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马克思那支使人不安的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格言警句，其中之一是《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里的一段话：“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就我所知，马克思没有说什么技术给我们技术专家（technocrat），但我相信，他的视域里没有包含技术垄断论者（technopolist）的兴起。然而，他这一论断还是有用的。他深知，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技术还产生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理解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形式的关键所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里说：“个人表达生活的方式，就是他们为人的面目。”这句话很像麦克卢汉的口吻，也可以说像塔姆斯的口吻，实际上，该书临近书末的一段话令人称奇，放进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也非常恰当。马克思问：“炸药和炮弹发明之后，阿喀琉斯[1]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2]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唱和歌舞随即停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道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3]

马克思把技术条件与符号生活和心灵习惯联系在一起，这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在他之前，学者们已经发现，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进行文化分类，颇有用处。当代的学者仍然做这样的分类，因为这种习惯是一种坚持不懈的学问。无须苦想立即涌上心头的著名分类就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阿诺德·汤因比[4]普及的工业时代，使用丹尼尔·贝尔前不久命名的后工业时代。斯宾格勒[5]笔端论述的时代有机器工艺时代。皮尔斯[6]把19世纪称为铁路时代。刘易斯·芒福德用更大的视野看事物，创造了前技术（eotechnic）时代、旧技术（paleotechnic）时代和新技术（neotechnic）时代的术语。加塞特[7]论述了技术发展的三个时代：机运（chance）技术时代、工匠技术时代和技师技术时代。沃尔特·翁阐述了口头文化、书面文化（chirographic culture）、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麦克卢汉首创了“谷登堡时代”（他认为谷登堡时代正在被电子传播时代取代）。

为了澄清当前的处境，说明前面路上的危险，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一种分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当前，这三种文化在地球上都能找到，但工具使用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我们要到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才能寻觅其踪影。[8]如果我们到这些地区旅行，最好是要知道，直到17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全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当然，工具使用文化里的工具还是千差万别的。有些文化只有长矛和炊具，有些则使用水磨和燃煤。但一切工具使用文化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例如城堡和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会侵害（更加准确地说，发明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除了少数例外，工具都不会妨碍人们去相信自己的传统和上帝，不会妨碍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教育方法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实际上，这些信仰指引着工具的发明，限制工具的用途。即使就军事技术而言，精神理念和社会习俗也形成控制的力量。著名的例子有武士刀，一套武士的理想细致入微地管束着武士刀的使用，这一套理想就叫作武士道。规则和仪式都有详细的规定，何时、何地、如何使用两把武士刀即长刀和短刀都规定得很严格，都和荣誉联系在一起，包括荣誉受损时切腹自杀的要求。这一类军事技术的管束在西方也不罕见。这使12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二世[9]禁止使用致命的弩弓，违者就可能被革出教门。教皇裁定驽弓“仇视上帝”，不能用于伤害基督徒。驽弓可以用来攻打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但这不会使以下的评判无效：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

这样界定工具使用文化之后，我必须要补充两点，以免失之过简。首先，一种工具使用文化里拥有的技术总量并不是该文化的界定性特征。比如，即使对罗马帝国的肤浅研究也能够揭示，罗马帝国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道路、桥梁、沟渠、地道和下水道。另一个例子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欧洲经历了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中世纪的人民生活在机器的簇拥之中。[10]你甚至可以像林·怀特（Lynn White）那样走得更远。他说，中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不依靠奴隶和苦力的血汗而主要依靠非人力的、复杂的文明”[11]。换句话说，在解决物质环境中的问题时，工具使用文化既可能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具有比较高的生产力。风车是12世纪晚期发明的。近视眼镜是1280年在意大利出现的。11世纪为驭马发明的垫肩解决了一个问题：既增加马的拉力，又不影响马的呼吸。实际上，早在9世纪，欧洲就发明了马掌；有人发现，如果把几匹马前后排列驾辕，它们的拉力就会大大增强。磨坊、造纸厂、缩绒机成为中世纪文化的固有成分，就像桥梁、城堡和教堂是中世纪文化的构造成分一样。著名的斯特拉斯堡[12]大教堂建于13世纪，高466英尺（约142米），相当于40层的摩天大厦。再往回追溯，你不能不提英国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令人惊叹的工程（刘易斯·芒福德强调指出，金字塔是王者机器的第一个例子）。

从以上事实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工具使用文化未必是技术上贫困的文化，相反，它们的先进性甚至可能是令人震惊的。当然，其中一些文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技术原始的文化，有一些甚至鄙视手工艺和机器。比如，希腊的黄金时期没有产生重要的技术发明，甚至没有利用马匹力量的有效方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鄙视“低贱的机械技艺”，大概他们认为，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努力不可能使头脑更加高贵。效率和生产力是让奴隶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发现了类似的观点，这是对古代工具使用文化篇幅最长、最详细的描绘。在《圣经·申命记》中，摩西以相当于上帝的权威口吻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诅咒。”[13]

由此可见，工具使用文化里可能有许多工具，也可能工具很少；这种文化可能热衷于工具，也可能鄙视工具。所谓“工具使用文化”，盖源于文化中工具与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里，工具并非外来入侵之物。它们在文化中整合的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和文化中的世界观产生矛盾。如果把欧洲中世纪当作工具使用文化的例子，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工具和世界观形成了高度的整合。中世纪的神学家描绘的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工具的关系，详尽而系统。其神学的第一和终极要义都是：一切知识和善心都来自上帝，因此，人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侍奉上帝。神学而不是技术赋予人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依据。也许，这正是达·芬奇[14]把他的潜水艇设计图藏诸深山的原因，因为他相信，这种工具释放出来以后危害太大，不会得到上帝的恩宠。

无论如何，神学预设的原则构成了工具使用文化里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无论发明的工具为何物，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一切工具使用文化，从最原始到最先进的文化，都带有神权的性质，即使不带有神权的性质，它们至少都依靠某种形而上的理论结为一体。这样一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给存在赋予秩序和意义，使人几乎不可能臣属于技术的需要。

“几乎”这个词至关重要。它引出我的第二种修正条件。正如塔姆斯提醒我们的精神所示，工具有办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严密的一套信仰体系。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就给技术留下用武之地。有的时候，技术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也许在工具使用文化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能够充分说明技术的破坏力，这就是8世纪法兰克人在国王查理·马特[15]治下使用的马镫。此前，战马的用途主要是把骑兵运送到战场，骑兵抵达战场后才下马御敌。马镫使人能够在马背上作战，造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技术：骑在马背上的突击力量。林·怀特详细描绘了这种新型的作战形式，它放大了骑士阶级的重要地位，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性质。[16]庄园主看到有必要用骑兵来保护自己。到后来，骑士就夺取教会的土地，把土地分给诸侯，条件是诸侯为骑士效命。倘若容许我们用一个双关语，我们就可以说，马镫配上马鞍，俘获了封建社会，否则封建社会是不会就范的。

再举一个稍后的例子：上文已经提到14世纪机械时钟功能的转化，从宗教仪式工具向商业工具的转化。有人给这次转化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1370年。查理五世[17]命令巴黎市民根据皇宫的钟声来调整自己的私人生活、商务生活和产业生活，宫廷的时钟每60分钟敲响一次。同样，巴黎的所有教堂受命调整时钟，它们不能再遵循原来礼拜时才敲钟的制度。于是，教会不得不把精神需要的优先地位让渡给物质利益。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时钟这种工具撼动了中世纪生活的集中化体制。

技术给中世纪欧洲精神生活造成问题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农夫纷至沓来的磨坊成为妓女喜欢勾引嫖客的地方。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以致到了12世纪，西多教团[18]的领袖圣贝尔纳竟然试图关闭磨坊。但他徒劳一场，因为磨坊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换句话说，认为工具使用文化里的风俗习惯和象征意义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因为技术的引进而重新定向，那实在是失之过简。再者，正如中世纪这样的例子一样，我们可以在技术原始的社会里看见工具攻击风俗、宗教或形而上学的例子，这些例子既稀奇古怪又耐人寻味。荷兰社会学家艾格伯特·德·弗里斯（Egbert de Vries）告诉我们，火柴的引进促成一个非洲部落性习俗的变化。[19]这个部落里的人觉得，每次行房事之后有必要重新生火，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后果：每一次性事都成为公开的事件，因为完事之后不得不到邻居家去借火，借一根燃烧的木棍回家重新点火。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奸是难以掩盖的。这个性习俗产生的首要根源显然就是借火。然而，火柴引进之后，一切为之一变。人们不必到邻居家去借火就可以重新生火了，于是转瞬之间，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毁灭了。在转述德·弗里斯的发现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火柴使价值观念改变了吗？通奸因此而有所减少或更使人厌恶吗？既然火柴使性事更加方便，它们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性事的价值评判呢？可以肯定的是，的确发生了一些文化价值的变化，当然和20世纪初来复枪引进伊哈尔缪特（Ihalmiut）部落引起的剧烈变化相比，火柴引起的变化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法利·莫瓦特的《鹿图腾部落》（The People of the Deer）描述了这样的变迁。来复枪取代弓箭，这是记录在案的新技术对工具使用文化发起攻击的最令人心寒的故事。其结果不是改变一种文化，而是灭绝一种文化。

你得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法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而且所谓工具使用文化尤其缺乏精确的定义。尽管如此，把工具使用文化和技术统治文化区别开来，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西方技术统治文化拥有的工具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大发明：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每一种发明都产生工具和文化的新型关系，所以它们都至关重要。然而，既然我们可以说，在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慈善最为重要，那么，我敢斗胆说，在时钟、印刷机和望远镜之中，望远镜最为重要。更加准确地说（因为哥白尼[20]和第谷·布拉赫[21]进行天文观测，并不具备望远镜这个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开普勒[22]也没有依靠望远镜），比望远镜粗糙的观测工具也可以得到超过前人的天文观测结果。然而，望远镜的精密程度使天文学家的知识非常精确，以至于我们能够说，西方的道德重心因此而崩溃。过去的道德重心使人相信，地球是宇宙恒定的中心，因此上帝对人类特别感兴趣。哥白尼、开普勒之后，尤其是伽利略[23]之后，地球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孤悬在宇宙一隅，默默无闻地在银河系里游荡；这就使西方世界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兴趣。虽然伽利略的《星际使者》（Messenger from Stars）1610年印行时，约翰·弥尔顿[24]还在襁褓之中，他还是能够在多年之后描绘不可探究的宇宙使人产生的心理孤寂。伽利略的天文观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神学造成心理上的冲击。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在他的眼前展现着

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

没有边际，深渊无底……

这是货真价实的失乐园。但解除自己文化的武装并非伽利略的意图，也不是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意图。这几位中世纪的学者和走在他们之前的谷登堡一样，并不想摧毁自己世界的精神根基。比如，哥白尼就研究教会法，并且被选为弗龙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他没有上过医学院，但他研究医学，并担任他叔父的私人医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作为医生的名气胜过天文学家的名气。他只出版过一本书，即《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第一册完整的书在他临终之前的几个小时才送到他的手里，这一天是1543年5月24日，他享年70岁。这本论述日心说的书之所以推迟了30年才得以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本书不健全，而不是因为他害怕教会的惩罚。实际上，在出版73年之后，这本书才被列入了教廷禁书目录，而且被禁的时间也很短。（伽利略受教廷审判是在哥白尼死后90年。）1543年，只要不直接挑战教会的权威，学者和哲学家就没有理由害怕受教会的迫害；哥白尼并不想挑战教会的权威。虽然该书前言的作者究竟是谁仍然有些争议，然而前言在一个问题上的表述还是很清楚的：它的“假设未必准确，甚至未必有很大的可能性”。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哥白尼相信地球真的在运动，但他不相信地球或其他行星真的在按照书中描写的体系运行；他相信，天体的运行存在着几何学上的虚构。他并不相信，他的研究成果瓦解了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马丁·路德说哥白尼是“反对《圣经》的傻瓜”，确实说得对，不过哥白尼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反对《圣经》。这说明，路德比哥白尼的认识深刻。

开普勒的故事颇为相似。他生于1571年，职业生涯之初出版天文观测年鉴，晚年任华伦斯坦公爵的宫廷占星师。他的占星术小有名气，然而我们必须赞扬他是因为他相信，“如果聪明的占星师利用他人轻信的弱点，占星术就可以给一位君主造成极大的损失”。他希望，占星术能够待在一切国家元首的视域之外，可是这些年来，占星师的告诫并非总是被人注意。开普勒的母亲被人指控为女巫；虽然他并不相信这样的指控，可是他可能会断然否定女巫的存在。他用很多时间和学者通信，探讨基督的生辰问题，他认为耶稣生于公元前4年或前5年，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他的断代。换句话说，开普勒是很符合时代气质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世纪人。唯有一点例外：他认为，神学和科学应该加以区隔，各行其是，天使、精灵和圣徒的意见应该被排除在天文学的大门之外。在《新天文学》（New Astronomy）里，他写道：“至于圣徒有关自然的意见，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在神学里唯有权威的分量有效，在哲学里唯有理性的分量有效。”在评说各方圣贤对地球的论述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比这一切都神圣的是真理；我尊敬教士，但我从哲学上证明，地球是球体，有两极，在宇宙中小得微不足道，在众多的星球之中快速漫游。”

当开普勒表达这个观点时，他就向着技术统治论的观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清楚的呼唤：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的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这是重要的一步，但仅仅是一小步。为何行星运行的速度不一样？在他之前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开普勒的回答是，肯定是由于太阳发出的力量不一样。但这个答案给上帝留下了立足之地。在给同事迈克尔·梅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的信中，开普勒写道：“太阳处在运动的星球之中，太阳本身不动，却是运动之源，他承载着圣父和造物主上帝的形象……他通过一种中介分配动力，在圣父通过圣灵创造万物之初，这一中介已经包孕着运动的星体。”

开普勒是路德教徒，他被罗马教廷革出教门之后，仍然真诚地相信上帝。比如，他发现行星的椭圆形轨道时感到不满意，他认为椭圆形在上帝的眼中不应该受欢迎。诚然，在哥白尼的基础上，开普勒创建了新的学说，他并不要求其中的真相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宠。然而，他的学说究竟会走向何方，他自己并不完全清楚。清楚表现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工作，尚待伽利略去完成，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的矛盾。

伽利略本人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但他并非总是反对别人把这个发明算在他的头上。发明眼镜的荷兰人约翰·利珀希（Johann Lippershey）很可能是望远镜的真正发明人。无论如何，首先获得望远镜许可证的是利珀希，那是在1608年。（也许值得说明的是，在比萨斜塔上抛铁球的那一场著名实验，不是伽利略做的，而是他的对手乔齐奥·科雷索［Giorgio Coressio］做的，而且科雷索做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驳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是要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把望远镜从玩具变成科学工具的功劳完全算在伽利略的头上。而且，伽利略使天文学成为主流神学的痛苦不安之源，这个功劳也必须要算在他的头上。他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他的文风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这正是他武库里的两件有力武器。尤为重要者，他直截了当地对《圣经》表示异议。在《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纳的信》（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里，他引用开普勒提出的理由，说明为何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释《圣经》。而且他进一步说，凡是可以直接观察或证明的物质现象，都不能够因为和《圣经》的表述不一样而受到怀疑。伽利略认为，教士没有资格对自然现象发表意见，在这一点上，他比开普勒表述得更加清楚。他认为，让这些教士评说自然现象是愚蠢之至。他写道：“如果允许他们评头论足，那就像是容许既不懂医药又不懂建筑的暴君去行医治病、修建楼房，因为暴君知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然而其后果却是将可怜的病人置于死地，使高楼大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伽利略诸如此类的大胆论述，把教士们搞得晕头转向。因此，教会竟然不断努力协调教会的信仰和伽利略的观察和言论，这实在是令人惊讶。比如，教会愿意接受地球运动、太阳静止的假说。接受的根据是，提出有趣的假说是数学家的责任。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教会和伽利略是水火不相容的：伽利略声称，地球的运行是自然的事实，教会就不能容忍了。这样的信念和《圣经》矛盾，有害于神圣的信仰，那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对伽利略异端的审判虽然一再推迟，却是必然的结果。审判在1633年举行，伽利略被判有罪。裁决的惩戒是：伽利略发誓放弃哥白尼的观点，在正规的监狱里服刑，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周背诵七首赞美诗，表示忏悔。有人相信，他听到宣判时低声说过“但地球的确是在运动的啊”，或者他咕哝过诸如此类的话，以此表示其抗议；但这样抗议的可能性并不大。事实上，在宣判裁决时，裁判所四次问他是否相信哥白尼的观点，每一次他都回答说，他不相信。人人都知道，他的信仰与口头的回答刚好相反；他不得不顺从的原因是他老态龙钟、体弱多病、害怕受刑。反正，伽利略没有坐一天牢。起初，他被软禁在蒙地特立尼塔大公爵的别墅里，后来被转移到锡耶纳城大主教皮科洛米尼的宅邸，最后被送回他在佛罗伦萨的老家，并在此安度余生。伽利略1642年去世，艾萨克·牛顿[25]在这一年出生。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圣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权威。曾经是学问女皇的神学，沦落到宫廷弄臣的地步。尤为严重的是，生存的意义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切真是天大的讽刺！传统适合向上天寻求权威、目的和意义，相反，那些“梦游者”（阿瑟·凯斯特勒[26]笔下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并不乞求上天，而是观察层层天空里的天象。他们在天上看到的仅仅是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他们大义凛然却不无顾虑，他们尽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却又不背离上帝。他们信奉的上帝是谋划和设计整个创世过程的上帝，是大师级的数学家。他们寻求自然界的数学规律，说到底这是一种宗教追求。造化是上帝的文本，伽利略发现，上帝的字母表是由“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球体、锥体、金字塔等数学图形”组成的。开普勒同意甚至夸口说，上帝写就了这个文本，但上帝不得不等待6000年才盼来第一位读者——这位读者就是他开普勒。至于牛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用来运算亚当以降的世代，他对《圣经》的信仰从来就不曾动摇。笛卡尔[27]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给怀疑主义和理性以高尚的地位，成为新科学的基础，可是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宇宙观是机械宇宙观（他写过“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把世界构造出来”），然而笛卡尔有关运动恒定不变的规律却是从上帝永恒的信仰里推导出来的。

以上科学家直到临终都信守自己时代的神学。毫无疑问，他们对末日审判何时降临的考虑，不可能抱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况且，他们构建的科学几乎全部是有关真理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权力的问题。为了寻求真理，16世纪末出现了追求精确的激情：精确的年月日、数量、距离和速度。有人甚至觉得，可以准确地确定创世的时刻，那就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正。这些人像希腊人那样考虑哲学（他们称之为科学），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的真正目的是在思辨中得到满足。他们不关心进步的观念，不相信自己的思辨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为技术统治论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本人却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人。

弗朗西斯·培根[28]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我这样说可能是在挑战康德[29]的权威。康德说，人们需要开普勒或牛顿去寻找文明运行的规律。也许是吧。然而，清清楚楚发现科学与改善人类境遇关系的第一人正是培根。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幸福”。他坚持不懈地批评先行者未能理解这样的追求：科学真正、合理和唯一的目的是“将新的发明和财富赋予人的生活”。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这些科学包括数学，他认为数学是发明的侍女。有了这种知识的功利主义观，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培根本人并不是科学家，至少不太像科学家。他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做过任何拓荒的工作。他并未揭示任何新的自然定律，也没有提出一个新鲜的假设。他甚至对当时的科学研究并不通晓。他自认为开创了科学方法的革命性进步，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后人并不容许他享受这个美名。实际上，他最著名的科学实验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是因为这一次实验要了他的命。在一个风雪天，他与好友威瑟尔博恩（Witherborne）博士乘马车出游，看见地上的积雪时，他就自问：冻雪能否像食盐那样保存鲜肉呢？两人决定立即实验。他们买了一只鸡，掏空内脏，把雪塞进去。可怜的培根未能等到实验的结果，因为他当即受冻病倒，很可能患了气管炎，三天以后就不幸去世。有的时候，他因此而被认为是实验科学的殉道者。

然而，实验科学并不是他的伟大之处。实用的发明对改善生活条件的效果给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培根是深入而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把大量的著作用来教育人，使人明白发明和进步的关系。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里，他写道：

观察发现的力量、效应和结果，值得一试。这样的发现最明显地表现在古人闻所未闻的三大发明中，它们是不久前的发明，却不大为人所知。这三大发明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星球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能够看到培根的美德，探察到他伟大影响的源泉。他身上没有丝毫梦游者的迹象。他完全明白技术对文化的作用，他把技术发展置于读者注意力的中心。他笔下的文字信心十足、气势磅礴。他毕竟是世界级的散文大家。他是顶级的宣传家，通晓科学史，但他并不把科学当作思辨的记录，而是把科学当作思辨成就的记录簿。他孜孜不倦地把这个思想传达给全世界，传达给自己的同胞。《新工具》的第一、二卷留给世人的格言警语多达182条，他试图创立一种科学哲学，其基础是这样的公理：“头脑的改善和命运的改善是同一回事。”在这本书里，他谴责声名狼藉的四种假象（idols），因为它们妨碍人获取战胜自然的力量：部落假象使人相信我们的感觉和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一致；洞穴假象使我们走向从遗传和环境得到的错误观念；集市假象使我们受语词的欺骗；剧场假象把我们引向哲学家误人子弟的教条。

今天我们读培根，常常会对他言论的现代性感到惊讶。科学是力量和进步源泉的观念，我们耳熟能详。在《学问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里，他甚至给一所“发明家学园”勾勒了基础，这所大学颇像今天的麻省理工学院。按他的构想，政府给发明家提供津贴，资助实验和差旅费。他设想创办学术刊物，组建国际学会。他鼓励科学家充分合作，这个念头足以使第谷·布拉赫、开普勒和伽利略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把一部分天才用来隐藏自己的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培根还主张，科学家做公开的讲演应该得到优厚的报酬，他认为，让公众了解发明的用处和发明本身同等重要。简而言之，他构想的科学事业和今人的想法一致——组织有序、经费有保证、公开，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境遇的斗争中成为最锐利的武器。

已如上述，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位学者。但许多人加入他的行列却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他1626年去世；欧洲文化过渡到现代世界即技术统治的心态，还需要150年才能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的理念：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能够进步，贫困是严重的不幸，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一样有意义。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已经死亡，那不是事实。但“上帝设计”（God’s design）这个观念的威力和意义，的确是极大地削弱了。伴随这种观念缺失趋势的是文化上的满足感，因为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结为一体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在工具使用文化的老欧洲，大多数人是农夫，是贫困潦倒、没有权利的农夫。即使他们相信，来生充满无穷的快乐，他们的今生却是“难以忍受、猪狗不如、夭折短命的”。正如C. P. 斯诺[30]所云，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既是培根式科学的果实，也是穷人的唯一希望。正如托马斯·卡莱尔[31]所云，即使他们“真正的造物主变成了机械装置”，到了19世纪，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失去他们现今的生活，回到充满神性的、整合一体的工具使用文化。即使他们愿意，那也无妨，因为惋惜过去的时光徒劳无益。西方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统治论的世界，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斯蒂芬·文森特·贝内[32]给人的忠告是唯一有意义的忠告，他的诗歌既针对那些为技术统治论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也针对那些厌恶技术统治论的人。《约翰·布朗的尸体》（John Brown’s Body）中有这样几行诗：

倘若你有临终遗言，

既不要说

“那是置人于死地的魔法，应该诅咒”，

也不要说“它赐福于人”，

你只需说“它在这里”。

[1]阿喀琉斯（Achilles）：希腊英雄，出生时母亲捏住他的脚踵倒提着把他放到冥河里浸泡，他由此而得到刀枪不入之身，唯一的弱点就是脚踵，结果在特洛伊之战中被击中要害而战死疆场。

[2]《伊利亚特》（Iliad）：希腊史诗，与《奥德赛》（Odyssey）齐名，传说同为荷马所作。

[3]Marx, p. 150.

[4]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代表作有12卷巨著《历史研究》。

[5]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6]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奠基人之一，著有《论文集》（8卷）。

[7]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哲学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知识贵族与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8]或许工具使用文化又可以叫作“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可以纳入工具使用文化地区。

[9]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1143）：意大利籍教皇。

[10]如欲详细了解中世纪技术的分析，见Gimpel, J., The Medieval Machin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11]转引自Muller，p. 30。

[12]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城市。

[13]《圣经·申命记》第27章第15节。

[14]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学家、工程师，主要作品有《最后的审判》《岩间圣母》《蒙娜丽莎》等。

[15]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国王，732年在普瓦蒂埃打败阿拉伯人。

[16]见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7]查理五世（Charles V，1337—1381）：法兰西国王（1364—1381年在位），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即位，大力改革，增强国力，反败为胜，收复大片土地。

[18]西多教团（Cistercian order）：1098年在法国由本笃会革新者创立的严格教团。

[19]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文章《价值冲击预测》（Value Impact Forecaster: A Profession of the Future）里转述了de Vries的发现，文章收录于Baier and Rescher, Values and the Futur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Americ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 3。

[20]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创始人，提出地动说即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21]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毕生辛勤耕耘，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资料，其弟子开普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22]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23]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软禁8年。1983年，罗马教廷正式宣布300年前的审判是错误的。

[24]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对18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论出版自由》等。

[25]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定律、白光由色光组成等理论，开创了微积分学，著有《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26]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正午的黑暗》《梦游者》《机器中的幽灵》等。

[27]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8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将哲学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代表作为《方法论》和《哲学原理》。

[28]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古典经验论始祖，近代实验科学方法鼻祖，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学问的进步》。

[29]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提出星云假说，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30]C. P.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英国作家、物理学家，代表作有小说《陌生人和兄弟们》（11卷），论著《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等。

[31]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史学家，关心社会问题，批评社会弊端，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32]斯蒂芬·文森特·贝内（Stephen Vincent Benet，1898—1943）：美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以内战为题材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尸体》，短篇小说《魔鬼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