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环境

历史上的诸多例子揭示出的简单公式——更多的人口等于更多的环境破坏，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增长的确加速了环境变化，而且还会继续如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增长率接近最高值，人口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公众和学术争论的话题。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环境恶化问题，人们普遍的观点，往往倾向于强调简单而又吸引人的等式：人口越多就等于环境恶化越严重。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如此，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学者花费大量精力试图梳理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不过成果有限。公众和学术界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争论已有50年，因其中涉及的原则，它至今仍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人口的历史

对于某一特定领土内人口数量的统计，在古代就有尝试。第一次对整个国家组织（托斯卡纳）进行人口普查是在1427年。而合理可靠的人口普查大约从1800年开始出现，世界大部分地区则要到约1950年后才有。因此，重建整个人口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涉及海量的推测和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估计。尽管意见不一，但对总体发展轨迹还是有着显著的共识。（见表1）

表1：全球人口估计

来源：（科恩，1995年，附录2）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人类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人类的，但人类在形成的时候数量很少。而且作为狩猎——采集者，他们一直居无定所。携带多个小孩是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早期人类通过延长母乳喂养（降低女性的生育能力）来抑制生育，还可能通过杀婴和弃婴的方式来抑制人口增长。不管怎样，按照今天的标准，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但应该理解的是，今天的标准本身也是异常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净增长接近于零，人口数量的下降几乎与增长一样多。

随着粮食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更多的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制约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和携带小孩转移的困难，均得以缓解。农业起源于大约1万年前，当时地球上有400万人（严格来说是200万至2000万人）。在亚洲西南部和美洲热带低地，在农业首先生根发芽的地方，人口增长有所加快。出生率攀升，虽然死亡率最终也是上升，但是并没有追上出生率。死亡率最后之所以会上升，是因为农业社会出现了新的疾病，其中大多数是从猪、牛和骆驼等畜群身上传染而来的。疾病能很快致人死亡，尤其对年幼的儿童来说。拥挤导致此类疾病快速传播，并且滋生出另一些疾病，在那些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周围的人类中繁衍。

卢克索（Luxor）西岸纳克特墓（Tombof Nakht）中的壁画，绘有古埃及农业的方方面面。

而后农业逐渐遍布地球上大部分的宜居区域，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社会，村落成了社会核心。尤其是在埃及、南亚和东亚，灌溉带来更高产的农业，并供养更密集的人群。到公元前3500年，城市开始出现，首先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农业生产率的变量极多，取决于土壤、作物、工具和其他因素，但一般来说，农业可以供养人口密度相当于狩猎——采集所供养的人口数量的10倍。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农业社会相对快速地扩散开来，取代了人口数量较少的狩猎——采集部落。

在农耕社会中，5岁左右的孩子就可以进行有用的劳动，比如养鸡或在园林里锄草。人类不需要不停迁移，因此儿童更被视为经济资产，而不是负担，因此，除了在土地稀缺的情况下（甚至有时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很早就结婚，并生很多孩子。生育率（在这里是以粗出生率的形式呈现）达到约每年50‰ 的水平（约为美国当前出生率的4倍），虽然35‰~40‰ 的比率可能更为典型。即便如此，生殖旺盛也仅仅勉强与疾病和饥荒造成的损失持平，疾病和饥荒都会时不时到达灾难性的程度，把人口增长减少到丰年之前的水平。在广义上，这就是农耕社会时期的人口体系，是人类至少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800年的大多数经历。

在此期间，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前农业时期，但与今天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很慢。有时，人口数量会减少。在本地和区域范围内，流行病和饥荒会相当有规律地造成人口减少的灾难，通常每代人至少出现一次或两次。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有两次重大灾难，其中每次都可能导致全球人口下降（尽管限于数据不足，尚不能完全有把握地这么说）。第一次大流行病出现在14世纪，被称为黑死病，可能是由腺鼠疫的传播引起的，它遍及亚洲、欧洲、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部分地区。它造成欧洲、埃及和亚洲西南部大概1/4或1/3的人口减少，全球则大概是1/7或1/10。在欧洲，过了150年，人口才从瘟疫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第二大灾难是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其他探险家发现美洲之后，美洲人口因遭受欧亚大陆和非洲疾病影响而造成的损失。1500—1650年，人口损失估计为50%~90%。由于没有关于前哥伦比亚时期美洲人口规模的良好数据，因此无法得知这场灾难的全球影响有多大。它可能降低全球总人口，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因为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人口远远多于美洲，总体的影响是抑制了世界人口的增长，但并未出现人口的负增长。

墨西哥城鸟瞰图。城市蔓延是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阿多尔芬拍摄。

加速增长

在18世纪期间，人口开始出现了到现在还在持续的惊人增长。在世界的几个地区，流行病和饥荒开始消退，死亡率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仍然不确定，当然，病原体（疾病病原体）与其人类宿主的生态调控无疑是其中一部分，粮食供应和饥荒管理的改善无疑也是其中的原因。在一些地方，出生率也略有上升。在19世纪，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然后在20世纪，死亡率突降，人口增长了将近四倍。卫生环境的改善、疫苗和抗生素降低了疾病造成的损失，更为高效的农业则大大地增加了粮食供应。截至19世纪90年代，有些欧洲家庭有意识地限制出生人数。这种面对人口增长出现的反应，稍后出现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而且反应速度更快。无论何时何地出现出生率下降的情况，则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而无论何时何地出生率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则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就如1950年之后的非洲、中美洲以及南亚和西南亚部分地区。从全球来看，增长率在1970年左右达到高峰，大约为每年2.1%，而且每隔12到15年，人口就增加10亿。到2009年，年增长率已经下降到每年1.1%，即每年增加约7300万人。人口统计学家现在预计，到2050年左右，世界人口将达到90或100亿。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大约3/4的人类居住在欧亚大陆。至今依然如此，不过生活在美洲的人口比例在1750年后急剧上升，而在1950年以后，居住在非洲的人口比例出现猛增。（见表2）

表2 1750—2000年区域人口（百万）

来源：麦克尼尔（2000年，第271页）

人口政策

至少自公元前1600年以来，人们就对地球上的人类过于稠密表示担忧。不过，直到最近，此类担忧已经几乎没有了。政治当局在给予人口任何根本性考虑时，一般都认为，境内的人口越多越好。所有主要的宗教也都支持人口增长。这并不奇怪：直到最近的250年间，生存极不稳定，所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出生率，应对灾难，通常是种明智的保险政策。但在20世纪中后期，一些政府对此开始有十分不同的看法。印度和中国，迄今为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他们致力于人口控制。在中国，严格的限制使1978—2009年的人口减少了3亿（2009年为13.3亿人）。20世纪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试图提高出生率，但是收效甚微。

人口与环境

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人口与环境之间都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环境状况会影响人口发展轨迹，人口增长（或下降）反过来也会影响环境。

历史上，对人口影响最大的环境状况是气候、疾病和农业。主要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的消长，通过改变地球上宜居地区的面积，以及通过改变没有被冰覆盖地区的生物生产力而深刻地影响人口的数量。上一次冰期的开始可能导致人口数量下降，而其结束则促使了人口的增长。从一万年前的上一个冰期结束以来，气候变化对全球人口规模的决定性影响并不大。

如前所述，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开始从事耕种，特别是定居耕种，尤其是涉及驯养动物，则疾病对人类的影响就明显加重。在热带地区，除了高海拔地区，维持密集的定居人口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温暖环境滋生更多疾病有机体。城市的出现也创造了致命性疾病的环境，主要是因为人们住得很近，每天都在传染疾病，并且也因为很少有城市能充分处理垃圾。所以，一般而言，城市可能总是难免会成为人类的黑洞，只能通过从更健康的乡村移民来维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而在许多国家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最终，主要是1880年以后科学卫生的出现，城市逐渐变得比农村更健康，其人口增长的重大历史性制约因素——城市生活的致命性——得以消除。

通过影响食品供应，农业状况的变化也有助于调节人口数量。正如所指出的那样，灌溉农业比降雨农业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不过，灌溉往往会造成土壤盐碱化（盐类的集聚，对植物生长有害），盐碱化持续几百年就可能会破坏农田。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环境退化可能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公元前1375年左右和公元前1250年之前出现的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水土流失也可能大大降低农业用地的生产力，如果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补救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人口下降。虽然就全球水平而言，盐碱化和水土流失对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却很容易对当地和某区域的人口造成严重影响。

农业状况中一个更近的变化是绿色革命，它已经在各个方面上产生了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学家（负责农田作物生产和土壤管理的农业科学家）培育出世界上大部分主要粮食作物的新品种后，同时也使这些品种依赖于大剂量化肥和适时灌溉的水量，作物病虫害抗性更强，并且更适宜于使用机器收割。结果，现代化学农业作物产量翻了一番，接着又翻了两番。2000年，其全球效应是增加了约1/3的世界粮食供应，这是当代世界人口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伐木、森林砍伐和土地开发所造成的栖息地转变，给许多物种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人口增长或下降也会影响环境。其影响有多大，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增长率、现有人口密度、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和稳定性、可用的技术，以及人们选择环境（笼统的术语）的哪一个方面进行衡量。例如，世界范围内核废物的数量，与人口增长水平或者说增长率的关系很小，与技术和政治却息息相关。相反，城市蔓延则直接是由人口增长导致的（虽然其中也还有其他因素）。

在初始人口水平为零或者非常低，其增长率较为强劲，且掌握强大的变革性技术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是最大的。新西兰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新西兰长期与外界影响隔绝，数百万年没有人类，是白垩纪时期物种的避难之地。人们最早在公元1300年左右（也许早在公元1000年）到达这里，起初可能只有很少的人。但是，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在他们所猎杀的海豹、软体动物和大型不能飞的鸟类（恐鸟）中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资源。毛利人烧毁森林，为其所猎杀的生物提供更好的饲料，并腾出空地种植作物。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毛利人将恐鸟和其他一些物种逼向灭绝，并将新西兰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大约1/3或1/2。在人类初步定居之后，类似的剧变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孤岛上，比如马达加斯加（约公元400年）和冰岛（约公元870年）。尽管人类在澳大利亚（大约6万年前）和美洲（大约15 000年前）的定居可能导致——虽然是多数人的观点，但绝非共识——无数大型和中型哺乳动物的灭绝，但是，人类在前农业时代的最初定居所造成的影响或许并不是那么显著。即使没有掌握太多技术，仅凭矛与火，在进入某个没有与人类有过接触的环境时，人类被证明仍极具破坏性。

在掌握更强大的技术之后，人口增长可能会更具破坏性。1769年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又有定居者来到新西兰，他们主要来自大不列颠。这些定居者有毛利人所没有的金属工具，他们放牧动物，并且最终还有蒸汽机和整套工业机器。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新西兰的人口从不到10万人增加到约300万人，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使用现代技术。新西兰所剩余的大部分森林植被和其他更多的本地物种（大部分是鸟类）都消失殆尽，而大部分景观（除了部分不适宜的极端地形）则成了牧场。当然，尽管人口增长至关重要，它并非是新西兰经历这种转型的唯一原因。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海外市场存在对羊毛、羊肉和黄油的需求，这是新西兰畜牧业经济的支柱。

在需要繁重劳动来稳定某种环境的地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破坏性最小。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是水土流失。农民在斜坡上耕种时，不可避免地会有加速水土流失的风险，除非他们能够建造并维护梯田。但这是极其精耕细作的劳动。例如，在肯尼亚的马查科斯山区（Machakos Hills），20世纪早期农民的耕种导致了很高的土水流失率。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口来承担繁重的梯田建设工作。但到20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改变了这一状况。农民建造并维护梯田，保持了他们耕种的土壤。山区梯田环境中人口密度的减少可能会加速水土流失，因为维护梯田的人口太少。这一情况发生在20世纪南部欧洲的山区，当地出生率下降，且年轻人外流。爪哇或中国南方无尽的梯田，如果没有稠密的人口，也会难以为继。

人口下降也会破坏其他景观的稳定性。例如在非洲东部，到19世纪，人们已经知道为防止昏睡病的发生，必须烧掉灌木丛（这样可以减少传播昏睡病的采采蝇的栖息地）。昏睡病对牛的杀伤力比对人大；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健康问题。但是，管控灌木丛需要劳动力，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致命的流行病暴发时，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难以控制其村庄周围的植被。因此，代价高昂的生态变化开始了：丛林越多，采采蝇就越多，昏睡病就越严重。这个例子，就像欧洲南部梯田的那个例子一样，在已被人类活动改造且差不多处于稳定状态的环境中，人口数量的下降会导致环境破坏。

这些例子说明，一个简单的公式（更多的人口等于更多的环境破坏）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话虽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增长会加速环境变化，而且会持续下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口增长率达到最高值时，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比以前更大（除了地方和区域性的例子，例如人类在新西兰的最初定居地）。自1950年以来，农田增加了1/3，该过程就主要是由人口增长驱动的。道路和建筑用地增长的比例与人口大致相当，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近来栖息地的变化，包括森林砍伐、农田、牧场和已开发土地的扩大，给许多物种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热带森林中。这种压力是现代历史中显著的环境变化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到人口增长的影响，只不过这一影响具体有多大，很难详细说明。

人口增长也是现代历史上污染负荷增加的一个因素。例如，来自人类排泄物所造成的水污染等，人口增长在其中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在另一些情况中，例如氯氟烃对平流层臭氧层的破坏，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并不大，而技术变化（氟氯烃的发明）的影响更大。因此，在污染类型中，就像在总体的环境变化中一样，人口增长到底需要承担多大责任，会因情况不同而出现巨大差异。

未来，作为一个变量，人口在塑造环境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过去半个世纪出现的人口增长的异常动向迟早会结束。不过，这也是因为技术作为人类与环境的中介，其影响会越来越突出，而且技术变化的步伐也丝毫没有放慢的可能。如果像许多人口统计学家假设的那样，全球人口在2050年之后稳定下来，本地和区域内的人口变化还会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压力。这一点仍然是可能的，因为地球上已经有这么多人，新增加的20亿或30亿人口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要远比上一次新增加的20亿或30亿人口造成的影响大得多。也就是说，人口增长可能会产生非线性效应，如果超过阈值，将带来重大变化。观察家已经预测了1000年里人口增长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过最一致的（而且最可信的）是对最近40年的预测。这个预测目前还没有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将会在未来的50年内发生。

J. R. 麦克尼尔

乔治敦大学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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