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圈

人类圈——我们人类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涉及的是我们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相比影响和深入了解生物圈的程度问题。这一概念在20世纪末被提出，它认为人类权力在整个历史上的垄断，诸如土地和工业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

从生物圈概念衍生的人类圈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首次被引入自然科学。这一术语是指生物圈中受到人类影响的那一部分。例如，生物圈中受到大象影响的那一部分可被称为“大象圈”。这些术语是假定在每一种生物和它生活其中的环境之间都具有双向关系。所有的生命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生物圈——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相互影响的总体组合。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并被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影响，人类也不例外。

人类圈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包含用于研究和进行反思的建议，使我们对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的问题保持敏感度。这一概念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内含于生态系统之中，帮助我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此外，它也被用于叙述和阐明一个简单但影响广泛的命题：人类历史中的许多趋势和事件，从开始产生到今天，都可以被视为逐渐扩大的人类圈的功能或表现。

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

人类圈伴随着类人猿到人的演变进程而出现。最初，人类圈的发展十分缓慢，其间还伴有衰退。然而，从长远来看，人口数量从适度增加，到2010年增加到67.9亿。与此同时，人类从其最早的发源地非洲东北部不断扩展到越来越广的土地上，直到除南极洲外所有的大陆上都有人类的存在。这两种人类发展方式代表粗放型增长。粗放型增长可被定义为生物数量在物理和地理上的完全扩展。这是一个增殖的问题：数量越来越多，如出一辙，扩散得也越来越远，就像澳大利亚的兔子繁殖或者人体的癌细胞扩散一样。

在不断扩大的人类圈，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始终相伴而生，甚至十之八九由集约型增长驱动。如果粗放型增长可以用越来越多来定义，那么，集约型增长则是指新生事物的出现。就人类圈而言，它来自人类通过收集和处理新的信息而找到利用能源的新方式的能力。如果说粗放型增长的关键词是增殖，那么，集约型增长的关键词就是差异化——其首要作用是总是在现有库存或储备中增加新的、不同的东西。一旦某种创新被接受，那么新创造出来的这种东西就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复制，从而得到纵深的发展。因而，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与本文中使用的人类圈及其他核心概念，例如农业化和工业化一样，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的概念并不是为了表达任何价值判断。）

知识是权力的源泉

像所有的生命一样，人类的生命由信息建构和指引的物质和能量的特定组合构成。这两个特征使人类的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因此对理解人类圈很重要。首先，人类比其他任何物种更多地依赖过去习得的信息；其次，人类个体所习得的大多数信息都是来自其他个体。这些信息被汇集、共享和传播——简言之，就是文化。

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是语言，它由各种符号构成。因此，符号便成为人类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通过符号表达的信息能够世代相传，并用于聚集和组织生命体的物质和能源，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从而提高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地位。语言的发展使人类采用新的行为方式成为可能，新的行为方式使人类与其他动物越来越不同。人类之所以维持新的行为方式，一个充分的理由是它们使人类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大的优势。

这似乎是理解人类圈长远发展进程的线索之一。就像生物圈演变中的突变一样，人类圈中的新事物一次又一次产生；而后，又经过反反复复的革新，新事物中那些有助于不断增强人类力量的往往被保留下来，从而保证人类生存下来。人类正是通过不断创新，比如掌握语言，使用火，其力量才得以不断强大，其他动物的力量则不可避免地会减弱。某些物种开始灭绝，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物种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以适应新近获得优势的人类群体。在后来的阶段，相似的力量关系转变发生在人类社会内部，失败的群体被迫调整自身以适应更加成功的群体的统治。人类文化史中的许多创新都是因为力量衰微而进行的调整。

差异化：机制

对火的“驯化”在建立所谓的垄断权过程中达到极点——垄断权是人类所掌握的一种权力，最终为所有的人类共同体所享有。这种垄断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人类所导致的第一个重大的生态变迁，之后较晚的时候还产生了另外两个类似的变迁—— 一般被称为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但从长时段的进程来看，应该更为确切地称之为农业化和工业化。

这三个变迁，每一个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生态机制的形成（即一个社会组织的形式及与物质和能量控制程度相适应的一种生活方式）：使用火的机制、农业机制和工业机制，分别以火的使用和基本工具的使用为标志；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和传播；大规模现代工业的兴起和传播。后来的机制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此前的机制被废弃；相反，旧机制被吸收进新机制之中，而且在吸收过程中改变了此前的机制。

每一个新的机制都形成了新的垄断，为控制、保障、舒适和财富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所有这些好处都涉及成本。这一点表现在当人们学会使用火后，就被迫去采集燃料以填充到他们的壁炉中去；在使用火的机制形成之后，当农业机制和工业机制出现时，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人类历史的四个阶段

书写历史最好用的背景工具无疑是年表。当我们把这种无所不包的长时段历史进程视为人类圈的扩张过程时，还是能够根据宏观的历史阶段充分地说一些史实。以相继形成的三大主要社会生态机制为基准，我们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 火被驯化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的人类群体都依靠觅食生存；没有哪个群体拥有火或者耕种田地，更不用说有工厂。

2. 部分人类群体拥有火的阶段，但仍没有哪个群体拥有田地或者工厂。

3. 所有人类群体都拥有火，有些人开始耕种田地，但没有人拥有工厂。

4. 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拥有火，除此之外还正在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

当然，对于一个觅食群体来说，不管他们生活在这四个阶段中的哪一个阶段，都存在大量差异。就像在第一阶段，他们只与那些与之基本上有相似技能的群体接触。而在随后出现的任何阶段中，他们接触的则是因技术先进而更为强大的群体。为了进一步阐述这四个简单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再将每一个阶段细分为三个子阶段：没有哪个群体拥有明确的技术（火、农业或者工业）的阶段；有的群体有明确的技术和有的群体没有明确的技术并存的阶段；所有群体拥有明确的技术的阶段。将这四个阶段细分为子阶段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何阐明一个子阶段向另一个子阶段转变的原因。一个独特的机制是如何首先建立的，又是如何传播的。最有意思的是，它是如何变得普遍的？

“这是个纪律问题。”小王子后来告诉我，“你早上梳洗完后，也该认真给星球梳洗……”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指出了阶段划分模型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除了适用于三大主要社会生态机制外，这些问题也适用于其他新事物，诸如冶金、写作和城市的发展。

农业化

过去的一万年历史可被视作发生在人类圈农业化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人类群体向世界各地扩散农业和畜牧业的进程。在扩散的过程中，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赖这样的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方式建立在一种新的人类垄断权基础上，即控制大片领土（田地）的垄断权。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不同程度地成功将植物和动物置于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其结果是双重的：消灭了相互竞争的物种（寄生虫和食肉动物），以及资源和人口以更大的密度集中。尽管农业机制有时会衰落，但其总体趋势是扩张。

扩张并不是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实现的，更不是以时尚的方式发生。事实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农业化的结构性特征。从一开始，农业化就被烙上了差异性的印记——最初是采用农业和未采用农业的人之间的差异。最终则是在工业化阶段，最后的非农业民族消失了，与他们一同消失的还有差异性。

然而，各种形式的差异性依然在农业的世界（或者说农业化的世界）存在着。有些农业社会在为了人类的目的利用物质和能源方面比其他社会走得更远，例如，灌溉和犁耕技术的使用。在那些习惯追求更高农业产量的社会中，控制财富的竞争因而产生，它往往导致社会分层——以财产、特权和声望的极大不平等为标志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另一种与之密切相关的典型分化形式是文化多元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中国东北部、埃及、地中海、墨西哥、安第斯山脉地区和其他地方，农业帝国兴起，它们仍然以其独特的文化而闻名，每一个农业帝国都有其官方语言、文字体系、宗教、建筑、服饰、食品烹饪方法和饮食习惯。在农业化的全盛时期，人类圈以显著的文化或文明差异为特征——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获得力量的群体与失去力量而进行调适的群体之间相互作用造成的。

工业化

大约在1750年左右，地球上尚未被任何生物实际利用的巨大储量的燃料资源开始被人类开发利用。一系列创新为开发利用这些能源提供了技术手段，人们得以利用这些能源产生热量和机械运动。人类不再完全依赖来自太阳的能量，其部分能量通过光合作用转换到了植物中去。正如人类曾经一度通过学习控制火而巩固他们在生物圈中的地位一样，现在，人类也学会了利用火去开发蕴含在煤、石油和天然气中的能量。

这些创新为粗放型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加速度。据粗略估计，在旧石器时代的某个时期，世界人口总数已达到100万，当农业化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达到1000万，在城市化初期达到1亿，到工业化初期达到10亿。可以预见，下一个10倍的增长在几代人之内就会实现，即人口总数达到100亿。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生产、运输和通信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因此，今天的人类圈可谓名副其实地是全球性的。格林尼治时间是全球通用的时间系统，人类的普遍接受很好地说明了人类共同确定的标准在全世界传播。与此同时，人类各社会之间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不平等业已产生，成为依然存在于工业社会之中的先进的农业机制的结构性特征。这些不平等如今也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全球压力，像全球变暖这种迫在眉睫的生态问题就是如此，而这些都是人类圈不断扩大所造成的结果。

结语

在农业化和工业化时代，人类圈使社会机制得以产生，成为唯一与自然环境间接相关的机制。货币制度和时间制度的产生可以作为例证。两者都证明人类是如何将注意力从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转向更纯粹的人类社会方面的，比如时钟、日历、钱包和银行账户。这些机制提供了这样的错觉：人类圈是自主的。后来产生的思想趋势，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以及互不关联和看上去自主的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创立，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错觉。

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随着人类圈在生物圈中侵占越来越大的部分，它自身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非人类因素。生态之间相互依存的观念日益得到认可。社会科学中一直有一个经典的话题，即有意识的行动与无意识的后果总是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事实，同时领悟到人类圈（其自身也是无意识的进化过程的产物）业已成为生物圈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影响因子。人类的生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协同进化的力量。社会文化进程正在为生物圈的进化指引方向。

即使不用“人类圈”这个词，世界历史学家威廉·H. 麦克尼尔和J. R. 麦克尼尔、生态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证明，撰写人类圈的历史是可能的。从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论启发，这些传统是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立的，并由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发扬光大。此外，20世纪初，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开创了从地理学和生物学角度研究生物圈的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学术传统重新被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和詹姆斯·洛夫洛克采用。这里提到的名字只是少数，还有许多作家，他们的著作为我们理解人类圈的历史和研究动态提供了帮助。

约翰·古德布洛姆（Johan Goudsblom）

阿姆斯特丹大学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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