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不久将来的某一天，加利福尼亚夏敦埃酒（Chardonnay）的广告人可能会灵机一动创作出以下画面：耶稣独自一人站在沙漠绿洲里；清风徐来，优雅的棕榈树叶在他身后婆娑起舞；舒缓的中东音乐撩动着空气，耶稣手握一瓶夏敦埃酒，用深情的眼光凝视着，然后转向镜头说：“我在迦南把水变成酒时，心里想到的就是这种酒。今天一喝，你就会成为信徒。”

倘若你认为这样的广告在你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出现，那你还可以设想另一种情景：我写这本书的此刻，有一则广告正在频繁播放，这是希伯来国民牌的法兰克福香肠。潇洒的山姆大叔身着红白蓝相间的服装，面带恰到好处的微笑，画外音描绘希伯来国民公司生产的醇美健康的法兰克福香肠。结尾时，画外音提高嗓门说，希伯来国民牌的法兰克福香肠就是好，它胜过国家标准。为什么？镜头移向苍天，画外音说，因为“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更高的权威”。

我想请读者自己来断定，哪一则广告更加令人难以置信：耶稣被用来卖酒还是上帝被用来卖法兰克福香肠？无论你的判断是哪一则，你都必须要记住，无论那假设的广告还是那真实的广告都不是亵渎神明的例子，它们的问题更加严重。毕竟，亵渎是对一个符号威力表示礼赞的一种形式。渎神者和偶像崇拜者一样，他们都认真对待符号，难怪美国总统希望用宪法修正案来惩治亵渎美国国旗的人（约1991年）。

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不是亵渎圣贤，而是委琐的庸俗化，对付委琐的庸俗化是不可能用法律制约的。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主要文化符号的委琐化（trivialization）多半是由商业企业造成的。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美利坚大公司（Corporate America）贪婪，而是因为人们对技术的崇拜占了先机，使其他形式的崇拜难以立足。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凡是从传统的宗教和民族背景获取意义的符号必然会很快失去活力，换句话说，其神圣或严肃的内涵将会被耗尽。一位神的升格需要另一位神的降格。“你们在我的面前没有其他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技术神灵。

有两个互相纠缠的原因使传统符号委琐化。首先，正如社会批评家杰伊·罗森[1]明白表述的那样，符号尤其图像可以无限重复，但符号并不是不可耗竭的。第二，符号使用得越频繁，符号的意义就越是削弱。丹尼尔·布尔斯廷30年前出版的经典著作《图像》（The Image）就强调了这个规律。[2]他描绘了19世纪中叶滥觞的“图像革命”，视觉形象的复制因此变得轻而易举，民众因此不断接触到自己文化里的符号和图标。通过拓印、石印、照片和后来的电影电视，宗教和民族的符号得到普及，成为司空见惯的形象，漠然处之的态度随之产生，尽管漠然的态度未必就是鄙视的态度。有人似乎相信，神圣图像的情感冲击力总是不变、始终不变的。布尔斯廷仿佛是要回答这些人的问题，他提醒我们说，图像革命之前，大多数人看见的图像都是很少的。比如，耶稣和圣母的画像在教堂之外就难得一见。民族领袖的画像只有在富豪的家里或政府大厦里才能看到。那时的书籍里固然有图像，但书价高，而且书籍大多数时候又待在书架上。彼时的图像在周围环境里并不令人注目，所以稀罕的图像就具有特殊的力量。布尔斯廷认为，当图像处处可见时，接触图像的经验必然要变化，也就是说，图像的重要意义随之减少。他告诉我们，只有一张图片时，这一张图片顶得上万语千言。与此相反，有一千张图片时，尤其这一千张图片是相同的图片时，它们几乎就一文不值了。

布尔斯廷与罗森指引我们注意的是一条平平常常的心理学原理。你可以自己做一番验证（如果你尚未做过的话），你可以反反复复说一个词，即使是最重要的词，不久你就注意到，这个词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因为重复耗尽了它的象征价值。凡是在美国军队里服过役或在大学宿舍里住过的男人，都有过淫秽词语的经验，尤其领教过那些所谓四字母的淫秽词，那些臭名昭著的淫秽词使我恶心，我不愿在此列举。你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教你别用的那些词，那些通常使人尴尬，使人不舒服的词，一旦滥用之后，就失去了令人震惊或尴尬的效果，就不再唤起特有的心态。它们就沦为声音，而不是符号了。

再者，符号失去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因变量，如果用得越频繁，如果不问语境滥用，它们失去意义的速度就越快。比如，淫秽语用在使人生气、厌恶或仇恨的情景时，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倘若在一句话里每三个词就用一个淫秽词，而不论情感的语境，它就会失去魔力，且失去一切意义。林肯总统、华盛顿总统的肖像在总统日[3]用来宣告亚麻制品的销售量时，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庆典被当作家具打折的时机时，这些神圣符号就失去了意义。山姆大叔、上帝、耶稣用作亵渎圣贤的媒介，去为一个委琐的目的服务时，这些符号的意义就丧失殆尽了。

有时有人说，美利坚大公司滥用神圣符号或严肃符号，这虽然不虔诚但却是健康的表现形式。毕竟，不虔诚是过分虔诚或虚伪虔诚的矫治剂；当虔诚被用作政治武器时，不虔诚尤其是必要的苦口良药。你不妨说，不虔诚是克服偶像崇拜的终极答案，亵渎圣贤则不是；大多数文化都确立了一些手段，使不虔诚可以得到表达的机会；这些机会有剧场、玩笑、歌曲、政治言论甚至假日。比如，犹太人在普林节[4]这一天就可以拿虔诚开涮。

然而，广告对传统符号的利用丝毫不能说明，过分的虔诚本身是一种罪恶。商务是很严肃的事情，不会搞这样的暗示；只要它指向消费的理念，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反对虔诚，而消费绝不会被当作儿戏。在使用山姆大叔、国旗、美国秃鹰或总统肖像时，在使用自由保险单（Liberty Insurance）、自由转换理赔保险（Freedom Transmission Repair）、林肯储蓄贷款（Lincoln Savings Loan）这些名字时，商界并没有留下不虔诚的把柄。它只不过宣告，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区分神圣和世俗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在这里，我并没有进行标准牌号的批评，并不想历数资本主义过分的弊端。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尊重语词和图标的严肃性，让它不在委琐或愚蠢的语境下使用这些语词和图标，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在1830年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广告并没有在经济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仅有的那一点儿广告也使用直白的语言，不利用重要的文化符号。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所谓“广告业”，为其铺路的是1879年3月3日开始实施的邮政法，该法案使杂志获得优惠的发行费。于是，杂志就成为全国范围广告的最佳渠道，商界人士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公司的名字成为商务净化的象征。乔治·伊斯曼[5]于1888年发明便携式照相机时，斥资2.5万美元在杂志上打广告；1895年，“柯达”和“照相机”就成了同义词，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依然是同义词。皇家发酵粉公司、面包师巧克力公司、象牙香皂公司、吉列剃须刀等公司打入全国市场，靠的就是在杂志上打广告。甚至杂志本身打入全国市场也是靠在杂志上打广告。最突出的例子是《主妇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在1883—1885年期间，老板C. H. K. 库尔提斯为这本杂志花的广告费就高达50万美元。到1909年，《主妇杂志》的发行量就达到100多万册了。

虽然库尔提斯对广告满腔热情，但使广告和杂志联姻的最重要人物则是法兰克·芒西[6]，他1925年去世时，威廉·艾伦·怀特[7]对他的赞词是：“法兰克·芒西给他那个时代的新闻业的贡献是肉联厂老板的才干、钱商的道德和殡葬业主的风度。他和同行成功地把昔日高贵的行业变成了一个只有8％安全感的行业。愿他安息无虞。”坏心肠的芒西有什么“罪过”呢？简言之，他完成了两个发现：第一，低于成本价出售的杂志可以获得庞大的发行量；第二，大发行量可以吸引大量的广告，大量的广告可以带来高额的利润。1893年10月，芒西在纽约《太阳报》（Sun）登广告，宣布《芒西杂志》（Munsey’s Magazine）定价从25美分降到10美分，全年定价从3美元降到1美元。第一期10美分的《芒西杂志》发行量达到4万册；不出4个月，其发行量就飚升到20万册；两个月之后，其发行量就高达40万册了。

然而，另一个发现就不能怪罪芒西了。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于宝洁公司（Procter and Gamble）：猛攻人的非理性时广告能收到奇效。我这里所谓非理性当然不是疯狂，而是说，利用语言的魔力甚至诗意的力量，产品可以一路畅销。1892年，宝洁公司邀请公众用歌谣体撰写象牙牌香皂的广告词。四年之后，H-O公司率先打出这样的广告：婴儿坐在婴儿椅里，面前放着H-O牌麦片，手握小汤勺，欣喜若狂。到世纪之交时，广告商不再认为，理性是传播商品和理念的最好工具。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深度心理学，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美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条根本原理被人摒弃：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事理性的事业，消费者的选择建立在仔细考虑商品质量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至少这是亚当·斯密昔日的想法。今天，介绍商品品质的广告却十分罕见。广告制作和消费者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电影和体育明星、平静的湖泊和男子的垂钓、精美的筵席和浪漫的情调、全家人乘旅行车到乡间野餐——这些画面一点不涉及商品的性质。但这些广告诉说的一切正是消费者可能的担心、想象和梦想。于是，权衡商品消费花销的重心就从产品研究转向了市场研究，这个导向使企业偏离生产高品质的商品，走向使消费者感觉自己有身价的道路。企业的正经事成为假性的治疗，消费者成为受心理剧安抚的病人。

这就意味着，靠近技术垄断论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庞大的产业，它有权力用一切可用的符号来吞噬消费者的心灵，以助长商业利益。虽然各种估计略有出入，但保守的猜测是，到65岁时，美国人人均看过的电视广告已经接近200万种。如果再加上广播广告、报刊广告和户外广告，符号超载和符号流失就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当然，并非广告里的一切形象和语词都被吃掉，都脱离了严肃或神圣的语境，而且你必须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用耶稣的形象来推销酒是难以想象的，至少用耶稣来推销夏敦埃酒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另一方面，耶稣的诞辰却被商业用来消耗几乎全部的基督教符号系统。限制这种商业行为的条件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种形式的消耗叫作文化强奸，给这种文化强奸开绿灯的意识形态赋予技术进步无限的至上地位，对传统受到的损害却麻木不仁。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大众广告并非符号大流失的原因，如果没有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世界观使之值得向往，这样的文化滥用就不可能发生。就它在美国采取的制度形式而言，广告是一种世界观的征兆，这种世界观把传统看成障碍。当然，如果没有对符号的尊重，传统就不可能起作用。实际上，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起，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我们不妨用教育为例。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改进青年教育的方式是改进所谓的“学习技术”。目前，人们认为有必要把计算机引进课堂，正如当年人们认为有必要把闭路电视和电影引进课堂一样。对“我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个问题，当时的回答是“使教育更加有效、更加有趣”。这样的回答被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效率和趣味不用为自己辩护。可见，人们一般不注意，这个回答并没有解决“什么是学习”的问题。“效率和趣味”是从技术角度做出的回答，只回答了手段问题，而没有回答目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找到考虑教育哲学的路子。实际上，它把教育哲学的路子堵死了，因为“效率和趣味”回答的是如何走的问题，而不是为何走的问题。按照教育哲学的定义，不回答为何学习的教育哲学是不存在的，这大概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孔夫子、柏拉图、昆体良[8]、西塞罗[9]、伊拉斯谟、洛克[10]、卢梭[11]、杰斐逊、罗素[12]、蒙台梭利[13]、怀特海、杜威都认为，必须要通过教育促进一种超验的政治、精神或社会理念。孔夫子提倡传授“道”，因为他在传统里找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佳希望。柏拉图是我们第一位体系清晰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希望教育培养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西塞罗主张，教育必须把学生从当下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杰斐逊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年青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自由。卢梭希望教育把年青人从邪恶、专断的社会秩序人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约翰·杜威提倡的教育目的之一，是帮助学生在不断变化、迷惑模糊的世界里，在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正常生活。

只有知道这些伟人为何提倡教育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他们建议的手段。但为了弄懂他们提倡教育的理由，我们还必须弄懂决定他们世界观的叙事。我所谓叙事指的是人类历史故事，这样的故事给历史赋予意义，对当前做出解释，为未来提供指导。这个故事的原则，是有助于文化组织其制度、弘扬其理想、为其行动寻找权威。我要冒重复的危险指出，世界上最宏大的叙事是宗教，比如《创世记》《薄伽梵歌》《古兰经》里的宏大叙事。和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一样，许多人相信，如果没有全面的宗教叙事作为核心，一种文化就必然要衰亡。也许是这样吧。毕竟还有其他的源泉——神话、政治、哲学、科学等源泉，不过，如果没有超验源泉和力量的叙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兴旺发达，这一点倒是确定无疑的。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这样的叙事存在，文化的稳定和力量就有了保障。破坏性的叙事也不少。一种叙事赋予历史意义，但未必赋予人生存的保证，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国人民提供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希特勒吸收条顿民族的神话，复活古代和原始的象征体系，编织了一个雅利安民族智商的故事，从而振奋了德国人的精神，赋予他们劳动的意义，舒缓他们的压抑，提倡明确的理想。这个故事美化过去、阐明现在、预言未来，鼓吹千万年不朽。然而，第三帝国只存活了12年。

细说雅利安至上的故事为何短命的原因，和我的论题无关。我的要义是，一切文化都必须要有叙事的故事，只要人们愿意，他们都能够找到这样的故事，即使这样的故事导致万劫不复的灾难。否则，生活就毫无意义，且终将走向自我否定。每一种叙事都有自己的形式和情感特征，都有表达自己形式和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需要人的尊重、忠诚和奉献。以美国宪法为例，它仅仅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法律文书，而且我还要补充说，这个意义其实很小。民主国家比如英国并不需要一部成文宪法来保障法治和自由。美国宪法的重要性主要是这样的功能：它是我们从何而来的故事的象征。这是我们政治版的《创世记》。如果你嘲弄它、忽视它、绕开它，那就等于宣告作为照耀世界的道德之光的美国没有什么意义。同理，自由女神像是美国故事的关键符号，其象征意义在于，美国是渴望自由的民众向往的自然的家园，无论他们来自何方。这样的故事失去力量当然有几个原因。实际上，本书试图描绘的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技术垄断的发展如何压制过去更加富有意义的故事。如果使表达、支持和戏剧化这个故事的符号变成委琐的东西，衰落就必然是这个委琐化过程如影随形的命运。符号的流失既是叙事失落的症状，也是叙事失落的原因。

上述教育家的哲学建立在符号丰饶的叙事上，他们尊重这些符号；按照他们的理解，教育揭示的故事是这些符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现在要问，美国教育想要给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在日益强大的技术垄断下，我们相信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人们的回答令人沮丧，其中的一个回答是可以从任何一则广告演绎出来的，教育广告鼓励年青人待在学校。但这些广告既没有隐性地暗示也没有明确地点破教育的目的：教育有助于用功的学生找到好的工作。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仅此而已。但这个回答不完全。这样的广告背后还有一个道理：我们教育自己和日本人、德国人竞争，在经济竞争中夺魁。这样的目的至少可以说不宏伟，不鼓舞人心。其背后的故事暗示，美国不是一个文化之国，它仅仅是一个经济之国，美国已经成为穷途末路的教育哲学的避难所。我还可以补充说，这样的信念反映在里根总统签发的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14]的报告里，跃然纸上的教育理念是：教育是经济政策的工具，舍此无他。

教育工作者用“电视广告检测”来推动教育，你可以从中感觉到他们拼命寻找一个更加吸引人的故事的紧迫感。请你设想，如何用电视广告来呼吁家长支持学校呢？什么样的广告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呢？（为恰如其分，姑且搁置直接面向学生的诉求，因为任何时代的年青人都倾向于认为，无论上学的理由是什么，上学总是好主意。请见莎士比亚《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关于“人生七个阶段”那一段。）

你能够想象，倘若杰斐逊或杜威出面制作这样的电视广告，那会是什么样子吗？他们的广告词可能是：“你的孩子是民主国家的国民。教育会使他们学会界定理性思维的能力，会增强他们捍卫自由的能力。至于工作和职业，那就留待稍晚和方便的时候再去考虑吧。”（穆勒语，他乐意和杰斐逊或杜威的教育宗旨攀亲。）请问今天会有人觉得，这是激发兴趣的动机吗？也许有少数人有这样的感觉吧，但这不足以成为一个国民教育计划的基础。我想，约翰·洛克制作的电视广告也许更缺乏感召力。他可能会说：“你的孩子必须要上学，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学会让身体服从头脑。他们将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会如何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满足甚至激情。倘若不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不能学会彬彬有礼，也不能做到知书、识理。”今天有多少人欢迎这样的使命呢？实际上，今天我们指望谁说这样的话呢？芭芭拉·布什[15]？李·艾柯卡[16]？唐纳德·特朗普[17]？即使令人尊敬的比尔·科斯比[18]也不太令人信服。这样的广告词会使所有的美国人笑破肚皮。

近年来，有人竭力为教育提供一个全面的宗旨，E. D. 赫施[19]博士就是突出的代表。在最近出版的《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中，他对文化素养做了这样的界定：能够理解并使用一些重要的语词、年代、警语和姓名的能力，对我们的文化里有教养的人们来说，这些语词、年代、警语和姓名是交流的基础。为此目的，他和同事们一道编纂了一个清单，涵盖了他们认为有文化的美国人必须掌握的知识。该书第一版（1987）收录的条目有诺曼·梅勒[20]，但没有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它收录了金杰·罗杰斯[21]，却没有收录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更不用说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了。伟大的本垒击球手贝布·鲁思[22]收录了，而最伟大的本垒击球手汉克·亚伦（Hank Aaron）却不见其中。马克斯兄弟[23]在其中，而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法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约翰·福特（John Ford）、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却不在其中。萨拉·伯恩哈特[24]收录了，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却没有收录。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Rochester）收录了，而新泽西州的特伦特（Trent）却没有收录。赫施收录了1944年的巴尔基战役（Battle of Bulge），我的兄弟为此而高兴，因为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但我的叔叔1942年捐躯的珊瑚海战役（Battle of Coral Sea）却不见其中，如果他地下有知，他可能会感到失望。

为了填补空缺，赫施不得不增加条目，于是就出现了《文化素养百科全书》（Cultural Literacy Encyclopedia）。我们可以肯定，赫施将继续拓宽收录范围，直到有一天，他只需印制一句话的指南就足够了：“见《美利坚百科全书》和《韦氏第三版国际词典》。”

当然，任何教育都指望学生熟悉自己文化里重要的参考文献。即使卢梭只要求学生读《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一本书（以便学会在蛮荒野地里生存），他也指望学生无意之间学到文雅人谈话里出现的人名、警语和年代。然而，赫施的建议不足以反映技术垄断的不足，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我已经在第四章“难以把握的世界”里做了探讨，技术垄断阐述的信息量大而多样，且不断变动，不可能被组织成一个整合一体的教育计划。你有什么办法把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与萨拉·伯恩哈特或贝布·鲁思纳入同一个课程表呢？或者你有什么办法把马克斯兄弟放进教学计划呢？金杰·罗杰斯又放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把她放进“弗雷德·阿斯泰尔[25]舞伴”的课程表里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纳入西德·夏利斯［Cyd Charisse］，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们还得纳入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女儿萨拉。）赫施的百科全书式清单并不是解决信息过剩的办法，而是对信息过剩的描绘。因此，他的书本质上说并不是黏合一体的。而且，这本书还把教育的后果和宗旨混为一谈。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是有教养的人？”他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比如，年青人打篮球的时候要学抢篮板球，会抢篮板球是优秀篮球手定义的一部分，但他们抢篮板球不是玩篮球的目的。一般地说，年青人打球有一个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更有意义的原因——那就是显示自己的男子气，取悦他们的父亲，得到同伴的认可，或者甚至纯粹为了追求打球乐趣。你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成功的理由，然后才能解决为了成功而必须做出的努力。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找到成功的理由不容易，所以赫施博士干脆就绕开了这个问题。

但艾伦·布卢姆[26]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在《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里，他直面这个问题，对学界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抱怨说，大多数美国教授失去了勇气。他们成了道德相对论者，不能旗帜鲜明地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和得体的行为。再者，他们还是思想相对论者，拒不捍卫自己的文化，不再为保存和传播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而献身。

布卢姆的办法是，我们回到西方思想的基础。他不在乎学生是否知道金杰·罗杰斯和马克斯兄弟。他要我们传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奥古斯丁等杰出人物在重大的伦理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上的论述。他相信，学生熟悉伟大的书可以给自己打下道德和思想的基础，这会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有品质。布卢姆的主张并没有多少特别富有原创性的思想，但他是一位严肃的教育家；这就是说，和赫施不一样，他强调道德教育。他知道，技术垄断论是一股有害的力量，必须要反对，但他没有多少支持者。

拒绝接受布卢姆思想的人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第一条反对意见是，这样的教育是精英教育，因为大多数学生并不觉得西方文明的伟大故事能够激励人，他们太疏远历史，并不能从中得到激励，难以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与自己的奋斗联系起来，他们看不到这些思想和言论对自己生活的意义。第二条反对意见来自所谓“左”的视角，更令人丧气。在一定意义上，它给所谓精英主义提出了一个定义。根据这个观点，“西方文明故事”是片面的、有偏颇的，甚至是压制人的。这个故事不是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妇女、同性恋者的故事，而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男性的、异性恋的、白人的故事。这种主张认为，没有或不可能有一种全民的文化，不存在全体公民认同并吸取营养的全国性的文化，有组织力的和激励人的符号的故事并不存在。倘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我们民族的符号已经丧失了把国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教育就必须要成为部落的事务（a tribal affair）；那就是说，每一种亚文化都必须要寻找自己的故事和符号，并且把它们用作教育的道德基础。

和这些主张拉开距离的当然是宗教教育，天主教学校即为一例。它们努力维护的是另一种传统观点：学习的目的是荣耀上帝，更加具体地说就是要年青人从思想上和风度上都接受教会的道德指导。许多宗教界的教育家承认，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这样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如何寻求教育的目的？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将留待下一章阐述。不过我们在这里就必须指出，寻求这个目的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迹象，这个迹象说明我们民族、宗教和神话的符号严重流失，失去了很大的活力。欧文·豪[27]写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一切世界体系正在瓦解，这些昔日支撑（同时又曲解）西方精神生活的体系，从神学到意识形态的体系，都在瓦解之中。这就导致怀疑主义的情绪，引起判断事物的不可知论，有时甚至产生厌世的虚无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最传统的人也开始怀疑价值的重要意义，并怀疑有重要意义的价值。”[28]

技术垄断乘虚而入，其重点是无极限的增长、无责任的权利和无代价的技术。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它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凭借技术进步创造的方便设施许诺一个地上天堂。它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的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故事的目的是努力为得势的技术垄断论培养技术官僚。它对布卢姆的回答是：西方文明的故事没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它回答政治左派说：我们的确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其名字就是技术垄断，其关键符号就是计算机，与计算机无关的一切都在排除之列，一切亵渎计算机的东西也必须坚决杜绝。技术垄断甚至回答赫施说：被他收进《文化素养》中的一些条目，如果太深入思考、太认真对待，将会干扰技术垄断的进步。

我承认，期待教育界来确定那些重申我们民族文化的故事，那似乎不太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故事必须来自政界，必须由政界送到他们手中。如果我们的政治符号已经耗尽，那就难以想象，老师们如何给教育提供权威的宗旨。我正在撰写这一章时，对伊拉克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周；发动战争时用的那些辞藻我们还记忆犹新。首先是总统号召美国人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接着是国务卿的要求：用战斗来捍卫自己的饭碗（jobs）。接下来就是呼吁，在稍晚和适当的时刻呼吁美国人挫败一位“希特勒”的“明目张胆的侵略”。我在这里不是说，开战没有理由。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前所未有的干劲儿去寻求一种极其重要的叙事和与之相伴的符号，以唤醒一种民族精神和决断的意识。美国公民也在努力。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符号流失了，所以他们诉诸令人注目的黄丝带，显示他们对一种事业的忠诚。战争之后，这些黄丝带将淡出我们的视野，但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什么的问题依然存在。仅存的符号是先进计算机制导的F-15战斗机——这样的局面会不会出现呢？

[1]杰伊·罗森（Jay Rosen，1956— ）：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提出公共新闻的核心概念，主张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或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

[2]虽然从某些方面看，布尔斯廷的《图像》一书显然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这本书使人注意图像地位凸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3]总统日（President’s Day）：华盛顿和林肯的生日，美国的法定假日，在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4]普林节（Purim）：纪念犹太人免遭波斯宰相哈曼（Haman）杀害的犹太教节日。

[5]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1854—1932）：美国发明家和工业家，发明胶卷干片冲卷工艺、可卷胶片、盒式照相机、彩色照相法等。

[6]法兰克·芒西（Frank Munsey，1854—1925）：美国出版商，芒西集团老板，其集团是20世纪初三大报业集团之一。

[7]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1868—1944）：美国新闻传播学家、记者，主持或编辑多种有极大影响的刊物，1923年普利策奖得主，著有《堪萨斯怎么了》《致一位焦虑的朋友》《真正的问题》《变化的西部》等。

[8]昆体良（Quintilian，公元35?—100?）：罗马修辞学家，著有12卷《雄辩术原理》。

[9]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作家、演说家，有大量哲学、政治学、演说辞存世。

[10]洛克（John Lock，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反对“天赋观念”论，在认识论、政治、教育和医学上均有贡献，大多数著作已有中译本。

[11]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激励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他的“社会契约论”超过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实证论。提出“世俗的宗教”和“自然教育”等伟大思想。著有《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2]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评论家、作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符号逻辑、逻辑实证论和数学体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数理逻辑导论》。

[13]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医生、教育家，创办“儿童之家”，提出蒙台梭利教育法，强调儿童潜能的自由发展，著有《蒙台梭利教育法》《启发人的潜力》等。

[14]《国家在危机中》，1983年由美国教育优化全国委员会拟订，里根总统签发。

[15]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1925—2018）：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夫人，小布什的母亲。

[16]李·艾柯卡（Lee Iacocca，1924—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美国商业偶像第一人，挽救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反败为胜》一书名扬国际，他的自传曾经风靡中国大陆。

[17]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 ）：美国地产大亨，第45任美国总统。

[18]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1937— ）：美国黑人喜剧明星，口才极好。

[19]E. D. 赫施（E.D. Hirsch，Jr.，1928—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提倡通识教育，创建“核心知识基金会”，著有《诠释的效度》《文化素养》等。

[20]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著有《裸者与死者》《白种黑人》《刽子手之歌》《美国梦》《总统文件》等。

[21]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1911—1995）：美国影星，第13届奥斯卡影后。

[22]贝布·鲁思（Babe Ruth，1895—1948）：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棒球手。

[23]马克斯兄弟（the Max brothers）：美国喜剧演员格罗佐·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等4人组成的兄弟班子。

[24]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戏剧演员、导演，有“女神莎拉”美誉，以优美的容貌、出色的演技和嗓音成为著名的舞台剧演员，也被誉为当时最伟大的演员。

[25]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1989）：好莱坞舞王，金杰·罗杰斯舞伴。

[26]艾伦·布卢姆（Allen Bloom，1930—1992）：芝加哥大学教授，《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成为美国学研究的基础读物。

[27]欧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美国作家、社会批评家，著有《父辈的世界》《政治与小说》等。

[28]New Republic, February 18, 1991, p.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