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在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的两难困境的工具。他们还相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信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它似乎不会改变这些人的观念，因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是技术垄断的结构必然产生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

信息及其控制机制的关系很容易描绘：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由此可见，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制度化生活难以对付过多的信息时，技术垄断随即发生。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文化时，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手段，以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与愿违，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有时，以毒攻毒治病是可能的，但只有充分认识到疾病控制机制以后，以毒攻毒才有可能。我在此描绘的防御机制是原则上可以利用的机制，我将说明这些机制是如何失去防御功能的。

失控的信息构成威胁，我借用上文的比方来帮助我们理解；防御信息失控的机制好比是人的生物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防御细胞生长失控的机制。当然，细胞的生长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生命就不能存活。但如果没有功能良好的免疫系统，有机体细胞的生长就不能够进行，有机体就会紊乱，重要器官本来就脆弱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总之，免疫系统要摧毁不需要的细胞。一切社会都具有生物免疫系统那样的制度和技艺。这些制度和技艺的功能就是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意义与观念紊乱的平衡，它们求得平衡的手段是“摧毁”不必要的信息。

必须强调指出，一切社会制度都行使控制机制的功能。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大多数讨论社会制度的作者（尤其是社会学家）并没有把握这样一个思想：制度力量的削弱使人受到信息混乱的伤害。[1]我们说制度的削弱使生活失衡，这仅仅是说，信息失去效用之后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

有的时候，信息的功能纯粹是剥夺人的信息，不过信息的主要功能是指引人赋予信息适当的分量和价值。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现以法庭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关举证的规则，有关参与审判的行为准则，几乎全是为了限制信息的准入量。在我们的法制里，法官不把“传闻”或个人意见当作证据来接受，除非伴有严格的受控条件，法官禁止旁听人表露感情，不允许原告提及被告过去的罪过，不允许陪审团听见围绕证据可否准入的辩论。这一切都是信息控制的例子。这样的控制规则来自一个司法理论：它界定什么信息有相关意义，尤其界定什么信息没有相关意义。这个理论可能有某些瑕疵，比如人们对信息管理的流动规则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是谁也不会争辩的：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信息。即使一个最简单的案子，也可能涉及数以千计的事件和争端；人们非常理解，倘若一切事件都获准进入法庭，有关程序的恰当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确认，审理的过程就没完没了，法律本身就沦为毫无意义的摆设。总而言之，法律规则关注的是信息的“摧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各种源头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源头的新信息已经使法理开发到极限，有关实用性的规律还是相当稳定的。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何美国人过度使用法庭来寻求连贯性和稳定性。当其他制度不再能控制无节制的信息量时，法庭就成为真相的终极仲裁机制。至于法庭这个机制能够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我曾经说学校是信息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的标准常常见诸教学计划，清楚地表现在课程介绍中。大学情况指南介绍学校的课程、课题和研究领域，总体上宣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用功的学生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更加准确地说，从“指南”中没有列入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到严肃学生不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大学指南是一个信息管理规划的正式描述，借以系统地排除、贬低并标记不重要的东西——简言之，就是将某些信息弃之不顾。大学指南之所以“有意义”（更加准确地说，它曾经“有意义”），其道理就在这里。通过纳入/排除机制，指南反映的是有关教育宗旨和意义的理论。在我执教的大学里，我不会发现占星术、精神治疗或神创论的课程。当然，有关这类课题的信息俯拾即是，但支撑这所大学的教育理论不允许这样的信息进入正规的课程结构中。师生没有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课题上，它们受到的鼓励是照章办事，仿佛这些课题并不存在。如此，学校表明自己的办学理念，表明什么是合理的知识。当前，有人接受这个观点，也有人持异议，由此引起的争论削弱了大学作为信息控制中心的功能。

课程结构瓦解最明显的征兆见诸“文化素养”的观念，有人把它作为组织原则提出来，且吸引了许多教育家的注意。[2]其理念是，如果你粗通文墨，你就应该掌握数以千计的人名、地名和警语；据信这就构成美国人文化素养的内容。然而，文化素养根本就不是组织原则，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予以阐述。实际上，这是把疾病称为治病良方。这里要强调的是，凡是要想在信息管理上良好运转的教育制度，都必须要在宗旨和意义上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必须要有清楚表达这个理论的手段；为此目的，它都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一部分信息。

再举一例，请考虑家庭这个制度。在18世纪末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的家庭理论包括这样一个前提：情感上保护家庭成员，以免冷漠和社会竞争对他们构成伤害。正如克里斯托夫·拉施所云，家庭是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3]借用拉施的话说，这个理论主张保存“分离的宗教传统、陌生的语言和方言、地方的口头文化和其他传统”。为此目的，家庭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化，并成为信息管理的机构，虽然它是非正式的信息管理体系。成人生活的什么“秘密”可以进入家庭，什么“秘密”不允许进入家庭，这要由家庭来控制。有一些读者记得成人在孩子面前避免使用一些词语，不议论一些事情，因为其细节和衍生的东西不适合孩子。不能控制孩子信息环境的家庭算不上够格的家庭，它仅仅是名义上的家庭，仅仅靠DNA遗传信息来维系。实际上，许多社会里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由遗传信息维系的群体，靠仔细的婚配来控制。在西方，家庭作为非生物信息管理的制度，始于印刷术的上升期。凡是可以想象的课题都有书可读之后，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如今，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相信，这个事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望而知的。

法庭、学校和家庭仅仅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三个例子，它们构成文化的信息免疫系统。另一个例子是政党。我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成长，父母的教导非常明确，应该给政治事件和政治评论赋予特定的价值。父母的教导未必需要清晰的论断。他们的言传身教由理论衍生而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理论是：人们需要保护，因此他们就必须和政治组织结盟。我们对民主党忠心耿耿，因为它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我的家人、亲戚和邻居都属于工人阶级；只有一位叔叔例外，他是卡车司机，但他每次都选共和党，因此被认为是傻瓜和疯子。共和党代表富人的利益，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共和党对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关心的。

这个理论澄清了我的家人评判信息重要性的感知和标准。其一般原则是，民主党人提供的信息总是受到认真对待，而且很可能是真实而有用的（来自南方民主党人的信息是例外，他们有助于我们选举总统，但由于他们特有的种族理论，所以除了选举之外，我们从来不会看重他们的意见）。共和党人提供的信息是垃圾，其有用之处只在于证明，他们多么专注于为自己谋福利。

我不准备断言，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至于有人指控它失之过简，我的答辩是：一切理论都是过分简约的，至少会导致过分简约的后果。法治是过度的简约。任何课程设置也是过度的简约。家庭关于儿童的观念同样是过度的简约。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信息控制最威严的制度是宗教和国家。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比法庭、学校、家庭或政党更抽象。它们通过创造神话和故事来达到管理的目的，这些神话和故事表达的是有关人生基本问题的理论：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我已经暗示过中世纪世界无所不包的神学叙事，暗示过它给予人安康和有序感觉的强大解释力。或许，我对《圣经》的作用还强调得不够，其实《圣经》也是一种信息控制机制，在道德领域尤其如此。《圣经》在许多问题上给我们教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避免什么样的语言（违者以渎神论处），该避免什么样的念头（违者以异端论处），该避免什么样的符号（违者以偶像崇拜论处）。《圣经》还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创世的过程，以至于难以适应望远镜和以后的技术产生的新信息；这是必然的结果，却也是令人遗憾的结果。由此可见，300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和300年后对斯科普斯的审判，都是关于是否容忍某种信息的审判。红衣主教贝拉明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指控被告的目的，都是旨在维持《圣经》控制信息的权威，《圣经》对信息的控制既包括世俗的世界，也包括神圣的世界。他们的失败不仅使《圣经》关于造化起源和结构的解释失败了，而且使《圣经》界定和划分道德行为举止的权威也被削弱了。

尽管如此，《圣经》的核心里却有一个强大的神话，对某些人来说，即使其残存部分也足以构成一个严格的控制机制。首先，它提出了一个有关生命意义的理论，并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在这个理论独木难支的时候，拉比希勒尔[4]为它做了有力的辩护，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个理论大致是：只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其中的一切。人难以完全理解上帝，然而上帝和他的意志在历史过程中现身，尤其表现在他传授的十诫和先知的遗训之中，他的十诫和遗训均载《圣经》。十诫中最重要的戒律是爱上帝，并通过对他人的爱、怜悯和正义来表现对上帝的爱。在时间的尽头、世界的末日，一切民族、一切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凡是遵循十诫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神恩，生活在他的眼前。凡是否认上帝，不遵守十诫的人都要在黑暗中消亡，都享受不到上帝的荣光。

借用希勒尔的话说，这就是生命意义的理论，其余的一切都是评注而已。

凡是信仰这个理论的人，尤其那些把《圣经》中的每句话都当作上帝训诫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把其他理论一笔勾销，根本就不考虑有关生命起源和意义的其他理论；对基于其他理论的事实，他们总是嗤之以鼻，不给予一丝一毫的分量。再者，在观察上帝的律法及执法的详细要求时，他们接受的教诲是什么书不该读，什么游戏和电影不该看，什么音乐不该听，什么功课不该让孩子学，等等。拘泥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被这个理论及其衍生观念封闭起来了，他们避开了有害的信息，于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就获得了意义，且目的明确，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就有了道德权威。

另一方面，拒绝接受《圣经》理论的人，相信科学理论的人同样免于接触到有害的信息。比如，科学理论的教诲是不理睬占星术、精神治疗和神创论的信息；一般地说，这些人给诸如此类的信息贴上中世纪迷信或主观见解的标签。他们的科学理论不能提供有关道德信息的指南，所以他们给科学之外的信息的分量就接近于零了。不可否认，愈来愈少的人囿于《圣经》或其他宗教传统，愈来愈少的人把信仰和传统作为必须注意的权威源泉，结果，他们所做的决定就不是道德的决定，而仅仅是考虑实际问题的决定。这就是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另一条路子：如果一种文化的理论不给道德领域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把它称为技术垄断的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

我相信读者不至于断言，我在为任何原教旨主义张目。比如，仅仅因为一个作家的作品被解读为渎神，就判处他死刑，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这种做法，谁都是难以赞同的。又比如，谁也不会赞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它也曾经威胁处死渎神的作家，它也可能会导致同样的后果。我必须马上补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教徒靠一种修正之后的、温和的宗教理论生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这里说明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意思：宗教传统以一种调控和评价信息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宗教失去了很大甚至全部的约束力，如果它沦为纯粹的逻辑死灰，混乱必然就接踵而至；如果是那样，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如何赋予它意义就无章可循了。

实际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另一个宏大的世界叙事正在西方解体。毫无疑问，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像《圣经》一样，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一个超越的理念，一切宏大世界的叙事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学争论辩护，其理念是：一切制度性苦难和压迫都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因为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处境决定的。上帝对这一点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不存在上帝。然而蓝图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认识的、有益的。这个蓝图在历史运行中徐徐展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工人阶级必将取得终极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到来时，无论有无革命运动，阶级本身都会消亡。所有的人将要平等分享大自然和创造性生产的丰硕成果，谁也不会剥削别人的劳动。

一般人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陷入纷争，那是因为电视、电影、传真等技术提供的信息显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正在心满意足地分享大自然的恩赐，同时又享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如此看来，历史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似乎没有什么观点，即使有，历史运行指向的最后一章似乎也和马克思的预言不大相同。

以上叙事暂时存而不议。历史是漫长的，未来的发展也可能给马克思的预见提供极其相似的新鲜源泉。与此同时，有必要做几点说明：信奉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人曾经拥有十分清晰的指针，他们知道如何衡量信息，因此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今，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就遭到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的威胁。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许多人打保票说，可以用所谓“自由派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取代马克思主义。然而，这种说法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因为自由派民主叙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以明白而学术化的口吻欢呼自由派民主的胜利。他用一个独特的历史定义做出断言，不会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一切与现代自由主义竞争的人均已败下阵来。为了支持这个结论，福山引述黑格尔的话，断言黑格尔在19世纪初就持有类似的立场。那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表现出来的自由平等原理取得了胜利。法西斯主义没落，当代社会不再面对威胁。然而，福山对200多年来自由派民主的变化不够注意。自由派民主在技术统治时代的意义和技术垄断时代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在技术垄断时代，自由派民主非常接近于本雅明所谓的“商品资本主义”（commodity capitalism）。以美国为例，18世纪的伟大革命并不漠视商品资本主义，但又充满着深刻的道德内涵。美国不仅做了新政治形式的试验；而且实现了上帝的蓝图。诚然，亚当斯、杰斐逊和潘恩拒绝了《圣经》的超自然成分，但是他们从未怀疑这一场试验获得了上帝的认可。人们需要自由，但需要一个明确的目的。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隐含着义务和责任，不仅是对上帝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对其他民族的义务和责任；这个新兴共和国是他们的向导和橱窗，显示这样一幅前景：理性和精神追求融合能够创造奇迹。

当前形态的“自由派民主”是否能够提供道德内容充分的思想世界，并维持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这正是捷克新任总统哈维尔在美国国会演说时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把道德问题放在政治、科学和经济之前。我们还不能理解，如果行动是有道德的，行动唯一真正的支撑就是责任。这里所谓责任是高于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公司、我个人成功的一种责任。”哈维尔的意思是，使他的国家摆脱有缺陷的理论是不够的；有必要找到另一种理论；他担心技术垄断并不能提供答案。换句话说：福山错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冲突是存在的，这就是“自由派民主”和技术垄断的冲突；19世纪构想的自由派民主有超越性的道德根基，20世纪思想世界的技术垄断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仅缺乏一个超越性的叙述来提供道德支撑，而且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来控制技术垄断产生的信息泛滥。

信息泛滥冲毁了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依靠的理论基础，所以，美国的技术垄断不得不过度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信息流。有三种手段特别值得注意；这三种手段互相联系，但为了说清楚，我们不妨把它们分开来描述。

第一种手段是官僚主义（bureaucracy）。在《控制革命》里，詹姆斯·贝尼格给官僚主义的排序，是“解决控制危机的技术办法中处在最优先的位置”[5]。当然，官僚主义并非技术垄断首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虽然这个词在英语里露面的时间是19世纪。古埃及人似乎不大可能觉得官僚主义使人烦恼，但19世纪初以来，随着官僚主义重要性的增加，抱怨之声不绝于耳，这倒是毫无疑问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6]称之为“行政暴政”。卡莱尔称之为“大陆病”。在一段令人胆寒的文字里，托克维尔警告，官僚主义可能在美国扎根：

我曾经区分两种类型的集中制，一种体制型（governmental），一种行政型（administrative）。美国只存在第一种，第二种几乎不为人知。如果美国社会的指导力量拥有这两种管制手段，并且把指令的权力与能力和习惯结合起来去做每一件事情；如果在确立政府一般原理之后，美国社会陷入这些原理的繁文缛节；如果在调控国家的重大利益之后，美国社会深入到底层去考虑每个人的利益，那么，自由很快就会在新世界被放逐得一干二净。[7]

当代作家C. S. 刘易斯认为，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

我生活在管理时代，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世界。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罪恶的终极下场。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参与的人都是谦谦君子，他们衣领洁净，指甲整齐，不留胡须，不提高嗓门说话。所以，我笔下地狱的象征是警察局或写字间的官僚主义，是恶心透顶的企业办公室。[8]

对这些抨击暂时存而不论，我们就可以说，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比如贝尼格指出，标准化形式的发明就是官僚主义的主要构件，它容许“摧毁”情景中的一切细枝末节。它需要我们检查方格、填充空格，只允许数量有限的正式、客观、非个性化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解决问题就需要这样的信息。正如马克斯·韦伯[9]所言，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贝尼格举例说明如何用官僚主义谋求理性化的做法；1884年在世界范围内按24个时区组织时间的决定，就是一个首要的例子。此前，相距短短一两里路程的几个小镇所用的时间，都可能不太一样，而且确有差别。这就使铁路营运等商务工作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官僚主义忽略白日时间在运输系统各个节点上的时间差异，仅此一个简单举措，就剔除了信息混乱的问题，使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必须指出，“上帝时间”（小说家玛丽·科雷利20世纪初就反对夏时制）被认为与此无关。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试图最合理地利用时间时，官僚主义把一切无助于效率的信息和观念略去不计。“上帝时间”的观念就没有这样的贡献。

官僚主义原则上不是社会制度；反过来，排除某些种类或源头、减少信息的制度未必全是官僚主义。学校可能会排除精神治疗和占星术，法庭可能会排除传闻的证据。它们这样做有实实在在的理由，这些理由建立在它们赖以成立的理论上。但是，官僚主义没有思想、政治或道德方面的理论，它只有一个隐性的假设：效率原则上是一切社会制度的目标，其他目标即使相关，也价值较小。密尔认为官僚主义是“暴政”，C. S. 刘易斯把它等同于地狱，其道理就在这里。

官僚主义从旨在服务社会制度的一套技术手法转变为自成一体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服务。官僚主义是19世纪中叶和后期的产物。催生官僚主义的条件有：工业快速增长，运输和通信改善，政府介入越来越宽广的公共领域和商务领域，政府机构的集中化不断增长。在此基础上，20世纪又出现了信息爆炸和所谓“官僚主义效应”（bureaucrat effect）：管理信息的技艺更加必需、更加宽泛、更加复杂了，需要管理这些技艺的人和机构随之增加，官僚主义的技术手法产生的信息也随之增加。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用官僚主义来管理和协调官僚主义。另一个需要也随之产生：管理和协调的官僚主义机构和手法就随之增加。再次借用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对心理分析的评论，我们就可以说，官僚主义最后变成了它要治疗的疾病。

在演变的过程中，官僚主义不再是社会制度的仆人，而是其主人。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而是造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界定我们的问题；从官僚主义的观点看，它制造的问题总是效率问题。正如C. S. 刘易斯所云，这使官僚主义极其危险，原因是这样的：官僚主义起初的意图是加工技术信息，如今却常常被用来处理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19世纪官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提高运输、工业和商品流通的效率。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破了这样的限制，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威权。

注意官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我们了解官僚主义的危险，我们将社会、道德和政治的事务托付给官僚主义时，就面临着危险。如世界史所示，官僚主义者只不过是被美化了的计算器而已。法语的bureau起初指的是一块台布，用来掩盖计算台的，后来衍生出桌子、安放桌子的房间的意义，最后派生出办公室及办公人员的意义，办公人员的职责就是管理这个计算房。bureaucrat（官僚主义者）这个词后来衍生出这样的含义：根据其训练、职责甚至气质，他对问题的内容及其全貌，都漠不关心。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在技术垄断时代，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成了官僚主义者的范本和比方。[10]在被控犯下反人类罪时，他辩解说，他没有参与纳粹政治或社会理论的制定；他仅仅处理技术问题，把大批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至于他们被运走后尤其运到目的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和他本人的分工没有关系。诚然，技术垄断时代官僚主义者的工作远远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在今天的美国，艾希曼式的回答至少每天多达5000次：我对自己的检测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承担责任，我只不过为我那部分官僚主义的效率负责任，那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之的效率。

必须指出的是，艾希曼也是专家。专业技能是技术垄断拼命控制信息而采用的第二种技术手段。当然，专家古已有之，始终都有，即使在工具使用文化里也有专家。如果没有专家，埃及金字塔、罗马驿道、斯特拉斯堡的城堡，是难以修建的。不过，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有两个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征。首先，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是所知甚少。比如，一般的心理分析师对文学、哲学、社会史、艺术、宗教几乎不知皮毛，人们也不指望他们具备这样的知识。其次，像官僚主义（专家和官僚主义的联系可能是若有若无的）一样，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在美国，我们有各领域的专家：如何养育儿童、教育儿童的专家，如何受人喜爱、如何做爱、如何影响他人、如何广交朋友的专家。人与人关系的一切领域，无不被技术化，无不拱手让给专家控制了。

产生这些专家特点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官僚主义盛行，结果就产生了世界上首批完全机械论的专家，无知的专家却受到信赖并获得威望。第二，传统社会制度削弱，普通人对传统失去信心。第三，信息洪流汹涌而至，谁也不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之万一；这样的滚滚洪流在万物的底层汹涌澎湃。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一位热情的德语文学教授告诉我，歌德是最后一位通晓万物的人。我想，她惊人之语的意思并不是神化歌德，而是想要表明，到歌德去世的1832年，即使最有才干的人也不再可能理解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所有的知识就更说不上了。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个程序运转良好的情景是：只需要一个技术性解答的情景，以及和人的用意没有冲突的情景；例如火箭的发射或下水道的修建。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个程序的效果就稍次：在技术需要和人的用意可能冲突的情况下，效果是比较逊色的，医学和建筑学领域就有这样的情况。当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当效率无关紧要时，如果强行使用这样的程序，那就是一场灾难，教育、法律、家庭生活和个人不太适应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想无需我的说服，读者也会相信，幼儿养育、做爱和交友中是没有专家的——是不可能有专家的。这一切是技术垄断论者的臆想，之所以看似可能有这样的专家，那是因为他们借用了技术机器；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器，这些专家就会被完全解除武装，暴露出入侵者和无知者的本来面目。

对官僚主义者和专家来说，技术性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机制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控制的第三种机制。我心中浮现的不是计算机之类的“硬”技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把计算机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论述，因为它体现着一切技术所象征的东西。我心中想到的是“软”技术，比如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我将在第八章“隐形的技术”里详细探讨一些软技术。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些软技术，那是因为在化简信息的类型和数量方面，它们的作用常常不被人注意，因此它们在界定传统中的作用也常常被人忽视。比如，没有一种测试是能够测量人的智能的。智能是一个普通的术语，用来指称人在多种新语境下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除了专家之外，人人都承认，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差别，从工作总是有效的能力到总是低效的能力的差别，具体的差别因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变化。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某种测试能够准确揭示一个人的智能，其结果就是，这个分值被当成了这个人的智能，并且被用于一切制度性目的。于是，测试就把一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术语，从而漏掉其余一切重要的意义。你甚至可以说，智力测验是专家编造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虽然如此，专家依赖我们相信技术性方法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神化了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得到的智力测验分值就是我们的智能，就是我们的创造能力，就是我们施予爱的能力和承受痛苦的能力。我们逐渐相信这样的说法：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是人们的信念，仿佛我们的信念可以被打包装进“我同意”和“我不同意”的胶囊。

天主教神父用酒、水和祷告辞来体现精神理念，他们承认其中的神秘成分，承认他们使用的是隐喻。技术垄断论的专家使用表格、标准化测试、民意测验和其他技术手段来表现智能、创造力、敏感度、情绪失衡、社会偏离或政治意见，把它们打扮成技术性的真实，然而，他们却不承认其中的弦外之音或微妙含义。他们要我们相信，技术能够清楚显示人的境遇或信念的本性，因为分值、统计数字、分类系统为我们的境遇或信念赋予技术的真实。

不可否认，术语的技术化和问题的技术化是用于信息控制的一种严肃的形式。制度机构可以在分值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有的时候，合理的替代手段是不存在的。在做这样的检测时，我们要抱深刻的怀疑态度，也就是要承认，这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否则这样的检测就是骗人的错觉。在技术垄断文化里，我们赋予专家过分的威望，认可了这样的错觉，因为他们是用先进的技术性手段武装起来的。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密谋。我还要再向前迈一步：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了神父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神父——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孽、邪恶这样的观念，其道理就在这里。罪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一个道德世界，和专家的技术神学没有关系。所以，技术垄断论的“神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罪孽和邪恶之所以消失，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既不能测量，也不能客体化，所以专家就不能对付这些概念。

传统社会制度在组织感知和判断方面的威力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官僚主义、专业技能和技术性手段就成为主要的手段，技术垄断论希望借助这些手段来控制信息，以便使自己明白易懂、秩序井然。本书其余章节将要讲述的是，为何这样的意图行不通，我们将要讲述技术垄断痛苦而愚蠢的后果。

[1]社会学家里突出的例外是盖伦（Arnold Gehlen），见其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2]“文化素养”这个提法绝非赫施（E. D. Hirsch, Jr.）首创，不过人们认为，这个观念的流行多亏了他的书《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

[3]这个有棱角的说法也是拉施（Lasch，C）《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家庭困境》（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的题名。

[4]希勒尔（Hillel，公元前1世纪）：古耶路撒冷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律法解释的权威，活跃于前1世纪，影响深远。

[5]James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nformation Society，p.13.正如我在上文所言，贝尼格这本书是论述机械手段消除即控制信息的最佳著作。

[6]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逻辑学家、经济学家。

[7]Tocqueville, p. 262.

[8]C. S. Lewis, p. x.

[9]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等。

[10]见Arendt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