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莱雷沉默了几分钟，我不忍催促他，静静地等着。过了不久，他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好像他突然发现我在场似的。

“到了特拉凡哥尔后，我发现我无须打听什里·甘尼沙。人人都知道他。他曾在山洞里住过多年，后来听从人们的劝告搬到了平原上，一些行善的人给了他一片土地，给他用土坯盖了一所房子。从首府特里凡得琅到他的阿什拉摩(从)，路很远，整整花去我一天时间，先是坐火车，后来又坐汽车。我在院子的门口看到一个年轻人，问他我可不可以见见这位瑜珈修士。我带来了一篮水果当礼物，这是这里的习惯。几分钟后，那个年轻人出来把我领进一间四周都是窗子的长厅。什里·甘尼沙坐在一个角落里铺着虎皮的台子上，在静坐。‘我在等着你呢。’他说。我吃了一惊，心想，我那位马都拉的朋友给他讲过了我的情况。但是，当我说出那位朋友的名字时，他摇了摇头。我把水果送给了他，他叫那个年轻人收起来。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默默不语地望着我。我记不得沉默的时间持续了多久。也许有半个小时。我对你说过他的外表如何。我没有对你说过，他身上散射出宁静、善良、安详和无私的光辉。我本来已走得又热又累，但是我渐渐地感到精神奇妙地得到了恢复。没等他再说话我就已明白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

“他会讲英语吗？”我插问。

“不会。但是，你知道，我学语言相当快，我已经学会了不少泰米尔语，在印度的南方能听懂别人讲话，也能使对方听懂我的意思。他终于说话了。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是怎样来到印度的，怎样在印度度过了三年；怎样根据传说，由于仰慕他们的智慧和圣洁，我去找过一个又一个圣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传授给我我所寻找的东西。他打断了我。

“‘这些我都知道。你不用告诉我。你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拜你为师。’我答道。

“‘只有婆罗门能当师父。’他说。

“他以紧张的眼神继续望着我，接着，突然他的身体变硬，他的眼睛好像向内看去，我看出他进入了昏迷状态，印度人把这种状态叫作‘三摩地’，他们认为在这种状态中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的二元性消失，你变成了绝对知识。我盘着腿坐在他面前的地板上，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不知又过了多久，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他恢复了正常知觉。他慈祥地瞥了我一眼。

“‘留下吧，’他说，‘他们领你去看你住的地方。’

“他们叫我住在什里·甘尼沙初到平原时住的那间小屋里。他现在昼夜在里边打坐的这间大厅，是在他弟子满门、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看他之后盖起来的。为了不惹人注意，我改穿舒适的印度服装，我晒得很黑，如果你不细看，你会把我当作当地人。我大量阅读。我坐静。当什里·甘尼沙愿意说话的时候，我就听他讲道；他并不多讲话，但他总是乐于回答问题，听他回答问题非常令人鼓舞，犹若音乐抚耳。虽然他自己年轻时候苦修苦行，但他并不要求他的弟子们也效法他。他要他们戒掉私心杂念、七情六欲，他对他们说，他们要想超脱，便须恬淡寡欲，乐天由命，心不受扰，并且力求无牵无挂。人们常从附近的一座市镇上这里来，那座市镇有三四英里远，那里有一座有名的寺院，寺院每年有一次盛会，人山人海，还有人从特里凡得琅以及更远的地方赶来向他诉说自己的灾难，求他指点，听他教导，走的时候，人人都增强了精神力量，心情平静下来。他教的东西很简单。他教我们说，我们都比自以为的更伟大，智慧是求得自由的手段。他教我们说，要想得救无须从尘世隐退，只要摒弃自我即可。他教我们说，做事情不为自己的利益能使心灵净化，尽义务能使人的孤立的自我沉没，而与普通的自我成为一体。不过，不同凡响的还不是他的教导，而是他这个人本身——他的仁慈、他灵魂的伟大、他的圣洁。能在他的身边就是一种福分。我和他在一起感到非常幸福。我感到我终于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时间过得想象不到地快。我提出要在那里住到他死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他不打算再在他那凡胎里停留很久；或者住到我得道为止。得道的意思就是，你终于突破愚昧的框框，确切知道自己与宇宙之灵实为一体。”

“再往后呢？”

“再往后嘛，如果真像他们所讲的那样，那就是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灵魂在地上的轮回已经结束，它再也不回到地上来了。”

“什里·甘尼沙死了吗？”

“就我所知，还没有死。”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看出了我问话的含意，轻快地一笑。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了下去，不过他那说话的神态，一开始使我感到，他非常清楚我已到嘴边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想回避。第二个问题当然是：他是否已经得道。

“我并不是一年到头地呆在坐静的小屋里。我幸运地认识了一位当地的护林官，他的住宅是在山脚下一个村庄的郊区。他是什里·甘尼沙的一位虔诚信徒，每当工作离得开的时候，就来和我们在一起呆三两天。他这个人很好，我们一谈就谈很长时间。他喜欢跟我练英语。我们相识之后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对我说，护林队在山里边有一座平房，我什么时候想到那里一个人坐静，他就把钥匙给我。我不时到那里去。路上需要两天。你得先乘公共汽车到护林官的村子里，然后你得步行走去。但是当你到达时，你会看到那里的风光壮丽非凡，并且极其幽静。我用背囊背上一些能带的东西，雇一个脚夫给我背些食物，我呆在那里，食物吃完才下山。那所房子只不过是一间小木屋，屋后带一间厨房。至于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木架子支的床供你铺席子。山上气候凉爽，有时，夜里点上一堆火非常惬意。心想方圆二十英里以内除我之外没有一人，我感到异常心颤。夜里我常听见老虎叫，听见大象哗哗啦啦地穿过丛林。我常在森林里长距离散步。有一个地方我爱坐在那里，因为从那里可以看到眼前脚下群山起伏，还可以看到鹿、野猪、野牛、大象、豹子等等野兽黄昏时到湖边饮水。

“我在静坐的小屋里住了刚刚两年的时候，又上山到我那森林里的隐居处去了一次，这次去的原因说出来你会觉得好笑。我想在那里过生日。我头一天到达那里。第二天黎明前我就醒来了，我想到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个地方去看日出。我对那条路很熟，闭上眼睛也不会走错。我坐在一棵树下等着日出。仍是一片黑夜，不过天空的星光已经惨淡，天就要亮了。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期待心情。晨光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渗透了黑暗，非常缓慢，像一个神秘的身影悄悄地行走在林木之间。我感到我的心跳动得好像有什么危险即将来临似的。太阳出来了。”

莱雷停顿了一下，遗憾地一笑。

“我没有描述景色的天赋，我也不知道绘画方面的术语，我说不出来，我没办法使你知道在灿烂的晨光中我面前展现的那片景色是多么壮丽——那些郁郁葱葱的山峦、树梢缭绕的薄雾、无底的山下湖水。太阳从峰隙间照到了湖面上，光芒像耀眼的宝剑。我为世界的美丽所陶醉。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喜悦，这样大的快乐。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兴奋感从我脚底升起，到达我的头顶，我感到自己好像突然从肉体中释放出来，像是纯粹的精神在分享我从不曾想到过的愉快。我感到有了一种非人类所有的知识；一切弄不清楚的事情，现在都清楚了，一切疑团都得到了解释。我太快活了，反而产生痛苦，我挣扎着要摆脱这种状态，因为我感到，如果这种状态再延长片刻，我就会死去；然而，我又是那么地快活，我又情愿死去，而不愿放弃它。我怎么能够把我的感受告诉你？任何语言都描绘不出我那醉心的喜悦。当我清醒过来时，我感到筋疲力尽，身上发抖。我睡着了。

“我醒过来时，日已正午。我走回那所平房，心里非常轻快，觉得我的两只脚似乎不沾地一样。我给自己做了一些吃的，我可真饿了。我点上了烟斗。”

莱雷此时在点烟斗。

“我不敢设想这就是得了道。别的人苦修苦行多少年尚不能得，而我，伊利诺斯州马文的莱雷·达勒尔却得到了。”

“你有什么理由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你的心情，加上那幽静的环境、黎明的神秘以及你那片湖上的宝剑似的光芒所导致的催眠状态？”

“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感到那一切非常真实。反正，全世界各个世纪的神秘主义者都经历过这类事情。印度的婆罗门教徒、波斯的泛神论神秘主义者、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新英格兰的新教徒，每当他们描述难以描述的现象时，他们都是用类似的语汇来描述的。不能否认确有这种现象；唯一的困难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一瞬间我和宇宙之灵成为一体了，也不知道是否那只是下意识的一种冲动，与我们人人身上都潜伏着的宇宙之灵类似罢了。”

莱雷停顿了一下，以嘲弄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我问你，你的大拇指能碰上你的小拇指吗？”他问道。

“当然能。”我笑着说，同时让两个指头碰了一下，予以证明。

“你可知道，这只有人和灵长类动物才会？手所以成为非常理想的工具，就是因为大拇指可以与其他几个指头相对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可以与其他指头对抗的大拇指，在远古的人类祖先当中以及在大猩猩当中，只在某些个体上得到了发展，而经过无数代之后，才成了共同的特征？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曾经与本原成为一体，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的知觉中发展着一种第六感觉，在遥远的将来人人都将有这种感觉，那时，他们将像我们现在观察各种感官的对象一样，直接观察宇宙之灵。这难道就毫无可能吗？”

“你估计这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问。

“第一个发现自己的大拇指可以碰到小拇指的生物，当时并不知道那么一个无意义的动作会引起什么样的无穷无尽的后果；同样，我现在也无法知道，这会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我只能告诉你，我在那个狂喜的时刻身心所深深感受到的宁静、快乐与自信至今余味犹在，而那幅美丽的世界景象也历历在目，宛若我眼花缭乱地初次见到时一样清晰。”

“不过莱雷，由于你相信宇宙之灵，你必然相信世界及世界之美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摩耶(不)所造成的幻像。”

“如果认为印度人把世界看成一种幻觉，那就错了；他们并不认为世界是一种幻觉；他们唯一坚持的是：世界的真实与宇宙之灵的真实，这两种真实的实际意义有所不同。摩耶只不过是那些热心的思想家为了解释无限如何产生有限而设想出来的。这些思想家当中最聪明的是萨摩卡拉，他认为那是一个无可解释的秘密。你知道，困难在于如何去解释为什么婆罗摩要创造世界。婆罗摩是神，是幸福，是智慧；它永远不变，永远存在，永远静止；它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因此，它不知道什么叫做变革，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奋斗，它尽善尽美，然而，它为什么要创造世界？要是你问这个问题，一般的答复是：宇宙之灵创造世界是寻开心，而并无任何其他目的。但是当你想起洪水和饥荒、地震和飓风以及肉体所生的各种各样病痛时，当你想到这么多耸人听闻的东西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居然都是为了寻开心，你会感到这是在践踏你的道德感。什里·甘尼沙心肠非常好，他不相信这一点；他把世界看作宇宙之灵的表现，看作是宇宙之灵完美无缺的流露。他教导说，上帝是非创造不可，由不得他自己，世界是他的天性的表现。我曾经问过，如果世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神灵的天性表现，那么，它为什么如此可恶，以至于人类可以为自己树立的唯一合乎理性的目标便是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什里·甘尼沙回答说，世上各种各样的心满意足都是暂时的，只有上苍给人以永恒的快乐。但是，永远持续不变不会使好东西变得更好，使白变得更白。如果玫瑰在中午时分失去了它黎明时的美丽，那就是说，它在黎明时分所具有的美丽是真实的。世界上没有持久不变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求什么东西持久不变，我们就是傻瓜，如果我们在失去它们之前不乘机享受，我们就必然是更大的傻瓜。如果变化是存在的本质，我们就会认为，唯一明智的办法就是把它当作我们处世态度的前提。我们谁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段河流，但是，原来的河水向前流去，我们第二次走进的河流也同样凉爽，同样提神。

“雅利安人初到印度时就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世界的一种外表，但是，他们依然因为它的美丽幽雅而欢迎它；只是在几百年之后，由于疲于征伐，由于体质因气候而退化，他们失去了精力，他们自己成了入侵部落的羔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只看到生活中的罪恶，渴望永远跳出生活。但是，我们西方人，特别是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为没落、死亡、饥渴、疾病、老迈、悲哀和幻觉吓倒了我们所拥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当我坐在我的那座木头房子里抽烟斗时，我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活力。我感到身上有一股精力在要求我把它使出来。我应该骄傲的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去过隐居修道的生活，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热爱世上的事事物物。我所以要爱世上的事事物物，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可爱，而是因为无数的上苍就存在于它们身上。如果我在那些心醉神迷的时刻真的和宇宙之灵化成一体，如果他们所说的都是真话，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我动心。我今世修得了正果，就再也不能回到人世上来。这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想一辈子又一辈子地活下去。各种各样的生活我都愿意接受，悲哀的一生也好，痛苦的一生也好；我感到，只有一趟又一趟地生到世上来才能满足我的渴望、我的精力和我的好奇心。

“第二天早晨我动身下山，第三天我回到了那座阿什拉摩。什里·甘尼沙看见我身穿西装感到惊奇。我是在上山时在护林官的那座平房里觉得那里比山下冷而把西装穿上的，后来没有想再换下来。

“‘师父，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说，‘我要回到我自己的人民当中去。’

“他没有立即回答。他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讲坛的虎皮上。讲坛前面的香炉内点着一柱香，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香。他和我初见他那天一样，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聚精会神地望着我，目光犀利，我觉得他望进了我生命最隐秘的深处。我知道他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好，’他说，‘你已经前进得相当远了。’

“我跪了下来，他为我祝福。我站起身来的时候，眼里充满着泪水。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圣人。我将永远以能认识他为荣。我向师兄、师弟们一一告别。他们当中有的已在那里住了几年，有的是在我来了之后来的。我把仅有的几件东西和我的书留在那里，心想，会有人用得着它们。我背上背包，头戴一顶破遮阳帽，身穿我初来时就穿的那条旧宽腿裤和褐色外衣，一步步走回那座市镇上。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孟买搭上了一条轮船，到马赛上岸。”

我们各人回忆着各人的往事，一时沉默下来；不过，尽管我已经疲倦，但我还有一个问题非常想问他，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莱雷老弟，”我说，“你这次天涯海角访求真理是从罪恶问题开始的。是罪恶这个问题催你上路的。刚才这么长时间，你只字都没有提到，你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是一种没有把握的解决也好。”

“也许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也许我笨，找不到答案。罗摩克里希纳把世界看作上帝的游戏。‘这像是一场游戏，’他说，‘在这场游戏中，有快乐也有悲哀，有德行也有邪恶，有知识也有无知，有善也有恶。如果在创造的时候，把罪恶与痛苦彻底消灭，这场游戏就不能继续下去。’我倒是想尽力驳斥这种说法。我最多只能这样解释：当宇宙之灵在世上表现自己的时候，恶与善是一种天然的联系。如果地壳没有想象不到的可怕的震动，我们就绝不可能有喜马拉雅山的惊人美丽；做细瓷花瓶的中国匠人，能做出可爱的外形，画上美丽的图画，涂上富丽的色彩，抹上细致讲究的釉水，但就瓶子的本质来说，却把它弄得脆薄易碎。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掉在地上，它就会破成十几个碎片。也许在世上我们心目中的德行同样只能和罪恶携手并存！”

“这是个巧妙的解释，莱雷。我认为不怎么令人信服。”

“我也认为不能令人信服，”他笑着说，“唯一可说的是，当你已经断定一件事情是必不可免的时候，你唯一可做的是尽量迁就着去接受它。”

“你现在作何打算？”

“我有一件工作要在这里完成，然后，我回美国去。”

“回去干什么？”

“生活。”

“怎样生活？”

他回答时非常冷静，但眼睛里却闪着顽皮的光芒，因为他非常清楚我不会料到他竟会如此回答。

“平静地生活，有耐心地生活，有同情心地生活，无私地生活，节欲地生活。”

“过分的自我要求。”我说，“为什么要节欲？你是个年轻人，情欲和饥饿都是人类这种动物最强烈的本能，你想去自我抑制，这样明智吗？”

“我幸运的是，性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娱乐，而不是一种必需。印度的圣贤们说，贞洁能大大增强精神力量。根据我的亲身体会，他们的这句话比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更为正确。”

“我则认为，智慧在于在肉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之间求得平衡。”

“这正是印度人认为我们西方人没有做到的一点。他们认为，我们发明了数不清的东西，我们有工厂，有机器，有工厂和机器制造的一切，我们在从物质性的事物中寻求幸福，但是他们认为幸福不是隐藏在物质性的事物中，而是隐藏在精神性的事物里。因而他们认为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将导致毁灭。”

“你认为美国这个地方适合你履行你所提到的那些具体美德吗？”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适合。你们欧洲人对美国毫不了解。因为我们聚积了大量财富，你们就认为我们只关心钱。我们并不在乎钱；我们把钱一挣到手就把它花掉，有时花得正当，有时花得不正当，但我们反正花掉了它。我们不把钱当回事；金钱只不过是成功的象征。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我想，我们的理想选错了目标；我想，人类能为自己树立的最伟大的理想是自我完善。”

“这是个高尚的理想，莱雷。”

“尽量生活得符合这样的理想，难道不值得吗？”

“但是，你能够设想，你，就你一个人，能对美国这样一个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无法无天、个人主义强烈的民族，产生什么影响吗？你还不如就用你的两只手去挡住密西西比河水让它往回流。”

“我可以试一试。发明轮子的当初是一个人。发现万有引力的是一个人。凡是发生的事情，都必然产生影响。如果你将一块石头抛进一个池塘，整个宇宙就不完全是它原来的样子了。认为印度的圣人们过着无用的生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是闪耀在黑暗中的灯光。他们代表着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对他们的同胞们是一种精神力量；普通的人也许永远达不到这一步，但是他们尊重这种理想，这种理想对他们的一生产生好的影响。当一个人变得纯洁、完美的时候，他的品格就会扩大影响，寻找真理的人们自然会被吸引到他那里去。也可能，如果我过起我为自己所规划的生活，我的生活会对别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比抛进池塘的一块石头所引起的水泡大，但是一个水泡引起另一个水泡，而另一个水泡又会引起第三个水泡。有人会看到我的生活方式能够提供幸福和宁静，他们又将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别人，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到你在反对的是什么，莱雷。你知道，腓力斯人(我)早已不用拷问台和火刑柱来镇压他们害怕的见解；他们发明了一种更加要命的毁灭性武器——取笑。”

“我这个人相当倔强。”莱雷笑着说。

“好，我唯一可说的是，你私人有一笔收入，这对你来说是极大的幸运。”

“那笔收入曾经对我起过很大作用。如果不是那笔收入，我就不能够做我已经做的事情。但是，我的学徒生活已经结束。今后这笔收入只会成为我的包袱。我将要甩掉它。”

“那就太不理智了。唯一可以使你过你说的那种生活的东西就是经济上的独立。”

“相反，经济上的独立会使我说的那种生活没有意义。”

我禁不住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印度的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也许完全不需要经济独立，他可以在树底下睡觉，善男信女愿意行善积德往他那要饭碗里装饭。但是，美国的气候可非常不宜于在露天睡觉；尽管我不敢吹牛说我很了解美国，但我的确知道，如果你们美国人在什么事情上还能有一致的看法的话，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吃饭，你就必须工作。我可怜的莱雷，你刚一迈步，就会被当作游民送到收容所。”

他笑了。

“我知道，一个人总得使自己适应环境，我当然要去工作。我回到美国之后，将想办法在汽车修理厂找个工作。我是个很不错的机械师，我想这不会有多大困难。”

“那样是否在浪费你的精力？如果你干别的工作，你的精力也许会起更大的作用。”

“我喜欢体力劳动。每当我学习过度时，我就从事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我感到体力劳动能振奋精神。我记得在读一本斯宾诺莎传记时，我觉得它的作者很蠢，他居然认为斯宾诺莎为了谋生而去磨玻璃是一种可怕的苦差事。我相信这有益于他的脑力活动，因为这能够把他的注意力从艰苦的思考中转移开一段时间。当我冲洗汽车或者修理汽化器的时候，我心里无忧无虑，当我洗过、修好之后，我因为完成了一件事情而感到愉快。当然我并不想永远呆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里。我离开美国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必须重新了解它。我将想办法当一个卡车司机。这样，过上一段时间我就能游遍全国。”

“你大概忘掉了金钱最重要的用处。它能够节省时间。生命如此短暂，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一个人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浪费不起；想一想，拿你作例子，你不是坐公共汽车而是徒步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不是坐出租汽车而是坐公共汽车，你要浪费多少时间？”

莱雷笑了。

“说得很对，我过去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我自己买一辆出租汽车便可以克服这一困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最后将在纽约定居，我爱它的图书馆，另外还有别的原因；我用很少的钱就可以维持生活，我睡到哪里都不在乎，我一天吃一顿饭就十分满足；等我把我要看的美国的所有地方都看过的时候，我应该已存下很多钱，足够买一辆出租汽车。我会当一名出租汽车司机。”

“你应该被关起来。你简直像个疯子。”

“我一点也不疯。我头脑非常清楚，非常讲求实际。作为一个有车的司机，我一天工作的时数只须够我的膳宿费用和汽车的折旧费就行了。剩余的时间我可以用到别的工作上，如果我需要赶紧到什么地方去，我每次都可以开着自己的出租汽车去。”

“不过，莱雷，出租汽车和政府的公债一样都是私有财产，”我故意逗他说，“如果你是个有车的司机，你就成了一个资本家。”

他笑了。

“不。我的出租汽车只是我的劳动工具。它相当于云游四方的托钵僧的棍子和要饭碗。”

我们的谈话以莱雷的这句玩笑而结束。我早已注意到，来饮食店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穿着晚礼服的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坐下，给自己点了一份丰盛的早餐。从他的表情看来，他过了一个风流的夜晚，疲倦而心满意足，现在回顾起来尚春风得意。几位年老觉少因而起得早的老先生，一边戴着老花镜在读晨报，一边从容地喝着牛奶咖啡。年轻一点儿的人们在去商店或去机关上班的路上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狼吞虎咽地吃上一个面包卷，喝上一杯咖啡；他们当中，有的穿得讲究，有的穿着已经露线的外衣。一个衰老枯瘦的老太婆夹着一叠报纸，到各个桌前劝卖，我看到她一张也没有卖掉。我从那巨大的玻璃窗望出去，看到天已大亮。一两分钟后，除了这座大饭店的后部，电灯都关掉了。我看了看我的表，已经七点多了。

“吃点儿早点吧？”我说。

我们吃了几块刚从面包房要来的又热又脆的月牙面包，喝了些牛奶咖啡。我非常疲倦，无精打采，心想，自己一定老态龙钟，但是莱雷却像平时一样容光焕发。他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光溜溜的脸上没有一条皱纹，看上去顶多只有二十五岁。咖啡恢复了我的精神。

“请允许我给你提个意见，莱雷。这种意见我可不是随随便便提出的。”

“这种意见我也不是随随便便接受的。”他笑着回答。

“在你处理你那笔小小的财产之前，你一定要非常慎重地考虑。一旦抛弃了，就永远不会再有了。也许有一天，你或者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别人，非常需要钱，那时你会痛恨自己当初竟那么傻。”

他回答时眼里闪着嘲笑的眼神，但没有恶意。

“你比我把钱看得重。”

“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尖刻地回答，“你知道，你一直有钱，而我却没有。钱给了我，几乎是我在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独立。你想象不出，当我想到，在世界上我愿意叫谁滚蛋就可以叫他滚蛋的时候，我是多么称心。”

“但是我并不想叫世界上的任何人滚蛋。如果我想的话，即使银行里没有存款，我照样可以叫他滚蛋。你知道，对你来说，金钱意味着自由；对我来说，意味着束缚。”

“莱雷，你是个死顽固。”

“我知道。但我由不得我自己。反正，我要想改变主意的话还完全来得及。明年春天我才回美国。我的朋友奥古斯特·科太，就是那位画家，把他在萨纳里的一座别墅借给了我，我要到那里去过冬。”

萨纳里是里维埃拉的一个质朴的海滨疗养地，位于班道尔与土伦之间，不喜欢圣特罗佩那种铺张、愚昧而无必要的仪式的画家和作家们常到那里去。

“那里非常单调乏味，你如果不在乎这一点，你才会喜欢它。”

“我有工作要做。我收集了许多材料，我要写一本书。”

“什么内容？”

“出版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笑着说。

“你写完的时候如果愿意交给我，我想，我能替你出版。”

“不麻烦你了。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在巴黎开了个小小的印刷厂，我已经和他们安排好，由他们替我印刷。”

“不过，这样出的书，你不可能指望行销，也不会有人评论你的书。”

“有没有人评论，我不在乎，我也不指望书能卖出去。我只是印上一点儿，够送我的印度朋友们以及我所认识的可能对此书感兴趣的几个法国人就行了。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我所以要写这本书，只是为了把这一切资料都处理掉，我所以要予以出版，是因为我认为一件东西只有在印成铅字之后你才看得出它到底怎么样。”

“这两条理由我能理解。”

这时我们已吃过早饭，我叫侍者来算帐。帐单送来后，我交给了莱雷。

“既然你的钱要往阴沟里扔，你完全可以代我付饭钱。”

他大笑，代我付了饭钱。一直坐了这么长时间，我身子都坐僵了。我们从饭店往外走时，我两肋发痛。我们走进秋天早晨清新的空气中，非常振奋精神。天空一片蔚蓝，克里希街夜里看起来污秽，此时有点意气洋洋，活像一个已经失却颜色的女人，涂脂抹粉，迈起姑娘们富有弹性的步子。这倒也不令人反感。我叫住了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

“我送你一段吧？”我问莱雷。

“不用了。我要步行走到塞纳河去，找个池塘游游泳。然后我得去图书馆，我要在那里做些研究工作。”

我们握手告别，我看着他长长的两腿迈着轻松自如的步子穿过大路。我天生不那么喜欢艰苦，我坐进了出租汽车，回到了我的旅馆。当我回到我的起居室的时候，我看到时钟已经过八点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这个时候才回到家里，多好啊。”我以自我责备的口气向玻璃匣内的那位裸体女人说。这个裸体女人自从1813年以来一直躺在那座时钟顶上，她那个姿势，我想，再没有那么不舒服的了。

她一直端详着她在一面镀金铜镜里的镀了金的青铜面容，而时钟一味地在“滴答、滴答”。我打开了浴盆的热水。我在里边一直泡到热水变温，然后擦干身体，吃了片安眠药。床头几上正好有一本瓦勒里(一)著的《海上的墓地》，我拿了上床，一直看到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