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些自抱一团、互不来往的团体，像是大世界中的一些小世界，它们的成员在团体内部互为友伴，这些团体好像居住在互相被无船可渡的海峡隔离开来的海岛上。就我所见到的而言，这种现象在巴黎比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更为显著。在巴黎，高级社会很少容许外人进去，政客们生活在他们自己那个腐败的圈子里，资产阶级，无论大的和小的，来往的是资产阶级，作家和作家汇聚（从安德烈·纪德(里)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只要他发出召唤，和他交往的人几乎人人会听从），画家和画家、音乐家和音乐家共欢。伦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似巴黎这样明显；在伦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要少得多，那里有十几家这样的餐馆，你在那儿的同一张餐桌上会同时遇到一位公爵夫人、一位女演员、一位画家、一位议员、一位律师、一位裁缝和一位作家。

由于生活中遇到这种那种事情，我有时在这里住几天，有时在那里短暂地住一住，差不多巴黎的每一个小世界我都住过，甚至包括圣日尔曼街这个对外关闭的小世界在内，但我最喜欢的是活跃在蒙帕纳斯大街的那个小世界，我喜欢它超过我喜欢在富什街聚会的那个文质彬彬的小圈子，超过那帮爱光顾拉律饭店和巴黎餐厅的世界主义者，也超过蒙马特尔那帮吵吵嚷嚷寻欢作乐的人。我年轻时曾在利翁德贝尔福附近的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住过一年，这套公寓在六层楼上，从那里可以一眼望尽公墓。蒙帕纳斯当时的特点是像外省城镇那样清静，我觉得它现在仍然像过去那样清静。当我穿过那又脏又窄的奥德萨路的时候，我心里会涌上一阵往事不堪回首之感，记起那家我们常去会餐的寒伧的饭店。我们当中有画家、插图画家、雕刻家，除阿诺德·本涅特(会)外，只有我一人是作家，我们在那里讨论绘画和文学，有时激动，有时发火，有时闹出一些笑话，坐到很晚方散。现在我仍然喜欢沿着那条大街漫步，观看那些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人们，推想他们的喜怒哀乐。当我实在无事可干的时候，我就坐上出租汽车，到古老的圆顶大厦餐厅里去坐一坐。这里已与当年不同，不再是风流倜傥人士清一色的天下，附近的小商小贩常来吃饭，塞纳河对岸从没有来过的人们也到这里来，想看一看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小世界。学生们仍然到这里来，当然还有画家，不过他们当中多数是外国人；当你坐下之后，你在你周围听到的俄语、西班牙语、德语以及英语和法语一样多。不过我心里觉得他们谈论的事情和我们四十年以前谈论的差不多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讲的不是马奈(小)，而是毕加索，不是阿波里耐·纪尧姆(，)，而是安德烈·布雷东(德)。我的心向他们飞去了。

我在巴黎住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傍晚我坐在圆顶大厦餐厅，由于平台拥挤，我不得不在前排占了张桌子。天气晴朗而暖和，梧桐树新叶初展，空气使你感到巴黎所特有的悠闲、舒畅和爽朗。我心情非常恬淡，但并非懒散无力，相反还有些兴奋。突然，一个人经过我身边，停了下来，对我笑着，露出一排非常白的牙齿，招呼我：“喂，你好！”我冷漠地看了看他。他又高又瘦，没戴帽子，一头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看起来很久没有理发了，浓密的棕色胡子遮住了他的上唇和他的下巴。他的额头和他的脖子晒得很黑。他身穿一件破衬衣，领带都没有，上衣也已磨得露线，下身穿了一条破旧的灰色宽腿裤子，一看就知道是个专门要饭的乞丐。我完全肯定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在巴黎彻底吃光花净了的废物蛋，我估计他会编出一段倒霉不幸的身世骗我几个法郎去买顿饭、租张床。他站在我的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雪白的牙齿，深色的眼睛里流露着得意的愉快神色。

“你不记得我了吗？”他说。

“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你。”

我已准备给他二十法郎，但我不准备叫他冒充和我相互认识。

“莱雷。”他说。

“我的天哪，快坐下！”他“噗哧”笑了，走向前来，坐到我桌旁的那个空位置上。“来一杯。”我招呼侍者，“你长了这满脸胡子，怎么叫我认得出？”

侍者来了，他要了一杯桔子水。这时我观察他，记起了他眼睛的特点，眼珠与瞳孔一样黑，因此既专注，又含蓄。

“你到巴黎有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

“打算住下去吗？”

“住一段时间。”

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心里想着很多事情。我看到他裤腿上的翻边已经穿破，上衣的两肘都破了洞。他显得像东方的码头上的苦力一样穷。在那个时期，人们还都没有忘掉两年前的经济萧条，我在猜想，是否1929年的经济危机也弄得他一无所有了。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不会拐弯抹角，便直接问了他。

“你完全潦倒了吗？”

“不，我很好。你怎么会这样想？”

“瞧，你看起来好像好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你身上穿的那些东西应该扔到垃圾桶里去。”

“有这么糟糕吗？我从来没注意。事实上我一直想给自己买点穿用的东西，但似乎又总不能认真去办。”

我认为他是不好意思或者出于自尊，但我可忍耐不住。

“别傻了，莱雷。我不是百万富翁，但我并不穷。你要是没钱用，我借给你几千法郎也不会使我伤筋动骨。”

他一听便大笑起来。

“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并不缺钱。我的钱还花不完。”

“尽管发生了那次经济危机？”

“噢。经济危机对我没有影响。我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我不知道这些债券是否已经贬值，我从来没有打听过。但我确实知道，山姆大叔(噢)像过去一样接到支票便如数付款。实际上，前几年我用钱很少，一定积了不少钱。”

“那么，你最近从哪里来？”

“印度。”

“噢，我听说你去过那里。伊莎贝尔对我说的。好像她认识你在芝加哥存钱的那家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尔？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昨天。”

“她不在巴黎吧？”

“她就在巴黎。她住在埃略特·坦普尔顿的公寓里。”

“太好了。我想去看她。”

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我密切地观察着他的眼睛，但我只能看出一种极自然的惊奇和愉快，而没有更复杂的感情。

“格雷也在那里。他们结婚你知道吗？”

“知道，鲍勃叔叔——奈尔逊博士，我的监护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几年前去世了。”

我想，这是他和芝加哥以及芝加哥的朋友们之间的一点联系，由于这点联系的中断，他大概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把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孩、亨利·马丘林和路易莎·布莱德雷去世、格雷彻底破产以及埃略特慷慨解囊的事都一一告诉了他。

“埃略特也在这里吗？”

“不在这里。”

四十年来埃略特第一次没在巴黎过春天。虽然他看起来还不到七十，但现在他已经七十岁了。因此，像这般年纪的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他有时候也会感到疲惫和身体不适。他逐渐地把其他运动都放弃了，只剩下散散步。他担心他的身体，他的医生每星期来两次，在他两个屁股蛋上轮流打一种时下人们迷信的药针。每次吃饭的时候，不论在家吃还是在外边吃，他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金盒子，从里边取出一片药，像履行宗教礼节一样，默默地咽下肚去。他的医生曾建议他到意大利北部一个矿泉疗养地蒙特卡提尼去治疗。后来他提出到威尼斯去找一个式样适合于他那罗马式教堂的洗礼盆。他对不去巴黎已不像过去那样深感遗憾，因为他觉得那里的社交一年比一年使他不满。他不喜欢老年人，他一见去赴宴的人都和他年纪相仿，心里就不高兴，而年轻人呢，他又觉得没有意思。装饰他建的那座教堂现在成了生活中他最关心的事情，这件事情使他得以充分发挥他热衷于买艺术品的那股从不衰退的热情，并且由于知道是为上帝的荣耀而买，他买的时候更感到心情舒畅。他在罗马买到了一座早期的蜜色石制祭坛，又在佛罗伦萨经过六个月的讨价还价买了出自西恩那派画家之手的一幅三联画，铺在祭坛上。

以后，莱雷又问我格雷喜欢不喜欢巴黎。

“我想他可能不很适应。”

我给他描述格雷变化之大多么使我吃惊。他听我讲的时候，眼睛一动也不动，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脸，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他不是在用耳朵听，而是用内部一种更灵敏的听觉器官在听。这奇特的眼神使人不太舒服。

“不过你自己会见到的。”我说。

“是的，我想见他们。我想我会从电话簿中找到他们的地址。”

“是的，为了不把他们吓坏，不把孩子们吓哭，我想你最好还是理理发，刮刮胡子。”

他笑了。

“我想到了这一点。我没有必要以这般模样去招人议论。”

“与此同时你也买套新衣服。”

“我想，我穿得过于破旧了。当我离开印度的时候，我只剩下身上穿的这套衣服。”

他望着我身上的衣服，问我是谁做的，我告诉了他，不过又补充说，此人在伦敦，因此对他没有多大意义。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他又开始讲格雷和伊莎贝尔。

“我常见到他们，”我说，“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快活。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格雷谈过，反正，我敢说，他不会对我讲伊莎贝尔的，不过我知道他对她怀着一片痴情。当他无所事事静坐休息的时候，他的脸色有点阴沉，他的两眼露出苦恼，但是当他望着伊莎贝尔的时候，两眼就变得温柔、亲切，这情景颇使人感动。我心想，在整个困难时期，她像一块巨石一样在他旁边支持着他，他永远不会忘掉受了她多么大的恩情。你会发现伊莎贝尔与从前不一样了。”我没有告诉他伊莎贝尔比以前漂亮了。我不能断定他能否看出她的变化之大，由一个高高大大的好看的姑娘变成了一位非常文雅、苗条、秀美的少妇。有这样的人，他对女性的美欣赏不了。

“她对格雷很好。她煞费苦心地在恢复格雷的自信心。”

天晚了，我问莱雷愿不愿和我沿着大街走回去，共进晚餐。

“不，我不去了，谢谢，”他答道，“我必须走了。”

他站起身来，友好地点了点头，走了出去，上了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