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布莱特先生
[476]
约翰·布莱特先生不仅是英国曾经有过的最有才干的演说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下院激进派的领袖。他保持着传统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力量平衡。[477]他曾由于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中国战争而被曼彻斯特选民赶出了议会[478]，当他因这次政治失败和身患重病的双重打击而灰心丧气的时候，又被召了回来，被选为北明翰选区的代表。他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离开了下院，同样，他在长期痛苦和沉默之后重返下院又是另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这次重返下院是帕麦斯顿勋爵政府被迫辞职的信号。[479]布莱特先生来到这个帕麦斯顿已经取得独裁者权威的下院时几乎没有他自己的追随者，他把这位老练的策略家推翻了，他不仅建立了新的内阁，而且实际上能迫使别人接受他需要借以完成自己任务的条件。这种重要的地位使布莱特在10月最后一周同他的选民们的初次会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演说家自恢复健康以来首次亲临群众大会，所以这一事件引起了相当的戏剧性兴趣。同时由于这个人即使自己不提出新的选举法改革法案，也无论如何会决定应该由哪个政党来提出这项法案，所以国内合法的政党不安地等待他宣布战争还是和平。
布莱特先生向他的选民发表了两次讲话：一次是在为同他见面而召开的公众集会上，另一次是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我们另外报道了这两次演说中的主要论点和最动人的地方。[480]如果仅仅从演说技巧的角度来看，这两次演说不如他以前的演说。虽然这两次演说也有非常出色的辞令，但在这方面仍比不上关于对俄战争的著名演说和今年春天发表的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481]不过这是必然的。演说者的直接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有利于解决两项截然不同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一方面要作为一种立法措施被立即提交议会，另一方面必须成为一种号召，号召改革派所有的队伍联合起来，并在实际上建立起一个团结的改革派。这项应该由布莱特先生解决的任务，不容许他特别卖弄演说技巧，而是要求叙述率直、构思合理和观点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赞扬他，只要说布莱特先生使自己的风格适应讲话的主题，因而再次表现为一个最出色的演说家，就足够了。他的纲领可以说是把被称作人民宪章的东西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482]他完全接受这个纲领中的一项，即投票表决。[483]他把这个纲领的另一项——普选权归结为纳税人的投票权，尽管他声称他个人对普选权寄予很大希望。这样，现在为教区或城市的复选人规定的选举资格也足够使帝国范围内的人变成选民了。最后，布莱特把宪章的第三项，即各选区一律平等归结为比较公正地分配各选区的代表名额。这就是他的动议。他本想拟成法案，作为他的改革法案提交议会，以对抗似乎得比内阁打算要提出的土地占有者的措施，同时布莱特认为，就象通过1830年改革法案[397]的情形一样，法案一经提交下院讨论，就会取得一致意见。一旦改革法案提交审议，各城市一定会有支持改革的请愿书寄来。下院大概会对普遍的意愿让步，而如果政府不得不采取重新选举的办法（这完全可能），那就又有了一个宣传的机会。最后，布莱特希望，改革派对于比他的法案提出更少要求的任何法案，采取否决的态度。
这些讲话在英国产生的印象，毫无疑问伦敦的报纸已很充分地反映出来。《泰晤士报》怀着难以掩饰的激愤情绪把上次最有意义的演说比作罗马诗人所描写的大山生出的神奇耗子。 ［注：贺雷西《诗论》中的一段：大山分娩，生出个耗子。——译者注］该报断言，演说内容陈旧不堪，没有一点新东西，甚至语汇也不新鲜。任何一个庸俗的高谈改革的演说家都可能用这样的措辞来发表这样的演说。《泰晤士报》觉得唯一新的东西——因为它本身陈腐——是布莱特先生的恶劣作风，他把早被遗忘的对上院的谩骂又翻了出来，——好象上院议员不屑于充当社会学的通俗宣讲人，去教育下等阶层如何精神饱满地承受他们注定的屈从地位！——好象1858年的北明翰同1830年有其革命政治同盟的北明翰一样！只有没有什么教养的人才会犯这样过时的时代错误。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对主张投票表决的布莱特先生缺乏洞察力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所有上天指派的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皮尔派和帕麦斯顿的追随者——都一致反对这种政治邪说。托利党的报刊本身悲叹布莱特先生这样“正直的”人糊涂。这些报刊断言，他让自己掉进了辉格党伪君子存心为他设置的陷阱。看来，这些报刊认为这次演说明显地破坏了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和解。但是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完全没有失望，因为它早就明白，从这个执拗的圆颅党人[484]那里不可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在帕麦斯顿报刊和得比追随者报刊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纪事晨报》，为布莱特先生本身的利害而深感惋惜，因为他似乎失去了任何自制，不象一个国务活动家，而象一个蛊惑家。另一方面，激进派的报刊，特别是激进派的庸俗小报众口一词地既赞扬布莱特先生的原则，也赞扬他叙述这些原则所采用的方式。
[485]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0月29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9号
原文是英文
[397]指选举法改革法案（1832年通过），这项法案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取消某些“衰败的城镇”选派代表的权利（见注407），并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在五十年代初，英国开始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1852年2月，罗素在议会就选举改革法案作了初步的声明，但是该法案甚至没有提交讨论。恩格斯在《英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37—240页）对这个法案的内容作了分析。——第373、426页。
[476]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约翰·布莱特先生》一文，是马克思写的（见注482）。文中可以看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改动，特别是第一段有很大改动，而最后一段完全是编辑部写的（见注485），评价布莱特时所用的热情的形容词也是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本卷编辑根据文章的开头加的。
1858年11月16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1406号曾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是《英国的激进主义》。——第425页。
[477]1858年6月11日，马克思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一文中写道：“事实是，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明确原则的单纯的派系了。它们在试图先联合一致、然后建立专政的努力遭到失败以后，现在已落到这种地步，即它们只有把它们的共同利益奉送给共同的敌人——在下院拥有约翰·布莱特这样强有力的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才能指望延长各自的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39页）。——第425页。
[478]关于曼彻斯特学派在1857年3月下院选举中的失败，见马克思《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81—185页）。——第425页。
[479]由于1858年1月29日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对英国给予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权一事表示不满，帕麦斯顿向下院提出一项关于密谋的法案。2月19日二读时，米尔纳·基卜生提出一项得到布莱特支持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紧急公函没有给以应有的回答。下院多数通过的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不信任的表决，迫使帕麦斯顿辞职。——第425页。
[480]这句话是《论坛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布莱特的演说就刊登在这一号报上。——第426页。
[481]马克思指约翰·布莱特于1854年3月31日和1858年3月26日发表的演说。——第426页。
[482]对布莱特这个纲领的评价，可参看1858年11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关于英国的改革运动，最近我只提到布莱特在北明翰召开的大会，要点是：他的提纲把人民宪章的要求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8页）。——第426页。
[483]马克思指作为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宪章的第四条：“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7页）。——第426页。
[484]“圆颅党人”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保王派给议会派起的辱骂性的绰号。——第427页。
[485]下面接着是该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一段话：“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无论从政治的公正和人民进步的角度，还是从这个问题的解决导致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英国政府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都满怀希望地欢迎布莱特先生的发言，并希望他在勇敢的崇高的创举中取得成就。”——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