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动机

一、社会宽容

与黑猩猩相比，成年人类，尤其是男性，对彼此及未成年人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度（Burkart, Hrdy and van Schaik，2009；Silk and House，2011）。正如苏珊·海迪（Susan Hrdy）[3]所指出的，人们在拥挤的机舱中掩饰着他们的烦躁，彼此和平相处，但如果整个机舱挤满了黑猩猩，“散落在过道里的将会是淌着血的耳垂和其他器官（肢体）的碎片”（Hrdy，2011）。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宽容或侵略性的缺乏是人类文化适应的结果，然而有证据表明，这种温和而不易怒的倾向，即不加反抗地接受同一空间内他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特性，是人类基因启动装备的一部分。

举例来说，有考古证据表明，在过去的20万年中，人类的头部与面部发生了眉骨凸起减小以及上部面骨[4]缩短等变化（Cieri et al.，2014）。切里和他的同事将这种变化描述为“颅面女性化”，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雄激素的反应性降低（成人体内睾酮水平降低或雄激素受体密度降低），这种基因变异降低了人类物种内部的侵略性，并因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倭黑猩猩[5]比黑猩猩更具有社会宽容性这一发现（Wobber,Hare, Lipson, Wrangham and Ellison，2013）也表明这种变化与雄激素的反应性相关联。近代人类颅面形态的变化是通过遗传获得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最先由达尔文（1868）发起的对包括狼在内的广大非人类动物展开的驯养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显示，在遗传变异层面，对温顺地接受圈养并与人类接触这一特征进行选择能够迅速形成包括社会宽容以及其他综合性特征在内的目标，这其中就包括切里等人发现的颅面形态变化（Wilkins, Wrangham and Fitch，2014）。驯养特征中的颅面部分的改变常常被视为自然选择的附带产物，但在原始人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颅面特征也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目标，即具有较低水平雄激素反应性的个体不易发起攻击（因为他们具有更加“年轻”而并非更加女性化的面孔），也不容易引发别人的攻击。

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与文化传承的关系并不明确。正如切里和他的同事所提出的那样，可能人类在最近的8万年里变得具有更高的社会宽容度，同时伴随着行为趋于现代化的改变，而具有更高社会宽容度的个体很可能更容易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知识与技能，从而有可能繁衍更多的后代。但同样具有可能性的是，社会宽容度其实在更早期的原始人中就已经存在上升的趋势，并且因为该特征的强化，相应个体获得了群居生活所能够提供的包括安全、食物共享等在内的一系列优势，从而在进化过程中被选择并保留。无论自然选择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显而易见的是，由人类基因启动装备事先激活的、大多数人类成年人所表现出的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使人类的婴幼儿比黑猩猩的幼崽更善于从周围的同伴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这种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能够使人类的青少年长期地、近距离地观察不同领域的专家并与他们交流，从而使观察者记住并理解专家们的技术动作以及相关动作发生时周围环境的细节（Coussi-Korbel and Fragaszy，1995；van Schaik and Pradhan，2003）。此外，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也让成年人成为高效的教师，也就是说，当自己的行为被别人观察时，成年人有足够的耐心慢慢地去重复那些动作，还能够不带有明显攻击性地制止或纠正学生们在练习中所犯的错误。无论是通过基因遗传还是文化传承（Heyes，2016b），教学行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促进耐心这么简单，但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仍是有效教学的最基本前提。

二、社会动机

基因启动装备中的另一个合理的候选因素是强化的社会动机。与包括类人猿在内的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不仅对同伴有较弱的攻击性（社会宽容），甚至还表现出更强的积极寻求社会接触的先天倾向，并且人类也从中发现这一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成就感（社会动机）。有证据表明，儿童比年轻黑猩猩在选择集体活动与个人活动时更倾向于选择集体活动（Tomasello，2014），结合其他研究表明，在人类及其他动物中，社会动机的个体差异是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的（Skuse and Gallagher，2011）。

近年来，关于社会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神经肽，特别是催产素（Gangestad，2016）的研究上。据报道，通过静脉注射或鼻腔喷雾施用催产素会导致服用者在判断他人面部表情时对情绪化表情的反应尤其强烈（Cardoso, Ellenbogen and Linnen，2014），在玩经济类游戏时表现得更加慷慨，更易产生信任感（Kosfeld, Heinrichs, Zak, Fischbacher and Fehr，2005；同时参阅Lane et al.，2015），并在看到婴儿的图像或受到色情刺激时负责奖励回馈的神经网络更为活跃（Gregory, Cheng, Rupp, Sengelarb and Heiman，2015）。对曾经被称为“爱的分子”的催产素的研究（Yong，2012），已经产出了更复杂且有趣的成果。催产素的服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通常是具有性别特殊性和情境特殊性的（Scheele et al.，2013），除了社会态度的积极与消极变化外，这些影响还包括抑制食欲（Lawson et al.，2015）和减少焦虑（Churchland and Winkelman，2012）。因此，目前还不能确定，催产素的亲社会效果是通过强化社会刺激的显著性、放大社会奖励回馈的预期及体验价值、减少对他人的恐惧来实现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所有上述途径实现的。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社会动机中的以上任何变化都会增加其他人塑造认知发展的能力。就好像增强的社会宽容度、强化的社会动机可以使青少年更方便地获得向成年榜样进行社会学习的机会，并使成年人更适合并善于教学（Goldstein and Schwade，2008）。社会动机的增强也使人们的思维更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他人行为的高度关注（见下一节）以及对社会认同的渴求使得处在发育阶段的人类更倾向于采用像点头、微笑、温暖的触摸、亲切的话语等更易于产生社会奖励回馈的行为、信仰和思考方式，并且正如每个家长所了解的，社会奖励产生的影响不需要通过刻意的教授或行为改变产生影响。任何让身边人快乐的食物——因为它在成年人的行为中是有趣的、有用的或者熟悉的——都会很容易地被纳入孩子的行为储备和世界观中。

有研究提出人类社会化动机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偶然反应刺激”的享受，这类刺激指的是在我们的某些行为后紧接着发生或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进行预测的那些事件（Csibra and Gergely，2006；Heyes，2016b）。原则上讲，偶然反应刺激可以是社会化的，也可以是无生命的。事实上，一些最早期用来证明婴儿喜欢偶然反应刺激的研究表明，婴儿会对一部手机——一个无生命刺激——微笑、大笑和牙牙学语，前提是在这之前这部手机会在婴儿转头的时候跟着旋转（Watson and Ramey，1972）。我们人类喜欢使事情发生，不管事情是社会化的还是非社会化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控制的往往都是社会化的事物，因此其他事物的回应是构成偶然反应刺激的主要来源。

在一项对人类新生儿的研究中获得的证据表明，当发现某一行为发生后会伴有偶然反应刺激时，无论这个刺激是像哺乳这样的生物学方面的刺激，还是仅仅由短促且保持情感中立的语音组成的刺激，该行为的发生频率都会增加（受强化学习影响），同时该研究也提出，我们对偶然事件的享受是通过基因遗传的（Floccia, Christophe and Bertoncini，1997）。这暗示了，对于人类新生儿，一些刺激所具有的吸引力并不是凭借其内在的生物学特性（首要强化因素）或因为它们与首要强化因素搭配（次要增强因素），它们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仅仅是它们与婴儿的反应偶然发生了关联。

当然，人类并不是唯一享受偶然反应刺激的动物。大鼠会依偎在一只对偶然事件具有灵敏回应性的人手的旁边（Werner and Latane，1974），而北美鹑的幼鸟更倾向于接近与自己的呼救声形成偶发联系的雌鸟的叫声（Harshaw and Lickliter，2007）。然而，遗传进化曾经对这种倾向进行过细微调整的可能性相当大，这使得人类比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更加享受偶然反应刺激，也因此更易于接近其他同伴并在互动中学习。

无论社会动机的增强是否缘于催产素，增强的社会动机对人类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对催产素这种神经肽的研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小而普通的变化也可能引起重大的下游效应。作为古老的肽介导信号传导系统的一部分，催产素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动物中，这其中也包括昆虫和蠕虫（Gruber，2014）。这个系统起源于大约7亿年前，在各个物种中负责控制生殖所需的肌肉运动（例如子宫收缩和产卵）、射精、泌乳以及照顾婴儿、配偶间相互结合和建立亲密关系（Gangestad，2016）。因此，催产素是在发展过程中为实现新的功能而被基因进化反复调整的某一系统的一部分。举例来说，田鼠从无固定配偶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就是在强化学习机制的基础上引入了催产素（或升压素）受体（Insel and Young，2001）。因此，古人类身上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或微调，使系统与其他系统完全协调，并在不同的刺激环境中保存和扩展旧的功能（Anderson and Finlay，2014）。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很可能，催产素的上调逐渐扩展了社会动机——社会刺激的显著性、社会回馈与奖励的价值和（或）将他人视为“安全”的倾向。就这些变化本身而言，它们也属于小型基因遗传效应。但由于这些小作用的积累使发展过程中的人类思维更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文化进化得以发挥比细微调整更大的作用。也正是这些微小的作用使文化进化可以用知识和技能来充实正在发展的心智，构建“广而专”的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