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一些研究表明，人类的基因启动装备所包含的并不是“广而专”的认知过程，而是由黑猩猩和其他动物通过基因遗传的经过精炼或扩展的启动装备。我在本章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考查。与现存的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对同种个体的攻击性更低，并且有更强的动机与同类互动。这些情感上与动机上的特征赋予了发展过程中的人类更多更好的接近示范者和师长的机会，并使青少年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更具可塑性。我们也具备对面孔、声音和生物运动的关注偏好，这使我们从降生到世界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从周围的人那里提取信息。这些关注偏好在我们最初降生时是简单而粗糙的，但是，通过关联性学习，这些偏好迅速变得非常具体，以至于可以将我们的关注点，也就是学习对象——集中在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群体中那些学识渊博的成年人以及这些成年人所关注的人和事上。最后，与其他动物相比，我们通过遗传扩展了可用于关联性学习和执行功能的能力。这些认知过程使我们能够处理大量来自其他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并建立起新的认知过程，进而增强我们向他人学习的能力。

我希望在整本书描绘的图景里，小小的橡实逐渐长成参天橡树。橡树代表的是成熟成年人身上“广而专”的认知过程。而每个小小的橡实代表的则是通过基因继承的一套由气质、关注偏好，以及发展出异常强大的领域一般性学习、记忆和认知控制过程的潜力组成的启动装备。事实上，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这些理论低估了本章中所讨论的这些小橡实的潜力，主要并不是因为那些理论高估了橡树的大小，而是因为它们认识不到，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在经过改进，受到先天的关注偏好和事先学习的严格约束，并沉浸在一个丰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时候，能够取得何种成就。

本章与之前的两个章节为文化进化心理学奠定了一些基础，明确了文化进化心理学与“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这个问题的其他答案的关系（第1章）；介绍了先天—后天辩论中的存在语义论概念，从广义上解释了选择论层面的文化进化论是如何应用于认知机制的（第2章）；讨论了一些我们有理由相信是通过遗传获得的独特的人类心理特征（第3章）。我们会在最后一章中再回到这幅宏大图景中来。在那之前，我们将关注一系列案例研究。在第5章到第8章中，每一章都会重点讨论一项我有理由认为是通过文化传承而非遗传进化获得的独特人类认知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选择性的社会学习、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都是社会学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学习的不同形式。第4章则是通过将文化学习与其他类型的学习进行区分来引入一些案例分析，并解释这种差异的重要性。

[1] 感谢尤塔·弗里斯给我提示并介绍了这个词。

[2] 这张认知发展的示意图和凯里（Carey，2009）以及卡米洛夫-史密斯（Karmilof-Smith，1995）提出非连续性变化时的图一样。新的思维方式是通过社会互动在发展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由于我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进化的能力，因此我更加关注社会认知的发展，而我的启动装备比凯里、斯皮尔克（Spelke and Kinzler，2007）以及拜拉尔金（Baillargeon, Scott and He，2010）提出的“核心知识”更精简。例如，我对我们从基因方面继承了一个“榜样”的概念保持怀疑态度，我更相信关联性学习是认知发展的动力之一。这些观念上的差异源于我们对那些报道婴儿具有模仿行为（见第6章）并能够表现错误信念（见第7章）的研究持不同理解，及在这些研究中所传达的不同信息。

[3] 苏珊·海迪（1946— ），美国人类学家、灵长类学家，对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发展有过若干重大贡献。——译者注

[4] 由颅底，即枕骨大孔缘中点到鼻根点的距离或鼻根半径的长度。——译者注

[5] 倭黑猩猩的栖息地在非洲刚果河以南。——译者注

[6] 离巢鸟在孵化后很快就能自己活动，这是相对于守巢鸟，即无法在孵化后不久自行移动的鸟而言的。——译者注

[7] 凯里（Carey，2009）提出，注视提示不可能缘于“在注视转移与有趣的事物之间形成的习得关联”，这是因为婴儿与无脸机器人——一个没有面孔，也因此没有“注视”行为的物件——一样更可能转向相同的方向，前提是这个机器人在近期对婴儿的行为做出过偶然性反应（Johnson, Slaughter and Carey，1998）。然而，这个有趣的研究结果也可以这样理解：（1）该研究确认了并不是所有的动作提示都是注视提示；（2）该研究表明当动作提示来自婴儿喜欢的并且可能更密切关注的物品时，动作提示更为有效，这是因为该物品在近期对婴儿的动作做出了偶然性反应。

[8] 质疑这一观点的几项最佳研究之一是母亲在与婴儿交谈时会过度发音，但在与宠物猫或其他成人交谈时不会以这种方式发音（Burnham,Kitamura and Voller-Conna，2002）。然而，与母性语言仅仅是声调高、感情丰富的理论一致的是，这项研究也发现，母亲对婴儿说话时比对猫说话时，声音中的情感标记物要更多。

[9] 批评者质疑双重过程的理论依据，并指出了市场上不同的双重过程模型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Kruglanski and Gigerenzer，2011）。埃文斯和斯坦诺维奇（Evans and Stanovich，2013）就这些质疑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10]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内科医生。——译者注

[11]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12] 伊万·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内科医生。——译者注

[13] 有些说法提出，词汇学习涉及专门的过程，但即使这些对认知本能的论述也允许并承认关联性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Bloom，2000；Kuhl，2007）。

[14] 近期神经解剖学研究的成果挑战了传统观点，即在灵长类动物进化过程中，前额叶的扩张比例是不均衡的（Barton and Venditti，2013；Gabi et al.，2016）。例如，加比和他的同事发现，在人类以及其他七种灵长类动物中，前额叶中的皮质神经元数量占所有皮质神经元数量的8%。因此，他们提出，人类认知的复杂性与我们前额叶不相称的尺寸无关，而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在绝对数量上，人类的前额叶包含了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前额叶更多的神经元。这一关于大脑进化的观点，尽管还没有完全确立，却与本书提出的认知进化的观点相一致。这些观点都表明，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相比，人类有“更多的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