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是偶然遇到莱雷的。我向伊莎贝尔打听过他，她对我说，自从他们从拉包尔回来之后，他们很少看到他。她和格雷现在又自行结交了一些和他们年龄相仿的朋友，与我们四人常常愉快聚首的那四个星期相比，他们请客赴宴的次数更多了。一天晚上我到法兰西剧院去看《贝伦乃》。该剧的剧本我当然读过，但从来没有看过演出。而该剧又很少演出，因此，我不愿错过机会。这个剧本还算不上拉辛(是)最好的著作之一。主题狭窄，只能写五幕。不过，剧情却很动人，而且有些段落很有名，并且名副其实。故事是根据塔西佗(五)著作里短短的一段文字写就的，这段文字是：底杜斯(著)充满激情地爱上了巴勒斯坦女王贝伦乃，甚至已答应和她结婚，但是他登基不到几天，便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顾个人的愿望，也不顾她的愿望，把她从罗马遣走了。原因是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强烈反对他们的皇帝娶一个外国女王。该剧所描写的是爱情与责任感在他内心的斗争。贝伦乃虽然深信他很爱她，但是为了坚定他的意志，最后她还是主动与他永远分手了。

我想只有法国人才能充分欣赏拉辛作品的优美与伟大，欣赏他的诗歌的音乐性，但是，即使是个外国人，只要他看惯了那种头戴假发拘于礼仪的风格，也必然会为他那无限的柔情和高尚的情操所感动。拉辛懂得人类的声音能有多大的戏剧效果，而这一点很少有别的戏剧作家懂得。我总觉得，那些婉转动听、淙淙如流的亚历山大式的诗歌，完全可以表达行为，我还觉得，那些长篇的对白、独白，都写得异常巧妙，达到了预期的高潮，每一部分都像电影里的惊人冒险那样紧扣观众心弦。

第三幕演过之后，剧场休息，我到门厅里去抽烟，门厅里有一尊乌东(三)所作的伏尔泰(所)的巨大雕像，他在咧着他那没牙的嘴巴嘲笑着人间。有人用手碰了碰我的肩膀。这时，那些诗句余音缭绕，给我带来的欣喜尚在心里冲涌。我不希望有人打扰我的心境，因此，我多少有点不耐烦地转过身。原来是莱雷。像往常一样，我一见到他就高兴。自从上次见面，我已经有一年没见到他了。我建议散场之后，一起去喝啤酒。莱雷说，他没吃晚饭，肚子饿了，建议去蒙马特尔。我们散场后经过一阵相互寻找，碰头了，走出了剧院。法兰西剧院独有一种发霉的令人心烦的气味，里面夹杂着那些板着面孔领人入座、等候赏钱的女人们身上因洗澡不勤而发出的汗臭，她们各种年龄的都有，被叫作Ouvreuses(u)。走进露天的新鲜空气之中，我感到松了口气。夜空晴朗，我们步行走去。剧院街的弧光灯示威似地放射着强光，天空的星星好似不屑于与它们争明斗亮，收起了它们的光辉，退避到无尽的黑暗中去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议论着刚才看过的演出。莱雷感到失望。他认为应该演得更自然一些，那些诗应该像平常说话那样来背诵，手势不要那样戏剧化。我认为他的观点不对。词藻华美，非常华美，我认为背诵的时候，也应该语调华美。我喜欢那朗诵中的严格的韵律；那些长期流传下来的独具一格的手势，我似乎觉得还适合这种正规艺术的特性。我觉得，这个剧，拉辛可能就是希望这样演出的。演员们在演出形式的限制下，尽力演得符合人情，感情充沛而真实，我很欣赏。艺术若能运用传统的形式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那它就胜利了。

我们到了克利希街，走进了布拉塞里埃·格拉夫饭店。午夜刚过不久，饭店里人还很多。但我们找到了一张空桌，点了鸡蛋和熏肉。我对莱雷说我见了伊莎贝尔。

“格雷能回美国，会很高兴，”他说，“他在这里好像鱼儿离水那样不自在。他开始工作才会快乐。我敢说，他会赚大钱。”

“如果他能赚大钱，那也应归功于你。你不仅治好了他身体上的病，也治好了他精神上的病。你使他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我做得很少。我只是告诉他怎样自我治疗。”

“你这个‘很少’是怎样学来的？”

“由于偶然的机会学来的。那是当我在印度的时候。我一直患失眠症，偶尔告诉了我认识的一位瑜珈老修士，他说他会很快给我治好。他对我的做法正是你所看到的我对格雷的做法，那天夜里我便睡得死死的，好像几个月没有睡觉一样。后来，肯定是在一年以后，我有位印度朋友住在喜马拉雅山里，他崴了脚脖子，找不到医生，而他又痛得要命。我想，我照着那位瑜珈老修士的做法做一做看，结果生效了。信不信由你，他完全不痛了。”莱雷笑了，“我对你说实话，我比谁都感到惊奇。这件事情的确没有任何奥妙，只不过是把这个想法灌输进患者的心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你的胳膊，在你不施加任何意志的情况下，自动从桌子上抬起，你会感到惊奇吗？”

“非常惊奇。”

“它会抬起来的。我们回到人们居住的地区以后，我的那位印度朋友把我给他治伤的事情告诉了人们，并且领着别的人来找我治病。我不愿意干，因为弄不明白是个什么道理。但是他们坚持要我干。我糊里糊涂给他们治好了。我发现，我不仅能够解除人们的痛苦，并且还能解除人们的恐惧。说也奇怪，那么多人都患恐俱症。我说的不光是对被关闭起来的恐惧和身在悬崖时的恐惧，并且还有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更糟糕的是对生的恐惧。患这种恐惧症的人常常是一些样子健康、诸事顺心、无须忧虑的人，然而他们却受着恐惧的折磨。有时候我认为，恐惧是人们最不易摆脱的心情。我一度问自己，这是不是人类从某种令人初感生命激动的原始之物继承下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本能？”

我怀着期望的心情在听莱雷的议论。以往，他常常把话说得很短。我似乎感到，这一次他是一反常态，愿意多讲些话了。也许是我们刚看过的戏剧多少打破了他的自我抑制，响亮的韵律节奏起到了音乐的效果，克服了他沉默寡言的天性。突然我感到我的手发生了变化。刚才莱雷含笑问我的话，我听后根本没有再去想它。现在我意识到我的手已离开了桌面，尽管我无意动它，它却抬高了一英寸。我大吃一惊。我望着它，看见它在微微发抖。我感到我胳膊上的神经麻酥酥，有点颤动，我的手和小臂自动抬了起来，我十分清楚我既没有故意去抬也没有故意抵制。它们一直抬到离桌面几英寸高。接着，我感到我的整个臂膀举过肩了。

“太奇怪了！”我说。

莱雷笑了。我稍微运用了我的意志，我的手落回到桌面上。

“这没有什么，”他说，“不要把它看得很了不起。”

“这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时你对我们讲的那位瑜珈修士教给你的？”

“哦，不是的。他不能容忍这类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具有某些瑜珈修士炫耀的那些本事，但是，他认为使用这些本事是幼稚、愚蠢的。”

我们要的鸡蛋熏肉送来了，我们吃得很香。我们喝着各人面前的啤酒。两人都不说话。他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心里在想着他。我们吃饱喝足了。我点了一支香烟，他抽起了他的烟斗。

“先说说你为什么去印度？”我唐突地问道。

“是偶然决定的。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倾向于认为那是我在欧洲住了几年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人，我好像都是偶然与他们相遇的，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好像我又必然会和他们相遇。好像他们在那里等待着我在需要时去拜访他们。我去印度是因为我想休息休息。我一直在非常勤奋地读书，我想理一理自己的思想。我在一艘环游世界的船上找到了个工作，给他们当舱面水手。这艘船是开往东方的，通过巴拿马运河开往纽约。我已有五年没去美国了，有点想家。我感到灰心。你知道，多年以前，当我们在芝加哥初次相逢时我是多么无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书，也看到了许许多多事情，但是我离我所要寻求的东西，还和开始一样遥远。”

我想问一问他要寻求的是什么，但又感到，他只会笑一笑，耸耸肩，对你说：“无关紧要。”

“你为什么要当水手？”我改问道，“你又不是没钱。”

“我想经历经历。每当我精神上吸收过多，每当我一时吸收得达到饱和的时候，我就发现干干这类事情很有好处。伊莎贝尔和我解除婚约之后的那年冬天，我在朗斯附近一家煤矿里干了六个月。”

前边有一章里我叙述的那些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听他说的。

“伊莎贝尔抛弃你的时候，你感到痛苦吗？”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先望了我一阵，他那双黑得异常的眼睛似乎在向里看而不是向外。

“是的。我当时很年轻。我已经打定主意和她结婚。我已经设想好我们将要共同过的生活。我料定这种生活会很有趣。”他微微一笑，“但是，正像吵架需要两个人一样，要结婚也得有两个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给伊莎贝尔提供的生活会使她听了害怕。要是我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就决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年纪太轻，她过于热情。我不能埋怨她。我也不能顺从她。”

读者可能记得，他和那位农民的守寡的儿媳妇干了荒唐事之后，逃出了农场，去往波恩。我很想让他接着说下去，但我明白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情不自禁地直接去问。

“我从来没有去过波恩，”我说，“我小时候，在海德尔堡念过一段书。我认为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

“我喜欢波恩。我在那里住了一年。一位大学教授的遗孀要招收两名房客，我在她家里租了一间房子。她有两个女儿，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她们三人做饭并料理家务。我发现在这家吃饭、寄宿的另外那一位是个法国人，一开始我感到失望，因为我一心想讲德语，但是，他是个阿尔萨斯人，他的德语讲得即使不比法语流利，也比他的法语音正。从他的打扮来看，他像个德国的基督教牧师。我没想到，几天以后我发现他是个本尼迪克特教团的修道士。他请假离开修道院来大学图书馆进行研究。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就其外表看来，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修道士，你看不出他很有学问。他又高又胖，淡茶色的头发，鼓凸的蓝色眼睛，面孔又红又圆。他腼腆、寡言，好像不愿和我有过多的来往。但是，他又处处非常注意礼貌，在一起吃饭时，谈起话来总是客客气气。我也只是在吃饭时能见到他。一吃过正餐，他就回到图书馆去看书。吃过晚饭，我坐在客厅里跟这家的两个姑娘——谁不在洗碗便找谁——学习德语，而他则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我万万没想到，当我在那里住了至少一个月的时候，一天下午，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散步。他说，附近有些地方他估计我不可能发现，他可以领我去看看。我走路还是很行的，但是我每天都走不过他。第一次我们走的路估计足足有十五英里。他问我在波恩干什么，我说我来学德语，并学点德国文学。他言谈之间，才智横溢。他说他将尽他的可能帮助我。后来我们每星期出去走两三次。我听他说，他教过几年哲学。我在巴黎的时候，读过一些哲学著作，斯宾诺莎的、柏拉图的以及笛卡尔的，但是那些德国大哲学家的著作我都没有读过。他谈论他们的时候，我当然非常高兴听。一天，我们跨过莱茵河，坐在一家露天啤酒店里喝啤酒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我想，我是的。’我说。

“他匆匆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闪现着笑意。他开始谈起哀斯奇勒斯(他)。你知道，我在学希腊语，他知道的那些伟大悲剧作家的著作，我却永远别想读懂。他讲的一切使人振奋。我在猜，他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的监护人鲍勃·奈尔逊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为了不引起他的病人们议论，他按时到教堂去做礼拜，并且由于同样原因，送我到主日学校去学习。我们的女仆马萨是一个坚定的浸礼会教徒，我小的时候，她吓唬我说，有罪的人死后被打入地狱，永远让火烧。村子里各种各样的人，她认为都将到地狱里让火烧，有的是为这个原因，有的是为那个原因。她给我描绘这些人将要遭受的痛苦时，真个是打心眼里高兴。

“冬季到来的时候，我对恩舍姆神父已经十分了解了。我认为他这个人很不平凡。我从来没见他苦恼过。他性情好，心肠热，比我猜想的要心胸开阔得多，度量之大令人惊奇。他的学问非常渊博，他必然知道我是多么无知，但他和我说起话来，好像把我看得和他一样博学多闻。他对我非常耐心。他好像只想对我有所帮助。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腰痛起来，我的女房东格拉保太太硬把我安置在床上，在被窝里给我放了几个热水瓶子。恩舍姆神父听说我已生病卧床，吃过晚饭后到我的房间里来看我。我只是感到十分疼痛，其他一切都非常好。你知道读书人的毛病，他们一见到书，总爱问个究竟。我正在看书，他一进来，我把书放下，他把书拿了起来，看了看书的名字。这本书是我在城里一家书店里见到的，写的是迈斯特·爱克哈特(的)的事迹。他问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对他说，我已经读过一些神秘主义的著作，我给他介绍了科斯蒂的一些情况，以及他怎样唤起了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他那鼓起的蓝色眼睛在打量我，那眼神我没有别的词来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开心的疼爱。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我相当可笑，但是，他对我非常友爱，所以并不因为我可笑就不再那样喜欢我。反正，我也从来不在乎人们把我看成傻瓜。

“‘你在这些书里寻求的是什么？’他问道。

“‘要是我知道我在寻求的是什么，’我答道，‘我至少就已经踏上了找到它的途径。’

“‘你还记得我问过你是否是新教徒吗？你说，你想你是的。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被当作新教徒养育成人的。’我说。

“‘你信仰上帝吗？’他问道。

“我不喜欢被问及有关我个人的问题，我最初的冲动是想告诉他我信不信与他无关。但是他满脸善意，我感到不能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想说信，也不想说不信。可能是我感到的痛苦，也可能是他身上的什么东西，使我开了口。反正，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

莱雷迟疑了片刻，继续讲了下去。我知道，他不是讲给我听，而是在讲给那位本尼迪克特教团的修道士听。他已忘记了我在眼前。我不知道在时间与地点上有什么东西，使他未经我敦促，便开口讲他由于天生寡言而一直藏在内心的事情。

“鲍勃·奈尔逊叔叔非常民主。他送我上中学，完全是由于路易莎·布莱德雷无止无休的催促。我十四岁时，他才让我去圣保罗教堂。我学习不十分好，运动也不十分好，但是我完全能随大流。现在回顾起来，我完全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孩子。我渴望着学会飞行。那时飞机才出现不久，鲍勃叔叔和我一样着迷；他认识一些飞行员，我对他说我想学飞行，他说他将替我安排。我年龄不大，个子却长得高，当我十六岁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冒充十八岁。鲍勃叔叔要我答应他永远不要告诉别人说是他放我走的，因为，他知道，一旦为人知晓，人人都会骂他个狗血喷头。但是，事实上就是他帮我越过边境到加拿大，并且交给我一封给他一个熟人的介绍信。结果是，我还没到十七岁，便已在法兰西的上空飞行了。

“我们那时驾驶的飞机非常华而不实，每次起飞，差不多就等于把自己的命攥在自己手心里。我们飞行的高度，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低得可笑，但是那已是当时最高的了，所以我们觉得奇妙异常。我爱飞行。我不会形容飞行给我的感受，我只知道，我感到自豪，感到幸福。置身于高高的空中，我觉得我成了某种非常伟大非常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四面八方是什么，我只知道，尽管我一个人在两千公尺的高空飞行，我再不是只身孤影，而是有所归属。这话听起来有些傻，但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当我在白云的上方飞行时，俯视脚下的白云，像一大群白羊，我感到我在那无垠的太空中十分安适。”

莱雷停顿了一下。他那双令人无法看透的黑黝黝的眼睛凝视着我，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见我。

“我知道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但是我还没有见到过人们怎样被打死。因此，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我亲眼看到了一个死人。那景象使我感到了无限羞耻。

“羞耻？”我不禁叫道。

“是羞耻。因为这个小伙子比我才大三四岁，他生龙活虎、无所畏惧，一瞬前还充满着活力，他那么好的一个人，转眼间却成了一团好像从不曾有过生命的模糊血肉。”

我没有说话。我学医的时候看到过死人，在战争期间，又见过许多死人。我感到吃惊的是，人死后看起来那样无足轻重。他们不再有丝毫尊严。他们像演木偶戏的人扔却的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合眼。我号啕大哭。我不是为我自己而害怕；我感到愤恨，我为事情的邪恶而心碎。战争结束了，我回到了家里。我一向喜欢机械，如果航空不再需要，我原打算去汽车制造厂工作。我受过伤，须休息一个时期。后来，他们要我工作。我不能去做他们要我干的那种工作。我觉得那种工作无聊。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不断问自己：活着是为什么？我毕竟是由于幸运才活着，我想活得像个样子，但又不知道要像个什么样子。过去我从来没有认真想到过上帝。这时我开始去想上帝。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罪恶。我知道我自己非常无知，我又不知道有谁可问，我想学习，于是我开始漫无目标地读起书来。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恩舍姆神父之后，他问我：‘这么说，你已经读了四年书？你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什么地步都没有达到。’我说。

“他容光焕发地望着我，使我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以致在他身上唤起这么重的感情。他用指头轻轻地敲着桌子，好像心里在转什么念头。

“‘我们历史悠久、充满智慧的教会已经发现，’他说，‘如果你一举一动好像有信仰，你就会得到信仰；如果你祷告时心存怀疑，但你却是在诚心祷告，你的怀疑会被驱散；如果你赞赏礼拜仪式而遵从它，安宁就会降临到你身上。礼拜仪式对人类精神的作用，已为长期以来的历史屡屡证明。我过不久就要回我们的修道院。你为什么不去和我们一起住几个星期？你可以和我们的庶务修士们一起在田里劳动；你可以到我们的图书馆里看书。这种生活的乐趣不会比在煤矿里或德国的一家农场上干活差。’

“‘你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我问道。

“‘我已经对你观察了三个月，’他说，‘也许我对你的了解比你自己还清楚。你与信仰之间的距离还不到卷烟纸的厚度那么大。’

“我听后没有说话。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抓住了我的心弦，在拉它。最后我说我考虑考虑。他丢开了这个话题。在他离开波恩之前的其余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谈宗教。因为他就要走了，他把他们修道院的地址留给了我，对我说，一旦我决定要去，我只须给他写个简短的通知，他自会做出安排。我没有料到会那么想念他。岁月在逐渐流逝，已到了仲夏。我非常喜欢波恩的这个季节。我读歌德(么)的诗、席勒(的)的诗、海涅(的)的诗。我读荷尔德林(的)的诗和里尔克(的)的诗。我仍然是什么地步都没有达到。我对恩舍姆神父的话想来想去，最后我决定接受他的建议。

“他到车站接我。修道院在阿尔萨斯，那里的乡野景色很美。恩舍姆神父领我去见了院长，然后领我去看拨给我的那间小屋。小屋内有一张窄窄的铁床，墙上有一幅耶稣受难像，至于家具，则只有几样最必需的东西。开饭铃响了，我向餐厅走去。餐厅是一个拱形的大厅。院长和两个修道士站在门口，一个修道士端着一个脸盆，另一个修道士拿着一条毛巾。院长在客人的手上洒几滴水，表示给他们洗手，然后用修道士递给他的毛巾把他们的手擦干。除我之外，还有三个客人、两个过路的神父到这里来吃饭，一个心怀不满的上岁数的法国人到这里隐居。

“院长和两个副院长，第一副院长和第二副院长，坐在大厅的首位，各占一张桌子，神父们顺着两边的墙坐着，而见习修士们、庶务修士们和客人们则坐在中间的桌子周围。饭前的祷告做过之后，我们开始吃饭。一个见习修士坐在饭厅门口，声音单调地读劝善书。吃完饭后，我们又做一次谢恩祷告。院长、恩舍姆神父、客人们以及招待客人的那位修道士来到一个小房间，在里边喝咖啡，随便聊天。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小屋。

“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我非常高兴。那里的生活完全合我的口味。图书馆很好，我读了大量的书。没有一个神父想影响我，但是他们喜欢和我闲谈。他们的博学、他们的虔诚、他们的超脱尘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过的是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无时不在忙碌着。他们的地都是自己耕种的，自种自收，他们很高兴我给他们帮忙。我喜欢那些威严壮观的礼拜仪式，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晨祷。晨祷是在早晨四点钟举行的。周围是一片夜色，素爱神秘的修道士们严罩头巾，以雄壮的男音唱着礼拜时唱的音调平直的歌子，你坐在教堂里边会十分感动。这种按时举行的日常活动里却有一种东西驱散你的忧虑，恢复你的信心。尽管表现得精力充沛，尽管思想活泼，然而你却有一种永恒的宁静之感。”

莱雷稍带忧郁地一笑。

“我也像罗拉一样，我所来到的这个世界太老了，并且我来得也太晚了。我应该生在中世纪，那时信仰宗教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那样，我应该走的道路就会在我面前明摆着，我会去参加修道会。我信仰不起来。我想信上帝，但是我信不起来，因为这么个上帝还不比一个正正派派的普通人好。修道士们对我说，上帝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世界。我觉得这动机并不很高尚。贝多芬创造他的交响乐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吗？我不相信。我相信他创造自己的交响乐是因为他心灵中的音乐要被表达出来，因此，他要做的是尽他的可能使它们完美。

“我常听修士们重复主祷文；我奇怪他们怎么能不断地乞求他们的天父赐给他们每天吃的面包，而不产生怀疑。孩子们乞求他们尘世上的父亲给他们饭吃吗？他们料定他会给他们饭吃。他给他们饭吃，他们既不感激，也不必要感激，相反，一个人把孩子生到世界上，如果他不能养活他们或者不肯养活他们，我们只会责备他。我觉得，如果一个全能的造物主不打算向他创造的生命提供生存所需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那他还不如不创造他们。”

“亲爱的莱雷，”我说，“我认为你没有生在中世纪倒也好。不然的话，你无疑会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

他笑了。

“你已经有了很大成就，”他接着说，“你想叫人当面夸奖你吗？”

“那只会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会这样想的。我也不相信上帝想叫人当面夸奖他。在空军的时候，谁要是靠对上级阿谀奉承编排个轻松差事，我们就瞧不起他。我很难相信上帝会看重那些对他不厌其烦地奉承以哄他超度他们的人们。我认为上帝最喜欢的对他礼拜的仪式，应该是尽你的可能去正直做人。

“但这还不是我最厌烦的事情。我想不通的是，就我所知，那些修道士们无时不在心里念叨着人生来是有罪的。空军里我认识很多小伙子。他们当然是一有机会就醉酒，搞到姑娘就搞姑娘，说起话来嘴里不干不净；我们里边还有一两个坏家伙。有一个家伙使用假支票，被送到牢里关了六个月，这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他以往从来都没有钱，现在得到梦想不到的这么多钱，他才产生了这个念头。我在巴黎认识一些坏人，我回到芝加哥后，又认识了一些坏人。他们人之所以坏，不是由于遗传，就是由于环境。遗传由不得他们，环境也不是他们选择的。我不知道，对他们的罪行，社会是否应该比他们本人负更多的责任。如果我是上帝，我不会下狠心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最坏的在内，永远打入地狱。恩舍姆神父心地宽厚，他认为地狱之所以那样惨是因为上帝到不了那里。但是，如果这种惩罚残酷到可以称之为下地狱的程度，我们能够设想一个好的上帝会用它来罚人吗？反正，人是他创造的，如果他把他们造得会犯罪，那就是他有意识叫他们犯罪的。如果我把我的狗训练得一见生人进我的后院就扑上去咬脖子，当它这样干的时候，如果我打它，就不公平。

“如果创造世界的是一个全善全能的上帝，那么他为什么创造罪恶？修道士们说，那是为了让人们战胜自己身上的坏东西，抵制住诱惑，忍受痛苦、悲哀与不幸，这些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上帝考验他们是为了洗清他们身上的罪过，使他们于多年之后终于配得上接受他的恩典。我觉得这好像通知一个人到某个地方去，而又要给他制造困难，路上给他摆了个迷魂阵叫他通过，接着挖一条河逼他游泳，最后还要筑一道墙叫他爬。我不打算去信一个连一般的见识都没有的全能上帝。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去信仰这样一个上帝：世界虽不是他创造的，但他见到坏事情就尽量缩小它的影响，他比世界上的人好得多，聪明得多，并且伟大得多；他没有创造罪恶，并且还要和罪恶进行斗争，最终还有可能克服罪恶。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信仰这样一个上帝。

“那些好心肠的神父们对这些使我迷惑不解的问题的回答，都是既不能使我的头脑得到满足，也不能使我的心灵得到满足。我和他们不能类聚。我去向恩舍姆神父告别的时候，他没有问我这一段生活是否像他预料的那样使我得到了好处。他用难以形容的友爱眼神望着我。

“‘神父，我想，我使你失望了。’我说。

“‘不，’他回答说，‘你是一个不信上帝但宗教根基很深的人。上帝会把你挑选出来的。你会回来的。究竟是来这里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只有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