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早期人类以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在全球迁移，但我们确实知道迁移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不变的特征。随着农业和定居国家的兴起，殖民、贸易、军事行动和奴隶制度成为移民的重要驱动力。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远距离的劳动力移民有了极大发展，从而产生了试图规范人员流动的法律。

人类是一种迁徙物种。400万—100万年前，直立人从东非地区扩散出来，随后，至少到10万年前（距今），智人在非洲扩散开来，接着到6万年前的时候离开非洲，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人类迁移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与人类成为地球上主导性的生命形式之一密不可分。我们对这些早期迁移所知甚少。这有赖于在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方面的艰苦研究。许多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因为语言、基因和物质文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相伴相随。

早期人类

学者提出了几种理论来解释人类从非洲迁移。早先对于人类从非洲迁移的解释是，人类跟随着大型游牧动物群直接到达欧洲，然后穿越中亚地区。但人类在距今大约5万年前抵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事实揭示了穿越热带地区的另一种方式，即人类也许在木筏的帮助下紧挨着海岸线航行。这个假设可以借助于水下考古学进一步证实，因为海平面已经上升，而且5万年前是海岸线的地区现在大部分都处于水下。同样，人类进入美洲的仅有的确切考古证据可以追溯到1.4万年前，发现于今天的智利地区，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到这一地区的遥远距离可能是人类抵达美洲的路线。对于人类到达美洲的时间，大多数学者都不愿意追溯到这个实物证据之前。但是一些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迁移可能在距今3.5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论人类到达美洲的最早时间是什么，似乎有理由表明，移民是通过几次移民潮而不是一次迁移到达美洲的，并以最近的移民潮告终，即过去500年从非洲和欧洲穿越大西洋的移民潮，以及过去150年来自亚洲的移民潮。

这幅浪漫化插图来自一本关于波利尼西亚神话的书，表现了男子乘坐一艘有舷外支架的独木舟出海的场景。居住于太平洋岛屿的族群很可能就是乘坐这种独木舟航行的。

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早期的移民似乎越来越被认为可能并不是一种在地球上慢慢传播的单一的迁移潮，而是一种多方向的、反反复复的和不断取代的模式。当我们看看世界各地分散在各处的孤立群体时，这种现象最为明显，他们与其他任何一个同时代族群或历史上已知的相近族群在语言上都没有共同起源。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叶尼塞人，以及在黑海和里海之间说北高加索语和卡特维兰语的人。这些群体可能是这个地区早期人口的遗民，早在35 000年—10 000年前，他们先于各地来的新移民定居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早期人口的来源所知甚少，这不足为奇。他们可能直接从非洲跨越欧亚大陆而来，也可能是从高加索山脉和安纳托利亚东部早期人类的聚居地向四周扩散的其中一支。一些学者甚至推测，他们所说的独特的语言是德内——高加索（Dené-Caucasian）语系的一部分，该语系还包括汉语和藏语。这将把他们的语言的起源追溯到东南亚的高地，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扩散，穿越欧亚大陆向北传播。同样，后来取代这些早期人口的移民可能不是直接来自非洲，而是来自现在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那里的欧亚语系可能起源于3.5万年前。在诸如皮筏等技术的帮助下，讲欧亚语系的人一直在北纬地区迁徙，从加拿大北部到爱尔兰。这些移民包括讲印欧语系的人，这是一个最终产生更多全球移民的子群，他们往往取代更早到达这里的讲欧亚语系和印欧语系的人。

关于早期迁移的原因和组织方式尚不清楚。当代的狩猎——采集者以流动的方式生活，但主要是局限在特定的及他们相对熟悉的领地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周围的定居国的压力。在人烟相对稀少的边界地区，是什么导致人类向新的土地扩展，并学会在这些土地上生存所需的新技术？整个族群的迁移是为了寻找食物、空间或者一种精神上可依托的美好环境吗？或者说，孤立的个体或分裂的群体离开他们的族群，并最终凭自己的力量或与其他同样迁徙至此的个体联合起来，创造了新的族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个体是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的吗？或者他们是一群为了财富和冒险的年轻人？就文字记载而言，他们在移民中占多数。他们是否像最近的移民一样，原本打算回到他们的家乡，却发现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这些新的族群发展起来，是通过婚姻、夺取和自愿迁移而得到其他族群移民的帮助而实现的吗？当人们移居到已经有人居住的地方时，因为必须假定是在多个移民潮的模式下，那么，对于业已存在的群体，他们是取而代之，与之相邻生存，还是与之合并，或者被纳入？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所有这些方式可能都以具体的混合形式出现过。

驯化、国家与迁移

在过去的1.3万年，动植物的驯化改变了人类迁移的模式。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的：流动的狩猎——采集部落至今仍然存在，许多人在村庄中有住房，但他们又会进行采集和狩猎活动，可以在任何地方持续数天到数月。但是到公元前3000年，人类新的流动机制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各有其自身的迁徙形式。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动物驯化与牧民游牧机制有关，较小的族群按照牧民的游牧机制，沿着季节性的线路把他们的牧群赶到放养地。而农业则日益将人们束缚在单一的地区。但它也通过军事行动、殖民、贸易和劳动力迁移等形式推动了较大国家的兴起和新的流动形式的产生。

这些技术的传播经常伴随着语系的扩展，即使不一定与所有说这些语言的人有关联。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的3000年里，印欧语系从其发源地黑海以北传播出来，跨越了从爱尔兰到印度北部的一片地区，这一传播往往与马的驯化有关，也可能跟战车的使用有关。班图语起源于今天的尼日利亚，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传播到非洲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这往往与新的农业技术有关。公元前3000年，南岛语系开始从中国东南部传播到东南亚海域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传播了水稻农业、支架屋和陶器等技术。不过，到这个时候，这些移民到达他们最远的目的地夏威夷、新西兰和马达加斯加，时间不过是1000年前，而传播的许多技术已经消失了，最显著的例外是有支架的船舷独木舟，那是他们强大的海上技术。除了波利尼西亚群岛，在所有这些个案中，仍然不确定的是，在何种程度上，迁移是一种扩散到相对无人居住地区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是征服并取代原有人口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民族、技术和语言跨越已有部落迁移的混合方式。

这些技术也促进了军事形式的兴起。军队对人口流动性的影响可以有多种形式：征募士兵、服刑人员和劳工为军队服务，以及从事公共工程建设；向被征服的土地迁移和安置管理者、工匠和占领军；建立军事殖民地和边防驻军；制造难民；强制迁移村庄及其人口；在重要的人口中心运送囚犯示众。在过去的2000年中，一些更广为人知的移民与军事征服和殖民有关。包括希腊人迁移到远至阿富汗的地区，其背后就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的扩张，使伊斯兰教在西班牙、中国边境等地区复兴；公元9~11世纪，维京人在欧洲的征服运动，以及13世纪蒙古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除蒙古人外），虽然征服者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和语言遗产，但并不一定是移民自身的大多数。大量迁移的人可能实际上是士兵、工匠、商人和其他族裔的难民，他们是被迫迁移者，或者是新出现的政治真空中的投机者。历史记录往往忽略这些被征服者和被征召者的迁移，而犹太人流亡到埃及和巴比伦，以及后来他们从这些地方和从他们的故乡散居到全球，也许是所有移民当中最著名的。

国家、帝国和游牧民族的兴起也促进了远距离贸易活动的兴起。强大的国家能够调整贸易路线，创造一个对奢侈品有需求的精英阶层，并调动远距离贸易所需的资源。中亚、阿拉伯和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族在沃野千里探索中使用的技能和掌握的知识是这些贸易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途贸易也促使贸易侨民群落产生，这些人通过家庭、族裔和商业利益的纽带联系起来，管理跨越远距离贸易的买卖、融资、运输和零售。世界主要宗教的传播和艺术形式的交流也跟随这些路线而来。与此同时，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也鼓励了短距离迁移，特别是迁移到发展中的城市、集市，以及成为季节性农业劳动力。交通路线本身也成为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需要大量搬运工、驱赶动物的人、导游、护卫和水手。对于更需要技能的职业，有时整个村庄或流动的社会阶层和族群将专门从事某种手艺，比如石雕、表演或建筑，并且总是从市场到庄园不断实践他们的手艺。

各国也担心不受控制的人口流动。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从1500年到21世纪，游牧民族被逐渐压制。但各国也试图控制境内定居者的流动。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很少以移民法和边境管制的形式发生。相反，各国更注重控制国内人口的流动和禁止离开，认为大量的人口与农场和手工生产的固定场所绑定在一起，并且处在便于军事征募的地方，是财富和权力的来源。就实际层面而言，个别市镇和村庄实际上比国家更多地制定和实施这些管制条例。本地群落了解谁是不是外来者，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管理，在税收、居留许可证、流浪和济贫法、检疫、归化程序和其他旨在区分属民和外来者的规定上差别对待。另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权利。

一直到19世纪末，权力和流动这些过程在奴隶制的兴起中汇聚成为人类迁移的一种主要形式。能够用于烧杀劫掠的军事形式的兴起、农业国家的财富、定居农业家庭的形成，以及财产法和远距离贸易市场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奴隶制的兴起。奴隶制既是一种强制人口活动的形式，也是人口流动商业化买卖的方式。事实上，从家庭收养到种植园和矿场残酷的劳动剥削，奴隶制的形式千差万别。但是，奴隶制、市场、军队和国家之间是一种牢固的关系。

所有这些形式的迁移都汇聚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之一，即美洲的征服和人口的迁入，这也为移民的各种不同效应提供了可资说明的例证。从16世纪到19世纪，超过1000万非洲奴隶的流动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人口迁移。这些移民对美洲人口的遗传影响不可否认，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影响也是广泛的。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抵达美洲的300万欧洲人造成的文化和语言影响更为明显。但是，这也有变数。在现在的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欧洲人的基因与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混合在一起，产生了梅斯蒂索人。与此同时，尽管欧洲人的语言和文化显然占主导地位，但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影响在许多地区依然突出。1820年之前到达北美和阿根廷的“南锥体”（southern cone）的移民总数远远低于美洲其他地区。然而，移民对于原住民人口的破坏却是更为彻底的，绝大多数文化、语言和基因都来自欧洲。当然，这主要是19世纪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移民浪潮的结果，这是下一节要讨论的主题。

这幅漫画表达了19世纪末美国人的反移民情绪，显示山姆大叔正在被爱尔兰和中国移民吞噬。

1840—1940年的大规模移民

19世纪40年代之后，全球性移民开始繁荣起来。特别是远距离移民，它们由火车、蒸汽船、飞机以及其他廉价而迅捷的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推动。随着城市化与商业化的空前发展，短距离移民也在增长。这些发展与工业化、全球市场的拓展及在此过程中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大众化密不可分。人们在工厂、种植园、矿场、城市中寻求生计，以及前往遥远的边疆，在这里为日益繁荣的工业中心提供食物与各种资源。在不断拓展的全球经济中，西伯利亚和北美的旷野、南非和满洲的矿山、泰国和夏威夷的稻田、马来西亚和亚马孙的橡胶种植园、芝加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巴拿马和苏伊士的运河、新加坡和上海的转运口岸、纽约和孟买的服务业中心以及卡塔尔和委内瑞拉的油田，所有这些都作为关键枢纽吸引移民迁入。

这种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持续数个世纪的人类迁移的延续和扩展：贸易和商业之旅、农用地的拓殖、士兵与海员的派遣调度，以及种植园、矿场、工厂和家政服务行业中强制性和自由劳动力或近或远的持续性流动。但是，人口数量上的大爆炸也是人口质量上的一次转变。这些迁移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少是因军事原因而迁移，寻找工作的劳工移民占据多数。有些移民也只是打算暂时外出挣钱和获得资源，以便能够养家糊口，但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改变。在整个20世纪，移民也日益受到人口的民族性管理和净化的影响，其方式是边境控制和难民迁移。

19世纪40年代以后，确定移民的方向和数量变得日益容易。从19世纪40年代到1930年，远距离人口迁移的增长速度比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快，只在19世纪70—9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时期有过短暂的波动。1906—1914年，平均每年有320万移民迁移；1913年，跨大西洋的人口迁移达到惊人的高峰，移民人数超过210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口迁移规模在20年代末达到新的高峰，一年移民总数达330万。1927年，迁移到东南亚的人口高达125万；1929年，迁移到亚洲北部的人口高达150万。大萧条使大规模的移民停止了，不过，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在实行指令性经济的日本和苏联，在这两个国家，政府强制、鼓励和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得在20世纪30年代末每年有高达180万人迁移到亚洲北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远距离人口迁移的年均水平才回到这一时期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乘船迁移的移民数量在港口和航海日志中得到统计，从而提供了估计跨洋移民数量的优良数据。政府实施的塞边计划也留下了十分翔实的数据记录，比如俄罗斯向西伯利亚的移民运动。这样的估算往往会混淆返程和重复航程。尽管如此，它们对于远距离和跨洋移民潮还是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估算。

1840—1940年，远距离（跨洋和穿越西伯利亚）的人口迁徙至少有1.7亿。这些移民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主要系统：5500万至5800万移民从欧洲与中东地区到达美洲；4800万至5200万印度人与中国南方人前往东南亚与印度洋周边地区；4600万至5100万中国北方人、俄罗斯人、朝鲜人、韩国人与日本人进入亚洲中部与北部地区，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1840—1940年的大多数远距离移民都可以被划入这三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约250万东亚人与印度人去往美洲，约800万欧洲人去往非洲、亚洲与澳大利亚。

超过65%的跨大西洋移民去了美国，其余的大多去了加拿大、阿根廷（外国出生的人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巴西，还有小部分去了古巴。19世纪70年代之前，超过一半的移民来自英伦诸岛，剩下的大部分来自西北欧地区。19世纪80年代之后，人口输出密集地区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远至葡萄牙、俄罗斯与叙利亚。多达250万东南亚移民去往美洲，其中绝大多数到达北美西部边疆地区，或者前往加勒比海地区、秘鲁及巴西的种植园。这些迁移一半发生在1885年以前，在此之后，契约劳工的招募减少，反亚裔移民的法律开始生效。

迁徙到东南亚地区、印度洋周边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的移民包括2900多万印度人和1900多万中国人，以及相对少量的日本人、欧洲人和西亚人。大部分印度移民是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尽管大部分迁徙是在殖民当局的协助下进行的，或者是像在凯加奈劳工雇佣制度下以债务偿还的某种形式进行的，但其中只有不到10%的移民是契约劳工。超过200万印度人也是作为商人或者以其他非劳工的身份迁移的。随着1908年后印度对契约合同的限制越来越多，以及由于1920年契约制被废除，迁移人数增多。印度人中有近400万前往马来西亚，800多万前往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1500多万前往缅甸，约100万人前往非洲、东南亚其他地区，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各个岛屿。

绝大多数中国移民来自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在这些移民中，不到75万人与欧洲雇主签订了契约合同，其中包括在1874年以前去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25万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前往苏门答腊岛的25万人，以及散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矿场、种植园和岛屿上的一小部分人。更多的中国人是为中国雇主工作，形式包括契约合同和偿还债务、工资劳动和利润分红。从中国到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中国移民多达1100万人，尽管其中超过1/3的人被转运到了荷属东印度、婆罗洲、缅甸和向西更远的地区。近400万人从中国直接迁移到泰国，200万到300万人去往法属印度支那，100多万人前往荷属东印度（如果包括从新加坡转运来的移民，共计超过400万人），不到100万人前往菲律宾，50多万人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

在亚洲北部，清朝（1644—1911年）在1860年后逐渐放宽了关内人口进入东北的限制，以及1861年俄国农奴解放之后，为更大规模的迁徙奠定了基础。19世纪80年代，两国政府以宅地政策积极鼓励移民定居，每一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想先发制人，防止对方侵占领土。19世纪90年代的铁路建设进一步推动了移民流动。迁入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中国人的数量在2800万~3300万，还有近200万朝鲜人和50多万日本人。另外有250万朝鲜人移居日本，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此期间，至少有1300万俄罗斯人迁入中亚和西伯利亚。此外，还有多达100万中国北方人、韩国人和日本人迁徙到各地，大量进入美洲、夏威夷、东南亚、南非和欧洲。

这些远距离迁徙造成了世界人口分布的显著变化。三大主要目的地经历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从1850年到1950年，人口增长了4到5.5倍（见表1）。这些比率超过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两倍。人口迁出地区的增长率低于世界人口增长率，低于人口迁入地区的一半。总而言之，三大主要目的地的人口在1850年占世界人口的10%，在1950年占24%。

表1 1850—1950年世界人口增长（百万）

C.麦克维迪和R.琼斯：《世界人口史地图集》，伦敦：企鹅出版社。

移民（迁移出境）率在特定的地区是不均衡的，有些村庄或县迁移了大量移民，而另一些则几乎没有迁出任何移民。虽然如此，在所有这些体系中，平均移民率是大体相当的。乍一看，与来自意大利、挪威、爱尔兰和英国等小国的数百万移民相比，来自中国的1900万海外移民或者来自印度的2900万海外移民看上去没有可比性。但如果我们看一下规模相当的地区，这些比率是非常相似的。有史以来记录的一些移民率峰值，比如在1845—1855年的饥荒期间，年均每1000个爱尔兰人中就有22个人移民；又比如在19世纪80年代，每1000个冰岛人中就有18个移民。一些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岛屿可能也有类似的比率。在20世纪头10年海外移民潮高涨时期，意大利、挪威和爱尔兰的移民率分别为10.8‰、8.3‰和7‰。相比之下，中国南部省份广东，面积比意大利略大，人口比意大利略少，年平均海外移民率在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高峰时期至少为9.6‰。

这三个移民体系仍然只是冰山一角。许多移民也经过非洲和西亚迁移，并且是在主要的迁出和迁入地区。全球移民的大多数可能是在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附近，通常只是暂时性的。这种移民更难统计，但是大概模式可以被确定。

非洲经历了净迁入，但是比其他主要目的地数量要小得多，而且来源更广。这些移民包括进入北非的300多万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而且，在整个非洲大陆上有多达100万其他欧洲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束导致在19世纪末迁移到苏丹西部地区、中东和印度洋周边地区的移民增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非洲南部和中部种植园及矿区的劳工移民增多，与此同时，非洲西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和沿海城市的劳工移民也增多了。数百万人卷入这些移民活动，其中一些是被迫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欧洲企业工作，不过，也有很多人找到了独立的职业。苏伊士运河和埃及棉花种植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工程吸引了大量当地移民，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海外移民率居世界前列。还有一种很不同的移民类型，从1879年到1938年，有超过300万人参加了麦加朝圣。

西亚和东欧是由暴力和政治导致的大规模移民的地区，这预示着20世纪移民的种类将逐渐突显。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及其与俄国的战争导致了400万到600万人互相迁移，穆斯林从巴尔干半岛、希腊和俄国向南迁移到土耳其，而基督教徒则向其他方向迁移。大约有100万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出土耳其，散布到世界各地，并且在20世纪早期，有近40万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大规模的难民迁徙也波及欧洲其他地区，包括300万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逃离苏联。

迁移也发生在远距离系统的迁入地区中。跨大西洋移民也可以将北美迁移到西部边疆的1300万移民囊括进来。这一过程也迫使大量美洲原住民迁移，并在20世纪初使得超过250万墨西哥人迁移到美国西南部的农业区。在同一时期，美国东北部的工业中心也吸引了超过250万加拿大人，之后超过100万非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也迁移到这一地区。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大量安第斯人迁往沿海种植园和城市，30多万加勒比人移居中美洲和古巴的种植园，以及巴拿马运河区和美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多达50万爪哇人前往苏门答腊岛和东南亚大陆的种植园，超过40万美拉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在这些地区从事种植园和海员工作。

在欧洲，从爱尔兰来的移民前往英国寻找工作，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前往欧洲北部的工业区，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在俄罗斯，移民进入发展中的城市和南部农业地区。在印度境内，类似的移民迁移到南部和东北部的茶园，到孟加拉国的矿场和纺织生产区，以及到遍及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新灌溉区和城市地区。在中国，这类移民迁移到日益发展的沿海城市，以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大平天国运动造成巨大伤亡而变得人口稀少，还有移民迁移至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包括从陆地向缅甸移民。

这些大规模的移民潮导致了更为严格的移民法的出台。19世纪中叶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自由迁徙时代。到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出口控制措施及管制本国迁移的地方性法规都已被废除。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以医疗检查的形式制定的新规和将亚裔移民排斥在白人定居国之外的法律开始生效。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法律加入配额、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移民的多个类别，甚至恢复出口控制的规定。许多人开始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控制其移民边界，就不可能拥有主权和独立。推动全球流动性繁荣的同样的因素和技术也可能越来越多地控制这种流动性，并且仅仅因为没有签证，就可以使某人的迁移变成“非法”。

里约热内卢的维拉卡诺斯（Vila Canoas）。巴西棚屋，产生于20世纪初的非法聚居地，它吸引了那些来巴西城市中寻找工作的移民。政府目前正致力于给这些地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数十年里，国际移民相对较少，除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新的政治版图而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和南亚、以色列建国和印巴分治。直到今天，难民仍然是重要的移民来源，特别是在非洲、中美洲和东南亚。20世纪下半叶，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移民法接纳外来劳工、家庭团聚和前殖民地的移民，因此，向工业国家的国际移民稳步增长。主要移民潮包括从西亚、南亚、北非到欧洲，从拉丁美洲和东亚到北美，从亚洲到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向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东南亚、阿根廷、南非移民，特别是向中东石油资源丰富地区的移民也得到了增长。

由于用于统计移民的行政类别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估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移民数量比20世纪要困难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对年均移民数的粗略估计，从每年移入欧盟的120万合法移民开始算起，每年还有400到50万非法移民。每年到达美国的合法移民有86万，另外有30万可能是非法移民（仍然少于1912—1913年的最高数量）。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数各为30万。每年有100多万移民迁往波斯湾国家和以色列。全世界每年也有50多万人申请政治避难，而这通常不在移民统计范围内。其他主要目的地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南非和日本，还有很大一部分迁入非洲、东南亚和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地区。对每年迁入其他目的地进行乐观估计的话，有200万至300万移民，那么，每年将有650万至750万移民。如果1990—2000年在移民总数中估计增加了4000万移民，那么移民增长率应该是40%~45%。大多数证据都表明，移民增长率在21世纪头10年保持稳定。

与20世纪初迁徙高峰的人数进行比较，会发现其绝对数比早期移民高出3倍，但它们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差无几。20世纪90年代有8000万移民，占世界人口的1.5%；1906—1915年有3200万移民，占世界人口的1.8%。看起来，在这两个时期，远距离移民造成的影响相当相似。但这可能不是全球流动性的最佳测量方法。据统计，2000年大约有7亿个旅游项目，1990年有4.8亿个，1980年有3亿个，这种增长比以前的移民潮大几个级别。虽然这样的迁移可能不会使全球人口发生显著变化，但它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考虑到计算流动性比较困难，大多数国际组织现在更倾向于在国家人口普查中计算“移民人数”，作为量化移徙影响的一种方法（见表2）。这也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测量方法，因为有些人口普查统计的是外国出生的人口，而其他统计的是没有成为公民的外国居民，还有的只是重视种族或族裔的区分。这种统计也可能将那些一生从未迁移过的人计算进去，虽然国际边界在他们周围已经变动。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产生2000万难民，大约占世界“移民人数”的15%~25%，尽管那时南亚作为移民迁出地区比作为移民迁入地区更为重要。同样，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导致该地区移民人数所占比例大幅上升，因为许多生活在新成立的国家的人选择保留俄罗斯或邻国的公民身份。

表2 移民人数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百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1936年；联合国人口司，2008年；美国人口调查局，2010年；H. 兹洛特尼克（H. Zlotnik），1998年。

这样的移民人数在美国大约有20%，在西欧有22%。大约有7%的移民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加在一起，我们发现，发达国家有一半的国际移民，这标志着早期移民向边境地区迁移的趋势有了变化。至于剩下的那些，大约12%的移民在东欧，7%的移民在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其余32%的移民分布在世界其他国家。虽然美国移民人数在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但只有12.8%的人口是移民，远远落后于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小国，这些小国60% ~ 80%的人口是移民。

20世纪下半叶的其他趋势包括妇女和职业移民的兴起。在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中，除了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的人口流动外，大多数移民是男性。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女性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如今，大多数目的地的国际移民大约有一半是女性。同样，移民基本上不再由劳工和过去的那些农民组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进入北美和欧洲的移民中，专业人士占20%以上，前往石油王国的移民占很大比例。在美国的几个移民群体，不管是印度人和菲律宾人，还是阿根廷人和尼日利亚人，其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都高于本地出生的白人。移民法更倾向于富人和受教育者，这在这股潮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较贫穷国家，因为缺乏在智力和财力上具有吸引力的工作，情况也是如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以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为主的移民潮为低技术移民的增长打开了大门，后者可以利用家属团聚的优势，低技能移民所占比例增加。

移民法的扩充及其类别的持续增加，皆决定了移民的数量和方向。21世纪，在谈论移民问题的时候，几乎不可能不同时谈论移民作为旅游者、移民、永久居民、商务旅行者、假日工、外来务工者、家属团聚、投资者、学生、非法移民和无签证者的身份问题。对流动性的控制是当今世界上制度性歧视最明显的方面，出生和财富决定了谁可以自由行动，谁因为移民而成为罪犯。在一个流动性特征日益增长的世界中，如果撇开国家的控制和规定，那么，流动性是无法理解的。

亚当·M. 麦凯恩（Adam M. McKeown）

哥伦比亚大学

进一步阅读

Castles, S., & Miller, M.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Clark, R. P. (1997). The Global Imperative: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Humankin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Cohen, R.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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