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上的失礼

[231]

伦敦10月2日。英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公使亚历山大·马利特爵士在霍姆堡为庆祝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而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由于激烈攻击普鲁士国王及其内阁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英国公使在这次讲话中直接了当地声称，英吉利民族本来有权等待普鲁士采取另一种政策，况且普鲁士的多数人民从来没有隐瞒过他们对西方强国的同情。亚历山大爵士认为，如果普鲁士的态度有利于西方强国，那么奥地利接着就会坚决行动，而俄国面对普鲁士同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普鲁士对战争直接负有责任。由于普鲁士国王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而亚历山大爵士是英国派驻该联邦的公使，所以人们认为这种攻击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具有值得最严肃看待的后果。如果公使受到本国政府的袒护，那么这将是英国未来政策性质的征候；否则肯定他会被召回国。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0月2日

载于1855年10月5日《新奥得报》第465号

原文是德文

[231]下面发表的马克思的三篇文章《外交上的失礼》、《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和《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会》刊登在德国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上。马克思1855年曾为该报撰稿。在大陆几乎没有一家工人报刊的反动年代里，这样做使他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言，保持同德国的联系，向德国读者介绍国际政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以及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收入本版第11卷的马克思载于《新奥得报》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标有特殊的通讯员代号——“Ｘ”。1855年10月，因遇到财政上的和书报检查造成的困难，该报编辑摩·埃尔斯纳请求马克思暂时停止提供文章和通讯。保存下来的文件不能使人有十分把握肯定，马克思在中断关系后又曾恢复为《新奥得报》撰稿，虽然11月和12月又有许多发自伦敦的文章和通讯标有他的通讯员代号。这样的文章和通讯共有二十四篇。上述三篇文章中的头两篇无疑是马克思写的，因为它们是在马克思收到埃尔斯纳的信之前于1855年10月2日和6日从英国发出的。第三篇文章《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会》的最重要的论点，同马克思1855年11月8日给埃尔斯纳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30—631页）几乎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使我们作出这篇文章是属于马克思的结论。所有二十四篇文章都用德文载于斯塔尼斯拉夫·施旺1958年在波兹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给弗罗兹拉夫的〈新奥得报〉的通讯》一书。——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