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罗[1]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他传说难以与之匹敌。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朋友特乌斯（Theuth）。特乌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这些发明，主张把这些发明向埃及人宣传，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苏格拉底的故事接着说：

塔姆斯询问发明的用途，特乌斯如数家珍，逐一道来。塔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特乌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历数塔姆斯对特乌斯全部发明表示的赞同与否定，难免太费时间，只说文字这个发明吧。特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2]

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这没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尽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并没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而且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这样的教益：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当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对那些愿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称为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独眼龙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说人家对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评头论足的方式）议论新技术带来的包袱；对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他们却三缄其口。技术爱慕者应该为自己辩护，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倘若你要出错，站在塔姆斯怀疑主义一边犯错误似乎是更为可取的。当然，这样的错误毕竟是错误。我不妨指出，除了对文字的评判之外，塔姆斯对其他发明的评判并没有错。如果再读一遍这个传说，你或许会注意到，他对特乌斯的每一种发明的评论都兼顾利弊、亦臧亦否。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予、亦有索取。聪明人深知个中道理，戏剧性的技术变革很难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来都不会使他们欣喜若狂。弗洛伊德[3]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即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里，他说：

你会问：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听见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声音，如果我能够尽快知道朋友经过艰苦的长途旅行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难道我不会为此而更加快乐吗？难道这不是明白无误的幸福吗？医学成就使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使产妇感染的危险大大减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寿命明显地延长——难道这没有重大的意义吗？

弗洛伊德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低估技术进步和科学进步的意义，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认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但是在这段话的结尾，他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技术进步的副作用：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我们的生儿育女强加了诸多限制，以至于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生育的孩子并不比讲究卫生之前多。与此同时，这又给我们婚后的性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要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4]

在历数技术进步的代价时，弗洛伊德遵循的路线使人感到压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评论：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技术爱慕者无疑会反驳他说，生活一直是没有欢乐的荒原，充满苦难，然而电话、远洋邮轮尤其卫生习惯的普及不仅能够延年益寿，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无疑问，这是我会提出的论点（证明我不是恐惧技术的独眼龙），不过此刻我们不用追求这个观点。我把弗洛伊德拽到这里来参与会话，仅仅是为了证明，即使他这种愁眉紧锁的智者在批评技术时，也必须以承认技术的成就为开场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气那样充满智慧，他在对文字的价值做出评判时，就会预见到文字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术变革时，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静。

塔姆斯的疏漏就谈到这里。另一种疏漏值得我们注意，但这种疏漏不是错误。文字不是中性的技术，文字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这个道理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道理说出口。他知道，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塔姆斯关心的不是人们会写下什么内容，而是人们要使用文字这种技术。凭空想象塔姆斯会用今天标准化的技术爱慕者那种方式对人们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来生产某些文本，而不是生产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写戏而不是写历史或哲学），文字的破坏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那实在是荒唐之举。他会认为，这样的意见实在是天真至极。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人们把某一种技术拒之门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们可以从塔姆斯的沉默推导出以上的意思。不过，我们从他说出口的话学到的东西比较多，从他没有言说的东西学到的道理则要少得多。比如他说，文字会改变“记忆”和“智慧”的意义。他担心，人们会把记忆的意义和他鄙视的“回忆”的意义混为一谈。他担心智慧和纯粹的知识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意识地给英语添加了数以千计的表达新技术的新词汇，比如VCR、比特、软件、前轮驱动、机会之窗、随身听，等等。它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错愕。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修正旧词汇也就是修正语义深深扎根的词汇。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如今的电视和计算机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诸如此类的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词汇学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写小部头的书来解释真正发生的词义变化，学校不注意词义的修正。然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们的地方——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技术变化的事实需要我们做一些阐述，我将在稍后的一章里回到这个主题。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塔姆斯的评判里另外挖掘几条原理，这些原理需要费一点笔墨，因为它们是以下几章论述的预兆和铺垫。比如，塔姆斯警告说，特乌斯的弟子获得的智慧可能会名不副实。他的意思是说，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事实隐含的命题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在《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换句话说，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以电视为例。在美国，电视扎根之深超过其他国家，许多美国人认为电视是上帝的恩赐；那些待遇优厚、志得意满的电视人，那些主管、技师、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尤其觉得电视是天大的恩赐。这样的人形成新的知识垄断，他们为自己欢呼喝彩、捍卫自己的地位、张扬电视技术，这并不令人奇怪。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可能会逐渐终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尾随印刷机出现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400年来，教师一直是印刷术创造的知识垄断的组成部分，他们正在目击这种知识垄断的解体。看来，对于如何防止这样的解体，他们多半是无能为力的；老师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热情洋溢，这实在是和情理相悖。这样的热情老是让我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之交时的铁匠，他们赞美汽车，而且相信汽车会促进他们的营生。我们现在知道，汽车没有促进铁匠的生意，反而使他们的生意过时，或许一些头脑清醒的铁匠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即使这样，他们又有什么回天之力吗？除了哭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我们遭遇到类似的情况，这里同样是既有赢家，也有输家。毋庸置疑，计算机加强了大规模组织机构的权力，军队、航空公司、银行或税务机关就是这样的机构。同样清楚的是，计算机对高层次的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的群众有好处呢？计算机已经侵入钢铁工人、菜店老板、学校教师、汽修工人、音乐人、砖工、牙医等大多数人的职业，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学校教他们的孩子操作计算机化的系统，而不是向孩子们传授更加珍贵的知识。总而言之，孩子们需要的东西几乎不会送到他们手中。输家之所以输，其奥妙就在这里。

赢家怂恿输家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计算机技术，这本在意料之中。这就是赢家获胜之道，于是，他们有时就对输家说，有了个人计算机之后，一般人就更容易做好收支平衡，就更容易查找营养食谱，就会使自己的购物单更加合乎情理。他们还告诉输家说，你们的生活会安排得更有效率。至于效率是按照谁的观点衡量的，他们则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他们也不说输家会付出什么代价。倘若输家持怀疑态度，赢家就喋喋不休地宣扬计算机的神效，把输家搞得晕头转向；计算机的神效和输家生活质量的关系，只能够说是勉强沾边的，但这些工具的魅力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的结果是输家败下阵来，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掌握新技术的人有专门的知识，而专门的知识是一种智慧，这也是塔姆斯的预言。这些新技术大师也相信自己的智慧，这同样是塔姆斯的预言。结果，有些问题就无人问津。比如，技术赋予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自由？谁的力量和自由又会被削弱？

或许，我的表述使这样的结果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密谋，仿佛赢家对输赢的一切成竹在胸。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种情况是，一些文化具有民主精神，其传统比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术，于是人人都倾向于热情欢迎新技术，都相信新技术最终会使人人平均受益。美国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人对新事物的贪求没有止境，这样的幼稚信念随处可见。事实上，美国人很难把任何社会变革看成是赢家输家皆可获利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的乐观主义，这在大量的文献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在技术产生的社会变革中，企业家利用了普通美国人的乐观主义，他们竭力灌输大家共享却不太可能实现的希望。他们心里清楚，从经济上来看，揭示技术变革的代价不是明智之举。所以你不妨说，倘若有什么密谋的话，这个密谋就是美国文化自己给自己添麻烦的密谋。

此外更重要的是，技术闯进一种文化时，谁是最大赢家，谁又是最大输家？这个问题并非一目了然，至少在初始阶段并不是很清楚的。这是因为技术引起的变革即使并非绝对神秘，至少是难以细察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预料的。最难以预料的后果可以说是技术引起的意识形态变革。塔姆斯告诫特乌斯说，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塔姆斯发出这样的警告时，心中想到的就是意识形态变革。其意思是，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内心的思维习惯，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这种感觉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合理、何为必需、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变革是用旧语词的新意义表达的，我将对这个问题暂时存而不议，留待稍后阐述美国当前宏大的意识形态变革时再去讨论。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新技术如何造成“真实”的新观念，说明这个过程如何瓦解老观念。这个例子是给学生的试卷评分的惯例，表面上看，这个惯例无害。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个做法自然而然，所以我们难以觉察它隐而不显的含意。我们难以想象，我们判分的数字和字母是一种工具；更难以想象，我们用这种技术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是在做某种奇特的事情。事实上，初次给学生评分的事情发生在剑桥大学，那是1792年；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威廉·法里希的老师。[5]无人熟悉这位老师，听说过他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他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的思想进行量化的价值判断。这个做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们自此尝试用数学观念来构建现实。倘若可以用数字来判定思想的品质，那么用数字来判定慈悲、爱心、仇恨、美好、创新、智能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质，都是可能的。伽利略说，自然的语言是数学语言，他没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见包括在内。然而，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这些概念包括在内。我们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发现，如果不用数字，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他们相信，如果不用数字，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不会说这个念头愚蠢或危险，只想说这个观点很奇怪。更加奇怪的是，我们许多人居然不觉得它奇怪。说某人应该干得更好因为他的智商是134，说某人的灵敏度是7.2度，说一个人论资本主义兴起的文章应该得A－，另一个人的文章应该得C＋——对伽利略、莎士比亚或杰斐逊来说，这一切都像是胡言乱语。我们之所以觉得这种做法有意义，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数字这种技术，因而看世界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理解各有不同。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这也是马克思的意思，他说：“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我们通过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特根斯坦论述我们最重要的技术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且是思想的驱动器。这就是塔姆斯想要使特乌斯明白的道理。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历史悠久、永世长存的智慧，其最简单明快的表现是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不必太死守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引申这个自明之理：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

然而，这一切预设的偏见（prejudice）在技术起步时并非总是一望而知的。在技术变革中，谁也不可能预先就谋划好成为赢家，其道理就在这里。比如，机械时钟的发明最终会推进谁的利益和世界观呢？谁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时钟的发明肇始于12、13世纪的本笃会修道院[6]。这个发明的推动力是使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或多或少有章可循，首先是每日7次敲钟报时的制度。钟声表示读经礼拜的时辰；时钟技术提供准确的时间让修士做功课。这个功能是完成了。然而修士们没有预料到，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是要求他们起居修炼同步进行、控制他们的工具。到了14世纪中叶，时钟走出了修道院，给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提供准确的计时。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总之，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7]悖谬、奇怪而神奇的是，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实在是出人意料。

许多人认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新技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然而一无例外，难以预料的后果却横亘在他们的路上。即使技术发明人也不可能是可靠的未来先知，塔姆斯发出的正是这样的警告。比如，无论怎么说，谷登堡[8]都算得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倘若他听见路德[9]的异端邪说，他一定会十分震惊。路德把印刷术说成是“上帝最大的恩赐，是推动商业福音的力量”。路德懂得的道理，谷登堡却一窍不通。路德知道，《圣经》进入了每个主妇的厨房以后，每一位基督徒就成了自己的神学家，还可以说成了他自己的神父，更加准确地说，按照路德本人的观点，每一位基督徒就是他自己的教皇。在宗教信仰的统一和多样的斗争中，印刷机偏爱的是信仰的多样性。我们可以认为，谷登堡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塔姆斯深知发明人受到的局限，他深谙发明的社会心理偏向，即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对谷登堡这样说：“谷登堡，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印刷术也是这样；你是印刷术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认为，它会推进教皇的事业，然而实际上，它会在教徒之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会损害你热爱的教会的纯正，摧毁教会的垄断。”

我们可以想象，和他对特乌斯的回答一样，塔姆斯也会向谷登堡指出，谷登堡新发明的印刷机会造就大群的读者，但这些人“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换句话说，阅读将与过去的学习形式一争高下。这是我们能够从塔姆斯的评判演绎出来的有关技术变革的另一条原理：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样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竞争。这样的竞争不仅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不仅仅是字母表对会意文字的攻击、印刷机对插图手抄本的攻击、摄影术对绘画艺术的攻击、留声机对印刷术的攻击、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在媒介互相争斗杀伐时，它们的竞争还是不同世界观的冲突。

在美国，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在政治、宗教、商业里随处可见，但在学校里看得最清楚。在学校里，两种强大的技术毫不妥协地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学生的头脑。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造成惨重的伤亡；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在简单的段落里都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不能静下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就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这些儿童之所以打败仗，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正在进行的媒介之战，是因为他们站到了错误的一方，至少是暂时站错了队。谁知道25年后的学校像什么样子呢？50年后的学校又像什么样子呢？到那时，现在成绩不好的学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优秀学生，而现在的优秀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残障生吧——这些优秀生有可能会反应迟钝，太超脱，缺乏激情，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心理上构建现实的画面。请琢磨塔姆斯这句话：“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即通过书面词语获得的非真实的知识，这样的自负最终成了学校珍惜的最明显的知识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知识形式必须永远得到很高的评价。

再举一例。计算机进课堂时，我们打破的是400年的休战，对垒的一方是口语养成的群居性和公开性，另一方是印刷词语培养的内省和独处。口语倚重的是群体学习、合作和社会责任感；塔姆斯认为，这是地道的传授和真正的知识交流所必须依靠的语境。印刷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学习、相互竞争和个人独立。400年来，老师们一方面强调印刷文字，同时又容许课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语交流，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了两种学习形式的和平相处，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种学习方法的价值。现在轮到计算机登场了，它重新高举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旗帜。计算机在教室里的普及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集体口语的一切主张呢？计算机会不会把自我中心（egocentrism）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这些问题是技术变革使人想到的问题。如果你像塔姆斯一样看问题，你就能够把握这个道理：技术竞争点燃的竞争是全面的战争，换句话说，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事活动范围。倘若这个比方太残忍，我们可以试用一个比较温柔、和蔼的比方：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我所谓的生态就是环境科学家所谓的生态。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把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时，剩下的环境并不是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你得到的是一个新环境，你重新构建了生存的条件。同理，你把毛毛虫放进一个没有毛毛虫的环境时，整个环境也为之一变。媒介环境运行的机制也是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到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那时的欧洲已截然不同。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电视给每一场政治运动涂抹了一种新的颜色，使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教会、每种产业都带上了新的色彩。媒介的竞争之所以激烈，其道理就在这里。每一种技术都有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其生存竞争反映的世界观的竞争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当教育工作者问，学生用计算机学数学的效果是否胜过用课本学数学的效果时，我们从这个问题里学到的东西等于零，其原因就在这里。同理，如果商人问用什么手段能够销售更多的商品，如果牧师问用电视布道影响的人数是否会超过用广播影响的人数，如果政客问用不同媒体发表讲演会取得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些问题只对提问题的人有直接的价值，它们反而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涣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新媒介引起的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危机。

也许打一个比方会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要害。谈到诗歌的意义时，T. S. 艾略特[10]说，诗歌外在内容的主要用途是“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安静，以便让诗歌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就像敲门贼总是随身携带滋味鲜美的肉团来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一样”。换句话说，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牧师、政客提出那些具体的问题时，他们就像看门狗，他们享用肉团时，敲门贼已经把房子洗劫一空了。也许，其中一些人知道这样的后果，可他们并不特别介意。毕竟，不求自来的美味确乎解决了下一顿饭的问题。然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让窃贼打劫而不加抗议或浑然不知窃案已然发生，那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考虑的计算机的作用，和它作为教学工具的效果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计算机如何改变我们学习的观念，它如何与电视携手破坏我们关于学校的老观念。谁会去关心依靠电视能够推销多少包麦片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电视是否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否改变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否使幸福观念本身发生改变。如果牧师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如果政客考虑问题时不能够超越下一次选举，我们就必须要问：新媒介对政治组织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塔姆斯的评判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用传奇故事对我们进行的教诲正是哈罗德·伊尼斯试图给我们提供的教益。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塔姆斯相隔两千多年对伊尼斯说话时，我们必须要洗耳恭听，参与他们的会话，使之恢复活力。这是因为，美国发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

[1]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远离尘嚣，结庐而居，著有《论公民的不服从》《瓦尔登湖》等。

[2]Plato，p. 96.

[3]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提出潜意识学说，认为性本能的冲动是行为的基本原因。代表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

[4]Freud，pp. 38-39.

[5]这件事情有详细的记述，见Keith Hoskin, “The Examination, Disciplinary Power and Rational Schooling” ,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III，no. 2 (1979) ,pp. 135-46。霍斯金教授对法里希（Farish）的技术介绍如下：剑桥大学工程学教授，在自己的剑桥家园里设计并安装了活动隔板墙，由滑轮驱动，在楼上楼下升降。一天晚上，他在楼下熬夜感到冷，就把活动墙拉下来保暖。这样的技术没有多大的故事性，说明历史本身并不能揭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说明，人们对法里希的了解少之又少。

[6]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西方基督教隐修院，创办人为圣本尼狄克（St.Benedict，480?—547?），肇始于意大利卡西诺山，修士每日劳动、读经、抄书。日后采纳这一制度的修会，叫本笃会，即本尼狄克会。

[7]关于芒福德对机械钟表影响的详细论述，见芒福德的《技艺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8]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德国人，机器活字印刷发明人，1455年用自己发明的印刷机印制《圣经》。

[9]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10]T. S.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现代派诗人、剧作家、文学批判家，生于美国，卒于英国，著有《普鲁夫洛克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