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境确认
陈梁书在问题指认上展现了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政治理论论述惯性的新路径。全书对于汉语语境中政治理论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有胪列，从而将“政治理论在中国”这么复杂的理论景观，作了较全面的勾画。尽管这样的勾画，不是教材式的面面俱到，而是借助于专题论文的形式进行的。但专题论文的深度，部分地弥补了论题广度的不足。可以让人们以点带面地把握“政治理论在中国”的面貌。
“政治理论在中国”需要处理的核心论题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从19世纪汉语语境的政治理论思考与西方政治思想直接接触开始，中国人就不得不致力于解释清楚自己的政治理论传统，与新近楔入中国政治理论语境的西方政治理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态之中。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文化传通的问题。实际上，这却是一个从根性上挑战中国人政治理论、政治文化传统思路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为古典社会的社会政治运作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证明的进路，被西方“现代”进路给打断的时候，中国政治运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在哪里？于是，作为这种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的枢轴——“现代”政治理论与“传统”的儒家政治理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互斥的关系还是互容的关系，便成为中国政治理论思考所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陈梁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全书正是以这一问题作为编辑主题的起点问题。“政治合法性、人权与儒家思想”构成为四类问题的第一类。这部分的几篇论文，以陈弘毅的论文为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理论与“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关系为带动。陈文对于儒家以及现代新儒家面对西方理论挑战的局面，所应当应对的姿态进行了强调，他认为相对于“现代”来为儒家政治理论的现代性辩护的态度，倒不如采取将儒家解释为有利于现代自由与民主的理论进路，从而为中国的现代政治建构与有效回应西方政治实践方式挑战奠立可靠基石。 [3] 而编者陈祖为的论文则通过辨析“道德自主、公民自由与儒家”的关系，将道德自主与个人自主作了分离。儒家具有道德自主的丰富思想资源，但是匮缺个人自主的现代观念。不过，儒家的道德自主观念却是可以为中国人接受个人自主（个人自由）的观念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儒家并不用为此根本地改变自己的理论建构。当然，在以儒家政治理论为主流支配下的中国政治理论理路中，要融入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观念——人权，理论上需要解释的问题还是非常之多的。 [4] 如果说前述二陈的论文指出了某种思考的方向的话，我们对于这一思考必须怀抱解释的慎重态度。蔡英文在《人权的议题：人之主体权利、国家与政治权力与文化差异》的论文中，对于儒家思想与人权观念的差异性加以特别的强调，认为需要对于二者的共同性进行审慎处理。 [5] 而陈强立题为《人权理论与儒家思想之整合：一个后设理论问题》的论文，更认为儒家传统的道德预设与人权的道德预设是相互冲突的。 [6] 石元康撰写的论文《天命与正当性：从韦伯的分类看儒家的政道》，指出儒家是有政道思考的，但是，这一政道思考却完全不同于民主政治的政道思考。因此，不能指望在儒家的政道之思基础上直接确立现代民主政治的政道。 [7]
比较而言，上述几位论者论及西方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时，有着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是，认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完全能够开发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那样的政治资源；另一种取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安排是不同的结构，难以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开发出像西方现代政治思想那样的资源。两者各具其理。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百年进程中，这两种主张构成不同的思考路向：前者显示出一种完全属于“中国的”政治思想的特殊化论说倾向，似乎中国人不假外求，也可以发现属于自己的现代转变道路；后者提醒人们，除开融入西方人展示的现代世界，将普世性的政治理论在中国的表现形式纳入总体的人类政治思考图景中理解，才足以切入中国人的现代政治思虑，并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当然需要指出，这两种认知仅仅是思路的差异，不存在对错的区分。但围绕这两种思路，政治理论在中国的展开状态，就有了很大的区别。
陈梁书的后三个部分，大致可以说是对前述核心问题的展开式论述。当中国走出传统成为既定命运的时候，西方的政治理论话语之进入中国，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需要政治理论家们解释的是，为什么现代西方主流的政治话语在一个长时期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倒是西方非主流的政治理论话语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政治理论话语？为此，审视中国政治理论的学者，不能不认真处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样的宏大问题。陈梁书以全书四个部分的两个部分来处理相关问题，可以看出编者作者对于这类问题的重视程度。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一方面，“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思想世界的历程颇为曲折”。 [8]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具有回应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转型的理论资源。关于前者，李强的论文《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 [9] 进行了清理。他指出了中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误解——自由主义仅仅在强调弱国家的基点上来接引现代国家的诞生。其实自由主义是主张国家能力意义上的强国家的。他认为这对于当代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而钱永祥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思想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撰写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 [10] 特别强调了自由的价值从平等中引申而出的自由主义理论的远义，而且认为这对于解决中国内地当前的实际问题的指引作用尤其显明。江宜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台湾。描述了台湾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困境。 [11] 而甘阳则对于中国内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进行了再梳理，认为将二者定位于自由右派与自由左派，更能清楚二者的政治理论主张与实际导向。 [12]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编者与作者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与中国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现状具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的紧密关联状态，就不能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总体情形。梁文韬的论文《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前景》， [13] 描述了邓小平政治理论的实效指向，同时他认为当下中国现实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邓小平理论所设定的规范，并就此分析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前景。王晓莹的论文《中国的改革：没有资产阶级主体的资本主义革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问题进行了分析。 [14] 而李翰林《唯物史观、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则依据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如Walzer，Miller），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更为适合中国的长远发展需要。 [15] 这些论文，对人们了解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复杂面相，提供了帮助。
无疑，“现代”之成为“现代”，是有其多元的政治理论指引，而同时又有其社会政治架构的，这是现代的两个构成部分。不管怎么说，“现代”体现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局面，构成为“现代”的基本社会景观。不论这一景观值得政治理论家肯定还是否定，它都是一个事实。陈梁书所收的三篇论文对于这个“现代”事实的中国情景，进行了描述和研究。而且恰好针对的是内地、港、台的不同的情形。俞可平等学者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一文中，对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兴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它遭遇的限制进行了分析。 [16] 顾忠华以《公民社会在台湾的成形经验》为题，对台湾公民社会发挥的作用，以及它遇到的不同于大陆政府方面的阻力，遭受的财团与黑金势力的干扰进行了比较分析。 [17] 吕大乐等学者的《在家庭与政治社会之间：香港公民社会的构成》一文，对于香港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限度做了解读。 [18] 这几篇论文，可以视为中国政治学学者运用现代政治理论命题描述和分析大中华地区政治现状的尝试。政治思想研究，毕竟不是书斋的哲学运思，需要与人们切身经历的现实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给政治思想运思以源头活水。