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
[501]
1860年6月12日于柏林
下面是最近在巴黎出版的阿布先生的最新小册子的摘要：
“德国将会知道，法国的友谊是有一定价值的。难道我们的士兵没有冲往黑海把奥斯曼帝国从灭亡中拯救出来？难道不是仅仅由于我们的影响莫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才没有流血就获得了解放？在我们的保护下意大利走上了独立统一的道路，我们的军队为意大利开辟了一条道路，它现在正沿着这条道路在皮蒙特带领下向前迈进；如果上天允许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如果在我们的门前组成一个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那么法国就不会抱怨了。”“因为它认为，只要还存在被压迫民族和不为自己臣民所容忍的君主，欧洲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秩序。”“这个高尚的民族”
（德国）
“还从未有过1813至1815年那样的强大，因为它从未有过那样的统一。当法国人以惊叹的口吻谈到法国如此惧怕的运动时，他的供述是值得注意的。被胜利所激动的德国，它的荣誉感和独立感创造了奇迹。全国只有一种激情，一种心意。全国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了，而我们无与伦比的军队的失败表明了统一的德国能够干出什么来。”“让德国重新成为统一的国家。这是法国热切希望的，因为法国对德意志民族怀着无私的爱。如果我们被某些君主强加于我们的强烈的虚荣心所缠身，那么我们就不会鼓励德国统一。让德国成为统一的，并且组成一个非常坚强的整体，使任何入侵都不能得逞。法国看到在它南部边境上建立起一个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丝毫不感到可怕，看到在它东部边境有三千二百万德国人也不感到恐惧。”
“德国人开始懂得，保存三十七个邦政府是多么不明智。”
它们下定决心要达到统一。
“普鲁士将是它们的核心，因为普鲁士体现了贸易和思想的自由，而奥地利代表保护关税、专制以及它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502]所引起的一切灾祸。所以它们将团结在普鲁士周围。但是普鲁士必须在神权和民权之间作出选择。当某些君主抓住错误的正统主义不放的时候，真正正统主义的帝国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不勒斯国王［注：弗兰契斯科二世。——编者注］硬说他的臣民是属于他的，他们则用武力对抗这种狂妄主张。法国皇帝［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和撒丁国王［注：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以现代哲学的精神声称，人民只属于他们自己，而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几乎一致地把他们选为自己的领袖。普鲁士亲王［注：威廉，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编者注］是赞成神权还是赞成民权呢？这样的声明对他尤其必要，因为普选权的成果国民议会在1849年给宫廷里的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带来了合法的王位。而他做了什么呢？他赞成神权，反对民权，他只是在君主们请他接受王位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王位。”
于是普鲁士的傻瓜们鼓掌说：
“‘我们不要被民主制唾脏了的王位。’萨克森和巴登推翻了自己的君主。两支普鲁士军队为了神权向前推进，侵入萨克森和巴登，把萨克森的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象巴登公爵一样重新扶上了王位；在一切都照此处理妥当和巴登的民主派军队逃往瑞士之后，普鲁士人残酷地枪杀了二十六名德国爱国者。”“一位普鲁士民主主义者不久前写信给符腾堡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们合并呢？’他们回答说：‘要是我们成了普鲁士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诗人乌朗特的领导下逃亡。’”
“没有比这种论点更奇特、更真实的了。1848年以后，欧洲所有的君主，包括教皇在内，都宣布了大赦。而普鲁士还没有宣布大赦。如果摄政王想获得自己国家的嘉奖，就让他召回被放逐者，并成为1849年议会的遗嘱执行人，就象拿破仑成为法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请容许我们驳斥德国存在的某些错误观念。那里有人相信某些封建主义的报刊，认为法兰西帝国正处在被奴役的状态，皇帝的政权束缚了思想，取消了人民的代议制”，
并且把我们的自由扔给了豺狼般的魔鬼。
“普鲁士人认为，他们在自由派和议会的管理下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说实在的，法国皇帝建立法国的伟大和幸福”，
采用的手段是独裁政权，
“不过实质上这是民主主义的政权，因为它是由人民委托给他的。”
难道封建主义在普鲁士不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吗？
“法国军队忠于皇帝，但它不属于他而属于民族。普鲁士军队呢，它属于国王还是属于民族？霍亨索伦首相前几天说过：‘属于国王。人民的代表同军队应该毫无关系。’”“的确，出版自由在我们这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没有取消出版和被出版的权利，而只是延期而已。一个民族在一个创立伟大事业的君主面前。愿意沉默，就象一个哲学家或大作家的朋友们在他的书房里保持沉默一样。至于权利，那总是不可侵犯的，如果皇帝忘记〈！〉把权利归还给法国人，那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是有可能要求权利的。”柏林的著作家们大概是比较自由一些，尽管要缴纳税金、押金等等，“但是谁向他们保证特权的持续有效呢？”授权人也可以把它们收回去，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借给皇帝，而他们是向摄政王借自由。
“德国人认为，我们让自己失去了我们的议会制。这是真的。从1848年起，我们的议会就变了样。议会不再是代表四五十万人的集团；整个民族把自己的代表派往立法团。这个象皇帝本人一样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已经不再享有荒谬的特权〈！〉去破坏国事的进程、用空谈代替行动、用联合代替统一、用个人的虚荣代替国家的利益、用纵容演说者卑鄙的虚荣心代替伟大人民的重大进步；然而议会却享有无比珍贵的权利，可以对帝国的一切捐税和法律进行投票表决。”“我们是否有什么理由羡慕普鲁士的宪法？难道普鲁士采用了内阁责任制的原则？根本没有。难道议院拥有拒绝投票表决捐税的公认权利？没有。普鲁士的议院是什么东西呢？其中之一相当于我们的立法团或〈！〉下院，与其说它是借助民主的办法成立起来的，不如说它是精心炮制出来的。”假设有一个缴纳三十万法郎直接税的区，纳税人分成三类：支付十万法郎的十五至二十名大财主构成第一等选民，支付另外十万法郎的两、三百人构成第二等选民，支付余下十万法郎的两、三千人构成第三等选民。每一等各选六名复选人，而这十八名复选人再选出代表。因而中间等级的代表权完全被排除了，因此，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坐在保守派一边的冯·芬克先生，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现在倒是普鲁士议会里最先进的民主派了。有这种议院的自由主义的德国是否能取得许多成就呢？即使下院表现出进步的倾向，难道上院不会捆住它的手脚，把它压倒？“这个议会是由按世袭权利占有席位的贵族和国王在贵族、大学和大城市向他推荐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一方面是世袭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君主的挑选。上院只从这方面得到补充，所以它反对一切自由主义措施。”最近“上院以相当的多数否决了非宗教婚姻的原则，前不久，由于大臣［注：罗昂。——编者注］提议贵族必须象所有其他市民阶级一样纳税，上院差点起来造他的反。”
“这个宪法还很不完善。如果德国决心投入普鲁士的怀抱，那就要彻底修改这个宪法。”
“本来非常希望普鲁士比较公正地对待按普选权建立起来的各邦政府。我们并不因为德国报刊的侮辱性抨击而指责柏林宫廷。我们也不期待摄政王会封住他的臣民的嘴，即使在他们侮辱我们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说，如果《世纪报》和《民论报》侮辱的君主不是法国的敌人，那么《通报》，或者至少半官方的报纸应当急忙进行严厉的驳斥以示陪罪。”
“本来也很希望，普鲁士的政治活动家在普鲁士议会里不要公开地大肆攻击法国。当冯·芬克先生在普鲁士下院声称必须夺取我们的亚尔萨斯和洛林时，这种不明智的发言并没有激起法国民族拿起武器，而是使我们有理由满意地说，法国不可能有这样轻率的行为。”“自从拿破仑第三登上帝位，特别是兼并尼斯［注：“尼斯”一词是马克思加进去的。——编者注］和萨瓦以后，德国的政论家们，而且据说连德国的君主们都相当大声地叫嚷，对法国政策表示毫无根据的怀疑。他们硬是把兼并莱茵地区和强占德国领土的计划强加于我们。人们如此大吵大嚷地一个劲地谈论这种没有根据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十分公正，那就会使我们产生坏的想法。显然，如果您在街上走到一个最温和的不会得罪人的人跟前对他说：‘阁下，您想打我耳光。您可以发誓说您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您想打我耳光。用不着发誓硬让我相信不是这样，因为我不会相信您和您的誓言，因为我知道您想打我耳光。但我比您壮。我不怕您。我会把您象苍蝇一样捏死。我让您打我一记耳光试试看，’——难道温和的最不得罪人的人不会认为这种情况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做人们要求他做的事吗？难道他不会给挑衅者一记耳光？”
“但是任何挑衅都不会使法国离开给自己规定的界线。我们非常公正，不想占领属于其他民族的领土。愿上帝保佑，让德意志联邦也受这些思想的感召！这样它就不会侵占波兹南公国，也不会进攻北方的什列斯维希，也不会宣称的里雅斯特是德国的城市。至于我们，我们敢于肯定洛林和亚尔萨斯是法国的，因为不管德国人如何，它们本身证实了这点。我们保护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保卫我们的领土来说，欧洲所有的天然界线和河流还抵不上端着刺刀的朱阿夫团或猎步兵团一半的价值。”
“除这些友好的劝告外，我们是否可以再补充一点希望？这个希望将表明，我们是多么深切地关注着德国的统一和未来的普鲁士。”
“普鲁士的名字、普鲁士的宪法、普鲁士至尊的摄政王个人在德国赢得的同情很多，而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所有国家的正直的人那里引起的反感可能更多。1860年5月12日普鲁士警察局的鬼蜮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看到了一个最奇特的混合体，一个愚笨和不道德的混合体，热心殷勤和粗心大意的混合体，挑拨性的教唆和笨拙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混合体。”
“这就是波兹南大公国的极可尊敬的代表涅果累夫斯基先生向普鲁士议会报告的那些事实。三个普鲁士官员——波兹南省总督冯·普特卡默先生、警察局长冯·贝伦施普龙先生和翻译书记官波斯特先生——曾经寻找方法来表现自己的热忱和博得政府的感谢。冯·普特卡默先生是个重要人物，比省长大一些，比大臣小一些；冯·贝伦施普龙先生是个知名人士；波斯特是微不足道的人。”
“第一位出主意，第二位口授，第三位写。这三位可尊敬的人开动了他们当官的脑筋，想出一个伟大的主意即在波兹南发动起义，然后好通过镇压这场起义使自己获得荣誉和光荣。他们并不厌弃连维多克都会望之却步的奸细兼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假装是对普鲁士统治不满的波兰人。他们在他们的办公处设立假民主委员会，同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再要求说：‘给我们派专员来，给我们送传单和武器来。’他们则往伦敦寄去预算中开支的钱和从不幸的纳税人那里掠夺来的塔勒。税款找到了不坏的用场。警察局的秘书施托尔岑贝格先生成了这个企业的财务官。信件接着寄给最高法院参事的妻子鲁赫夫人。”
“伦敦委员会没有立即上当。它拿不定主意，没有相信。看来，它已推测出有人背叛。但是，演三重唱的官员毕恭毕敬地央求寄些信和通告给他们，大肆赞扬马志尼将军，十分激动地评论弗利克斯·皮阿的作品，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粮食，以致使伦敦的某些革命家，甚至包括马志尼本人在内，开始同他们通信。这个奸诈的把戏持续了三年，要不是突然被涅果累夫斯基先生的霹雳所制止，还会持续到今天。”
“善于辞令的波兹南演说家把贝伦施普龙先生按照普特卡默先生的意思口授而由波斯特写的二十四封信的原件都摆在桌子上。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858年8月19日，最后一封是1860年4月。没有人，甚至内务大臣冯·施韦林先生也不敢出来否认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我们握有翻译员忠实译成的译文。信件证明，普鲁士警察局促使伦敦委员会把煽动性的传单寄往波兹南大公国，支付在伦敦印刷这些传单的费用，并且促使在有嫌疑的人中间散发这些传单，以便后来把他们抓起来，警察当局会牺牲普鲁士国王的几个臣民来显示它的尽心竭力；信件证明，普特卡默、贝伦施普龙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劝说和许愿的办法使得伦敦委员会给他们派来一个名叫吕伊特的专员，他们”
（也就是警察局）
“给他提供护照，使他能够自由往来，以便他把尽可能多的人牵连进去，然后把他逮捕起来，判处两年徒刑”。在完成这次光荣的业绩以后，冯·贝伦施普龙先生，这个被他破坏的制度的拯救者提出自己为议员候选人，但是落选了，“不过他继续同马志尼和伦敦委员会通信，发誓赌咒地要他们相信，波兰的贵族出卖了柳依特（1859年7月5日的信），许多波兰贵族为警察局效劳（1859年7月19日的信）”。“这几个官员竭力在他们的信中向伦敦委员会中伤波兰贵族和僧侣，包括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内。他们主张为人民剥夺、并瓜分地主的财产。1859年3月27日，他们得知法国人的皇帝打算做出宽大的姿态，支持意大利独立。为了确定这一点，他们写信给伦敦委员会，恳求马志尼在法国军队开到之前发动全国起义，在拿破仑能够干预意大利事务之前，请他竖起红旗。5月21日，他们感谢伦敦委员会给他们寄来‘奥尔西尼的炮弹配方’。没有先见之明的人也会猜到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配方。我们知道，这些先生是在警察局供职的，因此，他们不能成为密谋家；他们的意图必然是最单纯的。无疑，他们是想警告皇帝注意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信里附上一句话：‘法国的民主派还会把谋害拿破仑的新计划推迟很久吗？’在维拉弗兰卡[498]以后有理由认为，每个德国人应当对威尼斯仍留给奥地利一事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给马志尼写信说：‘革命会在意大利、匈牙利、德国、普鲁士、也可能在法国甚至波兰爆发。拿破仑的背叛擦亮了全世界的眼睛，所有被压迫民族都很想摆脱他。’这些普鲁士警探们还写道：‘法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不会有第二个奥尔西尼吗？难道共和派不想采取任何推翻暴君的行动了吗？’（1859年8月20日）”。
“我们不想把这种轻率行为的责任加在最上层的人士身上。警察局比罪犯更难堪，因为它不够审慎，使它的最机密的文件躲不过正直人的眼睛。不过普鲁士政府本应该使它的警察局离开这条危险道路；决不应该促使人们去犯罪，甚至去作探听他们内情的工具。”
“谁都知道，如果奥尔西尼罪恶的谋杀得逞，那他就是杀了意大利未来的解放者，而且给自己国家造成的危害大于他带来的好处。还可以说，如果普鲁士警察局没有任何恶意，而只是出于愚蠢的殷勤才找到第二个奥尔西尼，那它就使普鲁士失去了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大力效劳，只要它稍稍迁就的话。”
[503]
卡·马克思起草于1860年6月12日
载于1860年6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86号
原文是英文
[498]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倡议，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没有皮蒙特参加）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初步和约。关于仓促签订条约的原因，见马克思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及恩格斯1859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6—468、469—471、472—476页；第29卷第435页）。——第433、434、446页。
[501]卡·马克思在《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中摘录了法国波拿巴主义政论家埃·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这篇通讯是在他1860年6月13日写的《普鲁士新闻》之前一天写的。通讯和文章都是反对混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的，揭露了这本安排在1860年6月16日拿破仑第三同普鲁士摄政亲王威廉会晤的前夕出版的阿布的小册子的沙文主义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7—78页；第30卷第64—66页）。此外，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再一次辛辣地抨击普鲁士的专制，并谴责欧洲民主派中普鲁士警探的挑衅性活动。马克思认为揭露阿布具有重大意义；他在《福格特先生》著作中又提到阿布，指出阿布的思想同拿破仑第三的领取秘密津贴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86—587、753—754页），马克思还鼓励德国的民主派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撰写专题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埃德蒙·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一书的回答》1860年伦敦版（《Napoleon Ⅲ．und Preußen．Antwort eines deutschen Flüchtlings auf〈Preußen in 1860〉von Edmond About》（Ld．，1860）），并且帮助他写书，审阅校样。
马克思在写通讯时，大概利用了从波克罕那里得到的阿布小册子的校样，因为马克思这篇通讯的标题、文章《普鲁士新闻》和摘录那本小册子的1860年的笔记，都引用了小册子最初的标题《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马克思的这篇通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2册。通讯同阿布的小册子已经核对过，马克思的话用大号铅字刊出。——第440页。
[502]指1855年奥地利同罗马签订的条约，条约恢复了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一系列特权。——第441页。
[503]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阿布小册子的这句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3—754页）。——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