果Ａ的[数量]不变，而Ｂ的[数量]减少，那么，[和Ｂ相比]，Ａ的[价值]减少；如果Ａ的[数量]不变，而Ｂ的[数量]增加，那么，[和Ｂ相比]，Ａ的[价值]增加，Ａ和Ｃ之间关系的四种情况也是如此……李嘉图说，“这就垄断商品来说是正确的[Ⅷ—38]，而就其他一切商品来说，在有限的时期内也是正确的。”
（当然，总是假定，需求不变而[商品]的数量增加或减少，或者商品数量不变，而需求增加或减少。）
……即使某种商品的生产费用降低了，如果对它的需求没有增加，它的供给量也不会因此而更多；因为“商品所以有供应，不只是由于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而是由于存在着对它的需求……受竞争影响而其数量又能适当增加的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不取决于供求的比例，而取决于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增减”（第460—465页）〔第327—330页〕。
决定所生产的商品量的不是它们的生产费用，
即它们的实际价值，而是它们的市场价格
（实际价格是商品能据以生产的价格，市场价格是商品能据以出售的价格。）
“影响谷物产量的不是谷物能据以生产的价格，而是它能据以出售的价格。资本受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要看谷物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的大小如何。如果这种超额对投于农业上的资本提供的利润大于资本的一般利润，资本就会投到土地上来，如果小于一般利润，资本就会被从农业中抽出。”（第505页）〔第356页〕
农业和机器的改良所起的贬值作用
“一切农业上和工业上的改良，以及一切机器的发明……当它们被采用的时候，必然会减少或消灭租地农场主或工厂主一部分现有资本的价值。”（第318页）〔第231页〕“我们假定，用一定量的资本，一定人数的劳动可以生产1000双袜子，由于发明了机器，同数的人可以生产2000双袜子，或者1000双袜子和500顶帽子。在这种情况下，2000双袜子的价值或1000双袜子和500顶帽子的价值，不会大于采用机器以前1000双袜子的价值，因为它们是等量劳动的产品。但是商品总量的价值却会减少，因为……在改良以前已经生产但尚未消费的那部分商品将受到影响；这些商品的价值将降低，因为它们的价值必须下降到在这种改良的一切优越条件下所生产的同量商品的价值水平。就整个社会来说，商品量虽然增加了……但它所拥有的价值额却减少了。通过不断增进生产的便利，我们虽然不只是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且还提高将来的生产力，但我们却不断地降低过去生产出来的某些商品的价值。”（第320—322页）〔第232—233页〕
谷物价格不是其他商品价格[117]的调节者
撇开货币的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谷物［注：在手稿中错写为“货币”。——编者注］对其他物品的交换价值会不会提高呢？如果会提高，那么，谷物的价值调节着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这种说法就不正确了，因为要调节其他商品的价值，它对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就得是不变的。如果不会提高，那么，”必须证明［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必须说”。——编者注］，“不论谷物是从肥沃土地上还是从贫瘠土地上获得的，所用劳动量是多是少，使用还是没有使用机器，它总是可以交换到等量的其他商品。”（第364—365页）〔第263页〕
（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
[Ⅷ—39]（这说明李嘉图为什么要反驳谷物[作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的调节者的定义]，以及劳动价格即工资——不言而喻不是劳动本身——的定义。）（同样，他也反驳货币的[定义]。）
“实际价格，与某些人的断言相反，不取决于货币的价值；也不取决于对谷物、劳动或某种其他商品，或所有全部商品的价值关系。”（第499页）〔第352页〕
（[实际价格]不取决于任何商品，而取决于生产商品的活动。因此，也不取决于得到报酬的劳动，而取决于生产的劳动，不取决于本身是商品的劳动，而取决于创造商品的劳动。）
对外贸易和交换价值
“因为一切外国商品的价值是以和它们相交换的本国的土地与劳动的[产品]数量来衡量的，所以，即使由于新市场的发现而使本国一定量的商品能够换得的外国商品数量增加一倍，我们所得的价值也不会更大。如果一个商人出售英国商品[118]得到1000镑，他所换得的一定量外国商品在英国市场上可以卖到1200镑，那么，他这样使用他的资本就可以获得20％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以及他所输入的商品的价值都不会因为他得到的外国商品数量的增减而有所增减。不管他输入的葡萄酒是25桶还是50桶，如果一次出售的25桶和另一次出售50桶同样能卖1200镑，那么，他的利润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两种情况下，他的利润都只限于200镑，或他的资本的20％，而且在两种情况下输入英国的价值都一样。如果50桶葡萄酒能卖得1200镑以上，那么，这个商人的利润就会超过平均利润率，资本就会流向这有利的行业，直到葡萄酒的价格下跌，使一切都恢复原先的水平为止。”（第131—132页）〔第108页〕
为了证明外国商品的价值是由本国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数量来衡量的，李嘉图说：
“购买外国商品所用的那部分”英国的“土地和劳动[产品]可能不变，或较多些，或较少些。如果所用的那部分产品不变，那么，对”本国商品”就仍然存在着同样的需求，而生产它们所用的那部分资本也仍然和过去一样。如果由于外国产品跌价，可以用本国产品的较少部分来购买外国商品，那么”，本国产品中就有较大部分可以用来满足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如果所用的那部分本国产品较多，那么，生产本国商品所用的资本就较少，对本国商品的需求也就较少。这样，“就有资本腾出来去购买外国的商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对外国和本国商品的需求的总和，就价值来说，要受到一国的收入和资本的限制。如果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增加，那么，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就必然减少”（第133—134页）〔第109—110页〕。
（这是对的。例如，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价值为1000镑；就是说，如果用800镑购买外国商品，那么，购买本国商品就只能用200镑；如果用800镑购买本国商品，那么，购买外国商品就只能用200镑，等等。这无非是说：我们所能交换的只是我们的劳动，我们劳动的产品。因为这是一定的总额，所以，在两个部门中，如果我们在这一部门用去了总额的一部分，我们在另一部门就只能用该总额的剩余部分。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在交换时不能得到更多的价值。李嘉图在这里认为，我们在交换时所得到的价值，必须立即在本国内被消耗，被交换，因而它受到国内存在的价值的限制。但是，如同一切商业民族曾做过的那样，如果我们交换时所得到的更大的价值找不到直接的等价物，我们就把例如黄金积累和储存起来。不然的话，下述一般论点也是正确的了：我们不能创造任何新价值，只能创造使用价值，因为新价值是由现有劳动产品和劳动决定的，是由它必须与之交换的现有价值来衡量的。因此，现有价值永远不能增加。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新的劳动吗？难道货币只与已经创造的价值成比例，或者[也]与能够被创造的价值成比例？难道一国对另一国不[Ⅷ—40]能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样进行偷盗吗？
但是李嘉图说，只可能有三种情况。
我从外面或者输入商品，
或者输入货币，
或者输入收入，所以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我在交换时将得到年收入。
所有这三者，我都得在国内进行交换。但是和什么交换呢？和现有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品]交换。因此，所有这三者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和土地的[产品]的价值来衡量的。可见，价值永远也不可能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
所以，原来贫穷的民族，例如荷兰人，通过对外贸易永远不可能积攒交换价值并按资产阶级的意义发财致富。李嘉图提出了这样的奇谈怪论。
当然，如果我把我自己从国外得到的新价值去交换旧价值，那么，这是正确的。但是我可以：
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新价值，我总是一而再地以新价值交换新价值，再生产全部过程；
使本来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成为交换对象，赋予它以价值；
把一部分[价值]重新输出国外，并把另一部分与我输出国外获利的同一价值相交换。这样，商业民族就能发财致富。
或者，从劳动时间来看，我所输入的多于我已经输出的。
如果李嘉图正确地断言，生产商品所以有一定的费用，并不是因为它是用这些费用生产出来的，而是因为它可以[按这些费用]出售， ［注：这里所指的李嘉图著作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上面曾引用过（见本卷第114页）。——编者注］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商品所以具有价值，并不是由于它的生产费用，而是因为它能和[其他商品]的一定的生产费用相交换。
如果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即和某一第三个量相交换的商品数量的尺度，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价值尺度本身不是价值，不是被衡量之物，因而，为了能够衡量商品互相交换的数量，首先必须商品互相交换。因此，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任何可以交换的新的对象，归根到底其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因此，随着新开辟的交换的源泉，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的价值量都会增加。因此，交换的能力创造新的劳动，并使新的土地投入耕作，所以交换的能力不是由劳动和土地来衡量的。不然的话，这就等于说，似乎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提供的，所以，即使商品还不是可以被交换的，它也是价值。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商品，最初是由于可交换性而得到价值的。起初，完全是由于可交换性。因为后来它们很快就要被消费掉，所以劳动必须再生产它们，如果最初它们的价值是偶然决定的，那么，现在它们的价值则由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因此，如果交换的源泉断绝，那么，生产就会停顿，就是说，李嘉图所认为的衡量交换的尺度，即“土地年[产品]和年劳动”也将不再存在了。）
各国的交换价值的规定
“调节某一国商品的相对价值的规律，不能调节各国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在贸易完全自由的制度下，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在能获得最大利益的生产部门……这导致了最有成效和最经济的分工，因为它增加产品总量，使人们普遍得到好处，并以共同利益和交往的纽带把文明世界所有各国结合成一个全世界的社会。”（第138—139页）〔第112—113页〕〔Ⅷ—40〕[Ⅷ—43][119]“一般来说，在同一国家内，利润总是处在同一水平上，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比另一个资本在使用上的安全和令人合意的程度有高低，才会发生差异。在不同国家之间，情况不是这样”……在利润可能有差异时，资本很快就会从伦敦转移到约克郡，“但是，如果由于资本和人口的增加，工资提高而利润降低，那么，资本和人口并不一定就从英国转移到利润较高的荷兰、西班牙或俄国”……如果在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呢绒需要90人，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需要80人，而在英国，生产呢绒需要100人，生产葡萄酒需要120人，那么，葡萄牙将出口葡萄酒，而英国则将出口呢绒……“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呢绒，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的，情况不象两种商品都在英国或都在葡萄牙［注：在手稿中不是“在葡萄牙”，而是“在苏格兰”。——编者注］生产那样……即使葡萄牙输入的商品在该国生产时所花的劳动少于英国，这种交换也仍然会发生。虽然葡萄牙能够用90人的劳动生产呢绒，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呢绒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来说，与其挪用生产葡萄酒的一部分资本去生产呢绒，还不如用它的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它可以用葡萄酒从英国换得更多的呢绒。因此，英国是以100人的劳动产品去换取80人的劳动产品。这样的交换在同一国家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国家同许多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是很容易说明的，只要我们注意到，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以寻找更为有利的用途是如何困难，而另一方面，在同一个国家里资本却可以很灵活地不断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情况就很清楚了。由此可见，一个在机器和技艺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因而可以用比邻国少得多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比输出国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行业上都比另一人强一些，但在制帽上他比他的对手强20％，在制鞋上强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阻碍着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是：资本不在它的所有者监督之下时所产生的想象的或实际的不安全感，同时，任何人自然都不愿意背井离乡，断绝旧的联系，带着已经养成的习惯去服从异国的政府和新的法律。金和银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分配比例，适应于假定根本不存在这两种金属，从而各国间的贸易纯粹是物物交换时将出现的自然交换状况……一国生产上的改良，力求改变贵金属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状况：它力求增加商品数量，同时又使已经发生改良的国家内平均价格提高。”（第139—149页）〔第113—119页〕“各国分配到的货币数量刚好只是为调节有利的物物交换所必需的数量。”（第147—148页）〔第118页〕
（按照这种说法，物物交换不仅会引起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会引起价格的提高。）
殖民地贸易对价格的影响
对于殖民地的限制，可以使宗主国得到特殊的利益（第404页）〔第289页〕。“亚·斯密自己也认为，两国间劳动分配的不善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有利于其中的一国，而另一国则受到损失。但是这一点证明，能给殖民地带来很大损害的措施，可能部分地对宗主国是有利的。”（第405页）〔第290页〕“关于通商条约，亚·斯密说，如果一个国家受条约的约束，某些商品只允许从某一国家进口，而不准从其他国家进口，或者只对某一国家的商品免税，而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商品都征税，‘那么如此受惠的国家的工业家和商人就会得到极大的利益；他们在’受条约束缚的‘国家中享有一种垄断的地位’。‘这个国家就成为他们商品的更广阔和更有利的销售市场，其所以更广阔，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被禁止输入，或被课以重税，数量将大大减少；其所以更为有利，是因为受惠国的商人享有一种垄断权，他们常常能以很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这在有其他国家的自由竞争时是不可能的。’[120]因此，如果两个国家中，一个是殖民地，而另一个是宗主国，那么，宗主国压迫殖民地可以得到利益。”（第405—406页）〔第290—291页〕当然，一方面，（如果贸易不是为一家公司所独占）这[垄断]就会被宗主国本国商人之间[Ⅷ—44]的竞争所破坏……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地最多也只能按宗主国的自然价格购买商品，“而在自由贸易的场合，殖民地也许能按低得多的其他国家的自然价格购买同样的商品。”（第406—407页）〔第292—293页〕“因此，这就形成了总资本的不利的分配，受到损害的将主要是受条约约束而不得不购买”生产效率最低国家［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在最不利的市场上”。——编者注］的“商品的国家”（第407页）〔第291—292页〕。
宗主国的利益“在于：如果英国不独享供应这一特殊市场的特权，英国就不会为出口而生产这些商品；因为自然价格较低的国家的竞争将夺去英国出售这些商品的一切机会。如果英国确有把握在法国市场上或其他市场上出售同样数量的它所能生产的其他商品，得到同样的利益，那么，这就没有重大意义了”。例如，英国想购买价值5000镑的法国葡萄酒，为此，它想出售价值也为5000镑的自己的商品。“如果法国让英国垄断呢绒市场，那么，英国就会立即输出呢绒，但如果贸易是自由的，那么，其他国家的竞争，就会使英国呢绒的自然价格不能低廉到足以使它能够通过出售它的呢绒来获得5000镑。因此，英国的工业就必须转而生产其他商品，但在现存的货币价值下，英国也许不能按其他国家的自然价格出售自己的任何商品。因此，为了购买葡萄酒，英国就要向法国输出5000镑货币。于是，货币价值在英国上升，在其他国家下降，从而英国工业所生产的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也下跌了。英国现在可以出口商品来获得5000镑了，因为在它们的自然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它们现在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竞争。而现在必须按降低的价格出售更多的商品才能获得这所需的5000镑，但这5000镑已不能换得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因为法国的货币量的增加使商品[其中包括]葡萄酒的自然价格提高了。因此，在贸易完全自由时，为交换英国的商品而输入英国的葡萄酒”将比英国受通商条约特惠时少。法国的利益在于得到较多的英国商品，而英国的损失在于得到较少的法国商品（第407—409页）〔第292—293页〕。
“因此，不论各国生产上的相对困难程度如何，对外贸易是通过改变各国能据以生产商品的自然价格（不是自然价值）而得到调节的。而自然价格的改变，是贵金属分配的改变所引起的。”（第409页）〔第293页〕
（因而，李嘉图在这里把自然价格和自然价值区别开来。自然价格可能改变，而自然价值却并未改变。自然价格是以货币尺度表现的自然价值，这一表现可以随着货币价值的改变而改变。）
因此，殖民地贸易如果受[通商条约]的约束，它“可能比完全的自由贸易更对宗主国有利。如果单个的消费者受到限制，只能与一家商店交易，这对他是不利的，如果消费者的整个国家受到限制，只能向一个国家购买商品，这对它也是不利的。”（第410页）〔第293页〕
供求对交换价值的影响
“某种商品是绝对必需品，它的生产费用的增加，不一定会使它的消费减少，因为，消费者的一般购买力虽然会因任何商品价格的提高而降低，但他们可以放弃生产费用未曾提高的某种其他商品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量和需求量都仍然与过去一样，增加的只是生产费用，但价格将提高，而且必须提高，才能使生产费用已增加的商品的生产者的利润处于”平均水平上（第410—411页）〔第294页〕。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所以采用改良的机器就能降低价格，并使商品在国外市场上能以较低廉的价格出售。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采用机器，而所有其他国家都采用机器，那么，它就只得输出货币，而不是输出商品，直到它把它商品的自然价格降到其他国家的价格水平为止。但这个国家就可能不得不以两天的劳动去交换外国一天的劳动[121]（第481页）〔第339—340页〕。李嘉图说，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象采用机器的邻国那样明智（第481—482页）〔第340页〕。
由此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一个[Ⅷ—45]国家的明智，在于它首先借助保护关税在国内采用机器，使自己不致被迫经常以自己两天的劳动去换取别国一天的劳动？
[122]
总的评论。李嘉图在考察价格的调节时，太不注意数量，正如他在考察地租的调节时总是只看到一夸特的价格。但是[商品]能按什么价格出售，同时也取决于能够出售的数量的多少。因为某一工厂的产品的总价格Ｘ，不管是能按4先令的价格出售1000码，还是按2先令的价格出售包含着等[量]劳动的2000码，总价格都一样。但在这两个场合，工厂主必须在一个场合出售1000码，而在另一场合出售2000码。商品的总价格决定于它的单位（公升、码、夸特等等）价格乘以出售的数量。
（Ⅳ）论工资
“劳动正象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在数量上可以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第86页）〔第77页〕“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工人大体上说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够在人数上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工人养活自己以及养活家庭的能力，不取决于他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量，而取决于他用这些货币所能购买的食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食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价格……因此，随着食物、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随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下降。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因为调节劳动自然价格的一种主要商品由于生产困难不断增大而有涨价的趋势。但是，由于农业的改良”，甚至从国外的进口，能使食物的价格下跌，因而会阻止它的价格的上涨。对劳动的自然价格也有同样的影响。“除原产品和劳动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下降的趋势。”诚然，制造商品所用的原料会提高商品的价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商品的实际价值”。——编者注］，但是，“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销而有余。”（第86—87页）〔第77—78页〕
“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缺乏时就昂贵，充足时就便宜。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工人的境况就幸福……但如果由于高工资刺激人口的繁殖，工人的人数增加，那么，工资又会降到它的自然水平，而且由于反作用”，常常［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有时”。——编者注］“还会低于这一水平。在后一种场合，工人的境况最惨……只有在贫困使工人的人数减少，或者对劳动的需求增长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提高到它的自然水平”……在日益进步的国家中，[劳动的]市场价格在一段不定的时期内可能高于它的自然价格：“因为增加的资本推动对劳动的新的需求之后，新增加的资本又会产生同样的推动作用；因此，如果资本的增加是逐渐地、不断地发生的，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就会不断地推动人口的增长”（第87—88页）〔第78页〕。
工资和花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之间的差别
“如果工人的报酬总与他所生产的产品的多少成比例，那么，花在商品上的劳动量就与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相等……但后者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的价值却会发生同样多的波动”（第5页）〔第10页〕。“在同一国家中，生产一定量食物和必需品所需的劳动量，可能比另一个过去时期所需的劳动量大一倍，但工人的报酬却可能减少甚微”……因为工人所得到的食物和必需品的量，可以说是维持他的生存所必需的，所以，虽然这个数量的价值增长了，还是必须给他的……两国或更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这样。“在美国和波兰的最后投入耕作的土地上，一定数量的人一年所生产的谷物，要比在英国类似的土地上所生产的谷物多得多。现在假定，这三个国家的其他一切必需品都同样便宜，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给予工人的谷物量在每个国家中都与生产上的便利程度成比例，那就会是极大的错误。如果由于机器的改良，工人的鞋子和衣服只用现在所需劳动的1/4就能生产出来，它们[按价值]可能会下降75％，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工人将得到四双鞋或四件衣服而不是一双鞋或一件衣服。更为可能的是，他的工资受竞争的影响和人口增长的刺激，将很快就与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新价值相适应。如果这些改良扩及[Ⅷ—46]工人的一切消费品，那么，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在数年之后，工人所拥有的舒适品纵使有所增加，也是为数很少的。”（第7—8页）〔第11—12页〕“如果降低维持人的生活的食物和衣服的自然价格，从而减少人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生活费用，尽管对工人的需求可能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会降低。”（第460页）〔第327页〕
资本增加对工资的市场价格和[劳动的]自然[价格]的影响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推动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资本的数量可以随其价值的增加而同时增加。但资本也可以在其价值不增加，甚至”不断［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实际上”。——编者注］“减少时增加”。当生产追加的食物和衣服量需要更多的劳动时，就会发生第一种情形；需要同量的劳动，或者借助于机器而只需较少的劳动时，就会发生第二种情形。“在第一种场合，劳动的自然价格提高，在第二种场合，劳动的自然价格不变或者降低；在两种场合，工资的市场价格都提高了，因为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对于做工的人的需求的增加，与要完成的工作量成比例。在两种场合，市场价格都有符合于自然价格的趋势，但在第一种场合，这种符合实现得较快，因为食物和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会把工人增加的工资吞掉很大的部分。因此，小量的劳动供给或小量的人口增长，将使劳动的市场价格降到当时已上涨的自然价格。在第二种场合，工人的境况将会大大改善……只有在人口大大增加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降到它的自然价格……但劳动的市场价格是否长期地提高，这取决于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自然价格是否已经提高。”（第89—91页）〔第78—80页〕
劳动的自然价格的变动
“不能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来计算也是一样。劳动的自然价格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动，而在不同的国家会有很大差别。它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现在在英国农舍中享用的许多舒适品，在我国历史的较早时期可能会被认为是奢侈品。”（第91页）〔第80—81页〕“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业品[自然价格]不断下降，而原产品[自然价格]则不断上涨，所以形成了这些商品相对价值上的这样一种不相称的比例，以致富裕国家中的工人只要牺牲很少数量的食物，就能绰绰有余地满足自己其他一切需要。”（第92页）〔第81页〕
（因此，由于例如自由贸易会消灭这种不相称的比例，所以它会消灭使工人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自己其他一切需要”的源泉。在上文中（第89—91页）〔第79—80页〕，李嘉图曾认为，劳动自然价格的提高对工人的好处是很少的，而在这里，他又认为这种提高是扩大工人消费的主要源泉。）
“在劳动阶级需要最小并满足于最低廉的食物的国家中，人民遭受最大的痛苦与贫困。他们无从躲避灾难；不能在更低的生活水平上寻求安身之所，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无法再降低了。在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缺乏时，他们只能求诸为数很少的代用品，而物价的昂贵使他们遭受饥饿所带来的几乎全部灾难。”（第95页）〔第83—84页〕
工资和地租
我们已经看到，谷物、食物的价格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涨的。因此，以货币表现的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但不是按比例地提高，所以，“在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之后，工人买不到以前那么多的舒适品[和必需品]。如果以前工人每年的工资为24镑，或者说，谷物价格每夸特4镑时的6夸特谷物，那么，如果每夸特的价格上涨到5镑，工人也许只得到5夸特。但这5夸特将值25镑”。所以虽然他的货币工资增加了，但他的谷物工资却减少了，他购买“他和他的家庭以前所消费的”其他商品的能力也降低了。“但是，尽管工人的报酬实际上大不如前，工厂主的利润却减少了”。所以可以看出，是同一个原因引起工资和地租的提高。但在土地所有者那里，货币地租和谷物地租同时提高，“而每一定量的谷物又会交换到更多的”价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值”。——编者注］“没有提高的其他一切商品”；而在工人那里，虽然他的货币工资增加了，但他的谷物工资却减少了，因而他要把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维持在自然价格之上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谷物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工人也不能用降低了的谷物工资购买以前那么多的商品，因为以原产品制造的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他必须为此支付更多的钱，“因而他的生活状况[Ⅷ—47]恶化了”（第96—99页）〔第84—87页〕。
劳动自然价格的上涨和商品的货币价格
黄金或者铸造货币用的其他金属，是否是在工资由于食物价格提高而提高的国家内，即在工资的货币价格和食物的货币价格同时提高的国家内生产的，这一点无关紧要……如果工资价格“提高，那么，一般说来，这是由于财富和资本的增长引起了对劳动的新的需求，而这种现象又会伴随着商品生产的增加。为了这些数量增加的商品的流通，即使其价格仍与过去一样，也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为了使这些商品流通，就需要更多的用以铸造货币而且只有通过进口才能获得的那种外国商品。[123]如果一种商品的需要量比过去增加，那么，它和那些用它来购买的商品相比，它的交换价值就会上涨”。因此，如果对黄金的需求增加，那么，同用它来购买的商品相比，黄金的[价格]将提高。
（这和价格不提高，需求可能增加的说法不大符合。）
“但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说商品[价格]提高是因为工资增加，那就会陷入明显的矛盾：因为我们一方面说，黄金的相对价值由于需求而提高，另一方面又说，黄金的相对价值由于物价的上涨将降低，这两种说法是完全不能相容的。说商品的价格上涨，就等于说货币的相对价值下降，因为黄金的相对价值是以各种商品来测定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的价格上涨，黄金就不可能从国外流入来购买这些昂贵的商品。相反地，黄金将被输出国外去购买比较便宜的外国商品。因此，不论[货币]金属是在国内生产的，还是在国外生产的，工资的增加都不能使商品价格上涨。货币数量不增加，一切商品的[价格]就不能同时上涨。可是货币量的增加不可能获得……黄金的输入是和一切用以购买黄金或支付黄金价款的国产商品的涨价绝对不能相容的。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不会改变这个问题，因为纸币必须和黄金的价值相符合”，因此，使纸币价值提高的原因，也就是使黄金价值提高的原因（第99—101页）〔第87—88页〕。因此，除了因货币价值的变动而引起的货币工资的涨跌外，“工资的涨跌有两种原因：（1）工人的供给与对他们的需求；（2）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第92页）〔第81页〕。
人口与工资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资本或雇佣劳动的资金的积累速度是有快有慢的，而且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当肥沃的土地为量很多时，劳动生产力一般也最大，在这种时期中，积累往往十分迅速，以致使工人的供给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资本。在有利条件下，人口可以在二十五年内增加一倍，但在同样有利条件下，一个国家的资本却可能在更短的时期内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就会上涨，因为对工人的需求比供给增加得更快。”当然，在发展进程中，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随着对土地的连续的、效果日减的投资，生产率会下降，而人口[繁殖]力却是始终不变的。因此，有很多肥沃土地的国家，由于居民愚昧、懒惰和不开化”而十分贫困，正如马尔萨斯所说［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人们说”。——编者注］，“那里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了压力，只要”发展文化，刷新政治等等，就能保证资本的增加大大超过人口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绝对不会增加得太快”。相反，在一些古老的国家中，“人口增加得比维持人口所需的基金还快。生产的任何增长，如果不伴随着人口繁殖率的降低，就只能助长灾害，因为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除了减少人口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第92—94页）〔第81—83页〕。“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工资就其受供求关系的调节来说，有下降的趋势，因为工人的供给将继续按照相同的比率增加，而对他们的需求则增加得较慢。例如，如果调节工资的资本增加率是每年2％，那么，当资本仅按1．5％的比率积累时，工资就会下降。”这种情况将会随着积累率的每一次下降而继续下去，“直到资本从而工资停滞不变为止而且将只够维持现有的人口”（第95—96页）〔第84页〕。
[Ⅷ—48]“工资正象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济贫法［注：手稿中是“谷物法”。——编者注］直接产生的明显趋势是和这些明确的原理直接相反的。它没有按立法者善良的意图改善贫民的状况，而是使富人和贫民的状况都恶化了。它不能使贫者变富，而会使富者变穷。因此，只要现行济贫法继续有效，维持贫民的基金自然就会日益增加，直到国家的纯收入全部被吞尽为止。”（第101—102页）〔第88页〕
原产品价格对工资的影响
在不同情况下，原产品价格上涨对工资产生很不相同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并不引起工资的任何上涨；“在另一些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先于谷物价格的上涨，在某些场合，它对于工资的影响很慢，在另一些场合则很快。食物价格昂贵可能由于四种原因：（1）供给不足；（2）需求的日益增加，它最终会引起生产费用的增加；（3）货币价值下降；（4）对必需品的课税。歉收会使食物价格腾贵，而食物价格腾贵是迫使消费符合于供给情况的唯一方法。如果一切消费者都很富裕，那么，[谷物]价格就可能上涨，直到最不富裕的人不得不放弃他往常消费量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减少消费，需求才能下降到供给的限度以内。在这种情况下，最荒谬的办法，就是按照食物的价格来强制地调整货币工资……这种办法不能真正解救工人，因为其结果是使谷物更贵，工人最后仍然不得不根据减少了的供给来限制自己的消费。工资的提高对于领受工资的人来说，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它加剧谷物市场上的竞争，其最后的结果是增加谷物生产者和谷物商人的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事物的自然进程中，工资不会有任何上涨……工人的困苦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输入更多的谷物或采用最有效的代用品，立法才能对此有所帮助。如果高昂的谷物价格是需求增加的结果，那么，先于它的是工资的增加，因为人民用来购买所需物品的手段不增加，需求就不会增加……增加的工资并不总是立即花在食物上；首先花在其他享受上。但是，工人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他结婚，成立家庭，而这又引起对食物的更大的需求……“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将超过一般的水平，直到必需的资本量投放到谷物生产上为止”。如果新耕种的土地[同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肥沃程度相同，那么，“谷物价格就会降到以前的水平；如果它比较贫瘠，谷物价格就会持续地高于以前的价格”。只要得到必需的工人的供给，那么，工资是否降低到以前的水平，或者仍然高于这一水平，那就取决于上述耕作情况了……“当人口受到刺激时，所产生的结果往往超过当时情况所需要的程度：尽管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人口与维持工人的基金的比例将比资本增加以前大。于是，就会发生一种反作用，工资就会降低到自然水平以下，并一直继续到供给和需求恢复往常的比例时为止。”最后，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和对原产品的课税，谷物价格会上涨，但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并未改变[产品]的产量和工人人数，所以劳动的货币工资会提高；这对实际价值［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工人的实际报酬”。——编者注］并无影响……对[原产品]的课税使工人［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工人阶级”。——编者注］受到的损害，等于任何其他赋税使他们遭受的损害：“赋税可能侵占维持劳动的基金，从而妨碍或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第176—181页〔第136—141页〕，上面关于赋税的影响的引文的最后一部分在第183页〔第141页〕）。
“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规则地增加时，工资会提高，而谷物价格依旧不变或上涨得较少；为什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减少时，工资会下降，而谷物价格依旧不变或下降得很少，并且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原因在于，劳动这种商品的数量不能随意增减。”如果对帽子的需求增加，帽子的价格就会上涨，但是[Ⅷ—49]时间不会很长，因为很快就会得到相应的供给。但工人的情况就不同：工人人数不可能迅速随着资本的增减而增减……“因此，当维持劳动的基金迅速增加时，却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才能严格地调节劳动价格。”（第181—182页）〔第140页〕
（[工人人数]可能由于机器的采用而“十分迅速地”增加，因为机器的采用会相对地增加工人的人数。）
“如果工人只消费谷物，如果他所得到的那份谷物额是最低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些理由假定，付给工人的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再减。但是，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时，劳动的货币工资”往往［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有时”。——编者注］“完全不增加，而且从来也不会按比例增加，因为谷物虽然是工人消费品中的重要部分，但毕竟只是一部分。假定工人的工资，一半用在谷物上，另一半用在肥皂、蜡烛、燃料、茶、糖、衣服等等上，也就是用在[价格]没有上涨的商品上；那么，在每蒲式耳谷物值16先令的时候，他得到1+（1/2）蒲式耳小麦或24先令，和在每蒲式耳谷物值8先令的时候，他得到2蒲式耳小麦或16先令，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工资只增加50％，而谷物的价格则上涨100％”（第360—361页）〔第260页〕。
（这一点应该知道，特别是关于赋税的地方，因为李嘉图自己也承认，工资是能够经常被压低的。甚至由谷物构成的那一部分工资，尽管它已达到最低限度，仍然可以进一步压低，因为可以用马铃薯代替谷物，或者象在苏格兰那样，可以用黑麦代替小麦等等。）
机器对工资的影响
李嘉图说，当初，他原先的看法是这样：
由于采用机器，商品变得便宜了。因此，工人阶级就有可能“用同样的货币工资买到更多的商品。工资不会降低，因为资本家仍然能够需求和雇佣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虽然他也可能不得不用它来生产新的商品，或者至少是用它来生产多少有些不同的商品。如果由于使用［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使用改良的机器”。——编者注］机器，等量的劳动所生产的袜子等于以前的四倍，而对袜子的需求只增加了一倍，那么，一部分工人就必然会从织袜业中被解雇。但是，由于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继续存在，而且资本的所有者把资本投在生产上对自己有利，所以我认为，这种资本会被用来生产其他有用的商品，面对这种商品也必然会有需求的”。因此，对劳动的需求不变，工资不变，而商品的价格由于采用机器而降低了（第467—468页）〔第332页〕。“但我现在深信，用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往往是极为有害的。”（第468页）〔第332页〕“我的错误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假定社会的纯收入增加时，其总收入也会增加。但是，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从中取得他们的收入的那种基金可能增加，工人阶级所依靠的另一种基金却可能减少。由此可见，使国家纯收入增加的那种原因，同时也能使人口过剩，从而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第469页）〔第332—333页〕
现在，[李嘉图]证明，
在采用机器的时候，首先可能生产较少的总产品（工人是依靠总产品来维持的），并且同样人数的工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又能找到工作：“生产的增加以纯产品的形式所提供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同从前以总产品的形式存在的数量相等”（第471—472页）〔第334页〕。在采取机器以后，工厂主生产的产品将会比以前减少；“因为产量中为支付大批工人工资而出卖的那一部分，现在雇主已经用不着了”（第472—473页）〔第334—335页〕。“工人阶级认为采用机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并非基于成见与错误，而是符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的……如果生产手段由于采用机器而得到改良，使一个国家的纯产品增加得很多，以致总产品不减少，那么，一切阶级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大大改善，原因是：（1）对家庭仆役的需要会增加；（2）纯产品如此丰富，可以刺激人们将收入积蓄起来；（3）用他们的工资购买的一切消费品价格低廉。”（第474—475页）〔第336页〕。“用收入而不是用国家的资本来进行的战争，有助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它需要更多的人。”（第477页）〔第337页〕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参加到跟其他劳动者的竞争中去，因此，“工资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大大恶化”（同上）〔同上〕。[Ⅷ—49][124][Ⅷ—53]“如果我在我的农场本来雇用100人，后来发现，把原来给与50人的食物用来养马，在付了买马资本的利息以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原产品，那么，用马来代替人对我有利，于是我就会这样做。但这对于工人将是不利的，除非我所得的收入增加很多，足以使我”兼用人和马，“否则显然人口将会过剩，工人的生活状况就会普遍下降。”（第478页）〔第337—338页〕但是，改良的机器的“发明是逐渐出现的，其作用与其说是使资本从现在的用途中转移出来，不如说是决定被积蓄和被积累的资本的用途”（同上）〔第338页〕。“资本和人口每有增加，食物的[价格]就会因为生产它们更加困难而普遍上涨。食物[价格]上涨的结果是工资的提高，而工资每有提高，就有一种倾向，把被积蓄起来的资本比以前更多地投在机器的采用上。机器和劳动经常在竞争，劳动[价格]上涨之前，机器往往是不会被采用的。在容易取得人类食物的美洲和其他很多国家里，采用机器的吸引力不象在英国那样大，因为在英国食物很贵，而生产食物需要很多劳动。劳动[价格]提高的原因并不会提高机器的价值，因此，资本每有增加时，其中大部分总是用在机器上。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继续[增加]，但不会与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比率必然是递减的比率。”（第478—479页）〔第338页〕[125]“改进机器的结果，总是使按商品计算的纯收入增加，这种增加会导致新的积蓄和积累。这种积蓄是逐年进行的，不久必然会创造出一笔基金，其数额远大于当初由于机器的发明而引起的总收入的损失。这时，对劳动的需求将和以前一样大。”（第480页）〔第339页〕
工资税
“工资税使工资提高，因而”使资本的利润“降低”。“对必需品的课税必然使必需品的价格提高，而工资税则不然。因此，负担工资税的，是[劳动]的雇主，而不是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也不是任何别的阶级。工资税完全是利润税，必需品税则部分是利润税，部分是对富有的消费者的课税。所以，工资税的最后结果同直接利润税的结果完全一样。”（第245页）〔第183页〕“商品的市场价格最后总是由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的，而后者本身又取决于生产的便利程度，但产量却不与生产的便利程度成比例。”（第248页）〔第185页〕“‘劳动价格可以清楚地说明社会对于人口的需要’〈马尔萨斯语〉……但是，如果工人的工资原来只能供养必要的人口，那么，对工资课税以后，就不够”抵补这笔开销了……“因此，只有提高工资，劳动的供给才不致中断。”（第250—251页）〔第186—187页〕“如果对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减少，而其数量又不能减少，那么，它的价格就不能与税额成比例地上涨，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样的原因也往往影响到工资。工人人数不能按照雇用他们的基金的增减的比例而迅速地增减，但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对劳动的需求未必会减少，即使减少，也不会与税额成比例。课税所得的款项也由政府用于维持工人。”（第252页）〔第187—188页〕“只有一小部分赋税会因对劳动需求减少而由工人自己支付。因为每一种赋税都有使劳动需求减少的趋势。”（第269页）〔第199页〕
（李嘉图在这里，象在别处一样，总是谈到不变资本，它可以从一个企业撤出，投入另一个企业。例如，李嘉图认为：
如果盐税使法国的盐的生产减少一半，那么，资本也只能有以前的一半用在盐的生产上，而另外一半则用于其他商品的生产。
[126]
然而，正是在象法国那样的国家里，大部分资本是由同农民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少量的农民固定财产构成的。因此，如果象盐税那样的赋税把盐的生产缩小了，那么，资本就化为乌有，而决不会游离出来作其他某种用途。）
再论利润和工资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货币工资并不随着原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因为工人可以满足于较少的享受品。诚然，工人的工资水平可能本来就很高，因而经得起某种程度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下降就会被遏止，但是，不可能设想，在必需品价格逐渐上涨时工资的货币价格却下降或者保持不变”（第117—118页）〔第99—100页〕[Ⅷ—53]。
[127]
（Ⅴ）论利润
利润率的不断变动。产品价格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Ⅷ—56]“耕种调节[谷物]价格的那一等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和生产[工业品]的工厂主，他们的商品的全部价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的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工资。”（第107页）〔第92页〕“假定谷物和工业品始终按同一价格出售，那么利润的高低就会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如果现在谷物价格提高是因为生产谷物需要更多的劳动量，那么，工资就会提高，利润就会降低。”如果工厂主出售他的商品得到1000镑，那么，他的利润就取决于工资是800镑还是只是600镑。原产品[价格]的提高同样也影响到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为为此“他要支付地租，或者为了得到同量产品而使用追加工人”，而原产品价格的上涨只够弥补这两种追加的开支之一，但“不会为他补偿工资［注：在手稿中是“原产品”。——编者注］的提高”（第108页）〔第92—93页〕。“无论归于农场主的产品是180、170、160、还是150夸特，他总是得到”——无论是起初从180夸特那里，以及后来从170夸特等等那里——“720镑[128]，因为谷物价格的上涨与数量成反比。”（第112—113页）〔第96页〕“利润决不能高到从这720镑中取出那样大一部分，以致余数不足以给工人提供绝对必需品；但工资也决不能提高到使这个总额不剩下一部分作为利润。”（第113页）〔第96页〕“我们没有考虑年成好坏所引起的偶然变动，也没有考虑人口状况受到突然影响而造成的需求增减所引起的偶然变动。我们所谈的是谷物的自然的和不变的价格。”（第114页）〔第97页注〕“因此，租地农场主保持低的原产品自然价格对他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另一方面”，作为[雇佣]劳动使用者（第114页）〔第97页〕。“只有少数商品的价格不受原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为总有一部分原料”是商品的构成成分。商品[价格]“所以上涨，是因为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花费了更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工厂主对其雇用的工人支付了更多的工资。在一切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在商品上花费了更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珠宝制品、铁器、银器和铜器不会涨[价]，因为它们的成分中没有地面上的原产品”（第117页）〔第99页〕。“用工资购买的，除开食物以外的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利润产生一样的或者大致一样的影响。”（第118页）〔第100页〕如果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自然价格，那么，这个特殊生产部门中的利润当然就超过一般的利润水平。“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结果。”（第118—119页）〔第100页〕“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需品的价格，而必需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物的价格。”（第119页）〔第101页〕
“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了生产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势，这种重力作用，由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由于农业科学上的发现而时常受到抑制，这些改良和发现”使生产费用降低（第120—121页）〔第101页〕。随着食物的自然价格的增长，“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也上涨，这种上涨是制造这些商品所用原料的价值增加的结果，自然会进一步使工资提高，并使利润下降”（第122—123页）〔第103页〕。
“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能生活一样，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没有利润也不能生活。他们的积累动机会随着利润的每次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能相应地补偿”他们用于生产的资本必然会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的动机就会完全停止”（第123页）〔第103页〕。此外，利润率的降低比上面计算中假定的要迅速得多，因为如果产品的[价值]大大提高，那么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价值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他的资本必须由许多价格已经增加的商品组成。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他原有资本的6％，那么现在就只有3％。例如，3000镑按6％计算为180镑[利润]，6000镑按3％计算也是180镑[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持有6000镑的新租地农场主要经营农业就只有接受这种条件”（第123—124页）〔第103页〕。
一部分工厂主同样会得到一些补偿。“啤酒业者、烧酒业者、毛织厂主、亚麻厂主减少的利润，由于他们储存的原料和成品[Ⅷ—57]价值提高，会得到部分的补偿”；但是，金属制品、珠宝制品等等的工厂主以及其资本完全由货币组成的人，他们就得不到这样的补偿（第124页）〔第104页〕。
另一方面，“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10万镑，而利润率从20％降到19％，18％，17％，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2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1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3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20万镑的19％大于10万镑的20％；30万镑的18％大于20万镑的19％；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又降低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额减少。例如，假设积累达到100万，利润为7％，利润总额就是7万镑；如果现在100万镑再加上10万镑，而利润降到6％，那么，虽然资本总额从100万镑增加到110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66000镑，或者说，少了4000镑。”（第124—125页）〔第104页〕“但是，只要资本提供利润，资本的积累就不能不既增加产品的数量，又增加产品的价值。多投10万镑的追加资本，并不使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降低其生产力。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一定会增加，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不仅由于在原有产品量上加上了追加量的价值，而且还由于生产最后那一份土地产品的困难加大而使全部土地产品得到了新价值。不过，在资本的积累已经很大时，尽管有这种增加的价值，其分配方式会使归于利润的价值比以前少，归于地租和工资的价值将增加”……在一定的阶段上，“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所得到的比这一追加的产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的地位，甚至能够侵占资本家原有利润的一部分……唯一得到利益的是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得到”更多的产品，而且产品又包含着更大的价值……增加的工资，对工人来说，是有名无实的，而[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虽然生产出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后所剩余的部分中被生产者消费的却占更大的比例，而规定利润的正是这个比例，而且也唯有这个比例……支付地租以后留下来准备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产品中归工人所有的将占更大的比例。每一工人所得到的可能减少，但随着租地农场主所保留的全部产品的增加，工人就会增加，所以在全部产品中就会有更大部分的价值为工资所吸收，而作为利润的那部分的价值则会减少。”（第125—128页）〔第104—106页〕
因此，利润率“都取决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注：在李嘉图著作中加上“或用不支付地租的资本”。——编者注］生产［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为工人提供”。——编者注］“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因此，积累的效果是因国而异的，并且主要是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第128页）〔第106—107页〕。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黄金是本国的产品，还是非本国的产品，“商品的货币价格不会由于工资提高而提高”。但是，我们假定，发生了另外的情况，即商品的价格由于工资的提高而上涨，那么，工资的提高仍然会导致利润的降低。“假定制帽业者、织袜业者、制鞋业者每人都多付了10镑工资”，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都上涨了10镑，因此，“他们的景况并未变得更好些。如果织袜业者出售自己的袜子所得到的是110镑而不是100镑，那么，他的利润还是同以前一样的货币额，但是他”用这110镑“所能交换到的帽子、鞋子或任何其他商品都将减少1/10，并且因为他用以前的积蓄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因工资增加而减少，所能购买的原料也因价格上涨而减少，所以他的景况并不会比他在货币利润实际减少，但一切物品都保持原有价格时更好……事实上，只有用来估量价格和利润的中介物的价值降低了”（第129—130页）〔第107页〕。
利润和工资的关系
“工资可能提高20％，而利润也因此按或大或小的比例降低，但这不会引起”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的任何变动”（第23页）〔第22页〕。“利润取决于工资，不过不是名义工资，而是实际工资；不是一年内付给工人的镑数，而是为获得这些镑所必需的工作日数。因此，虽然一国的工人每周得10先令，而另一国的工人每周得12先令，两国的工资仍然可以恰好相等[Ⅷ—58]，工资对地租以及对从土地所取得的全部产品的比例也可以恰好相等。”（第152—153页）〔第121页〕
“工资分得的份额越小，利润分得的份额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第500页）〔第352页〕
李嘉图的大多数论敌，例如象威克菲尔德[129]等人，都断言他不能说明[价值]的余额。例如，一位工厂主把30镑用在原料上，20镑用在机器上，50镑用在工资上，总共用了100镑。他出售他的商品得到110镑。这10镑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定工厂主现在把50镑用在机器上，30镑用在原料上，20镑用在劳动上，总共用了100镑，他出售自己的商品仍然是得到110镑。这10镑同工资有什么关系呢？须知工厂主的利润取决于他的100镑卖到多少镑，而不取决于劳动花去他多少镑。那么，利润是取决于商业吧？可是，是谁把这10镑支付给工厂主呢？是商人。然而这位商人又是从谁那里取得这偿付的10镑的？是从另一位商人那里。这另一位商人又是从谁那里取得的呢？归根到底，是从消费者那里。但谁是这个消费者？必然是土地所有者、工厂主或工人。如果是土地所有者，他是用什么来支付的？是用他的地租。如果是工厂主呢？他是用自己的利润来支付。如果是工人，他是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但是，地租和工资，本身就是工厂主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他能在商业中得到100镑之外的10镑，只是因为他或另一个工厂主当初在生产中已经创造了这10镑。这是十分清楚的。商人们，最后还有生产者们，可能互相欺骗。如果全部余额是100，在交换中，一个人可能从这全部余额中得到20，第二个人得到40，第三个人得到10，第四个人得到8，第五个人得到6，第六个人得到4，第七个人得到2％等等。但是，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他们以欺诈的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平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决不能说明这一余额的。
同样[可以说]，一个阶级即工业家阶级可以对土地所有者阶级进行欺骗而使一个国家里的利润不断地增大。但是，每一个有产阶级的原有收入必然来自生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是利润或工资中的一个扣除额。
或者，也许有人会说，总产品增加了。资本家在生产中投入了100，而得到的是110的产品。因此，他在抵偿自己的一切费用之后，在他手里还留下10。但是，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为了使利润的价值增长，必须存在着降低了价值的第三者。如果说，资本家在100当中，以30用于原料，20用于机器，50用于工资，然后把这100出售而得到110，那么，人们忘记了，如果资本家不得不支出60用于工资，在出售价格为110的情况下，他就根本得不到任何利润，无论是8或2％等等。他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别的产品，而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比如说，他出售包含着20个工作日的产品，换来别的产品。余额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资的价值按同一比例降低[130]。
资本的积累
[Ⅷ—59]“当人口对生活资料发生压力时，仅有的补救办法是，或减少人口，或更迅速地积累资本。在一切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富庶国家中，后一种补救办法既不是十分切实可行的，也不是非常值得向往的，因为这种办法如果推行过度，其结果会使所有的阶级陷于同样的贫困状态中，但在贫穷国家中，这是消除灾害的唯一办法。”（第94—95页）〔第83页〕
贸易对利润的影响
对外贸易的影响。
“资本积累有两种方法：增加收入或减少消费。如果我的支出照旧不变，而我的利润由1000镑增加到1200镑，那么，我每年的积累就会比以前多200镑。如果我的利润照旧不变，而我从支出方面节省200镑，也会发生同样的结果：在我的资本上每年增加200镑……如果由于采用机器而使我用收入所购买的全部商品的[价值]下降20％，我就能够象我的收入增加20％时同样有效地进行积蓄；但在一种情况下，利润率是停滞不动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提高20％。如果由于输入”外国的粮食［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廉价的外国商品”。——编者注］，“我能够节省我的支出20％，其结果就完全象机器降低了它们的生产费用一样，但利润不会增加。因此，虽然市场的扩大可以同样有效地增加商品的总量，从而使我们能够增加为维持劳动和为[获得]劳动所利用的原料之用的基金，但利润率的提高却不是市场扩大的结果……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者由于机器的改良，工人的食物和必需品能按降低了的价格送上市场，那么利润就会增加”。否则，利润就不会增加……“葡萄酒、天鹅绒、丝绸及其他贵重商品的价格即使降低50％，工资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利润也会保持不变。所以，对外贸易虽然对国家极为有利，因为它增加了用收入购买的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并且由于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而为节约和资本积累提供刺激，但是，如果进口的商品不属于用工资购买那一类商品，就根本没有增加、提高利润〈即利润率〉的趋势。”（第135—138页）〔第110—112页〕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从商品产地取得商品，把它运往另一个消费它的地点。所以商业使我们能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这话说得对，但是，商品是怎样取得这个追加的价值呢？是在生产费用上首先加上运费，其次再加上商人预付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之所以有更大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增加的原因一样，因为它在被消费者买去以前，在生产上和运输上已经费去更多的劳动。这不能算作商业的一种好处。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商业的全部好处归结为使我们能够取得更有效用而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的一种手段。”（第309—310页注）〔第225页注〕
国内贸易的影响。
“以上关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利润率决不会由于分工的改进、机器的发明”，交通的进步，“或者在商品制造或运输上采用任何节约劳动的方法而提高。所有这些原因都影响价格，对于消费者极为有利”，因为他用同样的劳动或用同样劳动的[产品的]价值换来更多的商品；“但是，它们对于利润却绝对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工资的任何降低都使利润提高”，
（所以，[Ⅷ—60]即使工资降低是由食物[价格]下降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也是一样），
“但是对于商品价格毫无影响。前一种情况对一切阶级都有利，因为一切阶级都是消费者；后一种情况只对生产者有利；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但一切物品的价格仍旧不变”（第138页）〔第112页〕。
贸易进程中的突然变化
“在富强的国家，大量的资本都投在机器上；而在较贫穷的国家，按比例来说，固定资本较少，流动资本多得多，因而”手工劳动占支配地位“因此，在富强的国家，商业和工业上的突然变动所带来的灾难，比在较贫穷的国家大”。把流动资本从使用它的部门中抽出来而转投入另一个部门，比固定资本容易。“为一种目的而制造的机器，往往不能转用于另一种生产的目的；但一个部门的工人的衣服、食物和住房却可以用来维持另一个部门的工人的生活。或者说，同一个工人虽然改变了他的职业，但可能得到同样的食物、衣服和住房。然而，这是富裕国家必须容忍的不幸。为这种不幸而埋怨，就好比一个富商为了他的船只在海上会遇到各种危险，可是他的穷邻居的茅屋完全没有这种危险而长吁短叹一样，是没有道理的。”（第311页）〔第226页〕
积累对利润和利息的影响
“如果没有某种引起工资提高的持久的原因，任何资本积累都不能使利润持久地降低……亚·斯密把”利润［注：在手稿中笔误为“工资”。——编者注］“的下降归因于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引起的竞争……但是，当资本增加时，运用资本实现的工作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一个国家都不会得不到使用……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在荷兰，利润所以降低，是因为这个国家“消费的谷物几乎全部必须从国外输入”，此外，由于“对工人的必需品征收重税”，所以提高了工资（第338—340页）〔第246、247页注〕。
（李嘉图在这里忽略了我们以前在考察他的价值规定 ［注：见本卷第117—119页。——编者注］时已经指出过的事实，即交换是价值规定的一个本质的条件。当然，资本家可以经常地同工人进行交换。但是，资本家只有当他交换工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带来利润时，他才肯同他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有它的界限，这界限就是他人购买国内甚至世界市场上某个市场所能生产的某种特定商品的资力和需求。正是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
李嘉图针对亚·斯密的下述论点：
一部分资本[生产]的“过剩产品，必须输出国外，以换取国内有人需要的某种物品”，
进行反驳说，
谁强迫我们“生产出过剩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呢”？如果使用在它们的生产上的一部分资本无利可图，“资本就会转移到某种”
（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某种”一词）
“更为有利的使用领域”……市场的商品充斥只能是某种特殊商品，而绝不可能是一切商品……“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引起利润”在食物价格低廉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人口增加快得多，这时工资高，而利润却低……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海运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Ⅷ—61]在这一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中要大一些”（第341—344页）〔第248—249页〕。
（李嘉图用他的“制造一些他种商品”进行的答辩是极其贫乏的。他说：
“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
（而且对外贸易断绝了），
“难道我们不能自己试制吗？如果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生产更多的呢绒或我们需要的某种其他物品吗？”（第346页）〔第251页〕）“虽然利息率归根到底总是由利润率调节的，但也会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发生暂时的波动……当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供给增多或需求减少，或者由于货币价值提高而下跌时，工厂主不愿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他的为数很大的成品就会积压起来。他一向靠出售自己的商品来支付的日常付款，现在就得设法借款支付，而且常常必须支付高额的利息率。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由于]银行滥用职权而造成的货币量的增加，虽然归根到底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但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影响利息。“公债券行市不是判断利息率的可靠标准。”在战争时期，公债的发行如此频繁，以致“有价证券的行市来不及在公平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对政治事件的预测也会发生这样的影响。“相反地，在和平时期，抵偿基金的作用和”一些人［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特殊种类的人”。——编者注］“不愿把自己的资金从他们一向习惯的、他们认为稳妥的而又能按期得到股息的投资领域抽出，使有价证券的行市上涨，从而就使它的利息下降到市场水平以下”。此外，“政府对各种有价证券支付不同的利息。本金100镑利息为5％的证券”常常“可按95镑出售，而每年只有4镑11先令3便士利息的100镑国库证券”，常常［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有时”。——编者注］“可卖100镑5先令，因为银行家需要这些国库证券的一定部分作为稳妥而又可以随时变卖的投资”（第349—351页）〔第253—254页〕。
论总收入和纯收入
“亚·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而非大量纯收入中所得到的利益”，
（由此也就夸大了把大部分资本或全部资本使用在农业上的利益）。（现在李嘉图反对这种看法。）（由此，亚·斯密[131]也提出把产业部门按其有用性来排列：农业，制造业，最后是用于对外贸易的资本。）
“一国的全部产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工资，另一部分为利润，第三部分为地租。只有从后两部分中才能扣出赋税和积蓄。对于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用100个工人还是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万镑还是卖2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一国维持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劳动的能力必须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000万人所必需的食物和衣着，那么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假如生产同量的纯收入需要700万人，也就是说，要用700万人来生产足够1200万人用的食物和衣着，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海陆军增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赋税多收一个基尼。”（第415—417页）〔第297—298页〕“在各种行业在各国间的分配中，贫国的资本自然将用于能在国内维持大量劳动的行业，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容易获得增长着的人口所需的食物和必需品。相反地，在富国中，那里的食物昂贵，在自由贸易时，资本自然将流向在国内只需维持最少数量劳动的部门，例如，海运业，同遥远的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以及需要昂贵机器装备的部门，流向利润同资本成比例，而不是同所使用的”手工“劳动成比例的部门”（第418页）〔第299页〕。[Ⅷ—62]“区别总收入和纯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赋税都必须从社会纯收入中支付。假定一个国家在一年中能够向市场提供的全部商品即全部谷物、原产品、工业品等等价值为2000万，为取得这个价值需要一定人数的劳动，而这些工人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要花费1000万。这个社会的总收入是2000万，纯收入是1000万。根据这个假定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工人得到的劳动报酬只能是1000万；他们可能得到1200万，1400万或1500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从纯收入中[得到200万、400万或500万]。余下的就会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但是全部纯收入不会超过1000万。假定这个社会纳税200万，它的纯收入就会减到800万。”（第512—513页）〔第362页〕
利润税
“对奢侈品所课的税，只会落在这些奢侈品的消费者身上。”对必需品所课的税，只要它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它就不仅落在作为消费者的雇主身上，而且也会影响利润率（第231页）〔第173页〕。“对于利润的不公平的课税，将使承担这种税的商品涨价……如果在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按利润的比例课税，那就会提高一切商品的价格。如果为我们提供造币材料的矿山也在国内，并且对矿主的利润也课税，那么，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不会提高……如果货币不课税，因而保持了它的价值”，那么，等量资本获得的等量利润都缴纳等额的赋税。“如果税额为100镑，那么，帽子、呢绒和谷物的价值都各增100镑。如果制造帽子的工厂主从他的帽子上所得的利润不是1000镑，而是1100镑，并向政府纳税100镑，那么，他还有1000镑的余额可供他自己消费。但是，因为呢绒、谷物以及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由于同一原因而上涨，所以帽子工厂主用他1000镑所能买到的，并不比他过去用910镑所能买到的多，这样，他将通过减少个人支出以应国家的需要。他通过纳税，把本国的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交给政府支配而不是自己使用。如果他不把这1000镑花掉，而是把它追加在他的资本上，那么，他就会发现，由于工资提高，原料和机器的费用增加，这1000镑的积蓄并不比以前910镑的积蓄多。”（第232—233页）〔第173—174页〕“但是在货币不纳税的情况下。虽然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不会按同一比例上涨；在纳税前和纳税后商品相互间的[价值]比例不会相同……我们曾经指出，两个工厂主使用的资本额可能完全相等，由此获得的利润额可能完全相等，但他们的商品的售价，将根据他们所用资本的消费和再生产的快慢而极不相同。”在这里，赋税不论是直接课加在收入上，还是“按照生产商品所用的资本课加在商品本身上，都会改变以前的比例”（第234—235页）〔第175—176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有赋税的国家内，货币因数量不足或过剩而产生的价值变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一切商品的价格……“如果在此情况下，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按货币价值下降的比例上涨，那么利润就会不相等。”（第236—237页）〔第176—177页〕
机器和赋税。对利润的影响
“使国内工业得到改进的机器的发明，总是具有提高货币的相对价值从而鼓励货币输入的趋势。相反地，对制造业者或农产品种植者所课的一切赋税，对他们设置的障碍的任何增加，则有降低货币的相对价值从而鼓励货币输出的趋势。”（第243—244页）〔第181—182页〕
原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
任何被课税的商品都按税额而提高了价格（第281页）〔第207页〕。为了弥补战时支出而借款，例如2000万镑。这笔款项被消费掉。这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抽出的”。每年为偿付这笔债款的利息而课征的税款100万镑，[Ⅷ—63]只不过是一种转移，是“从支付这100万镑的人的手中转到了收受这100万镑的人手中，即从纳税人手中”转到了收税人［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公债债权人”。——编者注］手中而已。“实际的支出是这2000万镑，而不是为这笔款项而必须支出的利息。利息支付与否都不会使国家更富或更穷。”政府为了还债，也可以一次征收2000万镑。“但这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第282—283页）〔第208页〕。
（但这样就证明，那些贷款给政府的人，贷出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货币，而是纳税人的货币，他们自己是或多或少地免于纳税的，因而，这全部交易只是一种假象。但有人会说，赋税落在商品价格上，因而任何人，不论他是消费者还是雇主，都会受到影响。二者当中必有一个是有产者。但是，第一，我们可以假定，雇主从不贷款，总是借款。这是一般的规律。在相反的情况下，一国的资本怎么能够再生产出来呢？如果占总数三分之一的那部分雇主，不把未用于生产的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把自己的资本用于非生产方面，一国的资本怎么能够再生产出来呢？可见，第一种情况——雇主——并不存在。现在剩下的只是消费者了。第二，如果贷款人是吝啬的，或者在国外消费他的债息，那么，他作为消费者只负担价格上涨的很小一部分，或者丝毫也没有负担。他只是迫使其他纳税人给政府1000镑，2000镑等等的贷款，例如，去进行反革命的战争，虽然这些纳税人可能非常厌恶这种战争。可见，贷款人给政府的贷款中，他一文钱也不用支付。他贷给政府的款只是无知的群众的钱。其次，这种主体的消费与由他自己决定让政府来支配的国内年产品总额是根本不成比例的。这个总额如何分配，赋税落在谁身上和赋税如何不以同一程度提高价格，这一切纯粹是偶然的，而且事情一旦涉及到群众[居民]，就必然影响到群众所消费的商品，因而正好是贷款人按其职业很少消费的那些商品。那些不以贷款为职业，而是以贷款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在这里完全没有加以考察。最后，在战争等等结束以后，由于不必在这里加以考虑的一些原因，一切东西，无论是谷物还是工业品，其价格都将下跌。因此，对商品的课税——在一切都受着赋税压力的情况下，这本来就纯粹是有名无实的——就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下跌。因此，贷款人不仅每年收回贷出的资本（永久国债对他的补偿大于带来普通利息和利润的资本），而且在质上和量上都同样地增加了他的资本。因此，国债债权人不仅贷出他人的货币，而且是在他人从来不可能有的对他最有利的条件下贷出的。其他人支付货币，他回收货币。他把赋税加在国民身上，他自己则全部或绝大部分免税，他把赋税变成了自己收入的源泉。因而，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观点来看，国民甚至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没有偿还国债的义务。而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一点连说也不应该说”。）
[Ⅷ—64]诚然，李嘉图认为：
如果政府要求我立即一次支付2000镑，而不是每年支付100镑，那么，我也许就不得不向私人借入2000镑并每年支付给他100镑的利息，而不去动用自己的生产资本（第283—284页）〔第208页〕。
我把这些货币付给私人或者付给政府，有什么区别呢？李嘉图自己作了回答：
“国家贫穷，正是由于政府和私人的过多开支，也是由于借债。”（第285—286页）〔第210页〕
但是，我的亲爱的，什么东西能向您保证，政府将顺利地向每个人一下子就征收例如1000法郎呢？那么是谁向政府提供“过多开支”的资金呢？还不正是那些证券经纪人和货币投机者把不属于他们而属于社会上其他群众所有的货币借给政府的吗？他们事前就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仅丝毫不会吃亏，而且还会得到好处。
当然，公债也应该从另一种观点来加以考察。
“如果抵偿基金不是从国家收入超过国家支出的部分中取得的，它就不能减轻债务。”（第288页）〔第211页〕“公债券持有者的资本决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本，它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
（即纯粹的虚构）。
“如果他想把有价证券卖掉，并将卖得的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他就只有使购买他的有价证券的人的资本离开某种生产用途才能做到。”（第289页[注］）〔第212页注〕
生产者支付的赋税
（第457—459页）〔第325—326页〕
[这一章]除了反对萨伊和西斯蒙第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评论以外，没有什么内容。
房屋税
“除了黄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商品，它们的数量不能迅速减少。因此，如果这些商品价格的提高引起了需求的减少，那么，对这些商品所课的税就会落在它们的所有者身上。房屋税就属于这类赋税：虽然房屋税是向房客征收的，但却常常因为租金的减少而落在房主身上。土地产品”以及工业品都是“年年消费，年年再生产的。其他许多商品也是这样。由于它们的数量因此可以很快地和需求取得平衡，所以它们的[价格]不可能长期地超过自然价格。但是房屋税可以被看作是由房客支付的追加的租金。因此，这种赋税的趋势是：减少对提供等量年租金的房屋的需求，而不减少其供应。因此，租金下降，一部分赋税将由房主支付”（第226页）〔第169页〕。
（Ⅵ）论赋税
由资本或收入负担的赋税
“赋税归根到底是从一国的资本或收入中支付的……如果该国年生产量能补偿其年消费量而有余，那么，它的资本就会增加；当它的年生产量甚至不能补偿年消费量时，它的资本就会减少。因此，资本可以由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消费而增加。”赋税是否落在收入上，是否不损及国家资本，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赋税是否落在资本上，从而是否使预定用于生产消费的基金减少，这取决于生产的增长或人民消费的减少是否与政府的消费相适应。“一国的全部产品都是要被消费的”，但是由再生产它们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种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种价值的人消费”。——编者注］，“这中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当我们说节约收入并把它加到资本上时，意思就是说，加到资本上的那一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劳动者而不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的……一国的资本减少，它的生产也随着减少，因此，如果政府和人民的非生产支出继续不变，而年生产量又不断下降，那么，资源就会日益减少”等等。“英国政府”在大陆战争期间［注：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最近二十年间”。——编者注］的“支出虽然浩大，但国民生产的增长足以补偿而有余……任何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Ⅷ—65]的趋势……如果赋税落在资本上，那么”，它就直接妨害生产活动。“如果赋税落在收入上，它就会使积累减少，或者迫使纳税人相应地减少他以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产性消费，以补偿税款”……对资本所课的赋税也可以落在收入上，如果我相应地减少自己的支出的话（第162—165页）〔第127—129页〕。“任何形式的课税，都只是对各种流弊进行选择的问题；如果它不影响利润或其他收入来源，它就一定会影响支出；假使赋税的负担平均，并且不妨害再生产，那么，赋税不论落在什么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守财奴可以逃避支出上的赋税，但他不能逃避利润税，不论是直接的利润税还是间接的利润税……如果我有1000镑年收入，必须纳税100镑，那么，我究竟是直接从我的收入中支付100镑，给自己留下900镑，还是在购买农产品或工业品时多付100镑，对我都是无所谓的。”（第184—185）〔第141—142页〕“任何事情，只要它会提高需求非常普遍的商品的交换价值，都会妨碍耕种和生产。但这种弊病是和课税不可分割地连系在一起的……每种新的赋税都会成为生产的一种新负担，并使自然价格提高。一国中原先由纳税人支配的那部分劳动，现在落入国家手中，因而不能用于生产。”（第206页）〔第156页〕“对利润征课的局部[132]的赋税决不会落在纳税的部门身上，因为企业主可以停止他[在该部门中]的活动，或者为这赋税取得补偿。”（第210页）〔第158页〕“赋税决不能摊派得那样平均，以致能按同一比例影响一切商品的价值并仍然保持它们原来的相对价值。”（第276页）〔第204页〕“对必需品的课税没有什么特别的弊害。利润确实是降低了，但降低额只等于工人缴纳的税额，而这一税额无论如何是必须由他的雇主或他的劳动产品的消费者负担的。”（第384页）〔第277页〕
商品价格由于课税而上涨和货币
“如果商品的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课税而不是由于它们生产上困难的增加，那么，要使同量的商品流通”就不需要“更多的货币”。如果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我用相同的价格只能消费较少的数量。多余的数量由政府来消费。政府购买这些商品所需的货币是由对特殊商品的课税而得到的。工厂主或租地农场主从公众手里得到这种税。隐蔽的实物税（第242—243页注）〔第181页注〕。
（Ⅶ）摘自序言（本书开头部分）
“土地产品——联合运用劳动、机器和资本而从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社会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需资本的所有者、进行耕种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全部土地产品以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分配给其中每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地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以及劳动者的技能与机巧和农业上使用的工具。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序言开头）〔第3页〕[Ⅷ—65]
[133]
写于1850年12月，1851年3—4月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附录》1941年莫斯科德文版
原文是德文
[97]本卷发表的马克思于1850年12月和1851年3—4月所写的四本手稿，是专门论述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侨居伦敦，着手进行新的一系列经济学研究，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批判研究。马克思在1851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46页）。1844—1845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就已写了1835年让·巴·萨伊所出版的李嘉图该著作法译本的提要。在五十年代初，马克思仔细研究了1821年即李嘉图逝世前两年英国出版的第三版（生前最后一版）。
发表的手稿包含在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本中，这些摘录来自各不同作者的著作、官方文件、期刊，主要是关于经济问题的。这些笔记本有许多被保存下来了，马克思还把其中的二十四本用罗马数字编了号。在第Ⅳ本笔记本中有李嘉图著作的摘录，是专门论述李嘉图的货币原理的。在第Ⅷ本中有李嘉图整个著作的详细提要。最后，在个别的摘录笔记本中，有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土地税观点的评注，以及李嘉图著作的名目索引草稿。
马克思所作的李嘉图著作的摘要，或者是用直接引文的形式（常常是自己翻译为德文，再加上英文的词和整个句子），或者是用叙述李嘉图的意思的形式。如果马克思所作的某一引文是缩写的或者是用自己的话改写的，那么，在本版中，该引文的译文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有引文都放在引号内，即使手稿中有些引文没有引号。
编者所加的标题用星花号标明，而正文中必要的补充则加在方括号内。马克思手稿笔记本的号码在方括号内用罗马数字表示，手稿的页码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在把正文译为俄文时，纠正了手稿中明显的笔误，同时，一切比较重要的纠正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中，也指出了手稿正文同李嘉图著作正文有重大偏离的地方。
马克思自己对他所作摘录和提要的评论，以及他所加的标题和小标题，都用大号铅字刊印，正文的其余部分则用小号铅字刊印。——第72页。
[98]下面所引马克思的摘录是关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的。这些摘录在摘录本的最后几页上，在本子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着：“第Ⅳ本。伦敦。1850年11月。1850年12月。”——第73页。
[99]这个标题照用了李嘉图著作第1章第7节标题的开头部分。——第74页。
[100]指的是用纸币代替黄金，以保护黄金在流通中免受磨损。——第84页。
[101]这些笔记以及接在它们后面所发表的名目索引草稿，都在开本不大的笔记本中，恩格斯在该笔记本上标明1851年字样。可以认为，它们大约写于1851年3月底至4月初。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是李嘉图著作第9—12章中所形成的一些结论的概括。——第87页。
[102]马克思在这里称为“名义地租”的，是指在李嘉图著作（见他的著作的第10章）中“土地所有者为使用他花在农场上的资本而取得的报酬”。李嘉图把它与他所说的实际地租，即“为使用土地，而且只是使用土地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金额”区别开来。——第87页。
[103]马克思把这种税称为“特别赋税”（originelle），因为它既不同于地租税，也不同于什一税。——第87页。
[104]下面发表的索引草稿的每一行都逐一被划掉了，这证明马克思在进一步研究李嘉图著作时曾利用过它。——第88页。
[105]索引草稿的一部分包含在封面上，这里用数字〔ｌａ〕标明。——第88页。
[106]在这里和以后（在下面发表的李嘉图著作的概要中），马克思跟着李嘉图有时也不用“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这一术语，而用意义相同的术语“实际价格”（real price）。另一方面，李嘉图始终一贯地把“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primary and natural price）同“实际的或市场的价格”（actual or market price）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第89页。
[107]包含着大量马克思的评论的李嘉图著作概要，是马克思于1851年4月在笔记本第Ⅷ本上抄录摘记过程中编成的。它包括李嘉图著作的所有主要篇章，但其中不包括：马克思在作有关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摘记时所利用过的篇章。——第90页。
[108]这一句是李嘉图著作第1章第4节的标题。——第91页。
[109]马克思在这里所借用的李嘉图的例子中，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在第一年年底，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就已在10000镑预付资本上获得1000镑利润。因此，商品的价值在第一年年底不是5500镑，而是6000镑（机器的磨损不计算在内）。在1000镑利润中，500镑用于个人需要，500镑加到预付资本上，资本现在就是10500镑。在这总额中，花在劳动上的仍然是5000镑而花在机器上的是5500镑。——第92页。
[110]在提高工资以前，第一个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商品得5000＋500，即5500镑。在提高工资10％，即从2000提高到2200镑以后，他出售自己的商品得5200＋520，即5720镑。——第93页。
[111]指的是流动资本占优势时的场合。——第94页。
[112]在第21页末尾，马克思亲笔写着：“（下接第29页）”。在第22—28页上有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In three volumes．Dublin，1770。）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29页开头，马克思亲笔写着：“李嘉图，大卫。上接第21页”。——第96页。
[113]在李嘉图著作中，这句话说的不是赋税，而是建筑物等等的费用。——第100页。
[114]指的是这样一些农业上的改良，其结果是农业中所生产的产品量增加。——第103页。
[115]这段引文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104页。
[116]指的是1815年结束的欧洲列强同盟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107页。
[117]这里指的是李嘉图所理解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实质上说的是商品价值。——第115页。
[118]在李嘉图著作中这里是“购买1000镑的英国货物后”，但这并不改变句子的意思。李嘉图最初说商人向工厂主购买商品，而马克思立即说在国外出售这种商品。——第116页。
[119]在第41—42页上有上面提到过的（见注112）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40页末尾，马克思亲笔写着：“下接第43页”。在第43页的开头注明：“李嘉图，大卫《政治经济学原理》。上接第40页”。——第119页。
[120]李嘉图在这里引证亚·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卷第6章的开头（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74年中文版第2卷第116页）。——第121页。
[121]这一引文的最后一句，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123页。
[122]这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123页。
[123]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128页。
[124]在第49页的末尾，马克思亲笔注明：“（下接第53页）”。与此相应，第53页开头就注明：“大·李嘉图（上接第49页）”。第50—52页上，有十七世纪初安东尼奥·塞拉关于货币的论文的摘录，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著作的摘录的接续部分。——第133页。
[125]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133页。
[126]马克思在这里叙述的李嘉图的原理说：“萨伊先生举法国大革命前的盐税为例，他说，这种盐税使食盐生产减少一半。但是，如果食盐的消费减少，用来生产食盐的资本也会减少。因此，虽然生产者在食盐生产上获得的利润减少，但在其他商品的生产上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第273页）。——第134页。
[127]在第53页末尾注明：“（下接第56页）”。在第54—55页上，有詹姆斯·斯图亚特上述著作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56页的开头注明：“大·李嘉图（上接第53页）”。——第135页。
[128]李嘉图的根据是：不支付地租的那块土地的产品的总价值是720镑，它决定所有其他土地的产品的总价值（扣除地租）。——第135页。
[129]是指威克菲尔德为1835—1839年出版的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文版所加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205—206页）。——第139页。
[130]马克思在页边把他的这整个评注用线划出。——第141页。
[131]李嘉图在第26章一开头就引证了亚·斯密的相应的论点来证明，与纯收入相比，斯密过分夸大了总收入的作用。——第145页。
[132]李嘉图把只影响一些部门的利润而并不影响另一些部门的利润的赋税，称为“局部的”赋税。——第152页。
[133]手稿的下一页即第66页的开头标有“1851年5月”字样。其后是《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的摘录。——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