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所谓“社会科学”是技术垄断论强有力的盟友，因此我们看待社会科学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一种敌对的目光，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有时我对社会科学过分膨胀的显赫地位还是表示敬佩，我的办法是在一些同事的身上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和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试验一样，这个试验也建立在欺骗和利用的基础上。试验的意义是否能够传递给读者，我们就必须依靠读者的想象力了。

试验最好是在早上进行，对象是好像没有读当天《纽约时报》的同事。“你今天早上读《时报》了吗？”如果同事说“读了”，我就不会试验。但如果回答是“没有”，试验就可以展开。我就说：“你该看一看今天报纸的C叠，有一则关于明尼苏达大学的报道，他们的研究很吸引人。”同事一般的回应是：“真的？什么内容？”此时我的选择几乎是无穷无尽，不过有两种选择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第一种选择是说：“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什么食品最有利于减肥，结果是这样的：正常食谱辅以巧克力小饼，一日三次。因为巧克力小饼似乎有一种独特的营养成分，所以它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耗热量，这是一种神奇的二氧化物。”

第二种选择是改变主题，转而去谈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发现慢跑和智力下降的关系。他们在5年之内检测了1200人，结果证明，随着跑步时间的增加，统计数字显示出明显的智力下降趋势。他们不知道原因何在，但下降的确是事实。”

我在试验里担任的角色当然是转述很荒唐的事情，不妨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但如果我扮演的角色礼貌得体，表现出对同事的亲近态度，我得到的结果就值得报告给读者：大约2/3的同事会上当，他们会相信我转述的话，至少不会完全不相信。有时他们会说：“真的？可能吗？”有时他们会含糊其词地说：“你说这场试验是在哪儿做的？”有时有人会说：“你瞧，我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实验结果的原因也许是值得探索的：我用明尼苏达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报道的出处时，人们很明显就轻信上当；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试验时，得到的结果仅仅是一般。

从这些结果大概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其中之一是门肯[1]50年前就说过的。他说，任何愚蠢至极的思想都会有人相信，你总是能找到一个教授相信这样的思想。他的话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控诉，不过他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也在并非教授的人身上做这些试验，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另一个可能的结论是萧伯纳[2]说的，大约也是在50年前。他写道，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

另一种可能性虽然和萧伯纳有关，但和上述第二种结论却迥然不同。这个结论和理解技术垄断持久的力量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世界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长期感到吃惊，真实和想象的事情都不会使我们吃惊，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全面而持久的世界图像，所以事情就不会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之所以相信那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不相信的理由。我想，不用我到社会科学边缘的漫游中去寻找例证，读者就会承认这样的现象。我们受一种教育形式的熏陶，而这种教育又失去了条理清晰的世界观，于是，技术垄断就剥夺了我们了解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思辨、逻辑和精神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我们就无法认识我们不相信的东西。

涉及技术方面的事情时，我们尤其容易轻信。因为这本书里有大量的事实，所以我不想在读者身上搞试验，以免动摇读者对它们的信心。然而假使我告诉你，本书的纸张用了一种特殊的制造工艺，原料是腌渍的鲱鱼皮，你能够用什么理由反驳吗？就你所知，实际上就我所知，腌渍的鲱鱼皮有可能是造纸的原料啊。假使一位工业界的化学家确认这一制造工艺，描绘其中我们不懂的加工过程（当然要用一种二氧化物），你和我都可能会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至少你不会完全不相信他的话，这是因为技术的运行和上帝之道一样，既令人敬畏，又神秘莫测。

或许借助一个类比，就可以更接近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你打开一副崭新的扑克牌并把牌一张接一张翻过来时，你相当坚信这些牌的顺序。你从黑桃1开始翻到黑桃9时，你指望下一张牌是黑桃10。倘若此时出现的是方块3，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并感到纳闷，这是一副什么牌啊。然而，如果我给你的是一副洗了20次的牌，请你一张接一张地把牌翻过来，你就不会期待某一张牌是什么牌，这张牌既可能是方块3，也可能是黑桃10。既然你不期待一种模式，既然你没有假设特定顺序的基础，你的反应就没有理由是轻信或惊奇，无论翻过来的牌是什么。

工具使用文化的信念体系颇像一副崭新的纸牌。无论技术上简单或复杂的文化，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个全面而有序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建立在一套思辨和神学的预设之上。普通人不一定能够清楚把握，不知道如何把艰辛的现实纳入宇宙宏大而仁爱的设计中去，然而祭司和萨满靠少量的原理却可以做到这一点，祭司和萨满这样做未必是完全理性的，但至少是条理清晰的。中世纪尤其是特别明显的例子。牧师解释至爱亲人死亡、灾祸、好运的意义，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安慰啊。生活在那样一个没有偶发事件的世界里，这是神学给人的恩赐，难以替代；在那个世界里，一切从理论上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有丰富的意义。在前现代的欧洲，教会的作用就是让那一副牌井然有序，红衣主教贝拉明[3]等高级教士竭力阻止伽利略搞乱这副牌，其原因就在这里。众所周知，他们徒劳一场，随着技术统治文化的兴起，道德和精神的俨然一体性就开始解体了。

在这个过渡中失去的东西并非是一望而知的。《圣经》的宏大叙事曾经给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提供答案，此时却走下坡路了，同时兴起的是有关“进步”的宏大叙事。进步观念的信念有一个预设：即使没有自称基督教信仰大厦的神学平台，你也可以明白生活的目的。科学技术是进步的主要工具，在积累关于自然的可靠信息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会结束愚昧、迷信和苦难。结果，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使进步观念死亡。在卫生学、药物学、运输、生产和通信中汹涌而来的信息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改进，产生海量信息的制度连弗朗西斯·培根也未曾想到。技术统治文化的燃料是信息——有关自然结构和人类心灵结构的信息。

逃出魔瓶的精灵声称，信息是新的文化神祇，但那是骗人。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信息泛滥的危险，它却不给人警示，因为信息泛滥的弊端并不是那么明显。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奇怪的是，很少人注意到自己苦恼的根源，或者说即使注意到了，他们也不承认。若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只需自问：中东、南非、北爱尔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冲突达到狂热的程度是由于信息稀缺吗？生产的粮食未能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摆脱饥饿，难道这是信息不足引起的吗？我们的城市犯罪率飞涨、破败不堪，其原因是信息不足吗？离婚率居高不下，精神病院爆满，这也是信息不足的结果吗？

事实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尤其个人问题，很少是由信息不足引起的。然而，随着难以理解的问题增加，随着进步观念的淡出，由于意义本身成为令人生疑的对象，技术垄断论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信息。这颇像一个笑话：一位上饭店的食客抱怨，侍应生上的菜不能吃，每一个菜的分量也太少。当然，我们这里的问题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问题。在任何一个通信或计算机技术的讨论会上，你参与的都是创新机器的庆贺会，这些机器生产、储存、分配更多的信息，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运行速度更快，是史无前例的技术成就。人们总是问：“这样的信息解决什么问题？”一般人的回答总是：“解决了如何更加方便、快捷地生产、储存、分配更多信息的问题。”这就把信息拔高到形而上的地位：信息既是人创新活动的手段，也是其目的。在技术垄断时期，我们受生活的驱使，渴望“获取”信息。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那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不习惯提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世界从未遭遇过信息暴涨的问题，世人还没有时间来反思其后果。

一切现代事物的许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千百年之前，同理，信息充斥的源头也可以回溯千百年。有人说计算机技术开创了信息时代，在误导人的言论中，莫此为甚。早在16世纪初，印刷机就开创了信息时代。[4]谷登堡把一台陈旧的酿酒机改造成一台活字印刷机；40年之后，印刷机已经进入6个国家的110座城市。50年之后，机器印刷的书籍达到了800多万册，几乎所有这些书里的信息都是过去普通人无法获取的信息。其中的内容涉及法律、农业、政治、开发、冶金、植物学、语言学、儿科学，甚至礼仪。还有各种各样的指南和手册；商界迅速成为印刷品的世界，合同、契约、本票、期票和地图普遍使用开来。（信息标准化了，且可以复制；在这样的文化里，地图绘制人在地图上剔除了天堂，因为天堂的位置太难以确定。这就不奇怪了。）

印刷机生产的新信息量太大，类型也太多，印刷商再也不能把抄书人的手稿用作范本。到16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试验新的版式，最重要的革新有用阿拉伯数字标示页码。（已知的第一本标注页码的书是约翰·弗罗本[5]推出的伊拉斯谟[6]翻译的第一版《新约全书》，印刷的时间是1516年。）标注页码的结果必然是更加精确的索引、注解和互相参照，接踵而至的发明有标点符号、章节标题、分段、扉页、天头书名，等等。到16世纪末，机印书籍的版式和外形就和今天的书可有一比了。

这一切值得一提，因为机印书版式的革新是为了控制信息的流动，是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来组织信息，让信息排成序列。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机印书造成了信息危机，必须采取措施维持一定程度的控制。书籍形态的改变就是措施之一。1480年信息爆炸之前，英格兰只有34所学校。到1660年，学校总数就达到了444所，每12平方英里（约31平方千米）就有1所。普通学校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几个，最明显的原因是，信息失控引起了焦虑和混乱，学校的迅速发展成为必要的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总之，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

随着技术统治文化的兴起，信息成为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几种控制信息的方法随即发明出来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读者看一看詹姆斯·贝尼格[7]的书《控制革命》（The Control Revolution），这是论信息与文化关系的三四本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对控制信息方法的论述非常详尽。本书下一章的探讨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该书对控制机制如何瓦解的论述。不过，我必须指出，技术统治论希望防止信息桀骜不驯的大多数方法现在都行不通了。

实际上，你给技术垄断下定义时可以这样说：技术垄断的信息免疫机制是难以操作的机制。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有人开口闭口就说“研究表明……”或“科学家告诉我们……”；只要你一点题就这样说，接下来再说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你接着说的是什么，都不会产生矛盾，其原因就在这里。更加重要的是，在技术垄断条件下，不可能有超越性的宗旨或意义，不可能有文化的有机整合。走投无路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理论指导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妥当模式的信息也是危险的，没有高于其服务功能宗旨的信息同样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把这种信息叫作“惰性”信息，不过他这个比方太消极。不受调控的信息能够置人于死地。所以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导致这种严重事态的技术条件。

倘若望远镜像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崭新事物的世界，使我们找到获取这些事实的方法，那么印刷机就像是人的喉腔。印刷机不仅创造了新数据的搜集源泉，而且大大增加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比如，科学话语标准化的走向就产生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伽利略和开普勒把数学说成是大自然的语言或字母表，他们坚信，其他科学家会使用和理解这样的语言。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本中的晦涩，减少了图标和直观演示手段里的错误。印刷术结束了炼金术士的秘密，把科学变成公共事业。况且，这还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业：印刷术使用通俗语，所以它导致科学思想的普及。有些科学家比如哈维[8]坚持用拉丁文写作，但许多科学家（当然包括培根）迫不及待地用通俗语写作，努力传递新的精神和新的科学哲学方法。如果考虑安德里亚·维萨里[9]、布拉赫、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哈维和笛卡尔都出生在16世纪，我们就可以把握科学发展和印刷机的关系。换句话说，印刷机宣告科学的来临，普及科学，并鼓励科学，使科学系统化。

众所周知，印刷机对现在所谓的新教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马丁·路德依靠机器印刷的书籍作为宣传手段，人们对此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他本人也承认印刷品对他完成使命的重要性。然而，尽管他深知印刷术的作用，印刷机超乎预料的威力有时还是让他吃惊。他致信教皇，写道：“我写的文章怎么能够传播到这么多地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它们的对象本来是此地的学术圈子……所用的语言是普通人难以读懂的。”路德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印制书籍是可能广泛流布的。他的论著虽然是用学术性的拉丁文写就的，然而印刷商把它们传遍德意志却轻而易举，把它们翻译成各地的通俗语言同样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不必赘述印刷术对中世纪思想的影响，因为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里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只想强调指出一个明显的后果：到17世纪初，印刷术已经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凡是能够识文断字的人都懂一点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新形式的文学比如小说、随笔粉墨登场。通俗语版本的《圣经》把上帝的“道”变成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变成了英格兰人、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他的身份由印制《圣经》的语言来决定。有关机器、农业和医疗的实用知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商务文书给创业者的冒险精神以新的形式，给予其有力的推动。当然，印刷术使人的个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

这样的信息爆炸使西方文化充满活力，使之走上技术统治的道路。随后，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了；总而言之一个字——“无”——什么事情都不再发生。17世纪初，西方文化经历了重组的过程，以便适应印刷机的发明。然而，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任何重要的技术发明都没有出现，足以改变信息形式、数量或速度的技术一个也没有。过了200多年，西方文化才适应印刷机造就的信息环境。新的制度比如学校和代议制政府开发出来；知识和智能的新观念得以形成；对理性和隐私的尊重大大提高。新形式的经济活动随之出现；机械化生产和公司制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新形式，甚至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清清楚楚地提出来了。新的话语形式在报纸、手册、单行本和书籍里形成了。18世纪出现了运用理性的上乘标准，这实在是不足为奇，典范的作品有歌德[10]、伏尔泰[11]、狄德罗[12]、康德、休谟[13]、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14]、维科[15]、爱德华·吉本[16]，当然还有麦迪逊、富兰克林[17]、亚当斯、汉密尔顿[18]和托马斯·潘恩[19]。我这个名单加入了美国的“建国之父”，因为技术——印刷术的美国是在人们争辩的过程中用印刷文化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家。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和《人权》（The Rights of Man）、杰斐逊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联邦党人文件》（Federalist Papers）使用书面和印刷的形式，意在使人们觉得美国的试验合乎情理。对18世纪的人来说，这一点努力既是必不可少的，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依靠印刷品搞政治的人来说，理性和印刷术密不可分；托克维尔论述美国的民主时已经指出了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印刷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座丰碑。其中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在这段话的45个（英文）单词里，我们可以发现识文断字、依靠理性的头脑这一类根本价值，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值：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

同样重要的是，第一修正案的措辞设定并坚持公众的权利：公众不仅要获取信息，而且要控制信息，人民要知道如何用信息为自己谋福利。杰斐逊、亚当斯、潘恩、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的文字，无不把以下预设视为理所当然：信息为公民获取之后，公民必然能够驾驭信息。这并不是说，“建国之父”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作假、误导或离题。但是他们相信，信息和思想的市场井井有条，公民足以弄懂耳闻目睹的东西。足以用理性评判信息和思想对他们生活的用处。杰斐逊提倡教育，潘恩主张自治，富兰克林用心安排社群事务，他们都以整合一体、普遍共享的原则为前提；这些原则使我们能够就下列问题展开辩论：什么是公民的责任？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什么是人类的进步？社会结构有什么局限？

人们原来设想，信息、理性和实用性关系密切。但随着19世纪早期电报的发明，这一点合法性就开始丧失。电报发明之前，信息流动只能像火车一样快：大约每小时35英里（约56千米）。此前，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理解和解决具体的问题，信息往往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兴趣。电报技术使这一切改观，激起了信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电报消除了信息运动的空间障碍，使空间不再是必然的制约条件；运输和通信首次分离开来。在美国，电报抹掉州际界限，地区分割随之崩溃，北美大陆包裹在一个信息网格里，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尤为重要者，电报技术产生了不受语境拘束信息的观念。换言之，信息的价值不必死死地套在信息的功能上，信息和它在社会政治决策和行动里的功能不必捆绑在一起。电报把信息变成商品，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无论其用途或意义是什么。[20]

然而，电报的作用不止于此。如果没有便士报的伙伴关系，电报变信息为商品的潜力或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便士报率先把握一个机遇，它利用空间差别消除后产生的重要意义，于是，销售非重要信息的可能性就被它捕捉到了。事实上，在塞缪尔·莫尔斯演示电报之后的第二天，有一张报纸就用上了电报。巴尔的摩《爱国者报》（Patriot）用上了莫尔斯架设的华盛顿——巴尔的摩两个城市之间的电报线，向读者报道了众议院对俄勒冈问题的决议。报道结尾说：“……我们能够向读者提供的有关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截止到下午两点钟。空间差别不复存在，实在是货真价实。”这个宣言过后不到两年，报纸的命运就不再依靠新闻的质量或实用性，而是依靠它们提供新闻的数量、距离和速度了。

再者，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报纸的命运有赖于它们能够提供多少图片。这是因为摄影技术的发明几乎和电报同时，它启动了信息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丹尼尔·布尔斯廷[21]称之为“图像革命”，因为照片等图像使影像大规模入侵符号的环境。这些影像有：照片、印制的图案、招贴、图画和广告。以照片为前锋的新影像不仅是语言的补充，而且倾向于取代语言，成为我们构建、理解和验证现实的主要手段。到19世纪末，广告商和报人发现，一张图片不仅胜过千言万语，而且产生数千美元的销售业绩。

20世纪来临时，语词和图片表达的信息量以指数级迅猛增长。电报技术和摄影技术领先，一个新的信息定义随之产生。这样的信息排除互相关联的必然制约，信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展开，有助于迅捷的流动性，排斥历史连续性，以迷人的魅力取代复杂性和连贯性。接下来，西方文化气喘吁吁地遭遇到第四阶段的信息革命：广播。紧接着发生的是信息革命的第五个阶段：计算机技术。每一个阶段都携带着新的信息形式，信息量前所未有，信息流动的速度增加（如果虚拟的即时性能够再增加的话）。

现状如何呢？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有26万张户外广告牌，11520种报纸，11556种期刊，27000家影带出租店，5亿多台收音机，1亿多台计算机。98％的美国家庭拥有不止一台电视机。每年出版的新书达4万种（全世界达30万种），每天拍摄的照片达4100万张。倘若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每年投进我们信箱的垃圾邮件竟然多达600亿封（这是计算机技术的功劳）。

从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源头，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和媒介，信息源源不绝地向我们涌来，各式各样的媒介有光波、航路、纸带、计算机数据库、电话线、电报线、通信卫星、印刷机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切可以想象的信息储存形式：纸张、录影带、录音带、光盘、胶片和芯片，可供检索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像魔术师的学徒一样，在信息洪流中被冲得晕头转向。魔术师传授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只有魔力的扫帚。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对平常的问题，信息也只能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再换一种方式说，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新世界。我在另一本书里把这个世界叫作躲躲猫[22]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忽而是一个事件，忽而是另一个事件，这样的事件突然冒出来，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培根阐述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我们的假设是，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1]门肯（H. L. Mencken，1880—1956）：美国作家、剧作家、评论家，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记者和编辑之一，代表作有《美国语言》《偏见集》（6卷）。门肯是反传统的文人，对当时流行的传统文学大加鞭挞，对于左翼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等则推崇备至。

[2]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人，17世纪以来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代表作有《恺撒与克里奥佩特拉》《人与超人》《巴巴拉少校》《伤心之家》《圣女贞德》《卖花女》等。发起以渐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费边社，一生比较激进。对同代和后世剧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3]红衣主教贝拉明（Cardinal Bellarmine，1542—1621）：认为新兴的天文学观点无法容忍，审判伽利略，处死布鲁诺。

[4]欲详细考察印刷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请参阅爱森斯坦（Eisenstein）的书。

[5]约翰·弗罗本（Johann Froben，1460—1527）：瑞士巴塞尔印刷商，印刷过许多名著，如拉丁文《圣经》、伊拉斯谟翻译的第一部希腊文《新约全书》，推广罗马体活字，引进斜体和希腊字母铅字。

[6]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欧洲北方文艺复兴主要人物，荷兰人文主义学者，1506年编定希腊文本《新约》，1516年编定拉丁文本《新约》。

[7]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47—2010）：美国传播学家，著有《控制革命》。

[8]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医学家、解剖学家，发现血液循环。

[9]安德里亚·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医师、解剖学家，现代解剖学奠基人，代表作为《人体结构》（7卷）。

[10]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青年时代为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集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代表作为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11]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专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著有《哲学书简》等。

[12]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和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著有《对自然哲学的解释》《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等，另有小说、剧本、文艺理论、书信等传世。

[13]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著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14]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和解的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15]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其《新科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不朽巨著，影响至今不衰。

[16]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记述从公元2世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

[17]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建国之父”之一。

[18]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部长，建立中央银行，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与杰斐逊的政治主张对立。

[19]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论家、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发表名作《常识》鼓动革命，参加独立战争，著有《人权》《理性时代》等。

[20]欲知电报的详尽论述，见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21]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l914—2004）：美国历史学家、博物学家，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著有《美国人》（3卷）、《神秘的法学》、《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

[22]躲躲猫（peekaboo）：把脸一隐一现逗小孩的游戏，多见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