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两场比赛

一、语言的遗传进化

从技术上讲，语言进化有一系列的基因解释，也被称为普遍语法或本能论。这些理论在两个方面是相同的。首先，它们都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乔姆斯基的工作。其次，它们都声称语言的习得是通过遗传的语言信息实现的。没有人怀疑语言学习需要广泛的基因遗传资源，包括记忆能力、领域一般性的感知和运动技能，以及特定的发声器官。基因解释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支持语言习得的基因资源包括有关语言抽象结构以及语法特征的信息，他们声称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语法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这种特定于语言的遗传信息的内容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且仍存在广泛的意见。例如，乔姆斯基（Chomsky，1957）最初提出，人类继承了“转换”的知识，规定了如何从旧的句式（主动语态：鲁道夫攻击贝西）生成新的句式（被动语态：贝西被鲁道夫攻击）的规则，并且孩子就像一个小科学家一样，利用这些转化通过推理发现关于语法的知识（Cowie，2016）。相比之下，乔姆斯基后来的“原则和参数”方法（Chomsky，1981；1988）把语言的习得作为一整套成熟的被动过程，就像鸡原本就长着翅膀，并且表明我们天生的语言知识更加丰富。它不是转换规则，而是由成熟的、明确指定的语法原则和开关组成，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句子会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特定的自然语言（Chomsky，1988：61）。最后，在最近的工作中，乔姆斯基和他的合作者把普遍语法简化到了极致（Berwick and Chomsky，2015；Chomsky，1995；Hauser,Chomsky and Fitch，2002）。他们的“最简方案”表明，唯一遗传的、特定于语言的信息是支持合并操作的信息。这个操作组合了两个句法对象（类似单词的心理元素，或由合并预先产生的这些元素的化合物）来制作一个新的句法对象。例如，单词元素“读”和“书”可能被合并生成动词短语“读书”，然后这个新的对象可以以分层的方式与其他单词元素合并，产生更大、更复杂，可以在一个句子中重复使用和自指的句法对象。在当代语言科学中，一些学者支持最简方案（Boeckx，2006）；另一些人坚持一些非常接近原则和参数方法的解释（Crain, Goro and Thornton，2006）；还有一些人提倡“简化语法”，简化了这种方法，认为语法的天生原则为学习提供了指导，而不是成熟的蓝图（Culicover and Jackendof，2005；Pinker and Jackendof，2005）。

作为从乔姆斯基（Chomsky，1965）早期工作中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内容，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明确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语言能力是由任何给定的理论定义为普遍语法的内容。语言能力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并且包含了无数的语法正确的句子。对能力的研究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语言学试图制定出适用于所有自然语言的最优雅、经济的规则，并将这些规则作为普遍语法的候选成分，与母语者对其语言中语法正确与否的直觉进行对比。相比之下，乔姆斯基使用“表现”一词来指代与语言有关但不属于普遍语法的所有内容（Lyons，1977）。这一类范畴包括所有与语言的个体发育和在线控制相关的心理学过程，还包括那些产生语言表达并使语言表达被理解的心理学过程。据推测，由于速度和时间的限制，这些过程会导致说话者使用其天生的语法知识所允许的一小部分句子。与能力相比，表现是很弱的，它是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不属于语言学。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与表现之间的差异的观点使语言发展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分工，即语言学家通常会使用母语者的直觉去研究这一语言中抽象且理想化的属性，而其他语言学家则会利用实地观察和实验室实验研究语言在现实中是如何发展并被用于交流的。

图8.1取自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论著（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9），重新阐述了语言进化的当代“渐进主义”遗传理论的关键特征（Culicover and Jackendof，2005；Pinker，1994；Pinker and Bloom，1990）。这些理论是对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研究的发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在较近的时期通过突变偶然出现的（Berwick and Chomsky，2015；Chomsky，1972；Hauser et al.，2002），而与乔姆斯基的观点不同，渐进主义理论与语言进化的文化解释相容，认为语言是通过选择过程形成的。在图8.1中，上方的三个椭圆用弧形箭头连接，表示普遍语法的连续形式（n，n+1，n+2），即构成语言能力的关于语言的遗传信息的形式。阴影椭圆代表表现过程。它们负责句子（斜箭头）的引导和理解，因此受到普遍语法的驱动和约束；它们生成语言环境（实线斜箭头）。这种环境——实际说话和听到的话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双箭头）以广泛的文化方式发生变化。在普遍语法施加的约束下，新的说话方式出现并通过社会学习传播，另一些则下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言环境中的这些变化对表现过程（虚线斜箭头）以及通过这些过程对编码普遍语法的基因施加了新的选择压力。

图8.1 语言进化的渐进式遗传理论示意图

（经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改编，Christiansen and Chater, 2016）

二、语言的文化进化

语言进化的遗传理论植根于语言学的普遍语法或结构主义方法，而另一种文化理论植根于建构主义、认知主义或功能语言学（Bates and MacWhinney，1982；1989；Lakof，1990）。托马塞洛（Tomasello，1995）在一篇关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方法差异的文章中，强调了四个对比。第一，目的：结构主义寻求数学上的优雅，而功能主义看重心理上的合理性。第二，基本区分：结构主义将意义与句法进行对比，将其理解为句子中的成分顺序，而功能主义将意义与语言符号的所有属性进行对比，包括（当符号是句子时）成分的顺序以及所使用的特定词语及其变化。第三，普遍性：结构主义将跨语言的共性归因于天生的语言特定信息，而功能主义认为，就语言上的普遍性而言，它们源于一个事实，即所有人类都具有相同的领域一般性认知资源、交际目的和沟通渠道。第四，发展：结构主义假定语言的个体发育是基因蓝图的展开，或者说它是由致力于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一种“语言习得装置”——引导的。相比之下，功能主义认为语言习得依赖于由来自其他主体的语言和非语言输入所引导的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

至少有两种关于语言起源的文化进化学说是从功能语言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是由托马塞洛（Tomasello，2003）提出的，另一种是由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提出的。我将重点讨论后者，因为在托马塞洛早期工作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理论更加明确，对认知科学中的当代研究做了更多的说明。图8.2显示了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对他们理论的图解。上方的三个大椭圆用弧形箭头连接，代表正在演变的系统的连续状态。这个系统不是一个普遍语法（图8.1），而是无数相互关联的构造或处理事件（Ph-Pk）发生在某一语言环境内（各个虚线椭圆）。处理事件可以是试图理解语言环境中的话语（指向斜上方的箭头）或产生有助于语言环境的话语（指向斜下方的箭头）。多年来，语言知识是通过无数的处理事件（与语言环境的互动）以及通过跨越处理事件的一般化（P之间的虚线）获得的。这些知识由领域一般性记忆和序列学习过程编码，早于语言的出现；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是通过遗传进化来实现非语言功能的。事实上，在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描述中，由领域一般性机制所施加的约束是语言文化进化的选择性环境。换句话说，语言是由大脑塑造的（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08）。更容易通过这种机制处理的构造/处理事件更可能产生可理解的话语，从而在群体中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选择过程改变了处理事件的群体——也就是说，改变了语言社区的语言——使其更好地适应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因此更具表现力。[1]

图8.2 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语言文化进化理论示意图

（经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改编，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

对乔姆斯基著名的刺激贫乏理论的反思使得人们更容易看到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和文化解释之间的本质差异。乔姆斯基很少以一般形式提出他的刺激贫乏理论，但是，根据考伊（Cowie，2016）的说法，该理论可以总结为：

前提：

1.掌握一门语言需要掌握普遍的语法知识。

2.为了学习普遍语法，儿童需要获得某些种类的数据。3.这些数据在儿童语言环境中无法获得。

结论：

1.无法学习普遍语法。

2.普遍语法是基因遗传和（或）天生已知的。

在功能主义或建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语言演变的文化解释挑战了刺激贫乏理论论证的所有三个前提。它声称：（1）语言的掌握需要结构知识，而不是普遍语法的知识；（2）构造的边缘是通过序列学习过程获得的；（3）这种学习所需的数据可在儿童的语言环境中获得。本章的第3节调查了最近一些支持这三种说法的研究，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语言的两个长期研究领域——普遍性和关键期——它们很容易被误认为产生了有利于文化解释的决定性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